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背景資料：大理的建置沿革（上）
大理州曆史悠久，早在西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境內就設有葉榆（今大理）、雲南（今祥雲）、邪龍（今巍山）、比蘇（今雲龍）、嶲唐（今雲龍漕澗和保山部分地區）等5縣，歸益州郡管轄。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在今永平縣地增設博南縣，隸永昌郡。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春三月，諸葛亮南征雲南後，在今祥雲縣增設雲南郡，下轄7縣，大理州有雲南、邪龍、葉榆等3縣。另永昌郡下有博南、比蘇、雟唐等3縣。大理州共有6縣。兩晉時，又在今大理市屬的洱海以東和賓川縣的部分地區增設東河陽縣，隸東河陽郡，此時大理州境內已有3郡（西河陽郡、東河陽郡、雲南郡）和8縣（雲南、邪龍、葉榆、博南、比蘇、雟唐、雲平、東河陽縣）。
隋代，在大理設越析州（治所今賓川），縣沒有變化。
唐初，在雲南設南寧州總管府（後改都督府），大理改屬戎州都督府（治所駐今四川宜賓）。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在姚州（今楚雄姚安縣）設姚州都督府，大理歸屬姚州都督府管。大理地區先後設有浪穹州（今洱源）、鄧賧州（今洱源縣鄧川）、越析州（今賓川）、沙壹州、陽瓜州、蒙舍州（均在今巍山、南澗境內）、雙祝州、江東州（在今彌渡）、匡州（今祥雲）、曾州（今鳳儀）等羈縻州。唐初，在大理洱海地區，同時出現了六個較大的部落，史稱“六詔”。即蒙舍詔（因在六詔之南，又稱南詔）、蒙嶲詔、施浪詔、浪穹詔、鄧賧詔、越析詔。唐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詔統一六詔，建立南詔國地方政權，並臣屬於唐，和唐相始終，傳王位13主，曆253年（從南詔始祖細奴羅受張氏禪讓於公元649年即位起算，也有165年。
宋代，段氏建立大理國，臣屬於宋。大理國從後晉天福元年（936年）建立至元憲宗三年（公元1253年）滅亡，曆時317年，其中在大理國政權之前，在大理的曆史上先後更迭過大長和國、大天興國、大義寧國3個短暫的地方政權，曆時34年。
元代，建立雲南行省，雲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移到昆明。元初大理設立大理上萬戶府、大理下萬戶府，相當於今地州一級的機構，後改為大理路，“領司一、縣一、府二、州五，府領一縣，州領二縣”；在鶴慶增設鶴慶路軍民府，領劍川縣。
明代，在今大理州境內設立3府（大理蒙化、鶴慶）、4州（賓川、趙州、雲龍、鄧川）、6縣（太和、浪穹、雲南、劍川、定邊、永平）、1個十二長官司（今祥雲縣楚場4）。
清代，基本沿襲明代府州縣不變，將屬楚雄府的定邊縣（今南澗）裁歸蒙化府（今巍山）。民國3年（1914年），裁府州為縣，大理州境內設12縣：大理、鳳儀、洱源、劍川、鶴慶、雲龍、永平、漾濞（新設）、蒙化、彌渡（新設）、祥雲、賓川。民國後期，在今巍山、大理、鶴慶設置3個政專員公署，巍山下轄今臨滄地區大部分屬縣，大理下轄今大理州所屬大部分縣，鶴慶下轄今麗江地區屬縣。
大理的民族與人口
大理州是以白族為自治民族的自治州，1997年《大理統計年鑒》統計，全州主要有25個民族，其中人口上千人以上的有漢、白、彝、回、傈僳、苗、納西等7個民族，這些民族也是在大理州境內定居最早的民族。大理州是人類早期繁衍生息的地區之一，5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後在境內發掘了古人類居住的劍川海門口遺址、蒼山馬龍、白雲、佛頂遺址、洱海沿岸海島、鹿餓山、漢邑村鐵架山等遺址、賓川白羊村遺址等，出土了大批新舊石器時代的石物：如斧、锛、鑿、刀、錐、鏃、環、墊、紡輪等；陶器：如罐、甕、壺、缽、盤、盆等，器物上有劃、拍、附加堆紋等紋飾；骨器：如針、錐、紡錘、穿孔角飾、雕花角片、穿孔獸牙、鑽孔骨片、穿孔獸爪等，多為豬、牛、羊和野獸骨；銅器：有銅鉞、斧、鐮、鉤、鑿、錐、針、鐲等，大多數為錫青銅，餘為青銅，紅銅。這些遺址遺物的發掘，證明遠在三四千年以前，大理州就有人類的祖先居住。漢代文獻，也有關於大理地區古代人類的記載，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述的“嶲、昆明”部族就是大理州境內的最早人類。以後各代文獻都有記載，如兩晉南北朝時期文獻中的“夷”，隋唐時期文獻中的“烏蠻”、“白蠻”等，這些古人類是現今大理州境內彝、白族的先民。
