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假期
漫長的假期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08年的《鍾山》雜誌和境外《今天》雜誌。
我偶爾去某大學講課，有一次順便調查學生讀書的情況。我的問題是這樣：誰讀過三本以上的法國文學？這時約四分之一的學生舉手。誰讀過《紅樓夢》？這時約五分之一的學生舉手。然後，我降低門檻，把調查內容改成《紅樓夢》的電視劇，這時舉手多一些了，但仍隻是略過半數。
這是一群文學研究生，將要成為碩士或博士的。他們很誠實，也毫不缺乏聰明。我相信未舉手者已做過上百道關於《紅樓夢》或法國文學的試題，並且一路斬獲高分——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坐在這裏。
問題在於，那些試題就是他們的文學？讀書怎麽成了這麽難的事？或者事情別有原因：是什麽剝奪了他們廣泛閱讀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們的馬屁，很坦白地告訴他們：即使在三十年前，讓很多中學生說出十本俄國文學、十本法國文學、十本美國文學，都不是怎麽困難的。我這一說法顯然讓他們驚詫了，懷疑了，困惑了，一雙雙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鎖和荒蕪時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絲訕笑，那意思是：老師你別忽悠我們啦。
沒錯，是禁鎖是荒蕪甚至是浩劫，從當時大批青年失學來看的確如此，從當時官方政策主體來看的確如此。但你們注意了：一具病體並非屍體，仍有不絕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複和增強。“文革”不過是一場大病來襲，但如同曆史上文網森嚴的舊中國和政教合一的舊歐洲，它並不曾冷卻民眾的精神之血，無法遏製新文化的萌發、繁殖、積聚、壯大以及爆發，直至製度層麵的變革。這才是曆史真切而生動的過程。我們曾用這種眼光注意過很多複雜局麵，包括宗教法庭與牛頓的共存，普魯士帝製與黑格爾的共存，斯大林鐵幕與肖洛霍夫、愛森斯坦、肖斯塔科維奇的共存，為什麽獨獨樂意給“文革”隨便貼一枚標簽？是什麽人最習慣和最愜意地使用著這一類標簽？
中國諺語：知其一，還要知其二。
偷書
我當年就讀的中學，有一中型的圖書館。我那時不大會看書，隻是常常利用午休時間去那裏翻翻雜誌。《世界知識》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種航空雜誌也曾讓我浮想聯翩。
“文革”開始，這個圖書館照例關閉，因受到媒體批判的“毒草”越來越多，圖書館疲於清理和下架，隻好一關了之。類似的情況是，城裏各大書店也立刻空空蕩蕩，除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一類紅色聖經，除了少許充當學習資料的社論選編，其他書籍幾近消失。間或有一點例外，比方我買過一本關於海南島青年創業的小說，但總是讀不進去，一時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課仍在繼續，漫長的假期似無盡頭。但收槍令已下達，革命略有降溫，校圖書館立刻出現了偷盜大案：一個牆洞駭然觸目。管理圖書的老師慌了，與紅衛兵組織緊急商議，設法把藏書轉移至易於保護的初中部教學樓頂層，再加上鐵柵鋼門，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過外寇易禦家賊難防，很多紅衛兵在搬書時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詭異，互相之間擠眉弄眼。後來我到學校去，又發現他們話題日漸陌生，關於列賓的畫，關於舒伯特的音樂，關於什麽什麽小說……這是怎麽回事？你們在說些什麽？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會遭遇支吾搪塞，被滿臉壞笑的他們瞞過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權分享共同的快樂。在多番警告並確認我不會泄密或叛變之後，他們終於把我引向“胡誌明小道”——他們秘密開拓的一條賊道。我們開鎖後進入大樓某間教室，用桌椅搭成階梯，拿出對付雙杠的技能，憋氣縮腹，引身向上，便進入了天花板上麵的黑暗。我們借瓦縫裏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橫梁，以免自己一時失足踩透天花板，撲通一聲栽下樓去。在估計越過鐵柵鋼門之後，我們就進入臨時書庫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見一洞口：往下一探頭，哇，茫茫書海，凝固著五顏六色的書浪。
這時候往下一跳即可。書籍壘至半牆高，足以成為柔軟的落地保護裝置。
我們頭頂著蛛網或積塵，在書浪裏走得東倒西歪，每一腳都可能踩著經典和大師。我們在這裏坐著讀，跪著讀，躺著看，趴著讀，睡一會兒再讀，聊一會兒再讀，打幾個滾再讀，甚至讀得頭暈，讀出傻笑和無端的叫罵。有時尿急，懶人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開褲子就在牆角無聊，不知給哪些傑作留下了汙跡。
我說過，作為初中生，我讀書毫無品位，有時掘一書坑不過是為了找一本《十萬個為什麽》。青春寄語，趣味數學，晶體管收音機，抗日遊擊隊故事，頂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讀的《卓婭與舒拉》，基本上構成了我的閱讀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書包帶出的書，總是受到某些大同學取笑。我並不知道他們笑什麽。當然，多年以後我讀到海明威的《再見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爾的《飛鳥集》，覺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樓的暗道——隻是當時不知自己讀了什麽，對書名和作者也從無用心。
