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南洋
找回南洋 注釋標題 此文為蔡葩《有多少優雅可以重現》序，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
海南島在漢代已設置郡縣，並入中央帝國的版圖，但仍是“天高皇帝遠”，與中原的關係處於若即若離和時密時疏的狀態，於是才有南北朝冼夫人率一千多黎洞歸順朝廷的故事。沒有疏離，何來歸順？
北宋以後，在蒙古、突厥等北方遊牧民族板塊的擠壓之下，華夏文明中心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偏移，帝國對海南的控製和滲透漸次加強。特別是從明朝開始的大批移民，沿東南沿海推進，渡過瓊州海峽，漢人群落在海南形成了主導地位。“閩南語係”覆蓋閩南、台灣、潮汕以及海南，給這一次移民留下了明顯的曆史遺痕。丘浚、海瑞等一批儒臣，後來都是在閩南語的氛圍裏得以成長。
至此，海南最終完成了對華夏的融入，成為中原文化十分重要的向南延伸。但觀察海南，僅僅指出這一點並不夠。處於一個特殊的地緣區位，海南與東南亞相鄰與相望，與南洋文化迎頭相撞，同樣富有南洋文化的血脈。所謂“南洋”，就大體而言，“南”者，華夏之南也，意涉嶺南沿海以及東南亞的廣闊地域，其主體部分又可名之為“泛印度支那”，即印度與支那（China，中國）的混合，源自南亞的伊斯蘭教與源自東亞的儒學在這裏交集並存，包括深眼窩與高顴骨等馬來人種的臉型，顯然也是印度人與中國人在這裏混血的產物。至於“洋”，海洋也，從海路傳入的歐洲文化也，在中國人的現代詞匯裏特指十六世紀以後的西風東漸，既包括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一批海洋帝國的文化輸入，也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等第二批海洋帝國的文化輸入。“洋火”“洋油”“洋蔥”“洋灰（水泥）”等，就是這一曆史過程留下的各種新詞，很早就被南洋居民們習用。
眼下從中原來到海南，人們會常常發現島上風物土中寓“洋”。街市上的騎樓，有明顯的歐陸出身，大概是先輩僑民從海外帶回的建築樣式。排球運動的普及，同樣有明顯的歐陸烙印，以至文昌縣為全國著名的“排球之鄉”，幾乎男女老少都熟悉這種洋體育，對太極拳與少林拳倒是較為陌生。還有語言：“老爸茶”頻頻出現於海南媒體，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爸”是bar的誤譯。體育習語如“賣波（我的球）”，“奧灑（球出界）”，當然也分別是my ball與out side的音譯。如有人從事跨語際比較研究，肯定還可在海南方言中找到更多隱藏著的英語、法語、荷蘭語——雖然它們在到達海南之前，可能經過了南洋各地的二傳甚至三傳，離原初形態相去甚遠。
有些曆史教科書曾斷言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一直“閉關鎖國”，其實這種結論完全無視了漢、唐、元、明等朝代的“國際化”盛況，即使隻是特指明、清兩朝，也僅僅適合於中原內地，不適合同屬於中國的東南沿海。當年鄭和下西洋，並非一個孤立的奇跡，其基礎與背景是這一地區一直在進行大規模的越洋移民，一直在對外進行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和商業交往，並且與東南亞人民共同營構了巨大的“南洋”。據說海南有三百多萬僑胞散居海外（另說為五百多萬），足見當年“對外開放”的力度之大，以至於現在還有些海南人，對馬尼拉、新加坡、曼穀、西貢的街巷如數家珍，卻不一定知道王府井在何處。
南洋以外還有東洋，即日本與高麗。兩“洋”之地大多近海，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曾是中央帝國朝貢體係中的外圍，受帝國羈製較少，又有對外開放的地理條件和心理傳統，自然成了十六世紀以後亞洲現代化轉型的排頭兵。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內，在西方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理念廣為流播之前，亞洲多數國家的管轄邊界和主權定位並不怎麽清晰，海關、央行、國籍管理等諸多國家體製要件尚未成熟——以至於中、越兩國的陸地邊界到二十世紀末才得以勘定簽約。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最初以南洋為基地，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這場革命以改造中國乃至亞洲為目標，但最初完全依賴南洋的思想文化潮流、資金募集、人才準備，幾乎就是南洋經濟和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政治表達——海南的宋氏家族以及黃埔軍校裏一千多海南子弟，自然成為革命旗下活躍的身影，其倡導現代化的紛紜萬象，非後來的海南人所能想象。南洋人民相互“跨國革命”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僑民們穿針引線和裏應外合，新派人士天下一家，與法國大革命以後歐洲的各國聯動頗為相似，直到反美的“印支戰爭”期間仍餘緒未絕，比如在胡誌明的人生故事裏，國界就十分模糊。
不過，“民族國家”的強化趨勢不可遏止。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江浙資產階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湘川農民大眾，成為革命的主力，是中國現代史上後來的情節。這是孫中山革命陣營的進一步擴大，是從南洋開始的革命獲得了中原這個更大的舞台，當然也是中國革命者們“民族國家”理念初步成型的表現。有意思的是，作為一個象征性細節：孫中山先生正是在獲取內地各種革命資源之後，才放棄了文明棍、拿破侖帽、西裝革履等典型的南洋僑服，創造了更接近中國口味的“中山裝”。他肯定有一種直覺：穿著那種南洋僑服，走進南京或北京是不方便的。也就是從這時開始，隨著民族國家體製的普遍推廣，東方巨龍真正醒過來了，隻不過這一巨龍逐漸被分解成中國龍、越南龍、泰國龍以及亞洲其他小龍。九龍鬧水，有喜有憂。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地後來一再發生恐怖的排華浪潮，而中國嶺南地區的很多革命者，也曾在“裏通外國”“地方主義”“南洋宗派主義”一類罪名下，多次受到錯誤政治運動的整肅。作為一個民間性的共同體，“南洋”已不複存在。“南洋”不再是一個溫暖的概念，而是一段越來越遙遠並且被人們怯於回憶的過去。
南洋曆史，南洋與中原的互動曆史，還有南洋與中原互動曆史對現代中國的影響，其實都是了解中國與世界的重要課題——其研究需要更多人力投入。眼下，隨著歐洲殖民主義從香港和澳門最終撤走，隨著“10+1”（東南亞十國加中國）互助藍圖的展現，隨著經濟跨國化與文化全球化的大浪洶湧，重提“南洋”恐怕並非多餘。
這並不是要緬懷往日中央帝國的朝貢體係，而是在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之外，獲得一種人類共同體多重化與多樣化的知識視野——還有善待鄰人與遠人的胸懷。
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