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中國哲學在現代世界(2)
人生的境界
哲學的任務是什麼?我在第一章曾提出,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它的任務不是增加關於實際的積極的知識,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這裡更清楚地解釋一下這個話的意思,似乎是恰當的。
我在《新原人》一書中曾說,人與其他動物的不同,在於人做某事時,他了解他在做什麼,並且自覺他在做。正是這種覺解,使他正在做的對於他有了意義。他做各種事,有各種意義,各種意義合成一個整體,就構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構成各人的人生境界,這是我的說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覺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對於他們也就各有不同的意義。每個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與其他任何個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這些個人的差異,我們可以把各種不同的人生境界劃分為四個概括的等級。從最低的說起,它們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個人做事,可能只是順著他的本能或其社會的風俗習慣。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樣,他做他所做的事,而並無覺解,或不甚覺解。這樣,他所做的事,對於他就沒有意義,或很少意義。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說的自然境界。
一個人可能意識到他自己,為自己而做各種事。這並不意味著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後果有利於他人,其動機則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種事,對於他有功利的意義。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說的功利境界。
還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會的存在,他是社會的一員。這個社會是一個整體,他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有這種覺解,他就為社會的利益做各種事,或如儒家所說,他做事是為了「正其義不謀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嚴格的道德意義的道德行為。他所做的各種事都有道德的意義。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說的道德境界。
最後,一個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會整體之上,還有一個更大的整體,即宇宙。他不僅是社會的一員,同時還是宇宙的一員。他是社會組織的公民,同時還是孟子所說的「天民」。有這種覺解,他就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種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義,自覺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這種覺解為他構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說的天地境界。
這四種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現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應該成為的人。前兩者是自然的產物,后兩者是精神的創造。自然境界最低,其次是功利境界,然後是道德境界,最後是天地境界。它們之所以如此,是由於自然境界,幾乎不需要覺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較多的覺解;天地境界則需要最多的覺解。道德境界有道德價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價值。
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任務是幫助人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別是達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學境界,因為只有通過哲學,獲得對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達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學的產物。道德認為,並不單純是遵循道德律的行為;有道德的人也不單純是養成某些道德習慣的人。他行動和生活,都必須覺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學的任務正是給予他這種覺解。
生活於道德境界的人是賢人,生活於天地境界的人是聖人。哲學教人以怎樣成為聖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為聖人就是達到人作為人的最高成就。這是哲學的崇高任務。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說,哲學家必須從感覺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學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與宇宙同一,而在這個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前幾章已經告訴我們,中國哲學總是傾向於強調為了成為聖人,並不需要做不同於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於有高度的覺解,他所做的事對於他就有不同的意義。換句話說,他是在覺悟狀態做他所做的事,別人是在無明狀態做他們所做的事。禪宗有人說,「覺」字乃萬妙之源。由覺產生的意義,構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國的聖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國的哲學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隨著未來科學的進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條和迷信,必將讓位於科學;可是人的對於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將由未來的哲學來滿足。未來的哲學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這方面,中國哲學可能有所貢獻。
形上學的方法論
在《新知言》一書中,我認為形上學有兩種方法: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實質,是說形上學的對象是什麼;負的方法的實質,則是不說它。這樣做,負的方法也就啟示了它的性質和某些方面,這些方面是正的描寫和分析無法說出的。
前面第二章我表示贊同諾思羅普教授說的:西方哲學以他所謂「假設的概念」為出發點,中國哲學以他所謂「直覺的概念」為出發點。其結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學中占統治地位,負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國哲學中占統治地位。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混沌的全體。在《老子》、《莊子》里,並沒有說「道」實際上是什麼,卻只說了它不是什麼。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麼,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麼。
我們已經看到,佛家又加強了道家的負的方法。道家與佛家結合,產生了禪宗,禪宗的哲學我寧願叫做靜默的哲學。誰若了解和認識了靜默的意義,誰就對於形上學的對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以說曾經應用過形上學的負的方法。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他發現了不可知者,即本體。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學家看來,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對於它說什麼,所以最好是完全放棄形上學,只講知識論。但是在習慣於負的方法的人們看來,正因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應該對於它說什麼,這是理所當然的。形上學的任務不在於,對於不可知者說些什麼;而僅僅在於,對於不可知是不可知這個事實,說些什麼。誰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誰也就總算對於它有所知。關於這一點,康德做了許多工作。
哲學上一切偉大的形上學系統,無論它在方法論上是正的還是負的,無一不給自己戴上「神秘主義」的大帽子。負的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但是甚至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賓諾莎那裡,正的方法是用得極好了,可是他們的系統的頂點也都有神秘性質。哲學家或在《理想國》里看出「善」的「理念」並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形上學》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並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倫理學》里看出自己「從永恆的觀點看萬物」並且享受「上帝理智的愛」,在這些時候,除了靜默,他們還能做什麼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這樣的詞形容他們的狀態,豈不更好嗎?
由此看來,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並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完全的形上學系統,應當始於正的方法,而終於負的方法。如果它不終於負的方法,它就不能達到哲學的最後頂點。但是如果它不始於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為哲學的實質的清晰思想。神秘主義不是清晰思想的對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毋寧說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對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國哲學史中,正的方法從未得到充分發展;事實上,對它太忽視了。因此,中國哲學歷來缺乏清晰的思想,這也是中國哲學以單純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於缺乏清晰的思想,其單純性也就是非常素樸的。單純性本身是值得發揚的,但是它的素樸性必須通過清晰的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的思想不是哲學的目的,但是它是每個哲學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訓練。它確實是中國哲學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學史中從未見到充分發展的負的方法。只有兩者相結合才能產生未來的哲學。
禪宗有個故事說:「俱胝和尚,凡有詰問,唯舉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豎起一指。胝聞,遂以刃斷其指,童子號哭而去。胝復召子,童子回首,胝卻豎其指,童子忽然領悟。」(《曹山語錄》)
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它暗示這樣的真理:在使用負的方法之前,哲學家或學哲學的學生必須通過正的方法;在達到哲學的單純性之前,他必須通過哲學的複雜性。
人必須先說很多話,然後保持靜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