境內的土著民族主要是彝族和白族，兩漢至清的文獻稱彝族為“昆明”、“烏蠻”、“羅羅”等，新中國建立後，經過民族識別，定稱為彝族。主要分布在境內的南部、西南和東南部，即巍山、南澗、漾濞、祥雲、彌渡、永平等縣，其餘各縣有少量分布。白族在清代以前的文獻中稱“滇僰”、“叟”“西爨”、“民家”等，新中國建立後，經過民族識別，定稱為白族。主要分布在洱海地區及其周圍，大理、洱源、劍川、鶴慶、雲龍等縣為聚居區，其餘各縣均有分布。漢代時，漢族就已由內地遷入大理，唐代以前遷入的漢族人口因數量少，已融合於土著民族之中。明代，在雲南設衛屯田，大批漢族進入大理，現今境內的漢族大部分都是他們的後裔。回族雲霧也是外來民族，他們是西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後裔，在元代隨忽必烈和明代隨傅友德、沐英、藍玉征大理進入，以後經商又進入一部分。主要聚居在巍山、大理、洱源等縣市，其它縣有少量分布。傈僳族是從烏蠻中逐步分出來的，史稱“施蠻”、“順蠻”、“盧蠻”、“力些”，唐宋時期即有少部分在境內的雲龍縣靠近怒江州邊界定居，其他如賓川、鶴慶、巍山等縣境內的傈僳族是清代至民國年間從滇南遷入定居的，境內各縣均有少量分布。至於其他各個民族都是因經商或婚配在民國年間和建國後進入的，主要分布在機關廠礦，少部分在農村。長期以來，境內的各個民族和睦相處，共同創造了大理輝煌燦爛的文明曆史。
南詔的崛起
7世紀中葉，洱海周圍地區出現了六個名為“蒙舍詔、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鄧賧詔、施浪詔”的地方部族政權組織（“詔”為“蠻語”，意為首領、國王），史稱“六詔”（也有將曾短期存在的“時傍詔、矣羅識”計算在內，稱為“枚詔”）。與此同時，地處今西藏的吐蕃勢力也急劇膨脹起來，為了遏製吐蕃勢力的發展，加強對雲南地區的控製，唐王朝一方麵加強在雲南的軍政設施，在已設置蜻蛉、弄棟（今姚安、大姚）縣的基礎上開設姚州都督府，並派唐九征率領軍隊收複吐蕃占據的西洱河地區，焚毀吐蕃在漾水和濞水上建造的鐵橋，切斷了吐蕃與洱海之間的聯係。另一方麵，扶持親唐的蒙舍詔征服鄰近的五詔而“合六詔為一”。由於蒙舍詔位於洱海最南端的蒙舍川（今巍山一帶地區），故史稱其為“南詔”。南詔統一了洱海地區後，唐王朝任命其首領皮邏閣為雲南王，賜名“歸義”，歸姚州都督府節製。唐王朝將以洱海地區為中心的滇西廣大地區交由皮邏閣管轄，使其得以建立起一個較為強大的地方政權，以此作為抗衡吐蕃的重要力量。關於蒙舍詔即南詔的崛起，曆史上曾流傳著種種的傳聞。其中傳聞最為廣泛的，恐怕莫過於胡尉本《南詔野史》中有關“張東進求禪位於細奴邏”和“火燒鬆明樓”的傳說了。張樂進求禪位的傳說，主要講蒙舍詔的始祖細奴邏素有祥異，一次在參與部落首領張樂求召集持祭祀鐵柱的儀式時，鐵柱頂上的金鏤鳥突然飛到細奴邏肩上，八日才去。張樂進求認為天意有所屬，於是便主動禪位於細奴邏，細奴邏便即位建立了蒙舍詔。
“火燒鬆明樓”的傳說，是說皮邏閣為了統一六詔，預選用易燃木料——鬆明（脂）建蓋起一座高樓，然後便邀請五詔前來進行會談，並在鬆明樓上舉行酒宴。當五詔酩酊大醉之後，皮邏閣便下令放火焚燒，頃刻間五詔便隨著鬆明樓化為灰燼。此後，皮邏閣便乘虛而入，毫不費力地奪取了五詔的土地。“火燒鬆明樓”的傳說成為後世白族火把節起源的傳說之一。
然而，傳說畢竟是傳說。事實上。皮邏閣統一六詔，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南詔利用五詔之間的矛盾縱橫捭闔，分化瓦解，最終征服五詔，先後用了大約20多年的時間。
南詔統一洱海地區後不久，曆史又一次給了南詔征服爨部的機會。隋朝史萬歲征雲南後，爨氏勢力受到致使打擊，爨氏雄長雲南的局麵被徹底打破。然而，隋王朝短暫的統治，很快便在農民起義風暴席卷下結束了。唐朝初期，為了穩定邊疆，唐王朝將被俘押長安的爨玩之子爨宏達釋放回雲南，允許他將其父爨玩屍體帶回安葬，並任命爨宏達為昆州刺史，恢複了中央對雲南的羈縻統治。為了加強對爨區的控製，唐王朝於天寶初年（742）企圖打開一條從安南（今越南）以步頭（今建水南部）至戎州（今四川西北的茂汶地區）的交通路線（史稱“步頭路”），並在安寧築城駐軍把守。由於步頭路南北縱貫爨區，引起爨氏部族首領的極大恐慌，於是以昆州刺史爨日進、南寧州刺史爨歸王和爨氏大姓璺崇道為首發動了大叛亂，攻陷安寧城，殺掉築城使竹靈倩。為了平息叛亂，唐王朝命皮邏閣征討爨氏首領。皮邏閣一方麵采取武力迫使爨氏降附，一方麵又向朝廷為爨氏說情而成為爨氏的保護者，並通過分別將兩個女兒嫁給爨歸五和爨日進兒子的方式，與爨氏聯姻結盟。不久，爨崇道受人挑唆殺其叔爨歸王和弟爨日進。為報夫仇，爨歸王這妻姹派使者向皮邏閣求援。皮邏閣便又利用爨氏自相殘殺的機會，徹底剿滅了爨氏的勢力，用武力將滇中地區的西爨大部分居民脅迫遷往滇西永昌城（今保山）一帶，東爨則逃亡散落於山林穀地。於是，南詔的勢力範圍便從滇西擴展到滇中、滇東一帶，基本攬括了雲南的大部分地域。
