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他三天以後

  餓他三天以後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8年《芙蓉》雜誌，後收入隨筆集《性而上的迷失》，已譯成韓文。


  中國人想把自己變成歐美人，最大障礙恐怕來自腸胃。如果不是從小就被西餐訓練，老大不小的時候再來舍豆腐而就奶酪，舍薑蔥河蟹而就半熟牛排，大概都如臨苦刑。世界各地唐人街的眾多中國餐館，就是這一飲食傳統的頑強證明。因此，全球文明一體化的問題可以在餐桌以外的地方大談特談，但隻要到了腹空時刻，即便是身著洋裝滿口洋腔的黃皮白心“香蕉人”，大多還是流中國口水，打中國食嗝，大快朵頤地與歐美人差著和異著——這種情況隨處可見。


  並不能說，每個人的腸胃都是民族主義的。或者至少不可以說，這種腸胃民族主義有什麽絕對和永恒。我常常冒出一個念頭，想做一個極為簡單的文化試驗：隨便捉來一個什麽人，餓他三天以後會怎麽樣？對於一個餓得眼珠子發綠的人來說，奶酪之於中國人，豆腐之於歐美人，味道會不會有些變化？飲食的文化特性在這家夥身上還能撐多久？


  結論也許不言自明：一陣瘋狂的狼吞虎咽之下，豆腐奶酪都化約為幾乎無味的熱量，如此而已。所謂饑不擇食，也就是饑不辨味，饑不辨文化也。在逼近某種生理極限的時候，比如在人差點要餓死的時候，曾經鮮明和偉大過的文化特性也會淡化、隱退甚至完全流失。


  這麽說，文化差異隻是飽食者的事，與饑餓者沒多少關係。它可以被吃飽喝足了的人真實地感受、品味、思考、辯論乃至學術起來，可以生發出車載鬥量的巨著和五花八門的流派，但一旦碰上饑餓，就不得不大打折扣。換句話說，人吃飽了就活得很文化，餓慌了就活得很自然；吃飽了就活得很差異，餓慌了就活得很共同，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一般來說，我既是文化的多元主義者，也是文化的普遍主義者，取何種態度，常取決於我麵對一個什麽樣的談話者，比方看對方是不是一個剛剛吃過早餐的人。


  其實，文化差異也隻是成年人的事：他們可以折騰東方式的家族主義，或者西方式的個人主義，但幼兒們抹鼻涕搶皮球玩泥巴，無論黑毛黃毛白毛全一個德性。文化差異也隻是健康者的事：他們可以折騰東方人的經驗主義，或者西方人的公理主義，但一旦患上肺癌之類，彼此之間同病相憐乃至同病相契，病榻上的一聲聲呻吟斷無什麽民族痕跡。當然，文化差異更是安全者的事：醉拳與棒球的區別也好，儒家與基督的區別也好，華夏文明與地中海文明的區別也好，統統以論說者們好端端活著為前提。設想這些人遇上了大地震或大空難，遇上了凶匪悍盜的剿殺，在要命的生死關頭，他們之間的差異性更多還是共同性更多？他們表現出來的逃竄或者奮戰，表現出來的怯懦或者勇敢，能掛到哪一個民族或哪一個國家的文化標簽之下？能成為哪一個民族國家的專利？難道中國人視勇敢為榮，而西方人就偏偏視勇敢為恥？難道中國人想活，而西方人就偏偏想死？

  即便他們在逃竄或奮戰的時候，有的顯棒球遺風，有的顯醉拳餘韻，即便這種形式上的差異在生死關頭還所剩有幾，但在活不活命的問題上，還能不能“多元”？如果無法“多元”，那麽使生命得以保存和延續的一切觀念、意識、製度、精神是否更能呈現共同的品質？或者這一切觀念、意識、製度、精神都不應擺上文化討論的桌麵？

  命之不存，文化焉附。人都隻有一條命，都隻有一個腦袋一個生殖器以及手足四肢，而這一切無論中西並無二致。由此而產生的文化不會差異到哪裏去的。迄今為止，在全世界各民族的詞典裏，嬰兒呼叫母親的語言都是一個樣：MAMA。這種嬰兒全球主義和吃奶世界主義當然也是重要的文化符號。這正如“勇敢”一類美德而不是“懦弱”一類醜態，在任何一種文化傳統裏都受到肯定和敬重，沒有什麽差異可言。


  在另一方麵，人當然也有種族和性別的生理所屬，還離不開階級、行業、社區、國家、地理、曆史的種種生存環境，而這一切從古至今都殊分有異，由此產生的文化實在共同不到哪裏去的。特別是在遠離饑餓、遠離絕症、遠離危險、遠離童稚或垂暮等半動物狀態的時候，就是說，在遠離某種生理自然極限的時候，人們完全可以活得各行其是各得其所，所謂文化正是在這個問題的有效域才得以多元，才得以五彩繽紛百花齊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怎樣差異就可以怎樣差異，要怎樣衝突就可以怎樣衝突，冒出一百個亨廷頓或一百個薩義德也完全可以理直氣壯。


  隻是不要忘了，參與文化討論的高人們不要忘了：任何命題都麵臨有效域的邊界，比方我們很難受得了三天饑餓——這是我們談論文化特性時的重要邊界。


  漠視這一類邊界，任何真知都是謬誤。


  199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