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三)

  · 第一部(三) ·

  第二十一章 瞿伯伯


  然後,我們認識了瞿伯伯。


  在我們這一路的流亡生涯中,真認識了不少奇異的人物,像曾連長,像老縣長,像蕭先生……現在,我們又認識了瞿伯伯。


  瞿伯伯是個“人物”!

  瞿伯伯原是廣西大學的一位職員,大約四十歲左右,帶著太太和三個女兒,一家也是五口。他們跟著廣西大學撤退到榕江,廣西大學解散了。有的教職員留在榕江,有的就近去投奔親友,而我父親呢,卻堅持要攜家帶眷,走到四川去!雖然我們現在已到貴州,離四川還有段距離呢!帶著稚齡兒女,要翻山越嶺,仍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父親執意要走,無獨有偶,瞿伯伯也執意要走!


  瞿伯伯說,我們兩家合起來一起走,彼此都有個照應,就不那麽孤單了。瞿伯伯說,兩家孩子,還可以交朋友,說說笑笑,就走到四川了。瞿伯伯還說,他有很多謀生技能,不怕沒飯吃!瞿伯伯最後又透露,他有一項秘密本領,可以逢凶化吉,遇難呈祥,還能治百病……原來他篤信我佛如來,會念《大悲咒》,還會念《金剛經》!

  於是,我們一家就和瞿伯伯一家,聯合在一起,繼續了以後這段行程。


  這段路線是怎麽走的,我已經都不記得了,隻記得沿途妙事一件接一件地發生。有瞿伯伯在,幾乎沒有任何時候是“乏味”的。


  這一路上,難民極多,大家都是把行李紮好後,連鍋盤餐具用扁擔挑在肩上走,這樣,才能隨時隨地停下來燒鍋煮飯。


  我父親本來不可能去挑擔的。但是,人家瞿伯伯都挑了,我父親就不得不挑了。何況,瞿伯伯在旁邊一個勁兒地鼓勵:


  “挑擔有什麽難?隻要是男人都會挑!用一點體力而已!你盡管挑,我幫你念《金剛經》,有我念《金剛經》,你一定挑得平平穩穩!”於是,我父親就挑起擔來了。挑擔這玩意,說來容易,事實上可不簡單,打包要技術,重心要平衡,我們真擔心父親一介書生,是不是能吃得了苦!但是,他真的把擔子挑起來了,也真的走了不少路,隻是人家走五步,他走十步,人家走直線,他走曲線。走得我們全家提心吊膽,走得瞿伯伯嘴中喃喃念經念個沒停。


  好不容易走到黃昏,到了一家廢棄的大院子。許多難民都到這院子裏去過夜。院子的圍牆有個大缺口,可以從缺口處抄近路直接進院子,否則就要繞好長一段路從大門進去。那缺口堆滿磚頭瓦片,高低不平。我們前麵有個挑擔的難民,為了走缺口而摔了一大跤,把瓶瓶罐罐都摔碎了。所以,母親叮囑說:

  “你不要逞能走缺口,我們還是走大門吧!你瞧,人家都摔了!”“人家摔!我不會摔!”我父親居然“神勇”起來了,“你看我一路不是挑得好好的嗎?”


  “是啊!”瞿伯伯在一邊接口,“你盡管走缺口,有我呢,我幫你念經!”


  於是,我父親就大踏步地跨上缺口,麗伯伯大聲地念經,說時遲那時快,扁擔的兩頭搖晃得像個瘋狂的鍾擺,隻聽到一聲“匡啷啷”的巨響,父親已倒在破磚殘瓦中。我們真嚇壞了,都撲過去扶父親,他哎唷唷地爬了起來,居然沒有摔傷,隻是我們唯一的那個飯鍋,已破成兩半,碗啊筷啊的碎了滿地。瞿伯伯在旁邊驚魂甫定地拍著胸口:“你瞧!幸好我幫你念《金剛經》,全身都沒傷著,否則,不摔斷一條腿才怪!”


  那晚,我最後的記憶,是母親用半片鍋炒菜給我們吃,我們用半片碗盛飯吃。


  第二十二章 檢柴

  碗盤都摔碎之後,對父親而言,倒是減輕了一項大負擔,他不需要再挑擔了。


  我們把行李化整為零,每人——包括我,背上背一個小包袱,其餘的剩下東西,紮一個大包裹,掛在父親的脖子上。(父親的背上,常常要背我小弟弟,所以隻好掛在脖子上。)

  這樣的行程,既慢又苦,對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常常要我們孩子們去撿柴。這真是一件十分艱難而又痛苦的事——至少對我這樣一個六歲大的女孩而言。不是找不到合適的,往往找到了又搶不過別的大孩子,即使撿到了也常被男孩子們搶了去。我在撿柴的任務中,屢屢敗北。


  但是我知道,我非撿到柴不可,否則就煮不了飯!沒有飯,大家就得挨餓,所以我常常拚命地去完成任務!


  記得有一天,經過了一個鋸木廠,父母叫我去撿廢材和木屑,但是也有很多別的孩子在搶那些廢材。我實在撿不到柴,正在著急,卻發現一堆劈得好好的木柴,不管三七廿一就拿。但拿不了多少,就被人逮住了。那人很生氣、很凶,問我為什麽要偷他的木柴,我嚇壞了,卻不肯把柴還給他,那人看我可憐,動了惻隱之心,他說:


  “隻要你唱一個歌,跳一個舞給我看,就把這些柴送給你。”


  我全身都沒有音樂細胞,也沒有跳舞的細胞,但是我還是一麵跳舞,一麵唱歌:

  弟弟疲倦了,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覺……


  這是我童年中唯一會唱的歌,我一麵唱,一麵忍住淚。


  我在前麵的故事裏曾經提到過一麵小錦旗,當初為了要那可愛的小錦旗,我記得也曾在我父親的同事們麵前唱歌,唱的也是這首歌。不過那時候,唱得很高興,唱完了大家鼓掌,我真快樂。唱完後,得到那麵錦旗,更是樂不可支。


  盡管唱的是同一首歌,我這次的感受可真難過極了。唱的時候,又想起了那麵失去的小錦旗,和失去的歡笑,唱著唱著,終於唱哭了。哭得那個人也不忍心再逗我,才放了我!