其後，隨著與唐王朝的關係惡化及天寶戰爭的勝利，南詔的勢力不斷擴張，最終統一了雲南。經過《南詔德化碑》所稱的“西開尋傳，北接陽山，南荒奔湊，東爨悉歸”之後，南詔的統轄範圍比初期擴大了好幾倍，包括了《新唐書·南蠻傳》中記載的“東距爨（今滇、黔連接地），東南屬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境內），西北與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國北部），西南驃（今緬甸曼德勒一帶），北抵益州（以今大渡河為界），東北際黔巫（今川東南與黔西北連接地）”的廣袤區域。為了治理雲南，據樊綽的《蠻書》（即《雲南誌》）記載，公元794年南詔在全省設立了六賧、七節度，而據《新唐書》載，公元879年又發展為十賧、六節度、二都督。南詔的統治幾乎遍及整個雲南省範圍，成為雲南有史以來最為強盛的地方政權。
南詔勢力的急劇崛起，是雲南地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僅意味著中原王朝的影響已深入到雲南的大部分地區，在中央王朝的支持和任命下產生了一個強有力的地方政權，進而統一了雲南的部分區域，結束了曆史上長期群雄紛爭的割據局麵。而且也意味著，在經曆了長期在王朝對稱雄各地的部族首領衽羈縻政策和名義上的鬆散統治之後，雲南開始有了一個真正的以中央王朝身份進行實際統治的強有力的地方政權，為後世、特別是元朝建立行省打下了基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南詔的崛起，翻開了雲南曆史的新的一頁，對於雲南乃至於中國的曆史，就將產生深刻影響。
德化碑與南詔歸唐
唐朝在天寶十年（751）對南詔的征討之戰失敗後，宰相楊國忠“恥雲南無功”，不甘心失敗，強征暴斂，欺上壓下，經過兩年多緊鑼密鼓的備戰工作之後，更大規模的征南之戰爆發了。
天寶十三年（754），唐王朝命大將李宓率兵20萬再度征討雲南，士兵的父母妻子奔走相送，“生人作死別”，哭聲震野。目睹這一慘狀的大詩人李白在《古風》中描述此種情景：“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擢兩無聲。”這樣的部隊自然是沒有戰鬥力的。李宓孤軍深入，進逼南唐城，遭到了南詔與吐蕃的合力夾擊，結果李宓陣亡，全軍覆沒，20萬大軍“棄之死地，隻輪無返”！
天寶戰爭千萬民怨沸騰，財力減耗，加之第二年（755）“安史之亂”爆發，唐王朝的盛世宣告結束，無力顧及雲南了。閣羅鳳統一了雲南全境，並不斷擴大領域，雄踞南疆，但雲南各族人民與中原的往來並未因此中斷。在種族人民統一願望的壓力下，閣羅鳳仍為將來的“歸順”留下了後路。他命部屬收拾唐軍陣亡將士的屍體“祭而葬之”，這就是今人看到的點蒼山麓“萬人塚”。之後，又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表明其叛唐實出無奈，決心“世世事唐”，並說：“我上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
統一於中華民族的大家庭，自古以來就是雲南各族人民矢誌不渝的願望。在閣羅鳳叛唐40年之後，其孫異牟尋在內外種種矛盾麵前，接受了清平官（宰相）鄭回的建議，開始謀求歸唐的道路。這一舉措，下符合當時的唐王朝“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的戰略意圖，因此，從貞元三年（787）開始，唐王朝新任劍南節度使韋皋便連年致書南詔，爭取其歸唐。貞元九年（793），異牟尋決心歸唐。韋皋即派出巡官崔佐時於次年正月到達南詔陽苴咩城（今大理），與異牟尋會盟於點蒼山。盟詞指出：南詔全部落歸附唐朝，不再與吐蕃“私相會和”，“或輒窺侵漢界內田地”，而漢亦不能“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如有患難，應予救恤。貞元十年（794），唐王朝派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到雲南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袁滋進入雲南，受到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為了紀念此事，作為政治家和書法家的袁滋，親自題寫了冊封事由，刊刻在今鹽津豆沙關（石門關）的山崖上，至今猶存。
