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為何結束
“文革”為何結束 注釋標題 此文為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對於“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會提到中國的專製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到斯大林主義的影響，並上溯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這樣麻煩和耐心，幹脆把“文革”歸因於“權力鬥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
既然反思了“產生”，就不能回避“結束”。既然產生是有原因的，那麽結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動退出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這就是當今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看來在這一邏輯之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於各地造反，也不像二戰時期日本軍國政府結束於外國軍隊的占領。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和平。標誌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隻是依托一場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成了實權轉移，過渡可謂平穩。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成本很低的一次自我更新。
其原因是什麽？如果說“權力鬥爭”和“全民發瘋”，那麽這一切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如果說“專製主義”或“斯大林主義”，那麽這些東西為何恰好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麽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都有賴於社會大勢的緣聚則生和水到渠成。個人作用在曆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對於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來說，其相對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換人（領袖去世等）的小變並不一定帶來改製的大變。即便是改製，也需要更多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甚至離不開某一項生產技術的悄悄革新。比如說，如果沒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係統布局建設，沒有以紅旗渠為代表的全國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沒有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良種研發和推廣，縱有後來意義重大的聯產承包責任製，恐怕也難有足夠的農產品剩餘。那麽肉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後來城鎮人口的劇增和市場經濟的驟興，恐怕都難以想象——這一類大事不容忽略。
但這裏隻說及思想政治層麵的兩點：
新思潮的誕生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出“文革”大勢已去。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籲民主，一九七四年張天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禦狀”，矛頭直指思想文化專製——此類體製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著眾多異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成的文學團體（見多多文），在上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友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地，則有各種地下“讀書小組”從事政治和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陳益南先生著《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曆性見證，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曆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天安門事件並非孤立事件，其背後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色彩各異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製、人道、社會公正等為價值核心，其產生大致有三種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硬抵抗。在“文革”的極權體製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誌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投入對政治和社會體製的反思。包括共產黨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種政治運動的信奉者與追隨者，習慣於服從權力指揮棒，隻是因自己後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種沉重的問號湧上心頭。胡耀邦後來成為“民主”的黨內倡導者，周揚後來成為“人道主義”的黨內倡導者，顯然與他們的蒙難經曆有關。
二是“疏離型”，表現為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懷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欲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價值離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現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後的“自學熱”、“藝術熱”乃至“家具熱”——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車也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幹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鬥毆甚至調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描寫的一夥軍幹子弟，也接近這種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證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欲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體。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極因素的借助、變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曆史現象，從總體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極權體製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征，二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蕩，使解放與禁錮都有異常的高峰表現。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後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力鬥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在隨後兩年裏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望塵莫及。他的政策進退失據，反複無常，越來越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蕩著《國際歌》聲的“四·五運動”，不過是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體。