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闖他紅燈

  湯領導的商人，


  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詭異絢爛的殷商文明，

  青銅鑄就，甲骨繪成。


  啟廢禪讓

  沒有證據證明，夏並不存在。


  由於考古學提供的實物證據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質疑。它甚至被懷疑是周人捏造出來的，目的則是為了證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這當然有道理。問題是，如果沒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來的林妹妹」，講得通嗎？[1]

  當然講不通。事實上，從史前的堯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間必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和過渡時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堯舜」，反倒是無所謂的。


  同樣，把夏看作一個發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準確地說，夏是「部落國家」，商是「部落國家聯盟」，周是「半獨立國家聯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卻不能叫「三朝」。


  事實上，夏商周都不是統一國家，也不是領土國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國家。獨立主權國家的出現要到戰國，完全做到「按照地區劃分國民」和「依靠權力處理事務」，則要到秦漢甚至秦漢以後。標誌，就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


  之前，是漫長的成長期。


  催生這古老文明的助產士是夏啟。由於夏的君主稱為「后」，所以又叫「夏后啟」。夏是國號，后是王銜，啟是人名。后，不是前後之「後」的簡體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誕育者。在傳說中，正是夏啟這位誕育者廢除了禪讓制，開創了世襲制，把堯舜時代的部落聯盟變成了部落國家，中華民族從此進入文明時代。


  這就叫「啟廢禪讓」，是中華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啟，真是個好名字。


  不過，司馬遷在敘述這段歷史時，恐怕很糾結。


  作為歷史學家，太史公不能不實事求是；而儒家的影響，又像揮之不去的夢魘。按照儒家的說法，堯舜禹，都是溫良恭儉讓的。讓，十分重要。交權的要禪讓，接手的要謙讓。所以，舜接班，先要守喪三年，然後是避讓，一個人跑到南河之濱躲起來。讓誰？堯的兒子丹朱。可惜「同志們」不幹。各部落的酋長，談工作、打官司、唱讚歌，都找舜，沒人理睬丹朱。舜，這才正式接替堯，做了部落聯盟的CEO。


  這個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過他是躲在陽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讓的則是商均。


  不客氣地說，這是胡扯！


  堯舜禹時代，制度不是禪讓嗎？父死子繼，不是還沒變成規矩嗎？那麼請問，舜和禹，憑什麼要避讓前任的兒子？所以這事根本就子虛烏有。就算有，也是做秀，還是後來那些篡改歷史的儒生幫他們做的。


  其實這又何必！


  我們要問：避讓就一定是美德嗎？擔任部落聯盟的一把手當然好處多多，至少能滿足男人的雄心和權欲。要不然，堯和舜為什麼死不放手，夏后啟又為什麼當仁不讓？但從法理上講，接過權杖，畢竟首先意味著責任和擔當，尤其是在那個多事之秋。那麼再請問：舜和禹的避讓，或謙讓，或禮讓，是負責呢，還是不負責？是有擔當呢，還是沒有？

  何況就算想當老大，又如何？男兒本自重橫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慾旺盛，既不光榮，也不可恥，只不過正常。但如果裝腔作勢，就虛偽。可惜這種虛偽根深蒂固。後來曹操當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讓之」。


  這是一種惡俗。


  永遠讓人尊敬的司馬遷，也未能免俗。


  老調子已經唱完


  不裝的是夏啟。


  按照也許是編造出來的老規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蕭規曹隨，躲到了箕山之陽。然而故事卻並沒重演。酋長們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結隊地擁戴啟當老大。啟也不客氣，受之無愧了。


  老調子已經唱完，這戲演不下去。


  如此結果，很讓儒家沒面子，可惜卻是鐵的事實。更何況，如果不承認世襲制的合理性，則從周武王到漢武帝，其合法性豈不也都成了問題？

  只好打圓場，說明「事出有因」。


  司馬遷說，啟這個人，其實是很優秀的。不像堯的兒子丹朱、舜的兒子商均，扶不起來。再說了，益當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幹和功勞都還沒來得及表現。所以酋長們都擁護啟，都說我們的領袖不愧為締造者大禹的兒子啊！[2]

  好一個「吾君帝禹之子也」！扯來扯去，只有這句話說到了根本，說到了點子上。


  是的。禹的兒子，這才是關鍵。


  其實，前面講的那些，什麼「禹子啟賢」，什麼「佐禹日淺」，都不能自圓其說。啟優秀，難道益不優秀？不優秀怎麼能入禹的法眼？益當副手的時間短，難道啟的時間長？他可是一天都沒幹過。說到底，就因為世襲制勢在必行，此刻不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資歷深、功勞大，比啟還要德才兼備，恐怕也沒用，除非益的實力大大超過啟。