  這小小的故事,在我的童年中,印象極為深刻。我曾經寫了一篇短篇小說,題名叫《舞》,就是寫這段遭遇和心情。


  第二十三章 一個豬頭大家啃

  撿柴是孩子們的事,找食物可是大人們的工作,事實上,兵荒馬亂的時候,這可真是難如登天的工作,我父親和瞿伯伯總是分頭去找,找到什麽吃什麽。


  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們到了一個十分荒涼的小村,大部分人家已棄屋他去,留下兩三戶人家,也是門窗緊閉,給我的印象仿佛到了一個鬼村。


  父親和瞿伯伯把兩家妻小安置在一個破爛的土地廟裏,就分頭去找吃的。那時候,天昏地暗,他們又沒有什麽手電筒,點了“火炬”,眼看著他們的火炬愈離愈遠,真是擔心極了,恐怖極了。


  不知等了多久,好像等了一輩子似的,總算瞿伯伯回來了,火炬已熄,大家聽到歎息聲,心中都知道他已徒勞往返。


  大家既擔心我父親,卻又把希望寄托在我父親身上,瞿伯伯又開始一個勁兒地念經,什麽《大悲咒》《金剛經》,一遍又一遍,沒完沒停,如果那些經聲真能充饑的話,足以撐死我們這一群人!


  在瞿伯伯的經聲中,在焦急的期待中,我父親翩然出現了,看他那副興奮昂揚的樣子,就知道他大有收獲。


  父親抱回了一個大大大大的豬頭!


  記得我從小就會念一首兒歌:

  巴巴掌,油餡餅,

  你賣胭脂,我賣粉,


  賣到瀘州蝕了本,買個豬頭大家啃,


  啃不動,丟在河裏乒乒砰!

  那個豬頭可真不容易啃(等不及煮得很爛啊!),但大夥兒怎舍得把它丟在河裏,大家還是啃得津津有味,在我的印象裏,至少那鍋湯是鮮美極了!我一生中很少嚐到這樣鮮美的湯!


  大家始終不知道父親怎樣弄來那個豬頭,至少他的功勞大極了!但是瞿伯伯認為是他念經念來的!


  瞿伯伯真是一個大大的好人,既幽默又風趣,但信佛可一點兒也不含糊,他相信虔誠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例如:他有一個十歲大的女兒,患了牙痛,腮幫子腫得紅紅的,痛苦不堪,瞿伯伯發現了,把女兒叫過來,很有信心,也很有權威地說:“牙痛?!沒關係,我替你念經!”


  他在她腮幫子上畫了符就大聲念起來,念了半天,問他的女兒說:“不痛了吧?”問得很有信心,很有權威。


  我眼見他女兒痛得齜牙咧嘴,腮幫子腫得愈高了,她還是含著淚,喃喃地說:“好點了,好點了!”


  瞿伯伯這下子可樂了,笑著說:“我說嘛,隻要存心念經,什麽都可以解決!”


  第二十四章 強盜與縣長


  我們在貴州的流浪生涯中,一直有瞿伯伯作伴,使我們此行中,多了許多樂趣。在這段行程裏,偶爾我們也會搭上一輛木炭汽車,我前麵所記載,我曾摔下車子把鼻子上摔了一個大傷口,就在貴州境內。(現在回想,我居然沒有摔死,可能和瞿伯伯念經有關。)但,絕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是步行的。


  有一天晚上,我們到了一個小鎮,宿在一個民家,飯後大家聊天,那民家的人問我們第二天要去哪兒,父親說計劃翻過一個山到另一個叫“劍河”的小縣城去。


  那家人說:“山上有土匪,翻山很危險呢!”


  父親問:“我們都是難民,逃難逃得那麽慘,身無分文,還有什麽可搶的!”


  那家人說:“其實有些難民把金子、首飾縫在破棉襖裏,不一定都是一貧如洗的!”


  瞿伯伯除了念經外,最愛說笑話,他說:“對,對,對!別看我們這些打滿補丁的破棉襖,裏麵可真縫了不少寶貝呢!”


  “那麽說,你們明天可要小心,別翻那座山了!”


  “強盜有什麽可怕的!”瞿伯伯說,“我念經就把他們念跑了!”


  第二天,我們還是決定翻那座山,反正我們什麽也沒有,有什麽可怕呢!


  更何況瞿伯伯會念經!

  那座山真的十分荒涼,十分可怕,一上山就覺得不對勁,在草長及膝的小徑中行走,真不是滋味。使我想起遍是荊棘的大風坳。


  瞿伯伯一路上很認真地念經,又是《大悲咒》,又是《金剛經》,愈念愈大聲。


  突然,聽到一聲大喝,草叢中跳出了五六個彪形大漢,不用說,瞿伯伯念經沒有把強盜念掉,他們在等著我們呢!(事後我們猜想,頭一晚我們大概就投宿在強盜窩裏。)

  他們非但把各人的包囊搶去,連每人身上打滿補丁的破棉襖也被逼脫下來搶了去。


  等他們呼嘯而去,每人穿著單薄的衣服,在山風中發抖。


  瞿伯伯說,假使不是念經,強盜不會讓我們留下單衣穿,也許還會把我們統統殺了!

  所以,他又念起經來了,不過,在念經聲中,夾雜不少憤怒的“不平之鳴”,他倒不是罵那些心狠手辣的強盜,他罵的是劍河縣的縣長,怎可容許在他縣境裏有強盜出現!


  “等我們到了縣城,我要到縣政府去控告縣長瀆職!”他十分生氣地說,並且意誌十分堅決,“到了省城,我還要到省政府去告,到了四川,我還要到中央政府裏去告!”


  眼前的問題是:天漸人晚,大家又十分寒冷,絕對翻不完這個山,於是在山上撿了樹枝,生了火,大家圍坐一圈,度過了又恐怖又寒冷的一晚。


  第二天太陽出來後,大家趕著下山,到了劍河。


  瞿伯伯真的怒氣衝衝地找到縣政府,告了縣長一狀。


  縣長接見了我們,瞿伯伯聲色俱厲地責備了縣長一頓,說他失職,更可惡的是,在他這樣努力念經的情形下,那批強盜居然還敢出現!如果縣長不處理這件案子,他要到省政府去告狀。


  這位忠厚的縣長,一再道歉,一再安撫,一麵招呼我們吃飽,一麵又去找來些衣服,又去找了一幢舊房子,把我們安頓下來。


  這樣瞿伯伯的怒氣,總算又消了一點。


  縣長真的去追捕那批強盜,但捉了好久,也沒有捉到強盜。


  那時候,我們再度一貧如洗,又不能一輩子靠縣長接濟,總得設法活下去。


  天無絕人之路,瞿伯伯說,我們得想辦法。


  在抗戰時期,話劇是很流行的,也著實出現了不少優秀的劇作家和演員。


  瞿伯伯說,人家愛看戲,我們就演戲給他們看。他居然異想天開地計劃演話劇了,而且,他“居然”憑他三寸不爛之舌,說動了我保守的父母,大家熱烈地籌備演出了!


  第二十五章 《紅薯熟了!》


  好戲開鑼了!