南詔自反唐到歸唐，其間經過了42年的曆史。南詔歸唐之後，韋皋為了長久地維係唐王朝與南詔的關係，鞏固南疆，又主動提出廢除屬國送子弟至京城充當人質的製度，但南詔為了表示歸唐的誠意，則一定要送。為了傳播中原文化，南詔每年派子弟到成都學習，“教以書數”，如此50年不斷，培養人才數千，這對發展雲南經濟文化起了積極作用。韋皋又派工匠教習南詔製造堅甲得弩，致使雲南武器精良，直至宋元以後仍聞名全國。
南詔的衰亡與大理國的建立
異牟尋歸唐後，南詔與唐王朝的關係翻開了新篇章。在異牟尋之後的數十年間，唐王朝與南詔之間基本保持了一個相對平靜的狀態。唐元和十一年（816），南詔幼主勸龍晟被重臣王嵯巔所弑，朝政被王嵯巔所操縱。唐大和三年（829）後，南詔開始頻繁向周邊地區發動征伐戰爭，至世隆時期（860～877）則戰事頻仍，據範祖禹《唐鑒》二十一卷記載：“自鹹通（860），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長期窮兵默武的征伐戰爭，不僅給周邊地區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而且也極大地消耗了南詔的財力物力。據胡蔚本《南詔野史》記載“世隆以來，用兵五十餘年，帑藏不給，橫斂於民，上下俱困”，使得南詔國內各種矛盾日趨尖銳激化。與此同時，過去一直處於幕僚謀臣角色的白蠻勢力，逐步發展壯大起來，終於取而代之。唐天複二年（902），南詔權臣、鄭回七世孫鄭買嗣發動政變，殺害蒙氏統治家族800餘人於五華樓下，篡奪了南詔政權，建立大長和國，結束了南詔自細奴邏至舜化貞共13世、247年的統治。
鄭氏之後，由於統治者大多貪虐荒淫而宮廷政變不斷，在不到40年的時間內，走馬燈似地先後更換了三姓國主。鄭氏傳三世，共26年。後唐天成三年（928），劍川節度楊幹貞滅鄭氏，立趙善政，改國號大天興國，10個月後廢趙自立。兩年後，楊幹貞被其弟楊詔（明）所廢，不滿6年又被通海節度段思平所滅。
據史學家考證，段思平出身於南詔貴族世家。據《南詔野史》記載，“段氏，武威人，祖段儉魏為閣羅鳳將，唐天寶中大敗唐兵，功升清平官，賜名忠國（一說國忠）拜相，六世而生思平”。在聞名遐邇的《南詔德化碑》上，段忠國的碑陰題名赫然位列第一，可見其威權極重，為“開國元勳”之屬。此後，段氏世代為南詔重臣，屢有出任南詔清平官、大軍將者。段思平初任幕覽，即小府副將，後以戰功升遷為要害地區之通海節度，勢力很大。楊幹貞兄弟纂權之後，視段思平為潛在的威脅，“常欲除思平”。段思平被迫逃亡，“就其舅爨羊自匿”。然而，在楊氏兄弟的嚴密追捕下，一味躲藏也不是辦法，段思平隻好奮起反抗，聯絡各部力量起兵攻打楊幹貞兄弟。據馮蘇《滇考》記載，“善巨守高方，素與思平善，密遣人招思平。段思平與弟思良、軍事董迦羅就之……至善巨與高方謀，借兵東方，三十七部皆助之，會於石城，眾十餘萬”。在高方及三十七部的支持下，段思平擊潰楊幹貞所部軍隊，殺楊詔，楊幹貞出奔，段思平攻占大理，建立大理國。
從南詔衰亡到大理國興起的這段曆史，頗有一些東西值得回味。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南詔從一個地處偏僻的地方部落，合六詔為一，成為迅速崛起的一個代表中央王朝進行統治的地方政權。南詔的崛起，反映出在曆經秦漢以來漫長的曆史歲月之後，隨著雲南與中原經濟文化交往的日趨緊密，中原王朝的影響逐步深入到雲南的大部分地區。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才有可能在在央王朝的支持和任命下，產生出南詔這個強有力的地方政權，結束了雲南曆史上長期群雄紛爭的割據局麵。由於其順應了中央和地方共同維護國家統一、促進中原與邊疆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發展的曆史需求，符合中原和邊疆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南詔的崛起絕不是偶然的。此其一。
