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根
文學的根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85年《作家》雜誌，獲《作家》評論獎，後收入隨筆集《世界》，已譯成英文、法文、荷文、意文、德文、日文等。
我以前常常想一個問題：絢麗的楚文化到哪裏去了？
我曾經在汨羅江邊插隊落戶，住地離屈子祠僅二十來公裏。細察當地風俗，當然還有些方言詞能與楚辭掛上鉤。如當地人把“站立”或“棲立”說為“集”，這與《離騷》中的“欲遠集而無所止”吻合。但楚文化留下的痕跡畢竟已不多見。從洞庭湖沿湘、資、沅、澧四水而上，可發現很多與楚辭相關的地名：君山，白水、祝融峰，九嶷山……但眾多寺廟樓閣卻與楚人無關：孔子與關公均來自北方，釋迦牟尼來自印度。至於曆史悠久的長沙，現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遺址，很難見到其他古跡。那麽浩蕩深廣的楚文化，是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中斷幹涸？
兩年多以前，一位詩人朋友去湘西通道縣侗族地區參加了歌會，回來興奮地告訴我：找到了！她在湘西那苗、侗、瑤、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嶺裏找到了活著的楚文化。那裏的人“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披蘭戴芷，佩飾紛繁，縈茅以占，結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隻有在那裏，你才能更好地體會到楚辭中那種神秘、奇麗、狂放、孤憤的境界。他們崇拜鳥，歌頌鳥，模仿鳥，作為“鳥的傳人”，其文化與黃河流域“龍的傳人”似有明顯差別。後來，我對湘西果然也有更多發現。史料記載：公元三世紀以前，苗族人已生息在洞庭湖附近（即苗歌中傳說的“東海”附近，為古之楚地），後來受天災人禍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遷移（苗族傳說中是蚩尤為黃帝所敗，蚩尤的子孫撤退山中）。苗族遷徙史歌《跋山涉水》就隱約反映了這次西遷的悲壯曆史。看來，一部分楚文化流入湘西一說，是不無根據的。
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於民族文化傳統的土壤裏，根不深，則葉難茂。故湖南作家有一個如何“尋根”的問題。
這裏還可說一南一北兩個例子。
南是廣東。有些人常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其實香港也有文化，隻是文化多體現為蓬勃興旺的經濟，堂皇的賓館，舒適的遊樂場，雄偉的商貿大廈，中原傳統文化的遺跡較為稀薄而已。在這裏倒是常能聽到一些舶來詞：的士、巴士、緊士（工裝褲）、波士（老板）以及OK一類散裝英語。嶺南民間多天主教，很多人重商甚於重文，崇洋甚於崇古，對西洋文化的大舉複製，難免給人自主創新力不足的感覺。但嶺南今後永遠是一塊二流的小西洋麽？明人王士性在《廣誌繹》中說：粵人分四，“一曰客戶，居城郭，解漢音，業商賈；二曰東人，雜處鄉村，解閩語，業耕種；三曰俚人，深居遠村，不解漢語，唯耕墾為活：四曰疍戶，舟居穴行，僅同水族，亦解漢音，以探海為生。”這裏介紹了分析嶺南傳統文化的一個線索。可以預見的是，將來嶺南文化在中西文明交匯中再生，也許還得在客家、俚人、東人、疍戶那裏獲取潛能，從自有文化遺產中找回主體的特性。
北是新疆。近年來新疆出了不少詩人，小說家卻不多，可能是暫時現象。我在新疆時聽一些青年作家說，要出現真正的西部文學，就不能沒有傳統文化的骨血。我對此深以為然。新疆文化傳統的遺產豐富多樣，其中俄羅斯族中相當一部分源於戰敗東遷的白俄“歸化軍”及其家屬，帶來了歐洲的東正教文化；維、回等民族的伊斯蘭文化，則是沿絲綢之路來自中亞、波斯灣以及中東；漢文化及其儒學在這裏也深有影響。各路文化的交匯，加上各民族都有一部血淋淋的曆史，是應該催育出一大批奇花異果的。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以及二十世紀的日本文學，不就是得益於東、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嗎？如果割斷傳統，失落氣脈，守著金飯碗討飯吃，隻是從內地文學中橫移一些“傷痕文學”的主題和手法，勢必是無源之水，很難有西部文學獨特的生機和生氣。
