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本主義者的生態觀
一個人本主義者的生態觀 注釋標題 記錄整理稿最初發表於2007年《天涯》雜誌和《深圳商報》。
時間：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地點：深圳平安保險培訓中心
生態與生命的關係
感謝會議組織者給了我一個榮譽獎，把我最近一本書《山南水北》推薦為有關“自然寫作”的讀本。這本書確實是與我近年來的生活有關，記錄了我在某個山村的一些感受和思考。
幾年前，我到那個村子裏麵蓋了一個房子，階段性地去住一住。在座的有些朋友去過那裏“農家樂”。那裏確實是山之南水之北，林木豐茂，至少現在還豐茂。記得我剛去的時候，一位記者朋友跑到鄉下找我，說這個地方確實不錯，但是你這是不是同現代化背道而馳了？當時我笑了。我說，你在廣州當記者，呼吸著比我這裏糟糕得多的空氣，喝著比我這裏糟糕得多的水，為什麽你那裏就一定是現代化？而我享受著好空氣、好泉水、好蔬菜和好瓜果，還享受著比較自在和安寧的生活，倒不是現代化？你先回答這個問題吧。
這一問，把他問住了。可見有一個邏輯前提我們需要澄清：金錢與經濟是不是生活的全部？廣州是中國發展非常快的城市，珠三角、長三角、渤海灣也都成了中國重要的經濟發展帶。它們確實正在現代化。但也有一些數據讓我們觸目驚心。比如在廣州血液檢查中，人們發現中小學生血液的含鉛量大大超標。空氣汙染也很嚴重，以至很多廣州的朋友都知道，早晨參加戶外健身活動反而危險。這都是經濟發展帶來的一些弊端。
這就有了我們常常麵臨的選擇。我也經常向農民提這個問題：你要命還是要錢？你首先得想清楚。這個提問的背景是：我們那片鄉村眼下也出現了一些小造紙廠，是年產量不到三萬噸、完全應該關停的那種。這種小紙廠一出現就是十幾家，汙染非常厲害。剛開始我勸農民抵製這種項目，但他們不以為然，說小紙廠能提供稅收，能提供就業機會。但兩年過去以後，他們的鴨子和魚死光了，凡下田的人都得皮膚病，其中很多人還得了怪病，人到中年就夭折。農民們開始恐慌，又是鬧事又是上訪，要求關停這些工廠。事情就是這樣，不撞南牆不回頭，農民們吃到苦頭才有所醒悟。他們說：還是命重要。即使隻算經濟賬，在眼下醫藥費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一進醫院就是幾千幾萬，身體健康本身就是一筆大錢嗬。
這些農民暫時想清楚了，但我們好多官員、商人、知識精英經常還犯迷糊。他們常說“以人為本”，但做起事來多是“以資為本”。“資本”這個中文詞很好，用來翻譯capital可對應“人本”，對得還很工整，簡潔順口。“以人為本”是什麽？就是要命。“以資為本”是什麽？就是要錢。這是最通俗的解釋。資本主義在很多時候不把人看作生命，至少不把大部分下層勞動者看作生命，而看作什麽“人力資源”，什麽“生產要素”。很多單位不都有“人力資源開發部”嗎？這裏隱含著一種看法，即人隻是資本增值的工具，隻是生產過程中的因素，是有價格的，是進入成本的。當然，人確實是勞動者和消費者，具有重要的經濟性能。經濟學家偶爾把人不太當人，不必被我們過多指責。但人命關天，金錢不關天，人的無價性質和無價地位，是不能完全用金錢來界定的。
“以資為本”，才會把人分成購買力強和購買力弱的三六九等，並由此建立森嚴的社會等級製度。“以資為本”，才會把生態環境當作一種有價或無價的資源，給予不顧社會後果的利用，隻要這種利用有助於資本擴張和經濟發展。其實，作為一種生命體，人首先需要空氣、水以及陽光。這是生命最基本的物質需求，也是大自然平等賜給每個人的免費財富。但我們的某些理論表述和官方政策常常無視這一條，隻考慮GDP。有些權貴人物甚至隻考慮幾個非法所得的小錢。他們往往會說，有“資本”才有“人本”，錢多才能幸福。這種觀念通過大眾傳媒已給大家一次次洗腦。但事情真是這樣嗎？不，不是這樣。至少在很多時候，GDP與人的幸福並沒有必然相關。