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重逢 注釋標題 原題《老同學梁恒》，最初發表於1988年《湖南文學》雜誌，後收入散文集《夜行者夢語》。
紐約這個美國東海岸的都會有點熟透了的感覺，磚牆和空氣一塊塊滯重發黑，人麵和商業廣告擁擠不堪，汽車和行人都技藝純熟地競相搶道，哪怕把優雅已經裝備到牙齒的纖纖淑女也決不心慈腿軟，很少外地那種謙和禮讓，一腳出去總是捷足先登，更不會對陌生人浪費絲毫微笑、問候乃至點滴目光。
地鐵裏每節車廂都被胡塗亂抹出昏話粗話鬼話一塌糊塗，堪稱紐約“十景”之一。地鐵線像根係一樣鑽入百老匯大街和帝國大廈之下盤根錯節，於是就長出了地麵上的樹幹和樹枝——高樓瘋長的紐約。
這一切已經很難改造。
我到紐約後給梁恒打電話，他是我的老同學，母親又是我現在的近鄰。這次我來美國，老人家托我給兒子捎來布鞋和衣料。
接電話是女人的聲音，不用猜，是梁恒的猶太族妻子，中文名夏竹麗。她說她很高興，知道我可能會來，說梁恒可惜不在家，到機場接金觀濤去了。我同金先生有過交道，讀過他一些文章，想不到他今天也到了紐約。
一個多鍾頭以後，有人叫我去接電話，這次是梁恒打來的。話筒裏迸發出哈哈大笑，先是英語，後是中文，最後幹脆成了倔頭倔腦的土話：“……講長沙話囉，好久沒講長沙話噠。你要是還不來，我就到中國Ke4(去)噠。什麽事？談判嗬！國家體改委的邀請……”
他的聲音一點也沒變，腔調一點也沒變，好像還發自太平洋的那一邊，發自七年前湖南師範學院的學生宿舍裏。
當時放暑假，他還留在空蕩蕩的學校，埋頭寫什麽電影劇本。有時候遊魂似的夾著一本大書，不知是遊到什麽地方去。或許是寂寞夠了，他終於出現在我們寢室，兩腿一鉤上了桌，長長食指朝空中某個位置一指，嘶啞著嗓門說：“……文學嗎？文學在人民那裏！你們寫小說，應該同搬運工交朋友，同乞丐交朋友，同流氓交朋友。別林斯基說……”他從衣袋裏摸出壓得癟癟的火柴盒，捎帶出幾根零散火柴和紛紛煙絲。他引用抄錄於盒上的某段語錄，出自莎士比亞或別林斯基，加強他令人肅然的人民論。
“我寫作就是這樣，想出一個詞，一句話，就記下來。想不出，我就到河邊去走，到菜地上走來走去。”他宣布。
我們談小說和社會，談當時諱莫如深的“四五”天安門事件，覺得很投機，立刻惺惺相惜。他興奮得又是捏拳又是咬牙切齒。“痛快，痛快，太痛快了——煙？”我沒有煙了，他便東張西望，溜下桌去四下裏“打狗”（找煙頭）。他屁股高高撅起，把一米八幾的大個頭殘忍塞入床下，好容易，頭頂著一朵花花的蛛網，喜不自禁地捕來幾個煙頭，剮去濕津津的煙紙，與我們共享煙絲。他又覺得肚子餓，在牆角咣咚嘩啦翻找半天，才找到半瓦缽剩飯，把一根筷子一折為二，也沒菜，就大口吞嚼起來。
幾個鍾頭之前，他還邀請我們到他那間用高低床隔成迷宮般的寢室，鑽進他那一角，喝進口咖啡，吃海鮮罐頭，洋吃洋喝，使我們頓時覺得中國飯菜實在庸俗。現在，他能貴能賤，俗極則雅，把枯硬的飯粒也嚼得頗有風度。現代青年不就得有這種別扭嗎？如同公眾要吃要睡的時候，他們偏不吃偏不睡，而公眾不吃不睡的時候，他們就偏偏要吃要睡——這才是個性解放的別出一格！
他雄踞桌麵咚咚彈起了吉他，唱起了歌，既有東歐革命歌曲的風味，也有《美酒咖啡》之類的港台傷感，歌聲很有感染力。吉他技藝則宜看不宜聽。
臨走時，他拍拍我的肩膀，神秘地說：“告訴你們，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最近已在上海召開。你們千萬不能泄露出去。”
我愣住了。什麽黨？自由黨？民主黨？社民黨？共產黨（左派）或（正統）？……那時候中國小民一聽到這些“黨”就嚇得舌頭僵硬。
