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天涯》
我與《天涯》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01年《視界》雜誌，後收入散文集《然後》。
一九九五年底，海南省作家協會的前主席早已退休，在整個機關經過將近一年的無政府狀態之後，我終於接受領導部門的勸說，同意出來當主席候選人。
說心裏話，我對作協這一類機構是抱有懷疑的。由於體製及其他方麵的種種原因，這一類文學衙門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已經活力漸失，更有少數在市場化的無情進程中敗相層出，苟延殘喘。有些在這類機構裏混食的人與文學並沒有什麽關係，隻不過是打著文學的旗號向政府和社會要點小錢然後把這點小錢不明不白地花掉。這類機構正當的前途，當然應該是業餘化和民間化，但革命沒法冒進，原因是現有人員得有個地方吃飯。這就是我也當不成改革英雄的處境。
我明白，我隻能暫時接受這樣一個體製，在這個體製下無法大破大立，充其量也隻能上一點保守療法，當一個還過得去的維持會長。“大局維持，小項得分”，這是我當時給自己暗暗設定的工作目標。而協會下屬的《天涯》就是我決心投入精力的“小項”之一。在我看來，作協其實並沒有太多正經事情可幹，比如作家從來不是什麽作協培養出來的，開餐館、拍廣告等“以副養文”又有不務正業和自我糟踐之嫌，算來算去，別把雜誌社的編製和經費浪費了，也算是件事吧。
《天涯》是海南的一個老文學雜誌，在八十年代曾經還不錯，在九十年代的市場競爭中則人仰馬翻丟盔棄甲。到後來，每期開印五百份，實際發行則隻有贈寄作者的一百多份，但主管部門覺得你隻要還出著就還行。因為賣刊號違規換錢，這個雜誌已經吃過兩次新聞出版局的黃牌，內部管理和債權債務也一團亂麻，每本定價四元的雜誌光印刷成本就達到每本近十五元，雜誌社的一樁凶多吉少的經濟官司還正待開庭。
但這種困境並沒有使我感到絕望，倒是使我暗暗滿意和高興。原因很簡單：要辦成一件事情關鍵是要帶出一支隊伍，而優越和富足的條件對鍛煉隊伍來說應該說利少弊多。幾年前曾經有一個香港投資者以出資兩百萬為條件，動員我的一位朋友為他主編一本雜誌，我一聽就搖頭，說這兩百萬純粹是坑人，因為那些一聽兩百萬就雙眼發亮摩拳擦掌趨之若鶩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來坐進口車的人，來住高檔房的人，來蹭吃蹭喝的人，我這位朋友能依靠這些消費分子編什麽雜誌？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這是莊子的教誨，也是我的處事邏輯。我和一些朋友在八十年代末曾經把一本《海南紀實》雜誌辦得發行超過百萬份，靠的就是白手起家。以我狹隘的經驗來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戰，能迫使人們精打細算、齊心合力、廣開思路、奮發圖強，而這些團隊素質的取得比幾十萬或者幾百萬投資其實重要得多。
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窮水盡使某些趨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雜誌社的調整獲得空間。這就是劣勢中的優勢。編輯部隻剩下了幾員女將：羅淩翩是我在《海南紀實》的老同事，雖然沒有高學曆文憑，卻有豐富的編輯經驗和博聞強記的本領，可以充當百科知識競賽中的搶答高手。王雁翎，離校還不太久的碩士，雖然如多數女性一樣喜好到花花商店裏汲取精神營養，但辦事誠懇、細致、隨和以及不失公道，後來成了編輯部的內當家。蔣子丹當然更是一台難得的實幹機器，小說和散文創作使她積累了成熟的文學經驗，在《芙蓉》和《海南紀實》編輯部供職時挖稿和搶稿的戰績，還使她獲得了當時全國編輯行裏所謂“北周南蔣”的口碑。在我看來，她能否出任主編實是《天涯》能夠起死回生的關鍵之一。正如她後來在一篇文章裏寫的，我沒有估計錯，她終於在我強詞奪理的鼓動下同意伸出援手，暫時中斷她的小說和散文的寫作，接下這一個爛攤子。她在文章中是這樣寫的：
我從一九七六年開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當編輯，前前後後已經辦過好幾本雜誌。可以說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當今刊物數量膨脹，競爭激烈，許多純文學雜誌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這樣一本地處邊遠省且毫無知名度的刊物，何嚐不是一捧燙手的栗子？從另一方麵說，本人的人生原則，向來是寧為鳳尾不為雞頭，在此之前不久發表的一篇文學自傳中，我還非常瀟灑地寫道，我這一輩子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少先隊中隊長，而且肯定要在這方麵不改初衷。可是當時我麵臨的情況，是要為一捧燙手的栗子改寫人生。
不能否認，每個人都是有弱點的。我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弱點，是不會對朋友說不。我曾經開玩笑說，幸好我的朋友中間沒有不法之徒，要不然我將是最容易成為窩藏或窩贓犯的人選，這時要把這一捧燙手栗子塞給我的上司，恰是朋友韓少功。他對我說，你不覺得納稅人的錢浪費了太可惜嗎？這句話擊中了我的另一個弱點，那就是我對社會還殘存了一分令某些現代人不屑的責任心和義務感。《天涯》那時每年享受工資在外的十五萬元財政補貼，每期卻隻印五百份，寄贈交換之後就放在倉庫裏，等著年底一次性處理，看著也的確讓人覺得不太對勁。於是，考慮了幾天之後，我答應“友情出演”，但條件是韓少功本人必須擔任雜誌社社長。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我們召開了第一次編輯部會議。因為當時整個機關的房產都被窮急了眼的前領導層租給了一家公司，編輯部連一間辦公室都沒有，開會隻能借用外單位的一間房子，簡直像地下工作者的“飛行集會”。我在會上談到了雜誌改刊的想法，但是我發現我的同事們大多數眼裏一片茫然，並沒有我所期待的興奮。我也與一位身為文學理論家的朋友在茶館裏深談了很久，鼓動他來出任雜誌社的兼職編輯或者兼職副主編，但他對此基本上沒有興趣，在以後的電話裏可以與我東拉西扯問寒問暖但從來不談到雜誌。我知道，他的懷疑或冷淡並沒有錯，他沒有理由和義務要把自己的精力搭進這個已經死到臨頭的《天涯》，並且對我的遠景描繪信以為真。
產品改型