倒是生態環境破壞得很厲害的時候，GDP可能會相應升高。比方說空氣壞了，我們就建氧吧。一建氧吧，GDP就上升了。比如說我們的水不行了，我們就喝瓶裝礦泉水。一喝上這個，GDP肯定又上升了。再比如人居環境惡變以後，人們就要千方百計往外跑，去旅遊區度假，於是航空業、賓館業、餐飲業、汽車業、旅遊業等的GDP肯定更上升了。由此可見，“資本”活躍的時候，“人本”反而可能受到威脅。GDP升高的時候，我們的生活質量反而可能在下降。這種高消費、但低質量的生活，被當作現代化的生活，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這裏還隻說到人的生理狀況，沒說到心理層麵。為什麽以前中國很多寺廟都蓋在環境優美的地方？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因為在那些地方，便於排解我們的心理垃圾，調適我們的心態。為什麽大家都願意到山清水秀的鄉間去度假？因為“山能平心，水可滌妄”，穿一條牛仔褲去騎騎馬，拿條鞭子去放放羊，可以幫助都市的上班族實現心理修複，讓他們從星期一到星期五積累下來的怒火或焦慮，在周末得到排解，好好地喘上一口氣。古人說見景生情，說山水怡情，都暗含著良好生態有利於心理健康的經驗。我曾看到一個統計資料，是西方一些科學家自己做出來的。他們說美國人的心理障礙出現比率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而這個比率在印度是百分之五，在非洲是百分之二。美國不是最有錢嗎？不是GDP最高嗎？不是最為都市化嗎？為什麽心理問題反而更多？這裏麵有很多原因，而都市化以後過於擁擠和緊張的生活，由鋼鐵水泥扭曲了正常生態的生活，可能是其中一條。
當然，有了雄厚的資本，可以改良生態。這也是人類的有效經驗之一。我們並不是一看到錢就神經緊張。不過在很多情況下，所謂改良隻是轉移，隻是生態代價的不平等再分配，比如洋垃圾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比如富裕地區的森林保護，以貧窮地區的森林濫伐作為消耗替代。因此，從總的方麵來看，要保護我們的生命，真正從每個細節上來落實“以人為本”，我們應該構建節約型社會，建設低消費但高質量的生活，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羅馬俱樂部”提倡的“低物耗現代化”。中國人從國情和傳統出發，在這方麵應該大有所為。換句話說，中國實現人均GDP超過美國，充其量隻是對世界的一個小貢獻。如果中國能找到一種低物耗現代化之路以區別於美國，那才是對世界的一個大貢獻。
生態與文化的關係
人不是一般的生命，是有文化的生命。文化是怎麽來的？似乎是一些學者、作家、藝術家、宗教家折騰出來的。其實這一看法過於膚淺。
往深層次看，所有文化形態後麵都有某種生態的條件和誘因，廣義的生態元素，包括地理、氣候、物種等，總是參與了對文化形成的製約和推動。比如說我們眼下正迎接二〇〇八的北京奧林匹克比賽。奧林匹克源於古代歐洲，後麵就有生態原因，有遊牧群體崇拜身體和爭強鬥勇的一些習俗特征。田徑、射箭、賽馬等，練出男人的一身肌肉疙瘩，這與遊牧人的戰爭、遷徙、娛樂等密不可分。比較而言，中國人在奧林匹克這方麵先天不足。因為古代中國人享受著宜農宜耕的自然條件，以農耕生活狀態為主，不會像歐洲人那麽好動和好鬥，喜歡坐下來紮堆，喜歡喝茶聊天和吟詩作對。投槍、鐵餅、擊劍、馬拉鬆等，中國古人玩不了，也不會感興趣。
