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上的發言
※在2014年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上的發言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150多年，是中國曆史的大變局。這個變局從短時段來看，是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門戶，使中華民族麵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不過，就長時段而言，則是一次文明的涅槃，是已經落後於世界的中國農業文明，憑借鴉片戰爭的契機，向先進工業文明開始艱苦卓絕的轉進。這種文明轉進，除了在經濟、政治、軍事引發一係列變革之外，文化也無法置身其外。五四運動前後，掀起了一場席卷全國的新文化運動，就是這種演變的結果。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則是白話文勃興，並最終取代文言文成為主要的通行文體。這種轉變，無疑有其深刻的社會曆史根源，並非僅僅由於當時一批提倡者，發表了一通現在看來不免過於偏激的言論所能實現的。事實上，僅僅過了一百年，新興的白話文就因為適應中國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進、文化向社會大眾的普及和東西方日益密切交流的需要，迅速大行其道，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盡管時至今日，白話文還處於繼續發展的階段，還遠未成熟，甚至還出現某些低俗化的現象，但是，無論是詩歌、小說，還是散文，都已經成了白話文的天下，卻是不爭的事實。
總的來說，近百年來華人寫作主動積極向西方學習，加上引進和推行西方教育方法和體係的結果，的確徹底地打破了中國文化的原有格局，改變了許多傳統的觀念，極大地開闊中國人的視野，也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這一點是不能否認，也不應抹殺的。
當然，如此規模巨大而且深刻的一場變革，既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沒有失誤。特別是就文化來說，其中的成敗得失，仍舊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反思。就白話文的寫作而言，檢視近百年來的成果，不難發現，時至今日，雖然也產生了一些優秀的文藝作品，出現過若幹具有影響力的藝術家，但真正傑出的作品，那種充分地體現一個時代的精神訴求，並經得起曆史的檢驗，能夠讓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們都能從中獲得豐富的審美享受、深刻思想啟迪以及前進力量的作品還屬於極少數。即使有些作品能轟動一時，其實並不意味著就是“高峰”，它的轟動效應，往往隻是由於適應了某個時期人們的欣賞心理，引起了共鳴，等到人們的心態、認識改變了，效應隨之消失，甚至很快被人遺忘。這在古今中外的藝術史上可以說屢見不鮮。另外，傑出作品也不是靠鼓吹炒作就能造就的。曆史公平而且嚴正，是什麽層次，最終還會落回那個層次，這是不以炒作者的意誌為轉移的必然規律。更別說那些假冒偽劣的東西，最終隻會作為垃圾被拋棄掉。因此，從整體來說，與古代的輝煌成果相比，現代白話文的寫作目前還處於初級階段，還遠算不上巨匠輩出，名作如林的高峰時代。當然，這並不能成為我們放棄努力的理由。中國的以及全世界的華人藝術家有責任，也有誌氣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艱苦努力，去開創無愧於我們傑出的前人的又一個文化高峰時代。從曆史經驗看，文藝的盛衰，是與民族的盛衰相伴隨的。在今天來說，則可以預期：隨著民族全麵複興的實現，文藝也必定會迎來繁榮鼎盛的高峰。不過在此之前，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為了促進這個時代的到來，在回顧近百年華文寫作之路的基礎上，我想提出兩點思考與各位共同探討：一是提倡反俗複雅，二是回歸詩教傳統。