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於一般的極權化整肅，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國大亂被叫停後，異端思潮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活躍與高漲，與五十年代末期“反右”後的萬馬齊喑大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於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並不是對BBC（英國廣播公司）或者VOA（美國之音）的照搬，亦無中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撐，而是一種根植於中國曆史和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誌揚等知名異端人物的經曆證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麵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麵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種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正因為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所有造反不過是在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異端思潮也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曆史從來不是發生在無菌箱裏，民主從來沒有標準範本。俄國葉卡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製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侖的改革，是有專製前提的改革。人們並沒有因此而一筆勾銷曆史，並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而不見。古希臘的民主製與奴隸製兩位一體，從來都不乏劣跡和傷痛，但後人並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實也是這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麵，革命旗號之下的一題多作和一名多實，作為某些書生很難看懂的曆史常態，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麵。在這後一方麵，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種全社會的心理大勢，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出極權軌道並非沒有可能。回顧當時眾多異端人士，我們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與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多年後，市場化進程中冒出很多群體事件。工人們或農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像，大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地方的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懷念著以前那種領導與群眾之間收入差別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多和布票一樣多的日子。作為“文革”的遺產之一，這種“懷舊”現象引起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也許，這種“後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現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為我們留下了一麵檢測曆史的後視鏡。
舊營壘的複位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於軟弱和姑息（見楊小凱一九六七年文）。這從反麵泄露出一個事實：由黨政官員以及大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上層精英群體，當時雖受到了重挫，但並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出局。事實上，正像陳益南在書中描寫的那樣，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全國恢複秩序之際，受到衝擊的黨政官員在各級“三結合”的權力重組中構成了實際性主體，並沒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一九七二年後，經過一段時間下放勞動，也大多陸續恢複工作，重新進入了國家機器。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體得以幸存，是日後結束“文革”的重要條件。
二十世紀是“極端年代”（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語），冷戰政治雙方都具有多疑、狂熱以及血腥的風格。蘇聯當局在大肅反期間先後處決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大半，蘇軍元帥的大半，還有蘇軍其他高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軍區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軍級幹部中的五十七名。六十年代的印尼政變受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官方的支持，先後共屠殺了近百萬左翼人士，光是美國駐印尼大使親手圈定的捕殺對象就多達數千。街頭的割頭示眾時有所見，軍人與穆斯林極端組織聯手，在兩年之內每天至少殺害共產黨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作為這個血淋淋世紀的一部分，中國的“文革”也出現大量非正常減員。一時間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國家暴力所為，一部分是國家失控時的民間暴力所為——二者共同構成了極權化過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頁。
不過，就大麵積情況而言，混亂與血腥並不是當時事實的全部。紅衛兵“聯動”等組織的打殺行為受到了司法追究，廣西、湖南等地個別農村的打殺風潮被軍隊緊急製止彈壓——這一類故事並非不值一提。一大批精英恢複名譽（如陳毅等），或恢複權力（如鄧小平、萬裏、胡耀邦等），也並不是發生在“文革”終結之後。這些有別於蘇聯和印尼的現象，這種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複出，是受益於革命時期“不虐待俘虜”的政策傳統延續？抑或也得助於中國社會深層“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傳統？……這些問題對於史家而言，也許不能說多餘。
“要文鬥不要武鬥”，“團結幹部和群眾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是針對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來的主流性“文革”敘事中，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名存實亡被大量潑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大體有效卻很少落筆入文。正如同樣是二十世紀的史實，蘇聯的紅色恐怖幾乎家喻戶曉，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卻銷聲匿跡——這很難說是輿論的正常。其實，基本事實之一是：如果中國也成了蘇聯或印尼，如果鄧小平等高層人士像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達可夫一樣死於殺戮，或者被某個外國大使圈入捕殺名單，他們後來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結束“文革”的時間就必定大大後延。
