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用鱉
三 公用鱉
與大甲同居一室，同擠一床，實在不是太爽的事。他從無疊被子的習慣，甚至沒洗腳就鑽被窩，弄得床上泥沙嘩啦啦地豐富。這都不說了。早上被隊長的哨音驚醒，忙亂之下，同室者的農具總是被他順手牽羊，帽子、褲子、襯衣也說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帳擦臉，在褲襠裏掏襪子，此類舉動也在所難免。好在那時候大家都沒什麽像樣的行頭，穿亂了也就亂了，抓錯了也就錯了，不都是幾件破東西麽，共產主義就是不分你我的亂來。
我穿上一件紅背心，發現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實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藝術體和圓章形：“大”字一圓就像“公”，“甲”字一圓就像“用”。這種醒目的聯署雙章，幾乎蓋滿他的一切用品，顯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丟三落四，也怕他錯認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處下針，標注物主，主張物權。
這位老母肯定沒想到，再多的蓋章加封在白馬湖茶場依然無效，字體藝術純屬弄巧成拙，倒使物權保護成了物權開放：大家一致認定那兩個字就是“公用”，隻能這樣認，必須這麽認，怎麽看也應該這樣認。大家從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見我身上的紅背心，覺得“公用”二字頗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來處的衣物，也沒法吭聲了。
他隻是討厭別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鱉”，似乎“公用”隻能與公共廁所一類相聯係，充其量隻能派給蝦兵蟹將一類角色。用他的話來說，他是藝術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難，將來撥雲見日，見到總統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嗎？你怎麽不承認事實呢？你腦子裏進了臭大糞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維吾爾族舞蹈，還可以憋住嗓門在浴室裏唱出鼻竇共鳴，放在哪個藝術院團都是前途無量。何況他吃奶時就開始創作，夾尿布時就有靈感，油畫、水彩畫、鋼筆畫、雕塑，等等，都是無師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腳丫子來畫，也比那些學院派老家夥不知要強多少。這樣的大人物，怎麽能被你們“公用”？
每個土磚房都住五六個人，每間房裏都是農民與知青混搭。農民們不相信他的天才，從他的蓬頭垢麵也看不出貴人麵相，於是他的說服工作變得十分艱難。他得啟發，得比畫，得舉例，得找證人，得賭咒發誓，得一次次耐心地從頭再來，從而讓那些農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麽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讓大家明白，為什麽藝術比豬仔和紅薯更重要、更偉大、更珍貴，為什麽畫冊上拉（斐爾）家的、達（芬奇）家的、米（開朗基羅）家的，比縣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實在說不通時，他不得不輔以拳頭：有個農家後生衝著他做鬼臉，一直堅信王主任能批來化肥和救災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畫算個屁嗬。這個“屁”字讓大甲一時無話可說，上前去一個“大背包”，把對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喲哎喲直叫喚。
“真是沒文化。”大甲抹一抹頭發，大概有黃鍾毀棄的悲憤，眼睜睜地看著對方找幹部告狀去了。
“你不吹牛會病嗎？”
“你不吹牛會死嗎？”
“你自己不好好幹活，還妨礙人家，存心破壞嗬？”
“姚大甲，你還敢打人，街痞子，暴腦殼，日本鬼子、地主惡霸嗬？”
……
這就是吳場長後來常有的責罵。場長一氣之下還扇來耳光，沒料到大甲居然還手，鬧出一場惡拚。
場領導後來議了幾次，最後決定單獨劃一塊地給大甲，算是畫地為牢，隔離防疫，把他當成了大腸杆菌。
出工的隊伍裏少了他，真是少了油鹽，日子過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沒人唱歌，沒人跳舞，沒人摔跤，沒人吹牛皮，沒人鬧哄哄地賭飯票，於是鋤頭和糞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動得特別慢。“那個呆夥計呢？”有人會冷不防脫口而出，於是大家同生一絲遺憾，四處張望，放目尋找，直到投注對麵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單幹戶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眾監督下改造，怎麽能一個人享清福？就是，我們要聲討他，他也聽不到。我們要揭發他，他耳朵不在這裏嗬。
