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群英會（二）
「現代人作古體詩總感覺有些為難，『古詩新作』的問題也困擾著當代的古代文學愛好者，雖然這樣的話有些拗口，但是不能不加上『古代』、『現代』這些限制詞，因為時間的確是一劑猛葯，倏忽間就將原來的肥沃土壤變成龜裂的荒原。
在現代人所著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的一些對於古人詩作的賞析中，正常會說某個詩人雖然表達了對於當時社會的不滿情感，反映了當時的某種思想狀態。但由於時代的限制，其思想仍然停滯在一個什麼樣的階段。
這已經形成了一種套路。其實這也就是以現代性的視角去反思古代的文學情感表達的情況。
我們往往有同情，但是還沒有達到共情，同情是站在歷史高處去回顧從前，譬如登到山頂再去看山腳，必然是一清二楚，躊躇滿志。但當正在攀登的過程中，無論是向上望高聳入雲的山峰，還是向下看幽渺的深淵，都只會『拔劍四顧心茫然』。我們之所以認為可以看清古人文學情感表達的含義和局限，同樣也是因為我們常常也沒明白自己也正站在山腰。我們一直回顧所謂的傳統，要求恢復傳統，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當下之於未來也將是傳統。我們執著於過回顧與總結，但是忘記了發掘創造本身的內涵。
同樣這個答案也可以用來解答為什麼現代人作詩難以達到古人的水準的問題。首先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就要進行剖析，我們何以認為現代人做詩就不能達到古人的水準？古人的水準是按照什麼樣的標準來看的？我們又以什麼樣的標準來看今人的詩作？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思想維度的問題。這不是純粹的文學觀的問題，同樣也是史觀乃至價值觀的問題。
近年來一直在強調中西話語權的爭奪問題。同樣在文學的創作和評論領域也存在著這樣的一種話語權的問題，我們以什麼樣的觀念看待文學，就會造成相應的價值判斷。
而當下對於我們的價值判斷影響最大的，我覺得不能不思考現代性的問題。無限追求不斷向前的、和目的的、不可逆的觀念正在這百年間深刻的影響乃至重塑著中國人的價值觀念。以為對於科學和理性的力證便能消除對於既有道德權威秩序觀念坍塌的廢墟。但是舊的廢墟不清理就產生不了新建築，不過舊廢墟太龐雜了，不是輕易就能移走的。所以另起爐灶地重建便是最便捷的方法。但無論建築建在哪裡，總要立足於這片土壤，畢竟『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如果這片本身就是雪地，那麼只能以冰磚壘起雪房子，非要建起現代洋氣的水泥鋼筋結構，那根本無從立足。但是我們好不容易把雪房子推倒了，還能打著反傳統的旗號去再堆個雪房子嗎？肯定不能。那麼就只能折中建個活動板房，它決然不取材於這片土地，但是也能在這片土地中暫時立住，雖然在皚皚的雪國里看起來那麼突兀，也未必禁得住暴風雪的吹打。但是每次被暴風雪毀壞之後，便可以從『復辟傳統』的惡風之中吸取到建起更穩固的板房的經驗。
那麼我們的古詩創作的土壤是什麼？我覺得不能不去談傳統，那傳統是什麼？這裡不去談形而上的定義。我認為就二字——經史。按《說文》解，經者，是一條條線貫穿起來，那麼就是規律，史即記事，則是形勢。
俗話說，『先讀經再讀史，則論事不悖於先賢；既讀史再讀經，則觀書不徒為章句。』可見經史不能割裂，就與《論語》所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一個道理。只讀經，則言道近乎玄，只讀史，則論事放於野。
很多人會疑惑傳統文化汪洋浩蕩，如何『經史』二字便能一言以蔽？那麼為什麼現代若干社會問題都能以一『相信科學』以做結呢？一個道理，這就是與話語體系的塑造一樣，是一種對於文化闡述的思想體系，是一種思想認識的工具，就和前文所講的評述古代文學的套路一樣。我談『經史』並非說以史論事，以經概言。而是以『經史』所代表之道德秩序與科學所代表之個性理***相較而言。
