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因數、臨時建築以及兔子
公因數、臨時建築以及兔子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9年《讀書》雜誌，後收入隨筆集《性而上的迷失》。
獨斷論一再遭到嚴打的副產品，是任何人開口說話都成為難事，因為沒有哪一句話可以逃得了“能指”、“神話”、“遮蔽性”一類罪名的指控（翻譯成中國的成語，就是沒有任何判斷可以擺脫瞎子摸象、井蛙觀天、以筌為魚、說出來便不是禪一類嫌疑）：甚至連描述一個茶杯都是冒險。我們不能說茶杯就是茶杯，不能滿足這種正確而無效的同義反複。那麽我們還能怎麽辦？如果我們有足夠勇氣向現代人的語言泥潭裏涉足，說茶杯是一個容器，那麽就“遮蔽”了它的色彩；我們加上色彩描述，還“遮蔽”了它的形狀：我們加上形狀描述，還“遮蔽”了它的材料；我們加上材料描述，還“遮蔽”了它的質量、強度、分子結構以及原子結構乃至亞原子結構……而所有這些容器、色彩、形狀、材料等等概念本身又需要人們從頭開始闡釋，隻能在語義“延異”（diffé rance，德裏達的自造詞）的無限長鏈和無限網絡裏，才能加以有效——然而最終幾乎是徒勞的說明和再說明和再再說明。
假定我們可以走到這個無限言說的終點，假定世界上有足夠的知識分子和研究中心以及足夠的筆墨紙張來把這一個小小茶杯說全和說透，以求避免任何遮蔽性的確論，果真到了那個時候，我們麵對車載鬥量如山似海的茶杯全論和茶杯通論，還可能知道“茶杯”是什麽東西嗎？還能保證自己不暈頭、不眼花也不患冠心病地麵對這個茶杯？如果這種精確而深刻的語義清理，最終帶來一種使人寸步難行的精確肥腫和深刻超重，帶給我們無所不有的一無所有，那麽我們是否還有信心在喝完一杯茶以後再來鬥膽談談其他更大的題目？比如改革？比如曆史？比如現代性？
這樣說，並不是說虛無主義沒幹什麽好事。不，虛無主義的造反剝奪了各種意識形態虛擬的合法性，促成了一個個獨斷論的崩潰——雖然“欲望”、“世俗”、“個人”、“自由”、“現代”這樣一些同樣獨斷的概念，這樣一些同樣可疑而且大模大樣的元敘述，被很多虛無論者網開一麵並且珍愛有加。這當然也沒有什麽。現實的虛無情緒總是有偏向的，總是不徹底的。有偏向或者不徹底的虛無，在一定條件下同樣可以構成積極的知識生產。問題在於，在一種誇大其詞的風氣之下，虛無論也可能成為一種新的獨斷，一種新的思想專製。虛無論使人們不再輕信和跪拜，但它的越位和強製也正造就一些專擅避實就虛、張冠李戴、霸氣十足但習慣於專攻假想敵的文字攪局專家，正傳染著一種灑向學界都是怨的奇特心態：幾乎一切知識遺產，都被這些野蠻人納入一股腦打倒之列，至少也被他們時髦地避之不及。
寧可虛無，不可獨斷，寧可褻瀆，不可崇敬，這樣的知識風尚本身有什麽合法性嗎？正如我們無法在沒有任何“遮蔽”的苛求下說明一個茶杯，事實上，我們也隻能在或多或少“遮蔽”的情況下，在語言本身總是難免簡化、通約、省略、粗糙、遺漏、片麵以及獨斷的情況下，來說明一個秋天的景色，一個人物的脾氣，一種觀念要點，一種社會體製。在這裏，嚴格地說，投照必有暗影，揭示隻能是定向的，總是意味著必要亦即良性的遮蔽。或者說，或多或少的遮蔽恰恰是定向揭示的前提，是思考有效的必要前提。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有所不言才能有所言，有所不思才能有所思。倘若我們不眼睜睜地無視有關茶杯亞原子結構等其他一切可貴然而應該適時隱匿的知識，我們就無法說明茶杯是一個圓家夥。極而言之，我們至少也要在某些“準獨斷”或“半獨斷”的思維共約和語言共約之下，才能開口說任何一件事情，才能采取任何一個行動。
真理與謬誤的差別，並不是像很多現代學人以為的那樣——是虛無與獨斷的差別。真理有點像公因數，是多數項組合關係的產物，為不同知識模型所共享。在瓦解諸多獨斷論的過程中對這種公因數小心提取、汲取以及呈現，恰恰是虛無論可以參與其中助上一臂之力的事情，是虛無論可能的積極意義所在——假如它是一種嚴肅的思考成果，不至於淪為輕薄的狂歡。
