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相近，習相遠
性相近，習相遠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16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作家、翻譯家、批評家高端論壇’。
時間：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地點：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幾十年前，我是一個初中生，遇上“文革”中全國學校的停課，所有的圖書館也一關了之。但學生們的閱讀興趣仍難以遏止。有一天，在空蕩蕩的校園裏，我和幾個同學爬牆上梁，摸到校圖書館的上方，破開天花板，當了一回偷書賊。一大包偷走的圖書中，有一本叫《紅與黑》。
紅與黑？是紅道與黑道的血拚嗎？是一個關於革命與反革命兩條路線的鬥爭故事嗎？我後來才知道，這是一本法國小說，與革命和路線八竿子打不著，卻居然有令孩子們驚心動魄的愛情與性。從那時起，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少圖書館竊案頻發，大批印刷物被學生們偷出，進入了民間“黑書”市場，其中包括巴爾紮克、維克多·雨果、莫泊桑、大仲馬、小仲馬、梅裏美、莫裏哀、羅曼·羅蘭、盧梭、左拉、福樓拜、波德萊爾、蘭波、伏爾泰、喬治·桑乃至拉伯雷的作品……這個長長的名單足以證明，法國文學即便在“文革”前的紅色中國也蔚為大觀。傅雷、王道乾、李健吾、鄭克魯等翻譯家的手筆膾炙人口，給讀者們展示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文學異域，以致當時任何一位文青——哪怕是紅衛兵，若說不出《九三年》或《卡爾曼》，都不大好意思在圈子裏混。
遙遠的法國與中國似有不解之緣。早在一八九八年，由林紓主譯的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就是第一本進入國門的西方小說。林紓一生並不懂外文，靠助手口譯才得以完成一百多部譯作。可以想象，那一代人的破冰之舉艱苦卓絕。中文是一種表意文字。包括法文在內的西文是一種表音文字。雙方基質大異，長期絕緣，凝聚其中的生活經驗被一萬多公裏的距離所分隔，被數千年的不同曆史所分別塑造，要實現一種全口徑對接實在太難。林紓的一些譯句就曾引起爭議：“拂袖而去”，歐洲人沒有長衫大袖，如何“拂”？“挑燈夜讀”，歐洲人不怎麽用油燈，如何“挑”？“抓住我的手使勁搖擺”，這一類讓後人摸不著頭腦的硬譯，與其說是出於對原文的誤解，更像是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尋常事故——中國人從無握手這種禮儀，看不懂兩手相接“使勁搖擺”大概也情有可原。
在更抽象、更精微的詞意層麵，中文裏的“道”怎麽譯？英文裏的Being（是，在，存在，生命等）怎麽譯？哪位譯者對這一類詞語不是望而生畏，直到把自己折騰得抓狂？後來，《馬賽曲》《國際歌》在中國山地紅軍那裏得到廣泛教唱，正像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語錄在更後來的法國“紅五月”學生運動中引人注目——二十世紀全球化進程中的這激情一幕令人驚異。中法兩個民族之間，文化性格的近似值明顯偏高，堪稱一奇。然而後人不難看出，全球化不等於全球同質化。激情一幕終究沒有持續太久。究其原因，雙方革命者的相互認同，自有文化、曆史、社會等方麵的深刻原因；而他們之間的相互誤解，同樣受限於雙方在文化、曆史、社會等方麵的深刻差異。
《三字經》是中國民間婦孺皆知的啟蒙讀物。其開篇第二句就是“性相近，習相遠”，源於兩千多年前孔子的《論語》。有一次我訪問印度某大學，應主人的要求解釋這一句，曾將其英譯為People are similar in nature，but diverse in culture。即“人們在自然本性上相似，在文化上卻多樣”。當時我深深震撼和折服於文化先賢這一對人性最重要、最深刻、最精辟的描寫，相信即便在全球化時代，這一簡潔表達也仍然顛撲不破。就像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裏所理解的：“人都隻有一條命，都隻有一個腦袋一個生殖器以及手足四肢，而這一切無論中西並無二致。由此而產生的文化斷不會差異到哪裏去的。”比如，“勇敢一類美德而不是懦弱一類醜態，在任何一種文化傳統裏都受到肯定和敬重，沒有什麽差異可言”。但“在另一方麵，人當然也有種族和性別的生理所屬，還離不開階級、行業、社區、國家、地理、曆史的種種生存環境，而這一切從古至今都殊分有異，由此產生的文化卻實在共同不到哪裏去的”。