編雜誌就是一種生產，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和技術，需要產、供、銷環環流暢。作為一本文學雜誌，《天涯》首先麵臨著原料不足的障礙。進入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已經進入了一個黯淡低穀，不再有來自國外的文學觀念刺激之後，很多作家突然都顯得有點手足無措，六神無主；而商業大潮的衝擊又使很多作家對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像當年投入土改或“文革”一樣紛紛投入到各種生財的門道上去了，紮錢運動已經成為“跟上時代”的前衛和崇高之舉。
在這種情況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學正在明顯減產，即便還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來，但供小於求，稀缺原料已被《收獲》、《鍾山》、《小說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盡，其他刊物都麵臨著無米之炊的深重危機。顯然，在這個時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決不能再去參加各路編輯對稿件的白熱化爭奪，不能再去幹那種四處埋單請客四處敲門賠笑然後等著一流作家恩賜三流稿件的蠢事。這就是說，雖然有史鐵生等一些優秀作家的鼎力支持，但《天涯》仍是生不逢時，必須勵精圖變，必須另外獲取資源和空間。一位個體戶曾經對我說過：“最有力的競爭，就是無人與你競爭。”這句話事隔多年後在我的腦子裏冒了出來。
《民間語文》的欄目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個欄目使刊物的供稿者範圍擴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讓他們日常的語言作品，包括日記、書信、民謠等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僅記錄民間的語言創造活動，而且也可使有心人從中讀取各種社會和人生的信息，從而對當代中國有更深入的語言勘察。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戲稱為“嚴禁文人與狗入內”的欄目以其“親曆性”、“原生性”、“民間性”受到了讀者廣泛的歡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記》的藝術力量為很多著名小說所不及，曾使我和很多人讀後久久不能平靜；而《火災受難打工妹家書》、《下崗女工日記》、《“文革”支左日記》等等，對中國的“文革”和市場化進程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會科學家所重視。我在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地訪問時，一些漢學家即便與文學毫無關係，也會對《天涯》的這個欄目中的很多文本如數家珍讚不絕口。他們都注意到了編輯的特殊做法：比如對原稿中的錯字病句隻標注但不更正，以保持各種資料的真實原貌。
《作家立場》的欄目也是這樣產生的。這個欄目按照英文er的含義來定義“作家”，即把一切動筆寫作人都納入“作家”的範圍，當然就使很多學者都有了參與《天涯》或者說與文學會師《天涯》的機會，《天涯》也有可能從三流文學來稿中突圍出來，得以開發和吸納文學家之外的廣闊文化資源。這就是“東方不亮西方亮”、“堤外損失堤內補”、“作家少了學者上”的策略。我和蔣子丹都預感到這個策略行之有效，因為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大潮漸退之後，經過國際冷戰的結束和中國的市場化轉型，社會新的矛盾正在浮現，人們對現實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正呼之欲出，九十年代初期關於“後現代主義”和“重振人文精神”的討論已經呈現出一次新的再啟蒙即將到來的征兆。相對於九十年代文學創作的疲憊和空洞，這一次輪到理論這隻腳邁到前麵來了，於是再啟蒙首先是在思想界發動，理論而不是文學成為這個時候更為重要的文化生長點。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次再啟蒙使這個九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再一次有了自己的眼光和頭腦，完全改寫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版圖，在很多方麵刷新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紀錄。關於市場化問題、全球化問題、環境與生態問題、民主與憲政問題、大眾文化問題、道德與人文精神問題、後殖民問題、女權問題、教育問題、傳媒問題、腐敗問題、農村與貧困問題、民族主義問題等等，後來都逐一成為《天涯》的聚焦點。《天涯》參與或發動了這一係列問題的討論，是這一再啟蒙的推動者，也是這一再啟蒙的受益者。一批作家化的學者和一批學者型的作家在我們的預期中走上了文化前台，釋放了挑戰感覺和思維定規的巨大能量。作為這一過程的另一麵，這些寫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了中國古代文、史、哲三位一體的“雜文學”大傳統，大大拓展了漢語寫作的文體空間。
由於《天涯》所受到的市場壓力，我不得不經常警告編輯們不要把刊物辦成一般的學報，更不要搞成“概念空轉”和“邏輯氣功”。那些事情也許別有價值，但也不是我們應該做的。《天涯》應該讓思想盡量實踐化和感性化，《特別報道》欄目就是根據這一要求進入設計。它應該是每期一盤的專題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說，俗事雅說，較能接近一般讀者的興趣和理解力，相當於思想理論中的大眾版本。嚴格地說，它與常見的所謂報告文學沒有什麽關係，它的作者不僅應就某一重大主題有思想理論上的全景觀察，而且還應有翔實的事實例證和盡可能生動的表達。作為一九九七年這個欄目開辦時拋磚引玉式的引導，第一篇特別報導以亞洲金融風暴為題，隻好由我來試著偷偷炮製。整整一個星期，書房裏滿地剪報，我從幾大堆搜尋來的境內外報刊當中提取了近兩萬字的精粹，力圖給讀者提供一個現代經濟學的驚險故事和旅遊地圖。筆名“範聞彰”就是“（示）範文章”的意思，是一句辦公室裏的自誇戲言。有趣的是，這篇文章發表後竟被好幾家報紙連載，國家財政部的官員還打來電話要找“範聞彰同誌”切磋和探討，嚇得我讓編輯趕緊回話稱範同誌已經“出國訪學”以作遮掩。
