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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積薄發 魚躍鳶飛

  ※厚積薄發 魚躍鳶飛

  ——答《南方企業家》記者問

  在廣州最大的畫廊“太和堂”的展廳裏,記者與溫文爾雅的劉斯奮主席相對而坐,隔著透明的玻璃桌,儼然一副談判的模樣,隻是劉主席朗朗的談笑聲,才使得相對的形式如沐和風般潤澤;麵對著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畫家,記者仿佛感受到古代文人畫家黃公望、倪雲林、徐渭、董其昌、八大山人的氣息……


  一

  記者:您的長篇小說《白門柳》曾獲得中國小說最高獎“茅盾文學獎”,後來又作為經典作品收入《中國文庫》。我們一直認為您是廣東文壇的榜樣,但您在繪畫上的成就更令我們非常吃驚,您是家學還是有師承關係?

  劉斯奮:有人對我說,你寫小說,怎麽突然畫上畫了?其實我從小就喜歡畫畫,總想當個畫家。1962年中學畢業就想考美院,可惜碰上國家經濟困難時期,許多學校下馬或停止招生,廣州美術學院油畫係和國畫係都停止招生,隻招工藝係。我覺得沒有興趣,轉考中山大學中文係,於是畫家夢變成了作家夢。“文革”期間畢業,分配到了海南島。後來調回廣州,進了黨政機關,就變成從政了。


  我從小好動調皮,做過畫家夢和作家夢,唯獨沒做過當官夢。從政後,心裏始終也沒放棄少年時的夢想,於是就“不務正業”地寫起小說來。前後16年的跨度,把巨大精力都投入到曆史小說《白門柳》上,130萬字寫下來,就像長征一樣,到跋涉完了那一刻,回想起來直覺得後怕。


  一般情況下,別人會認為你得了大獎,就應該抱住它繼續往上壘,以便成為“權威大師”,但這不符合我的性格。而且我不是專業作家,可以不按這種“遊戲規則”走棋,比較自由。碼文字的激情一過,興趣一轉,畫畫了。從中國文人的傳統來說,這種狀態本來是很常見的,用分工嚴格的現代觀念看,反而有點不正常了。其實就我對自己的感覺,也許畫畫的天賦才是最高的,因為駕馭起來最不費力。我認為中國畫,特別是文人畫,最重要的是靈性和妙悟,因此有意不拜師,也不像通常學畫人那樣臨摹,隻是廣泛讀古人的畫,用心去感受、領悟,然後充分按照自己的個性去發揮。


  記者:繪畫是您的終極理想嗎?


  劉斯奮:也很難這樣說,隻是在我的天性裏,有那麽一種執著,就是一旦決定做一件事情,總要全力以赴,並且定下目標,盡自己的能力把它做好,而不想僅僅滿足於“票友”的身份。這是我目前的想法,但最終能達到怎樣的高度,隻能留待以後去驗證。


  國畫,特別是文人畫,絕對需要文學、思想及傳統文化積累的支撐,沒有這個支撐,是不可能達到一定高度的。我的前半生,做學問、寫小說都是一種積累,恰恰是這種積累,日後顯示出它的作用和優勢。許多畫家畫到五六十歲就開始往下走了,年輕時還可以靠點敏銳和激情,一旦上了年紀,這些方麵不可避免會消退,又沒有文化積累和修養的支撐,畫就越來越空洞了。有人對我說:你怎麽還能往上走啊?我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許與我在前半輩子中,有意無意地一直在做畫外功夫,這方麵的積累比較充分有關吧。


  記者:您的人物畫格調高雅,有著很濃的文人氣息,從造型和用筆上非常專業,絲毫感覺不到是政務繁忙後的業餘之作,這又讓我們很吃驚。您是怎樣解決這個矛盾的?


  劉斯奮:這也牽扯到素養的問題,中國古代的文人畫家絕大多數都不是專業的,有許多是當官從政和做學問,他們從來就是一種業餘狀態,那時候專門畫畫的人地位反而不高,譬如王維、蘇東坡、董其昌都做過官,還有許多畫家也是把從政和做學問作為人生的主要追求。這可以說是美術史上的一種常態。隻是由於現代分工越來越細,將其掰開來了,從中國傳統文化出發,它並不利於中國畫的發展。文化品位應該是中國畫欣賞上的一個重要基點。從中國文人畫傳統來說,本來我這種狀態是很正常的,現在看反而變成不正常的了。


  其實,做行政也好,做業務也罷,不要把它看成是與繪畫的衝突和對立,應該能將其包納進來,看成是一個互相補充促進的有機整體。這也是一種胸襟,所謂“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這就是行萬裏路,與各種人和事打交道,見識廣了,眼界提高了,胸襟開闊了,再回過頭來畫畫,不是挺好麽?


