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佬彼爾
美國佬彼爾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87年《湖南文學》雜誌，後收入散文集《夜行者夢語》。
Hello！Hello！你好嗎？約翰！親愛的，史密斯！……機場迎候廳裏的男女們各自找到了翹首盼望的親友，笑著迎過來撲向我左邊或右邊的身影，獻上鮮花、親吻、握手、緊密的或疏鬆的擁抱。微笑之浪退去之後，隻留下我和張先生的清冷。
仿佛前麵有一雙眼睛盯著我。看清楚了，是藏在高度近視眼鏡片之後的眼睛，透出老朋友般會心的微笑。我好像見過這北歐型的麵孔，這修長瘦削的身材，隻是一時想不起來了。他雙唇張了一下，沒錯，是在叫我，是那種洋調調的中國話。即便如此，一片英語海洋裏的這三顆久違的中國字也擊中了我們的全部驚訝。
他是美國新聞署派來的代表嗎？我們狼狽誤機，早作了下機後流落街頭的準備。
我上前握手，用英語問好。
“你不認識我了？”他依然眯眯笑著說中國話。
“對！你不就是——”
“華巍！”
他自己已經報上家門。
華巍是他的中國名字，英文名則是威廉·華德金斯，昵稱彼爾——我現在不得不向身旁莫名其妙的張先生作點介紹。三年前有一位記者朋友問我，願不願意見一位美國人。我問何許人也。對方說是一位在湖南醫學院執教的青年，曾接受過他的采訪。因為這位老外曾跳下糞坑為中國人撈取過手表什麽的，頗有雷鋒之風範，事後這位老外也跟著開玩笑，說他就是美國的雷鋒，雷大哥。我就是這樣同他認識的。他來過我家，在我家吃過飯，洋式高鼻子嚇得我兩歲的女兒躲在外麵大半天沒回家。餐桌上他又告訴我一個英語詞：皮蛋叫做千年蛋(egg of thousand years old)。我發現他中文很好，讀過《三國演義》和《水滸》，還知道華威先生在張天翼的筆下形象不佳，所以斷斷乎不讓我們把他的名字寫成“華威”，一定得寫成“華巍”。
他對長沙方言更有興趣。據說有一次他外出修理自行車，遇到車販子漫天要價，氣得推車便走，還忍不住回頭恨恨聲討一聲：“你——撮貴貴！”
“貴貴”是長沙現代俚語。有人說“貴”原指陳永貴，後泛指鄉下人，又演變出呆子憨佬的意思。此話出口，令車販子立刻瞠目。
我沒料到，在華盛頓機場會重逢這位老友，更沒想到，他到美國新聞署打工，將是我們此次旅美全程的陪同兼譯員，將與我們共度昏昏然之一月。
“你們都沒有穿西裝，太好了，太好了！”他注意到我的汗衫，忙不迭扯下自己的領帶，“我以為中國人都喜歡西裝，以前我陪幾個團都是這樣，太什麽——”我揣測他正在搜尋的中國詞，嚴肅？刻板？拘束？作古正經？“對對，太作古正經！”他很準確地選擇了一個成語，“你們穿西裝，我也得穿，你們打領帶，我也得打。這是規矩。其實我實在討厭領帶，太討厭了！”
我望著車窗外郊區的房舍和綠草坪，繽紛色塊從公路盡頭向車頭四周飛快地放射。
“真好，太好了。”他還津津沉醉於自己頸脖的解放，把那條細如繩索的廉價化纖領帶胡亂塞入衣袋。