有一本書曾經說到，法國皇帝在凡爾賽宮前與臣民們一起跳舞，於是作者讚歎法國的皇帝，說多麽高雅，多麽親民，比中國的皇帝好多了。當時我看到這一段就想笑，覺得這個作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跳舞是遊牧文化的遺產，是歐洲人的傳統。你想嗬，遊牧人到處漂泊，野營的夜晚特別冷，燒起一堆篝火之後，能有一些什麽娛樂活動？無非就是唱歌跳舞了。我們中國西北、西南、蒙古的少數民族，尤其是沒有定居條件的牧民，也是能歌善舞的，沒什麽奇怪。這與政治的清明或腐敗有多大的關係？中國皇帝有毛病，但會畫畫、會寫字、會作詩、會著書的不少，乾隆下江南的雅事還多著呢。法國人不必為此大驚小怪，然後說中國的皇帝一定比法國的好。在這裏，跳舞還得有個物質條件：皮鞋。跳芭蕾，跳探戈，跳踢踏舞，沒皮鞋就沒效果。中國農耕群體習慣穿草鞋和布鞋，沒有遊牧人那麽多皮革製品，起碼在行頭上就不占優勢。
我在這裏不是主張地理決定論和生態決定論，但考察文化如果不關注生態，肯定是一種盲目。什麽土壤裏長什麽苗，什麽生態裏長什麽文化，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更好地揭示文化的成因和動力。中國人使用紙張比歐洲人早了約一千多年，因為中國的農耕群體習慣於同草木打交道，那麽草木造紙就有最大發生概率。有了這一步，較發達的出版，較發達的教育，較發達的儒生階層以及科舉製，隨之而來也有了較大發生概率。這是一個重要的因果鏈，雖然不構成因果鏈的全部。同樣，因為中國人習慣於同草木打交道，那麽以植物藥為主的中醫也就不難理解，《本草綱目》這樣的中醫寶典才有可能。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中醫與藏醫的區別。藏族地區高寒地帶，植物品種相對較少，所以藏藥多用礦物和動物入藥，形成了它的特色。與之相關的另一現象是，當藏民在地廣人稀的雪域高原，連求醫問藥都變得十分困難，可能幾百公裏之內見不到人，更別說見到醫生了。人在惡劣自然環境裏，隻可能覺得命運不可捉摸。人的無知感、無力感、無常感會沉重壓在心頭。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也許就會應運而生，應運而強。漢族旅客去西藏參觀，常常會覺得很多藏民頑強的宗教意識不可思議。其實，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細心體會一下他們的生態與生活，就不會簡單化地指責他們“蒙昧”。
不僅傳統文化後麵常有生態原因，現代文化也是如此。美國人特別擅長發明機器，科技和工業特別發達，生態就是諸多幕後角色中的一個。往遠裏說，歐洲人到達北美洲的時候，一是打仗和屠殺，殺了不少人；二是帶去傳染病，病死了不少人。五千萬印第安人從北美洲消失，整個大陸有點空空如也。作為生態重要一環的人口，出現了銳減。那麽有活誰來幹？沒辦法，他們就買奴隸。買了奴隸以後還不夠，就得自己幹。很多老一代美國總統都是自己蓋房子，自己當木匠，以至現在很多美國人還是特別勤勞，節假日裏都自己修整草坪。我們常說中國人勤勞。其實中國人總體上來說比不上美國人勤勞，比如富人大多不會去修整自己的草坪。這裏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美國的人手少，人工貴；中國的人手多，人工廉。歐美新教主張“勞動是最好的祈禱”，其生態根據也是他們人口不夠多，比如歐洲進入工業革命時，總人口還不到一億。
接下來，發明機器當然是解決人手不夠這一難題的更好辦法，美國人因此發明了很多機器。連開瓶蓋和削蘋果都有機器，福特汽車、波音飛機等更是順理成章。歐洲人喜歡聽歌劇，美國人折騰出一個電影——電影就是藝術的機器化。歐洲人喜歡泡酒吧，美國人折騰出一個麥當勞——麥當勞就是飲食業的機械化。在這一方麵，好些歐洲人還有文化抵觸，覺得美國佬是一些機器狂。