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具有共同利害關係的唐王朝和南詔政權，先是唐王朝邊吏貪虐凶殘副人的反抗，繼而楊國忠禍國殃民的一再遠征；而南詔得理反擊獲勝後卻不利令智昏，窮兵默武，其結果是兩敗俱傷，國力凋敝，危機四伏，最終幾乎是雙雙同是走向衰亡。《新唐書·南詔傳》曾以“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的評語，來作為對唐朝衰亡的總結，認為南詔是唐王朝衰亡的起因之一。其實，對於南詔來說，對唐及周邊地區無休止窮兵默武的征戰，又何嚐不是南詔衰亡的一個主要禍根呢？因而段思平建大理國，就吸取南詔窮兵默武導致衰亡的曆史教訓，正確處理與中央王朝的關係，共享太平，以致能夠傳22世、300餘年。雖然這其中有宋王朝無意經營雲南的因素在內，但大理地方政權基本保持對中央王朝的友好態勢，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南詔和大理在處理與中原王朝關係上是如此之不同，其結果也大相徑庭。此其二。
南詔合六為一，皮邏閣利用爨氏自相殘殺的機會，徹底剿滅了爨氏的勢力，並將西爨的二十萬居民脅迫遷往滇西永昌城（今保山）一帶。東爨由於語言不通、居住分散等而未被遷移，逃亡散落於山林穀地，並逐步填補了西爨遷移後留下的空間。隨著南詔加重對滇中及滇東北地區的經營，特別是隨著南詔與唐王朝之間的戰爭愈演愈烈，滇中及滇東北地區的位置也顯得越來越重要，散居於該地區的東爨烏蠻被南詔統治者所重視，常常被征調起來作為向周邊征戰的軍隊之一。在這種情況下，烏蠻勢力開始發展壯大起來。其中，被史家稱之為“三十七部”的東爨烏蠻，開始成為雲南地方上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段思平消滅楊幹貞政權，主要就是利用自己與爨判的舅甥“遑耶”姻親關係，才能順利取得三十七部的支持而奪取政權。此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三十七部常常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雲南地方史上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課題，此其三。
南詔200多年的興衰，留下了許多應該深入研究與思考的問題以上三點，就權當“引玉”之作吧。
南詔軍事人才的培養與選拔
自古以來，每個政權都有一定的人才培養、選拔製度和途徑。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的科舉製度形成以後，一直延續至清末。科舉製度是封建王朝選拔人才的重要製度和途徑，決定著封建教育必然以讀書中舉為方向。南詔是與唐王朝基本上同時起落的地方割據政權，其政治、經濟、軍事製度都極力依次唐朝，同樣重視人才的培養和選拔，但南詔並無科舉製度，其培養選拔人才的途徑，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從軍事人員的中選拔；留唐歸來的王臣子弟的選用；從宗教人員即“儒僧”中選拔，所以南詔的教育和人才選拔就圍繞著這三方麵運作。
南詔是在戰爭中建立，並在戰爭中發展壯大的，因而十分重視戰爭教育，人才的培養選拔也就於軍事訓練和戰績考核。“羅苴子”和“馬軍”的選拔就是這方麵的兩種主要形式。
“羅苴子”意為“俊秀”，是南詔軍隊中“戴朱兜鍪，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曆險如飛”，英俊剽悍的武士，可以充當下級軍官。羅苴子的選拔考試是軍事人才選拔的初級形式，因此，“羅苴子”有“武秀才”的含義，《蠻書》：“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羅苴子……每百人置羅苴子佑一人管之。”
羅苴子的選拔頗為嚴格，據《蠻書》記載，須經過五次嚴格的考試。一、登山：在點蒼山頂立旗，先到旗下者為優；二、負重行軍：背一石五鬥米行四十裏；三、泅渡：在激流中浮遊二千尺；四、劍術：五、超障：迅速通過一丈三尺寬的深坑。以上五項考試合格者得補為羅苴子。南詔實行兵民一體的鄉兵製度，寓兵於農。各地軍事組織也就是地方行政組織；平時務農，戰時調集則為軍隊。南詔的軍隊，政府不負責後勤供應，平時鄉兵在家務農，戰時一切軍需供應均由鄉兵自備。農閑時組織訓練，每年冬季，南詔中樞政權的兵曹長就行文各地組織冬訓。參加訓練的每一個壯丁必須自備武器（刀、槍、劍、弓、箭等）和甲胄。武器裝備必須精良，凡武器裝備不合格或無故不參加受訓者必須受罰治罪；同時根據有無馬匹，將參加訓練的鄉兵分為步卒或騎軍。此即《新唐書·南詔傳》所謂：“壯者皆為戰卒，有馬者為騎軍。”既然“有馬者為騎軍”，可見有馬者並不普遍。即使如此，並非每個有馬者都能成為南詔軍隊中地位較高的馬軍。
