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張書桌

  第一張書桌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17年《小說界》雜誌。


  一覺醒來才發現兩腳泥，隻是靠一夜體溫的炙烤，加上盛夏天氣的烘焙，泥漿已幹成了泥殼，在床單上紛紛剝落泥渣。這有點奇怪，上床前我居然沒洗腳？昨晚居然累得東倒西歪一頭紮進了呼呼大睡？再說蚊子，那些微型殺手這一夜是嘴下留情，還是根本沒法咬醒一個鼾聲如雷的死人？


  想一想，昨晚能摸到床、沒摸錯床已是幸運了，不像那一次，在路上走著走著就睡了，一頭栽到水溝裏。


  知青時代就是這樣子。無邊無際的累，物我兩忘的累嗬累，填滿了烈日下或風雪裏的日子。有一天，救星終於出現，是公社楊秘書發現黑板報上我的粉筆字不錯，抽調我去公社抄材料。當地人把這種輕鬆差事叫做“吃樓火”，詞義來路不明。大概“樓”是指大宅子，能待在大宅子裏烤“火”的家夥，當然是有富貴之命，至少也是時來運轉，值得大家羨慕嫉妒恨。


  在沒有複印機的時代，抄材料就是手工複寫。楊秘書讓我複寫各種公文，還有他最為頭痛的新聞報道——退稿率太高了，搞得他很沒麵子。經過深入反思，他認定投稿失敗的原因就在於郵路遙遠，自己每次動手都太遲，於是決意加大寫稿的時間提前量。比如還未開鐮，他就搶先報道貧下中農喜送公糧；還未下雨，他就早早預測廣大群眾奮勇抗洪；離國慶節還有十幾天，他就精確想象人們在節日裏如何“深有體會地說”“豪情滿懷地說”“一把抓住解放軍首長的雙手眼含熱淚地說”……這種稿子抄得我目瞪口呆。這個胖子何等神通，把人家十幾天後的淚水都流出來了？

  時空穿越也無濟於事，還被報社或電台回信怒斥為“胡鬧”和“弄虛作假”。他這才苦著一張臉說：“怎麽辦？怎麽辦？你還有什麽辦法？”


  又說：“是不是要送點西瓜去？”


  在他謙恭的促請之下，我不忍袖手和暗笑，便複寫兼顧修改，無非是去掉他的一些語法硬傷，刪掉一些八股套話，再加點新鮮事例什麽的，終於使他的退稿率後來有所降低。他樂癲癲地為我倒茶水和切西瓜不在話下。他最愛唱的“長江滾滾向東方……”從此也時常飄揚在公社機關的房前屋後。


  縣裏大概也注意到這個公社在媒體上的能見度提升，於是常有電話打來，抽調我到縣裏寫材料。這種“樓火”就吃得更爽了。幾乎每個月我都有幾天不用出工上地，而是衣冠楚楚牛頭馬麵地入住縣城招待所，每天得夥食補貼五毛，食有葷腥，夜有電燈，還有服務員來掃地送開水。什麽是幸福？這就是幸福吧。什麽是上層建築？這就是上層建築吧。不過縣級官員比楊胖子難侍候，每次審稿都會有意見，每個參審人都水平高，哪怕以高克高互相消耗，甚至把自己繞暈，最後又回到第一審時的意見。自發現這種否定之否定規律，我便避繁就簡，近道超車，每次完稿後決不再急於送審，而是拖到最後時刻，幾乎是逼著領導把初審當作終審，隻可能務實地說說人話——這就是說，不給他們高來高去的閑工夫，不給他們折騰下屬和繞暈自己的機會。


  這一招果然有效。有一位部長還曾笑眯眯地表揚：“好，很好，你比楊眼鏡強多了，他的文章經常是越改越亂，越改越沒法看。”