我記起當年在長沙，他也是不怎麽精心裝修自己外表的，那間湖南醫學院的小房間裏，雜誌書籍淩亂地堆在地板上，床上亂攤著一些衣物和照片——他在非洲攝下來的。我想練練英語口語，而他更愛講中文，屢次壓下我的英語表現欲。他用中文對“清除精神汙染”發牢騷，用中文討論中國的“文革”和莊子。有一次我提到，在莊子看來，萬物因是因非都有兩重性，包括財富、知識和自由。故思想專製可能鍛造出嚴密而深刻的思想家，如康德和黑格爾；而思想自由也可能批量生產出一些敏銳活躍然而膚淺的家夥。
我說的時候，注意到他背靠涼台欄杆，背靠月色朦朧中一片樹影黑森森，搖著頭，有居高臨下者譏諷的微笑。
我不能認定這微笑惡毒，甚至不明他的思路，隻能懷疑一位即算能說“撮貴貴”的西人，真正了解東方文化的精魂並不那麽容易。
他領我們到喬治區瑪波雷賓館找到房間，隨即大張旗鼓搜尋中餐館，彌補我們一路上西餐之苦。他也熱愛著中餐，說中國落後，至少在吃的方麵還很先進。
第一餐，我很中國式地搶著付了賬。第二餐，張先生也執意做了東道主。彼爾操圓珠筆在餐巾紙上列式算出各人應攤錢數後，察覺為時已晚。他不安地苦笑，如坐針氈，長長背脊一次次向椅背退抵，投降式地舉雙手連連揮擺：“下次不要這樣，再不要這樣啦，在美國，照美國人的習慣辦事吧。”
我們不再忍心對他施以精神折磨，隻好從此各自付賬，讓他的圓珠筆大有作為。
我必須說，餐桌上圓珠筆的操演功夫大概並不代表美國人的慳吝，即使他們還有很多令中國人乍看起來得撇撇嘴的舉動，比方說聲勢浩大地揚言要回送禮品，但進入商場忙碌好一陣以後隻給你買來一張小畫片；比方說三番五次盛情邀請你去家裏做客，到頭來餐桌上隻有一碗麵條加幾根烤香腸。現在不是談文化很時髦麽？那麽這也就是一種文化，不宜由外人輕率褒貶。美國特有的文化還包括他們在岔路口停車讓人並鼓勵行人先走的擺手和微笑，包括他們眾多援救貧弱的募捐義演以及男女老少的慷慨解囊，包括他們對他國文化知之甚少但又對他國政治指揮甚多……籠統地比較中美兩國的文化和人性，總有幾分風險。
想在短期訪問中看透美國，更是不可能——尤其是訪問那些辦公樓的時候，沉甸甸的靜謐和肅穆中，女秘書的握手和微笑都訓練有素，男士們持重簡潔的言辭使你公務之外的談興都驟然熄滅，無處可尋。負責我們訪問活動安排的是美國國際教育中心（IIE），一個與政府很接近的非政府組織，上受新聞署之托，下與各地小團體相連——比方說美國某些“國際好客者協會”的地方誌願者組織。出於一片好心，他們讓我們訪問一些與亞洲事務和藝術有關的機關，進行辦公樓大串聯。有些約見不無益處，比方說去美國筆會中心，去亞洲協會，去國會圖書館，包括在國會圖書館內用電腦查閱中國“文革”時期的大報小報。我居然看到了全套《湖南日報》，似乎第一次發現“文革”期間的黨報排得那麽稀，字體那麽大，陌生而又熟悉。
我更有興趣於辦公樓以外的生活。隻有幾天，彼爾也對訪問的辦公化有些厭倦，常常在會見途中東張西望，偷偷遞來眼色：“Ke4不Ke4（走不走）？”
主人即使懂中文，也懂不了這種長沙土語。連同行的東北人張先生也隻能大惑不解地幹瞪眼。
“Ke4！”我恨恨地說。
我們禮貌地告辭出門，彼爾總是回味剛才猖狂的聯絡方式而自鳴得意。
