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與信心
困惑與信心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12年《傳記文學》雜誌。
時間：二〇一二年一月
地點：海口泰德酒店“韓少功文學寫作與當代思想研討會”
這兩天聽了很多人的發言，心裏很感激。活了這麽多年，我到這年紀已經有點毛深皮厚，自以為聽好話不會暈頭，聽壞話也不會上火。有些意見我得再想想，慢慢消化，吸收大家的智慧。
有些朋友以為韓老師狡猾，幹什麽事都深謀遠慮。其實不是這樣的。比如說我多麵手，又寫作、又翻譯、又編輯什麽的，其實事情的原因很簡單，對於我來說，小說不是天天寫得出來的，不是天天有寫的，寫不出的時候總得幹點別的事情吧？又有人說，老韓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像一個戰士，現在的寫作中怎麽多了不少曖昧、模糊、徘徊？怎麽不再碰觸敏感的熱點問題？這話說得不假，至少在某一個層麵上是事實。但這與深謀遠慮無關，卻是我心存困惑、甚至糾結的自然結果。在八十年代，我還是個年輕人，總覺得事情很簡單，要改革，要民主，要市場，要現代化……對不對呢？現在看來也仍然是對。不過，如果我們把目光看得更深遠一點，也許會發現八十年代以來的戰鬥也好，批評也好，在眼下遇到了很多障礙，進入了一個陌生的深水區。敵人的麵目和方位已不太清楚，甚至自己可能就是敵人。
這裏需要說到兩點：
第一個問題，通俗地說：心壞了。這不光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不光是壓迫者的問題，也是受壓迫者的問題。我們有一個深重的道德危機，主要表現為價值觀的真空狀態。包括我們自己，有時候可以捫心自問：我願意做一個好人嗎？準備好到什麽程度？是不是準備好到當年的白求恩那樣？或者說我願做一個壞人嗎？準備壞到什麽程度？當猶大，當希特勒，是不是心一橫也可以當了，沒什麽了不起？這個是莎士比亞式的問題，做，還是不做。但是，我覺得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一直是曖昧的、躲閃的，或者不敢逼問自己。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這個時代裏沒有多少人願意當好人，那麽搗亂、造反、革命，會不會隻是一種簡單的改朝換代？會不會隻是賭場上的贏家換人，這個賭場的遊戲規則卻被我們繼續延續下去，被大家永遠所認同？如果反抗者隻是為了成為新的統治者，那麽這種戰鬥的意義是不是在變味？
第二個問題，通俗地說，是說腦子壞了。換一種說法，就是我以為眼下存在著一種知識危機，不光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不光是壓迫者的問題，也是受壓迫者的問題。孔見剛才評價我的兩本書，他的說法很對我心。他說《馬橋詞典》是力圖對公共語言進行一種清理，《暗示》更進一步，力圖對語言本身進行一種清理。我一直對自己提出的問題是：語言所推動、所構造、所表達的知識是不是可靠？會不會正在把我們引向一種歧途？韓毓海關於貨幣和語言的比喻，我很讚成。語言與事實的分離，確實就像貨幣與價值的分離，是當前一個普遍的現象，也就是我說過的語言的“空心化”危機。於是出現了書本的左派對抗書本的右派，泡沫化的激進對抗泡沫化的保守，對抗得很熱鬧，但可能都與複雜而豐富的社會實踐相去甚遠，完全脫離實際。真理從來不是精英的專利。事實恰恰是，工人們和農民們從來不極端，各種極端主義的荒唐從來都是一些讀書人折騰出來的。我在《暗示》裏，曾經特別不曖昧的、不模糊地、不徘徊地猛烈批判了當今的教育製度和知識、文化、學術體製，就是基於這一考慮。這種批判得不到多少喝彩，是另外一回事。我隻是擔心一種院校派的、高學曆的、精英化的知識生產，正在把我們的戰鬥引向一種代價高昂的胡鬧，幻象化的自欺欺人。
這就牽涉到“文革”。批判“文革”，否定“文革”，我是非常讚成的。但我們在批判和否定的時候有兩個誤區。第一是把“文革”的道德假象當成了道德，於是否定“文革”似乎就必須把道德打掉，搞一個去道德化運動。這個邏輯顯然是混亂的：如果我們覺得“文革”太道德了，那麽我們為什麽要求在“文革”中做壞事的人做道德懺悔？既然我們要去道德，為什麽要求我們的對手倒是一定要講道德？第二，是把“文革”對知識的毀滅，僅僅當作書本和學曆的蒙難，於是“文革”後的重建知識權威，就成了高學曆掛帥，知識生產重新精英化，甚至很多知識分子把以前與工人、農民、士兵打交道的經曆，看作一種屈辱，一種苦難，一種蒙昧。這樣，一個是去道德化，一個是去實踐化，對“文革”的批判就是這樣滑向歧途。這也許就是當前“心壞了”和“腦壞了”的重要前提和直接原因之一。