但他偏偏喜歡把話往狠裏說，往心驚肉跳的地方捅。有一次他缺課好幾天，據說是請病假，據說是去了黑龍江，回校以後向朋友偷偷宣布：“老子這次本想跑到蘇聯去的，可惜不順手。”
後來才知道這些不過是玩笑，不可當真。
暑假過後，校園裏政治氣氛升溫，他給我們學生會的壁報寫稿，是一篇哲理小說，主旨是為“四五運動”翻案。這張壁報在湖南省第一次衝破禁令，批判“兩個凡是”，歌頌天安門事件，引起了連續幾日人山人海的圍觀，算是一次不小的政治地震。連公安部門都派了不少人前來拍照和抄錄，了解學生的情況。
接下來有北京的什麽社論，政治氣壓驟然下降。據說梁恒對另一位壁報編輯匆匆忠告：“當心，你們改革派要翻車了。”
這位編輯對我說：“你看，改革派變一下就成了‘你們’，第二人稱！”
我也對這第二人稱恨恨了一陣。
其實，人與人之間無須這樣敏感，人總是人，即無須高估對方的美德，也無須誇大對方的弱點。歲月流逝，最終總是洗亮人們記憶中的一些亮點。有一次梁恒與某同學騎車外出，天熱，同學的毛衣便夾在車座之後。偶然回頭，發現毛衣不見了，便沿路找回去。一直找到天色漸晚，這位同學已失去了信心，說一件毛衣也就算了。梁恒卻不罷休，見路邊可疑的小孩，皆惡狠狠揪住其胸口，拷問毛衣的蹤跡。若這一手不奏效，隨即又綻開笑臉，掏出一元大鈔，想誘出兩個小良民來揭發藏衣的盜賊。他比毛衣的主人更頑強更勇猛更不要臉，最後幾乎把沿街的房門一一敲遍，誤了自己的事，還是沒詐出毛衣的下落。
梁恒沒有對我們談過他的童年和家庭。直到他出國以後，我才從他母親那兒了解到一些情況。他父親原是報紙編輯，曾被打成右派，後來離婚，下放，身殘，全家有一段辛酸的日子。父親去勞改時，梁恒還在幼兒園，節假日小朋友被父母領回去了，隻有他孤零零留在空曠的幼兒園內，同一位守園的老阿姨一起，度過昏燈下的長夜。他還不知道母親已經離婚遠走了。讀小學的時候，班上的同學都戴上了紅領巾，隻有他因父親的政治問題被排斥在少先隊之外。他哭過，衝著父親吵鬧過，後來想了個辦法，謊稱自己有大籃球，使中隊長羨慕不已，網開一麵讓他入隊——他說他這是第一次學會“開後門”。
梁恒夫婦合著的《革命之子》一書，成了美國最早描述中國“文革”的熱銷讀物。書中談到了他的初戀：女朋友的父母權勢赫赫，看不起狗崽子梁恒，禁止這門婚事，把女兒打得全身青一塊紫一塊。女朋友偷偷溜出家，最後一次去看他。兩人抱頭痛哭了一場。梁恒跪下去，把對方手上膝上的一塊塊傷痕全部吻遍。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是永遠無法得救的賤民，隻能用冰涼的吻，為自己的卑微為對方父母的凶狠為不公平的社會現實，向姑娘贖罪——這種情節相信讓美國女人哭濕了太多的紙巾。
美籍教師夏竹麗在學院的晚會上跳過幾回昆蟲舞之後，梁恒就常常夾著外語書往專家樓去了。學校領導對這個愛情事件大皺眉頭，也不批準他們結婚。他們就寫信給鄧小平，幾經曲折，最終獲得了鄧小平的支持，得到了校領導的登門祝賀。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出入專家樓的梁恒已不常和我見麵了。
一九八〇年秋，選舉區人民代表一事引起學潮。剛從美國探親回來的梁恒，成了學潮頭頭之一，領導學生靜坐、絕食、遊行示威，免不了還發生阻塞交通和衝擊機關的事故。我當時去過現場，發現梁恒與另一位學潮頭頭陶×分歧。他感謝我站出來講話，不讚成成立跨行業的組織，也深深擔憂學潮的不斷激進化前景。他一身塵灰殼子，從席地而坐的絕食者中鑽出來，把我拉到一個牆角，撲通一聲雙腿就無力地跪在地上。他的嗓音已經嘶啞成氣聲，夾雜著濃重的胃氣和橘子汁味，酸酸地灼在我臉上，盤踞在我鼻子兩側久久不散。“陶×是個流氓，流氓，騙子！他根本不是要民主！完全是胡鬧！我要把同學帶回去，帶回去！”