一個沒有考試、沒有課程規限、沒有任何費用成本的閱讀自由不期而至，以至當時每個學生寢室裏都有成堆禁書。你從這些書的館藏印章不難辨出，他們越幹越猖狂，越幹越熟練，竊書的目標漸漸明晰，竊書的範圍正逐步擴展，已經禍及一牆之隔的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距此不算太遠的省醫學院圖書館等。多年以後，我一位姓賀的同學積習不改，甚至帶著一把鐵鉗和兩個麻袋，闖入省城最大圖書館的禁區，在那裏竊取了據說價值上萬美元的進口畫冊——他當時正在自修美術。他的行為敗露，被警方以盜竊罪起訴，獲刑一年，監外執行。
比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時候，一位老法官對他竟笑眯眯的，私下裏感歎：我那兒子要是像你這樣愛書，我也就放心了嗬！
老法官的私語其實是另一種宣判，隱秘的民意宣判。
這就是說，哪怕在大批知識分子淪為驚弓之鳥的時代，知識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記和尊敬，一個偷書賊的服刑其實不無光榮。
這與後來的情況很不一樣。賀某多年後肯定遇到過這種場景：書店裏已經五光十色應有盡有了，各種有關理財、厚黑、權勢、時裝、色欲、命相的爛書鋪天蓋地持續熱銷，而他當年渴求的經典反而門前冷落。如果他對這種情況大為奇怪，如果他還把經典太當回事(爺們當年就是為這個坐了牢)，還很可能被當今的購書者們白眼：神經病吧？吃錯了藥吧？
搶書
抄家之風激蕩於一九六六年夏。最早的元老級紅衛兵身穿黃軍裝，佩戴紅袖章，有的還揮舞著凶狠的皮帶，一旦在街上呼嘯而過，總是嚇得路人膽戰心驚。他們衝進一些涉嫌敵對者的住宅，一般未抄出什麽反革命罪證，隻是抄走手表、字畫、皮大衣之類奢侈品。把大批“毒草”書刊當眾焚燒，常常是他們抄家之後的革命宣示和祝捷慶典。
到第二年，該打擊的敵人都打擊了，抄家所聞不多。即便要抄家，大多發生在對立群眾派別之間，帶有一種派爭泄憤的性質了。我也參加過這種惡行。一次是夜裏去另一所中學，剛摸黑上樓，就聽到有潑水聲。不過那不是水，片刻之後就有人慘叫：“鹽酸！鹽酸！我要破相啦——”嚇得大家從樓道一擁而下，手忙腳亂地狂找水龍頭，為這位同學清洗臉上和衣領裏的可怕液體。接下來，樓下樓上對罵，還有扔手榴彈一類威脅，但最終不了了之。
另一次抄家也不太順。目標是兩個本校老師，因為他們不但戴著資產階級的眼鏡片，而且膽敢支持我們的對立派學生，成立一“黑鬼戰團”前來叫陣，是可忍孰不可忍，須嚴厲打擊。不過，這兩位老師家貧如洗，簡陋平房裏的煤爐子和鍋碗瓢盆實在引不起我們的興趣。兩位師母又哭又鬧的，其中一位說倒地就倒地，掄著磚塊要自殘，嚇得我們隻能草草收場。
我們僅僅抄走了一些書。唐詩宋詞三國紅樓什麽的很快被大同學瓜分。留給我一本黑格爾的《小邏輯》，讓我如讀天書，大為掃興。不過戰利品中有一大遝草稿，包括童話、遊記、英文詩歌、自傳小說——大概這些都經過作者的自我審查，看上去不犯忌，才被保存下來。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手跡本文學，不免十分好奇，一紮進去就讀了三四天。後來，幾位同學把這位作者抓來再審，要他老實交代自己的曆史汙點，其實是把他的小說讀得不過癮，想更多知道日美太平洋戰爭的真相。這作者是位南洋華僑，當過美軍翻譯，一見我們的模樣就知道撓到哪裏是癢處。雖然他也用了“萬惡的美帝國主義”一類詞語，但履曆交代簡直就是開故事會，一章接一章繪聲繪色，讓他自己好好地陶醉了一把往事。說到美軍的巧克力和牛肉罐頭，還饞得我們吞口水。
“你們連槍都不會擦還拿什麽打仗？不是胡鬧麽？”說得興起，他抱臂聳肩，好像成了我們的教官。
我們也忘記了生氣，忘記了拍桌子。
沒有想到的是，螳螂撲蟬黃雀在後，就在這事發生後不久，我自己的家也被抄了，氣得老媽又哭又罵的。抄家者是我哥學校裏的對立派，意在對我哥施以懲罰。兩顆手榴彈由我窩藏，現在成為我哥對抗交槍令的罪證，有關“油炸”“火燒”的大標語刷在最熱鬧的街市。這其實還隻是小損失。最可惡的是他們抄走了我的籃球和書——都是這一段我精心挑選私留的幾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魯迅、巴金、葉聖陶、高爾基、莫泊桑、海明威、托爾斯泰的小說，還有《革命烈士詩抄》和《紅旗飄飄》文叢等紅色讀物。我去街上看過大字報，發現那些歡呼勝利的抄家者根本不提這些書，一定是暗中私分了。
可恥呀可恥！我簡直欲哭無淚。
多少年後，我哥與他的對立派早已和解，有次老同學來家聚會讓我撞上了。其中有些人認識我，笑著向我打招呼。我本應該對這些大哥大姐表現出禮貌，但一想到他們中間某些人曾奪我所愛，氣就不打一處來，終於拉長一張臉揚長而去。我估計他們肯定忘記那件事，肯定覺得我的無禮十分奇怪。
換書
那時中國大陸人都窮，學生們尤其囊中羞澀，習慣於打補丁的衣服，習慣於用推剪互相理發和收集些廢瓶子賣錢。雖處無政府狀態，學校食堂服務卻大體如常。“豆腐腦，蘿卜幹，吃得眼睛往上翻”——這就是大家敲打飯盆排隊時的歡呼，是對幸福的回憶和向往。
盡管窮，時尚卻並不缺乏，與時尚相關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躍，隻是這種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經過現金的環節。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時走紅，各種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麽一個瓷質大像章，可換五六個鋁質小像章。一個碗口大的合金鋼像章，可換三四個瓷質像章或竹質像章。過了一段，像章熱減退，男生對軍品更有興趣。於是一頂八成新軍帽可換十幾個像章，一件帶四個口袋的軍衣可換兩三本郵票集。再過一段，上海產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時尚新寵，尤其是白色回力幾成極品，至少能換一台三極管收音機外加軍褲一條，或者是換雙麵膠乒乓球拍一對再加高射機槍彈殼若幹。
黑市交換很複雜，價值權衡全憑感覺和談判，所以一旦讀書潮暗湧，圖書也可入場交換，比如，一套《水滸傳》可換十個像章或者一條軍皮帶。《俄國油畫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練習曲》的價位更高，手裏隻捏著子彈殼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問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學徐某不知從哪裏弄來一本《赫魯曉夫主義》，作者據我後來回想也算不上什麽名角。書的內容無非是揭示了一些蘇共內幕，包括列寧與斯大林的吵架，貝利亞的殘酷和陰狠，朱可夫元帥對赫魯曉夫的勤王之功，還有“匈牙利事件”中納吉的兩頭受氣……但這一切在當時也屬異端，屬稀缺信息，足以讓中學生讀得眼睛大睜呼吸急促。好幾天，它成了大家熱議的話題，更成了頻頻換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著這本秘籍。