我原來以為，有了這一口大大的磚，一塊塊寶玉跟上來大概不成問題，因為刊物發什麽作者就跟著寫什麽，這是編輯工作中的常見現象。但這一次我們估計錯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做信息大餐的。學者不熱心敘事的絮叨，作家不習慣理論的艱深，而有些記者寫來的稿件不是有質無文的“幹”，就是有事無理的“淺”，這個欄目的理想作者隊伍始終沒有真正形成。好幾次無米下鍋之際，我們隻好讓後來調入的編輯張浩文、李少君也衝上前台直接出手，還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單正平來緊急“救球”，逼著他又寫又譯，充當這個欄目的主打。好在他是一位模範家屬，受點委屈也忍著。
《一圖多議》則是一個列於卷首的小欄目，其功能相當於餐前的開胃酒或者小冷盤，調動讀者往下讀的胃口。它必須有一張富有視覺衝擊力的照片，配以兩三則觀點相異甚至對立的短論，構成正反相攻、陰陽互補、見仁見智的思想張力和辨證視野。這些短論有的是特邀作者寫來的，有的是從報刊文章中摘來的，實在沒有合用的文字了，編輯們就一人分配一個觀點也臨時對練起來。事實上，編輯們在很多問題上常常觀點各異，差不多每天都在多議甚至多吵，整個辦公樓裏就這間房子裏的高聲爭吵最爆。
至於其他一些欄目如《文學》、《藝術》、《研究與批評》，等等，雖然都是大板塊，卻沒有什麽特別了，連欄目的名稱也直白無奇。也許，一個刊物需要創意，需要變化，但其實並不需要處處特別，相反在很多方麵倒更需要一些沉穩、笨重、木訥甚至保守，正像每個餐桌上都需要一些並不特別的麵包或者米飯來充當主食。我曾經毫無道理地說過，中年人辦刊物尤其應該這樣。處處特別的要求隻合適奇裝異服，隻合適擠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學。正是基於這一考慮，我們選定牛皮紙做封麵，選定漢簡隸書做刊名用字，選定五號正宋作為刊物的當家字體，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態，決不使用消閑雜誌或者青年雜誌常用的那些花哨字體。一九九九年，蔣子丹興高采烈地從自來稿中發現了新疆作家劉亮程的散文，這些散文中的沉靜、忍耐、同情、奇思妙想、大大方方，就體現了《天涯》的文學理想，就是不適合用花哨字體印刷的。以至後來劉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張暢銷大報中出現，被各種時文和一些花哨字體包圍，我的第一感覺是：劉亮程這回算是“誤入不正當場所”。
《天涯》的產品改型就這樣漸漸有了一個輪廓，並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這樣的刊物有什麽新鮮嗎？細想一下，其實也沒有什麽新鮮。嚴格地說，在這個設計過程中，我們談不上得到了什麽，隻不過是大體上知道了我們應該去掉一些什麽，比如要去掉一些勢利、浮躁、俗豔、張狂、偏執、封閉等等，而這是一本期刊應有之義，不是什麽超常的奉獻。因此，我們覺得沒有什麽可說的，連短短的改刊詞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進了印刷廠。
管理改製
蔣子丹為改版開始了全方位的勞碌。組稿是她的強項，一過晚上九點就是長途電話半費的時間了，她的電話打擊點總是從中國最北邊的地區開始，逐次南移，最後落向廣州，使早睡的北方人和晚睡的南方人在睡前都能聽到她的聲音，完成有關約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議。
現在，排版設計也必須成為她的強項：在雜誌社決定自己排版出片後，最初幾期都是她守著電腦員折騰出來的，辦公室的燈光總是亮到深夜，讓兩家來接人的丈夫都哈欠連天地一等再等。發行也必須成為她的強項：為了彌補訂閱數量的不足，她開始習慣與全國數十家零售書店老板討價還價，在一切經營圈套麵前明攻暗守，有時打出幾十個電話才能追回一筆小小的書款。到後來，她還必須開車，接送編輯們上下班，這是因為整個機關沒有專職司機；她還必須看病，為大家充當醫療顧問，這是因為好幾次醫生的誤診都被她及時糾正。有人已經建議在她的辦公桌上擺一個牌子：蔣半仙，門診費每次十元。
《白銀資本》一書的作者君特·弗蘭克（G·Frank)老頭訪問海南，住了三天以後曾經說，蔣子丹是他在全世界所有見到的作家中最沒有作家毛病的人。這當然是因為她的一些作家毛病在實幹和行動中被大大地打磨掉了。行動是摘除性格毛病的伽瑪刀。行動者大概總是比旁觀清議者少一些生成毛病的閑工夫，也總是容易比旁觀清議者多一些理解他人和尊重團體的本能。
但蔣子丹一旦把團體賽當作個人賽來打，也顯露出一個團體的機能失調。這並不是主編的光榮，更不是我這個社長的光榮。在後來的幾年裏，為了減緩壓力充實力量，編輯部陸續增加了一些人手。鄭國琳是最早加入進來的，一位小說家，已經戴上了老花眼鏡卻老是為自己的青春身材而自鳴得意，號稱當過公司的經理卻老是在計算頁碼和字數時一錯再錯，最大的長處就是善於自我批評從而人緣極好。張浩文也是一位小說家，是熱心推廣電腦和網絡的“張工”，其實調來前的身份是大學中文係的副教授，因此自從他調入，編輯部裏多了好些盜版軟件和現代主義教條，也多了好些關於語法和標點符號的爭吵馬拉鬆，讓人先喜而後煩。李少君則是最年輕的一位，麵若大學一年級新生，從而被蔣子丹取名“李大一”。他本職工作在報社，算是《天涯》的兼職編輯，後來成為刊物組稿和思想文化批評方麵的快槍手，與新生代的作家和學者們有較廣泛的交往，剛好彌補了編輯部在這一方麵的不足。他身上還有一種眼下已經不太多見的急公好義，如鄭國琳瞪大眼睛說的：碰上公家有事要聯絡，他拔出私人手機就給香港或者美國打電話，這種豪氣你也有？
這些人都算得上我們在海南這地麵上淘來的金子，但顯而易見，他們剛來時都還較為缺乏刊物編輯的經驗，每人一天得退上幾個博士或者教授的稿件，作為審讀者他們也還有學養的不足。編輯部訂閱了《哈潑斯》、《紐約時報書評》、《批評探索》等數種英文期刊，但能夠讀懂外刊大要的編輯為數不多。我們隻能麵對現實。中國在報刊圖書出版這一塊到九十年代還是官營計劃式的管理，刊物是不可以隨便拿到什麽地方去辦的，也不是什麽人都可以隨便調來任職的，光是戶口、住房、編製、職稱等等因素，就足以使遠在邊地的《天涯》無法自由和廣泛地利用全國人才資源。這使《天涯》在承受產品銷售市場化的壓力的同時，還沒有享受人才利用市場化的好處。