我後來在淩晨發表演講，成功勸返靜坐和絕食的同學，應該說與梁恒的支持有關。
我在梁恒的另一本書《噩夢之後》中，發現他寫到了學潮，但寫得十分簡略，更沒提到當時他與陶×的分歧。是他忘記了嗎？或者是不願意傷害同學？但他記述了自己一九八五年初重返長沙時與陶×的會麵，對陶×能夠自由經商表示驚訝，認為中國的政策變化十分大。算起來，大概就是兩位學潮首領重逢的前一天，我也去賓館見了他。當時他比中國人穿著更樸素，去掉了長發，剛剪的頭還露出一圈青青邊沿，長長十指倒白皙得特別觸目，像是異鄉幽暗歲月裏開放出來的一朵白菊，在我麵前招展著神秘的含意。
我問他這些年在美國可還混得順利。
他說好歹也算個中產階級了。
我聽說他初到美國時也很難，不怎麽講話，跟著洋老婆跑了好些院校，最後才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學籍，邊讀書還必須邊工作。他在中國讀本科期間就不是老實學生，進考場常靠夾帶術化險為夷。美國何嚐就沒有讓人心煩的枯燥課程？但梁恒沒說這些。
我問他回國來幹什麽。
他說打算寫一本書，介紹中國的改革，促進美國對華的了解和投資。“我現在是共和黨員。民主黨對中美關係幾乎沒什麽貢獻。我願意為中國做些事，與中共互敬互惠地合作。哦，你是共產黨員嗎？為什麽不是？我看你應該入黨。”那神氣好像他倒是大洋彼岸的共產黨書記了。
我提到他參與“中國之春”的事。
“過去的事情啦。”他笑著解釋，“當時我剛從國內出去，火氣很大。這兩年經過痛苦的自我調整，才找到了現在的路。”
“同他們鬧翻了？”
“也算不上鬧翻。隻是現在沒有任何關係。我也不願意評論他們。”
他和妻子沒在長沙過春節，就去了湘西和貴州。《噩夢之後》一書就是這次重返中國的總結，充滿了對國內改革的讚許和希望。書中用了很多中國現代俗語，對“內地人”、“高幹子弟”、“萬壽無疆”等都作音譯，中國通的氣派和材料的權威性，想必會使英語讀者刮目相看。這本書連同更為暢銷的《革命之子》，使梁恒在美國名聲大振，他主辦的刊物也得到幾個大基金會的優厚讚助。
電話聯係上以後，梁恒第二天來我的住處，請我吃飯，順便帶我去看他的辦公室。這是臨街一棟民居的地下室，窄階窄門，不顯山不顯水的。三四間房子裏成天開著燈，感覺不到晝夜的交替。有人正在用電鍋做飯，另一個在沙發上睡覺的人見來了客，就進裏屋去重新開鋪。他們就是剛來美國的幾位中國訪問學者，暫時寄居在這裏，省著飯錢和宿費。
梁恒很忙碌，話題從一個跳到另一個。一會兒說老兄你混得不錯；一會兒說紐約比外地就是不一樣連人走路的步伐頻率都高得多；一會兒說他住在好社區但紐約太擁擠多數人沒有汽車也沒有院子；一會兒說他主持的基金會想在北京建立機構以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一會兒說香港的大眾輿論太淺薄我們必須開辟美國與北京的直接資訊渠道；一會兒又說我的方針是“深研究廣交遊悲觀進取”無論參眾議員商人文士流氓我全交往……正說到這裏，楊小凱來了，也是位湖南人。我們把梁恒的刊物討論好一陣。
“你看，我實在太忙。”他似乎很樂意讓我和楊小凱參觀他的忙碌，又是打電話又是簽字又是向手下人交代什麽又是向幾撥客人分別交換幾句中文或英文的閑聊——包括指導剛來美國的同胞正確使用she和he。
“夏竹麗呢？當媽媽了嗎？”我問。
“沒有，我們目前根本不打算要小孩。”
“為什麽？”
“business（事業）麽。”