我運氣非常不好。秘籍剛傳到手上，還沒讀完就不翼而飛，不知是哪個王八蛋暗下手腳，說不定拿它去換回力牌了。這當然是我的重大失誤。書的主人急得差點要撞牆，幾乎每天都用慘白的臉堵住我，痛苦得把腦袋搖來搖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嗬。我是從軍區一個朋友那裏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嗬。
我到哪裏去找？把自己賣了也賠不出吧？
我提出賠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賠他《安徒生童話集》，他也不要；賠三大本郵票，他還是不要。百般無奈之下，我隻好把一隻手表戴在他手上，暫時安撫他痛苦的心。
這隻舊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資本，來自另一位同學——當時他看中我的收音機，說什麽也要強買強賣。我自知不是個稱職的“換客”，也許這生意做下去，七換八換之後就會赤條條走人，那麽讓同學暫時保管資本，也許不失為安全之策。直到畢業下鄉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遠行下鄉，抱著這個那個哭得眼淚嘩嘩。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來，一激動就宣布以手表相贈。他當然吃了一驚，說了些表示驚訝、表示推讓、表示萬萬不可的話，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說，身外之物豈能與崇高的江湖義氣相比？一塊手表對於我這個農民來說又有何用？
雖然事後略有後悔，但我那一刻確實很壯烈。
下鄉後，收到秘籍主人幾次熱情的來信。大概覺得這筆交易令人不安，他捎來一雙新軍鞋，算是聊作彌補。
說書
我插隊在一公社茶場。這裏有一百多號知青，一百多號本地農民，分三個工區六個隊，負責近六千多畝茶園和少許稻田。在地上勞動的時候，尤其聚在樹下或坡下工休的時候，聊天就是解悶的主要方法。農民把講故事稱為“講白話”，一旦喝過了茶，抽燃了旱煙，就會叫嚷：來點白話吧，來點白話吧。
農民講的多是鄉村戲曲裏的故事，還有各種不知來處的傳說，包括下流笑話。等他們歇嘴了，知青也會應邀出場，比方我就講過日本著名女間諜川島芳子的故事，是從我哥那裏聽來的，頗受大家歡迎。
黃某不是我的同學，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給同學帶下鄉的。他個頭小，平時不大言語，隻喜歡拉拉小提琴，不過肚子裏還真有料，話匣子一打開都是我們聞所未聞之事。魯仲連義不帝秦，信陵君竊符救趙，孟嚐君受教馮諼，當然還少不了呂不韋陽具奇偉和宣太後私通大臣之類黃料……我多年以後才知道，這些大多來自《戰國策》和《史記》，不知黃某什麽時候讀在眼裏，記在心頭。
易某最喜歡講戰爭史，每講到將領必強調軍銜，每講到武器必注明型號，顯示出驚人記憶力，儼然是個軍事行家。我就是從他嘴裏得知二戰期間的斯大林格勒戰役、諾曼底登陸戰役、隆美爾的北非戰役以及德國的容克52和美國的M2。多年以後我發現，他肯定讀過《朱可夫回憶錄》、《第三帝國的興亡》一類的書，隻是他的記憶有偏向，對軍銜和型號記得太多，重要情節反而錯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國混同美國，對兵員數和鋼產量也多是信口胡編。
這些閑聊類似於說書，其實是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重要的文明傳播方式。在無書可讀的時候（如“文革”），有書難讀的時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傳庶幾乎是一種民間化彌補，一種上學讀書的替代。以至很多鄉下農民隻要稍稍用心，東聽一點西聽一點，都不難粗通漢史、唐史以及明史，對各種聖道或謀略也毫不陌生。其實這何嚐不是一種堅實的文化？有一次，說起兩敵對大國之間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農突然插嘴：“有什麽好說的？諸葛亮氣死了周瑜，還要去吊香麽！”我聽得一懵，發現自己把形勢和國策攤上一堆，其實哪比得上他一句話這麽簡潔和通透？
像農民一樣，知青中還有些故事王，相當於口頭圖書館。鄰近的某公社就有這麽一位。據那裏的知青說，此人腦袋有點歪，外號“六點過五分”，平時特別懶，既不願意挑糞種菜，也不高興劈柴做飯，一個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講故事為回報。憑著他過目不忘的奇能，繪聲繪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讓聽者如醉如癡意猶未盡而且甘受物質剝削。這樣的交換多了，他發現了自己一張嘴的巨大價值，隻要拿出故事這種強勢貨幣，他就可以比別人多吃肉，比別人多睡覺，還能隨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醬油、香煙以及套鞋。這樣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間傳說《梅花黨》、《一隻繡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為奇貨可居的是福爾摩斯探案、凡爾納科幻故事、大仲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亞《王子複仇記》，都是他腐敗下去的特權。
他逐漸練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裏都被知青們迎來送往。尤其是農閑時節，大家寂寞難耐，經常備上好菜排著隊去請他，把他當成了快樂大本營。作為一個資本家子弟，他歪支著腦袋，沒賺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虜一出身幹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難以理解。
