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火蟲的故事
螢火蟲的故事 注釋標題 此文為文摘集《夜深人靜》自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
在作家群體裏混上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學時的語文成績很爛，不過初一那年就自學到初三數學，翻破了好幾本蘇聯版的趣味數學書。“文革”後全國恢複大學招生考試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學幹掉了全部高中課程，而且進考場幾乎拿了個滿分（當時文理兩科采用同一種數學試卷）——閑得無聊，又把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題也輕鬆拿下，大有一種逞能炫技的輕狂。
我毫不懷疑自己未來的科學生涯。就像一些朋友那樣，一直懷抱工程師或發明家之夢，甚至曾為中國的衛星上天懊喪不已——這樣的好事，怎麽就讓別人搶在先？
黑板報、油印報、快板詞、小演唱、地方戲……卷入這些底層語文活動，純粹是因為自己在“文革”中被拋入鄉村，眼睜睜看著全國大學統統關閉，數理化知識一無所用。這種情況下，文學是命運對我的撫慰，也是留給我意外的謀生手段——至少能在縣文化館培訓班裏混個三進兩出，吃幾頓油水稍多的飯。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撓頭抓腮，好容易才在一位同學那裏明白“論點”與“論據”是怎麽回事，在一位鄉村教師那裏明白詞組的“偏正”關係如何不同於“聯合”關係。如果沒有民間流傳的那些“黑書”，我也不可能如夢初醒，知道世界上還有契訶夫和海明威，還有托爾斯泰和雨果，還有那些有趣的文學嗬文學，可陪伴我度過油燈下的鄉村長夜。
後來我終於有機會進入大學，在校園裏連獲全國獎項的成功來得猝不及防。現在看來，那些寫作確屬營養不良。在眼下寫作新人中閉上雙眼隨便拎出一兩個，大概都可比當年的我寫得更鬆弛、更活潑、更圓熟。問題是當時很少有人去寫，留下了一個空蕩蕩的文壇。國人們大多還心有餘悸，還習慣於集體噤聲，習慣於文學裏的恭順媚權，習慣於小說裏的男女都不戀愛、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財主總是在放火下毒、各條戰線永遠是“一路歡歌一路笑”……那時節文學其實不需要太多的才華。一個孩子隻要冒失一點，指出皇帝沒穿衣服，便可成為驚天動地的社會意見領袖。同情就是文學，誠實就是文學，勇敢就是文學。宋代陸放翁說“功夫在詩外”，其實文學在那時所獲得的社會承認和曆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學之外——就像特定棋局可使一個小卒勝過車馬炮。
解凍和複蘇的“新時期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時隔多年後的重續，也是歐洲啟蒙主義運動在東土的延時補課，慢了一兩拍而已。雙方情況並不太一樣：歐洲人的主要針對點是神權加貴族，中國人的主要針對點是官權加宗法；歐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補損工具，中國人卻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會轉型的大震蕩和大痛感似曾相識，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學、要民富國強的心態大麵積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師們那裏幾乎每個標點符號，都很對中國學子的胃口。毫無疑問，那是一個全球性的“大時代”——從歐洲十七世紀到中國二十世紀（史稱“啟蒙時代”），人們以“現代化”為目標的社會變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識“範式”（科學史家T.S.Kuhn語），而是創建全新知識範式，因此都釋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義文學，重新定義生活。李鴻章所說“三千餘年一大變局”當然就是這個意思。曆史上，也許除了公元前古印度、古中東、古中國、古希臘等地幾乎不約而同的文明大爆炸（史稱“軸心時代”），還鮮有哪個時代表現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
不過，“軸心”和“啟蒙”都可遇難求，大時代並非曆史常態，並非一個永無終期的節日。一旦社會改造動力減弱，一旦世界前景藍圖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術革新、思想發明、經濟發展、社會演變、民意要求等因緣條件缺三少四，還缺乏新的足夠積累，沉悶而漫長的“小時代”也許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國產電影正是這樣自我指認的。在很多人看來，既然金錢已君臨天下，大局已定，大勢難違，眼下也就隻能幹幹這些了：言情，僵屍，武俠，宮鬥，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機甲鬥士……還有“壞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昔日空蕩蕩的文壇早已變得擁擠不堪，但很多時尚文字無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齡遊戲和文化玩具，以一種個人主義寫作策略，讓受眾在心智上無須長大，永遠拒絕長大，進入既幸福又無奈的自我催眠，遠離那些“思想”和“價值觀”的沉重字眼。大奸小萌，或小奸大萌，再勾兌點憂傷感，作為小資們最為嚴肅也最為現實的表達，作為他們的華麗理想，閃過了經典庫藏中常見的較真和追問，正營銷一種抽離社會與曆史的個人存在方案——比如好日子意味著總是有錢花，但不必問錢來自哪裏，也不必問哪些人因此沒錢花。中產階級的都市家庭，通常為這種勝利大“抽離”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廣闊的受眾需求空間。
文學還能做什麽？文學還應該做什麽？一位朋友告訴我，“詩人”眼下已成為罵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詩人！”這說法不無誇張，玩笑中卻也透出了幾分冷冷的現實。在太多文字產品傾銷中，詩性的光輝，靈魂的光輝，正日漸微弱黯淡甚至經常成為票房和點擊率的毒藥。
坦白地說，一個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時代。同樣坦白地說，“大時代”也許從來都是從“小時代”裏滋生而來，兩者其實很難分割。抱怨自己生不逢時，不過是懶漢們最標準和最空洞的套話。文學並不是專為節日和盛典準備的，文學在很多時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無人，需要繁瑣甚至乏味的一針一線。哪怕下一輪偉大節日還在遠方，哪怕物質化和利益化的“小時代”鬧騰正在現實中咄咄逼人，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正淪為落伍的手藝人或孤獨的守靈人……那又怎麽樣？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鄉村看到的一幕：當太陽還隱伏在地平線以下，螢火蟲也能發光，劃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線，其微光正因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導人們溫暖的回憶和向往。
當不了太陽的人，當一隻螢火蟲也許恰逢其時。
換句話說，本身發不出太多光和熱的家夥，趁新一輪太陽還未東升的這個大好時機，做一些點點滴滴豈不是躬逢其幸？
這樣也很好。
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