九十年代以來知識界的分化，需要良性的多元互動，於是不可回避知識公共性的問題，包括交流的語用規則問題。打倒一切，全麵造反，寧可錯批三千也決不相信一個，這種態度可以支持不正當的學術競勝，營構某些人良好的自我感覺，但對真正有意義的知識成長卻沒有多少幫助。在差異和交鋒中建立共約，在共約中又保持對差異的敏感和容忍，是人們走出思維困境時不可或缺的協力互助。這種共約當然意味著，所涉語義隻是暫時的、局部的、有條件的，並不像傳統獨斷論那樣許諾終極和絕對。因此它支持對一切“預設”的反詰和查究，但明白在必要時必須約定某些“預設”而存之不問；它讚同對“本質”和“普遍”的揚棄，但明白需要約定一些臨時的“本質”和“普遍”，以利局部的知識建製化從而使思維可以輕裝上陣運行便捷；它當然也讚同對“客觀真實”的懷疑，但並不願意天真浪漫地時時取消這一認識彼岸——因為一旦如果沒有這一彼岸，一旦沒有這一彼岸的導向和感召，認識就失去了公共價值標尺，不再有任何意義。這一共約的態度是自疑的，卻在自疑之中有前行的果決。這種共約的態度是果決的，但果決之餘不會有冒充終極和絕對的自以為是和牛皮哄哄。可以看出，這裏的共約不僅僅是一種語用策略，本身也是一個哲學命題。它體現著這樣一種知識態度，既不把獨斷論的“有”也不把虛無論的“無”製作成神話。與此相反，它願意方便多門，博采眾家，在各種符號係統那裏尋找超符號的真理體認，其實際操作和具體形跡，是既重視破壞也重視建設，在隨時可以投下懷疑和批判的射區裏，一次次及時建立知識聖殿。套用一句過去時代裏的俗話來說，這叫戰略上要敢於虛無，戰術上要敢於獨斷。
現代知識既是廢墟也是聖殿，更準確地說，是一些隨時需要搭建也隨時需要拆除的臨時建築。知識之間的交流，是各種臨時知識建製之間一種心向真理的智慧對接，當然就是一場需要小心進行的心智操作，離不開知識者們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會心，離不開必要的理解力和學術道德。可惜的是，現代知識生產的商品化和實利化，正在侵蝕這種公共秩序的心理基礎。我們仍然熱愛著真理，但常常隻愛自己的真理，即自己找到的真理，無法愛上他人發現的真理。專業於國學的人可以嘲笑西學家不知中國，專業於西學的人可以挑剔國學家不懂西方；碰到人文學者可以指責他不懂經濟，碰到經濟學家則忍不住地要狠狠侃他一通海德格爾和尼采。你說東我就偏要同你說西，其結果當然是雙雙宣布大勝。“完全無知”、“可笑至極”一類口氣大得很的惡語在論爭中信手拈來；學理上倘沒法接火便信口指責對方的“官方背景”或者“完全照抄”、“自我炒作”，做場外的恐怖性打殺，搶先給自己築建道德優勢。在這樣一些“三岔口”式的撲空和虛打之下，在這樣一些左右逢源和百戰百勝之下，知識還重要嗎？不，知識所有者的世俗利益，倒成了語言高產中最隱秘的原型語言，成了文本繁榮中最隱秘的原型文本。
真理被虛無之時，就是真理最容易實利化之日。現代的話語的遊戲化和話語的權利化，分別引領著虛和實的兩個方向，但這兩條路線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內在聯係，有著共同的社會背景。現代傳媒輸送著太多的學術符號，現代教育培育著幾乎過剩的學術從業者，因此我們選擇某個學術立場，可能是出於興趣和良知，出於人生體驗和社會使命的推動，但在很多情況下，也可能僅僅取決於知識生產的供求格局和市場行情，甚至取決於符號遊戲中一次次“學術旅行”或者“學術洗牌”。一個最煩傳統的人可能誤取古典文學學位，一個最願意做流氓的人可能投機法學專業，一個性格最為自負專斷的人卻可能碰巧寫下一篇關於民主和自由的論文。這樣做是要順應潮流，還是要鑽營冷門，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話語一旦出自我口，就很容易被言者誓死捍衛。它們本身不再是遊戲，而關涉到麵子、聘書、職稱、地位、知名度、社會關係、知識市場的份額、出國觀光訪問的機會、在政權或者商界的座席——這些好東西已供不應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權利可以產生話語，那麽現代社會中的話語也正在產生權利，產生著權利持有和權利擴張的火熱要求。
