本土化創作也要有不守一隅的文化視野xiNSHu.CoM
※本土化創作也要有不守一隅的文化視野
——答《羊城晚報》記者問
《白門柳》：用嶺南精神創作出的江南小說
記者：您文藝生涯的奠基之作是長篇小說《白門柳》，當時為什麽會選擇這麽一個非本土的題材來創作？不擔心這樣一個非本土的題材不好把握？
劉斯奮：作為一個廣東人，我對廣東、廣州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我的文化視野從來都沒有局限於廣東，我一向是從整個中華民族的曆史、文化來觀察和思考問題的。既然我想從自身的修養、積累出發去寫中國的文化，就不能拘泥於廣東；而明清之際的江南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並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要揭示中國文化在某個曆史發展階段的最新動向，明末清初的江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另外，曆史小說和現實小說不一樣。曆史是已經過去的歲月，時至今日，可以說江山依舊，但人事早已全非，地形地貌固然需要考察，但當年的人和事則隻能憑借曆史資料去想象揣摩，就這一點而言，不論是江南作家還是嶺南作家其實都是一樣的。當地作家會有地利與人和的優勢，但外地作家卻是旁觀者清，受成見成說影響更少些，創作起來更加自主。
記者：但畢竟您是廣東人，長期受到嶺南文化的浸染，這對您創作這部小說有什麽影響？
劉斯奮：嶺南文化的特質據我的總結就是：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因此，我在創作中所恪守的，一是要敢於有所突破。古代的精英知識分子階層，古代的大思想家，以這些人物作小說的主角，前人似乎未有範本，應該說是一個有相當難度的新嚐試。二是以平視的角度對待這些大名鼎鼎的曆史人物。把他們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平常人來探究、來描寫。之所以能夠這樣做，也許都是源自嶺南文化的創新傳統和平等精神。
記者：《白門柳》寫的是江南題材，有很濃的江南味道，而您是廣東的作家……您認為這部小說是屬於嶺南文學還是江南文學？
劉斯奮：我覺得它屬於中國文學，這是由我的文化視野決定的；或者說，它是用嶺南文化的精神去寫出的一部關於江南的曆史題材小說。這本身也已經跨越了地域。
美術創作：不管這派那派，畫好就行
記者：您在美術創作審美上有沒有自己的追求目標？
劉斯奮：這和文學創作類似，還是我對嶺南文化的那三點歸納。我沒有明確的師承，但人人又都是我的老師，也許就是所謂博采眾長，然後自成麵目吧！我很強調走自己的路子。因為在藝術創作中，共性是沒有多少價值的，隻有獨一無二的個性才是有價值的。所以我根本不想歸入哪一派，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藝術感覺，努力把畫畫好，才是最重要的。寫完小說，不想幹了，就畫畫，先是畫古代人物，再畫現代人物，現在又畫山水……當然，每樣都有一定的目標和追求。
記者：加上詩詞、書法創作及文化理論的提出，這種跨界確實可以看成是嶺南文化精神的一種影響。
劉斯奮：工業文明之後，從家庭小作坊生產到大工業的流水線生產，這在物質生產上極大滿足了社會對消費的需求，是人類社會一次大飛躍，功不可沒。但嚴格的專業分工，也對人的精神創造產生負麵影響，嚴格的專業分工，壓抑了人的多種潛能的發揮，標準化的大批量生產，則扼殺了精神創造的個性。嶺南文化精神也許有助於突破這種後現代困境。
記者：雖然您強調了不守一隅的精神，但在您的這些畫作中還是隱約可以看到嶺南的影子，比如畫中的山水總是溫潤的。
劉斯奮：這隻是表象，造成這種麵貌也許是我更崇尚中國傳統的審美理想，即含蓄、圓融、內斂。而且，中國傳統的繪畫也傾向於表現人生美好的一麵，不像以原罪、救贖為核心的西方文化那樣直接表現死亡、血腥、戰亂。至於整體畫風，我則是繼承了中國文人畫的寫意傳統，這次到中國美術館搞展覽，就有評論家認為我是最大限度地去西方化，並糾正了嶺南畫風中某些功利和媚俗的偏頗。當然，由於我生長於嶺南，平時所見都是青山綠水，這自然會強有力地影響著我的心境和創作。不過重要的是，同樣是青山綠水，如何畫出自身的個性和特點，畫出自身的文化情懷，而不是盲目地模仿和跟風，才是最重要的。也隻有這樣，廣東繪畫才會突破嶺南一隅的局限，真正走向全國。
本土性：嶺南文化就是雜交文化
記者：您怎麽看文藝創作過程中對於本土性的強調？
劉斯奮：如果本土性是指題材，特別是現實題材，自然無可厚非。因為一個藝術家，對於生於斯、長於斯這片土地，無疑有著先天的生活優勢，表現起來會更加得心應手。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廣東湧現出一批直接反映改革開放的電影、電視劇，像《雅馬哈魚檔》《公關小姐》《外來妹》《情滿珠江》《英雄無悔》《和平年代》等等，都曾經引起全國轟動。而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是長期生活在廣東，是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親曆者和見證人。不過後來，這種廣受關注的效應就失去了勢頭。原因是多方麵的。我想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本土作者的創作觀念未能跟上時代的發展。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觀眾和讀者的品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已經不再滿足於對生活作原生態的再現。而是要求從題材、觀念到表現形式都有更大的開拓，更高的提升。而我們的作者，卻仍舊隻滿足於原來的一套，變得止步不前。他們最終失去觀眾和讀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實上，即使是現在，廣東有很多生活形態、思想觀念，都仍然是走在全國前列的。問題是我們的文藝家如何使自己對這種現實生活的認識和表現，從原生態的層麵上，提升到一種新的審美高度和思想高度，從而給觀眾和讀者以更深刻的啟迪和更高層次的審美愉悅。而這，實在是當前本土性創作所共同麵臨的一大課題。
記者：您如何看待近些年來廣東所謂新移民作家的現象？
劉斯奮：我從來都不狹隘地強調本土性，廣東文化的本土性從來就不是封閉自守。廣東是曆代移民大量地、不斷地遷入的地區，不同地域的文化在這裏“雜交”，其強大活力也恰恰體現在這裏。也許可以說，廣東文化的本土性就是雜交性，也是這個社會開放包容的原因。我注意到一個現象，對嶺南文化感興趣而且去研究的，大多是來自外省的新移民。作家也是一樣，他們來到廣東，發現這裏和家鄉不一樣，馬上產生研究和創作的興趣。有時候本土人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生活形態，他們反而能發現其中的不尋常。這也有點像我寫江南風物時的情況。當然，也不能滿足於浮光掠影，需要真正沉下來，慢慢地去深入琢磨體會，包括廣東的現狀和曆史。如果說，我作為廣東作家，尚且能寫出《白門柳》，那麽對於新移民作家，就沒有理由懷疑他們能寫出一部更加出色的關於廣東的作品來。
記者：如何看待有些評論家呼籲廣州文藝創作要對諸如西關風情的再現？
劉斯奮：廣州西關是一個廣府地區習俗比較集中的地區，加以關注和表現當然有必要。但西關風情涵蓋不了整個嶺南的文化，如果隻強調這一點，倒把本土性理解得狹窄了。
原載《羊城晚報》2014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