  這是指機關裏一個戴眼鏡的秘書，可憐的老楊。


  這樣，我就有了許多送審前的多餘時光，忙一閑三，經常無所事事。恰逢一九七〇年代初全國文化形勢回暖，很多文藝院團恢複了自創節目的演出，省、地、縣各級文藝刊物也都重新出版。在一個知青朋友的鼓動之下，我在招待所裏閑著也是閑著，吃了五毛補貼後也得消遣，便胡亂湊些四言八句，關於誘蛾燈的（星火萬千，美好詩情嗬），關於水庫大壩的（鎖住龍王，氣勢非凡也），好像是詩，就算是詩吧，後來居然也印成了縣刊上的鉛字——眼看著一顆文藝小新星就這樣意外地冉冉升起。


  楊秘書特興奮，因為文藝作品也在上稿率統計範圍之內，任何鉛字都算是全公社的文宣成績。他覺得臉上有光，立刻賞我一張煤油燈，帶玻璃罩的，有魚形燈嘴助燃增亮的，簡直是高科技，比黑煙滾滾的棉油燈盞強多了。為了讓我抓緊時間創作一台文藝宣傳隊的節目，一位姓劉的公社宣傳委員也投入到對我的關愛，聽說我沒桌子，便帶我去了學校，逼著校長給了我一張學生用的雙人課桌。


  這是我走入社會後第一張書桌，一米來長，一尺多寬，有一個雙層夾板和娃娃們留下的一些刻痕。工區裏的員工們以前隻配有床和木凳，人們平時寫信也隻能就著箱子或床沿，因此我的這張桌略顯怪異，堪稱奢侈，很讓夥伴們震驚。想想看，在桌上再擺一個筆筒，立一排書（最好是精裝的），插幾枝花（油菜花或南瓜花都行），不就有知識分子的風雅兮兮和氣勢非凡了？房間主人若不文思如湧壯懷天下哪還說得過去？

  這張小桌伴我三年多，助我寫出過三句半、對口詞、表演唱、花鼓戲一類，當然還有雜亂的感想和素材，後來進入了小說或散文，包括早期的《月蘭》和《西望茅草地》。楊秘書當然也在這張小桌上進入了我的日記。比方說，他一上路便不時高唱進行曲，用時下的語言說，活成了一個快樂的表情包。又比方說，他有一條又脆又亮又尖的娘娘嗓子，總是擔當領呼口號的重任。他怕農民們聽不清、喊不齊，常常把一句長口號截分成幾個短句，於是一句“打擊貧農”“就是”“打擊革命”，經他逐一分別領喊，大家喊是喊齊了，但前後兩句分明成了驚心動魄的反動口號，竟被喊得地動山搖。這一事已被我寫入了後來的《馬橋詞典》。他的金嗓子還多次用於民兵隊列操練。大概是惱火一些人分不清左右，甚至聽不懂“左”和“右”，他靈機一動，找來一些草繩，給每人的左腳纏上一根，於是口令便成了“草腳——肉腳——草腳”，或者“（向）草腳——轉”“（向）肉腳——轉”……還別說，這一招管用。形象的“草”嗬“肉”就是比抽象的“左”嗬“右”好記，如同電視劇比理論書要好懂，你不服還不行。大家的智商立即提升，隊列動作馬上整齊許多，據說後來還在什麽競賽中一舉奪獎——這事有幾分神奇，將來說不定會被我寫入哪篇小說的。


  多年後，我重返這裏的時候，發現兩排土磚房早已換成鋼筋水泥樓，集體茶場也早已被私人承包，眼前全是陌生麵孔。我在房前屋後轉了一圈，沒發現什麽往日陳跡，除了半塊語錄牆，兩台鏽成了廢鐵的揉茶機，一個隱沒在叢生蒿草中的廢棄豬場。山水之間的人跡總是轉瞬即逝。出乎意料，我吃飯時還看見了廚房牆角裏一張課桌，其木紋、刻痕、樣式都十分眼熟，不過它眼下已蒙上了枯黑煙垢，還有不少水泥凝結成的斑塊，大概曾被泥匠們拿去搭過跳板，當過腳手架什麽的。


  桌下有幾個醃壇，桌上則胡亂堆放了一些雜物，包括一個可口可樂的大瓶子，不知裝了些什麽。


  我默默看了它一眼，然後告別主人走了，上了汽車，上了火車，上了飛機，直至海角天涯。我很奇怪臨別前自己為什麽沒去把那個桌麵摸一下。


  其實我常常想起它。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