  實力才是資本，世襲才是趨勢。


  事實上，啟廢禪讓之前，各部落的酋長恐怕早就已經世襲。這時，如果聯盟的老大還得「讓」，誰都彆扭。相反，能把禪讓制給廢了，則皆大歡喜。那些早已變成「各路諸侯」的傢伙，當然樂觀其成。


  事不宜遲，順水推舟，夏后啟毅然闖紅燈。


  結果怎麼樣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則叫「群后」。當然，他們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等等。但，名稱沒改，性質變了。過去是部落酋長，現在是國家元首。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領叫「羅惹」，邦國君主也叫「羅惹」。正所謂「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


  當然，這時的國家還不成熟，只是雛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國家」。這樣的政治實體也一定很多，它們被整體地稱為「諸夏」。諸，意思是「眾多」。諸多的部落國家都叫夏，並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著仿效和承認。


  諸夏，是「文化的認同」。


  不認同的，則叫「諸狄」和「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盤在今天的陝西戶縣，跟夏啟原本一家，都姓姒（讀如四）。他們的唱反調，是反對夏啟還是反對世襲，不清楚，也許兼而有之。反正，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必須用拳頭教訓。於是夏啟毫不猶豫地率兵討伐，並且下令說：奮勇當先的「賞於祖」，臨陣脫逃的「戮於社」。


  文化密碼，就在這道命令里。


  夏啟所謂「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後土」。古代行軍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駕親征」，就要用專車裝載這兩種牌位隨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義進行賞罰。夏啟的車上有祖，說明他們已經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麼時候？堯舜。因為堯舜都沒有圖騰。沒有圖騰，崇拜什麼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襲制度，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裡的。它甚至就是世襲制度的文化準備、思想準備和輿論準備。因為一旦確立了祖宗的地位，領導人的選舉和禪讓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選爸爸」和「換祖宗」的？


  也許，我們的故事就該這樣講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誰代表中國


  商也是一個「闖紅燈」的。


  闖紅燈是使命所在。事實上，正如堯舜禹只不過「三個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個王朝」。堯舜禹與夏商周，分界線是國家的誕生。堯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聯盟，夏商周則代表之後的初級階段：夏是草創，商是探索，周是形成。進入西周后，國家就是國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國家，沒有領土國家，更談不上「中央集權，天下一統」。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時代」。


  時代總要終結，集權則是趨勢。春秋是準備，戰國是實驗，秦漢是完成。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是反覆，唐宋元明清則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再后，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十月革命三聲炮響，這個時代也終結，中國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樣。


  事實上，夏商周不但是三個階段和三個時代，也是三種文化和三種文明，創造它們的則是三個民族：夏族、商族和周族。當然，他們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這三個部族，應該大體上同時起源。司馬遷說，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讀如謝），周的始祖棄，都是堯舜聯盟的「內閣成員」。這個說法，並非一點影子都沒有。張光直說，夏商周三代相繼又三國並存，則完全可能是事實。


  奇怪！並存的三家，怎麼會是三代？


  關鍵在於「誰代表中國」。


  什麼叫「中國」？古人所謂「中國」，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這個中心的地理條件是要在中原，因為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這個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國」。


  當然，所謂「中原」，有一個較大範圍；「中國」所在，也有彈性。比如夏啟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陽，在河南；商湯都亳（讀如博），在山東；盤庚遷殷，又在河南。他們都是多次遷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則有兩個，一個叫「宗周」（長安），在陝西；一個叫「成周」（洛陽），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裡，哪裡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國」，就是「華夏」。


  問題是，憑什麼歸他們說了算？


  因為綜合國力最強。


  文化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誰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誰學。何況綜合國力最強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當時是這樣。何況夏商周，也會有意識地推行，體面的說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簡稱「文化」，是動詞。為此，他們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劉向的《說苑·指武篇》講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後加誅」。也就是說，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還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的背後，則是武力的征服。所以，商周都要發動戰爭。但，只征服，不消滅。商人的做法，是先驅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則是先安頓，再同化。總之，所謂「三代」，其實是夏商周先後取得了文化的主導權，在歷史舞台上唱主角。原因，則因為後來居上，這才輪流坐莊。


  顯然，所謂「中央之國」，其實就是個「T型台」。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場走貓步，擔任中華文明的模特兒，給周邊的各個民族做榜樣。


