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第三十章
餘濤等乘坐的小轎車行駛到香港泰和律師事務所門前停了下來的時候，事務所門前已經停著一輛黑色的英國奧斯汀車了。讓餘濤等人感到不解的是，這輛奧斯汀車居然沒有關閉發動機。司機也正襟危坐地在駕駛座上等待著。精於算計的香港人怎麽會在停車等人時讓發動機空轉著呢？再看那司機，一身標準的侍從黑西服，打著蝴蝶結式的領帶，年紀總有四十來歲，那一臉既規規矩矩又煞有介事的神情，怎麽看也不像個“大陸客”啊。
餘濤下車後，看了一下手表。手表上顯示“一點五十五分”。然後他又打量了一眼那輛似乎在“臨危受命”的奧斯汀車，大步向事務所樓上走去。
餘濤等人走進會客室時，他們所買那個樓盤的香港業主已經在裏頭等著了。而且不止他自己，還有兩個助手模樣的中年人。
那個業主一見餘濤來了，趕緊上前跟餘濤握手，迫不及待地問道：“現金支票帶來了嗎？”
餘濤有點不高興了：“先生，你也不能這樣啊，一見麵也不先問個好，就問現金支票？！顯見得你們香港人眼裏除了錢就啥也沒有了？！”
那個業主忙不迭地說：“抱歉啦。緊趕慢趕的，把頭都趕大啦。”
餘濤指著手表：“我們可是完全按你們的要求，兩點前準時到達的。”
那個業主一個勁兒地點著頭：“好啦好啦……”
餘濤回頭示意了一下自己身後的一個隨從人員。那個隨從人員打開手中的機要箱，從中取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鄭重地交給那個業主。餘濤指著那個信封鄭重地告訴那個業主：“兩千萬！”那個業主一邊連連點點頭回應道：“兩千萬，兩千萬。”一邊把信封馬上交給自己身後的一個中年助手。那個中年助手從信封裏取出那張現金支票，用一個專業的放大鏡認真驗看了一下，對他的老板（那個業主）說：“沒錯。”餘濤的那個隨從人員從機要箱中又掏出一張公函信箋，放到那個業主麵前：“請在這張收條上簽字。”那個業主認真讀了一下那張收條，接過中年助手遞給他的一支金筆，在收條上簽了字，立即轉身就向樓下跑去。
這時，餘濤真有點生氣了：“你們這算是怎麽回事？拿了錢就走啊？我們掏那麽些錢買你們這幢樓，總還有一些後續的事要談一談吧。”
那個業主忙解釋：“別誤會。別誤會。我肯定留下來跟你們談，但現在要派他們（那兩個中年助手）趕到銀行去辦一筆很重要的業務。有幾句話我得跟他們兩個單獨交代一下，馬上就來。馬上就來。”說著，他看了看手表，催促那兩個員工：“趕緊走呀。這時候趕過去，可能還來得及。”
那兩個中年員工答應著，收起支票，就快步向樓下跑去了。
大約到傍晚時分，香港招商局駐廣州辦事處辦公室裏的老式電話機突然響了起來。
電話是從香港打過來的。打電話的是蛇口工業園區隨餘濤一起去香港辦事的另一位領導。他是在香港街頭一個公用電話亭裏打這個電話的。此時，香港街頭已是萬家燈火，流光溢彩了。
那個領導告訴駐廣州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我們和餘董還在香港。你們馬上給蛇口工業園區辦公室傳個話，說我們這就往回趕，讓指揮部所有人員都別走，餘董他有重要的話要跟大家說。”因為香港和深圳蛇口還不通電話，他隻得把電話先打到廣州，讓廣州方麵的同誌去轉告。