對馬軍的選拔比羅苴子嚴格，要求也高得多。《蠻書》卷九記載：“凡試馬軍須五次上：射中片板為一次上；中雙庶子為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馬擄頗柱中鬥子為一次上；盤槍百轉無失為一次上；能書能算為一次上。試過有優給。”從以上考試標準看，馬軍必須做到騎、射、槍法嫻熟，除此之外還需“能書能算”，即要作文化考察，沒有一定文化程度，不能成為馬軍。單以考試標準比較，馬軍也高於羅苴子。假若說“羅苴子”相當於“武秀才”的話，“馬軍”應當相當於“武舉”，選中馬軍者已是南詔國高級武官的後備人才，所以通過馬軍考試者“試過有優給”。
正是由於馬軍的地位較高，南詔民眾在非冬訓考校之時，也經常進行有關訓練。《蠻書》卷九記載：“蠻王為樓，及諸城鎮村邑，但有空平處即立木十分尺，刻其上為鬥子，中間以墨三寸規之，名曰頗柱。所以試人持竹劍去頗柱四十步外，走馬向前擄柱，中鬥子者上；中第二規次之；中第一規為下。每農隙之時，邑中有馬者皆騎馬頗柱下試習。”這裏所講的“樓”及立頗柱的“空平處”，就是訓練馬軍的場所。“樓”是訓練書算，教習文化的地方，立頗柱的“空場”就是演武場、校場之類，兩者在同一村鎮之內不至於有多大的距離。這“樓”和立頗柱的“空場”，“諸城鎮村邑”都有，實際就是一種“社學”的形式，這種“社學”以尚武精神主宰。
南詔從成立日起就一直不斷進行戰爭，軍事人才的培養，要求十分迫切。馬軍的訓練和考試實際就是對高級軍事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南詔的軍將、大軍將等武職官員，便大多是馬軍裏選拔出來的。凡要通過馬軍考試者，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專門習算，也就是學習文化知識。這對一般不脫離農業生產的普通百姓來說，是沒有足夠時間和精力來完成文化知識和繁雜的武藝訓練的；而且要完成這些訓練也必須有充分的經濟來源作為後盾，這樣的經濟負擔，自給自足的自耕農家庭是無力承擔的。因此，擔任馬軍者和進行馬軍訓練者，其家庭一般都屬於上層，即貴族、大姓之類，故通過馬軍考試者，“試過有優給”也就成為必然。通過了馬軍考試者，就意味著加官晉爵的宦途已經打通，將來經實戰考驗，可以升任軍將、大軍將，進而擔任南詔中樞機構各部門的重要官職，甚至升清平官（宰相），這也就決定了在尚武精神支配下的南詔社會裏，貴族、大姓子弟進行馬軍訓練，是他們仕途必經的階段。總之，從戰爭中選拔人才是南詔官吏來源的主要途徑。從羅苴子的選拔，馬軍的培養、訓練、考試，直到中樞機構武職軍將、大軍將被任命為各部官員，構成了套南詔人才選舉製度的係統。從目前的掌握的曆史資料看，對於單純文職官員的選拔，尚未發現有如此完整的係統。
南詔文職官吏的培養與選拔
作為在戰爭中成立並在戰爭中壯大的南詔，重視軍事人才的培養與選拔的必然之舉，而且也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製度，造就了能征善戰的軍事人才，其中一些人發展成為南詔中樞機構各部門的重要官員，甚至成為輔佐南詔王處理政務的清平官。這說明南詔缺乏單純的文職官吏的培養選拔製度。從現有史料看，南詔文職官吏，除了從軍事人才中選拔一部分外，主要選拔留唐歸來的王臣子弟，並選用“儒僧”。
南詔送五臣子弟入唐，最初開始於統一六詔後皮邏閣被詔封為雲南王時。封建王朝，曆來有要求受封為王者必須留長子在京城任職的做法。據《新唐書·南詔傳》：“天寶初，遣閣羅鳳子鳳伽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鳳伽異入唐都長安作宿衛，本來屬於人質，但唐朝廷對南詔的人質世子給予優待，封以高爵位，加以籠絡，是唐王朝對南詔懷柔政策的具體措施。為增加藩屬對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對人質（即入朝廷任職作人質）世子給予相當的文化教育影響，此種做法是各朝代都曾使用的慣例。閣羅鳳繼位，鳳伽異回國即為南詔故地陽瓜州（今巍山）刺史，後又以副王身份，營建南詔東都拓東城（今昆明），鎮撫鄯闡為中心的東部地區。鳳伽異回南詔即迅速擔任此類重任，與其在長安所受教育不無關係。
天寶戰爭後，南詔與唐關係破裂，世子入質中絕。異牟尋歸唐以後，入質人數大增。《孫樵集》卷三中《書田將軍邊事》文載：“又擇群蠻子弟聚於錦城（今成都），使習書算。業就輒去，複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又《新唐書·南詔傳》載：“（南詔）雙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皋（西川節度使韋皋），皋辭，固請，乃盡舍成都，鹹遣就學。”這時唐與南詔雙方都有意識地增加入質人數，雙方各有目的，各有打算。唐王朝一方在於擴大群蠻（主要是南詔）後代的漢文化教育，增加其對唐王朝的感情，促進其文化上、心理上對中原的接近，以利羈縻和治理；從南詔一方看，在於利用唐王朝先進的文化知識及教育設施為自己培養人才，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這件事情上南詔處於積極主動的地位。
