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傷心莫聽後庭花
因為姑娘的入席,湯垕的情緒也就好了許多。
他們一直喝到了深夜,要不是趙孟頫推脫說,第二天要去揚州看燈會,湯垕還不知道要粘纏到什麽時候呢!何老板給趙孟頫預備了最好的臥房,湯垕非要跟去,說是要說說心窩子的話。
【一】《高樓春-其四》徐積.詩
夜深正然紅蠟燭,
羅幕遮風留客宿。
是人俱愛何家樓,
自是何君德如玉。
來到房間,趙孟頫命隨從沏上了釅茶,供湯垕解酒之用。
待湯垕喝了茶,思維清晰些,趙孟頫問道:“君載呀,有什麽掏心窩的話要說?”
“子昂兄啊,趙大人……”湯垕尚未開言先淚流。
“哎呀呀,你別哭呀,我最怕女人哭了!”趙孟頫趕緊製止。
湯垕抬起頭來問道:“你,你是不喝大了,連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
“噢,我還知道你是男人啊,有道是,‘男兒有淚不輕彈’,你可倒好,動輒哭哭唧唧的。”
“趙大人啊,你是不知道,我們文人委屈啊!”
“有什麽委屈?”
“胡人歧視儒生,把我們文人排在妓女之後,乞丐之前了呀……我們堪比乞丐……”
趙孟頫有些哭笑不得:“有你這麽滋潤的乞丐麽?”
“我滋潤嗎?”
“你不滋潤麽!”趙孟頫反問道,“成天介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還不知足。”
“可是,他們,為何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沒分呀!”
“還說沒分,”湯垕說,“他們把蒙古人稱為‘國族’,劃為一等人;把色目人劃為二等人;把漢人劃為三等人;我們這些南人卻歸為最低的第四等……”
“這是什麽時候的事?誰給分的?你麽?”
“我,我哪有,那麽大的能,能,能耐。”
“要說你有那麽大的‘膿’,我信;要說‘能耐’,我還真有些疑問。”趙孟頫說,“我在翰林院工作那麽些年,翰林院就是掌管纂修國史、典製誥、備顧問三項職責,我從來沒聽見皇上有過這樣的想法,更別說製過這樣的誥命了。當然,蒙古人是高人一等,但哪個皇族不是呀?若還是我們趙家當政,你還能撈著在我麵前哭天抹淚的?我跟你說吧,蒙古人沒有把國民分成三六九等,包括色目人在內,基本上都差不多的地位。再說,取消科舉不就是為了消除士紳階層,讓人人平等嗎?”
“可是再怎麽平,平等,也不能把我們平在妓女與乞丐之間吧!我們和他們能一樣麽!”
“既然是人人平等,就是一樣的!妓女和乞丐就不是人?”趙孟頫道,“你看,妓女掙錢還需要辛苦,乞丐要飯還需要伸手……而你們儒生唻?不需要勞動,每天就會享受免費的兩餐供應[一日三餐,那是乞丐當了皇帝後的事]。
“那,那也不能把我們排在‘老九’呀!”
“當初這樣安排,隻是考慮妓女之前的戶籍,都是靠勞動養活自己的群體,隻有儒生和乞丐需要救濟。朝廷製定這樣一套‘諸色戶計’的製度,隻是為了規範戶籍,讓各級府衙便於操作。”
“便於操作?還不是作踐儒生麽!”
“你這個人說話,噢,文人麽,都這樣,酸氣十足麽!”趙孟頫苦笑道,“把儒生單獨開列出來,劃為‘儒戶’,這是為了統籌的安排,讓你們這些儒生能吃上皇糧。當初統一北方時,北方的儒戶也不過三千八百九十戶。等到南北統一,光是南方的‘儒戶’數量,就一口氣突破了十萬戶。你想,南人最是精明,若是沒有好處,能掙著加入排在妓女之後的‘儒戶’?”
“有什麽好處,就為了那一天兩頓飯?”
“你吧,真是……有些事,別人不知,你還不清楚嗎?令伯父[指湯逢龍]是淮安路稅務提領,一年為有土地的‘儒戶’減免了多少稅費,你不會不清楚吧!還有,大量的偏遠地區,根本就沒有官員管理的,這些地方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散養狀態,一點兒稅不用繳啊!”
“這不能怪我們,這都是胡人不相信我們漢人的結果,他們寧願相信那些大鼻子色目人,讓他們來‘包稅’!大鼻子懂什麽?連話都聽不懂。你說,用一群武夫、傻子來治理國家,能有好嗎?”
趙孟頫說:“讓一些色目人來收我們的農業稅,是收不上來的,難道這個道理皇上不知?你說色目人沒有心眼,這皇上也承認!可是皇上為什麽把‘稅收’的大事寧可交給‘傻子’,也不交給‘鬼子’呢?”