“你得抓緊時間打，別等我們到了蛇口，你這個電話還沒打通。”那個領導再三叮囑道。這並非是他在“杞人憂天”。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不止一回了。招商局總部的人在香港托廣州辦事處的同誌帶話到蛇口。可是，往往人已經回到蛇口了，廣辦那邊給蛇口的長途電話還沒要通哩。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行。我馬上就打。還有什麽話要交代的？”廣辦的同誌也知道這些並非可笑的“趣事”的，一口答應。
“電話要打得順利，就讓他們替我們留幾份盒飯。”那個領導又叮囑道。
廣辦的同誌一聽笑了：“到了香港，還回蛇口去吃盒飯？”
那個領導說道：“你以為呢？跟你這麽說吧，到現在為止，我們連中午飯都還沒撈到吃哩，甚至都沒上咱們招商局香港本部去喝口茶，歇個腳，現在是在路邊的公用電話亭裏給你們打電話！餘董特別關照，一定要把蛇口指揮部政策研究部的那幾個教授都叫上。”
餘濤這時正坐在那輛車裏，閉目養神。
他的汽車也沒有熄火，隨時準備啟動。
不一會兒，那個領導打完電話回到車裏，長歎了一口氣對餘濤說：“總算打完了。這叫什麽事嘛？每一回都得先把電話打到廣州，再讓廣州傳話給蛇口。一個電話打下來，總得出幾身臭汗。太耽誤事了。你得跟市裏的領導好好說道說道，不解決這通訊問題真的是不行了。趕緊想想辦法吧。市裏要沒招解決這個問題，就讓我們蛇口自己來解決！”
對這個“我們蛇口自己來解決”的提議，餘濤沒任何反應。蛇口和深圳市的關係向來比較微妙。從行政隸屬關係來說，蛇口自然屬深圳市管轄。但是，作為中央改革開放的另一個試管區域，蛇口又具有它很大的獨立性。它需要擁有一定的獨立處置事情的權力。為此，在中央的默許下，它和深圳同樣享有某種“特殊政策”。有些事情，它是可以不經“直屬領導”深圳市的批準就去做的。但到底哪些事情蛇口是可以“斬而不奏”，或“先斬後奏”，哪些事情是必須“奏然後才可斬”，省裏和中央也沒有劃分得、規定得十分明確，更多的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沒有規定。說實話，中央和省裏也沒法給劃分和規定得那麽明確，因為，深圳和蛇口本身都是“新生事物”，它們之間到底會產生什麽問題、那些問題又是什麽性質的問題、應該怎麽處理這些問題才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誰也不可能預料得到的。這樣，在一些問題上就產生矛盾了：在深圳市看來，這些事情應該“先奏後斬”，但在蛇口看來，完全可以“斬而不奏”或“先斬後奏”。於是，時間稍稍一長了，外間的輿論就出來了，說蛇口“不服深圳市的領導”，說餘濤想搞“獨立王國”……餘濤很不願意讓自己戴上這樣的“大帽子”，並視之為禁區。隻要手下有人談及蛇口和深圳的關係，一般情況下他都不插話，不作反應。不給無聊的“碎嘴婆”們增添“報料”，也不給自己心裏再添堵。
一路上還算順利。餘濤等人回到工業園區臨時指揮部，那兒已經按餘濤的指示，集合好所有該集合來的人了。辦公室裏“人頭攢擁”，連窗台上都坐得滿滿騰騰的。聽到餘濤等人乘坐的汽車聲由遠及近，再聽到他們一下一下往裏走的腳步聲，一直在說說笑笑的那些年輕人立刻正經起來，坐在窗台上的也都跳下地，嗑瓜子吃零食的也都收起了這些小零碎。
很快，餘濤等人大步走了進來。幾乎所有人都起立迎候了。
餘濤很正經地說道：“不是不讓你們起立的嗎？”
一個年輕人笑道：“您不是說隻要自覺自願，就可以起立迎候嗎？”
餘濤笑了笑：“真都是自覺自願的？好吧，那就算都是自願的吧。反正我不會領這個情，更不會因此請你們上飯館吃飯的。我自己還餓著哩！”
大家都笑了。
一個工程師問道：“你們是先吃飯還是先發表講話？”