這時入質的地點已不在長安，而是在接近南詔的成都。南詔王臣子弟分期分批地入學成都，已完全失去了作為人質的作用，南詔無非將此作為自己培養人才的廉價手段，樂於使用，不斷增加入質人數，以致千萬唐朝負責此項工作的西川節度使難以招架應付的局麵。“唐大中初，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厘革，有詞人錄詔報雲南，雲南詞不遜雲：‘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來朝；四海為家，豈計十人這有費。’爾後納貢不時，境上騷擾。”（《唐語林》卷二）
從以上史實記載看，自異牟尋歸唐以後，南詔王臣子弟以入質的形式到成才就學，基本成為定製，成為南詔培養自己文職人員的一個重要途徑。一旦西川節度使要裁減入質人數，即引起南詔不滿，其原因在於影響了南詔供此培養文職官吏的計劃。
當然，純粹依靠唐朝培養入質人員，其人數畢竟有限，所以南詔也從另一途徑選拔文職官吏，那就是從所謂“儒僧”中選拔任用。
佛教在南詔逐步盛行以後，僧侶中也有一部分人擔當南詔要職。最早如閣羅鳳之弟閣陂和尚，曾在對李宓作戰中起過重要作用。鳳儀北湯天董氏家譜中有清楚的記載，佛教密宗教士阿吒黎首領董氏家庭中曾不斷有人出任清平官等要職。由於佛教影響的進一步深入，南詔後期出現了所謂“儒僧”，即儒釋兩通的知識分子。至大理國時期，已成凡習儒者皆信佛的局麵。“儒僧”又稱“師僧”，已民為南詔官吏人才的主要來源。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大理國時期。
據元代郭鬆年《大理行記》記載：“大理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與南詔不同的是，大理與宋王朝彼此封閉，交往不多，大理偏安西南，戰爭驚擾極少，處於和平安寧的局麵，再加南詔時期為文化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大理的人才培養主要靠知識分子的傳承，並且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科舉製度。
哀牢與南詔有何關係
保山哀牢和大理南詔，一個是漢代的絕域古國，一個是唐代的地方政權，但在祖先起源上共同信奉“九隆神話”，以及善於馴養和使用馬、象等，生活習慣多有相同……據此，可以探尋二者是否存在著“南詔本哀牢後裔”的淵源關係。《華陽國誌·南中誌·永昌郡》說：“永昌郡，古哀牢國。”即保山在西漢以前，是一片“絕域荒外”的古哀牢國地。而南詔則是在唐代以今大理為統治中心的新崛起的地方政權。但在《蠻書》、《白古通紀》、《南詔野史》等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記載，說“南詔”本“哀牢”後裔。其淵源曆史根據是什麽呢？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西自同師（今保山）以東，北至葉榆（今大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長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裏。”這些“隨畜遷徙”的“昆明”人，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已大部分從瀾滄江以西向東集中遷徙到了洱海區域。今大理一帶的考研資料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些“昆明”人，他們肯定是要認為其祖先是哀牢夷的。在東漢時，永昌郡轄不韋（今保山）、嶲唐（今雲龍縣漕澗、舊州），雲南（今祥雲、彌渡）、邪龍（今巍山、漾濞）、葉榆（今大理、洱源、劍川、鶴慶）、比蘇（今雲龍、蘭坪）、博南（今永平）、哀牢（今騰衝、龍陵、德宏州、臨滄地區），其地“東西三千裏，南北四千六百裏”。生活在這廣闊地區裏的濮、越、昆明等哀牢民族，有“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顯然，生活在葉榆（今大理、池源、劍川、鶴慶）一帶的哀牢民族，也肯定是要追溯其祖先的發祥地——哀牢國中心地的，尤其到了三國（蜀漢）章武初年（221），國家鼎立，地方紛爭，永昌郡也處於亂世之局麵。蜀漢建興三年（225）三月，諸葛亮南征平息永昌郡後，設立了雲南郡（治今祥雲等），將永昌郡功曹呂凱舉薦為雲南郡太守，同時永昌郡“遷濮民數千落於雲南（治今祥雲）、建寧（治今曲靖）界，以實二郡”。這些落藉雲南郡的永昌濮民更不會忘記其祖先是哀牢民族的。為此，唐南詔崛起以後，有許多史籍記載說南詔先民是哀牢夷，這是有其曆史淵源的。