我有幸在縣城見過他一麵。幾個朋友在飯店裏以肉絲麵相賄賂，央求他講上一段。他說的是一蘇聯紅軍女兵押送一白軍軍官，兩人在路途中居然放電，產生了危險的愛情，不料最後白軍的船艦出現，後者本能地向艦船狂跑求救，前者的紅軍意識突然蘇醒，那叫一個慌嗬，想也沒想就舉起了槍……故事大王此時已吃完了，叭的一聲槍響，他捂住自己胸口，緩緩地作旋體狀，目光憂鬱地投向廚房和碗櫃，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痙攣著，痙攣著。
“瑪——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聲。
“我的藍眼睛，藍眼睛嗬——”他又模擬出女人的哭泣。
太動人了！我們聽得心情沉重感慨萬千。直到多少年後我才知道，他那次講的是蘇聯小說《第四十一個》，所謂表現人性論的代表之作。
護書
在我的同隊插友中，張某好詩詞，帶來了《唐詩三百首》。賀某想當畫家，帶來了石濤、林風眠、關山月以及米開朗基羅的畫冊。我是造反習氣未脫，帶來了《聯共（布）黨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類，大家互通有無交換著看。不要多久，交換範圍又擴大到其他隊，一直交換到很多書沒有封皮和脫頁散線的地步。
根據最高領袖的指示，知青下鄉是接受“再教育”的，在農民麵前得夾起尾巴做人。茶場有一黨支部副書記，自覺責任重大，成天黑著一張臉罵人，晚上還到處巡查，查到知青房間裏有聲響就隔窗偷聽，看是否有人說反動話，是否有人收聽敵台。據說有一次某知青聽收音機，聽著聽著睡了過去。副書記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聽到後半夜，凍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經常檢查知青們讀什麽。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別讀物方麵力不從心。有一次他看見法捷耶夫的《毀滅》，先問“毀”是什麽字，問明白了再一舉誅心：我們現在都在搞建設，你怎麽成天搞毀滅？你想毀滅什麽？
我急忙辯解：“毛主席都說這本書好。”
見他狐疑，便翻出《毛澤東選集》中的白紙黑字，這才讓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衝著馬克思的圖片皺起眉頭：“資本家吧？開什麽鋪子的？”
“虧你還是共產黨員，連老祖宗都不認識了？”我抓住機會再將一軍，使他臉上有點掛不住，隻假裝沒聽見，去找什麽鋤頭。
有了這樣一些經驗，知青們發現鄉下幹部其實不難對付。一段時間裏，有些女知青喜歡唱“賣國”電影《清宮秘史》裏的插曲，比較粉色和小資的那種，被幹部們詢問唱什麽，就說革命京劇樣板戲嗬。幹部們不懂京劇，居然信以為真。有些知青傳看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被幹部們詢問看什麽，就說是看兩條路線鬥爭史，還說作者是馬克思他舅。幹部們不知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馬虎帶過。
農村當然也興階級鬥爭，隻因為幹部們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較難落實。即便在城市，禁區也是有縫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愛書人稍動心思其實不難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毀滅》、《水滸》、李賀、曹操這一類是領袖讚揚過的，可翻書為證，誰敢說禁？孫中山的大畫像還立在天安門廣場，誰敢說他的文章不行？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一直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稍經忽悠差不多就是馬克思主義，你敢不給它們開綠燈？再加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有比較才有鑒別”、“充分利用反麵教材”一類毛式教導耳熟能詳，等於給破禁發放了曖昧的許可證，讓一切讀書人有了可乘之機。中外古典文學就不用說了。哪怕疑點明顯的愛情小說和頹廢小說，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蔣介石，隻要當事人在書皮上寫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樣，大體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轉。
我還讀過一種油印小冊子，不記得是哪個紅衛兵組織印的，也不知他們印書的目的何在。小冊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標誌，正題是《新階級》，作者為德熱拉斯（後譯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廣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論家。當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國人向我推薦此書時，我的回答曾讓他一怔。
我說，我知道這本書，我二十年前就讀過。
他還是斜盯著我。
我無法讓他相信這一點，當然也沒必要讓他相信。
我記得自己就是在茶場裏讀到油印小冊子的，是兩位外地來訪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詐稱腹痛，躲避出工，窩在蚊帳裏探訪東歐，如聽到門外有腳步聲便要裝出一些呻吟。這是知青們逃工的常用手法。不過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飯，以便讓病態無懈可擊。副書記一到開飯時就會站在食堂門口盯著，直到確認你沒有去打飯，也沒人代你打飯，才會克製一下揭穿偽裝的鬥誌。不吃飯那就是真病了，這是農民們的共識。
這樣，對於我的很多夥伴們來說，東歐的自由主義以及各種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饑餓者的暈眩。