我們在談到建安風骨，談到魏晉風度，談到明清小說時總是喜歡研究文學主體自我的覺醒。但這種覺醒是評論者基於某種抽象概念而做出的機械闡述，還是真正的基於共情的理解，是不是『被』覺醒值得思考。我們到底是用怎樣的尺度在丈量古代文學？我這麼說絕不是否認文學主體具有一個覺醒的過程，因為即使是經本身也脫離不了原始記事的史學氣味，所以章學誠說『六經皆史』，更遑論文學始祖詩騷中的所謂非文學性的成分。所以我想要的是問一問這個文學主體的覺醒是從哪一面走向了哪一面。我們有不同的尺度，但是丈量的是同一個問題。最怕的就是還沒有一個丈量的工具在手中，就急著去用手指比劃長度，而當根本無從為繼的時候便直接拋開它，徹底否定問題。
所以選擇好一個工具，理解其尺度的能指和所指，然後才有丈量的資格。那麼我所謂的『經史』的尺度指代是什麼，我覺得『經』是一定歷史範疇內都普遍適用的規律和抽象理念，『史』是一時之形勢與相應運動之體制。
這些抽象理念從短期看是一定歷史範疇內維繫社會各領域常態的準則，其精神是抽象的，而構建其型體的每個因素是具體的。而從長期、宏觀的角度去看歷史，則這種理念即是抽象的歷史發展規律。
古人對於歷史有「治亂」的觀念，認為歷史是興廢相替的，諸夏民族最早的史學意識『殷鑒』也體現這點。而既然有所謂『亂』的看法，則必得先得有所謂『治』的標準，所謂『亂』並非單純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動亂之具象，而是與傳統意義上的以儒家正統的意識形態、『外儒內法』的方法論、官僚政治的基本政治框架、自然經濟的基層形態等構成的王朝相悖的現象。那麼這些構成中國古代政權的基本理念就是狹義的體制構成因素。而從大歷史的角度去看，中國古代土地擁有日趨集中的問題在歷朝後期都是積重難返的，從而構成了社會動蕩並衝擊著維持體制的秩序。它將會帶來新一輪的資料分配和重構，但是一旦新一輪的重構日趨穩定之時又會自然向著傳統體制靠攏，從而使得重構的僅僅是既得利益者集團，而非根本支持其鞏固既得利益的核心理念。
那麼這個歷史循環的大規律就是宏觀意義上的規律，其於中國古代而言，是一種厚古薄今的，像颱風眼那樣的理念。它不斷散發出的勁風將摧毀很多東西，使之成為歷史，但是颱風眼本身所處的地方卻是一紋不起。其影響亦如颱風一樣，愈遠而受災愈小，所以中國古代大亂的爆發將摧毀中央朝廷的既定組織架構，但是其影響之末的農村組織的套路卻是亘古不變。
從秦漢起，中央朝廷官僚的位階制度經歷了從秦的爵秩制到漢的祿秩制到魏晉南北朝的品位制，其政治精神隨著皇權的盈縮而轉變，從重事而到重人再到重事，從而在政治架構和人事錄用方面都顯示出與前代的較大差異。這是這股歷史颶風給予上層政治的打擊。
中國農村農業組織與生產並未隨著一次次社會政治的重構而有所顯著改變，當然我是從其宏觀角度去看的，不去細分部曲佃客制、租佃制等生產方式的演變和租稅形式的細分。所以足以說明中國社會之劇變往往源於我們民族的根源——農村，這是形成颱風的颱風眼，但是它本身並不會產生多少變化。
同樣這個颱風的比喻也適用於其他具體問題的闡述，譬如幾乎所有政治制度史的問題總是圍繞著皇權專制這個颱風眼展開的，譬如說中國歷史上往往有地方監察官員轉化成凌駕於地方官之上的最高主政大吏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的產生必然是由於皇權本身的式微而引起的，但是地方官的日趨諸侯化所要達到的目的並非是推翻掉皇權制度本身，而是為了促成一個新的穩定強大的皇權。
所以縱使是看似帶有新鮮色彩的東南互保也不能看作是對皇權制度本身的反對，李鴻章縱使在兩宮杳無音訊的情況下有做總統之意，但是他未必明白總統之與現代民主政治之關聯與邏輯所在，而是為了皇權下的既定秩序，所以在帝后又重新出現在西安后，他又毅然赴京去替老佛爺善後。
這些都是談的歷史問題，但是並不妨礙我們以此去觀照我們古代文學的生存環境，因為無論史學還是文學都立足於這樣同一片土壤。中國古代的是言文分離的，最起碼從漢以後就是這樣，文言存在的意義是根植於『經史』的語境和話語體系下的。我們現在失去了這樣的語境，那麼文言之存在必要失去基礎，我們現在覺得『之乎者也』的冬烘學究的可笑正是我們這樣零碎語境之下的觀念。所以今人作詩難有古意，這個問題不是用古典辭彙量匱乏的解釋就能搪塞的。為什麼要積累含蓄的、意在言外的古典語言符號，它還能通過當下的語境進行解碼嗎？很顯然值得懷疑，我們的解碼系統都是2.0了，那麼1.0的大部分符號就成了難以兼容的『垃圾』。語言的組合系統變了，相應的聚合系統也該改變，要及時認識到符號的所指和能指。
