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互盲，還是文理互補——在北大網文論壇的講話
文理互盲，還是文理互補
——在北大網文論壇的講話
時間：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地點：北京北京大學中文係
主持人邵燕君：
二〇〇四年我在北大做了一個評刊論壇，帶著一幫學生逐年評點最重要的、有創新性的代表作。那一年，我們選的年度作家就是韓少功老師。為什麽？因為他那一年他發了四篇小說，每一篇都在不同向度有形式的創新。
評刊工作做了六年，後來不做了。說得白一點，我帶不動學生了。八〇後、八五後的學生進來了，迫於學院體製的壓力跟著我讀，但知識背景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我非常切近地感覺到文學的生產機製發生了重大變化。之後我就開始跟他們混在一起，做他們喜歡的東西，剛開始是網絡文學，後來是動漫，現在也開遊戲課。就像當年您寫《馬橋詞典》一樣，一開始我聽不懂他們講話。下課請他們吃飯，讓他們“現在說你們自己的話吧”。結果那一頓飯我完全聽不懂，不管是他們講的內容，還是他們用的黑話，我全聽不懂。
就像您當年做《馬橋詞典》，後來經過我們五六年的努力，做成了現在給您看的《破壁書》，就是從亞文化、二次元粉絲文化的各個部落各整理了一套黑話，做成了一部詞典。我們有一個最自然的參照、致敬的對象，就是韓老師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馬橋詞典》，它是尋根文學十年之後的碩果。
這算是第二次跟韓老師無意間相逢。沒想到，我們這個學期正在做一個研究，本來是關於網絡文學抄襲，後來我們發現了背後的軟件寫作問題。這個問題跟我們此前研究的關於網絡文學與整個二次元文化的數據庫寫作、人工智能、VR又深切地相連。正當覺得阻力很大的時候，我們突然看到了您的《當機器人成立作家協會》，韓老師又一次走在我們前麵，我們又碰到一起了。機緣巧合，我趕緊就抓住機會，把韓老師劫持到我們這裏，來跟我們進行深入的討論。
剛才都是閑話，下麵就請韓老師給我們講一下他最新的想法。
韓少功：
我是來求教的。剛才邵老師講的那一篇文章，暫定《讀書》雜誌第五期發表，已提前給一些同學傳閱了。（邵：都給了。）那麽我今天就不再重複，而是想從一個更大的角度，把人工智能稍微擴大到高科技，看一看高科技時代裏文學的處境與可能，看一看文學的主體和客體都可能發生哪些變化。我想至少得注意三點：
第一，科技一直在改變文學以及文化的生態
科技與文學其實關係十分密切。我舉兩個例子。一是紙張的發明。很多人曾說中國以前沒有史詩，事實上，藏族有《格薩爾王》、蒙族有《江格爾》、苗族有《亞魯王》《開天辟地》，都是長篇史詩。漢族好像確實沒有史詩，錢穆先生的解釋是，原因是紙張發明早。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證明中國的西漢紙遠在蔡倫之前幾百年就出現了，就使用了，因為方便書寫，不必依賴口傳的方式，因此《史記》《漢書》等就成了漢族的史詩。歐洲當然不一樣，直到十三世紀以前主要是用羊皮紙，既昂貴又笨重，所以他們古代的文學，從史詩到悲劇，主要靠口耳相傳的方式，書寫是他們的短板。亞裏士多德談poetry有六個標準，台詞、情節、人物、主題、場景、聲調——完全是一種“劇”的概念，是敘事性的說唱作品，與我們說的“詩”相差較遠。總之，歐洲與中國在文學體裁、繼而在文學傳統方麵有明顯區別，背後看不見的推手就是紙張。
再舉一個藝術上的例子：繪畫。工業時代以前，歐洲的畫種主要有二，一是肖像畫，二是風景畫——當然還有一些宣傳宗教的壁畫。出現巨大的改變，是在工業革命帶來的新技術，特別是視覺領域裏照相機的出現，讓風景畫、肖像畫幾乎突然就變得多餘。後來出現塞尚的印象派、馬蒂斯、畢加索等人的超現實主義，都是弱化紀實功能，用中國人的說法，是從“寫實”轉向“寫意”。俄國、中國後來的油畫風格潮流大變，比歐洲晚了一兩拍，但也是不得不變，我們現在去中央美院看，很多大一學生也不畫素描了。當然，喜歡紀實的、工筆的，就像文學中就喜歡格律詩的，還會有，還可能出現天才，但從總的潮流來看，照相機也是一隻看不見的推手，最終逼得繪畫藝術的生態體係大為改觀。
