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背景資料：大理的建置沿革（下）
南詔王的“權杖”和兵器
唐德宗貞元十年(794)十月二十六日，從羊苴咩城南門外到太和城北門的驛道上，旌旗招展，鼓樂齊鳴，列隊三十裏，南詔國都傾城出動，迎接唐朝冊封南詔的使臣袁滋和他率領的使團到來。南詔王異牟尋騎金鑾馬，披大蟲皮（虎皮），手執雙鐸鞘，出羊苴咩城五裏迎候。異牟尋的這一套披掛裝束，是南詔王在最隆重的場麵上才用的“朝服衣冠”，是最高級別的禮服。南詔王室尚虎，所以披大蟲皮。手中所執的雙鐸鞘是表示權力象征的器物，是類似於歐洲君王的“權杖”一類的東西。
《新唐書·南詔傳》記：“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所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可知鐸鞘形狀類似有缺口的刀，但“所擊無所不洞”，功能又類似唐朝名將胡敬德的鋼鞭。
《蠻書·卷七》記：“鐸鞘……所指無所不洞，南詔尤所寶重，以名字呼者有六：一曰祿婆摩求，二曰虧雲孚，三曰鐸菆(音“輒”)，四曰鐸摩耶，五曰同鐸。昔時越析詔於贈有天降鐸鞘，後部落破敗，閣羅鳳得之。今南詔蠻王出軍，手中雙執者是也。貞元十年，使清平官尹輔酋獻其一。”
從這些記載，鐸鞘有以下幾點可注意：其一，鐸鞘是一種南詔特有，功能厲害，製作精良，裝飾華麗的高級武器。其二，鋒鞘出自麗水。麗水即指南詔麗水節度轄區，地在瀾滄江西，到伊洛瓦底江上遊地區。這一地區是南詔祖先的發源地，鐸鞘是尋傳故地的特產。其三，對鐸鞘“月以血祭之”。鐸鞘是南詔帶有神聖意味的武器，非同一般。
“昔時越析詔有天降鐸鞘”，後為南詔王所得，“南詔蠻王出軍手中雙執之”，異牟尋迎唐冊封使時手中也雙執此物，執鐸鞘與中原王朝擁有九鼎同出一轍，都是擁有權力的象征。異牟尋以鐸鞘之一獻與唐朝皇帝，也就是表示南詔王權對唐朝皇權的臣服。
鐸鞘是一種南詔特有的武器，更是南詔的“國之重器”。鐸鞘“積年埋在高土中”，“月以血祭之”，需要對它進行祭祀。百越民族的“重器”銅鼓也要對它進行祭祀，也是埋在土中。擁有鐸鞘也類似百越民族擁有銅鼓一樣。
南詔所貴重的兵器還有鬱刀和浪劍。
新唐書·南詔傳》記載：“鬱刀，鑄時以毒藥並冶取，迎矅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即死。”鬱刀的製法基本與鐸鞘一樣。鬱刀有鋒，使用功能是“傷人”，而並非如鐸鞘是“洞”。也沒有像鐸鞘一樣“月以血祭之”，給以神聖化。但從其製作工序繁多、精細，裝飾的豪華，可知也是南詔的一種具有強大殺傷力的貴重武器。“鬱刀次於鐸鞘”(《蠻書》語)。
製作鐸鞘和鬱刀所使用的“造法用毒藥、蟲、魚之類，又淬以白馬血並冶取”的方法和“中人肌即死”(《蠻書》語)的功能，在雲南一直流傳，俗稱“見血封喉”，隻要傷及皮膚，見血即可致人死命。所用的毒性物就有草烏、蜈蚣等等，但問及具體配方和冶製方法，仍如《蠻書》所記一樣“俗秘其法”，傳說者不知究竟，知情者也不肯輕易將究竟告訴別人。
至於浪劍，在《蠻書》中有如下記載：“南詔劍，使人用劍，不問貴賤，劍不離身。造劍法：鍛生鐵，取迸汁，如是者數次烹煉之。劍成即以犀裝頭，飾以金碧。浪人詔能鑄劍，尤精利。諸部落悉不如，謂之浪劍。南詔所佩劍，已傳六七也。”
從這條記載看，浪劍即浪人劍，是浪人詔所鑄之劍。製法與鐸鞘、鬱刀同出一轍。浪劍未作“見血封喉”處理，雖又次鬱刀一級，但南詔王傳代的佩劍也十分精美。“不問貴賤，劍不離身”，可知浪劍是南詔普遍使用的武器。一般將士使用的浪劍雖不如南詔王的精美，但也十分鋒利、豪華，是有強大殺傷力的貴重武器。“浪詔”即指浪穹、施浪、邆賧三詔，又有“三浪”之稱，詔主都是烏蠻別種的“浪人”。浪人當時又分為施蠻和順蠻，他們都是來自永昌尋傳故地的哀牢九隆之後，南詔蒙氏也與他們同祖，所以南詔特別重視越析詔主所擁有的“天降鐸鞘”。越析詔被滅，詔主波衝兄之子於贈退往瀘北雙舍(今永勝)，閣羅鳳攻雙舍，破於贈的楊墮部落，於贈投瀘水(金沙江)後，閣羅鳳著力搜尋於贈所佩鐸鞘，就是由於鐸鞘具有代表權力的神聖意味，得到它就有號令烏蠻浪人各部的權力。這種權力來源於浪人諸部由尋傳故地東遷洱海區域之前就有對鐸鞘“以血祭之”之俗。祭鐸鞘是部落聯盟的重要儀式，得“天降鐸鞘”者，即取得聯盟盟主的地位，可以號令各部。