“還是不信任我們漢人麽!”
“色目人收不上稅來,那些稅收都在民間;若讓漢人包稅,再多的稅收都會裝進漢人官僚的腰包。”
“切,沒有了稅收,我看朝廷怎麽運作。”
“這,你就不必擔心了!”趙孟頫說,“既然是‘包稅製’,色目人收不上來‘農業稅’,就隻好強加於‘商業稅’。你也知道,商賈,大部分是色目人,他們溝通起來也方便,再說了,自己人收自己人的稅,商賈們也毫無怨言。
令尊[指湯炳龍]不是在慶元市舶提舉司任職麽,現在海上、陸上的商業貿易【1】是多麽的繁榮,你不會不知道吧?!”
湯垕點了點頭:“確實很熱鬧!”
“熱鬧?你是外行看熱鬧吧!”趙孟頫笑道,“現在的商業稅,早已遠遠超過了那點農業稅。因此,色目人在向地方征稅的時候,基本都不征收什麽農業稅,隻針對商業征稅。
你看,這麽一來,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好過的太多了。至少對於有土地的家庭來說,稅收這一塊兒就不用太擔心了,就算征收,數量也不大。
你老是說,皇上高看色目人,為什麽高看?人家能給國家掙來錢呀!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啊!為什麽瞧不起漢人儒生?你們說,除了能說幾句酸話,發幾句牢騷,還能幹什麽?
別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不覺得,現在的漢人是活得最輕鬆的時代?
你說,曆朝曆代,哪個王朝的漢人不需要服徭役?哪個國家不需要服兵役的?還真隻有我們大元朝!”
“不讓漢人服兵役,還不是他們壓根就不相信我們漢人麽!”
“現在不是南宋,偏安一隅,還需要派兵去守。現在是大中華,就根本沒有什麽所謂的邊境問題。你不覺得,現在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麽?”
【二】《王複秀才所居雙檜-其二》蘇軾.詩
凜然相對敢相欺,
直幹淩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無曲處,
世間惟有蟄龍知。
雞鳴時分,湯垕的酒也消了大半。
趙孟頫說:“君載啊,如果你是一個有良知的讀書人,應該把眼睛盯在朝廷給‘儒戶’的優惠政策上,可不能讓這麽好的政策付之東流啊!”
“為何這麽說?”
“你有沒有發現,那些家產豐厚的‘書香門第’,會趁機一代一代地兼並土地,搖身一變成為地主豪紳,反過來又會利用各種方法來欺壓貧窮的老百姓,造成貧富差距兩極化呢?”
“當然有啊!”
“所以你要製止。”
“朝廷都不管,我們如何管?”
“輿論呀,製造輿論不是你的長處麽!”
“我也就是醉酒後說說胡話。”
“胡話?”趙孟頫笑道,“說起胡說八道,發發牢騷,也就是我們元朝才有的言論自由,要是在其他朝代,誰敢胡說?
你看現在,可以隨便稱呼蒙古人是胡人;他們說的話是胡說;就連詩詞、曲雜劇中,‘夷、狄、胡、蕃’之類的字眼都好不避諱。
有的老百姓不滿蒙古人的統治,就大罵。被舉報後,官府回複是,這是他們的自由,我大元朝不在乎這些。
更有甚者,連‘謀反’的檄文也不予追究,還查辦了一批借口搜繳檄文為非作歹的士卒。這說明什麽?蒙古人無知麽?不,這正是說明了蒙古人身上有大草原那樣寬廣的胸懷。
所以,君載啊,你不要把眼睛盯在蒙古人、色目人身上,而應該注意你身邊的漢人。”
“為什麽?”
“因為有時候吧,傷害你的,可能就是自己人。”
“為何這麽說?”
“你看,茅山‘詩禍’不就是個例證?
梁棟在大茅峰的牆壁上題了一首長詩,題為《大茅峰》。這首詩題在牆上之後被許道杞得知,許道杞就以‘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將其告到了句容縣。縣令認為茲事體大便層層上報,畢竟誰也不想擔責任,把事情往上麵推就是。於是這件事‘縣上於郡,郡達於行省,行省聞之都省’,最終將梁棟押解京城下獄。
這次,漢人們幹脆就牆倒眾人推,甚至連那堵牆都給拆了運到京城。
本來梁棟以為這下完蛋了,沒想到禮部的一個蒙古人給了他一個公道:“詩人的吟詠性情,不能誣賴其誹謗,假如連詩人的詠懷都說是誹謗的話,那麽讓天下人怎麽看待天朝?”梁棟無罪釋放了。
自春秋至今兩千年的時間裏,你說,哪個朝代沒有‘文字獄’?