由此看來，文科生切不可以為科技與自己沒關係。
第二，新科技正在改變什麽
我不是科技方麵的專家，僅僅是與大家做一點雜感式交流，談一些現象。有一位記者說我善於“前瞻”。哪有什麽“前瞻”呢？都是當下已經發生的事。
比如說空間。通訊技術對我們的時空感覺改變最大。我們經常不知道鄰居是誰，甚至連親人都疏遠，但地球那一方的某個人可能從早到晚都在與我密切聯係，“天涯”與“比鄰”在普遍交換位置。以前的文化差異經常是由地緣因素決定，什麽南方/北方，亞洲/歐洲，等等。但現在地緣差異越來越小，倒是時間差異、代際差異越來越多。就像剛才邵老師一直在強調八五後、九〇後——哪怕相差幾年，都可能造成語言上不相通。網上一個八〇後在一堆九〇後裏插話，九〇後可能會說，骨灰級的，一邊去。學術體製好像沒跟上這種變化。社科院有英國研究所、美國研究所、阿拉伯研究……有沒有八十年代研究所、九十年代研究所、一九九五後研究所？
超地緣、超代際的差異也在虛擬空間生成和加劇，暫時叫“網群差異”吧。一方麵，是互聯網促進全球化，不光中國的孩子追韓劇、美劇，好多國外人也在追中國的網絡小說。另一方麵，互聯網也催生“逆全球化”的強大力量。比如，以前很多國人移居海外後，特別想融入當地主流文化，學外語、交外國朋友、建立當地人脈，好發展自己的事業。倒是現在有了微信，成天活在同胞、老鄉的圈子裏。我有一個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的親戚，現在每天發十幾條湖南的消息，比我還像湖南人。很多海外華人的圈子越來越封閉，完全成了在海外的飛地型和孤島型的文化群落。據說西方的很多中東、中亞難民也有這種情況，通過社交軟件，天天討論《古蘭經》，把歐美的基督徒們給急死。西方曾經大為自信的文化同化能力，曾經美好的全球化願景，突然被微信這種東西大打了折扣。
再說說知識。互聯網等新工具使我們學習越來越方便，知識越來越多，據說將來可用納米材料做成超微芯片，直接植入人體，省去我們的潛心苦讀，省去所有的學校。但也並不全是好消息。比如，我們很多知識都是來自屏幕，很多人是屏幕麵前長大的一代，脫離社會、脫離實踐的時間越來越長。以前中學畢業就是知識分子，可以開始工作。現在呢，從幼兒班開始，三十多歲還是博士後，幾乎半輩子在校園裏。我在哈佛大學還見過一個五十出頭的老博士生在那裏混。不是說實踐產生知識和激活知識嗎？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須嚐一口梨子。但是現在“梨子的滋味”都產生於書本和屏幕，用一百本書產生第一百零一本書，從1000G文件產生第1001G文件，“知道分子”滿天下。知識的碎片化、複製化讓人擔憂。有一個中國作家寫了一部小說，說的是女大學生晚上賣身。其實這故事來自小報上一篇關於日本的報道。湊巧的是，小說發表兩三年後，一個日本學者又根據這個小說，寫了一篇論文，進而研究整個亞洲的什麽什麽……一個二手變三手、三手變四手的知識旅行就這樣形成了，知識的不斷鏡像複製就這樣形成了。記者、作家、學者在這一過程中都各得其利，但這對社會有什麽好處？是不是反而伏下了某種風險？
我以前還隻是擔心文科太脫離社會和實踐，以為理工科畢竟有實驗、有實習，比文科要好。但我有位年輕人從美國回來告訴我，眼下很多理工科的實驗們也摻水了。以前是用很“原始”的方法做實驗，比如，手工操作量杯、試管、試劑，雖有點危險性，但化學實驗的體會很深刻，入心入腦。現在呢，大多用模塊化的、半成品，甚至半智能化的工具來做實驗，就像用傻瓜照相機來學攝影，安是安全了，順是順利了，攝影到底學得怎麽樣呢？對光圈、速度、聚焦等技術要點領會得如何？恐怕是有疑問的。