為了對這一點作出彌補，我們嚐試著聘請編外客座編輯，其中有兩名特聘編審：李陀和南帆。關於這兩位，蔣子丹後來在一篇文章中曾有過描述：
李陀一直是文壇上公認的忙人，可是這次我見到他的時候，大約是他八十年代末出國之後第一次回來，正閑著，是一個真正的社會閑（賢）達。李陀這個人的最大特點也是優點，是對公益事務永遠充滿熱情，並非以自己的利益為轉移。聽說我和韓少功又在張羅一本雜誌，他的反應差不多到了興高采烈的程度。出國之前李陀是《北京文學》的副主編，對辦刊物有過一些想法卻沒有機會實現。那天下午我們在北京的三味書屋茶座裏一直談到天黑，還意猶未盡，又一塊吃了晚飯才算完。跟李陀談編輯業務，是一件讓人愉快的事情。記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文藝出版社的《芙蓉》雜誌當編輯，每次進京組稿都會先到李陀那兒去報個到。毫不誇張地說，李陀是一個非常稱職的組稿向導。他幾乎知道每個活躍著的北京作家近來正在寫什麽，眼下在不在家。更要緊的是，他一直以優秀批評家的獨到眼光關注著正如雨後春筍般一茬茬冒出來的文學新人，為他們的成果搖旗呐喊，促成文壇對他們的接納，這個名單可以排出長長的一串，凡是那時候的文學圈裏人都會有印象。我曾跟他開玩笑說，他差不多是一個文學“星探”。
我突然想到，假如讓李陀擔任《天涯》特約編審，將是一個不錯的人選，因為辦這樣一個刊物，太功利太實際的人，太以自己的遭際論事的人，太沒熱情太消沉的人，都是不合適的。於是分手的時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李陀，他也欣然應邀。這是我接手主編以後第一次單獨而且是即興決定的一件大事，但我覺得對此韓少功也肯定不會有異議。回到海口後，我把這事向韓少功匯報，他果然非常讚成。
雜誌的另一個特邀編審是身居福州的評論家南帆。他是一個在當今文壇上很少能見到的樸實、誠懇，學問做得踏踏實實卻不乏自己的見解，同時又從來不事張揚很具平常心的人。一九九五年底，韓少功到上海去開會，與南帆同住一室，幾個晚上的談話，讓他對這個以前並不太熟識的同仁產生了極大的好感，隨後便也產生了邀請他擔任特約編審的想法。韓少功對我說，他感覺南帆不光讀書讀得很紮實、頭腦清醒、悟性不錯，是一個很有實力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的為人與為文的心狀非常健康，與文壇上那些到處拉幫結派，以評論作人際交易謀取虛榮實利的人相比，是《天涯》的一位難得的同道。
兩位外援可以在業務上參與，但並不能取代編輯部這一母體的改造。在這一點上我提醒自己不能有書生氣。我很明白，現行人事體製的積弊，主要是“鐵飯碗”和“大鍋飯”總是誘發人的惰性以及社會上常見的內部摩擦，即便是一群鐵哥們或者大好人糾合在一起也總是難免其衰。一般的情況是這樣：隻要一個人沒有嚴重的違法犯紀，是不可能被掃地出門的；而隻要有一個人好吃懶做而不受到處罰，其他努力工作者的情緒就要大受挫傷，整個團體的向上風氣就會掉頭而下，到一定的時候，連好些初衷不算太壞的領導和群眾都會有大勢難違於是不如自己撈一把走人的惡念。一九九五年底我接手時的海南省作協就處在這種危機的邊緣，坐轎子的比抬轎子的多，坐轎子的比抬轎子的更有權說三道四，於是大家都比著看誰更有本領不做事。
當然，我失望於這種體製的時候，對市場化或者自由化的另一種狀況並沒有浪漫幻想。我曾經目睹甚至親曆過一些所謂體製外的民營企業，那裏既沒有“大鍋飯”也沒有“鐵飯碗”，競爭的壓力確實使人們不敢懈怠。但那裏的現實問題是太缺少剛性的體製約束，因此要麽是“暴君”式的管理之下員工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剝削和壓迫令人心寒；要麽是“暴民”式的內訌之下頻繁政變、連連休克，多數短命的企業最終都可能心肌梗死式地暴死。這就是說，如果說體製內多見腐敗慢性病的話，那麽體製外就多見腐敗急性病，各有各的成本和代價。我曾經主持過的《海南紀實》雜誌社是一個梁山聚義式的團夥，在海南建省之初的體製空白中，就遭遇過這種急性病。一旦發生危機，在體製外那個自由天地裏，沒有暴力的權力簡直一錢不值，遏製腐敗的權力往往軟弱，依托腐敗的權力往往強大。我聽說好些民營企業竟然紛紛搶戴“國有”的紅帽子，甚至頑強地申請成立企業“黨委”，其中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是否也在無奈之下想回過頭來借助一些體製遺產來維係企業的內部秩序呢？這種“城內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進來”的現象，使熱熱鬧鬧的體製改革中透出了怎樣的尷尬？
不管是慢性病，還是急性病，《天涯》都須防疫在先，須兵馬未動體改先行。這種改製是保守療法中的激進，就是把企業民主這個往日革命化（書記專權）和當今市場化（老板專權）都遺棄了的東西，真正引入到日常生活中來。工資這一塊不好動，就先從別的方麵下手。整個機關以及《天涯》雜誌社開始實行一種季度民主考評製，相當於每個季度來一次民選並且加上“生產隊記工”。其內容是每個人的表現按“德、能、勤、績”四個項目接受全體員工的無記名投票打分，然後每個人的得分結果與獎金發放和職務升降掛鉤。當然，這個製度主體還有一些配套措施，比如為了削弱個人關係和情緒的因素，每次統計平均分時都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為了體現對崗位責任的合理報酬，每個人的得分還輔以崗位係數，即重要崗位人員的得分自增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十五。還比如，為了照顧中國人十分要緊的臉麵等等，得分情況並不公示，但每個人都有查分的權利，以確保考評的公正和透明。等等。
我在事前的模擬測試中已經算出，根據這種新法，一個優秀的普通員工完全可以比一個慵懶的領導多拿到兩倍多的獎金，可以有可靠的升遷機會。這種獎優懲劣的力度可能已經差不多了。
在《天涯》後來所有的製度實驗裏，這個考評製可能要算最重要的一部根本大法。可以想見，現在人人都有一票，所有員工都握有打分權，任何不良行為都暴露在群眾的監督之下，都會直接帶來自己利益的減損和體麵的喪失。果然，少數坐慣了轎子的黨員幹部隻經過了一兩次打分，就灰頭土臉混不下去了，最後自動提出要求調走或要求提早退休，再不就轉過來要求抬轎子，為了得高分而爭著抱群眾這條大粗腿。這真是民主起義帶來的意外收獲：機構的減磅瘦身居然輕易實現，省了好些手腳，雜誌社的周鄰環境也大大改善。連我自己也好幾次品嚐了這種民主的沉重打擊，隻是因為我有時候窩在家裏寫東西，我在這些季度的出“勤”得分就敏感地刷刷往下掉。在這個時候，我一邊不無委屈，一邊又高興大家真他娘的動了真格，連老韓的麵子也不給了。