從事後回憶看，上層精英們談得最多的“文革”經曆是“下放”——這包括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貶入下層任職，或者直接到農村、工廠、“五七幹校”參加學習和勞動。約兩千萬知青上山下鄉也是與此相關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無疑具有懲罰功能。當事人的社會地位降低，還有歧視、侮辱、恐懼、困苦、家人離散、專業荒廢等傷害也往往隨之而來。這種經曆大多逼出了當事人對“文革”合理的怨恨，成為他們日後投入抗爭的心理根源。可以想象，當這些人冤屈滿腔時，專案組的陰冷和大字報的專橫是他們的唯一視野。自己曾一度追隨潮流投身批鬥的壯誌豪情，不一定能長存於他們的記憶。至於合作醫療、教育普及、文化下鄉、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等革命亮點，更難進入他們的興奮。這裏有回憶視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後人察覺。
在另一方麵，除了少數人遭遇遣返回鄉或拘捕入監，就標準定義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絕大多數保留幹籍和黨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這在當事人後來的回憶錄中都有不經意的泄露，但不一定成為他們樂意講述的話題。對比《往事並不如煙》一書中受難者們忙著化妝、看戲、赴宴、吃西餐、坐享專車等“往事”，此時的厄運當然已經夠苦了，但這種“下放”畢竟還不太像嚴酷懲罰。在更大範圍裏，灰溜溜的大多數“下放”者仍然不失民眾的幾分尊敬、幾分羨慕、幾分巴結乃至嫉妒。他們仍然構成了潛在的社會主流，不過是在重獲權力之前，經曆了一次冷凍，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層的短期教育。當局似乎想以此調整社會階層結構，強迫上層精英與下層民眾融合，嚐試革命化的“五七道路”——在一次已經失敗的民主大躍進以後，這無異於又來一次削尊抑貴的民粹大躍進，在世界史的範圍內同樣令人目瞪口呆。
與當局的估計相反，民眾對革命並無持久感恩的義務，倒是對極權的弊端日漸厭倦與不滿，物質和文化欲求也與禁欲化的強國路線尖銳衝突。民眾不但沒有使“下放”者受到擁護“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給他們輸入了懷疑和抵觸現實的勇氣。“下放”所帶來的豐富經驗，更使他們在日後抗爭中富有生機活力。以文學為例：作家們在批判“文革”的文學解凍中，大多有“為民請命”的姿態，即便是個人化表達，也多與農民、工人、基層幹部心意共鳴，顯示出廣闊的人間關懷。即便這種關懷夾雜個人情緒，但它至少把下層民眾始終當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懷念的對象，就像電影《牧馬人》表述的那樣。這與九十年代以後文學中較為普遍的自戀和冷漠，形成了明顯對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還是批判，但“下放”過程中所積蓄的思想情感一旦釋放完畢，有些精英興衝衝的目光就隻能聚焦粉麵和臥房，回望門第和權位，對“最後的貴族”一類話題津津樂道，甚至在報刊上製作出喜兒嫁大春是錯失致富良機的笑料——他們情不自禁地把社會等級製重建當作輝煌目標，與民眾的階層鴻溝正在形成。顯然，事情到了這一步，與“文革”後期那些與民眾緊密結盟的下放者相比，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變味、走形乃至南轅北轍？倘若他們所向往的階層鴻溝進一步擴大，倘若擺脫極權主義的鎖鏈，隻是要讓社會大多數落入極金主義的囚籠，那麽民眾對革命乃至“文革”的懷念衝動會不會如期到來？
執政當局曾低估了民眾的不滿，低估了精英們屈從姿態後麵的不滿，以曆史上罕見的“下放”運動加速了自己的失敗。當精英從民眾那裏一批批歸來，當他們的名字開始陸續重現於報刊和會議，“文革”的反對派實際上已經出爐成劍，形成了體製內的力量優勢，而且遍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種重要崗位。此時新思潮已經入場，新中有舊。舊營壘已經複位，舊中有新。各種社會條件出現了複雜的重組，貌似強大的“文革”已成殘破的蛹殼。一九七四年後的“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力不從心，到處受到陽奉陰違的抵製，已預示一個朦朧若現的結局。一旦時機到來，改革領袖就可以順從和借重民意，以實現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為號召，以“四·五運動”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實踐牌，從而形成馬克思主義化的巨大道德威權和政治攻勢。
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沒有另起爐灶，而是利用現存製度資源和製度路徑。比方逮捕“四人幫”和挫敗上海方麵的割據圖謀，是利用“下級服從上級”的集權原則——華國鋒是當時最高領導，全黨全軍全國都得服從。比如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則依據“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凡是派”盡管掌握了黨、政、軍幾乎所有的最高職位，但不得不尊重全會多數人的意誌，向務實改革派交出實權。
這一套“民主集中製”，是一種時而集權時而民主的彈性做法，與其說是製度，不如說更像是製度未成品，有時甚至不過是應急運動，是經驗的隨機把握。如果說它曾被有效地用來應對過救亡和革命，但未能阻止“文革”的發生，最終還出現了強權化和極端化的惡變，讓人們餘悸難泯和暗慮難消。因此，舊營壘在成功結束危機後，如果還要繼續往前走，承擔一個人口大國全麵振興的曆史使命，就不得不麵對製度建設和製度創新的巨大難題。
這個難題留給了未來。
結語：不難理喻的“文革”
對“文革”的簡單化敘事積重難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國人被某些“傷痕”式作品洗腦後，說起中國的“文革”，隻能倒抽一口冷氣，搖頭瞪眼地驚歎“不可理喻”。這恰好證明當今主流性“文革”敘事的失敗。理喻是什麽？理喻就是認識。我們需要自然科學，正是因為自然科學能把種種不可理喻的自然現象解說得可以理喻。我們需要人文社會科學，正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能把種種不可理喻的人文社會現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們絕不可把“文革”越說越奇，越說越怪，越說越不可理喻，再把這個認識黑洞當作自己大獲成功的勳章。
“文革”是上十億大活人真實存在的十年，是各種事變都有特定條件和內在邏輯從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絕不是一堆荒唐的瘋人院病曆。隻要不強加偏見，隻要不扭曲記憶，一個貧窮大國急切發展中的多災多難，就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個交通事故更難於理解，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位親人或鄰居更難於體會——從根本上說，他們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這些活生生的人來參與和推動，並最終予以懷疑和終結的。今天，“文革”已結束三十年了，已退到可供人們清晰觀察的恰當距離了。我們需要更多作者來拓展和豐富對“文革”的敘事，還“文革”一個不難理喻的麵貌。這樣做，可能會增加批判“文革”的難度，但隻會使批判更加準確和有力，成為真正的批判。
徹底否定“文革”是多年來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觀念，自有不算恩怨細賬和調整全局戰略的好處。換句話說，這種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極權體製及其弊端，那麽再怎樣“徹底”也許都不為過。即使當事人有點情緒化，也屬於人之常情。但這樣做，如果隻意味著遷就於思維懶惰，意味著劃定學術禁區，對十年往事格諱勿論、格禁勿論、格罵勿論，那麽一種妖化加神化的兩極敘事，必會造成巨大的認識混亂和認識隱患。十年中與極權關係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創製和強國的建設），對極權給予磨損、阻滯、演變、克服的事物（如啟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為連同病毒一起滅亡的寶貴生命，而結束“文革”的生動過程和曆史意義就會永遠空缺。這種曆史上似曾相識的偏執論競賽並不光榮。它不僅會給某些空幻和誇張的紅色“懷舊”之潮伏下誘因，更會使人們在西方冷戰意識形態麵前未戰先亂，自我封嘴，盲目跟潮，喪失自主實踐的能力。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長久處於不可理喻的狀態，就會成為一截粗大的絕緣體，無法接通過去與未來。這塊絕緣體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前的半個世紀——“文革”就是從那裏逐漸生長出來的；也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後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文革”是後續曆史不可更換的母胎，孕育出後來各種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來的危機。
當中國正成為一個世界性熱門話題，“文革”是繞不過去的，更不應成為二十世紀以來國情認知迷宮前的一把鏽鎖。
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