在這裏，“同”和“異”的交織，或說“相近”和“相遠”的兩重性，決定了文學上可譯和不可譯的並行不悖，對於文化交流既構成了永恒的動力，也構成了永恒的障礙。眼下，從動漫到立交橋，從快餐到流行音樂，很多文化現象都呈現出更多的全球化風格，相似甚至雷同的麵目屢見不鮮，包括有人爭相把膚色做白和把頭發染黃。即便如此，全球化仍然隻是一種全球的“雜種”化，若往細裏看，往深裏看，這一種“雜”和那一種“雜”，經常雜得不一樣，並非那麽整齊劃一。
比如墮胎、同性戀等議題的敏感性和嚴重性，差不多是基督教的伴生物，作為特殊的西方文化品種，讓中國人不大看得懂。隻有當中國讀者了解到基督教對同性戀的嚴厲壓製，包括曆史上公開動用死刑的迫害，才可能少一些大驚小怪。美國某機構一九九九年評選出《全球同誌小說一百強》裏無一中國作品，不是因為中國沒有同性戀，或缺少相應的文學表現，而是中國對這種行為雖不乏偏見，卻缺少基督教的背景，缺少足夠的全方位高壓強度，相關的逆反也就很難積蓄出巨大能量。從某種意義上說，歐洲曆史上揪心的病亡率和低生育率，與中國“人滿為患”的國情迥異，則可能構成了這一文化差異後麵更為隱秘的物質條件。
同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養一方文學。現代西方人多見社會組織的多元化，對中國式的“官本位”生活經驗較為陌生，因此對中國長盛不衰的“官場小說”也不易找到感覺。不論是著眼正麵的“改革小說”，還是著眼負麵的“反腐小說”，這些讀物大多以神秘的官場內幕、緊張的權鬥情節、個人的傳奇色彩、強烈的世俗關切，匯聚大眾的注意力，滿足讀者的好奇心，有效拉升相關的發行量，甚至持續占據各種書店的暢銷書架——在西方的同類書架，這些讀物的替代品通常不過是一些警匪、偵探的故事。
由此可見，不同文明之間可通又不得盡通，“習相遠”仍是一種持續的製約。無論全球化潮流如何覆蓋，歌德所提倡的“世界文學”仍會短斤少兩，表裏有別，亦有亦無。受製於傳統和現實的各自引力，全球文化產出並不能一一對齊，包括各種衰減或放大機製、誘發或屏蔽機製、幻化或扭曲機製，總是會隱伏在文明的縱深，造成不同文化之間某些興奮點和理解力的錯位，造成各種對外文化誤讀，使人類一次次再度麵臨精神裂痕。
當然，人們大概不必過於沮喪。事實上，若無統一的標尺，世人就無法測出誰高誰低。若無相同的視覺神經，世人也沒法區分你黑我白。這話的意思是，人類對真善美的基本價值認同，作為區分差異的“標尺”和“神經”，一開始就是四海同理天下共約的，一開始就是天生天然“全球化”的——哪怕世界上從無道路、海船、互聯網一類交流工具。換句話說，“性相近”構成了辨識“習相遠”的前提。林紓甚至認為：“歐洲小說與中國古文義法完全相通。”這種驚人判斷至少也說對了一半，否則我們就沒法解釋翻譯的強大動力為何源源不斷，沒法解釋每一種文化對異質文化從來並不缺乏兼容性。作為這種說法的新近證明之一，是出版商業化及其相關質疑正成為當下遍及全球的議題，也幾乎是天然“全球化”的——那種商業化，以瘋狂逐利為普遍特征，正在支持一種低俗、弱智、勢利、虛情假意的比賽，拉出了一道明顯的文明下行線，於是獨立變成冷漠，懷疑變成虛無，自由變成輕狂，狗血再狗血成了不少文化奸商的吸金利器，幾乎印證了半個多世紀前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警告：“在現代生活中……正確的生活和成功，是爭得一個人進入瘋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資格：不道德、輕度狂躁以及思考的無能。”（見《惶然錄》，一九九一年英譯版）當下宗教之間、族群之間、政派之間、發展模式之間常見的偏執敵意，總是離不開這一類垃圾文化的興風作浪，比如國人紛紛唾棄卻層出不窮的抗日“神劇”，其最大的危害，隻能是增加中國受眾對日本的厭惡，同時增加日本受眾對中國的厭惡。這肯定是軍國主義亡靈最為高興的結果。
不同程度和五花八門的“神劇”化，無論是誇張自我還是社會，無論是折騰戀情還是科幻，作為文化工業的必然產物，正在侵蝕文明根基。這是一個全球性困境。我的很多同行對此都表現出憂慮、困惑、自省以及頑強抗爭。毫無疑問，他們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法國人、德國人、韓國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在這一刻，他們以不約而同的表情和勞作，實現了全球化時代不約而同的精神聚集。
在這一刻，膚色、語種、習俗等都不太重要了，他們也許可以說：
今夜我們都是人。
這個世界有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窮人，中國人和法國人，如此等等。但還有一種重要的區分標準：有心肝的人和沒心肝的人。這種區別可能比地緣性的文化區別更為重要，也更加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