同是在這種情況下，真理將越來越少，而我的真理會越來越多。真理不再能激起愚人才有的肅然起敬，正在進入同時實利化和虛無化的過程——任何知識都可以被輕易地消解，除非它打上了我的產權印記，據此可以從事利益的兌換。
即使到了這一步，即使我們都這樣沒出息，這樣的狂歡仍無法宣告知識公共性的廢棄。畢竟還有很多人明白，知識的四分五裂和千差萬別，不過是知識公共性進一步逼近精微之處的自然產物，包括公共性的困惑與茫然，恰恰是人們對真理終於有了更多共同理解的反證。道理很簡單，若無其同，焉得其異？一群互相看不見（缺乏共同視界）的人不可能確定他們容顏的差別，一群互相聽不懂（缺乏共同語言）的人不可能明白他們的言說差別在哪裏。如果我們能把差別越來越折騰清楚，不正是由於我們正有效依托和利用共同的知識基礎？一個知識者不是魯濱遜，不可沒有學理資源的滋養（來自他者的知識兼容），也少不了頑強的表達（通向他者的知識兼容）。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從來就是公共的，不是什麽私藏秘器。即便是唇槍舌劍昏天黑地的論戰，如果不是預設了雙方還有溝通的可能，如果不是預設了某種超越私我的公共性標準，誰還願意對牛彈琴地白費氣力？也許正是有感於這一點，德國學者哈貝馬斯才不避重建烏托邦之嫌，不懼重蹈獨斷論覆轍之險，提出了“交往理性”。他是提倡對話的熱心人，希望人們共約一套交往規則，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點是“真誠宣稱（sincerity claim）”，即任何話語都力求真誠表達內心。
他懷抱一種建設者的願望，幾乎回到了最古老最簡單的良知說。這種關於良知的元敘述，這種非技術主義的道德預設，肯定會受到一些虛無論者精確而深刻的學理攻伐，想必也得不到多少邏輯實證的支持。但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一項共約，我們這一群因為私利而日漸絕緣——互相看不見也聽不懂的人還能做些什麽？我們還能不能在吵吵嚷嚷的昏天大戰裏重返真理之途？在哈貝馬斯這個並無多少高超之處的建議麵前，在他即將遇到的各種似乎高超得多的解構和顛覆麵前，我不能不想起一個故事：一個智者有一天居然發現兔子永遠追不上烏龜，即便前者速度是後者的五倍，兔子趕到烏龜原在位置的時候，烏龜肯定前行了距離S；兔子跑完S的時候，烏龜肯定又前行了S/5；兔子再跑完S/5的時候，烏龜肯定又前行了S/25……以此類推，無論有多少次兔子趕至烏龜的此前位置，烏龜總是會再前行一點點。在這一過程中，差距將變得無限小，但不論怎麽小也不會變成無。考慮到這個小數可以無限切分下去，那麽兔子當然隻能無限接近烏龜，卻不可能趕上烏龜。
推理的結果怎麽可以這樣？
智者的推理應該說無懈可擊，但也讓人感到十分荒唐，因為兔子事實上一眨眼就超過了烏龜。這隻兔子隻是給人們一個重要提醒：某些無懈可擊的邏輯過程有時也會成為幻術和陷阱。與智者的嚴密推論相反，將“無限小”化約為“零”，盡管在一般邏輯上說不通，但這樣處置可以描述兔子的勝出結局，更具有知識的合法性。而這種非理之理或理上之理，正是微積分的基石之一。
作為來自實踐的蘇醒和救贖，各種學理都沒有絕對合法性，總是依靠非理之理和理上之理來與智慧重逢。
兔子的勝利，是生命實踐的勝利。因此，獨斷論也好，虛無論也好，一旦它們陷入自閉盲區的時候，我們就必須從種種自我繁殖的邏輯裏跳出來，成為一隻活生生的兔子，甚至是隻一言不發的兔子。
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