我想起了當年丘吉爾的求仁得仁。當議會根據他設計的規則用選票把他轟下台時，他聞訊從浴缸裏跳了起來，說：這就是我們的民主嗬！
好吧，我現在也隻能挺著肚子盡力模仿著老丘的風度。
我們在選票上開始一步步學習運用民主和法製。我們逐漸發現，民主程序設計是必須悉心講究的。比如投票者是強勢時，就必須製約投票者，隻能實行有記名投票並公示有關情況，由評委們票決青年文學大獎就采用過這種辦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勢時，就必須保護投票者，應實行無記名投票，推舉協會各位負責人等活動中則采用這種辦法。二〇〇〇年，海南省作家協會再一次換屆，新一屆班子成員的候選人，也是按理事會民意測驗時得票多少來擇優確定的。根據現行體製的規定，這些候選人還須經省組織部門“考察”，但這些部門後來考察了幾個月，覺得民選的候選人沒有什麽不好。他們覺得在文藝界各個協會中作協的換屆最順，沒有什麽人敢去說情要官。
這裏也得說一說，民主這一帖藥也非萬能。比如雜誌社有了一些收入，比如這些收入可以用來投入社會公益事業也可以分作員工獎金，那麽在資金如何使用這個問題上能不能民主？可以想見，我們要花幾萬元召開一個重要的會議，或者要花幾萬元來從事一項社會公益活動，或者要花幾萬元投入編輯工作的電腦網絡建設，隻要說用投票來決策，雖然有些人不會計較自己的獎金損失，但肯定也有些人會神秘兮兮的，肥水不落外人田麽，不勞者不獲食麽，吃光分光的主張最終很可能感染成革命群眾的主流意見。你能讓大家都像上帝一樣都想到全人類和千秋萬代？在這個時候，民主可能就會有點醜陋了，而“獨裁”和“集權”勢必就是遏製醜陋的權變之策。事實上，每碰到這種撓頭的事，我就隻好像個專橫的惡霸，暫時充當民主的叛徒。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裏談到民主很可能助長而不是遏製極端民族主義狂熱，就是基於這種日常經驗。我還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體製一定要授權什麽人，在群體利益形成對外侵害的時候，能夠實行特殊議題上的一票否決。進一步說，民主不意味著民眾崇拜，而需要理智的民主給自己裝一個安全製動閘。
這一類民主“治內不治外”、“治近不治遠”的折騰，走一步看一步，終於使《天涯》走出了危險期，元氣多少得到了滋養。《天涯》後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文化衝突中得以自強，我想都得益於這些安內然後攘外。《天涯》當然無意成為教會，磕磕碰碰的情況也不會少，但無論中外客人，凡是訪問過《天涯》的都對編輯部的效率和氣氛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編輯在家裏深夜讀稿或校對，讓他老婆覺得太陽從西邊出來了：現在還有這樣為公家幹活的？我也覺得一些同事好過了頭：怎麽少君半夜十二點還來電話說稿件？有一個客戶甚至覺得《天涯》的員工都頗有個體戶黑汗水流的勁頭，曾迷惑不解地問過：你們到底是私營企業還是公家單位？也許在他看來，一個來自公家單位的人不要點回扣不拖拖拉拉實在是情理不容。
從這位個體戶羨慕的目光裏，我看出並不是私有製才意味著效率，私有化的宣揚者們在這一點上往往說過了頭。其實我非常讚成把國家管不好的很多事情交給私有者們去辦，對公有製度下的懶惰和貪婪深有感觸，但同時也對那種“私有化一抓就靈”的簡單化不以為然。我相信，那些“公有化”或“私有化”的崇拜者，從來都是身著吊帶西褲在書齋裏推算效率定律的，他們應該知道這個世界的豐富多樣。
“新左派”及其他
“新左派”是《天涯》這些年被人貼上的最大一個標簽。蔣子丹曾在文章裏寫道：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北京風入鬆書店的座談會上。北京大學哲學係的陳嘉映先生帶我去，好心要讓我認識更多學者，到了那兒一看，其實在座的大都與我有過聯係，或者書信，或者電話，也有的以前就認識，其中有些人在《天涯》發過稿，有些人被《天涯》退過稿。當時《天涯》在北京讀書界已頗有些影響，這一點大家都不否認。不過，在交談中我才得知，《天涯》已被指定為“新左派”的陣地，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以那時刊物登過的文章看，作者名單實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二〇〇〇年六月，“新左”和“自由”兩派爆發空前激烈的論戰時，女作家方方問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數了幾個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還奇怪地說，有沒有搞錯，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嗎？雖然事實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裏還是被判定為“新左大本營”。
其實，“新左派”這個標簽至少有兩代的曆史。早一代，是出現於九十年代初北京文壇某些圈子裏若隱若現的流言中，當時是指張承誌、張煒以及我，當然還有別的一些作家和批評家。這些作家和批評家因為從各自角度對文化拜金大潮予以批評，被有些人視為“阻擋國際化和現代化”的人民公敵。當時的市場經濟已經給部分都市（與大部分鄉村關係不大）的部分階層（與城市下崗群體等關係甚少）帶來了繁榮，聯結東京、漢城、和新加坡的中國東南沿海發展帶已經卷入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於是在某些人看來，曆史已經終結了，流行的作家形象似乎應該是這樣了：男作家在麻將桌和三陪小姐那裏開發幽默，女作家在名牌精品屋和陽剛老外麵前操練感覺，市場時代的詩情應該在歐陸風情的酒吧裏一個勁地孤獨，市場時代的先鋒應該動不動就要跑到西藏去原始一番或者要挎個性伴侶撒野以示自己決不向官僚政治屈服。據說有些人正在“解構一切宏大敘事”，但他們在清算革命時代的罪錯之餘卻在精心紡織另一個更為宏大的敘事：全球資本主義的烏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鋒，五星賓館都是延安，隻要有了大把港幣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紅五類”。在一段時間之內，中國的文學對這種新意識形態的大軍壓境竟然無能作出有力反應，拜金專家們卻被一些老作家賞識和追捧，被文學新人們央求作序，被刊物請去當策劃主持，被報紙請去作專題采訪。張承誌是最先對這一切表現警覺和抵抗的作家。他從日本回國，“祖國的江山撲麵而來”，這樣的句子讓我心動。他走訪窮人，捍衛弱族，痛斥新一代權貴和“西崽”，其偏激處和不太偏激處都讓很多人不快。見我還在四處樂嗬嗬地濫用寬容，他好幾次批評我的思想“灰色”，似乎恨不得在我屁股上踢一腳從而讓我衝到更前麵一些。