餘濤回頭問同去香港的那個領導：“這麽多人看著我們吃，你咽得下去嗎？”
那個領導笑道：“反正我已經餓過火了。怎麽著都行。”
餘濤立即說道：“那咱們就先說事，再吃飯。”
那個領導說道：“聽你的。”
餘濤忽然回過頭來問大夥兒：“你們都吃了沒有？”
大夥兒異口同聲地叫了一聲：“吃了。”
餘濤笑道：“那行，飽漢聽餓漢嘮叨兩句，天下暫時還不會大亂。那咱們就先說說。政策研究部的那幾位教授來了嗎？”
坐在一角的兩三位年齡並不太大的學者向餘濤揚了揚手。
餘濤對他們招招手：“來來來，你們幾位往前坐。你們坐在我瞧不見的地方，我心裏不踏實。”
大家又笑了。
那幾位教授隻得起身往前挪了挪。
餘濤習慣性地隨手把自己麵前的墨水瓶、筆插、台曆等小玩意兒擺放得更整齊一些，然後說道：“緊急召集你們開個會，要跟大家說一點今天去香港的感受。你們都知道，我們在香港買了個樓，今天下午去交定金。沒想到，那個香港老板給我們上了很好的一課。起碼可以說是給我上了很生動的一課。所以趕緊回來跟大夥兒念叨念叨，希望為我們這個蛇口工業園區的製度創新、觀念創新提供一點新鮮東西。中午沒動身前，我們一直很納悶兒，今天是周末了，那位香港老板為什麽跟催命鬼似的，非逼著我們一定要在下午兩點前把兩千萬現金支票交到他手上？我們緊趕慢趕，提前五分鍾趕到我們雙方約定的那個律師事務所，他已經帶著兩個財務人員在那兒等著了。辦完應辦的手續，那個香港老板立刻就讓他手下那兩個財務人員拿上支票往樓下跑，真跟火燒屁股似的，一分一秒都沒敢耽擱。你們說他們去幹啥了？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是去銀行存那兩千萬現金去了。因為明天是禮拜六，是他們的假期，銀行關門，辦不成事。後天是禮拜天，銀行也關門。而今天是周五，按慣例，香港銀行到下午三點就要停止營業。所以，如果不能趕在今天下午三點以前把這張現金支票存到銀行去，就隻能等到下周一去存了。這樣，這個老板就要白白損失三天的利息。今天香港銀行的浮動利率是十四厘。按此計算，兩千萬存款，三天下來他就要損失將近三萬塊的利息。所以他根本就沒這個心思來陪我們聊大天，也沒心思來吃我們為他準備的什麽海鮮大餐。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換了我們，我們會為了單位，為了國家，為我們這個蛇口工業園區，去斤斤計較這三天的利息，為這三天的利息去讓自己做如此精密細致而又萬分緊張的安排嗎？並且為此還會讓自己放棄一頓豐盛的海鮮大餐？誰說他一定會這麽做的，請舉手示意。但我請各位注意，一定要說真話。”
現場一片沉默。
過了一會兒，有兩三個人舉起了手，但一看，大多數人都沒舉手，他們也趕緊把手縮回去了。
餘濤點點頭說道：“謝謝各位的誠實。能不能因為各位沒有舉手，就界定各位不愛這個國家，不愛我們這個正在新建的工業園區？當然不能。大家沒有舉手，是不是因為你們都不懂怎麽計算銀行的利息？當然也不是。因為在座不少同人來自名牌大學經濟係。幾乎所有的同人也都和銀行打過交道。但在我們這兒，在這塊土地上，為什麽就幾乎看不到，或者說很少能看到這樣一種動人的分秒必爭、斤斤計較的景象呢？”說到這裏，餘濤停頓了一下，很嚴肅地掃視了一下在場所有的人。最後他把目光停在了那個承諾安裝盥洗池的那個年輕人身上。
餘濤看著那個年輕人說道：“對不起，我又要拿你這件事來說道說道。”
那個年輕人漲紅了臉，有些慌張地站起來辯解道：“我……我……下午……已經把水池裝起來了……已經能用了……”
餘濤問：“小夥子，哪個大學的？”