大家譴責幹部們的荒唐，對那家夥的特殊待遇深為不滿。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過好幾回……那家夥大概也在張望這一邊，不時送來幾嗓子快意的長嘯，聲音飄飄忽忽地滑過山穀，落在小木橋的溪水邊。大家眼睜睜地看著他獨來獨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許的輕鬆。至於他的單幹任務，基本上交給了附近一夥農家娃，讓他們熱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報不過是在紙片上塗鴉，給孩子們畫畫坦克、飛機、老虎、古代將軍什麽的，給孩子的媽媽們畫畫牡丹、荷蓮、嫦娥、觀音菩薩什麽的。他設計的刺繡圖案，還贏得了大嫂們滿心崇拜，換來了糯米粑。
他很快畫名遠播，連附近一些村幹部也來茶場交涉，以換工的方式，換他去村裏製作牆上的領袖畫像和語錄牌，把他奉為宣傳大師，完成政治任務的救星，總是用好魚好肉加以款待。縣裏文化館還下鄉求賢，讓他去參與什麽縣城的慶典籌備，一去就兩三個月。關於劇團女演員們爭相給他洗鞋襪的事，關於縣招待所食堂裏的肉湯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這時候吹上的。
肯定是發現他這一段臉上見肉了，額頭上見油了，吳場長咬牙切齒地說：“他能把蔣介石的毛鳥鳥割下來？”
旁人嚇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麽，一個盜竊犯，隻要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還是要把他關起來！”
旁人又嚇了一跳，“他偷東西了？”
場長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場長走了，扔回來一句：“遲偷早偷都是偷。”
我們沒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法印證場長的高瞻遠矚。我們也沒等到共產主義，同樣沒法印證場長有關吃飯不收飯票、餐餐有醬油、人人當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預言。我們隻是等來了日複一日的困乏，等來了腳上的傷口、眼裏的紅絲、蚊蟲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驚肉跳的哨音。
不過，疲憊歲月裏仍有激情湧動。坊間的傳說是：有一位知青從不用左手幹活，哪怕這位獨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釋是：如果他的左手傷了，指頭不敏感了，國際小提琴帕格尼尼大獎就拿不到了嗬。這種瘋話足以讓人嚇一跳。另一則傳說是，一位知青聽到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不去參加慶祝，反而跑到屋後的竹林裏大哭一場。他後來的解釋也神經兮兮：人家搶在他前麵把這件事做了嗬，占了先機，奪了頭功，他的科研計劃就全打亂啦。
大甲隻是個初中留級生，不至於牛成這樣。他的科學知識夠得上衝天炮，夠不上人造衛星。但這並不妨礙他也是美夢翩翩，曾譜寫一部《偉大的姚大甲暢想曲》，咣咣咣咣，嘣嘣嘣嘣，總譜配器十分複雜，鏗鏘銅管和清脆豎琴一起上陣，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獨唱又有齊唱，把自己的未來百般謳歌了一番。
當時他已離開茶場，去了附近一個生產大隊——那裏的書記姓胡，是個軟心腸，見這一個城裏娃老是被隔離，覺得他既沒偷豬也沒偷牛，既沒有偷米也沒有偷棉，憑什麽把他當大腸杆菌嚴防死守？既然對上了眼，這位老漢二話不說，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著走，大有庇護政治難民的一腔正義。這樣，大甲從此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員，幹什麽都有老勞模罩著。後來，他玩到哪裏就吃住在哪裏，又成了梁家一口子，華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著。農忙時節，我們忙得兩頭不見天。他倒好，鞋襪齊整，歪戴一頂紙帽，在田野裏拉一路小提琴來慰問我們，如同英國王子親臨印度難民營。“嗬，在那西去列車的窗口，在那九曲黃河的上遊……”他的激情朗誦分明是要氣死我們。
我們躺在小溪邊，遙望血色夕陽，順著他的提琴聲夢入未來。我們爭相立下大誓，將來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氣吃上十個肉餡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氣連看五場電影，要在最繁華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個來回……未來的好事太多，我們用各種幻想來給青春歲月鎮痛。
多少年後，我再次經過這條小溪，踏上當年的小木橋，聽河水仍在嘩嘩流淌，看紛亂的茅草封掩路麵，不能不想起當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進過劇團，辦過畫展，打過群架，開過小工廠，差一點投資煤礦，又移居國外多年……但到底幹了些什麽，不是特別的清楚。憑一點道聽途說，我知道他最終還是在藝術圈出沒，在北京著名的七九八或宋莊這些地方混過，折騰一些“裝置”和“行為”，包括什麽老門係列、拓片係列、幼嬰係列，以及不久前那個又有窗、又有門、還安裝了複雜電光裝置的青花大瓷罐……據他說，這是準備一舉收拾威尼斯國際雙年展的原子彈。