元代以後的峎峩、峩昌、阿昌與六詔時的“三浪”的浪人同源，長於冶鐵，製刀是他們自古以來就承傳的絕技。鶴慶、劍川、洱源是六詔時的施蠻、順蠻和“三浪”的故地，現在這裏以冶煉和金屬加工工藝稱雄；現在的阿昌族也有“阿昌刀”聞名，這都與南詔時鐸鞘、鬱刀、浪劍的製作傳統有關係。在明代他們又都同樣吸收、融合了軍屯將士傳入的中原技藝，所以才製造出了享有盛譽的精品。
南詔大理國的佛教流派
《張勝溫畫卷》是宋代大理國畫師張勝溫及其弟於們創作的佛教繪畫藝術長卷。從畫卷描繪的眾多佛陀、菩薩、尊者、龍王形象看，南詔大理國的佛教信仰十分複雜，其中至少包括了藏密、華密、滇密(阿吒力)、禪宗等教派。
清代乾隆皇帝曾請藏密“活佛”章嘉國師，對《張勝溫畫卷》的佛像進行了整理審定。從章嘉審定的名稱看，畫卷中的佛像，大多為藏密教派神祇，也就是說藏傳佛教密宗是南詔大理國信仰的主要佛教教派之一。大理與西藏山水相連，交往密切。南、唐天寶戰爭期間，南詔曾一度吐蕃結盟。藏傳佛教密宗傳入大理，並為南詔大理國所信仰，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張勝溫畫卷》中，也有許多章嘉“活佛”無法識別認定的神衹。李霖燦先生推測這些“活佛”無法認定的佛像，大概就是“華密”教派的神祇。因為唐朝信仰的主要是印度大乘佛教密宗。傳入中國後，又形成了華密教派。南詔與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漢傳佛教“華密”隨漢文化傳入南詔大理國是完全可能的。南詔大理國遺留至今的寫本佛經都是漢傳佛經，佛寺、佛塔、佛像等也都是漢傳佛教式樣而不是藏密式樣。因此，華密對南詔大理國的影響，似乎比藏密還大。中原華密教派，唐代以後已退出曆史舞台，為禪宗各派所取代。而《張勝溫畫卷》卻保留了眾多華密教派的神祇，這無疑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特別是華密教派的珍貴資料。
章嘉“活佛”無法識別的，還有許多大理的“土著”神祇：如和尚張作忠、賢者買口嵯、純陁大師、法光和尚、摩訶羅嵯、讚陁口多、沙門口口等等。這些大概就是大理地方上的高僧。藏密和華密傳入南詔大理國後，融和地方民族宗教、文化、習俗，又形成了“滇密”(阿吒力)教派。上述這些高僧，大概就是阿吒力教的神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詔圖傳》和《張勝溫畫卷》中描繪的“真身觀世音”即“阿嵯耶觀音”。阿嵯耶觀音是阿吒力教派供奉的主要神祇，是南詔大理國也是白族最崇拜信仰的偶像。所以畫卷中描繪了“真身觀世音”的眾多化身，如“建國觀世音”、“救難觀世音”、“大悲觀世音”等等。《南詔圖傳》中描繪記載的老人受觀音點化鑄造“阿嵯耶觀音像”，南詔王隆舜禮拜阿嵯耶觀音，並改年號為“嵯耶”等，大概就是滇密教派形成，阿吒力教開始成為南詔大理國國教的標誌。
另外，《張勝溫畫卷》還描繪了禪宗六祖即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的形象。說明南詔大理國不僅信仰佛教密宗各派，而且還信仰禪宗各派。大理國後期直至元代以後，禪宗逐步取代密宗各派，而成為大理地區流行的主要佛教教派之一。總之，南詔大理國的佛教信仰很複雜，僅從《張勝溫畫卷》中描繪的眾多佛陀、菩薩、尊者、龍王形象看，其中就包括了藏密、華密、滇密(阿吒力)、禪宗等各種教派。對其不同的教派、教義、影響等等，一定要具體教派，具體分析研究，而不能一概而論。