教書
“文革”一般被認為結束於一九七六年。其實這個分期過於籠統。對於很多“文革”中的學子來說，“文革”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標誌是以“革委會”為代表的政權管製全麵恢複，還有民眾造反權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紅衛兵的出局。新的各級政權裏雖然都有幾個群眾代表，但一般來說隻是擺設了。
有些學生對官員主政已不習慣。想當年，大串聯，逛全國，想鬥誰就鬥誰，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隊伍才開張，戴上袖章就是時代驕子，掛上盒子炮就是社會主人，這樣的好日子怎麽說沒就沒有了？生活怎麽就隻剩下哎哎喲喲的掄鋤頭出黑汗？他們憤憤不已，隻是還殘存幾分領袖崇拜，那麽與其承認自己出局，承認自己作廢和可憐，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戰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偉大進軍之前的迂回和潛伏，給自己繼續蒙上意義的金色光輝。
我就是在這時結識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夥是下靖縣的，一夥是下沅江縣的，都是些牛氣衝天的幻想家，開口就是印度支那戰爭和法國紅五月的那種，是憂心三十年後中國怎麽辦的那種。我們在春節回城時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誌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國際歌》。他們都比我年齡大，讀的書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聽說他們都在鄉村辦了農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場辦一所，決心配合友軍行動，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憐的鄉村。
教材隻能自費油印，由我和幾個朋友編寫，大體上以識字為綱，串起一些地理、曆史、農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識。《老鄉上學歌》之類打油詩穿插其中，力圖使課本更為活潑。這樣的夜校一開張，幹部們以為我們熱心掃盲，吻合他們的工作任務，還十分高興地支持。對我從無好臉色的副書記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揚了兩句。
不料事情並不順利。農民學員對識字還有些興趣，青年農民對天南海北的趣聞也津津有味，但要讓他們理解列寧和孟什維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別於我們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費力氣實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個縣？怎麽沒聽說過？”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嗎？不打禾嗎？那他們都是吃返銷糧的？”
“我隻聽戴書記說過要學大寨，沒聽說過要學巴黎嗬！”
真是讓人出汗。想當年紅軍在鄉村建立蘇維埃，還教官兵們學唱換調變階的《馬賽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們對無產階級光榮這種鬼話也決不相信。無產階級？不就是窮得卵都沒一根麽？要是無產階級光榮，那婆娘們不都光榮了？他們粗俗地大笑，然後對地球是圓的這一真理也嗤之以鼻：怎麽是圓的？明明是平的麽！我走到湘陰縣白馬湖（一個在他們看來已經是很遠的地方），怎麽沒看見摔下去呢？怎麽沒看見湘陰人兩腳朝天呢？……到最後，他們質問我們為什麽不教他們打算盤，不教他們做對聯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們治雞瘟也好嗬。
這樣，他們想學的我不懂，我懂的他們不要。多少年後，我看見有些大學生誌願者受非政府組織（NGO）所派，來到尚缺溫飽的貧困鄉村，分發女權或環保的資料，熱情萬丈地教幾句英語，教一兩首英文歌，把娃娃們搞得迷迷瞪瞪，就覺得他們身上也有我當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來都不大考慮雞瘟之類俗事。
夜校因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這樣的：為了“學巴黎”，我糾集兩個青年學員，其實是腦子比較呆的兩位，共同寫了一張大字報，炮轟場民兵營長王某，打算先拍下一隻小蒼蠅再說。大字報指責他經常躲避勞動，開小灶暗揩集體的油，實在太資產階級。沒想到的是，副書記對大字報似乎暗喜，至少沒對我說什麽，倒是原來對知青們較為寬厚的正書記大為光火——原來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還成了王某的入黨介紹人，見我往肉湯裏拉屎，見某些幹部隔岸觀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氣衝衝一把撕了大字報，站在地坪裏開罵：“搞什麽突然襲擊？還拉攏貧下中農來搞派性？告訴你們，蛆婆子拱不翻磨子，黨的領導是鐵打的！”
周圍兩排宿舍鴉雀無聲，誰都不敢說話。
“什麽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發音為“叫”。
第二天入夜，我來到“夜叫”，發現我的預感果然被證實：一個學員也沒來，幾排條凳冷冷清清。連我的那兩位共犯，從書記房間出來以後也慌慌張張，再也不同我說話，更不會喊我“老師”了。我原來準備好的第二課本和第三期課本，都隻能成為廢紙了。
我發現自己確實是一隻蛆婆子，連樹葉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認識這一點，對我後來讀懂一些書倒是大有助益。
補記：