一個是道德危機，一個是知識危機——如果我們不把這兩個定時炸彈給清理掉，我們的戰鬥會變成一個什麽？我們大膽介入熱點，甚至寫出幾個文學原子彈，會不會不但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反而會把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大？會不會不但不能給老百姓帶來一些福祉，反而給老百姓帶來更大的災難？在這些方麵，我確實困惑，沒有想清楚，因此經常有寫作的停頓和猶疑。
大家還說到了“左”與“右”。我是“文革”的過來人，經曆了家破人亡，看到了更多比我家庭還慘的人和事。不光是中國，還有前蘇聯、朝鮮、柬埔寨……發生這麽多的事情，怎麽能說是一個簡單和偶然的失誤？這當然需要深刻反省。在另一方麵，資本主義就沒問題嗎？從殖民主義，到兩次世界大戰，到最近歐美的金融危機……隻要稍稍誠實地麵對事實，就不必相信另一種神話。我以為，一個為中國窮人抱不平的人，也得為美國的窮人抱不平，這樣的右派才靠譜。反過來說也一樣，一個為美國窮人抱不平的人，也要為中國的窮人抱不平，這樣的左派才像話。
前一段，我上網看了一下，發現中國的左派不是一個，是好多個，自己內部也在開打。右派也不是一種，有好多種，也在內部互相掐架。情況特別複雜。但就大體的詞義約定而言，“左”是指社會主義，“右”是指資本主義。有意思的是，這兩種主義不但互相鬥爭，很多時候也互相造就，互相強化。這就是說，所謂“左”常常是“右”成就的，“右”又常常是“左”助產的，二者形成了一種互動關係。比方說，“文革”的前夕，一九六五年，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支持印度尼西亞的右派發動政變，據後來一些西方調查機構的統計，大概屠殺了兩百萬左翼人士。這種恐怖，從某種意義上催產了中國的“文革”恐怖，使中國“階級鬥爭”“反帝反修”的神經高度繃緊。在另一方麵，如果沒有“文革”那麽多人權災難，沒有知識分子群體對紅色時代的滿肚子苦水，以及出於人之常情的怨恨，中國九十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神話是否會少一點狂熱和偏執？中國知識群體主流對西方的崇拜，遠遠超過了印度、俄國、巴西、南非等國家的同行，但這種國情是怎麽形成的？是否正是“文革”的自然反彈？
左中有右，右中有左。左的錯誤能生右，右的錯誤能生左。如果缺乏小心的辨析和準確的控製，極左和極右甚至在某些問題上會變成了一家人。正是考慮到這些複雜的情況，在我九十年代以來的寫作中，確實出現了不少模糊、猶豫、謹慎、左右兩難，多條戰線應戰，批判指向不再簡明和單一，讓很多朋友不大滿意了。我對此表示歉意。在辦《天涯》的時候，我們盡量發出多種聲音，包括自由主義大牌人物也來發表過不少文章。但《天涯》並不是無立場，不是左右逢源和到處討好。韓毓海說《天涯》最先提出“科學發展觀”，是過譽了，但討論貧困問題、三農問題、環境與資源問題等，反對教育、醫療的市場化等，《天涯》從來沒有猶豫過和模糊過。如果說這就是“新左”，《天涯》也隻能坦然接受。這樣做其實並不討好，九十年代就有一位大人物點名批評我們，其罪名就是我們雜誌使用了“弱勢群體”這個詞，被認為是給社會抹黑，違反了宣傳紀律。當然，現在這個詞已經不那麽敏感了，但當時幾篇文章就差一點演化成為主編去職的嚴重事件，卻是事實。
我不是理論家，也沒有太多興趣讀理論，不過是喜歡對自己所遇到的問題做一點思考和表達。在一些人認為利益至上的時代，認真的思考似乎有點傻，有點OUT。《天涯》沒法實現暢銷，甚至讀者還在一點點減少。這沒有辦法，幾乎沒有辦法。思考者的一切努力，包括政治鬥爭，都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而美好的社會就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社會，但一旦到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時候，思想似乎就隻能退場了，甚至必須滾蛋了。在危機與災難到來之前，社會需要一種幸福的沉睡，一種安樂的夢鄉，需要娛樂，需要開心，不需要刺耳的聲音。想一想，那些把讀書當作吃藥的孩子，難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你們逼著他讀魯迅，逼著他讀托爾斯泰，但他為什麽要讀？他不愁吃飯，不愁穿衣，家裏有父母可啃，憑什麽要折騰那些艱深和沉重的話題？憑什麽不能去熱愛更爽的電子遊戲？當然，事情會繼續發展，危機和災難會使社會產生對精神、文化、思想的渴求，會重新呼喚真理，重新呼喚英雄，重新呼喚堅定的行動，但我們不能站在職業利益的立場上，比如，為了讓我們的聲音得到更多的關注，就希望社會多一點災難，早一點陷入危機——那樣做當然也很不道德。這裏，也許有一個我更大的困惑。我會心情非常複雜地祝福中國人民越來越幸福，祝福全世界人民越來越幸福，但我知道這種幸福的世界一定是平庸的世界，就像一個少見疾病的時代，必定是良醫迅速減少的時代。