看來世界已經大變，我在日新月異的藝術之下已是一個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麵前隻有可疑的興奮，差不多就是裝模作樣。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聲，把下巴毫無意義地揉了又揉，說眼下的藝術越來越像技術，畫家都成了工程師了。
“對，說對了，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藝術就應當成為技術？”
“對，你真是個聰明人。你徹底忘掉畫筆，多想想切割機和龍門吊，就可以到美術學院當教授了。”
他這一說，我就明白了，當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不就是三歲紮小辮、五歲穿花褲、九歲還吃奶的那個留級生麽？當年鄰居的大嬸奶汁高產，憋得自己難受，常招手叫他過去，讓他撲入溫暖懷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個家夥有了漫長的哺乳史，還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後來走南闖北東奔西竄，但他的喉結、胡須、皺紋、寬肩膀，差不多是一個孩子的偽裝，是他混跡於成人堆裏的生理誇張。隻有從這一點出發，你才可能理解他為何追捕盜賊時一馬當先，翻山越嶺，窮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實他不是珍愛集體林木，隻是覺得抓賊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為何一轉眼就去偷竊隊上的橘子，為了對付守園人，又是潛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學貓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糞坑裏——其實他對橘子並無興趣，隻是覺得做賊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對於他來說，抓賊與做賊都可能high（興奮），也都可能不high。隻有high才是硬道理。藝術不過是可以偶爾high一下的把戲。拜托，千萬不要同他談什麽思想內涵、藝術風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種主義，更不要聽他有口無心地胡扯這個斯基或那個列夫。他要扯，讓他扯吧。他做的那個大瓷罐，可以裝酸菜也可以裝飼料，雇工數人耗時一年的大製作，在我看來不過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後，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倒騰一堆河沙，準備做一個魔宮。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業給忘記了，把回家吃飯給忘了。
他有家嗎？我曾要來他的電子郵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從未出現過回複；也曾要來他的手機號，但每次打過去都遭遇關機。我隻知道他大概還活在人世，偶爾在我麵前冷不防地冒出來，撓撓頭皮，眨眨眼睛，找點剩飯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後東扯西拉一通，然後落下他的手機，揣走我的電視遙控器，再次消失在永無定準的旅途。最近的一段吹噓是有關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們共同認識的一位熟人。他說他在美國開上越野車，挎上了美式M16，帶上一位黑哥們，去毒販子們那裏嘎嘎嘎（他的衝鋒槍總是在敘述中發出唐老鴨的叫聲）——他朝天一個點射，“fuck——Shit——”那些來自墨西哥的小雜種便統統抱著頭，麵向牆壁，矮下了。
“你這不是拍電影？”我說。
“你不信？那你去問小安子，你現在就打電話！”
“她怎麽會在那裏？”
“剛到美國，亂走亂跑，不聽我的教導嗬。”
“她不是在新西蘭麽？”
“新西蘭的黑社會哪夠她玩？”
一個警匪大片就這樣丟下了，一段人們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閑扯。他就是這樣的一縷風，一隻卡通化的公共傳說，一個多動和快速的流浪漢，一個沒法問候也沒法告別的隱形人。他不僅沒有恒定住址，從本質上說，大概還難以承擔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親、同事、公民、教師、納稅者、合同甲方、意見領袖、法人代表、股權所有人等。也許，這樣的偽成年人，不過是把每一個城市都當積木，把每一節列車都當浪橋，把每一個窗口都當哈哈鏡，要把這一輩子做成樂園。
在將來的某一天，他可能勳業輝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噓的那樣；也可能一貧如洗流落街頭，像他前妻和兒子說的那樣。但不管落入哪種境地，他都可能掛一支破吉他，到處彈奏自己的偉大暢想。
“公用鱉！”
“公用鱉！”
……
我從街頭孩子們的叫喊中猛醒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