南詔大理國的官製和軍製
為了維護地方政權的統治，南詔模仿唐製，有一套完整的官製和軍製。南詔的最高行政長官稱“清平官”，一般有六至七人，有“坦綽”、“布燮”、“久讚”等稱號。清平官輔佐南詔王處理政務，“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六曹是南詔的國務行政機構：士曹掌管官吏調遣；戶曹掌管戶籍；倉曹掌管財政；客曹掌管禮賓外交；兵曹掌管軍事；刑曹掌管刑罰。到南詔後期，六曹改為九爽，分掌原六曹的各項職責。在南詔的高級官員中，還有兩名“同倫判官”，負責向六曹或九爽傳達南詔王的指令，為親近南詔王的官職。南詔的高級武官有“節度使”、“都督”等，官號稱“軍將”、“親詔大軍將”、“大軍將”等，地位有高低之分，其中以大軍將名位最高。
南詔的武裝力量，大致有常備兵、鄉兵及少數民族部落兵三種。常備兵是南詔武裝力量的主力和核心，一般穩定在三萬人左右。常備兵中有一部分的精銳部隊，稱“羅苴子”或“四軍苴子”，是從鄉兵中擇優選拔出來的。《蠻書》說他們“戴朱兜鍪，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曆險如飛”。
鄉兵是南詔武裝力量的基礎。南詔村邑成員平時從事農耕，戰時負擔兵役。各地每一百戶設總佐一人，每一千名壯丁設理人官一人。居民到萬戶，則設都督管轄。各地鄉兵按村邑分布區域，組成東南西北四軍，各以旗幟顏色為別。每方麵軍設一將，統帥五百或一千人，每四軍則設軍將統領。
少數民族部落兵，是從境內少數民族中征調的士兵。諸如南詔境內的望蠻、尋傳蠻、裸形蠻、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腳蠻、繡麵蠻、茫蠻、桃花蠻、撲子蠻等等皆被征調。他們都驍勇矯捷，強悍善戰。尤其是瀾滄江中遊以西的望蠻：“其人勇捷，善於馬上用槍鏟。騎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犛牛尾，馳突若飛。”(見《蠻書》卷四)在戰鬥中充任前驅。
南詔之後的長和、天興、義寧及大理國的官製和軍製，史書無明確記載。但從資料看，大體沿襲了南詔舊製，隻是某些方麵有所變動。如“清平官”一直沿襲至大理國。但“後理國”時期，一般稱為“相國”，人數也沒有六七人之多，官號亦稱“坦綽”、“布燮”、“久讚”等等。南詔後期六曹改為九爽，大理國亦循其舊。類似親近南詔王的“同倫判官”，至大理國時亦有。大理國時無“軍將”、“大軍將”、“親詔大軍將”等武官稱號，但有“三軍都統長”、“都監三軍”、“定遠將軍”、“大將軍”等稱號。大理國的高級武官，仍然是節度使和都督。其武裝力量的體製，具體情況不詳。在文職官員中，大理國尚有“粉團侍郎”、“賞米黃繡手披”、“理模陁道”等官職，但具體職責不詳，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
南詔大理國的國號和王號
六詔合一之前的蒙舍詔，因居於六詔之南，故稱“南詔”。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南詔統一洱海地區，標誌著南詔地方政權的建立，“南詔”便成為國號。南詔還被稱為“大蒙國”，這是因南詔原居蒙舍川（今巍山），稱“蒙舍詔”，王室家族以“蒙”為姓。在世隆當政時（860～877），南詔又稱“大禮國”。世隆曾一度以大厘城（今喜洲）為都城，因傾慕漢、唐文化，效行“禮治”，故改大厘為大禮。隆舜為王時（878～897），南詔又稱“大封人”、“大封民”、“大封民國”。古氐羌語“封”與“白”同音。故其名號實為“大白人”、“大白民”、“大白民國”。有的史書稱南詔為“鶴拓”，據考證“鶴拓”乃梵語“乾陀羅”的近音異寫，意為“妙香國”。南詔後期佛教盛行，故又稱“妙香國”、“鶴拓”。
