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給“茅草地”的思索

  留給“茅草地”的思索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81年《小說選刊》，後收入隨筆集《麵對空闊而無限的世界》。


  一段曆史出現了昏暗，人們就把責任歸結於這段曆史的直接主導者，歸結於他們的個人品質德性，似乎隻要他們的心腸好一點，人民就可以免除一場浩劫災難。但我以為原因不完全是如此。


  從四五運動到“三中全會”，我們民族正在恢複生機。一場大手術之後，人民漸漸停止了痛楚的呻吟，恢複了平靜。人們想查一查環境，查一查病史，看那個毒瘤是怎麽長出來的。我們當然首先會把目光投向年長的一輩，投向那些曾經教誨過和領導過我們的人。


  我當過知識青年。我知道的一個國營農場有個負責人，是部隊轉業幹部，對手槍和綁腿有深厚的感情。他身先士卒，幹勁衝天，在大辦農業過程中流下辛勤的汗水，對親人和下屬也要求得十分嚴格。但他好幾次晚上提著槍，用“演習”的辦法來考驗下屬的“階級立場”。他看不慣青年男女的談情說愛，有次為了追捕一個“違禁”幽會的小夥子，竟一氣跑了幾裏路遠……結果很多幹部和青年都怕他。


  在我還訪問過的另一些農場裏，也有一些老資格的革命戰士。他們立誌務農，比起那些貪戀沙發與臥車的人，他們是有朝氣，有事業心的。但他們中的相當多數曾不懂經濟，不善管理，結果地上草比苗高。有一個農場發放寒衣，得靠領導的“老紅軍”麵子四處募捐求援。另有一個老場長，有錢大家用，有煙大家抽，對供給製和“大鍋飯”一往情深。但正是這種平均主義，使職工們的積極性日趨低落……


  這些人的故事就像代數中的“同類項”，鮮明地顯示了共通點。他們像一個個音符飛出來，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旋律；像一個個散點，逐漸連成了一道明晰的軌跡——於是，我就有了筆下的“張種田”。


  我本來可以把張種田的優點都挑出來，把他寫成一個叱吒風雲的英雄戰士，寫他身經百戰艱難創業，與人民群眾血肉情深，在反動幫派勢力的淫威之下威武不屈，等等。當然，為了讓他更生動，也可以寫一寫他性格上的小缺點，寫一寫他對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曲折的認識過程……這樣寫當然是可以的，我也這樣處理過一些素材。


  我本來也可以把張種田的缺點都挑出來，把他寫成一個蛻化變質的昏君驕臣，寫他獨斷專行、驕橫自大、思想僵化、盲目無知，最終被人民唾棄。當然，為了使他更豐富、更可信，可以寫一寫他偶爾顯露的人性閃光，寫一寫他曆史上曾經有過的豐功偉績……這樣寫恐怕也未嚐不可，我也這樣處理過一些素材。


  但我撕掉幾頁草稿後突然想到：為什麽要回避生活的真實麵目呢？為什麽一定要把生活原型削足適履，以符合某種意念框架呢？難道對筆下的人物非“歌頌”就要“暴露”？偉大和可悲，虎氣和猴氣，勳章和汙點，就不能統一到一個人身上？我對自己原來的觀念懷疑了。我想：人物的複雜性是應該受重視的。何況我們是在回顧一段複雜的曆史。


  為了更理解這個張種田，我把目光投向曆史深處，我希望在動筆前看清張種田的主要精神特質。顯然，不能說主觀蠻幹、簡單粗暴是他最主要的弱點。這是次要的。這些弱點並沒有妨礙他在以農民戰爭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中大顯身手。梁山好漢的前鑒，“山溝裏的馬列主義”，樸素的階級仇恨等等，使張種田們在抗日和驅蔣的鬥爭中力大無窮和聰明無比。那麽，為什麽他後來竟然成了一個悲劇人物？他仍然是忠誠的、熱情的，甚至並不缺乏智慧。但他越肯幹，就越具有災難性，就越增強了與人民的隔膜。“好人”與“好人”之間也心不相通。人們發現他與科學矛盾著，與民主矛盾著，於是民心渙散，民生凋敝，野心家倒是在他的羽翼下生長。他的“社會主義”還能剩下一些什麽？除了“供給衣”、“大鍋飯”、煙酒“共產”的慷慨外，人們隻看到了一個茅草地王國。這個王國的土地上，徘徊著平均主義、禁欲主義、家長製的幽靈。


  農民戰爭被經濟建設高潮代替，農業國將要成為現代化強國。因此張種田們的落伍是必然的，他不過是實現悲劇的工具。而且他的忠誠無私，他的堅強和豪爽，是不是使他的人生更具悲劇性從而更值得我們感歎？

  我說不清楚。


  說不清楚，但我還是寫了。我羨慕理論家的嚴謹準確，但並不想把一切都剖析得明明白白。除了傳達思想，我更希望抒發鬱結於心的複雜情感。


  198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