  我始終是個文化人,真正情有獨鍾的還是藝術。我從沒有把做官當成安身立命的歸宿,既然命運有如此一段的安排,那就盡自己的能力去做了,也是從另一個位置上對國家社會承擔義務。


  二


  記者:人物畫在中國畫領域裏曆來是被人們公認的難題,特別是寫意人物畫,而你知難而進,取法中國文人畫之舍形似重神似,舍客體再現重主體抒發的審美傳統,使作品達到一種“移形就意”“隨意造形”的藝術境界,這種藝術觀是怎樣形成的?

  劉斯奮:畫什麽,不畫什麽,畫家首先要有感覺才行,我從小就對人物畫有感覺。應該說,中國傳統的山水畫、花鳥畫的發展比較充分了,而中國傳統人物畫是最弱的,也許是過去沒有解剖、比例、結構的概念,古人把握起來困難一些。正由於其弱,發揮的空間就大,不比山水、花鳥,什麽方法都用盡了。同時,畫人物大寫意的畫家也不多,拓展的餘地也大。


  我們生活在當代,一定要有當代的風貌。就衣冠而言,古代的大寫意人物也隻能畫到明代。清代的衣冠已經沒法表現,這也許是傳統大寫意畫法的一種局限,但沒有發展就不能前進,就會死亡。所以,我一直試圖將大寫意的人物畫法推進到表現當代的生活。這個問題,目前美術界還沒有解決。古時候是寬袍大袖,筆墨表現起來很好看,而現代人穿的是短袖短裙,露胳膊露腿,筆墨表現起來是個難題,如果能突破,對於大寫意人物畫的發展無疑是很有意義的。而我當前努力的一個點,就是嚐試用大寫意的辦法來表現當代人物。


  記者:這個難度確實非常大,但您畫的人物結構是很準的,畫之前會起稿嗎?

  劉斯奮:我的畫全不起稿,信筆就畫開去,包括很大的畫(指著展廳牆壁上懸掛著一幅丈二匹的山水畫)也沒起稿。我還畫了十四五米長的山水畫,也不起稿,這與寫文章一樣,確定一個開頭之後,就隨形就勢地生發開去,風行水上,自然成文。這與寫書法同一個道理,你不能想象寫書法也起稿,那樣筆墨就會拘謹呆滯,毫無生氣。所謂書畫同源,文人畫是用書法的線條結構來表現對象的,把線條筆墨的獨立審美價值視為生命和靈魂,形體的準確表現已經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事情。


  記者:欣賞您的畫作,除了感受以書法入畫行雲流水般的舒暢,其人物獨特的神采也深深打動了我們。


  劉斯奮:現在的美院對毛筆的訓練不太強調,更多重視形體和結構,對毛筆運用的掌握不夠深入,是體味不到頓、挫、提、折等轉換韻味的。古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譬如十八描啊,以及常說的曹衣出水、吳帶當風等等,它們都是為表現形體服務的,現代很多畫家也僅僅把線條視為表現形體的手段,其實中國畫發展到大寫意時主次已經倒過來,是借助形體表現筆墨。形體不是主要的,筆墨內部的節奏才是重要的。


  比如說,宋畫的花鳥還是很具象的,到了徐渭、八大山人,真實的鳥和魚並不是那個樣子的,葡萄、荷花也不是那個樣子的,他是借助鳥和花的形體來表現筆墨。正因為如此,筆墨獨立的審美價值很重要,這類作品借以動人的不是形的真確,而是物象的神韻和筆墨本身的節奏和情緒。像中國書法以正楷為標準,但寫到行書,間架結構已經發生了相當變化,到草書就更是完全變了形,它隻是借助漢字的形來表現線條筆墨的情緒節奏。


  中國繪畫藝術審美的最高境界是不走一端,太柔美和太陽剛都不對,它應該是中庸,是一種過猶不及,要內斂和含蓄。


  記者:我看過您1994年出版的《劉斯奮人物畫選》,正如香港大學周錫複先生所說,您的作品是“建立在深厚文化素養和妙悟基礎上的,一種縱逸不羈的個人風格正在形成……形成了簡練雄放、韻味悠長的大寫意風格,在近世嶺南人物畫中注入了難得的陽剛之氣”。嶺南藝術素以靈秀著稱,能在這樣的氛圍中張揚陽剛之氣,確實難得;對於陽剛,您是怎麽理解的?

