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紀事

  母語紀事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7年《海南日報》，後收入散文集《然後》。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興衝衝地乘機從美國直飛香港，心想就要到中國人的地盤了，總算可以把中文大講特講了，也就是說口腔可以不再慘遭英語折磨了——我的蹩腳英語確實與口腔刑具無異，常常一個單詞卡住，就把我卡得滿頭大汗兩眼發直。


  傍晚時分，飛機在九龍啟德機場降落。我從舷窗裏已經看到機場周圍諸多廣告牌上久違的中文字：香煙、旅店、西洋參等等，一個個字都讓我激動萬分，似親人在列隊迎候我遠遊歸來。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一出機場就傻眼了，不，準確地說應該是傻耳了。無論是的士司機，還是小店老板或路上行人，都說著我完全聽不懂的話。而且隻要我說國語，他們大多給我一種茫然或厭惡的臉色，像對待一個叫花子。一輛黑色汽車開到我的麵前，怪叫一聲，突然刹住，上麵跳出幾位黑衣港警將我團團包圍，還是哇啦哇啦地塞來我不懂的話。直到我情急之下冒出一句：What it"s happened ？他們才重新打量了我一眼，客氣了許多，說這個這個，他們是公事公辦檢查證件，看我一個大陸人的模樣，看我深夜獨行還提一個旅行包，頗像案犯攜帶作案工具，所以不得不生出幾分疑心。他們對此表示縮銳（對不起啦）。


  一場虛驚對於我來說倒也沒什麽，看港警們的風馳電掣動作神速，也讓我親曆了一下警匪片的氣氛。我大為不快的隻是，這些黑發黃膚的同胞居然對國語疾言厲色，對英語恭敬有禮，把香港當什麽地方啦？英語不就是一種語言嗎？憑什麽在全世界暢通無阻而且到了中國的地盤還可充當高等人士的通行證？英語不就是擂的死（女士）和煎特燜（先生）以及狗糞（女朋友）嗎？不就是花生屯（華盛頓）、牛妖（紐約）、我太花（渥太華）以及沒得本（墨爾本）嗎？不就是全世界風塵仆仆的逼得你死（生意）以及好萊塢那些酸的饅頭（多愁善感）和愛老虎油（我愛你）嗎？……為什麽我到了珠江流域還要受這種鳥語壓迫？還不能自由呼吸中國人的母語？


  我怒氣衝衝，在心裏把國語大大地自我優越了一把，這才在警車消失的大街上吞下一口惡氣。


  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自那以後，我每次到香港，都發現中文的地位居然節節升高。先是機場有了親切的國語廣播，接著很多商店的招聘廣告都申明會國語者優先。最後，在接近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我到香港已經不容易見到我的幾位內地朋友了。他們忙嗬，忙著各種各樣的國語業務，常常是約我餐館吃一頓飯，還沒說上幾句話，就急匆匆要到培訓班或者某人家去當國語先生，據說不少高官和巨商都是他們的學生。這使我十分開心，情不自禁地在大街上把國語說得理直氣壯威風八麵，似乎我是香港人民不請自來的免費語言教練，甚至我就是剛吃完牛腩粉的中國主權，已經提前來接管香港了。我自知這有點可笑，因為國家外交部並沒有派我來充當語言先遣隊，香港流行英語其實也不算什麽缺點，相反倒是這個城市較為國際化的特征之一。我隻是高興沒有人再來找我一口國語的麻煩，高興自己見證了國語的恥辱地位終於結束。


  一位西方語言學家曾經說過：一種語言的地位指數，取決於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的數量（這一點上漢語比較牛皮）；取決於這種語言所產生出來的文化經典的數量（這一點上中文的表現曾經還不錯）；還取決於這種語言的所有使用者全部物質財富總和的多寡（這一點上中文的排名可惜至今仍然靠後）。從這一公式來看，中文恥辱地位的結束，並不僅僅因為中國軍隊轟隆隆的車隊即將開進香港這個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因為羅湖橋海關那邊八十年代以來轟轟烈烈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正在全球的文明舞台上變得越來越舉足輕重。香港人不可能不感受到這一點。


  當然，同樣是從這一公式來看，中文若要徹底結束自己的恥辱地位，路還長著呢，決不是我在香港大街上大叫幾聲所能奏效的。


  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來的時候，我有再多的漢語也沒使上什麽勁，隻能在家看看電視。其時我的書桌上多是英文資料，因為我正在翻譯一本書。我得坦白地說，盡管我覺得英文有很多毛病，但它還是一種很豐富很漂亮很了不得的語言，不會比中文更高級也不會比中文更低級。要說低級，隻有那些一句外語也沒嚼爛、卻操著一張國產嘴巴對西方世界一個勁地要全盤崇拜或者全盤說不的人，才一定是低級——其發言資格起碼就殊可懷疑。你先把人家的字母表整明白了再來全盤地指點江山行不行呢？你要愛要恨悉聽尊便，但首先多一點對西方的深度了解行不行呢？

  我缺少這種深度了解，所以我拒絕各種全盤之說。我拿起電話與一個在香港的朋友通話，聽他說說香港的大雨、回歸慶典以及股市上的回歸概念大行情，然後我順便鼓勵這位老知青別光顧著發愛國財，從長遠來看咱們還是要把外文學好，至少要把英文學好：英哥麗媳（英語）萬得福（好得很）嗬。


  19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