年輕人臉更紅了，低著頭，不說話。
坐在餘濤身邊的一個領導起身，湊近餘濤的耳根輕輕地說了句什麽。
餘濤點點頭說道：“哦，那也是個名牌大學嘛。是不是因為讓你去安裝一個盥洗池，覺得大材小用了？”
年輕人忙抬起頭說：“不是。”
餘濤又問：“是不是覺得，一個盥洗池無足輕重，什麽時候幹完都無所謂？”
年輕人忙搖頭：“不是……”
餘濤再問：“那是因為什麽才這麽拖拖拉拉的？”
年輕人無語。
餘濤說道：“我想，你自己也說不清楚，對不？”
年輕人紅紅臉，默默地點了點頭。
餘濤又問：“老師沒教你這樣。對不？你爹媽更沒讓你這樣對待領導交辦的工作。對不？”
年輕人紅著臉，又點了點頭。
大家笑了。但笑聲是有節製的。他們從餘濤的問話中，似乎感覺到自己身上也被什麽刺激了一下似的。
餘濤對那年輕人說道：“你自己在顯意識的層麵上，肯定也不會認為自己這麽拖拉是應該的。對不？但你還是這樣做了。為什麽？這一路上我總結了一個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幾十年來，我們這兩三代人，端著鐵飯碗，吃大鍋飯，把我們慣的。這毛病已經帶到我們的潛意識裏去了，甚至都帶到遺傳基因裏去了。幹多幹少，怎麽幹，反正影響不了自己那點固定的收入和生活質量。盥洗池早一天晚一天安裝好，跟你個人也沒多大的關係，大不了，我上外頭公共廁所或者隔壁辦公室去洗手嘛。就是這個單位垮了，共產黨還是得給我一口飯吃。不管吃好吃壞吃多吃少，社會主義肯定不能讓我餓著凍著。否則怎麽叫社會主義呢？對不？從這裏，我想到我們工地上的工人兄弟。我們老在責備他們，為什麽不多推幾車土啊？為什麽一天隻推二十車三十車土啊？但如果把問題換一個角度來問，會得到什麽結果？他們為什麽要替你多推一車土？因為中國曾經出過一個叫雷鋒的解放軍叔叔，出過一個叫王鐵人的工人老大哥，他就得天天學雷鋒、學王鐵人，為你不計報酬地多推土？雷鋒生活在全供給製的軍隊裏，他衣食無憂，他辦事可以不計報酬。王鐵人的事跡產生在一個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曆史時刻。在特定的一個曆史瞬間，我們可以期待一個特殊的人物閃現出一種特別耀眼的精神火花。但是，你怎麽可以據此去要求億萬普通勞動者天天為你不計報酬地去多推土，天天發出那種高尚無比的精神火花，而這些工人農民兄弟家裏都有需要他們扶養的妻兒老小……”
在場的一個中年人好像有點不同意餘濤的這種說法。他說道：“我們並沒有要求工人兄弟無償勞動。他們的每天勞動，我們都付酬了……”
餘濤說：“你是付酬了。但你付出的報酬量是固定的。對不？”
那個中年人不作聲了。
餘濤又說：“你付的報酬是固定的，為什麽要求他必須每天替你多幹？就因為你的旗幟上寫著‘社會主義’幾個大字？”
那個中年人怯怯地反問：“如果每多推一車土，就要多收一份錢，這符合社會主義精神嗎？”
餘濤索性把身子轉過來，正對著那個中年人，說道：“我覺得，這個問題恰恰要反過來問才對：如果多推一車土，我們不多給一份錢，這是否符合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社會主義精神？社會主義為什麽就不能給多推土多幹活兒的人多付報酬？為什麽不能讓多幹活兒的人比少幹活兒的人活得更好一些？為什麽社會主義要養懶人？更何況我們這個社會主義還比較窮，還沒那麽個本錢去養這些懶人。”
那個中年人不說話了。
現場的氣氛有一點緊張起來。