先說反俗複雅。開啟於一百年前的白話文運動，固然有其曆史的必然性和巨大功績，但毋庸諱言，對傳統文言文過於徹底的排斥和摒棄，卻使華文寫作走上了一條舍雅求俗、棄精取粗之路。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一百年當中，中國文學作為語言現象，是一個不斷俗化、不斷把文學語言降低為現實語言的流程”。白話，作為一種民間的流行語言，在具有天然活潑的生命力的同時，也具有不少粗鄙、惡俗，甚至暴力的表述傾向。白話文運動在勝利推進的同時，也為這種語言暴力打開了放縱之門。事實上，在某個特殊的曆史階段，這種暴力化、粗鄙化甚至發展到了駭人的狀態，端莊的舉止、高雅的談吐、優美的文辭成為批判對象，美德遭到踐踏，人格日趨卑下。暴力語言與暴力行為結合，曾經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劫難。推行市場經濟以後，政治化的狂熱暫時消退，隨之而起的拜金熱潮又驅使文化轉向媚俗。流行文化成了主流文化，80年代曇花一現的審美覺醒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已蕩然無存，大量的垃圾文字如垃圾食品那樣毒害著民眾。在網絡時代，點擊率成了衡量文字的最高標準。網上流傳的文字，低俗化的傾向尤為嚴重，鬧嚷嚷的痞子式的狂歡，沒來由的語言群毆，黃段子、灰段子、黑段子的熱擊，熒幕充斥著大量的汙言穢語，連學者、教授的微博爭辯，也粗野得如同潑婦罵街，古人那種即使絕交也口不出惡言的風範，於今再也不複見了。語言的墮落，也就是文化精神的墮落，這也直接、間接地對華文寫作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並蔓延到題材的選擇、表達的方式和價值的判斷。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重的憂慮和高度的警覺。為此，我覺得華文寫作的同仁們有必要呼喚一種“反俗複雅”的寫作風氣。大力提倡向古今中外的經典作品學習，大力繼承和推崇“尚雅”的傳統，以抵禦和反擊當前泛濫肆虐的惡俗潮流，否則隻會延誤我們為之奮鬥獻身的事業。
第二點，我認為當前的華文寫作，不管詩歌、小說、散文，乃至一切其他藝術，都必須認真解決和始終堅守住中華民族傳統的審美理想。一個民族的審美理想，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製高點。隻有站在製高點上，才能真正與別人分庭抗禮。中華民族傳統的審美理想就是孔子從中庸之道出發所提出的“詩教”，其中的“溫柔敦厚”觀念被後世運用到文藝創作及批評領域中，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的審美原則。例如寫詩，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太憤怒或太悲傷時都不適宜作詩。太憤怒，會“失之大怒其辭躁”；而悲傷過度，則會撕心裂肺，寫出來的詩都不會好。所以主張“長歌當哭須在痛定之後”。這與以執著的宗教信仰為基礎的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西方藝術主張憤怒出詩人，以激情之極度發揮，揭示之窮盡形相，表現之繁複淋漓為最高境界。用一個不盡貼切的比喻來說，就是中國文化是“包子”文化，什麽都包在裏麵；而西方文化則是“比薩”文化，什麽都擺在表麵。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審美理想。
孔子的中庸之道，簡單概括有三點：一是在差異中尋求平衡，避免“過”與“不及”；二是“用中”，即孔子總結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三是“中和”。“詩教”的審美追求就是表現在含蓄的情感表達方式及中和之美上。《禮記·中庸》裏認為：喜怒哀樂之情尚未表現出來時，謂之為“中”；表現出來後又能順應自然，符合節度，則為“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人追求的最高理想。若能達到不偏不倚、盡善盡美的中和之境，天地就會各得其所，萬物也會生生不息。“中”與“和”在這裏成了宇宙的最高秩序與法則，因此把握住了“中和”，也就把握住了道。這種觀念在審美表現上，則是推崇“溫柔敦厚”，注重含蓄內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以理節情。這是中國人經曆了數千年的發展實踐之後所形成的審美理想。它在精神內涵和表現形式兩個方麵，造就了中華傳統文化藝術的獨特風貌和韻味，並以其精深博大居於人類文化殿堂的前列，散發著恒久的魅力。
我認為當今的華文寫作——其實其他藝術品種也同樣，在經曆了一百多年與外界的交匯融合之後，有必要重新明確自身的定位，在藝術表現的獨特性上與西方乃至其他國家民族的寫作拉開距離。而隻有認識並守住我們自身的傳統審美理想，才能使我們的作品顯得眼光獨到，別具襟懷，與他者大異其趣，才會在世界範圍內重新贏得應有的尊重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