  “舞台”在一條街口搭起來了,我不知道舞台是怎麽搭起來的,也許本來就有這麽一個舞台,抗戰時代的後方,話劇是人人人迷的娛樂。


  男主角是我爸爸,女主角是我媽媽。


  瞿伯伯是真正的幕後英雄——他是製作人、前台經理、後台經理、布景、道具、效果、配音、服裝、燈光,總之,一切的一切,由他一手包辦。


  當然,更重要的是,他是編劇,兼導演!

  現在回想起來,瞿伯伯真的頗有一些戲劇天才。這出話劇,實在“極具水準”呢!


  大人們忙於演戲,孩子們可就樂極了。戲開演前,沒有人管我們,我們大可盡情地玩樂,戲開演,更樂,看自己父母在台上演戲,那是多麽光彩,多麽過癮的事。


  我一直是最忠實的觀眾,他們演出幾場,我看幾場,看得我把台詞都記得滾瓜爛熟。


  我記得那出戲叫做《紅薯熟了!》。


  故事講一個小家庭,丈夫要出征,與妻子話別,妻子依依不舍,對丈夫說我正在煮紅薯,等紅薯熟了,吃了紅薯再走。


  窗外征集的號角響了——瞿伯伯的配音。


  丈夫雖然很焦慮,但還是與妻子滔滔不斷地互訴衷情。


  嬰兒的哭聲傳來(當然是瞿伯伯的配音),妻子進去哄孩子。孩子哄睡了,妻子又出來情話綿綿。


  號角又響了,妻子說我進去看看紅薯熟了沒有,等了一會兒出來,說:“紅薯還沒有熟,但是快熟了!”


  號角又響了!一會兒孩子又哭了,妻子焦躁地進進出出,但紅薯一直沒有煮爛。


  征集號角更響更急了!出征的丈夫,實在不忍心再待下去,不忍麵對離別的場麵,等妻子再進廚房的時候,越窗而去。


  妻子手裏捧著一盤滾燙的紅薯上場,嘴中喊著:“紅薯熟了!紅薯熟了!”但是發現已經人去樓空,淚滿眶,手一鬆,盤子破了,紅薯落滿一地。


  嬰啼聲,號角聲,馬蹄聲,啜泣聲中幕下。


  這出戲非但寫出了夫妻深情,也把當時抗戰的氣氛寫得淋漓盡致,小故事看大時代,實在是很成功的呢!

  觀眾倒也十分踴躍,觀眾的反應也十分熱烈,但是在看完戲後,大家就怏樂地、滿足地一哄而散,很少有人自由樂捐一些演出的經費。


  因此,演了幾天的戲,非但不能賴以賺出一些家用,連每天必須打破的盤子,和那盤紅薯都無法籌錢去補充,也就隻好真正落幕了。


  我們這一路的“逃難”,實在是高潮起伏,好戲連台。隻會教書和念書的父母,為了謀生,簡直使出了渾身解數。紅薯、糍粑賣過了,粉墨登場也試過了。到此時,已經一籌莫展。這是我們無數次“山窮水盡”後,又麵臨到一次“行不得也”的困境。


  好心的縣長,看我們戲又演不成,強盜也抓不到,覺得我們弄到這個地步,確實與他管理不善有關。當下,就急忙替父親和瞿伯伯安排了兩份工作,熱心地對我們說:


  “不要再走了,留下來吧!”


  事實上,我們已經走得太累了,經過縣長一挽留,大家真的在劍河停留下來。


  這一停留,居然留了半年多。


  第二十六章 抗戰勝利了


  在劍河停留的一段日子,大概是我們流亡以來,最平靜的日子了。母親在這段日子中學會了做鞋子,我們三個孩子都有新鞋子穿了。父親呢,他依舊忙忙碌碌的,有天,從鄰居家抱回一個大牛角,原來他拜了個金石師父,學起刻圖章來了。


  父親刻了一大堆牛角圖章,興猶未盡,有天,他采了一段竹節,用竹根做了個筆筒,他在竹筒上麵,精心雕刻了兩個大字:

  勁節

  是這兩個大字觸動了父親的心事吧,那些日子,他悶悶不樂,連瞿伯伯的笑話,也不能逗他笑了。於是,母親明白了,她說:


  “你還是想去四川吧!”


  “是啊!”父親長歎著,“一百裏已經走了九十裏了!現在停下來真沒道理。”


  “可是,我們沒錢哪!”


  “從東安河裏爬出來的時候,我們有錢嗎?”父親問,“比起那時候,現在不是強多了!”原來,在劍河,父親還有些小收入呢!

  於是,那幾天,父母商量又商量,終於決定了:我們要繼續走下去,一直走到四川,一直走到重慶。這次,瞿伯伯不肯跟我們一起走了,他堅持要捉到強盜以後再走。但他祝福我們。當我們全家動身的那一天,他依依不舍地直送到城外,並為我們虔誠地念經祝禱!


  我們又開始走了!


  行行重行行,翻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


  終於,我們到達四川省境了。


  記憶中,進入四川後,我們就開始在翻山越嶺。


  走山路是很苦的,那些山雖然荒涼,卻常有土匪出沒。我們一來要擔心毒蛇野獸,一方麵要擔心土匪。雖然我們身上都沒財物,但是,如果像上次一樣,被土匪連換洗衣服都搶了去,我們又沒有個瞿伯伯會念經告狀,那豈不是災情慘重!

  這樣,有天,我們在山中走著。走啊走的,突然前麵出現兩個壯丁,抬著個擔架,擔架上,一塊白布連頭帶腳地蓋住那躺著的人,默默地經過我們身邊,走進深山裏去了。父母有些疑惑,也不敢問什麽。再走一會兒,又出現兩個人,抬著蒙了白布的擔架,走進深山裏去。片刻,第三次,擔架又出現了……


  山風吹在人身上,突然變得涼颼颼的。那沉默的抬擔架的人,那白布,那擔架……不知怎的,一直讓我們背脊發冷,這景象太詭異了。


  終於,當又一個擔架出現時,父親忍不住問:

  “怎麽回事?有人生病嗎?”


  “生病?”抬擔架的人瞪了父親一眼,“死了!都死了!抬到山裏去埋!”


  原來,這些都是運屍人,那白布下都是屍體,再經探詢,才知道這整個山區,都正在霍亂流行,每天都要死一批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倒下。山區貧困,抗戰時藥物又缺乏,隻能眼看一個個人死去!昨天抬屍的,今天可能就成了被抬的!

  父母毛骨悚然,麵色凝重,帶著我們小心地趨避著那些屍體。整天,我們不停地遇到抬屍人,我和弟弟們,到底年紀小,見多了也就見怪不怪了。


  到了黃昏時,我父親背著我小弟弟,已走得上氣不接下氣,我和麒麟這對雙胞胎,看到已經是下山路了,就手牽手衝下山去。父母都落在後麵了。到了出山口,我們兩個,早已饑腸轆轆,放眼看去,正好看到一個小販在路口賣擔擔麵,有個擔架放在路邊,兩個抬擔架的正在吃擔擔麵。麵香繞鼻而來,我和麒麟禁不起誘惑,就走過去,加入了那兩個抬屍人,坐下來,各要了一碗擔擔麵,我還很聰明地告訴小販,母親隨後即至,會幫我們付錢。


  我和麒麟,就這樣大吃特吃起來,也不管這是疫區,也不管身旁就是屍體。等母親趕來一看,嚇得尖叫起來:


  “啊呀!完了!完了!你們不要命了!萬一傳染了霍亂,連救都沒救!”