一九七二年春，我從茶場轉到某大隊落戶，遇到有學校老師休產假什麽的，也被叫去臨時代課。我此時再無啟蒙壯誌，革命意誌衰退，隻是同娃娃們瞎混，算是賺一點輕鬆的工分。誰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畫鮮花或者紅旗（給女娃），坦克或者飛機（給男娃），下麵寫出相應的象征性領獎者。誰調皮，我在黑板另一邊畫醜八怪，下麵標出他的名字，說不定還狠狠加刑：哢嚓——畫一手槍瞄準之，或嘩啦——畫一糞瓢逼近之。這種獎罰分明的朝廷王法，讓子民們興奮莫名，下了課還圍著我尖叫。我哪給他們正經上過課？幾乎所有課都成了塗鴉和胡扯。但後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場那位書記，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個聰明人，現在總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點子還蠻多。”
他說，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歡新老師了，再也不逃學了，這些天一放下飯碗就往學校裏跑。
是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高興一下。
抄書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高一級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籃球打得好，毛筆字寫得好，又有渾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樹林裏嗬的一聲開誦，立刻暈了一大片女生。紅衛兵們愛詩熱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紗帳/甘蔗林》，賀敬之的《三門峽/梳妝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為被大家爭相傳抄的朗誦文本，成為晝夜裏此起彼伏的男聲和女聲，包括有些人對舌頭痛苦的折磨。
當時大家幾乎都有一兩本手抄詩。下鄉後，詩心在勞累中漸失，娛樂隻剩下夜晚唱歌這種自我播音，於是抄歌的還是不少。蘇俄的、美國的、拉美的、歐洲的、南亞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國少數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睞，幾乎也是人手一冊。多少年後，凡老知青們聚會，隻要《三套車》、《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類音樂響起，中老年們差不多個個能唱。這種當年地下歌潮所留的餘習，這種無組織、無領導、無綱領的全國性音樂認同，與學曆教育倒是毫無關係。
一些知青做著文學夢或科學夢，當然更有抄書習慣。我在縣城裏結識黃某，後來當上編劇的一位，發現他抄錄了幾大本古文，深受震動和啟發，回鄉下後也如法炮製，每借來一書，便擇優輯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幾本，以彌補書藏的短缺，以備今後溫習。好幾個早上起來，我的麵目被人取笑，原來是柴油燈的煙太多，晚上抄書時靠燈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煙，就會熏出個黑鼻子和黑花臉。知青點的朋友們也經常幫我，比如發現廢品站有什麽舊書刊，發現商店裏有包裝貨品的舊報紙，就會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紙片帶回來給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國參加一會議，發現身旁一學者有動筆的癖好，倒也不是做會議筆記，隻是筆頭不閑，在會議材料的反麵或空白處胡寫，有時默寫古體詩，有時默寫洋文句子，有時甚至把會標之類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後來問及此事。他想了想，說是嗎？又想了想，說他可能是寫慣了，尤其是當知青時抄書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筆就手癢。據他說，他曾赴江西省插隊，在鄉下抄滿過近百本筆記本，幾乎抄出了一個圖書館。因為一件“反革命團夥”案，他坐牢兩年多，但他在監房裏還把《毛澤東選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學英文的另一辦法是，找一本詞典，每天背下一頁，就撕去這一頁，待整本書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後最早出國的數萬留學生之一，很快成為經濟學界一顆新星。在普遍的國外輿論看來，八十年代初陸續出國的這一大批總體素質最佳，不僅謙遜和刻苦，而且學養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過本科直升碩博。類似的情況是，在很多高校老師看來，“文革”後最早的上百萬大學生，特別是文科生，總體素質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師的話來說，能遇上這幾屆可謂人生之幸。這裏當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從十年積累的考生總量中擇優，與一般招考沒有可比性。但即使不這樣比，這是否也能顯現出十年並非一張白紙？“斷層”、“垮掉”一類概念是否用得過於籠統？
憑借手抄書一類手段，知識傳薪其實一直明斷而暗續、名亡而實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斷層”，數以百萬計的好學生後來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垮掉”、“斷層”最為活躍和承重的“文革”以後三十年，為何反而爆發出了中國最強勁的經濟成長？
現在，我的一些手抄書早已不知所往。隨著出版的開放與繁榮，我的書櫥也越來越多，盛滿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書，不需要我再在油燈下熏黑鼻子。但有時候我會不無惶惑，似乎書已經多得壞了我的胃口，讓我無所適從。又覺得新書像富人的賓客，舊書像窮人的朋友，我在太多賓客麵前反而有些孤獨。