  不同的，是風格。


  甲骨文與青銅器


  殷商文明，詭異而絢爛。


  詭異絢爛的殷商文明，青銅鑄就，甲骨繪成。


  的確，正如羅馬最寶貴的遺產是基督教和羅馬法，殷商最偉大的發明是青銅器和甲骨文。尤其是甲骨文，它就是現代漢字的直系祖先。也許，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知道它們的準確讀音，但能夠知道它們的意思，因為甲骨文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正因為不是拼音文字，當時那些說著不同方言的部落或部落國家，才有可能迅速地接受殷商文明，中華文明也才能延續三千多年不中斷。[3]

  漢字，確實是一種神奇的符號。


  神奇也不奇怪，因為它原本就是「通神」的。通神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溝通的對象有兩個，神祇和祖宗；方式則有兩種，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龜甲獸骨，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銅禮器，這就有了「鐘鼎文」。後來還有刻在石頭上的，則叫「石鼓文」。但無論甲骨、鐘鼎、石鼓，都能通靈，既通神靈，又通心靈，是我們民族的「通靈寶玉」。


  難怪古人說，漢字被發明出來時，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個沒完。


  對不起了，鬼們！

  事實上，人類作為萬物之靈，必定是「創造符號的動物」。只不過，我們民族創造的符號，天然地就有一種卓異的風格。它是實用的，卻又有藝術的品位和審美的意味。甲骨文樸拙勁挺，鐘鼎文雄健詭譎，石鼓文厚重恣肆。那裡面，有篳路藍縷的草莽之氣，開天闢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犢的沒心沒肺。從商到周，都如此。


  這是一種「童年氣質」。


  同樣的氣質也體現於青銅器，這是商人的拿手好戲。夏雖然有黃銅也有青銅，但商掌握的冶鍊技術顯然水平更高，這才把夏人請下了T型台。因此他們的貓步，肯定走得銅光閃閃，鏗鏘有力，極盡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麼？

  英武、富有、權威。


  承擔了這個任務的是兵器和禮器。兵器是殺人的，禮器則是嚇人的。所以他們的青銅禮器上，滿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魎，比如有頭無身的食人怪獸「饕餮」，一頭兩身的怪蛇「肥遺」，一隻腳的「夔」和兩隻角的「虯」，全都面目猙獰形象恐怖，不是「殺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頭」。


  這是一種「獰厲的美」。[4]

  是的，獰厲。但同時，又天真。如果說，面對仰韶文化的彩陶，我們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氣息；那麼，殷商青銅禮器給人的感覺，則是殺氣騰騰又嬉皮笑臉。其中有粗野，有蠻橫，有霸氣，有威嚴，也有頑皮和搞笑，甚至「某種真實的稚氣」，因為那畢竟是我們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過，這個兒童堪稱「頑劣」。


  這沒有辦法。歷史從來就不會在脈脈溫情的牧歌中進展，反倒經常得踏著千萬具屍體前行。我們的殷商文明，也註定只能是「有虔秉鉞，如火烈烈」。[5]

  他們後來葬身火海，同樣並不奇怪。


  天命玄鳥

  商的這種氣質，不太像中國。


  殷商的統治跟埃及一樣，也是「神權政治」。在中國歷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宮裡，會有那麼多「神職人員」。他們相當於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類高級知識分子，則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構成了兩種文化系統和文化傳統——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於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則重巫官。巫官的任務，是揣摩神意，預測凶吉。方法有兩個：龜與筮，也叫「占龜」與「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卜；龜，則是先在獸骨或龜甲上鑽眼，再放進火里燒，然後根據裂紋來解釋神意。這些解釋都要刻在獸骨或龜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與埃及不同，商王並不為巫官另建神廟。他的神廟就是他的王宮，他自己則是最偉大的「與神溝通者」。標誌和象徵，就是青銅禮器。禮器屬於王，不屬於巫。因此，王宮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這就把王權和神權統一起來了。同樣，在商人那裡，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統一的。因為在天上，最善於也最能夠與神祇溝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於也最能夠與祖先溝通的，則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說「時王」（在任商王），才與神祇之間有一種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時王、先王、神祇之間的契合來自天賦，因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是商族讚美詩《玄鳥》的第一句，講述了一個古老的神話：商的女性始祖簡狄在吃了一隻玄鳥蛋后，就懷孕生了他們的男性始祖契。這當然是「天意」，也意味著「神權」。於是，天命與神授，也統一起來了。


  那麼，這隻神秘的玄鳥，又是什麼？

  燕子。[6]

  玄鳥或燕子北歸，是在春天。春天是性愛的季節，也是商代人們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時光。這時，除男性奴隸外，貴族、平民和女奴隸，都可以自由地來到玄鳥神廟，在神的面前盡情享受一夜情。當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嗎？不奇怪。因為許多民族都有這樣的習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則是在一個短時期內回到原始時代，彌補婚姻對人性的壓抑，重溫遠古給性愛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羅馬的一個固定節日，叫「沙特恩節」。不過，時間是在冬至，也沒有燕子或玄鳥。[7]