這時候被指為“新左派”的人，其實還隻是在道德層麵表現出倉促的拒絕，多數人甚至與自己的論敵還是自家人，還共享著許多邏輯和想象，比如大家都對市場和資本的擴張充滿著樂觀主義的情緒，都多多少少深藏著一個美國式的現代化夢想。這個夢想是八十年代的果實。從八十年代過來的讀書人，都比較容易把“現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場”再等同“資本主義”再等同“美國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簡單，那就是把“傳統”等同“中國”再等同“國家”再等同“社會主義”再等同“‘文革’災難”，等等，所謂思想解放，所謂開放改革，無非就是把後一個等式鏈刪除幹淨，如此而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也是這樣一種啟蒙主義公式的操執者，是一個典型的右派。像很多同道一樣，我們從當時各種觸目驚心的“極左”惡行那裏獲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
回想起來，是實際生活經驗讓我的頭腦裏多出了一些問號。我在一九八八年來到海南，親曆這個海島市場發育和資本擴張的潮起潮落，從親人、朋友、同事、鄰居以及其他人那裏積累印象和體會，尋找著思考的切入點。在我的身邊，三陪女冒出來了，旅遊化的假民俗冒出來了，這是“傳統”還是“現代”？警察兼任了發廊的業主，老板與局長攀成了把兄弟，這是“國家”還是“市場”？準脫衣舞在官營劇團的《紅色娘子軍》樂曲裏進行，“文革”歌碟在個體商人那裏違法盜錄，還有為港台歌星“四大天王”發燒的大學生們齊刷刷地遞交入黨申請書，這是“革命文化”還是“消費文化”？……八十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對立，曾經是我們診斷生活的一個個隨身量具，眼下都在我麵前的複雜性麵前完全失靈，至少是不夠用了。在印度、越南、韓國、新加坡等周邊國家之旅，更使我的一些啟蒙公式出現了斷裂。“私有製”似乎不再自動等於“市場經濟”了，因為休克療法以後的俄國正在以實物充工資，正在各自開荒種土豆，恰恰是退向自然經濟。而“多黨製”也似乎不再自動等於“廉潔政府”了，因為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官員索賄之普遍連我這個中國人也得瞠目結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汪暉的長文《論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以及現代性問題》拿到編輯部來時，我覺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議主編破例一次，不惜版麵發表這篇長文。據說汪暉本人一直猶豫是否應該更晚一些在國內發表這篇文章，李陀也建議他暫時不要發表，他們對《天涯》的果斷可能都有些感到意外。
就像很多人後來所知道的，正是這一篇長文成為後來思想文化界長達數年一場大討論的引爆點，引來了所謂“新左”對陣“新右”或“新自由主義”的風風雨雨經久不息。由於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嚴重受挫，由於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還由於從美國西雅圖開始的抗議和騷亂，這場討論又與全球性的反思大潮匯合，向下一個千年延伸而去。
這個時候的“新左派”可算是第二代，與九十年代初期那個文學“新左派”其實已經很不相同。比如曾被指為“新左派”的很多人對汪暉的很多看法並不讚同，在很多問題上先左而後右，或者此左而彼右。作家李銳就是其中一個。李銳與我相識多年，被蔣子丹稱為“熱血中年”，似乎是一種高溫反應材料，不激動就不能出洞見，不激動就不能妙語連珠，在公眾場合總是熱血得讓夫人蔣韻大驚失色並連連扯他的衣袖。他寫小說在境內外都有盛名，而且所謂“馬橋風波”的一場思想報複事件中，在我被打成“文壇竊賊”滿身汙水的時候，他憤而操筆，仗義執言，完全不顧及自己將要承受的壓力和代價。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頻繁地交換電子郵件，爭論著由汪暉提出的一些話題。我讚成李銳對革命體製下種種悲劇的清算，但懷疑這種清算是否必須導向對西方市場化體製的全麵擁抱。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會使我們產生哪些盲視？正如他在一篇關於知青的文章中說的，知青是複雜的，將其妖魔化是一種對曆史的遮蔽。我接過他的思路往下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革命也是複雜的，將其妖魔化是否也是一種對曆史的歪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麵不能完全說服他。
我們的爭論一直延續到在法國和意大利的旅途中，同行的張煒和蘇童也參加進來。當時《天涯》在歐洲已因“新左派”的名聲遠播而在很多圈子裏被人們議論紛紛，以致很多旅外華人與我相見，都不談我的小說而隻問《天涯》，真使我為自己的小說家身份感到悲哀。我不得不一次次向好奇者解釋，以我褊狹的理解，中國人在九十年代最憂心的傾向就是“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而不是這兩者的對抗，老左派把守權力，新右派崇拜資本，而我們必須像李銳說的那樣“左右開弓”，對權力和資本都保持一種批評性距離，以促成人民的市場和人民的民主，促成《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這是我為溫鐵軍一篇好文章改擬的標題，以取代他的原題《現代化問題筆記》。如果硬說神聖的“資本”碰不得，一碰就是“新左派”，那我們就“新左派”一次吧，被人家派定一頂有點別扭的帽子，多大件事呢？
