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審美理想是人類藝術的高端追求

  ※中庸的審美理想是人類藝術的高端追求

  生存與繁殖是人類一切社會行為，包括文學藝術創作在內的最初出發點和終極歸宿。例證是顯而易見的——一切民族的語言、音樂、民歌、舞蹈，乃至美術，追溯其原始形態，都無不與其生存與繁殖的需求相聯係。這似乎已無須論列。事實上，即使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其各種行為盡管被裹上五花八門乃至自欺欺人的包裝，但如果一直“剝蕉至心”，則仍舊脫離不開生存和繁殖這一本能需求。


  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人類想獲得生存與繁殖的理想環境，最重要的就是實現天（宇宙）、地（地球）、人（包括各種生物）的和諧相處。而和諧相處，就是萬物在宇宙的力場中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偏不倚，不過不激，圓融通洽，周而複始。然而，這樣一種局麵其實又是無法長久維持的。由於萬事萬物處在不斷運動的狀態中，當因此而產生並積累下來的各種能量，飽和到一定的臨界點，就會打破既有的平衡，和諧也就轉變為矛盾和衝突。因此，所謂“和諧”，永遠隻能是一種相對和暫時的狀態。


  雖然如此，但不等於人類不應為實現，並盡可能長久維持這樣一種狀態而努力。因為這樣一種狀態，畢竟是人類生存與繁殖的一種最理想環境。事實上，千百年來，世界上不同種族、不同國家的人們一直在反複摸索，提出過各種各樣的解決之道。這其中，最明智的應當是同時考慮到事物發展不平衡的絕對性和平衡的相對性，從而提出一種能夠兼顧二者的互動和變化的把握方法。而這，恐怕就是由中國人最早提出來的中庸之道。


  所謂中庸之道的“中庸”一詞，出自記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作為一種美德，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普通的老百姓缺乏這種美德已經很久了。這是“中庸”的最早表述。後來孔子後裔子思撰有《中庸》篇，經秦代學者修改整理，收入《小戴禮記》中。到了宋代，因學者程顥兄弟和朱熹等人對中庸之道的極力推崇，《中庸》遂成為自宋至清曆代的經典教材。中庸之道由此深入人心，演化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傳統。中庸之道的主要思想就是主張：人在處理與外界的關係時應當把握“執其中”的原則。所謂“中”，就是凡事不要太過分，但也不要達不到；而“庸”，就是指一種平凡不爭的狀態。根本要求就是在事物的兩個極端之間選取或者把握一個中道，並在實際行動中隨時隨地加以貫徹。


  之所以說這種觀念兼顧了事物發展不平衡的絕對性和平衡的相對性，是因為它既承認事物會經常發生偏離“中”，即失去平衡的情形，同時又明確提出“執其中”，即回複相對平衡的行動要求。這是一種動態地把握掌控事物發展的思想，與中國經典哲學《易》中的變易觀念可謂互為表裏，相輔相成；而與其他民族基於宗教教義衍生出來的永恒固定的絕對理念大相徑庭。


  如果說，中庸之道是中國的一種源遠流長的哲學思想的話，那麽體現在文學藝術創作方麵，它與孔子秉持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審美標準，以及由此形成的“溫柔敦厚”詩教無疑是同質同構，一脈相承的。其根本都是強調無論是構築意境，還是表達情緒都應當“執其中”，認為過猶不及，主張“長歌當哭須在痛定之後”，以免“失之大怒其辭躁”。這種審美理想，在數千年間，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曆代文藝家的思想和創作，並成為評判作品成就高下的公認標準。


  應當指出，中庸之道並非消極無為之道，恰恰相反，它是一種積極、行動之道。隻不過它追求的是通過努力使事物歸於相對的平衡，而不是加劇或屈從於不平衡。這較之狂飆突進或因循守舊，更需要深遠的目光和更強大的定力。同理，傳統詩教中的溫柔敦厚，也並非不能怨，不能哀，不能樂，不能怒，而是要求往而能複，放而能收，最終複歸於“中”的節製。因為怨、哀、樂、怒作為人類情感的一種必需的宣泄，其實是人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所導致的結果。它歸根結底是天、地、人所處狀態的一種體現。隻有控製在一定的“度”以內，即相對平衡狀態內，這種怨、哀、樂、怒才不至於危害人類的生存與繁殖。如果超越了“度”的約束，相對平衡無法維持，和諧也就遭到破壞，這無疑不利於人類生存與繁殖的終極需求。這應當就是根植於中國尚用文化基礎之上的溫柔敦厚詩教，對美的功能的本質認識和要求，也是中庸之道在文學藝術中的貫徹和體現。如果我們承認生存與繁殖是人類一切行為，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最根本的出發點，那麽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之一的中庸之道審美理想，也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衡量人類文學藝術的重要標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