我們用省出來的時間去教堂，去貧民區，去酒吧，去交易所，去精神病院，去大大小小的畫廊，用目光把偌大一個美國胡亂叮將過去。彼爾在教堂和畫廊方麵較有知識，又對各種建築興致勃勃。他引我們冒雨參觀了著名的越戰紀念碑。紀念碑是個狹長的等邊三角形，黑色碑麵晶瑩照出人影，又迭出五萬多越戰中陣亡官兵的姓名密密，任人影緩緩一路抹過去。碑前一些花束和字條都被雨打濕了，委地飄零。一張字條是：“湯姆，愛德華叔叔很抱歉，他不能來看你。”另一張是：“漢森，我們都記著。”一個失去雙腿的老兵戴著黑禮帽，在碑前的雨霧中推著輪椅轉來轉去，不知在尋找什麽。而遠處三個美國兵的雕像用疲倦憂鬱的眼光，遠遠凝望著這邊的花、輪椅以及碎碎的字條。
彼爾在那些名字中找了半天，讓我們好等。最後，他說找到了與他同名的另一個威廉·華德金斯，一位陌生的死者。
他總算找到了自己。
他又引我們去看各種大廈，常常不由分說就往前跨出大步——他的腿太長，幾步撩出去，就加劇了我們的氣喘和精神緊張。
“算了，老看大廈沒什麽意思。”
“不不，好看。”
“你鄉下人嗬？不就是地毯、電梯、玻璃窗嗎？”
“不不，好看。一本本書，都是紙和字，那就無須看了嗎？”
“不一樣就值得看了嗎？兩堆大糞也會不一樣。”
我還沒來得及雄辯，他的長腿又嗒嗒嗒撩到前麵去了，一顆腦袋悠悠然東張西望。
他的兩條長腿，一定來自這種隨心所欲的個性，而鶴立雞群的身高，遙遙領先的步伐，無疑又強化了他的高超感和先進感。於是，我們之間的種種爭論就是自然了。有一次我們就廣島事件又各施唇槍舌劍，他說不在廣島丟核彈日本就不會提早投降，我說受害者多為平民，這顆核彈公理不容，別以為你們美國做的事都是對的。他說曆史上很多事對錯兼有說不清楚，我說有大錯或者小錯，有較好或者更好，還是可以選擇判斷。這類爭論當然是不了了之，由幾杯啤酒或可樂打下句號。
他對個人生活的捍衛也十分果敢。討厭抽煙，會當麵請你把煙頭掐滅。想要睡覺，會敲房門請你們說話悄聲。一點麵子也不給，冷不防給一團和氣的中國人一點小小尷尬，完全是那種缺肝少肺的美國德性。有時候他甚至忘記譯員的本分，毫不含糊地代你回答有關中國的問題，用他的感受和觀點接管你的回答權，同藍眼睛們滔滔不絕。幸虧我還懂些英語，既能欣賞他的坦率和博識，也知道他對中國的了解還欠火候。比方說，並不像他說的那樣，中國人都不知道朝鮮戰爭的真實過程，都不知道蘇聯大肅反和《古拉格群島》，都不知道二次大戰初期蘇德的複雜關係和美國人民為抗日所做出的犧牲，都迷戀於日本電器法國香水和美國牛仔褲，都以為美國人個個腰纏萬貫揮金如土誰見了都可以揩油，都鄙薄農業而敬仰人造衛星以為儀表閃閃那才是科學……說實話，聽到這些一孔之見，尤其聽到這些話引起藍眼睛的哄笑，我總是有一種越來越增強的惱怒，對他毫光熠熠的眼鏡片越來越無法容忍，終於正色插嘴：
“Only some of them（隻是某些中國人）！”
那一刻我愛國愛得十分豪壯，也愛得有些孩子氣。其實，大多數藍眼睛對中國大多沒有惡意，包括彼爾。他有時還是弱點自知的，在華盛頓見麵不久就把檢討作在先了：“我的缺點就是人之患在於好為人師。”
我同他開玩笑，叫他“美國佬”。
他嘿嘿笑著：“對，我是個美國佬，洋鬼子。打倒洋鬼子！”
這位洋鬼子畢業於耶魯大學，在非洲和台灣教過書，又旅居中國大陸三年。妻子是一位湖南妹子，姓吳，個頭小巧，心性機敏而溫柔，廚房手段卻不怎麽夠段數。我與彼爾和張先生分手，獨自先行赴明尼蘇達州時，就是她那一頭樸素的短發和一口湖南話在機場接我。從她口裏，我得知她原是一位護士，因學英語結識了彼爾。一開始朋友和家人都反對這門婚事，她自己也猶豫再三，怕沾上找洋人騙錢的惡名。但扛不住彼爾離開中國後三天兩頭寫信懇求，一年後又風塵仆仆專程飛往中國……