在另一方麵，我也如實相告：我一直認為“新左派”裏麵魚龍混雜，有的人不僅有問題，問題還大著哩。尤其是有些人再一次開出“階級鬥爭”、“計劃經濟”等救世藥方的時候，我為他們想象力的缺乏和生活經驗的貧乏感到遺憾。當有些高調人士在強國邏輯之下把中國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等人權災難當作“必要代價”時，我覺得這些紅色英雄其實越來越像他們的對手：當年資本主義的十字軍同樣是在“必要代價”的邏輯下屠殺著印第安人和各國左翼反抗群體。左派接過右派的邏輯來批判右派，這種兒子不認老子的事情怎麽想也荒唐。
正是基於這一擔憂，《天涯》也發表過很多與“新左派”相異或相斥的稿件：蕭功秦、汪丁丁、李澤厚、秦暉、錢永祥、馮克利，等等，都各有建設性的辯難。其中任劍濤的長文《解讀新左派》至今是有關網站上的保留節目，是全麵批評汪暉的重頭文字之一。朱學勤、劉軍寧的文字也被我們多次摘要轉載。有一篇檢討和諷刺美國左派群體的妙文《地下室裏的西西弗斯同誌》，還是我從外刊上找來專門請人譯出發表的。可惜這樣的文章還太少，更多的來稿往往是在把對手漫畫化和弱智化以後來一個武鬆打貓，虛報戰功，構不成真正的交鋒。我一直睜大眼睛，注意各種回應汪暉、王曉明、陳燕穀、戴錦華、溫鐵軍、許寶強等“新左派”的文字，想多找幾隻真正的大老虎來跟他們練一練。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並不想和一把稀泥處處當好人，更沒有挑動文人鬥文人從而招徠看客坐地收銀的機謀，我們隻是想讓各種思潮都在所謂“破壞性檢驗”之下加快自己的成熟，形成真正高質量的爭鳴。這是我在編輯部經常說的話。
我在編輯部裏還說過，人的認識都是瞎子摸象，都不是絕對真理，因此無論左右都可能有膚淺之處；但隻有一種膚淺的“一言堂”肯定更糟糕，而兩種或多種膚淺之間形成的對抗，才有可能使大家往後都少一點膚淺。這就是為什麽《天涯》的版麵更多地提供給“新左派”的原因。看一看周圍，在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類似媒體都向資本主義體製暗送秋波或者熱烈致敬的時候，《天涯》必須發出不同的聲音，否則我們就可能隻剩下一種膚淺，即最危險的膚淺。
我想我能夠以此說服編輯部內的思想異己者。與很多局外人的想象相反，《天涯》編輯部裏傾向“新左派”觀點的人其實並不占多數。鄭國琳幾乎每每都要跳起來與主編爭辯一番，防止刊物犯路線錯誤。這與國內外文化界的情況大致相仿。連詩人北島在巴黎批評美國式的全球化和消費主義之後，也在會後差點受到圍攻，人們不能容許朦朧詩居然有《國際歌》的氣味。
當少數派並不是受勳得獎，但多數派的人多勢眾千部一腔更值得提防。我想象將來的某個時候，一旦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媒體都活躍著“新左派”的時候，“新左派”的衰敗和危機也可能就不遠了。如果《天涯》那個時候還在，肯定又要發出另外一種聲音。
我的幸運在於，我的想法得到蔣子丹及同事們的寬容和支持，包括他們毫不客氣的挑剔和置疑，都盡可能迫使我兼聽，打掉我的一些片麵。蔣子丹以前並不太關心理論，有時被陳嘉映或者李陀關切出一顆理論雄心，大張旗鼓地搬幾本理論去讀，要麽是無精打采地不了了之，要麽是記住幾個有趣的句子然後就心滿意足，無異於斷章取義見木不見林。她在學究們的理論麵前打了一個哈欠之後，不大像是用思想來思想，而是用感覺來通達思想，是靠實踐經驗和生活感受之舟在思想的大海裏航行。奇怪的是，她後來在理論判斷和理論表達上也常有高招出手。對於她所熟悉的人，她有時似乎更願意用對人的感覺來決定對這個人思想的好惡。她說南帆的思想很誠懇，這是因為南帆給她的印象很誠懇，比如處處想著別人的難處，到海口來開會隻要能省錢坐不上直飛班機也不要緊。她說黃平的理論很樸實，這是因為黃平給她的印象很樸實，比如身為洋博士並且剛剛被美國財長約見，但馬上像搬運工一樣給編輯部從北京隨身攜來兩大箱書，見會議缺了口譯員便自動頂上一直譯到喉幹舌燥，決不會在見過財長以後就決不屈居譯員身份更不能流臭汗。相反，一個盛氣淩人指令編輯們“安排版麵趕快發表”的“新左派”，和一個出過一趟國就此後數年裏每文必稱“我在巴黎時”的“新右派”，在她看來都是一路貨色，其思想在她看來也差不多是一路貨色，肯定都過不了她的終審。她多次狡辯道：主義是人的主義，她認人不認主義的做法沒有什麽不對，婆娘們就是這麽搞的！
其實，細想一下，這也差不多是我這個非婆娘的原則。我也總是更願意讀出稿件後麵的人。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裏，我還說過：“我景仰美的敵手，厭惡平庸的同道，蔑視貧乏的正確，同情那些熱情而天真的錯誤。”在同一篇文章裏，我曾經對“左”如格瓦拉和“右”如吉拉斯等一些優秀的前人表示了讚美。這是汪暉不大讚同的。
他當時來海口參加一個長篇小說的討論會，坐在角落裏幾乎始終一言不發，那是我與他的第一次見麵。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後淡淡地說：“你似乎認為世界上隻有好人而沒有好的主義，這恐怕有問題。”
事隔很久以後，我才大致揣摩出他當時正在思考和籌劃什麽，並願意有所理解。但我不會收回我的話，這大概是出於一種文學專業的頑症。從文學的角度來看，主義易改，本性難移。囂張的左派和囂張的右派都是囂張，正直的保守和正直的激進都是正直，而且一個認為大款嫖娼是經濟繁榮必要代價的人，當年很可能就是認為紅衛兵暴毆是革命必要成本的人；一個當年見人家都戴綠軍帽於是自己就非戴不可的人，很可能就是今天見人家都染紅發於是自己就要非染不可的人。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反對的東西，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甚至是同一種東西，比方說勢利。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提倡的東西，其實也是很簡單的東西，甚至是同一種東西，比方說同情心。
這一類本性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在社會日常實踐中形成的各種性格特征和心理趨向，它創造或消解著主義，滋養或腐蝕著主義，它使各種主義最終沉澱成一種日常的神色麵容，讓我們喜好或者厭惡。