眼下，在中東，在非洲，在南亞和中亞，幾乎天天出現人肉炸彈，很多地方都在流血。我相信那裏的人民對真理特別地渴求，希望有更好的理論和文學，使他們知道該如何行動。至於中國，說一句關起門來說的話，如果現代化建設大體順利，如果中國人都成功地富裕起來，我們在座的恐怕沒有多少好日子——我的意思不是說大家缺吃少穿，而是指大家可能無所作為。在所謂“娛樂至死”的強大浪潮麵前，我們得認命，得忍受讀者一批批地離去。當然，這不會是曆史的終點。人類的末日肯定不是明年的二〇一二年。我曾經在這一點上問答過記者的問題。我說，我近期不樂觀，長期不悲觀。我認為我們的一切努力仍然是有意義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一個幸福亦即平庸的時代，不可避免地將會滑向危機和災難，那麽，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們可以準備很多思考，準備很多的理論和文學，就像老鼠挖洞準備糧食一樣，以備未來之需。一種良好的文化準備，也許能使全社會將來對危機和災難的反應，使全社會大規模的行動，更多一些建設性。有建設性和無建設性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前者能避免以暴易暴，避免一種黑暗代替另一種黑暗，避免低水平的重複和循環。因此，這種文化準備的意義，不在於眼下市場的暢銷或者權力的獎賞，而在於未來的讀者，在於我們對真理的信心。
剛才很多人說，老韓在海南也做了一點事情，對我給予了熱情的鼓勵。我非常感謝你們，也非常感謝同事們一路走來的支持和幫助。其實我並不覺得我做的這些事有什麽成效。《海南紀實》曾發行到一百二十萬冊，《天涯》改版將近一百期，我前後推出十幾本書，這一切改變了中國嗎？改變了中國的萬分之一嗎？可能根本沒有。但這可能不是什麽問題。我在中年以後，已經覺得自己有點沒心沒肺——這裏的意思是，一個人如果不再在乎成果，不再在乎得失和毀譽，就有了金剛不壞之身，就會有一往無前之力，幹什麽都會高高興興。這就是我以前說過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我確實很享受在海南這二十多年的過程，哪怕我為編輯一篇文章花掉一整天的時間，哪怕為此忙得我打出十幾個電話，我也覺得十分高興。哪怕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沒有什麽反響，或者隻是影響了兩三個人，二三十個人，也足以讓我喜出望外。事情的關鍵，是我覺得這件事有意義，有趣味，值得去做。剩下的一切就不再成為問題。
我有點虛無，但不是徹底的虛無主義者，隻是相信，對結果的適度虛無，或者說適度超脫，恰恰是頑強和熱情的來源，能使自己少受傷，少頹唐，少抱怨。比方說，今年二月，海南省的文聯、作協換屆，我準備下台走人，本來寫好了一個換屆工作報告，用心總結了一下工作，費了不少工夫。但臨到開大會，時間有點緊，報告沒宣讀，估計大多數代表也沒怎麽看。但沒用上就沒用上，無所謂嗬。以這樣一種心情，我一點都不後悔自己的白忙活，一點也不妨礙我興致勃勃地開會。就算我一個人給自己偷偷地做了一場報告，有什麽不好呢？就像我給自己寫小說了，給自己編雜誌了，有什麽不好呢？
最後，我特別謝謝大家來參加這次會，而且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一點中國人的習慣，顧及我的情麵，沒有狂轟濫炸。但話裏聽音，我能聽出一些潛台詞，會認真地考慮大家的意見。當然，考慮意見並不等於我就一定能夠做到你們期望的那個樣子，因為能力不行，各種各樣的原因會牽製我。但我會把你們的批評作為一種鞭策和推動，這是沒問題的。
一個人可能做的事情很少。我這一輩的作家，六十歲左右的，其實大多已進入一種危機狀況。創造能量不夠了，經驗資源和文化資源都不夠了，有時強打精神地保持一種產量規模，也隻是發揮餘熱而已。真正的寫作像一種戀愛，但老家夥們還能戀多少愛呀？還能再一次激情燃燒嗎？好吧，讓我再嚐試一本書，或者兩本書。能亮出多大一點火花，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