認識到『經史』的能指和所指便是系統的理解的一步。就像孔子說的『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對認識工具先有個籠統的認識才行，先入門，再登堂，最後方能入室。
譬如說如何系統地學習儒學，朱熹認為入門是四書，先大學，再論孟，后中庸。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是儒家治學的綱目。中庸則是很多儒學理論的思想淵藪，最難懂。然後是五經，五經其實並不易讀，縱使碩儒也難貪多，古來各大家也多攻其一二。更何況還有其他的經，更有《爾雅》這樣的工具之工具的訓詁書目。
所以循序漸進很重要。且選擇學習的經傳的版本也很重要，因為各代儒學發展特點不同，註疏自然各有側重。孔子及七十子，論著語言還是比較樸實，但孟荀開始就開始談性，漢儒前期還算樸實，做註解也還貼切，後期就開始談玄，宋明儒談性理義命，清儒厭惡理學末流，就又厚古非今，開始從漢搞校讎。
故而今文經派漢儒解經多讖言附會，尤其是東漢，甚至造緯書。魏晉南北朝純粹儒者少，註釋多受佛庄影響。宋明儒註釋又談性理，禪意機鋒時現其中，乃至末流多有陷於狂禪。清代學者搞考據，思想上未必有多少大成就，但由於對史學考證周祥，反而使經典向本來面目進了一步。所以在讀儒經外，也要兼涉史家諸子，這樣可以在進一步讀經中考辯到底什麼是比較純粹的儒學本色。
但是近現代學者更傾向於廣泛的層面，甚至新儒學八大家有的以西方哲學釋經典。但這是由於這些學者抓住了傳統尺度的尾巴，多有小學訓詁功底。所以縱使引洋入夏，也未必太過偏離儒學本色。不過現代人完全出生在一個舊秩序價值也已沒落，新尺度又為得到共識的虛無時代，所以看到這些新奇理論竟大感摩登，而忽略了其所立足的絕對秩序時代，只欣喜於個性自由之解放，最後必然弄成個四不像，儒學之衰壞也壞在這些人之手。但是破壞何其簡單，迷信可壞，不讀書可壞，不通讀可壞，讀而不思可壞等等。那對比之下繼承和發展何其困難，這麼多步循序漸進，還得兼備各種能力。那麼此時另起來新房子和梳理廢墟對大部分人而言何種更易，不言而喻。
所以說與其研究古詩新作，或許不如研究新詩古作，技術上的問題往往比觀念上的更容易闡明與實踐。不是說寫五七言詩就是古了，加點新名詞就是新了，這個百年前『詩界革命』就試過。形而下的嘗試也必得有形而上的理念和工具架構的先導，否則連評論古詩的新套路都說不出來。那麼為什麼我說與其古詩新作，不如新詩古作，何以只談技術上的問題，而非全文都在講的觀念呢？那我要說我們有幸也不幸處在一個重塑的世界，重塑代表了無限的希望，同樣也代表了無限地虛無。新舊秩序的交替，不同話語權的爭執，我們有無限可取法，又沒有一個現成的盡善盡美。
思想文化上狂飆突進的年代已經過去，我們已經進入了后「新文化」的時代，我們更應多一份從容和篤實去打造我們的新的丈量尺度。俗話說『按圖索驥』，『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最難的還是按住正確的圖，摸著穩固的石頭。但現在還不全面，那麼就只能採取技術活去『眾里尋他千百度』了。」
周言終於說完了，他掃視一番，有些人早已不耐煩地玩起了手機，有的人甚至已經竊竊私語，他也並不在意，在眾人的掌聲中，微鞠一躬，重新坐在許諾身邊。
「看不出來，你對文學挺有些見解啊，原來還以為你只是一個變態呢。」許諾揶揄道。
「嘖嘖嘖，狹隘了啊，你這就是門縫裡看人了。」周言假裝抗議道。
「老周，你這就用詞不嚴謹了，啥叫門縫裡看人，這叫狗嘴裡吐不出象牙。」蔡逸辰插了一嘴。
「去去去。」許諾、周言同時笑道。
「別說了，別說了，還有同學沒發言呢，你們這倒開啟了茶話會。」蔡逸語提醒道。
「哎呀，差點壞了事。」蔡逸辰一拍腦袋，又繼續上了講台，去主持討論了，接下來不少人也紛紛上台演說，各抒己見。一場充實的讀書交流會就在歡快的氣氛中展開並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