就說大宋吧,不就是因不滿王安石新法,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發了幾句牢騷,就被禦史中丞李定、監察禦史裏行舒亶作為攻擊、陷害的口實,對其進行彈劾,蘇軾為此差點沒了命?
正是因為沒有‘文字獄’,才讓我們的曲雜劇才隨便演,隨便唱,才如此的繁榮,最終成就了元曲麽。
大多數漢人說元朝是一個專製而又施行暴政的王朝,但如果就元朝的刑罰來說,元朝實際上是非常寬容而仁慈的。
世祖皇帝當上大汗後,就將殺罰的權利全部收到了中央政府。
為什麽要這麽做呢?
因為世祖皇帝認為:人命是最要的!治理天下,就要愛惜人命。
中統二年至四年,全國處以死刑的合計隻有119人,其中中統四年[1263年]隻判處了7人死刑,這在其他朝代,簡直無法想象。
就算判了死刑,往往也不立即執行,盡可能讓其老死獄中。對於有老父、老母的犯人,還讓其回家贍養父母,由社長看護監視便可。
而對於傷害女童的罪犯,卻決不輕饒。
《刑法三.奸非》中規定:諸強奸女幼者,處死;雖和同強,女不坐。凡稱幼女,止十歲以下。
什麽意思?就是告訴漢人,別老是踅摸那些十歲左右的小女孩,若是傷害了她們,即使她們順從,也要按強奸定罪,判其死罪……這是前所未有的啊!
你非說蒙古人野蠻落後,你看,他們把唯一的進步,給了保護兒童……”
湯垕說:“若能恢複科舉,就更好了。”
“朝廷正在研究此事呢!”趙孟頫說,“蒙古人做事粗中有細,他先讓州府衙門進行初選,要求考生必須是‘德才兼備’之人。
何為德才兼備?
並不是所學的隻是一些浮誇的詩詞歌賦,而是要有治國安邦的經世致用之學。這樣以來,也許就有很多的儒生被排斥在外了。主要原因,也就是他們摸不清國家發展的方向。
開科取士之後,對於省府選拔上來的那些落榜的考生也是要考慮照顧的。若是兩次考不上的,還會給這些落榜的考生一個‘教授’職務,也算是吃皇糧的編製。
君載呀,若是你真不想去京城做官,你先去紹興路蘭亭書院[今紹興文理學院]當山長[校長],為迎接大元朝的第一次科舉儲備一些人才麽!”
湯垕欣欣然點頭接受……
————————————
注釋
【1】元朝的海上貿易
元朝時期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這與元朝統治者的積極支持有關。
元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慶元(今寧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鹽)設立市舶司,後又在廣州、溫州、杭州增設市舶司。1297年,經過整合,保留了廣州、泉州、慶元三個市舶司。
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對進出港的中外貨船進行管理,並根據所運貨物收稅:精貨收十分之一,粗貨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稅。同時,市舶司自己也備船備貨,雇用商人經營,所得利潤七三分成。
元代,中國商船的活動範圍十分廣大,東到日本,西抵波斯灣,甚至到達了非洲東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國的船隻航行得如此遠,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已掌握了十分先進的航海、造船技術。從中國運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絲織品,另外還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輸入中國的貨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國最大的港口,所謂“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吳澄《送薑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可見,當時泉州的繁榮。除泉州外,慶元、廣州均是當時的大港,慶元主要集中進出口高麗、日本的貨物,廣州則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場名聞世界。
元朝初期,政府開始考慮實行比較穩定的海外貿易政策。
從至元十四年(1277)在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為止,是元朝取得全中國統治權後,製定和推行其外貿政策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元朝外貿政策以承繼宋代製度為主,同時根據蒙古貴族慣例和統治全國後的實際情況稍事調整。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忙古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澉浦,令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
設立市舶司之初,元朝顯然較多地對宋代市舶司製度進行了仿效。幾年後元朝又下達指示:海商舶貨經泉州市舶司抽解後,到別處貿易不再抽分,隻需繳納貨幣稅:“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當然,元初外貿政策與宋製也有若幹差異,如港口分布的差異。此時元朝外貿政策的重點在江浙、福建。在江浙、福建各主要港口中,泉州自北宋起,已逐漸成為中國海外貿易大港,不但東與日本、高麗交通便利,還與東南亞、南亞及其以西地區有頻繁的商貿往來,海外交通條件優於其它港口。
而要從賬麵上看,元朝的賦稅也似乎不重。元朝滅南宋時,將南宋時代的一切徭役雜稅全數廢除,商稅也減成三十取一。南北統一後,元朝北方征收丁稅與地稅,南方征夏秋兩稅。但操作起來,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國家財政就靠這“貿易稅”,也等於讓西方人養活東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