餘濤回過身來對著在場所有的人說道：“香港老板的精明算計，固然有他香港人的商業傳統在這裏起作用，有他利潤至上的本性在起作用，但歸根結底還是他們的一些有效的規章製度起了重要作用，這些規章製度的本質就是：誰多幹，誰就能多得。幹多幹少在他們那兒，對任何一個人來說，結果都是不一樣的。這一點，本來應該是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啊，怎麽就讓資本主義獨占去了呢？”
會場上所有的人都直直地看著餘濤，等著他繼續往下說。
餘濤卻停頓了下來，這一瞬間，似乎陷入了一種自言自語的狀態中。他抬起頭，眼睛看著天花板，沉吟了一下，自問自答道：“在蛇口，我們當然還要堅持學大慶、學王鐵人、學雷鋒，但是，除此以外，我們是不是還需要提倡一點別的精神，喊一點別的口號？幾十年來，我們就是沒搞懂一個如此簡單的真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你們說呢？”
說完後，他很銳利地向在場所有的人掃了一眼。
但現場沒有一個人回答他。全場保持著一種異常的沉默。這種沉默是受了震動後的本能反應，也是一個群體的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在場所有的人，不管是年輕的還是年長的，從小都是在“必須仇視金錢”的教育下長大的，最起碼也是反複被灌輸“不能為金錢而活著”，突然地從一個領導嘴裏聽到把“金錢”和“真理”聯係在一起，他們都有一種被打蒙了的感覺。
吃飯時，隨餘濤去香港的那幾個同人見餘濤一邊吃，一邊在一張紙上寫著什麽，便勸道：“餘董，趕緊吃吧，還寫啥呢？一會兒不是還要跟政策研究部的那幾個教授開個小會嗎？”餘濤沒作聲，繼續在那張小紙條上寫寫畫畫。
過了一會兒。餘濤忙把那張小紙條遞給那幾個領導：“你們都看看，能不能在我們蛇口公開提出這樣幾句口號……”
一個領導接過紙條，看了一眼，見紙條上寫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顧客就是上帝。”他沒吱聲，又把紙條傳給另外一個領導。
另外那個領導看了後，也沒表態，隻是把紙條傳遞給第三個人。
這第三個領導是在場的最後一位領導了。
他剛看完，餘濤就迫不及待地問：“怎麽樣？咱們能不能提這樣的口號，並且把它們做成大標語牌立在我們蛇口的大街上，讓所有的人都天天看到它，想到它。蛇口人一定要學會算經濟賬……”
那位領導看著那張紙條，躊躇著，過了一會兒，他說道：“雖然隻是一個標語牌的事情，但立到大街上，別人就會誤認為這是我們工業園區黨委的指導思想了。”
餘濤說道：“啥叫‘誤認為’？它就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啦！我們就是要把它作為我們工業園區的指導思想提出來嘛。”
那位領導又猶豫了一下：“可是，上邊還在提工業學大慶，提無私奉獻、鐵人精神……我們這兒隻說金錢和效率什麽的，會不會讓人覺得我們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甚至說我們故意和中央唱對台戲？包括文字表達上是否準確，比如說，能不能把安全和法律等同起來？什麽問題涉法，什麽問題不涉法，這得由全國人大來定，這不是我們說了就能算的。我看，還是等一等吧。應該找些專家來仔細推敲一下，再把它們公布出去。”
餘濤愣了一下，隻是看了看那位領導，再沒說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