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遙不可及

  那一夜遙不可及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7年《文學報》，後收入散文集《然後》。


  新年第一天，也是我的生日。假日的陽光在海島上潑灑和沉澱。沒有客人也沒有出門的打算，甚至不想打電話。時間在半杯茶水和幾張報紙那邊的窗簾上飄動。為了一些我不願意忘記的人，我常常願意這樣獨處，把節慶變成一個人的時候，變成一些記憶或想象中的相遇。


  他曾經提著一個買啤酒用的塑料壺，與我在和平裏的夜空下並肩緩行。他說國事，說他的經曆，說他的女兒。他當時是一個普通編輯，一個沉靜的人，清瘦而且言語間常有遲鈍。我懷疑這種遲鈍來自他多年的校對，還有無數稿箋上的審評，於是口語也成了斷斷續續的審慎和精確。


  他把我這個陌生的大學生引入這種審慎和精確，引入他狹小的家，以啤酒、涼菜、臨時小床，接待我在文學上的開始。他的名字在偌大的中國文壇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在今後的歲月裏想必更是了無痕跡。


  他叫王朝垠。


  七十年代末，是熱情與熱情會師的時代，是心靈與心靈久別後終於團聚的時代。那時候的文學沒有星級賓館和宴會，沒有轎車和電腦，沒有職稱和獎金，每個編輯也都窮得沒有對作者留食和留宿的能力。但素無交往的編輯和作者之間可以一見如故，為任何幼稚的創造而共同激動，絕無今天諸多信函中心不在焉的匆忙和文不對題的搪塞。當時一句關於“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私下義憤，甚至一個會意的表情，就可以使人們立刻在陌生人中找到自己的同道。一個情節或一個結尾的修改，也可以使編輯和作者作徹夜的商討。


  我沒有保留短篇小說《月蘭》的初稿，於是現在無法指證朝垠在這個作品裏注入的心血。這個作品原名《最後四隻雞》，是我屢遭退稿差一點完全放棄的一篇，遲遲才出現在他的桌上。我後來才知道，他讀完後興奮不已，逢人便告，鼓動所有編輯放下手頭的工作來傳閱這一件自來稿，據說有位女編輯居然還真被小說感動得哭泣。事實上，如果沒有他的上上下下的遊說力薦，沒有當時《人民文學》主編李季先生的開明態度和承擔責任的勇氣，這篇小說不可能麵世。時值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隆重召開之前，這篇小說的發表無疑是犯禁和抗上之舉，讓明眼人一個個都懸著心。


  這篇小說當然說不上什麽很好。尤其在“文革”被最高當局正式結論為錯誤的後來，這一類悲憤抗爭之言逐漸變得尋常，不再與風險和危難相連。有關這篇小說的各種風風雨雨也已成為過去，不再值得提起。但他為這件不再值得提起的事力爭過，奔波過，焦急過和歡喜過。我記得他的家曾經是我上京改稿時的旅舍和餐館，我也記得他曾經給我寫過幾封信，最長的一封竟有十頁，紙上密密麻麻的四千多字。這樣的信足使我對自己後來所有的編輯經曆——包括眼下在《天涯》的工作而汗顏。


  他承受過有關一個短篇小說的勞累和危險，卻照例沒有分享這個作品所帶來的報酬和榮耀。在我不再是一個所謂文學青年以後，在我也像其他作家一樣人模人樣地登台領獎和出國講學以後，他仍然在和平裏或東四十二條的人群裏提著一包稿子，帶著病容步行。直到他病逝之時，據說他家的存折上才幾百塊錢，而他的妻子還隻是一個臨時工，麵對著兩個孩子長大成人的漫漫時光。


  在那一刻，我突然發現他已經離我很遠。我在天涯海角回過頭來，向北方舉目遙望，卻無法使時間回到從前。我甚至無法記起我和他的最後一次見麵是在什麽地方，在什麽時候。他隻不過是我相交的太多編輯中的一個，如此而已。我們後來見麵的機會很少，見麵也多在會場或宴會廳，常常隻能隔著川流的人影相視一笑。他似乎有心把時間讓給我，讓給我當時一些其他應酬——那些應酬多麽華麗也多麽空洞。我們的啤酒，我們一起擠過的床，我們的那個和平裏林蔭道之夜，在這種無奈的微笑裏早已遙不可及。


  但願他的笑是一種諒解。


  是的，他曾經給我寫過滿滿十頁長達四千多字的信。


  而現在我隻能寫出一句話：朝垠老師，我想念你——連這句寫下來的話，我也不知道該向哪裏投寄。


  199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