  這是性愛的「復活節」。


  商人的「沙特恩節」不但復活了性愛的自由，也揭示了文化的密碼。它告訴我們，商族最早是以燕子為生殖崇拜象徵的。後來，它變成了圖騰。進入國家時代以後，又像古埃及那些圖騰一樣，變成了神。


  變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魯斯那樣，繼續保持鳥的形象，因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隻太陽神鳥。那麼，你是鷹，我是燕，大家都是太陽神，有什麼不可以？可惜，太陽崇拜是屬於夏文化的，商文化必須更高級。高級就得抽象。於是玄鳥就變成了一個抽象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為人間有「下帝」。下帝商王，是玄鳥的後代，上帝的寵兒，青銅禮器的主人。饕餮、肥遺、夔龍和虯龍，都為他保駕護航。


  這樣的江山，雖非鐵打也是銅鑄，怎麼也說亡就亡了呢？

  不能再胡鬧了

  把殷商趕下歷史舞台的是周。


  周人的氣質完全不同。


  正如後世儒家所言，周人很可能是「文質彬彬」的。孔子就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相比較而言，夏則「朴而不文」，商則「盪而不靜」。換句話說，夏質樸，商放蕩，周文雅。夏的時代畢竟原始，想華麗也華麗不了。意識形態更不成熟，只好聽天由命，甚至傻里呱唧。[8]

  那麼商呢？商人真的放蕩嗎？


  放蕩。或者說，愛折騰。


  商人確實喜歡折騰。張衡的《西京賦》就說「殷人屢遷，前八后五」，也就是商湯之前遷徙八次，商湯之後遷都五回。是的，這個民族有可能起源於河北易水流域，後來遷徙到渤海沿岸和山東半島。他們來到中原有如當年的炎帝族，也經過了萬里長征。只不過，炎帝是西戎，他們是東夷；炎帝的圖騰是獸（牛），他們的是禽（玄鳥）。但敢想敢幹，一樣。


  這是一個富有想象力、創造力、探索精神、開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們幾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嘗試了一遍，結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國，一半像外國：神權政治像埃及，等級觀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倫，商品經濟像腓尼基，奴隸制度像羅馬。根據卜辭的記載，他們甚至可能有羅馬那樣的角斗表演，讓淪為奴隸的戰俘自相殘殺，供商王和貴族觀賞。[9]

  殷商六百年，濃縮了世界古代史。


  但最「不像中國」的，還是他們的工商業城市經濟。殷商的工藝水平極高，手工業也相當發達。就連馬纓和籬笆的製作都有專門的工匠，完全達到了專業化的程度。這些產品除了滿足商王和貴族的驕奢淫逸，也拿到市場上買賣。生意最好的時候，廟宇都會變成市場。更多的商品則被成群結隊的商旅駕著牛車騎著象，運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這種盛況，在上古唯獨殷商，以至於後人會以輕蔑的口氣把做生意的稱為「商人」。


  如果不是周人異軍突起，殷商會不會發展為羅馬帝國？

  難講。


  黃河九曲十八彎，中國道路也一樣。


  然而在周人看來，商人就是在「闖紅燈」。


  罪行是確鑿無疑的，其中最為嚴重的有三條。第一是「析財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時候，就分家過日子，包產到戶，甚至析財到人。就連婦女，也有自己獨立所有的土地和財產。第二是「以業為氏」，也就是從事什麼行業，就採用什麼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繩的是索氏，做旗幟的是施氏，編籬笆的是樊氏。第三是「以國為姓」，諸侯封在某國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們是不是自家人。誰的實力強，誰就是大爺。


  毫無疑問，這是對祖宗家法的背叛，這是對家國體制的破壞，這是對中華傳統的挑戰。想想看嘛！以業為氏，還有「父」嗎？以國為姓，還有「君」嗎？析財而居，還有「家」嗎？家都沒了，還有「國」嗎？家國、君臣、父子都沒有了，還有「天下」嗎？照他們這樣下去，變圖騰為祖宗，豈不是白乾了？


  這就比酗酒、泡妞、開裸體舞會、以漁獵為遊戲、迫害忠良不聽勸告、讓女人干預朝政等等嚴重多了，甚至比嚴刑峻法濫殺無辜還嚴重，當然不能再讓他們胡鬧下去！

  後起之秀周，要為中華文明立法、立範、立規矩。


  奠基者來了。


  本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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