  母親又急又氣,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給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這時扯開喉嚨,就哭個不停了。母親罵,麒麟哭,旁邊的小販在發愣,有個屍體躺在腳邊……就在這種怪異而混亂的情況下,突然,一陣“劈哩叭啦”的巨響,連珠炮似的響了起來,震動了整個山邊。


  “土匪來了!”母親本能地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槍戰!”父親說,“難道日軍已攻到四川嗎?不可能的!”


  話沒說完,又一陣“劈哩叭啦”的巨響。小販嚇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話和抬屍人大吼大叫,抬屍人站起來,開始往山下的小鎮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亂,我們嚇得呆呆地站著,動也不敢動。


  然後,有一群人從小鎮裏跑出來了,他們叫著,笑著,手裏高舞著一麵國旗,同時,在放著鞭炮,原來那“劈哩叭啦”的巨響是鞭炮聲呢!那群人一麵放炮,一麵大聲嚷著:

  “抗戰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無條件投降!”父母呆怔著,不敢相信。


  好半天,父親才抓住一個年輕學生細問。


  真的,收音機已經轉播了,抗戰勝利了!

  父親大叫起來,抱著母親狂跳,母親又哭又笑,我們孩子們繞在父母腳前,也跟著大笑大叫……在那一瞬間,興奮把什麽都淹沒了,連瘟疫的恐懼也沒有了,全家人瘋狂地擁抱著,瘋狂地笑著、哭著、叫著:

  “勝利了!勝利了!勝利了!”


  是的,我們終於走到了四川,終於趕上了勝利!


  我實在描寫不出那時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還有什麽句子比這幾句話來形容我父母當時的心情更恰當呢?好一句“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還鄉?不!雖然抗戰已經勝利,雖然我們“逃難”的日子總算告一段落,雖然我們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們距離“還鄉”的日子,卻還遠著呢!


  第二十七章 瀘南中學

  我們一家人終於到達四川,抵達重慶。在萬民騰歡中,迎接著勝利。但是,經過這樣一年的長途跋涉,我們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無所有,狼狽極了。幸好,重慶有我母親的堂兄堂妹,我前麵就寫過,袁家是個大家族。這時,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們。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阿姨也聞訊趕來接濟。母親是袁家長房的女兒,原是極尊貴極嬌寵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曆盡這麽多風霜。一時間,大家圍繞著父母,詳問我們“逃難”的經過。人人聽得目瞪口呆,簡直不相信這麽多的“故事”,會一樁樁、一件件地發生在我們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總是不厭其煩地說,說到傷心處,說的人掉淚,聽的人也掉淚。我總是坐在人群中,聽父母一遍一遍地說,我就一遍又一遍地重溫這段驚濤駭浪、悲歡離合的歲月。所以,雖然當年我才六歲,這些往事已深深地銘刻在我內心深處。


  “逃難”終於成為了“過去”。“未來”將何去何從,就又成為父母必須麵對的問題。這時,父親不知道接受了哪個學校的聘書,要到一個名叫“李莊”的縣城去教書。因為是戰後,百物蕭條,那學校連家眷宿舍都沒有,隻能安排父親一個人的住宿。父親雖然極不願意在抗戰剛勝利、我們闔家慶團圓的時候,卻拋妻別子去李莊教書!但,分離事小,失業事大。何況我們三個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親決定去李莊教書。至於母親和我們三個孩子,將怎麽辦?這時候,我的勳姨出來說話了:

  “一點問題都沒有,三姐和孩子們,全跟我到瀘南中學去!我正缺少國文教員,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書嗎?現在就去幫我當教員!”勳姨是母親的堂妹。母親在長房中行三,所以勳姨稱母親為三姐。當時,我的勳姨和姨夫在四川的瀘縣,辦了一所私立中學,一切剛剛草創,確實缺少師資。


  就這樣,我們和父親暫時分離,跟著母親,去了瀘南中學。


  瀘南中學(我在《剪不斷的鄉愁》一書中,曾略略提起過這個學校和我的勳姨),在我印象中,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廟改建為學校的。教室就是廟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間教室裏都有菩薩。我們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處,簡單而樸素。


  經過了那麽慘烈的一段“逃難”,現在,我們在瀘南中學定居下來,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個改變了。在我記憶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極了。母親的學生們,都成了我的大哥哥。(這裏,要有一點小小說明,當時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輕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幫忙做事,沒有父母肯把女兒送來讀書。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勳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說服,爭取他們來念書的。所以學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齡很大,十八九歲的大男孩,往往還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學生,往往又連小學的學曆都沒有,母親教他們,真是教得辛苦極了。但是,他們都是些又憨厚又熱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這些大哥哥們會帶著我玩,教我養蠶,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葉,帶我到河邊去撿鵝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歡笑,在這兒又一點一滴地找回來了。


  也是在這個時期,母親忽然發現我對文字的領悟力,在驚喜之餘,開始教我念唐詩。我也初次體會到文字的魅力,開始興奮地在文字中找尋樂趣了。


  母親的這個“發現”,是相當“偶然”的。


  經過是這樣的:母親那些學生,年齡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書來就是不開轉。母親常常一遍又一遍地講解,那些大哥哥們依然聽不懂。而我呢,從小就很依戀母親,當她上課的時候,我總坐在教室的門檻上“旁聽”,有一天,她在教《慈烏夜啼》其中有這樣兩句話:

  夜夜夜半啼,

  聞者為沾襟。


  因為有三個“夜”字,這些大哥哥們全糊塗了。母親講得舌敝唇焦,大家還是搖頭聽不懂。母親有些懷疑自己的教書能力了。一急之下,發現坐在門檻的我,把我一把拉進教室裏去問:


  “鳳凰,你知不知道這兩句話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幹脆,母親都愣了。


  “那麽,你說說看!”母親大概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


  我說了。據說,我解釋得絲毫不差。從這天起,母親太得意了,她開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認真地學習起來,從此,背唐詩取代了兒歌,我七歲已熟讀了“梁上雙燕” 和《慈烏夜啼》。我想,我後來會迷上寫作,和這段背唐詩的日子大大有關。