繼南詔之後的長和、天興、義寧三個短暫的地方政權，又稱“大長和”、“大天興”、“大義寧”。“大理”作為一個地方政權的國號，應與南詔王世隆曾稱“大禮”有關。“大禮”者為傾慕漢、唐文化，效行“禮治”之意。大理國改“大禮”為“大理”，似有重新調整關係，治理國家，求長治久安之意。大理國中後期，權臣高氏專政，曾一度建立“大中國”（1095），僅一年又還政於段氏，此後大理國又稱“後理國”。一般認為“後”即前後之後，事實上大理國前、後期確有很大差別，即前期是段氏當政，後期是高氏專權。
南詔從皮邏閣被唐王朝封為“雲南王”算起，共傳15主、164年（738～902）。“詔”即王之意，六詔統一前，“詔”又有“酋長”、“部落首領”的含意。南詔王室往往自稱“驃信”、“驃信苴”。“驃信”意為“君”，即南詔王之意。“信苴”意為“俊”，王子之意。南詔王隆舜還自稱“摩訶羅嵯”。學者一般認為“摩訶羅嵯”即梵語“大王”或佛教密宗護法神“大黑天神”之意。另外，南詔王皮邏閣、閣羅鳳被唐朝封為“雲南王”。異牟尋、尋閣勸、勸龍晟、勸利晟、勸豐祜還被唐朝冊封為“南詔王”等等。
南詔之後，長和國主、大理國王也自稱“驃信”。大理國王還自稱“摩訶羅嵯”。直至元代，大理國王段氏的後裔曆代大理總管，仍然稱“信苴”。另外，宋王朝還先後給大理國王加了許多封號，如封段素順為“雲南人國都王”；段素英為“雲南大理國王、兼懷化大將軍、忠順王”，又被特授“栓校太保、歸德大將軍”；段正嚴為“金紫光祿大夫、栓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等等。大理國王段氏共傳22主、316年（938～1254）。
南詔大理國的漢文和白文
南詔大理國時代（738～1253），白族通行使用的應是漢字、汊文。著名的《南詔德化碑》、《護法明公德運碑摩崖》、《昆明地藏寺經幢·造幢記》等等，都是用漢字寫成，而且都是書法精美、文詞典雅的汊文。《南詔德化碑》稱讚閣羅鳳“不讀非聖之書”；《舊唐書·南詔蠻傳》說“異牟尋頗知書，有才智”，可見南詔的王室貴族一般都有較好的漢文化修養。閣羅鳳751年寫給唐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的書信，異牟尋793年寫給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書皋一式三份的書信，794年初南詔與唐朝“蒼山會盟”的誓文等等，也都是用漢文寫成。著名的《南詔圖傳》、《張勝溫畫卷》和劍川石寶山石窟的題詞，也全是用漢文寫成。這些都生動說明了南詔大理國通行使用的漢字、汊文。
南詔大理國的許多白族官員，還能寫出精美的漢文詩。如南詔清平官楊奇鯤的《途中》：“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清。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另一位清平官段義宗的《思鄉》：“虜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庭前花不掃，門外柳誰攀。坐久消銀燭，悉多減玉顏。懸心秋夜月，萬裏照關山。”這些詩都收入《全唐詩》，並被譽為“似此製作，實為高手”，充分體現了南詔官員精深的漢文學修養。
同時，南詔大理國民創造使用了白文。但當時的白文不是一種完整、係統、成熟的文字，而是用漢字注白音，作為學習使用漢字的輔助手段。如南詔王隆舜的《星回節遊避風台》詩：“……不覺歲雲暮，感極星回節。元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其中的“元昶同一心”，即白語“君臣同一心”之意，這就是用漢字記白語音的“白文”，南詔清平官趙叔達和隆舜詩曰：“法駕避星回，波羅昆勇猜。河闊水難合，地暖梅先開……”其中的“波羅昆勇”，即白語“老虎野豬”之意，這也是用漢官記白音的“白文”。