再來談談民生。最近很多媒體和專家在熱議人工智能。凱文·凱利最近有三本書在中國翻譯出版，其中有一本叫《out of control（失控）》。他是個樂觀派，說像維基百科這種東西，大家參與編寫都不要錢，使用也不付費，這叫“數字化的社會主義”，好像個個都是活雷鋒。馬雲還說：現在有了大數據，搞計劃經濟毫無問題。不過知其一，還得知其二。機器曾經替代我們的體力，現在開始替代我們的智力。好事嗎？好事，大家更有閑工夫爽一把了？生產效率還會突飛猛進？但由此而來的就業問題可能就比較難辦。特朗普在美國上台，雄心勃勃的目標之一就是為美國人創造更多就業。當年美國一個高中畢業生就可以當上中產階級，賺很多的錢。全球化之後，那種好日子慢慢不見了。很多工作機會流失國外，被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印度人搶走了。其實專家們說，特朗普更大的克星是人工智能。即便這些工作機會今後能回到美國，也不會落到那些高中畢業生手上。郭台銘說，他在中國大陸雇傭了幾十萬工人，五年之內要裁減掉百分之九十，他的富士康將變成“黑燈工廠”。他去美國會不會也使這一招？
我在文章裏也提到，二〇一六年底穀歌宣布他們新一代的翻譯機出現，減少舊式翻譯機的毛病百分之六十以上。今後除了文學翻譯比較難搞定，一般的商務翻譯、新聞翻譯、旅遊翻譯大概都可以搞定，那麽外語係的孩子還有多少能就業？中文係也很懸。現在很多報社已經開始用機器人寫新聞稿，保險公司、司法機構、社會團體等也開始使用機器人秘書。即便是最低一等的，那些兜底性的再就業崗位，保安、保潔什麽的也可能好景不長。有人臉識別、指紋識別的軟件，完全可以機器化，將不需要那麽多保安。保潔可以用掃地機，我女兒家裏就有個掃地寶寶，很便宜，沒電了它還能自動找插頭充電。報紙上有兩個數據，一是估計以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要失業，二是估計失業率在百分之四十二以上。但不管哪一個數據，都會讓整個社會玩不下去。別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玩不了。你讓這些失業者都去幹什麽？曬太陽、鬥地主、跑馬拉鬆？或者都可以白吃白喝？如果那樣，幹活的人又怎麽心理平衡？
最後談談價值。基因技術給我們帶來了福音，一些以前不能治的病現在可以治了，一些不孕不育的問題可望解決，新的植物、動物、微生物說不定能給人類帶來極大的福利，讓生活煥然一新。但轉基因食品到底是否安全，至今還鬧得沸沸揚揚的。更重要的，有一個以色列的學者尤瓦爾·赫拉利，寫了一本《人類簡史》，一本《未來簡史》，在中國都出版了。他是比較悲觀的，認為基因技術一旦同市場化原則結合起來，就會造成“生物等級製”。有錢人可以買優秀基因，窮光蛋就隻能基因低劣，基因優化權掌握在富人手上，很多人一開始就輸在娘肚子裏。他說，“我們可能正在打造一個史上最不平等的社會”。
這件事與文科的尤其意義重大。因為人文人文，文科就是人科，文學就是人學，以尊重人類生命為最重要的價值前提，以人道主義為天經地義的立身之本。所謂真，就是確保人類的認知可靠。所謂善，就是追求人類的利益共享。所謂美，就是提供人類感官的愉悅形式。這一切都是圍繞人展開的。如果基因技術推出各種仿生產品和類人產品，那它們還算不算“人”？如果那些活物不是來自父母，不過是基因公司的產品，五腑六髒、手足四肢都不過是納米材料、或其他生物材料，那它們還能不能享有“人權”？傷害一個這樣的產品，是犯有反人類罪呢，還是同拋棄一台電腦差不多？高規格和低規格不同配置的基因產品，在“人格”上該平等嗎？不斷的修補和置換，可以讓很多產品不“死”，那麽“生”又有什麽值得大吹大擂？如果無性、無婚、無親、無倫的活體產品滿天下，那麽以“愛”與“死”為永恒主題的文學還有何用，還能讓人讀得懂？……美國一個大發明家庫茲韋爾，說二〇四五年前將實現碳基生物和矽基生物的完全融合，就是人和機器的完全融合。如果他說對了，賭對了，人類漫長的文科曆史——包括你們研究的網絡文學，差不多就進入死亡倒計時了。
第三，人文精神再次麵臨十字路口
按照庫茲韋爾的說法，新科技不是在扮演上帝，而是已經成為上帝。問題隻是在於，新的上帝是否足夠仁慈？我們似乎不知道，很難知道。
也許我們眼下隻有兩種選擇：
