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會昌毀佛

  唐武宗時期的「會昌毀佛」是一個在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

  公元840年，武宗繼其兄文宗之後，成為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其後武宗旋即發動了在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會昌毀佛」的鎮壓佛教運動。這場毀佛運動於845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寺塔被大量拆毀，佛經被燒，無數僧尼被迫還俗。

  這一時期圍繞唐朝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位於北方蒙古高原的回鶻，自從安史之亂時被唐政府借來平叛而引入唐朝以後，一直讓唐人們感到非常頭疼。此時回鶻卻因天災及內訌，加之黠戛斯的趁虛攻擊，終於840年土崩瓦解。

  此外，自初唐以來持續給予唐朝西部以很大壓力的土蕃，也由於國王達瑪鎮壓佛教而引發內亂，到841年達瑪死後即告分裂，從歷史舞台上消失。由此，唐朝一舉從長期以來困擾自己的兩大壓力之下解放了出來。

  這一時期的朝鮮半島正值統一后的新羅時代。作為東中國海交易的一個中心人物，活躍於唐、新羅、日本的弓福於841年發動了叛亂。他曾被新羅王朝任命為清海鎮大使，並參與過擁立神武王。這場叛亂儘管隨著弓福被暗殺而很快就結束了，但對於新羅來說，卻無疑是暴露王權衰微、地方勢力抬頭的一個大事件。

  再看看日本的情況，842年日本發生了承和之變。這次變故一般被認為是一個陰謀，或曰一次政變。即嵯峨上皇死後，伴健岑和橘逸勢企圖擁戴皇太子恆貞親王，廢掉當時在位的仁明天皇。

  以此為分界線，日本之前一直持續的兩統迭立(即兩個系統的天皇輪流登基)這一不穩定的狀態宣告終結，而與而後的攝關政治有密切關聯的藤原氏一族的政治根基則得到了根本性的強化。

  這些集中發生於九世紀四十年代、看上去似乎都是分別發生的事情，彼此之間似乎很難說有什麼關聯。可是當你稍微深入其中，就會發現其中包含著某種共同的傾向。即以唐朝為中心的文化以及政治結合(東亞文化圈)的崩潰，以及代之而起的各個地區以及國家獨自摸索新發展道路的動向。這些都成為十世紀以後日益明朗化的、東亞各地民族意識的先驅，以及直接出發點。

  提到毀佛的背景，一般都會指出，因為武宗熱衷於道教、加之佛教教團的擴張及日益腐敗等原因。但實際上，同時期景教(基督教的聶斯托利派)、襖教(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等外來宗教也均遭到了鎮壓。佛教屬於外來宗教，當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會昌毀佛其實還具有另一面，即顯示了唐朝排除外來宗教，振興本土宗教的一種民族意識。

  佛教是從文化及精神方面鏈接東亞世界的重要連接點。如果從這一方面來考慮的話，對於武宗強制推行的毀佛運動也可以解釋為：強行毀佛意味著武宗親自強行切斷了東亞的這種連帶關係，以此向內外宣示唐朝將退出東亞文化圈的中心、表達了想從長期背負的這一重壓之下解脫出來的決心。所以，這一行為乍看起來似乎是源自武宗個人的想法，但實際上與整個東亞的時代浪潮也絕非毫無關係。

  因安史之亂而產生巨大變化的唐朝，在進入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進一步大刀闊斧地改變了內外的關係及結構。而且到了907年，唐朝像朽木一樣轟然倒塌之時，在飛揚四濺的塵埃之中依稀所能見到的，僅僅剩下苟延殘喘勉強維持命脈的渤海國和新羅，原先那些和唐朝激烈競爭的國家都早已蕩然無存。其後不久，渤海和新羅也都先後滅亡。日本則脫離了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國家階段，大踏步地進入了貴族制社會。

  隋唐擁有高度發達的文化、先進的政治體制和豐富的物質生活，相形之下，周邊諸國諸地區的生活文化程度則很低下、政治體制也比較落後。這種反差不斷的吸引周邊，促使周邊諸國或模仿唐朝或反過來攻城略地、騷擾唐朝。

  談起貫穿整個隋唐時代的律令支配體制，無論是在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六部（吏、戶、禮、兵、刑、工）這一中樞形態之中，還是在職掌相互重疊的諸中央機關以及由數人組成的宰相班子之中，同時還存在著一些並非單純上傳下達的橫向關係。而在這種橫向關係之中，則可以明顯看到魏晉以來的貴族制的影響。無論通過當時看重門第(出身)的社會觀念、還是通過當時人們的高度的文化教養素質，亦或是從當時社會體制中重視儀禮的情況來看，都可以說隋唐時代無疑是一個瀰漫著濃郁的貴族之氣息的時期。

  從律令官制和貴族制的關係，可以使我們想象到當時的統治權力鬆弛的狀況。

  在進入玄宗時代後期以後「恩寵」這種私人關係何以能夠流行，家世門第不清不白的安祿山為何能夠出現在政治大舞台上等問題，則可以作出相應的解釋。同樣唐代女性的活躍恐怕也並非與這種權利或制度的狀況無關。

  權力的鬆弛反映了整個社會環境的寬鬆。有這樣一個王朝形成的這種氣氛，或許正是促使東亞世界得以凝聚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