  在瀘南中學的時期,我們家還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來,母親在勝利後,就懷了我的小妹妹,對於這個小生命,母親充滿了期待之情。戰爭已經過去,苦難也應該隨之而去。雖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艱辛,夫妻還不能團聚。但,遠景是非常美好的。母親自己也承認說,她孕育小妹這段時間,心中充滿了甜蜜和喜悅。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來到世間,參加了我們這個家庭。小妹長得很像母親,皮膚細嫩,麵目姣好,五官端正,臉上毫無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們全家的心肝寶貝。母親愛她,我們做哥哥姐姐的也愛她。那年我已八歲,八歲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齡,我不玩洋娃娃(也沒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興母親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時的我,已經和男孩子有段距離,’我衷心盼望有個妹妹與我為伴,這願望終於實現了。


  遠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們這一路驚心動魄的故事。現在風平浪靜,家中又喜添孫女,就忙著給孫女取名字。因為妹妹生在繁花似錦的春天,取了個小名叫“錦春”,父母覺得這名字有點兒俗氣,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過,在我們家裏,我們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樣。


  我們家裏的四個兄弟姐妹,全部到齊。


  第二年,父親接了上海同濟大學的聘書,我們全家終於團聚了。離開了瀘南中學,我們一家人遷居到上海,開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


  第二十八章 在上海


  從四川的鄉間,到十裏洋場的上海,這兩個地方,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看到滿街穿梭不停的車水馬龍,簡直看得眼花繚亂。童年的我,從成都,到湖南,經廣西,越貴州,回四川,再來上海,我真走了一條漫長的路!這條路不僅漫長,而且充滿了狂風巨浪。


  終於來到了上海,我們流浪的日子應該結束了吧!父母帶著我們四個孩子,開始在上海布置起一個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隻有一間房間,在上海市外白渡橋的一棟大樓裏。這棟大樓有個很洋化的名字:禮查大樓。


  禮査大樓是棟五層樓的樓房,很可能以前是個旅館什麽的。因為,它每層樓都有很長很長的走廊,走廊一麵是天井,另一麵就是一間一間的房間,每個房間都一模一樣。房裏附帶一個極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裏有洗澡盆而沒有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盡頭的公用廁所裏去。


  這禮查大樓,是同濟大學的教職員宿舍。我們分配到的這間房間,在四樓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擠在這一間房間裏生活。房裏有一張床一個大書桌,白天父親在書桌上改考卷,晚上鋪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們在上麵睡覺。至於那間小浴室,母親在浴盆上麵架上木板,買了爐子燒鍋煮飯。每隔幾天,移開爐灶,孩子們集體洗澡。


  似乎從我出世開始,貧困一直是我們家的問題。這會兒到了上海,情況絲毫沒有好轉。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貴得驚人。我們三個大的,正在飛快地長大。衣食住行,樣樣需要錢。父親那份微薄的薪水,顯然無法支持我們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卻有嫡親的大舅舅、小四姨等。


  這個時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與世長辭。母親的大哥當律師,生活很寬裕,住在亞爾培路一棟非常講究的房子裏。兄妹已經許多年不曾見麵,此時一見,不禁抱頭痛哭。大舅看到我們一家,如此窮途潦倒,孩子們都麵黃肌瘦。當下,就力勸父親改行,不能再教書了,再教下去,孩子們都會餓死了。一篇談話,把我那固執的父親,談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動地說:

  “人各有誌!我念了一輩子書,也隻會教書。窮,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兒,就隻好跟著我過窮日子。改行,是絕不可能的事!”


  父親大怒而回,從此和大舅行跡疏遠,話不投機。大舅勸他改行一事,深深傷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氣也很倔強,看父親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對父親也有許多埋怨。這樣一來,我們和大舅家的來往,就變得很稀少了。隻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帶著大包小包的衣服來我家,裏麵有許多小紗衣小紗裙,還是外祖母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終沒拿到,如今,卻正好給比我小了八歲的小妹穿。看到這些衣物,別提了,母親又哭了好幾天。


  我們終於安定了下來,苦雖苦,總是闔家團圓的。父親開始考慮到我們三個大孩子的教育問題。於是,有一天,父親帶著我們三個,走進上海市第十六區國民小學。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進學校,接受學校教育。那年我九歲,算年齡,應該插班念小學三年級。學校給我做了一個簡單的人學考試,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級班,麒麟背不出書,降到二年級,小弟一年級。


  活到九歲,我這才開始進學校念書,記憶中,念得真是辛苦極了。其實,不止是“辛苦”,簡直是“痛苦”極了。


  原來,我從四川來上海,講的是一口四川話,而學校裏,從老師到同學,大家都講上海話。我語言不通,老師說什麽我不懂,同學說什麽我也不懂。再加上,我來自鄉間,難免土裏土氣,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幹,對比之下,我是相形見絀。再有,我從小,隻有母親教我背唐詩,我的閱讀能力很強,但是,數學卻連加法都不會,成績完全跟不上。在這諸多原因下,我在學校中,真是苦極了。


  上海的孩子會欺生,上課第一天,大家在操場中排隊。前麵的孩子把我往後推,後麵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地站在隊伍外麵,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師走來,見我不排隊,把我痛罵一頓。全班同學,竊竊偷笑,而我,哭著跑回家說:不要上學了!

  不上學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訓練我們的獨立精神和適應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地回到學校去。逐漸地,一天又一天,同學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學著去交朋友,因為語言的隔閡,交朋友真太難了。


  我上學上得很不順利,兩個弟弟也不順利。麒麟從小脾氣就壞,總是和同學打架。小弟弟更絕了。他一生沒有規規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幾小時的經驗,此時,要他坐著聽老師講課,他怎麽坐得住?不知怎的,他發現隻要舉手對老師說:

  “我要尿尿!”


  老師就會讓他去上廁所。結果,他每節課都要舉十幾次手,去上廁所。有一次,老師忍無可忍,生氣地說:

  “不許去!”


  小弟見計謀不成,如坐針氈,居然威脅起老師來:

  “你不讓我去,我會尿褲子!”


  “尿就尿!”老師說,“不許去就不許去!”


  誰知,老師的話才說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決”起來,弄得全班師生大驚失色。那時,學校裏有個規定,學生講了粗話或做錯事,要用紅筆在嘴上畫一個圈,那紅墨水畫在嘴上,洗好幾天都洗不掉。老師這一氣,就在小弟嘴上畫了好幾個紅圈。那天麒麟因為打架罵人,也被老師用紅筆在嘴上畫了圈。結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課,訓導主任跑來通知我說:


  “你今天不要上課了,把你兩個弟弟帶回家去吧,他們一個尿了褲子,一個打了架!”


  學校離我們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帶著兩個弟弟上課下課。那天,我領著兩個弟弟回家,看到他們嘴上畫的紅圈,和小弟的濕褲子,真是覺得丟人極了。兩個弟弟還氣呼呼地嘟著嘴,路人都回頭看著我們笑。我又羞又惱,對兩個弟弟說:


  “早知道,你們兩個在東安城丟掉就算了,找回來幹什麽,這麽麻煩!”