幾年前，不少作者眼盯著海外，如饑似渴，勇破禁區，大量引進。介紹一個薩特，介紹一個海明威，介紹一個艾特瑪托夫，都引起轟動。連品位一般的《教父》和《克萊默夫婦》也會成為熱烈話題。作為一個過程，這是正常而重要的。近來，一個值得欣喜的現象是：作者們開始投出眼光，重新審視腳下的國土，回顧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學覺悟。賈平凹的“商州”係列小說，帶上了濃鬱的秦漢文化色彩，體現了他對商州細心的地理、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係列小說，頗得吳越文化的氣韻，旨在探究南方的幽默與南方的孤獨，都是極有意義的新題。與此同時，遠居大草原的烏熱爾圖也用他的作品連接了鄂溫克族文化源流的過去和未來，以不同凡響的篝火、馬嘶與暴風雪，與關內的文學探索遙相呼應。
他們都在尋“根”，都開始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和文化依托。這大概不是出於一種廉價的戀舊情緒和地方觀念，不是對方言歇後語之類淺薄地愛好；而是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一種審美意識中潛在曆史因素的蘇醒，一種追求和把握人世無限感和永恒感的對象化表現。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層次的，浮在表麵上的是持續三四年的一些生活習慣與思想感情，比如，一些時行的名稱和時行的領帶，不消幾年就全部換新。下麵一層略為堅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續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像大仲馬《安東尼》等作品中的當今人物，鬱悶而多幻想，熱情洶湧，喜歡參加政治，喜歡反抗，又是人道主義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氣老是痛苦不堪，穿著顏色刺激的背心等等……要等那一代過去以後，這些思想感情才會消失。往下第三層的特征，可以存在於一個完全的曆史時期，雖經劇烈的摩擦與破壞還是巋然不動，比如說古典時代的法國人的習俗：禮貌周到，殷勤體貼，應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說話很漂亮，多少以凡爾賽的侍臣為榜樣，談吐和舉動都守著君主時代的規矩。這個特征附帶或引申出一大堆主義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學、愛情、家庭，都留著主要特征的痕跡。但這無論如何頑固，也仍然是要消滅的。比這些觀念和習俗更難被時間鏟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們身上的某些哲學與社會傾向，某些對道德的看法，對自然的了解，表達思想的某種方式。要改變這個層次的特征，有時得靠異族的侵入，徹底的征服，種族的雜交，至少也得改變地理環境，遷移他鄉，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總之要使精神氣質與肉體結構一齊改變才行。
在這裏，丹納幾乎是個“地理環境決定論”者，其見解不需要我們完全讚成，但他對不同文化層次的分析不無見地。中國作家們寫過住房問題和冤案問題，寫過很多牢騷和激動，目光開始投向更深層次，希望在立足現實的同時又對現實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謎。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很容易注意到鄉土。因為鄉土是城市的過去，是民族曆史的博物館。哪怕是農舍的一梁一棟，一簷一桷，都可能有漢魏或唐宋的投影。而城市呢，上海除了一角城隍廟，北京除了一片宮牆，那些林立的高樓、寬闊的瀝青路、五彩的霓虹燈，南北一樣，多少有點缺乏個性；而且曆史短暫，太容易變換。於是，一些長於表現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憶、陳建功等，想寫出更多的中國“味”，便常常讓筆觸深入胡同、裏弄、四合院，深入所謂“城市裏的鄉村”。我們不必說這是最好的辦法，但我們至少可以說這是凝集曆史和現實、是擴展文化縱深的手段之一。
更重要的是，鄉土中所凝結的傳統文化，更多屬於不規範之列。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奇風異俗等，其中大部分鮮見於經典，不入正統。它們有時可被納入規範，像浙江南戲所經曆的過程那樣。反過來，所謂“禮失求諸野”，有些規範文化也可能由於某種原因從經典上消逝，流入鄉野，默默潛藏，如楚辭風采至今還閃爍於湘西的窮鄉僻壤。這一切，像巨大無比曖昧不明熾熱翻騰的大地深層，承托著我們規範文化的地殼。在一定的時候，規範的上層文化絕處逢生，總是依靠對民間不規範文化進行吸收，來獲得營養和能量，獲得更新再生的契機。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前鑒。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地殼而是地下的岩漿，更值得作家們注意。