在南詔大理國的城鎮遺址中，還發現了大量白文有字瓦：如“買諾”漢意為“購買”；“官諾”漢意為“官製”。南詔大理國古籍《巍山起因》、《鐵柱記》、《西洱河記》、《國史》等等，相傳都是用白文寫成，可惜早已失傳。但遺留至今的《大理國段氏與三十七部石城會盟碑》中，奇字連篇，其中就有大量漢字注白音的“白文”。近現代發現的大量南詔大理國寫本佛經中，也有大量漢字注白音的“白文”批注，這些都是研究白族語言文字的寶貴資料。當然，南詔大理國時代通行使用的主要是漢字、漢文，白文主要是學習使用漢字、漢文的輔助手段。
南詔大理國以後，白文還在繼續發展。不僅出現了用白文寫成的《白古通記》、《玄峰年運誌》等白族古代史書，而且還出現了《山花碑》等白文碑刻。近現代，一些白族大本曲藝人，還使用漢字記白間歌詞。今天，許多白族專家學者，還在地研究、創造、推廣、使用白文，即創造使用一套拚音化、科學係統的白族語言文字。效果如何，還有待於實踐的檢驗。
南詔的禁軍與禦林軍
曆代封建王朝，都建有侍衛宮中及扈從的軍隊，專司防衛京城、保護皇帝，稱為禁軍和禦林軍。作為雲南的地方政權，南詔也同樣有自己的“禁軍”和“禦林軍”，那就是《新唐書·南詔傳》中所說的“王親兵曰朱弩怯苴”，所謂“朱弩怯苴”，就是係紅色犀皮腰帶的武士。這些係紅腰帶的南詔王親兵，又以身份、職責不同，分為“負排”及“羽儀”。
負排是南詔王及其重要官員的警衛部隊，性質與中原王朝的禁軍相似，但沒有固定數額的人員編製。因人數的不限定，為南詔擴充負排隊伍人數提供了方便，以應急時之需。負排由“羅苴子”(即南詔武士)中選出，有統一的服裝、裝備，一律著韋衫袴(即皮製衣服)。這與鄉兵自備給養是不相同的。
《蠻書》卷九記載：“負排又從羅苴子中揀入，無員數，南詔及諸鎮大軍將起坐不相離捍蔽者，皆負排也。”《新唐書·南詔傳》說：“歲給韋衫袴。”負排長期擔任警衛南詔王及其官員的任務，不可能再從事農業生產，已變為職業軍人，除“歲給韋衫袴”發給統一的服裝外，武器、軍糧、裝備等給養問題也應當是由南詔統一供給。因此負排是南詔的專職軍隊，直屬南詔王調遣。有了這支專職軍隊，南詔王得以威懾各地方，維持其統治地位。從“南詔及諸鎮大軍將起坐不相離捍蔽者，皆負排也”這條記載看，各鎮節度軍將也擁有一部分專職“負排”，但數字似乎應有一定的限製，而且以洱海為中心的王畿要地—原六詔故地鄉兵實力也應強過各節度使的實力，如各節度大軍將擁兵勢力強於南詔王室直接掌握的軍隊，南詔王統治地位將無力維持。有關此問題的詳情及史料現所知者甚少，尚待史家們繼續收集、探討。
《新唐書·南詔傳》記載：“以清平官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惟羽儀長佩之，為親信。”這裏所說的“羽儀”是南詔王的直接親信扈從、直接警衛人員，也就是“禦林軍”，是比負排高一級的警衛部隊。羽儀能直接接近南詔王，而負排卻不能，負排擔任的是外圍警衛，如都城的城防及各要塞的控製等等。南詔這種以重臣子弟充當禁衛的法，明顯是向唐王朝學習的。唐朝宿衛宮禁的是由勳戚顯貴子弟組成的“羽林”，而且南詔“羽儀”一詞當與“羽林”有關。在南詔，清平官地位高於軍將、大軍將，是最高級的官員。從隻有清平官子弟才能充任羽儀這點看，似乎隻是顯示地位的尊卑，而實質上充任清平官的都是出身於南詔政權所賴以依存的白蠻大姓階層。南詔王的統治正是充分代表了這個階層的利益，得到他們的充分支持，所以南詔國王也才可能選用他們的子弟充任貼身警衛。
南詔清平官的人數比唐王朝宰相一級的官員人數多，但數量始終有限。用他們的子弟組成警衛部隊，人數難以滿足，因此還得有其他大姓顯貴子弟來補充才行。清平官的子弟則主要充當羽儀長，似為可信。《蠻書》卷九說：“羽儀亦無員數，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諸蠻不與焉。常在雲南王左右，羽儀長帳前管係之。”可見南詔的羽儀，情況與唐朝的羽林同轍，都是由最高層的顯貴勳戚子弟組成的宮禁宿衛隊伍。