  話才說完,想起兩個弟弟在東安失散後的淒涼慘狀,不禁大大後悔起來,心中一酸,淚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見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著我的衣襟說:


  “你不要哭,我以後再也不敢了!”


  麒麟見我們兩個都哭了,眼眶就也紅了起來。我在那一瞬間,體會出我是這個家庭的“長姐”,兩個弟弟,終生都是弟弟,不論他們怎樣,我再也不要和他們分開。於是,我一手攬住一個弟弟,三人一路哭著回家。到了家裏,我急忙把兩個弟弟藏進浴室裏,拚命幫他們兩個洗掉嘴上的紅圈,就怕父母看到了,會和我一樣傷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這樣的。記憶中,屬於歡樂的事情實在不多。貧窮會把歡樂從身邊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們缺乏冬衣,冷得牙齒和牙齒打戰。每天三個人手牽手地去上學,經過賣糖炒栗子的攤子,真想買一包糖炒栗子來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沒有錢,就是吃不到。學校的同學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隻有我沒有。那時,心裏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離開上海,願望都沒有實現。


  說實話,從小,我就在困苦中長大。但是,隻有在上海的這段時間,對困苦的感覺特別敏銳。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為父親的收人實在不夠維持(大舅一直想接濟我們,父親驕傲地拒絕了。隻有大舅母,變著花樣,吃的穿的,經常往我們家送),母親見這樣不是辦法,就也去中學裏教起書來。這樣一來,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課,就飛奔回家照顧小妹妹。我家那張大書桌,已不夠我們睡,我們就打起地鋪來。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


  生活裏的喜悅實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發現了寫作的快樂。我寫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說《可憐的小青》。父親讀了,似乎頗受感動,他幫我寄給了《大公報》的兒童版。當這篇稿子注銷來之後,我整天捧著那張報紙,興奮得茶不思、飯不想。把自己這篇短文,讀了起碼一百遍。可憐的小青,到底寫些什麽?如今已不複記憶。但,顧名思義,那“可憐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寫照吧!

  自從在報上發表了作品之後,我開始迷上寫作了。每天下課回家,就塗塗寫寫。那時,我的小四姨參加了話劇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當年,小四姨是個胖妞,很有喜感。雖然不是主角,卻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戲院看小四姨演話劇,是記憶中最快樂的事。看完話劇回家,我居然寫起劇本來了。不會分場,我全寫“獨幕劇”。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寫“雙人劇”。好長一段時間,我樂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編劇”,隻是笑。因為我的取材,全是父親與母親間的“對白”,所談的問題,全是逃難時的點點滴滴。


  我這些“劇本”真可憐,從沒有發表過、出版過,當然也沒有人演出過。最後,都進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書,漸漸有了朋友,學會了說上海話,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會一個人逛書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飯。也會抱著妹妹,去外白渡橋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們去外灘公園奔跑——以發泄我們在一間房間內無法發泄的體力。


  但是,父母的臉色又不對了,上海市的氣氛也不對了。物價飛漲、金元券貶值,上海的商店中,發生了驚人的大搶購……這些事情,對幼年的我來說,是根本無法了解的。我唯一熟悉的,是那種緊張的氣氛。我知道,戰爭又逼近了!

  果然,戰爭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戰爭,這次是內戰。對我而言,戰爭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難。父母臉上又失去了笑容,他們整天討論著討論著。最後,父親決定,把母親和我們四個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繼續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學期教完。於是,我們離開了剛剛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


  這是我們第二度回鄉,第二次和祖父團聚。兩次都在戰爭的陰影下,兩次,湖南都隻是我們的中途站,而不是我們長久棲息的地方。


  第二十九章 再度回鄉

  在衡陽市,我們和祖父重聚了。四個孩子,一排跪下,給祖父磕頭。小妹妹還小,不會磕頭,母親扶著她跪下,扶著她磕下頭去。上次和祖父離別時,小妹尚未出世,現在,小妹已牙牙學語。祖父拉起了我們,一個個輪流看過去,最後,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頭發和胡須都白了。以前那頗為威嚴的眼光,現在充滿了慈祥。他抱著小妹,看著我們,微笑著,哽咽地說了句:


  “生當亂世,大家還能團聚,真好,真好!”


  那時的祖父,一定沒有想到,這次的團聚,隻是再一次別離的序幕。


  回到衡陽,母親認為我們三個大孩子,剛剛開始的學校教育不能中斷,於是,把我們送進衡陽市的剛直小學,去繼續念書。至於她自己,她又接了一個中學的聘書,那中學離衡陽市很遠,而我們全家,依然有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母親毅然丟下我們三個大孩子,帶著繈褓中的小妹,遠離衡陽,去教書去了。


  這是我童年中唯一一段時間,離開了父親,也離開了母親。不過,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鄉的那個小女孩,我夠大了。大得已經能照顧兩個弟弟,在他們淘氣時阻止他們,在他們傷心時安撫他們。但是,母親當然不會讓我們三人自己照顧自己,她把我們交付給我的表姐王代訓和表哥王代傑。


  代訓表姐和代傑表哥,是我姑媽的兒女。這個姑媽,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兒。代訓表姐那時才新婚,表哥還是個年輕的小夥子。我們大家在衡陽市租了幾間房間住,那房間在一個四合院裏,記憶中,那棟四合院名叫“怡園”。


  我的代訓表姐,是個非常溫柔、善良、誠懇而真摯的小婦人,她個子不高,說話聲音輕柔,做事小心翼翼。那段時間,她受母親重托,帶我們三個孩子,真正做到了“長姐如母”,卻也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因為小弟的淘氣,已經出了名,麒麟脾氣火暴,不是和同學打架,就是和鄰居動手。隻有我比較安靜,但是也有我的麻煩,那時我已愛書成癖,一天到晚要買書,母親留下的生活費實在不多,省吃儉用,勉強維持,哪裏還有閑錢買書?我就會為了不能買書,整天眼淚汪汪的。


  在怡園,還有一件事讓我記憶深刻。那就是我們的“吃”。原來,母親叮囑表姐,無論怎麽窮,必須想盡辦法,給我們三個足夠的營養。於是,表姐就去醃了一大壇的鹹蛋。我們的早飯是鹹蛋配稀飯,中午是鹹蛋配幹飯,晚飯是幹飯配鹹蛋。吃了好幾個星期,小弟一端上飯碗就做各種鬼臉,麒麟直截了當大喊不吃鹹蛋,我揉揉肚子聲稱不餓,就離開飯桌去看書。表姐一看不是辦法,慌忙去幫我們燒了一鍋紅燒肉,用荸薺和肉一起燉。鍋端上桌,我們三個歡聲雷動,舉起筷子,才發現鍋中沒有幾塊肉,全是荸薺。


