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的道與理

  治學的道與理 注釋標題 此文為謝少波論文集《另類立場》中文版序，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本科畢業以後，覺得自己英文太爛，我經常騎著腳踏車回母校去外語係旁聽。其時謝少波先生正在那裏執教，給過我不少方便，還定期為我私下輔導，是一位難得的良師益友。我們在雜亂破舊的教工宿舍樓裏曾醉心於英文的詩歌與小說，共享湘江之濱一個文學夢。


  稍感意外的是，他出國留學和工作以後，由文學而文化，由文化而曆史與社會，成為一個視野日益廣闊的研究者和批評家，近年來更是活躍在國際學界，對一係列重大議題常有忠直發言，是全球性文化抗爭中的一名狙擊手和爆破手，一位挑戰各種意識形態主潮的思想義俠。


  他出於“後現代”師門，操持現代西方的語言學、解構主義、文化研究一類利器，擅長一套西洋學院派戰法。但他以洋伐洋，入其內而出其外，以西學之長製西學之短，破解對象恰恰是西方中心主義，是全球資本主義體製下的話語霸權。對“現代性”語義裂變的精察，對西方特殊性冒作“普適性”的明辨，對不同品格“人文主義”的清理，對“新啟蒙”與“新保守”暗中勾結的剖示，對跨國資本以差異化掩蓋同質化的偵測……都無不是墨凝憂患，筆挾風雷，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思想殺傷力。


  作為一位華裔學者，神州山河顯然仍是他關切所在，是他筆下不時綻現的襟懷與視野——這既給他提供了檢驗理論的參照，又有利於他拓展出一片創新理論的疆域。不難理解，他以多語種、多背景、多學科的雜交優勢，穿行於中西之間，往返於異同兩相，正在把更多的中國問題、中國經驗、中國文化資源帶入英語敘事，力圖使十三億人的千年變局獲得恰當的理論顯影，以消除西方學術盲區。


  這當然是一項極有意義又極有難度的工作。想想看，一個沒有亞裏士多德、基督教傳統、殖民遠征艦隊的中國，在內憂外患中驚醒，一頭撞入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迷陣，不能不經曆陣痛和磨難——其難中之難，又莫過於陌生現實所需要的知識反應，莫過於循實求名。迄今為止的爭爭吵吵證明，中國是二十世紀以來最大的異數，最大的考題。無論是植根於歐美經驗的西學話語，還是植根於農耕古史的國學話語，作跨時空的橫移和豎移，恐都不足以描述當今中國，不足以診斷現實的疑難雜症。因此，援西入中也好，援中入西也好，都隻是起點而非終點。像很多同道學人一樣，少波十分明白這一條。他有時候多麵迎敵，一手敢下幾盤棋，不過是在雜交中合成，在合成中創新，正在投入又一次思想革命的艱難孕育。


  在本書的一篇文章裏，他談到莊子及其他中國先賢在理論中的“模糊性、歧義性、不確定性”。這涉及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也涉及知識生產的基本機製。其實，中國老百姓常說“道理”，“道”與“理”卻有大不同。道是模糊的，理是清晰的；道是理之體，理是道之用；若借孔子一言，道便是“上達”之物，理隻是“下學”之物——下學而上達，方構成知識成長的完整過程（見《論語·憲問》）。可惜的是，很多學人仍囿於邏各斯主義舊習，重理而輕道，或以理代道。特別是在當前文本高產的時代，一批批概念和邏輯的高手，最可能在話語征伐中陷入無謂的自得或苦惱。他們也許不明白，離開了價值觀的靈魂，離開了大眾實踐的活血，離開了對多樣和多變世界的總體把握，離開了對知識本身的適時信任和適時懷疑，在一些具體理法上圓說了如何？不能圓說又如何？在紙麵上折騰得像樣了如何？折騰得不像樣又如何？


  曆史上的各種流行偽學，其失誤常常不在於它們不能言之成“理”，而在於它們迷失了為學之“道”，在大關切、大方法、大方向上盲人瞎馬。比如，作者在本書中談到的“他者”之說——在成為一個概念與邏輯的問題之前，它更像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吧？若無一種善待眾生的宏願，相關的細察、深思、靈感、積學等從何而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我敬重謝少波先生的思辨之理，不如說我更推崇他的為學之道；與其說我欣悅於他做了什麽，不如說我更欣悅於他為什麽會這樣做，為什麽能這樣做。


  在一個大危機、大震蕩、大重組日益逼近的當下，他也許做得了很多，也許做不了太多，這都並不要緊。但他與諸多同道共同發起的知識突圍，他們的正義追求和智能再解放，已經讓我聽到了希望的集結號，看到了新的彼岸正在前麵緩緩升起。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