一是文理互盲，精神危機。因為現代教育體製分科太細、太窄，現在很多文科生無視科技，不懂科技，大概是“君子不器”吧，以為隻有一口文藝腔才是高大上，用法文或英文談點詩歌、戲劇才有範兒，才有×格。與此同時，不少理科生特別迷信科技，認為科技能解決一切問題，其實是用一種對待宗教的態度來對待科學，在我的文章裏，被稱為“數理邏輯的一神教”。比如，不少專家用醫學、生理學來處理社會和精神的問題，說有人不快活，是缺少快樂的基因，說美國人選擇當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那也是基因方麵的問題，是他們的祖宗就決定了的。這也太扯了吧？經濟學家們不懂數理方程，都沒法在圈子裏混，都沒法開口。但特朗普上台，你們用那些個方程測算成功沒有？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你們那些數理邏輯的偉大作用上哪兒去了呢？
十八世紀以後，所謂“上帝死了”，人文學科興旺並取而代之。沒想到，眼下全球性的宗教、邪教大舉回潮，甚至極端主義的原教旨化。和尚道士、神父牧師很吃香，眼下家裏稍有幾個錢的，都要在牆上掛個金剛經或心經，結交一兩個仁波切，似乎信仰問題要重新交給神學來解決。人文知識分子幹什麽去了？他們的影響力、感召力、說服力到哪兒去了？按照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精神病的人數正在不斷地攀高，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五年的十年之間就增加了百分之十八，每年造成自殺人口一百多萬。一方麵是高度物質化，另一方麵是重新神學化，這已經構成了人類精神危機的基本麵貌。
另一種選擇是文理互補、重建價值——也是我覺得正確的選擇。我們是人，按照莊子說的，“物物而不物於物”，掌握新科技，是要走科技服務人類的正道。既要警惕物質化，又要防止神學化。既不要迷信科技，又不可拒絕、害怕、遠離科技。其實我們作為人，並不需要事事都高科技。比如我吃飯，有一雙筷子就行，如果給我一個吃飯的機器，我肯定不高興。我散步、打拳、跑馬拉鬆，也都很低科技，用不著用高科技武裝到牙齒。再說，作為一種精神體，我們價值觀的創造和堅守，也不一定非高科技不可。李白用毛筆寫詩，我們用電腦來寫，就一定寫得過他？當然，從總的方麵來看，文、理雙方總是互相滋養、互相滲透、互相推進的。凱文·凱利說，人工智能是“人類的孩子”，需要人類不斷給它“灌輸價值觀”，因為辨識和創造價值觀，是人類的長項和優勢，恐怕永遠無法被機器人所取代。凱文·凱利這種援文入理的態度，是一個有智慧的啟示。
啟蒙時代以前，人類很多時候靠神學來管理價值觀，後來因得益於科技的發展，現代人文學科成長起來，才以文科取代了神學，即尼采說的“上帝死了”。與此同時，也是得益於現代人文學科的發展，科技反過來也有了突破性進展。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有一本著名的書，《科學革命的結構》。他在書中指出，當年哥白尼的日心說、達爾文的進化論等，並不是來自一個邏輯實證主義的直線積累過程，而取決於新舊“範式”的更迭，取決於這種更迭後麵人類主體的心理變化。很多時候，在不利證據更多的情況下，新範式也可能因社會心理、文化潮流、意識形態的變化，實現不可思議的不戰而勝。這就證明，人文也一直在促進科技。
庫恩這本書被視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五本哲學著作之一。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文理互補、重建價值的黃金時代。有意思的是，為什麽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文、理雙方反而要那樣傲驕，要互相關上大門呢？為什麽要那樣怯於承認自己知識專業的有限性，不願以更大的視野來關切當代的重大問題，特別是價值觀的重建問題呢？這裏麵是否多多少少已經暗藏了一些準神學的態度？
沒有科技的文科，隻能是變種神學。
沒有人文的科學，也隻能是變種神學。
聽說在座的有文科生，有理科生，這很好。雖然我們各有專攻，但就像古人說的，為術有別，為道相通。我們隻有在互相補充、滋養、推進中，才能做出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邁過二十一世紀這一道大坎。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