  生活就是這樣“貧困”的。但是,在這種艱苦的生活中,祖父過八十歲大壽,仍然過得轟動而熱鬧。


  祖父那時在衡陽城內教書,為了過壽,提前就回了老家蘭芝堂。我們三個和母親,都趕回了蘭芝堂。這一回到蘭芝堂,我才知道祖父是多麽“德高望重”。許許多多親友,總有一百多人,都從湖南各地,趕到蘭芝堂來為祖父祝壽。蘭芝堂張燈結彩,鞭炮聲不斷地響。因為客人隨時隨刻會到,蘭芝堂中擺起了流水席,雖然酒席不算豐盛,總是祖父的小輩們一番心意。蘭芝堂前麵有一汪魚池,養了許多年的魚,大家都舍不得吃。這時都撈起來以饗賓客。


  除了流水席以外,蘭芝堂也紮起了戲台子,請來戲班子演戲。鄉下人沒有什麽娛樂,幾十裏路方圓中的鄰居,都趕過來看戲。我雜在人群中,也看得不亦樂乎。當祖父和母親都累極了,回新屋去睡覺時,我仍然不肯走,小弟和麒麟當然也不走,聲稱要看到戲散。戲散時已經深夜十二點,祖父的忠仆黃才餘帶著我們回新屋,他扛著小弟,牽著麒麟,手裏提著盞風燈走田埂小路。我已多年沒走過田埂小路,一跤就摔進了路邊的水田裏,弄了一身都是泥。回到新屋,母親又著急又歎氣,因為我隻有身上這一百零一套衣服可穿,第二天還要幫祖父接待來賓呢!母親連夜洗衣服,衣服不幹。第二天我隻有穿著弟弟的背帶褲去給祖父的朋友磕頭。


  磕頭。談起磕頭,祖父的舊規矩不變。見了長輩,我們這三個孩子照例要磕頭。別人給祖父拜壽時我們也要磕頭答禮,真是磕不完的頭。在這個時候,我的表侄兒唐昭學出現了。唐昭學那時讀高中,大約十七八歲,是個很憨厚很守規矩,據說,書也念得一級棒的青年。很不幸,他剛好比我們的輩分小了一輩,雖然年齡比我們大了一截,卻成為我和弟弟們胡鬧的目標!見了長輩要磕頭!小弟拉著祖父,跳著腳興奮地嚷:

  “唐昭學是不是要給我們磕頭?快叫他給我們磕頭!我們磕了好多頭,才輪到一個來磕還給我們!”


  唐昭學不肯磕頭,也不肯叫我表姑,別別扭扭地鞠了個躬就逃走了。但是,祖父過完壽,我們回到衡陽繼續念書,唐昭學每到假日都到怡園來,卻成為我最好的朋友。


  那一年,我過完了十歲生日,已經很懂事了。十歲以後,是我在衡陽停留的最後一年(事實上,也是我在大陸停留的最後一年),許多事在我記憶中都曆曆如繪,其中,包括唐昭學的笛子。


  唐昭學有一支笛子,他隨身帶著,一有空閑,他就拿出笛子來吹。他吹得非常好。我從小對音樂、戲劇、文學、藝術都愛。這時,唯一接觸到的音樂,就是唐昭學的笛子。我覺得他吹得真是美妙極了,就常常纏著他吹笛子,他也有求必應,一次一次地吹給我聽。我得寸進尺,要求他把笛子送給我,他卻堅持不肯。原來,這支笛子是他一個好朋友,親手用竹子雕鑿給他的。現在,這位好友已分別了,他為了紀念好友,更是一刻也離不開那支笛子。


  有一段時間,唐昭學和他的笛子,陪我度過了許多孤寂的時光。父親滯留上海,母親遠去教書,那年的我頗感孤獨。幸好有表哥表姐和唐昭學。記憶裏,我小時並不淘氣,戰亂和貧窮已經使我早熟。可是,不知怎的,有一天我居然和唐昭學吵起架來。因為他輩分比我低,我對他真是肆無忌憚,我猜想,吵架的理由一定是我在無理取鬧,所以他對我不肯讓步。吵著吵著,我一時火起,竟抓起他的笛子,用力往桌上敲去。他飛撲上去救笛子,笛子居然裂成了好幾片。在那一刹那間,我呆住了,他也呆住了。


  說真話,我絕沒想到,笛子一敲就會裂。當笛子裂了,我嚇得目瞪口呆,心裏說不出有多後悔。唐昭學臉色發青,抓了破笛子對我又吼又叫。偏偏表姐袒護我,跑出來就對唐昭學大罵一頓:

  “一支笛子有什麽了不起?那麽大的男孩子,和小女孩吵架!你羞不羞?何況人家小鳳凰,還是你的表姑呢!”


  唐昭學一氣之下,拿著破笛子,轉身就衝出了房間。接下來好長的一段日子,他都不來理我。


  當唐昭學終於又來找我講話的時候,父親已從上海匆匆趕回,母親也從學校辭職回衡陽。衡陽城中,一片亂糟糟,剛直小學停課了,許多同學都回到鄉下去了。父母和祖父,又開始夜以繼日地討論。這種氣氛,對我來說,是那麽熟悉的,每當大人們臉色沉重地討論,每當學校裏學生紛紛離去,每當城市中的人們行色倉皇……就是離別的時候到了。


  離別的時候確實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們再次離開祖父。四個孩子,和祖父一一擁別,祖父叮囑又叮囑:等時局安定了,早日歸來呀!我們乘上火車,要到廣州,再搭船去台灣。大家都認為,這次的離別,不會比上次久。祖父雖已八十,仍身強體健,團聚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誰知道,這一次別離,我們和祖父,竟成永訣!

  祖父、表哥、表姐、唐昭學都到車站來送我們。表哥還上了車子,送了我們好多站。我倚著車窗,看著衡陽城迅速地消失,真想對唐昭學說一聲對不起!真想抱緊祖父的脖子,親一親他白色的胡須,真想告訴表姐,我愛吃她的鹹蛋……我什麽都沒做,隻是用雙手攀住車窗,眼睜睜地看著祖父、親人和衡陽城,在我的視線中逐漸遠去、遠去、遠去。


  當時,我再也沒料到,這次的別離會長達三十九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我才有機會回到大陸,重新見到表哥、表姐和唐昭學!我這一句“對不起”,遲了整整三十九年,終於在武漢的長江大飯店內,對唐昭學說了。表姐的鹹蛋!當我重睹表姐時,她已白發蒼蒼,握緊了我的手,她淚汪汪地說:

  “大概是吃了我的鹹蛋,才讓你有個好頭腦,能夠寫小說吧!”大概是吧!一九八八年,我緊擁著我的表姐。小鳳凰都已老了,唐昭學兩鬢已斑,表哥的兒子都已大學畢業了……而我那親愛的祖父,早已去世,墓木已拱。


  人生,是多麽短促。世事,是多麽難料呀!


