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 後記-彝族土官反元運動的始末
至元七年[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大理原境置雲南行省，加強了中國對西南邊陲的統治。
行省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雲南社會的穩定和繁榮，這在雲南平章賽典赤及其子為政期間均可得到證實。大德[1297-1307年]以後，行省權力受到坐鎮雲南的梁王、雲南王及大理總管段氏的牽製，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雲南封王，始於忽哥赤，但在至元八年[1271年]被部下毒死，其子也先帖木兒襲封雲南王。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忽必烈又封皇孫甘麻剌為梁王，位在雲南王之上。至元三十年[1293年]，甘麻剌子鬆山襲封梁王。至大元年[1308年]，也先帖木兒離開雲南，為梁王發展自己的勢力創造了條件。
元廷也曾意識到梁王勢大難製，想設法把他調離雲南。但英宗即位後，又將雲南王轉封給鬆山的兒子王禪。由於鬆山與泰定帝均為甘麻剌之子，泰定帝一登基便將雲南王晉升為梁王，同時賜封王禪的兒子帖木兒不花為雲南王，這樣雲南王和梁王的王位全落到王禪一家手裏，不僅在雲南實力大增，還成為泰定帝的朝中要人。
致和元年[1328年]，泰定帝死，以倒剌沙為代表的甘麻剌係和以燕帖木兒為代表的海山係展開了激烈的地位爭奪戰，最終以甘麻剌係失敗而告終，王禪賜死。但他在雲南培植的勢力猶存，從天曆二年[1329年]開始，其親信諸王禿堅不花、伯忽等由推諉、借故不入朝到公開叛亂。
在他們的誘脅下，各彝族土司也積極響應。在雲南諸王和各少數民族的聯合反抗下，給元王朝在雲南的統治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當然，雲南諸王對彝族各土司的誘脅還隻是表明現象，而封建領主製與地主製之間的矛盾才是鬥爭的主要焦點。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彝族地區特別是處在交通沿線地區經過唐宋時期的發展，其經濟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已向封建領主製階段過渡。元朝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行省後，加強了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在行省之下設置宣慰司，宣慰司之下又設安撫司、宣撫司和詔討司，盡管帶有明顯的征討和鎮守的性質，但因任命少數民族為土官，借助他們來統治當地各民族，這加強了行省和地方的溝通，客觀上為這些地區的發展創造了某些條件。
隨著經濟、文化的進步，朝廷逐漸加強了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控製，地主經濟在彝族地區邊緣地帶不斷增長，無疑限製了土官勢力的擴展，雙方矛盾激化，致使兵戎相見。緣於此，在諸王禿堅及伯忽的號召下，各彝族土官雲集響應，展開了反抗元朝廷的激烈抗爭。
蒙元時期，統治階級由於把文化水準較高的漢族文人排斥在政權的要路之外，使其社會基礎非常狹窄和脆弱，而民族偏見和歧視又造成元朝統治者始終把蒙古貴族放在最高地位，對漢人及南人等級壓迫極為嚴重，形成孤立而缺少革新的局麵，進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
更為重要的是，在封建體製下，吏治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官吏的素質，同時也依賴法令的完善和執行時的嚴馳與否。由於元朝統治者固有的民族偏見，他們均從民族特權和嚴加防範的基本政策出發，使蒙古人、色目人占據各地要津，然而他們中很大部分人不熟漢語，不通文墨，多靠差印、畫押來處理公務。因此愈是缺少文化的權貴愈易腐敗，特別是到元朝後期，貪汙橫行，民間歌謠稱:“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加之成宗後，皇帝更換頻繁，宮廷內部爭鬥不斷，厚賜諸王、濫發紙幣，又使財政枯竭，正如至順元年七月中書省臣言:“近歲帑廩虛空，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創置衙門，曰濫冒支請，曰續增衛士鷹坊。”時人針砭時弊地指出:“今天下郡邑被災者眾，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政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鹹厘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
但這時的朝廷已是腐敗至極，從各地征來作為軍需的物資，貪官從中漁獵，如至順元年九月，禦史台臣劾奏:“四川行省參政馬，發糧六千石餉雲南軍，中道輒還，預借俸鈔一十九錠以娶妾。”
統治階級內部權貴的極端奢侈腐朽和矛盾重重，使各族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固然激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因而一旦時機成熟或反抗組織出現，便形成燎原之勢的反抗運動。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羅羅斯均為彝族土官統治地區，由祿餘和撒加伯領導並涉及烏蒙、東川等地的彝族起義，表麵上是響應蒙古諸王禿堅、伯忽之亂，而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是封建領主製與封建地主製之間的一次較量。元朝在全國範圍建立行省，推行土官製度，推動了土官統治地區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這與占有當地土地和人民，即“世有其土，世長其民”的土官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把進入這一區域的元王朝封建勢力排擠出去，於是在禿堅、伯忽的煽動下聯合為一股強大的勢力，殺官吏，毀治所，迫使朝廷調動各省軍隊和大量軍需物資，經過4年苦戰，最終以封建領主製的失敗而告終。
再者，在鎮壓禿堅叛亂和祿餘土官的反抗中，朝廷調動了浙江、湖廣、江西、四川、雲南等省數十萬軍隊，耗費了大量物力和財力供應，給社會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由於朝廷征調動了大量的糧和鈔作為軍需，再加上天災人禍，造成各地饑荒不斷。導致少數民族的反抗鬥爭接連不斷，讓皇帝和朝廷頭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