  劉斯奮:其實中國繪畫藝術審美的最高境界是不走一端,太柔美和太陽剛都不對,它應該是中庸、內斂和含蓄。過了頭就不好,因為過猶不及。就像書法中的“一”字,隨手一橫毫無韻味可言,起筆時必須先回鋒、轉折、折行後再回收,整個走勢是守住中間,也就是“執其中”。這個“一”字的寫法其實大有學問,因為它包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要義。說到陽剛,如果說是對柔弱的一種糾正,自然是必要的,但最終的境界應當是剛柔並濟。


  記者:聽說您最近在潛心於中國山水畫的創作,您的寫意人物畫已經具有獨特語言、獨特的麵貌和風格。我們很想知道您在山水畫上的追求。


  劉斯奮:我更強調寫心中的山水。如果你去外麵走走看看,會發現真實的山水沒有心中的山水那麽美,隻有經過內心的感悟和藝術提煉的山水才能達於理想。山水畫也同樣不是簡單的技巧的問題,為什麽我們常常畫不到古人的那個程度?主要不是技巧不如他們,而是你缺少古人的一種胸襟氣象,一種詩意的感悟和把握,沒有這些就談不上境界,你的山石和樹木畫得再好也沒用。就像黃公望、倪雲林,他們淡泊功名,生活在與世無爭、寧靜平和的精神世界裏,才會自然而然地創造了一種“平遠山水”的畫法,使人感到一種遠離塵世,靜謐超脫的高妙境界。


  現代山水畫的毛病,就是缺少這種東西,以為加點霧氣和飄渺,就有了詩意,哪有這樣簡單啊!

  記者:這是否與現實生活中畫家本身的浮躁有關?


  劉斯奮:對,作者本身的素養和精神境界很重要,素養越深,精神境界越高,就越能抵禦外物的誘惑。古人說“大隱隱於市”,就是這個意思,但必須有定力才行。我們現在是處在文明、和平的年代,過去,在明末元初,戰亂紛紜,那些文人也沒地位,甚至隨時要逃難,但倪雲林、黃公望等人照樣開辟出一種寧靜的藝術境界。隻要你的內心夠強大,你就能創造一個思想與精神世界的家園,讓讀者進入你的作品中去接受洗禮,安頓心靈,所以說到底決定因素還是作者自身的胸襟境界。


  三


  記者:您稱自己是“快樂的蝙蝠”,身份常在“是與不是”之間;很多時候,您的藝術創作都處在一種“非職業”狀態,但作品又具有一流的專業水準。您是怎樣把握創作激情,來完成諸如文學、繪畫等藝術個性的揮灑?


  劉斯奮:在藝術創作上,我崇尚的一是個性,二是激情。藝術作品的價值就在於獨一無二,與眾不同。而工業文明時代的生產方式卻是尋找事物的共性,然後成批量地製造,覆蓋市場。現代的畫界受其影響,致使作品的趨同性太強,包括教育和各類評獎,都有著自身的某一個共同標準,這些都不利於個性的發揮。作為藝術家,你一定要明白你的價值就是其唯一性,並通過作品的激情來打動人,讓人們能感受到你心靈的律動和情緒的變化。


  當然,我所說的激情絕不是表象化的猛烈敲擊,而是一種很深厚的情感貫注。記得我曾經看過一個畫展,抗戰時期,廣東有個叫符羅飛的畫家,用鉛筆在很小的紙片上畫當時人民受苦受難的情景。那幅名為《七個警察和一個婦人》的作品,這麽多年過去了,現在想起來還是那麽動人,就是因為他畫的時候傾注了激情。


  對我的藝術創作來講,業餘的狀態更能保持一種激情,為了延續這種狀態,我盡量使自己在多個領域裏遨遊,藝術創作的最佳狀態的應該是“非職業化”的狀態。


  記者:古代有些大書畫家也是身居官位,如蘇軾、王安石、白居易、米芾等,和您有許多相同之處,這是否是您對文人畫得以更深理解的原因?