  第三十章 初抵台灣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們一家六口,在幾經波折之後,終於來到台灣。(我們在廣州,曾經滯留了兩個月之久,因為我們在公共汽車上遇到了扒手,把我們的入台證和旅費全部扒走了。父親在大街小巷中貼啟事,呼籲那位“扒手貴人”把證件還給我們。後來,那位“貴人”真的看到了啟事,把人台證寄還到旅社。同時,在台灣的王伯伯,又及時寄給父親旅費,我們才終於成行。記憶中,我們的旅程,總是一波三折的。)

  初抵台灣,所有的事物都很新奇。


  父親接受了師範大學的聘書,在中文係當副教授。師大分配給我們家一幢二十個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那時的台灣,才從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街上的建築,都是日式的,住宅區的住宅,也完全是日式的。我們的住宅很小,但是小歸小,卻“五髒倶全”。前麵有小小的前院,前院裏有棵大榕樹,矮矮的圍牆下,盛開著杜鵑和美人蕉。進門處有“玄關”,要脫鞋才能走上榻榻米。我們有三間房間,前麵是八個榻榻米的客廳,後麵有六個榻榻米的臥房,旁邊還有間四個榻榻米的餐廳,餐廳後麵有小小的廚房,臥室後麵有長廊,長廊盡處是廁所。然後,還有小小的後院,後院中高聳著兩株椰子樹。


  我還記得,遷進這房子的第一天,母親就非常興奮。我那可憐的母親,她自從嫁給父親,一直顛沛流離、居無定所。這時能住進一幢“獨門獨院”的房子,她就欣喜若狂了。她說:

  “這是我結婚以來,第一次擁有‘自己的家’!”


  於是,母親熱心地擦榻榻米,擦地板,擦窗台,把整個房子擦得幹幹淨淨。我們孩子們,第一次住日式房子,進門要脫鞋,真不習慣。學著穿木屐,摔得七葷八素。最高興的還是地上鋪的榻榻米,反正住在哪兒都要打地鋪,這次來到台灣,打起地鋪來最簡單。這棟日式小屋,我們一住就住了十幾年。我們的童年,就在這日式房子中結束。兩個弟弟,精力充沛,常在房子裏打架,日式房子是紙門,他們一推一摔,就把紙門摔得稀巴爛。於是,父親買來壁紙,發動全家糊紙門。一年內,我們總要糊好多次紙門。


  生活仍然是艱苦的,父親的一份薪水,依然不夠我們全家的生活。母親每天在算賬,想辦法縮減開支。我們穿的衣服,縫縫補補,不知改過多少次,大人的改給孩子穿,姐姐的改給妹妹穿,哥哥的改給弟弟穿。母親一直親自做家務。家裏買不起木炭,都燒煤球爐,那煤球和爐子一樣大,中間有許多孔,一個接一個,終年不熄火。但是,煤球的氣味非常難聞,我一直睡在那四個榻榻米的餐廳裏,夜夜嗔著那煤氣,以至於直到現在,喉嚨都不好。


  我在小說《幾度夕陽紅》中,曾經形容過女主角李夢竹的生活,那就是我母親的寫照。我還引用過一首詩,那首詩也是我母親寫的:

  刻苦持家豈憚勞?

  夜深猶補仲由袍,

  誰憐素手抽針冷,

  繞砌蟲吟秋月高!

  由這首詩,就知道我們當年的生活了。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插班入眠台北師範附小六年級,繼續我那斷斷續續的學業,麒麟念五年級,小弟念三年級。小妹還不到學齡,喜歡爬上矮圍牆,再從圍牆爬上大榕樹,坐在大榕樹上看風景。


  每天早上,我依然帶著兩個弟弟去上學。台灣是亞熱帶,夏天真是熱極了。同學們一下課,就湧進福利社買棒冰吃。我和弟弟們沒有錢,無法買棒冰,看到別人吃棒冰,真是羨慕極了。學校規定穿製服,一星期有兩次“洗製服日”,就可以穿便服。到了穿便服的日子,同學們個個穿得鮮豔明麗,隻有我穿著一件由母親舊旗袍改的裙子,不倫不類,說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整整一學年,我隻有這一件裙子,沒穿過第二件。每星期最怕的事,就是“洗製服日”。


  麒麟和小弟,都到了最頑皮的年齡。別的孩子有玩具,我們沒有。初到台灣,我第一次看到樹葉上爬著的蝸牛,覺得新奇極了。我大呼小叫地喊弟弟們來看,說:

  “台灣的田螺真奇怪,會背著它的殼爬樹葉!”


  弟弟們沒有玩具,覺得蝸牛也很好玩。就把樹葉上的蝸牛一個個摘下來,揣了一口袋,兩個人比“蝸牛”,看誰找到的比較大。他們還試著要蝸牛“鬥牛”,可惜蝸牛不是蟋蟀,一點鬥性都沒有。弟弟們弄了滿口袋的蝸牛,玩得不亦樂乎。那天晚上,母親照例巡視他們有沒有蓋好棉被,卻發現他們全身爬滿了蝸牛。母親嚇得大叫一聲,差點沒有當場暈倒。從此之後,勒令不許玩蝸牛。但是,不玩蝸牛玩什麽呢?他們依然玩蝸牛。


  那年我發現了電影。在植物園,每星期六晚上,放一場露天電影,票價非常便宜,隻要一塊錢。但是,我連一塊錢都沒有!我每天幫母親洗碗,要求給我一點零用錢,母親有時會給我一角錢。積蓄了好久,才積到一塊錢。沒有餘錢搭汽車,我徒步走到植物園,要走整整一小時。看完電影,再走一小時回家。有一次,電影看到一半,下起大雨來。露天電影是禁不起下雨的,立即停演。我淋著雨奔回家,路又黑,雨又大,中途摔了一大跤,膝蓋都摔出血來。到家後,我渾身濕透,像人魚一樣滴著水,腳跛著,路都走不穩。母親見了,大驚失色,慌忙幫我換衣療傷,一麵就下令,以後不許去植物園看電影。不看電影怎麽行呢?那是我僅有的娛樂呀!


  童年,就是這樣苦澀的。


  第二年夏天,我十二歲,從北師附小畢業,考進了台北第一女中。


  走進中學,童年就悄然而去。細細想來,童年的天真活潑不多,挨過的風霜雨露卻不少;幸福的感覺不多,離別的經驗卻不少;歡樂的事情不多,痛苦的滋味卻不少;安定的日子不多,流浪的歲月卻不少。


  就這樣,我走過戰亂,走過烽火,走過苦難,走過童年。


  至於童年以後,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


  第一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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