當然，我們所說的南詔，主要是指南詔統治民族，說他們是哀牢後裔，已成為定論，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都是這樣記載。如最先見唐竇滂《雲南別錄》記：“（開元二十六年九月）戊寅年，冊南詔蒙歸義（皮邏閣）為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地。”唐樊綽《蠻書·六詔》說：“蒙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舊唐書·南蠻傳》：“南詔自言本哀牢後。”《新唐書·南蠻傳》：“南詔，……本哀牢後，烏蠻別種也。”《通鑒·玄宗紀》：“歸義（皮羅閣）之先，本哀牢夷後。”《南詔通紀》：“（哀牢國）其先有蒙伽獨，妻摩黎羌，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魚為生。”景泰《雲南圖經誌書》卷六：“蒙氏細奴邏，本哀牢人，後徙蒙舍川。”正德《雲南誌》卷六：“有細奴邏者，亦哀牢之裔。”《南詔野史》：“九隆氏，哀牢山下。”《白國因由》：“其第九子與母親茉莉羌同處，其母見鄰居不可共處，移居哀牢山下。”《蒙化縣誌稿》：“倮倮（今彝族）有二種，一種即古之羅羅摩，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詔細奴邏之後也。”這些史料均是唐、宋、元、明、清各代關於南詔係哀牢夷後的官書記載，是有根據的，可信的。
不過這些記述，均追蹤於一個“源”——哀牢“九隆傳說”故事，後隨著哀牢夷（主要是昆明族和濮族）進入了洱海區域，成為南詔的主體民族，即統治者，將廣泛流傳的“九隆傳說”載入了南詔的史冊。同時隨著佛教的興起，“九隆傳說”也被染上了佛教的色彩。明楊鼐《南詔通紀》說：“（哀牢國），其先有蒙伽獨，妻摩稱羌，名沙壹。居哀牢山（保山壩東），捕魚為生。後死哀牢山水中，不獲其屍。沙壹往哭，見一木浮觸而來旁邊漂沈，婦坐其上，平穩不動。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懷妊，生九子；複產一子。一日，行往池邊，見沈木化為龍，忽語曰：‘若為我生子，今何在？’九子見龍皆驚走，獨小子不去，背龍而坐，因舐之，喚其名曰習農樂。母見之，乃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曰九隆。習農樂後有神異，諸兄見其為父所舐而與名，又有神異，遂推以為王，住哀牢山下。又有奴波息者夫妻，生十女子，習農樂兄弟皆之，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
可看出，南詔統治民族對自己祖先——“九隆傳說”非常崇奉，這也充分說明了南詔統治民族認為自己是哀牢後裔的認這是確信不移的。
另外，從生活習慣上也可看出哀牢與南詔的關係。《永昌記》說：“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加翠毛之飾。”《後漢紀·和帝紀》：“永元六年（94），永昌夷獻犀、象。”可見哀牢人的生活習慣是善馴養馬、象等動物的。而南詔民族呢？據《蠻書·條教》雲：“（南詔）每家有丁壯，皆定為馬軍。”又《蠻書·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國》說：“二十五日至安寧城，城使段伽諾出步軍二百隊，馬軍一百隊，夾道排立。……十九日至由驛，鎮使楊盛出馬軍一百三十隊，步軍一百七十隊，夾道立，帶甲馬二百人行前。……二十三日至雲南城，節度蒙酋物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三百人，夾道排立，帶甲隊一十隊引前。……南詔蒙異牟尋陽苴城五裏迎，先飾大象一二頭前引，以次馬軍隊，以次伎樂隊，以次子弟持斧铖。”由此可看出，南詔民族也像哀牢民族一樣馴養馬、象。
總之，南詔統治民族為哀牢夷後，這是有曆史淵源根據的，無論是正史或野史，當朝或後世，都是這樣傳說和記載，這已成為了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