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圍城

  走出圍城 注釋標題 此文為林建法等主編第三輯《當代作家麵麵觀》序，時代文藝出版社，1994年。


  這本書是三方對話，一方是批評家，一方是創作家，一方是編輯家——其實編輯常身兼二職，既有批評也有創作，隻是把批評意見和創作構想都寫進了稿箋，融入別人署名的作品之中，隱在出版物的萬千氣象之後。


  三方均為文學的生產者，但各有所司，各有所專，具有不同的實踐曆程與知識視角。因兩位主編的促成，他們相約於此書，以文解人，以人證文，算是一次借助筆墨的近距離交流。


  自九十年代來，文學熱潮漸退，文學活動趨少，圈內人見麵機會不如從前，倒也有一份相忘於江湖的散淡和自在。即使有緣把臂，似乎也鮮有八十年代那種激情的切磋和爭論，鮮有戰友式的同仇敵愾與甘苦相知。時光飛逝，八十年代的樸質和浪漫俱往矣，九十年代顯得更加成熟，也更加世故；有更多的獨立，也有更多的疏離——人們相會之際仍能妙語連珠大笑生風，隻是文學話題越來越少。撲克、古董、保齡球、養身術、流行笑話、歐洲杯足球賽等，正占據文學原有的位置。


  是文學已經談完了嗎？或者說，成天表現出亢奮的文學反而涉嫌小兒科的弱智和多動症？

  生活是文學的母胎，而九十年代以來的生活正在模式化。作為出版市場大國的受益者，文人們眼下大多有了中等階層的滋潤日子，房子住大了，家具換代了，職稱升高了，赴宴與出鏡也多了，窮鄉僻壤窮街陋巷的往事已漸模糊。屈辱生涯成了透支的自敘，窮小子們大多退出了視野，正遠離沙發和浴缸所侍候的神經末梢。文人們終於有了應有的幸福，但幸福的代價，是他們從各個社會層麵和各種生活經曆中拔根而出，不再是來自遙遠現場的消息報告人。他們大多被收編到都市白領的身份定位，不經意中已被訓練出通行的消費習慣，連關閉電視後的一個哈欠，也有差不多的規格。正像俄國老托爾斯泰說的：幸福者有共同的幸福，不幸者有各不相同的不幸。他們正是因為幸福而變得彼此雷同，與圈內人的相見，差不多是鏡中自照，差不多是自己戴上假麵前來握手寒暄。在這種情況下，即便雙方來一次掏心掏肺的深談，能獲得幾多驚訝？


  觀念是文學的種子，而九十年代以來的觀念正在流行化。據說有人已宣告“曆史的終結”，實際上是指對曆史的認識已終結。懷疑到此止步，批判逾期作廢。善與惡，獨與群，意識與潛意識，現代與前現代……這一套知識已經構成了圓通的解釋體係，完全夠用的幾把尺子，似乎足以測示世界上任何悲劇或鬧劇，勘定我們身邊任何一個人。對於有些文人來說，他們不再用生活孕育思想，就隻好尾隨大街小巷裏的眾口一詞，把自己的腦袋交給流行媒體。即便還偶有商榷，還偶有爭議，也不過是我用這把尺子時你剛好用了另一把，或是我從下量時你剛好要從上量，我量左時你剛好要量右——度量的標準本身並無不同。一本本流行的哲學或經濟學，批發出太多相似的觀念、口吻、修辭手法以及衍生讀物，傳染病一樣改變著文學，使太多言說變得似曾相識又無跡可求，使八十年代的個性解放，終於會師於某些脫口而出的套話。事情到了這一步，交流豈不是有點多餘？那麽多研討會、報告會、名人對談是否熱鬧得有點空洞？


  新時期的中國文學步入中年，有了中年的厚重也有了中年的遲緩，有了中年的強健也有了中年的疲乏——生活模式化和觀念流行化不過是常見的文明病，是現代社會裏文人被專業化、科層化、精英化、利益體製化後新的危局。在這個意義上，文學要永葆青春，就得再一次走出圍城，再一次向廣闊的生活實踐和敏銳的知識創新開放，再一次把自己逼入陌生的前沿。事情得從頭開始，甚至得從文學以外的功夫開始。


  眼下這本第三輯《當代作家麵麵觀》，為文學帶進了很多新麵孔，也帶進了很多新的話題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開放的意義。作為讀者之一，我把它看作一張緩緩打開的大門，引我進入圍城之外新的風光。


  199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