有人說過：借書讀時讀得最多，買書讀時讀得稍少，有機構發書讀或贈書給你讀時，反而讀得最少。這裏還可加上一問——抄書讀的時候呢？
與一般的讀書相比，抄書自有其優點：
一、三讀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於增強記憶；
二、抄書是個細活，能迫使你聚精會神細嚼慢咽地讀；
三、抄書很辛勞，抄者對這種書總是更珍惜，於是有可能複讀得更多；
四、抄書一般隻能是摘抄，而摘選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於總攬全局抓住重點，讀出某種主動性和超越性；
……
當然，這種手工活畢竟太耗時間，畢竟不足以抵消嚴重的短缺。在一個信息速生和知識高產的時代，急匆匆的現代人還可能抄書麽？
騙書
“灰皮書”、“黃皮書”、“白皮書”等統稱“皮書”。這是指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內部”讀物，供中上層幹部和知識人在對敵鬥爭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兩百多種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類書目裏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鐵托、斯大林的女兒等都是知名異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於文學方麵，《麥田裏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凱魯亞克）、《厭惡》（薩特）、《局外人》（加繆）、《解凍》（愛倫堡）、《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索爾仁尼琴）、《白輪船》（艾特瑪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羅耶波爾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後，恐怕也堪稱經典。
經過一段停頓，一九七二年“皮書”恢複出版，雖限於“內部”，但經各種渠道流散，已無“內部”可言。加上公開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麽》一類，還有《摘譯》自然版和社科版兩種雜誌對最新西方文化資料的介紹，愛書人都突然有點應接不暇。春暖的氣息在全社會悄悄彌漫，進一步開放看來隻是遲早問題。如果說一九六八意味著秩序的基本恢複，那麽一九七二是否意味著文化的前期回潮？這是一種調整還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後撤還是“文革”更為自信？
從後來眾多當事人的回憶來看，他們青春歲月裏都有“皮書”的影子。一些觀察者還把“皮書”與後來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直接聯係，與我的感覺大體相通。
書店裏重新有了活氣。我認識的省內各位老作家和老編輯，也在這時陸續離開鄉村或幹校，回到城裏操持舊業。他們恢複了兩個文學期刊，從來稿中發現我，幾次讓我來省城開會，於是提供了更多求學機會。當時省城最大的兩家書店都有“內部圖書部”，一般設在二樓偏僻處，購書者需亮出相當級別的介紹信方可進入。不過這種管理措施實嫌粗糙，一紙介紹信算什麽？用蠟紙和鋼板成功偽造過印章的學生娃，偽造過大串聯證明、肉票、火車票以及病曆的家夥，還能被一張介紹信難倒？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張舊介紹信的字跡退掉，再烤幹紙片，小心執筆，填上購書內容。
我們須穿得像樣一點，比方借一件軍大衣（內部麽，幹部麽，不能衣冠不整）；還約定到時候不能過於急切（公差麽，讓人提不起精神）。有關台詞也設計好，到時候一個要催促，表示出對購書毫無興趣；另一個要表示為難，似乎職責所係，不得不公事公辦。如此等等。
照看“內部”書的是一大媽，果然沒看出什麽破綻。看我們愛買不買的樣子，反而有了推銷的熱心，表現出當時少見的業績意識。
“這本書很反動的，很多人都來買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書名的書，舍不得我們離開，“你們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麽反動？”
“我還會騙你？我都看了，裏麵有愛情！”
“首長說了，愛情就算了，我們主要任務是批判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
“生活作風也要抓嗬。你沒看見現在有些年輕人不學好樣，騎一輛自行車油頭粉麵的，我看了就惡心！”
我們終於被說服，給一個麵子，買下了這一本。對方很高興，見沒什麽再能吸引我們，便說倉庫裏還有些舊書，不屬於“內部”，是否要去看看？這樣，我們跟著她來到倉庫，穿行於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種書堆，在濃濃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媽給這些書打包的時候，有一種眉開眼笑的成就感。
當然，詐騙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兩知青曾因偽造借書證敗露，被掛上大牌子，在省圖書館門前整整示眾一天。另一次，一知青朋友被捕。我不知道出了什麽事，不知道這家夥在警察麵前能否扛得住，急忙做好應變準備，包括把家裏所有“內部”書清出來轉移，怕萬一被發現，扯出藤藤蔓蔓，多出一條罪名。幾個月後嫌犯回到家裏，原來他是卷入一樁銷贓案，隻需要退贓款繳罰款，倒也有驚無險。我這才去取回自己的書。不料替我臨時保管書的那位腦子裏進水，一直沒把這些書當回事，聽任來客東一本西一本地拿走了大半，事後又不記得來客是哪些人。
我悲憤莫名，恨不得同這個飯桶大打一架。
醉書