她說這些的時候，我們正坐在彼爾家門前的草坪上。深藍色的晴空中，一束白雲從天邊向頭頂飛撒過來，拉成絲絲縷縷的詩意。屋後一大片綠瑩瑩的林子裏，小溪流著夕陽，有什麽鳥在明尼蘇達州的深秋裏種下一顆顆好聽的叫聲。
我決意到彼爾家裏小住幾日，是為了看一看普通的美國鄉村，呼吸一下美國家庭內烤麵包的氣息和主婦們的嘮叨。這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家庭。父親在美國駐歐洲空軍中服役多年，現領著退休金又開著一個並不怎麽盈利的家具修理小店。他腰板很直，纖纖瘦腿拖拉著笨重的大皮鞋，很少講話。常常不知他到哪裏去了，回頭一看，他還坐在桌子那一頭，從眼鏡上方投來微微帶笑的目光，觸撫著屬於他的老伴和兒女。目光中的滿足和慈愛，使人不能不聯想到美利堅初期青銅色的清教，還有新教教堂裏的管風琴聲。
根據家庭禁煙憲章，他常常起身捶捶背，偷偷地去車庫或工場躲著抽上一口煙。他很高興以我為煙友，還引我參觀他集郵一般收集起來的各種工具。他送我一把自製鋁尺，還有他的名片，蓋有“華繼班”印戳。發現印戳沒蓋得很清楚，他蘸上印泥，哈口氣，穩穩地墊住膝頭再蓋。
中文名字是兒子給他取的，取繼承魯班偉業之意。
彼爾的母親很富態，極富同情心地嘮叨一切。小吳說她預先得知我們要來，忙碌了好幾天，反複向媳婦學習做中國菜和泡中國茶。她的晚年中有飯前祈禱的嚴格家規，有幾大冰櫃的自製果幹果醬以及泡菜，還有對電視中美國小姐競選節目的極大興趣，堪稱富有。
寫到這裏，我還想起了彼爾的弟弟，滿嘴胡須的大衛。前不久彼爾寄來信和書，我回了信，竟忘了問候大衛。我不知道大衛現在是否還那樣懼怕和憎惡媽媽所做的燒富瓜，是否還每天縮在亂糟糟的床上讀小說到深夜，是否還經常去公路上蹬著自行車超越一部部汽車然後發出勝利的開懷大笑。我記得那天夜裏從他姑媽家回來，我與他同車。風很涼，車燈楔破的黑暗又在車後迅疾地愈合。他扶著方向盤再次木訥地談起自己的生活。他不願意進城去，說比他聰明的朋友進城後也沒鬧出什麽名堂。他至今沒有女友，也不願意去跳舞，就愛一個人照相，騎自行車。“沒有什麽不好，我很滿足。”他盯著前麵的黑夜深深。
我也忘記問候美麗的伊麗莎白了。哥哥說她是家裏嬌氣的公主，假期回家一定得睡自己的房自己的床，說不這樣就不像回了家——家嘛，就是可以使使性子的地方。要是客人占了她的床，她就賭氣不回來。當時我聽到這些忍不住笑了，完全感覺不到彼爾的那種不滿，倒覺得撒嬌的權力當然應該屬於她這樣的妹妹，屬於她柔韌的下巴和大眼睛。我們應該祝福她，願她永遠能為一張床而賭賭氣什麽的。
明尼蘇達，明尼蘇達散發出泥腥氣的藍色大平原已經沉入地平線的那一邊，在我迷蒙的記憶裏漸漸蒸發。幸好，彼爾夫婦說他們今年可能來中國探親，彼爾獲得農學學位以後甚至還可能來中國定居。那麽，他將成為再一次出現在我麵前的明尼蘇達麽？
我常對彼爾說：“你坐下，你一站起來，傻高傻高的，就給我一種壓抑感。”
他笑著，就坐了下來。
我總是嫉恨他身材的高度。
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