梁恒的business已經受很多中國留學生的羨慕。一個幼兒園裏曾經無人領回家去的孩子，一個被排斥在少先隊之外的學生，一頭闖進美國，當新聞人物、當作家和編輯、當文化活動家，等等，同各類人物都沾得上又全都分得手，終於有了地位、名聲、錢——他請我在一家著名中國餐館吃晚飯的時候，特地讓我看看他的信用卡，據說是有種種特權的那種金卡。
他請我在金碧輝煌的餐館裏吃飯，重複社交場上千篇一律的看菜譜、碰杯以及餐後剔牙。但除了吃飯，我們還能做什麽？還應該做什麽呢？就像我以往見到一些久別的同學或朋友，在肅穆的辦公樓，在偏僻的小鎮上，在充滿著藥水味的病床邊。我常常感到一種不知所措和不知所言的窘迫。麵對著阻隔於昨天與今天之間的漫長歲月，我好像是來尋找什麽的，見麵了，卻又發現找不到。我該敘舊麽？我該打聽麽？我該重演往日的親熱和玩笑麽？……我知道能做出來的都不是我要做的，能說出來的都不是我要說的——不是。我希望能找到的，我沒法表達。
我隻能吃飯。我看了梁恒一眼，注意到他也看了我一眼。盡管談笑風生左右應酬，他眼中似乎也偶爾掠過一絲茫然。
我們都不是偉大和優秀的人，都清楚知道各自的弱點，但我們既然有過一段共同的經曆，心裏就埋藏下了一種讓我們永遠尋找的東西，也是永遠也找不到的東西。即便在最平庸的人們心中，這種東西也在——它在不可名狀的緘默中逐漸死去。
我們隻有無奈。
紐約人用過了什麽就扔，包括友人的重逢。我與他在紐約車水馬龍的街頭匆匆握別，期許將來的再聚，差不多就是期許將來的再一次吃喝，再一輪言不及義的交際化深刻或交際化瀟灑。我很明白這一點。我回到了中國，見到了梁恒的媽媽——一位退休居家的老太婆。
看見這位頭發斑白的母親，我想起了梁恒在《噩夢之後》中，描寫了一段生父與生母離婚多年後的重逢。那也是一次重逢。
試譯如下：
父親慢慢洗著澡，總算洗完了。我攙扶著他走向一輛出租車。這時我一眼瞥見媽媽走進了賓館大門。一種解釋不清的衝動，使我突然發現自己很想讓他們互相見見麵。“爸爸，媽媽在那邊！”我激動地說，指著那位身穿暗綠色上衣的微胖的婦人。爸爸盯著我沒能理解，仿佛迷失在夢中。“我的媽媽，”我急急地重複，“你不想同她說兩句話？”
沒有時間容他思忖，他不由自主地順從地點了點頭。我飛快地跑向媽媽說了這件事。她看來極為驚愕和尷尬。她何曾料想過這樣的會見？她臉突然紅了，理了理一頭短短的灰發和厚厚的上衣，說：“穿一件這樣邋遢的舊衣，怎麽好見人？”
經我催促，她慢慢走向停在那裏的出租車，彎下腰，朝打開了的車窗探過頭去。“老梁，”她躊躇說，“你好。”
父親看看她，嘴張著卻沒有說出一個字，隻是攥緊久經磨損了的拐杖。在我看來，這一刻似有無限漫長。
雖然媽媽已知道他的肢癱，但爸爸的殘疾狀態必定深深地震驚了她。“老梁，”她聲音哽咽著，“你多多保重。”淚珠從她臉上流下來，她轉過頭去，無法往下說了。她快步走上斜坡進了賓館，我也沒有勸止她。我鑽入出租車，坐在爸爸身旁，抓住他的手。
我們上了街，爸爸臉上是一片從所未見的茫然。“她的眼睛，”他最後說，“似乎不像以前那麽亮了。”
“爸爸，”我失聲叫起來，淚水阻在我的喉頭，“整整二十五年哇！”
“對不起。”爸爸低聲說了一句。
在駛往他家的餘下時間裏，他一直沉默。
梁恒的生母眼下就在我麵前，拿著較低的退休金，卻總不願向出洋的兒子要點什麽。前不久她還嘀咕著希望兒子與兒媳生一個小孩送給她來帶養。我常常看見她麻灰色的短發，看見她挎著菜籃子在菜市場停停走走，在我的早晨和黃昏中一天天蒼老下去，於人世間留下那朵幽暗歲月裏伸展出來的白菊——遠方兒子白皙的手。這位母親給兒子捎去的布鞋，我在美國商店也看到不少，從中國進口的，極為便宜，根本用不著從國內捎去。老人家大概不知道這一點。
但願梁恒不會對媽媽說：紐約的布鞋也很好，也便宜。我想他不會說的。
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