在這個意義上，《天涯》力求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不屬於任何派。這個“派”字怎麽聽也有抱團打架或者穿製服喊萬歲的味道，有大活人被壓製成紙質標簽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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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改版後五年了，應該做的很多事情還沒有做，或者說沒有能力做。我們一次次把深藏於心的想法移交明天。《天涯》甚至至今也還沒有實現我最初的一個渺小目標：發行三萬份。每年年底郵局報來的征訂數字雖然略有增加，雖然已經令有些同行羨慕，但都讓我們沮喪。想起當年辦《海南紀實》每期都是三個大印刷廠同時開印，真是好漢不提當年勇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為了使發行量至少不低於虧損臨界點，我們在開始那兩年曾經費盡心機，斯文掃地，向公司經理和軍隊首長遊說，向各大學文科院係發信，出國開會都背著樣刊找書店，甚至厚著臉皮一次次給報紙寫文章，文章中千方百計把《天涯》的名字捎帶上。幹這種事的時候真是來不得什麽清高。南京的王幹先生後來說我在文章中給《天涯》做廣告，這個基本事實其實並沒有錯，他要譏諷要追究當然隻能由他。至於他說有關《馬橋詞典》的評論也是我和《天涯》用“廣告套路”鼓搗出來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惡意攪水的小伎倆，在每一次思想衝突中都不會少見。
《天涯》從來沒有輕鬆過。用單正平的話來說：幾乎把每期都當創刊號來編。用鄭國琳的話來說：每天都是考試。這本雜誌在今天雖然已經走出了最困難的階段，但是在我的心目中還隻是有了個開局。它的理論部分仍然不夠活潑誘人，我們沒辦法苛求理論家們在對真理負責的同時還對我們的利潤負責。它的文學部分也還很薄弱，藝術欄目更是一直沒讓我們找到感覺。在缺稿的時候幸好還有蔣子丹的一些朋友來幫著撐住：方方、張欣、蔣韻、遲子建、張潔、王安憶、範小青、林白、鐵凝、王小妮、翟永明、陳染、徐曉斌、徐坤、張抗抗、畢淑敏，等等，但一代新的文學先鋒仍在我們的等待之中。隻有行內人才知道，書刊市場的競爭更趨驚心動魄，思想文化的旅程前麵仍是山重水複。我已經感覺到自己的腦子不夠用了。在我從事編輯工作近二十年以後，我覺得社長這個職位應該讓給更年輕的人了。
當然，達到三萬份的發行量又怎麽樣？發行三十萬或者三百萬又怎麽樣？以我有限的曆史知識，我也知道人類有了幾千年的燦爛文學之後，酷愛貝多芬的納粹軍官要殺人還是殺人，熟讀蘇東坡的政客要禍民還是禍民，二十世紀的壞事並不會比幾百年前或幾千年前更少。文學也好，思想也好，並不能阻止戰爭、專製、動亂等各種社會悲劇一再重演。那麽一種雜誌，無論發行量大還是小，質量高還是低，最終能於世何益？人類幾千年來的文字生產出來，隻不過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麵，雖然會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會消失無痕，人性和社會的浩瀚大海仍然會一次次證明它最終不可變易。《天涯》這顆小小的石子能濺起多大的浪花？
我十分害怕麵對這樣的冥想，特別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來回答有關意義的難題。星空總是使我們哆嗦而且心境空茫。於是讓我們還是回到陽光投照的辦公室來吧。在我的麵前，一篇等著要發的文稿終於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調整潤色之後完成了編定，終於在我翻亂一大堆書之後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處的校正。在這個時候，我隻能認定這個大多數讀者根本不會注意的出處本身就是價值，我的滾滾哈欠本身就是快樂。這篇文稿是《南山紀要：我們為什麽要談生態與環境？》，這是《天涯》在世紀之交一次重要筆會的產物。
各種主義在曆史上的理論和實踐都存在著生態環境方麵的盲區，並且直接導致世紀末一些人口密集國家的觸目災難。因此生態與環境是一個向前走的話題，是一個思想可能創新的出發點。編輯部就是在這種想法下，於一九九九年底邀請境內外四十來位關心生態環境問題的老朋友來到海南各抒己見。很多人多年不見，麵容已經悄悄走形。比如幾年前我在北京看到的格非還是個毛頭小子，一晃就成了麵色發暗的滄桑中年。我猜想他看見我的白發肯定也吃了一驚，隻是不一定把這種吃驚殘酷地向我通告。
那幾天真是把會開瘋了。除了正式的議程，人們意猶未盡，邀請阿裏夫·德裏克（A·Derrik）教授加開講座，介紹美國思想學術最新成果，邀請黃平也加開講座，介紹三峽工程和農村鄉鎮企業的現狀，以至大會生出了無數自發性的小會，以至最後一天從三亞回到海口以後，有人見別人整理行裝便著急：“怎麽就不開會了？”
入夜，他們在海灘上久久地散步。循著沙灘上一行行足跡看去，暗夜中不見他們的身影，隻有說笑聲在腥鹹海風中遠遠地飄來。
我在一棵椰樹下聽著這些聲音。
我想起不久前在美國哈佛大學李歐凡教授家裏，看到一本英文雜誌上麵有英國著名學者佩利·安德森（P·Andson）談他家庭以及談他父親的長文，使我感到親切。因為安德森兩年前訪問海南島時，是我陪著他去尋訪他父親的遺跡，在海口市麵德勝沙老城區一帶轉悠，還因為開車誤入單行道而被警察罰款。當時他無意中問起我現在的編輯工作，得知《天涯》討論過的種種話題，表現出特別的驚訝。他說這些都是當前世界最重要的問題，他很想知道中國人在這些方麵怎麽感覺和思考。
他留下地址，希望我們可能的話以後給他郵寄刊物。但他並不懂中文，讓我覺得他的要求有點奇怪也有點滑稽。
我想象他在離海南島很遠的地方打開一本《天涯》，翻過一頁頁他根本不認識的字。也許那正是一個象征，而且是一種最為正確的閱讀方式：任何字與詞都是過眼煙雲，都是雪泥鴻爪，都是不怎麽重要的。一個人隻需要輕輕撫過這些空白的紙頁，隻需要在觸撫中感受到來自遠方的另一雙手的體溫。
那麽，我和同事們五年來也隻不過是編出了一本本空白無字的《天涯》，五年來向讀者說了很多的同時又什麽也沒說。《天涯》將來還要一年年說下去，但同時一年年又什麽也不會說。連綿無際的空白是一切努力的偽證：空白在法庭上從來不足為憑。
我們隻是交出了我們的體溫。
好了，同事們已經一致同意我辭去社長，把我的名字從雜誌版權頁社長名目下撤除。我祝他們下一步幹得更好，而且留下一個私人茶杯在編輯部的辦公室，說以後來串門時還可能用得著。
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