這絲毫不意味著閉關自守，不是對外來文化過敏。相反，隻有放開眼界，找到異己的參照係，吸收和消化各種異己的文化因素，才能最終認清和充實自己。但有一點似應指出，我們讀外國文學，多是讀翻譯作品，而被譯的多是外國的經典作品、流行作品、獲獎作品，即已入規範的東西。從人家的規範中來尋找自己的規範，模仿翻譯作品來建立一個中國的“外國文學流派”，想必前景黯淡。
外國優秀作家與相關民族傳統文化的複雜聯係，我們無法身臨其境，缺乏詳盡材料加以描述。但作為遠觀者，我們至少可以辨出他們筆下的有脈可承。比方說，美國的黑色幽默與美國的牛仔趣味，與卓別林、馬克·吐溫、歐·亨利等筆下的“不正經”是否有關？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與拉美光怪陸離的神話、寓言、傳說、占卜迷信等文化現象是否有關？薩特、加繆的存在主義小說和戲劇，與歐洲大陸的思辨傳統，甚至與舊時的經院哲學是否有關？日本的川端康成“新感覺派”，與佛禪文化的閑適虛淨傳統是否有關？希臘詩人埃利蒂斯與希臘神話傳說遺產的聯係就更明顯了。他的《俊傑》組詩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庭舉行聖餐的形式，散文與韻文交替使用，參與了從荷馬到當代希臘詩歌傳統的創造。
另一個可以參照的例子來自藝術界。小說《月亮和六便士》中寫了一個現代派畫家。但他真誠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畫家，倒是很少提及現代派同誌。他後來逃離了繁華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叢林裏，長年隱沒，含辛茹苦，最終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現代藝術的支點，創造了傑作。這就是後來橫空出世的高更。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學界向外國學習，學西洋的、東洋的、南洋的、俄國和蘇聯的；也曾向外國關門，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貨都封禁焚燒。結果帶來民族文化的毀滅，還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現在從外匯券到外國香水，在某些人那裏都成了時髦。但在這種徹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縮和毀滅之中，中國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曾對東方文明寄予厚望，認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經衰落，而古老沉睡著的東方文明，可能在外來文明的“挑戰”之下，隱退然後“複出”，光照整個地球。我們暫時不必追究湯氏之言是真知還是臆測，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學者都抱有類似的觀念。科學界的笛卡爾、萊布尼茲、愛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學界的托爾斯泰、薩特、博爾赫斯等，都極有興趣於東方文化。傳說張大千去找畢加索學畫，畢加索說：你到巴黎來做什麽？巴黎有什麽藝術？在你們東方，在非洲，才會有藝術……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嗎？在這些人注視著的長江和黃河廣闊流域，到底會發生什麽事？
這裏正在出現轟轟烈烈的改革和建設，在向西方“拿來”一切我們可用的科學和技術、思想和製度，正在走向現代化的生活。但陰陽相生，得失相成，新舊相因。萬端變化中，中國還是中國，尤其是在文學藝術方麵，在民族的深層精神和文化物質方麵，我們仍有民族的自我。我們的責任也許就是釋放現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這種自我。
這是我們的安慰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談會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發現他對中國的民俗、字畫、醫道諸方麵都頗有知識。他談到了對苗族服裝的精辟見解，最後說：“一個民族自己的過去，是很容易被忘記的，也是不那麽容易被忘記的。”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大家都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198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