朱某是一工人，寫過很多詩，但從不參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寫作組，隻是把紙片拿給三兩密友看看，看過就撕碎，覺得這才是詩歌的正常結局，是保證寫作純潔性的必需。他從無存稿，不允許朋友為之傳播，所以我無法引用他的作品。我隻記得他的詩句總是別出一格，讓人驚悚和傷心，而且腦子裏亂套，好幾天裏對任何生活細節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隻受驚老鼠。波德萊爾，艾略特、龐德……是他經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後來一些知名詩人那樣。因此，我總覺得詩壇裏還應有一個名字，但這個名字最終當老板去了，遇到我時也不再談詩，隻談股票的走勢。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單獨的書房，還經常向我偷偷提供“內部”書——這因為他父親是官員，後來還進京出任要職。我在鄉下時，他常常寫來超重的信，用美學體係把我折磨得頭大。休謨、康德、尼采、克羅齊、別林斯基、普列漢諾夫……天知道他讀過多少書，因此無論你說一個什麽觀點，他幾乎都可以立刻指出這個觀點誰說在先，誰援引過，誰修正過，誰反對過，誰誤解過，嘀嘀嘟嘟一大堆，發條開動了就必須走到頭。因為他成為某電機學院的工農兵學員，我後來與他斷了聯係。他為什麽要改學電機？他那些超重的美學怎麽說丟下就丟下了？
那時，老一代知識分子因書惹禍，大多謹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讀得率性和狂放，在社會底層藏龍臥虎興風作浪。秦某也是這樣的書蟲。他長得很帥，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個未遂的地下組黨計劃，還曾在他們這個跨省的朋友圈裏一度醞釀。有一次他坐火車從廣州前來遊學，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車後對我們點點頭，笑一笑，第一句話就是：“維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後期大不一樣，你說的那本書並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這種見麵語讓我大吃一驚，雲裏霧裏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門熟路立刻跟進，從維特根斯坦練起，再練到馬赫、懷特海、萊布尼茲、測不準原理以及海森堡學派，直到兩天後秦某匆匆坐火車回去上班。在這個哲學重災區的兩天裏，我根本插不上嘴，隻能做些端茶上飯的服務。他們也似乎從不覺得身邊有人，隻是額頭對額頭，互相插話和搶話，折騰出各自的渾身臭汗。我的未婚妻來過一趟，送來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沒看一眼。
老媽要我哥拿著空瓶去打醬油，其實是想讓兒子歇歇嘴。沒料到我哥出門，秦某也跟著出門，似乎不願浪費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學戰爭一路打向雜貨店。
奇怪的是，這位哲學狂人後來金盆洗手而去，聽說是結婚了，離開航運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關消息有三沒四。就像前麵說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時期知識界噴薄而出——其實他比我見過的某些教授要聰明十倍，完全有這種可能。他賣過血，他妹妹賣過血，以籌集他遊學全國的經費，一切似乎都正是為了這一天。
作為我心目中一個個親切背影，作為“文革”中勇敢而活躍的各路知識大俠，他們終究在曆史上無影無蹤，讓我常感不平和遺憾。也許有生活難題捉弄了他們？有性格毛病羈絆了他們？也許他們清高得不屑於浮出地表，不屑於在名人圈裏對牛彈琴？
事情還可能是這樣：在一個沒有因特網、電視機、國標舞、遊戲卡、MP3、夜總會、麻將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賽的時代，在全國人民著裝一片灰藍的單調與沉悶之中，讀書如果不是改變現實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處，最好的精神夢鄉。生活之痛隻有在讀書與思維的醉態下才能緩解。何以解憂，唯有文章，是之謂也。因此，一個物質匱乏的社會，或者說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反而最可能產生精神渴求；而一個機會密集、利益洶湧以及享樂場所環伺的時代撲來之時，真理的鎮痛效應和製幻效應是否會如期減退？醉漢們是否應該及時地清醒還俗？
那麽，我應該為他們不再需要鎮痛和製幻而欣慰嗎？應該為他們在知識苦戀之外找到更多的興趣、忙碌、實惠以及體麵而慶幸嗎？
或者我不應該為他們的失蹤而欣慰？不應該為我們一具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慶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還是不是？）
一代失學者的漫長假期早已結束了。“文革”遠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貴、強盛、優雅、豐饒、金光燦爛。但對於很多人來說，讀書其實是越來越難——如果這些書同文憑和實利無關。一顆顆靈魂在舒適而愜意地入睡，不需刺耳聲音的驚擾。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問我：“老師，學文學到底有沒有用嗬？”我看得出，他一直沒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過是想在交出論文之餘，再次求證一下他的文憑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給他帶來一百萬或兩百萬，能否讓他過上出人頭地的好日子。我終於沉不住氣：“我容許你把這個問題問一遍，問兩遍，問三遍，但不容許你問第四遍！”我甚至扭頭就走，回頭再補一句：“如果你並不愛文學，現在改行還來得及！如果你對什麽也愛不起來，現在退學也來得及！你其實不必要太虧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嚇壞了。
對不起，我忘記了他並非聖徒，隻是一個娃娃。從他所處的康樂時代來說，從他眼下遠離災難、戰爭、貧困、屈辱的基本事實來看，他確實沒有太多理由熱愛文學，那麽累心和傷人的東西。
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