大理這個名稱從何而來？
在後晉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即大理國建立以前，“大理”一詞還沒有見諸於有關記載洱海區域的史籍。司馬遷的（史記）稱洱海附近一帶為“葉榆”，當時洱海也叫葉榆澤（又稱“葉榆水”）。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在這裏設置了雲南（今祥雲）、葉榆（今大理。洱源）、邪龍（今巍山）、比蘇（今雲龍）4縣，隸屬益州郡；東漢、蜀漢、晉、南朝，先後歸入永昌、雲南和東西河陽等郡屬。唐開元甘五年（公元737年），蒙舍詔（在今巍山）的皮邏閣在唐朝的支持下統一了六詔，建立了南詔地方割據王朝，於公元739年遷都大和城（又叫太和城，在今大理太和村西）。到了閣邏鳳的孫子異牟尋又遷都羊苴咩城（即今大理城）。在南詔統治時期，在這個區域一直無“大理”之稱。南詔是封建軍事奴隸製性質的政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奴隸製度行將被新興的封建領主製所取代。反映在南詔統治集團內部便出現了貴族豪強趁南詔政權衰微之機，內則清平官（即宰相）專政，外則節度使（即都督）擅權的混亂局麵。在清平官和節度使中，大多數是代表新興封建領主勢力的先進漢族和“白蠻”大姓豪族，其中以鄭、趙、楊、段的勢力最大。這種狀況，造成了新舊勢力之間互相爭奪政權的局麵。公元897年至公元902年，權臣鄭買嗣在廣大人民反對南詔統治者的大勢下，先後殺了南詔王隆舜及其子舜化貞，奪得了政權，改國號“大長和”。在大長和國建立後36年，權臣東川節度使楊幹貞殺了鄭隆旦（大長和國三世國王），滅了大長和國，擁立清平官趙善政為國王，國號“大天興”。過了10個月，楊幹貞又廢趙善政而自立為王，國號“大義寧’”。在南詔滅亡後短短的30多年間，這裏像走馬燈一樣先後發生了三個短命政權的交相更替。由於彼此間的混戰及實行苛政重賦，引起了奴隸、自由民及各部落百姓的紛紛起義。這時，南詔派往通海的節度使段思平（白族，大理喜洲閣洞垮村人，為南詔開國功臣段儉魏之後）把持地方勢力，以“減爾稅糧豐，寬爾諾役三載”的諾言，與滇東“三十七部”的貴族反抗武裝在石城（今曲靖）會盟，於公元937年率軍到達洱海，攻破龍尾城（今下關），打垮了楊幹貞，占領了羊直咋城（今大理縣城地區），滅了“大義寧國”，建立了號稱“大理國”的新政權。據史書記載，段思平建立政權之後，“更易製度，損除苛令”，可見他改國號日“大理”，就是要大大調理各方麵的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理”與“治”同義，“大理”即是“大治”的意見。從此，“大理”一詞便被沿襲成為以洱海為中心的白族地區的專有地名。蒙古憲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革囊渡江”征雲南，滅大理國，後建雲南行省，國王段氏被任為大理世襲總管。蒙古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置大理路，轄境包括現今大理、洱源、規山、祥雲、永平，以及姚安、大姚、保山、騰衝等地，治所在羊在華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將大理路改為大理府（雲南內地共設有助個府），轄境相當於現在的大理、祥雲、賓川、洱源、雲龍等縣。這當中，作為洱海周圍的大理縣也數易其名，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置太和縣，1913年改名大理縣，羊直學城也就改稱大理城。由此可見，“大理”一詞作為專有地名，是段思平建大理國後才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