  劉斯奮:我從小就喜歡傳統文化和古典的東西,詩詞、文章接觸多了,人生的價值觀就會受其影響,身上的士大夫氣息就比較重。關於文人畫,我們前麵已說了不少,但有一點還沒有說清楚。真正的文人在寫文章賦詩時,是絕不能雷同的,因為這不僅毫無價值,而且會貽笑大方。這種創作習慣就拉開了文人字畫與書匠、畫匠的距離,現在有不少畫家,可以將一批畫畫得幾乎一模一樣。我沒這個本事,讓我畫兩幅相同的畫,心中這道坎就邁不過去。這就是文人的經曆給我形成的一種規範,不能重複。現在很多畫家還不明白這個道理,畫來畫去成畫匠了。


  四


  記者:在欣賞您的畫作時,我們會想到南宋寫意人物畫家梁楷,對繼承傳統和藝術創新,您是怎麽看的?


  劉斯奮:幹什麽事情,我都會想清楚再去做,這樣才能事半功倍,創新也不要去愣想,那會是刻意的,不自然。在中國審美觀裏,刻意為之,痕跡顯露,就掉到二三流的檔次了。藝術的創新應該是藝術家天性的自然流露。


  譬如我看達利的作品,有許多就是愣想出來的,因為西方寫實繪畫藝術已經走到頂峰了,要想突破很難,達利就冒了出來,用頑童的心態來尋求突破,迎合了當時的潮流,於是引起轟動。但他不是真頑童,到了一把年紀,隻能扮頑童,因此總缺乏真頑童那種率真和自然。


  記者:您提出的“朝陽文化”理論,對廣東文化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您認為文化理論在藝術創作上具有什麽樣的意義和價值?

  劉斯奮:實際上那並不是文藝理論,隻是談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一種大趨勢。現在的許多所謂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是工業社會催生出來的產物,它的最大毛病是像工業生產一樣,尋求一種共性的規律。精神產品和物質產品其實並不一樣,它不是新、舊淘汰的關係,也不能大批量地“複製”和“生產”。《詩經》《楚辭》永遠是“獨一個”,也永遠不會被淘汰和替代的,其價值也在於永恒的個性魅力,而所謂共性的規律對它是沒有用的。當一種有突破性的審美樣式橫空出世時,現成的技巧對它就會變得沒有用。你看,宋畫的技法對八大(山人)有用嗎?對青藤(徐渭)有用嗎?傳統的寫實畫法對畢加索有用嗎?所以,真正的巨匠應當是創造出一種新的審美樣式(同時也創造了新技法)的人。當然,這是極而言之,能做到這點的人,一百年也未必能出現一個,但我們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


  五


  記者:您曾經用“三不”來概括嶺南文化的風格——不定一尊,不拘一格,不守一隅,並提倡藝術家應該用本民族的文化來演繹藝術。您認為嶺南文化應該怎麽繼承和發揚光大呢?


  劉斯奮:從中國美術格局來看,有許多的地域流派。而每個地域都會舉出一麵旗號、一個旗手。如徽派黃賓虹、海派吳昌碩、京派李可染、皖派石魯等等,廣東的情形不大一樣,盡管有“二高一陳”,有關山月、黎雄才,在畫壇享有很高聲譽。但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走的人並不多,而更多是博采眾長、匠心獨運地從事創作,這就是不定一尊;廣東一向有開放包容的傳統,對各種風格流派都能接納,這就是不拘一格;此外也不自我封閉,隻固守廣東一角地盤,大膽走出去的同時,也接納許多外地藝術家,這就是不守一隅。從藝術發展繁榮的角度來說,這種環境和氛圍可能更有好處。不過“三不”之外,有一點卻是必須堅守的,就是民族文化傳統的“根”。這是中國藝術和藝術家在世界上賴以生存、自立和贏得別人敬重的基石。把這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嶺南文化人就能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記者:人們說,您是畫家中的一個很特別的“另類”,因為您有多種的身份——畫家、作家、詩人、學者和官員,並在各領域都卓有成就,這是十分罕見的。在眾多的身份中,您最滿意的身份是哪種?


  劉斯奮:也有人說,你如果一樣東西搞到底就能成大師了。我的性格還是受嶺南文化的影響。中國人講實用和理性,而嶺南人尤其突出,嶺南文化崇尚自由自在,瀟灑適意,不太願意受名韁利鎖束縛,因為那樣會活得很累。其實人生不過百年,能夠把自己的潛能盡情發揮,就很“過癮”了。能走到什麽高度其實倒不太重要,而且往往也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


  記者:對待後學,您有什麽建議和忠告?


  劉斯奮:這一代的年輕人與上一代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完全一樣,所麵臨的人生課題和生存壓力也不完全相同,但有一點恐怕還是適用的,那就是一定要從實際出發,更清楚地認識自己,揚長避短地發揮天賦和潛能,才能有所作為。


  2006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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