麥當勞也好，好萊塢也好，是美國機器文化的一種特產，因全球化而擴展到全世界。憑借現代交通和傳播的技術，這種文化橫移現象在當代特別多、特別快，構成強大的潮流。因此，就當代都市文化而言，生態與文化的關係相對來說變得比較模糊。不是嗎？我們不是牧民也可以跳舞，不在西藏也可以信從活佛，不在美國也可以吃麥當勞，我們似乎有理由忘記生態這一檔子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賴以生長文化的某些生態條件雖已瓦解，但現代都市文化的複製化、潮流化、泡沫化、快餐化，並不總是使人滿意，正在引起各種各樣的抵製和反抗。在這個時候，人們不難發現，這種多樣性和原生性的減退，與全球都市生態單一化是同一個過程，與高樓、高速路、立交橋等人工環境千篇一律密切相關。生態與文化的有機關係，在這裏也許恰恰可得到一個反向的證明。在另一方麵，當我們看到很多文化創造者堅持多樣性和原生性，用獨特來對抗複製潮流，用深度來對抗快餐泡沫。他們總是會把目光更多投向自己的土地，自己特有的生態與生活，自己特有的文化傳統資源。一些被都市從自然生態中連根拔起的人，似乎正在重新伸展出尋找水土的根須。
他們會成功嗎？我們還可以觀察。逐漸趨同和失重的現代都市文化，會不會是我們人類文化的終點？我們也需要繼續觀察。
保護生態從心靈開始
一九九九年《天涯》雜誌在海南召開了一個較大規模的座談會，產生了一個針對生態環境問題的《南山紀要》，後來有了英文、日文、法文等各種譯本，在人文學界有一定影響。當時我們就在會上提出，環保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首先是一個利益分配問題。我們要問的是：是誰在破壞環境？誰在從這種破壞中獲利？是什麽樣的體製和思潮在推動和支持這種破壞？
解決環境問題確實需要技術，也需要資金。問題在於，全世界現有的資金和技術已足以解決人類喝水的問題、呼吸空氣的問題、食品安全的問題、土質惡化的問題，等等，但是沒有解決，為什麽？美國那麽有錢，但退出《京都協議》，為這一點還同英國盟友鬧矛盾。幾年前有美國國防部一個秘密研究報告泄密。這個報告說，全球溫室效應繼續加劇，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導致大西洋暖流停止。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全球氣候激變，雪線大步南移，英國可能成為另一個西伯利亞，荷蘭可能全部沉沒，如此等等。我看過地圖，發現雪線將抵達中國的武漢，長江以北將一片冰天雪地。美國這個報告使很多人震驚。那一年我在青島見到幾位中科院地質科學方麵的院士，據說溫家寶總理曾把他們找去，問南水北調工程還搞不搞。英國布萊爾首相看來也很關切這個報告。從英國的國家利益出發，他一直向美國布什總統施壓，希望美國回到《京都協議》，采取行動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布什覺得美國反正不會變成西伯利亞，所以不著急。這也是現在很多中國人的行事邏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高於一切。我在鄉下時看到有些農民對林木亂砍濫伐，感到十分無奈。因為木材的行市一漲再漲，於是任何勸說和禁止都沒有用。在這一過程中，農民賣原料，賺了小頭。政府收取稅費，賺了中頭。商人倒賣牟利，賺了大頭。大家組成了破壞環境的利益聯盟。至於造成的惡果，誰都沒去想。其實，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更開闊一點，就會發現我們這些局外人，包括很多對此深感痛心的人士，也可能是這一惡行的幫凶，甚至是隱秘的元凶，比他們過錯責任小不到哪裏去。
為什麽這樣說？我得解釋一下木材價格居高不下的原因。據我了解，村裏農民砍下來的木材，一部分拿去給小煤窯做坑木。這個我暫時不去說。木材的另一個用途就是送去造紙。中國眼下的紙張需求太大了。一個月餅可以有六七層的包裝，要不要紙？一份報紙可以上百個版麵，要不要紙？……紙張需求就是這麽強旺起來的，木材的高價位就是這樣出現的，農民的砍伐狂潮就是這麽拉動起來的。
我記得台灣在八十年代還有個規定，每份報紙的版麵不能超過十六版，超過了就要受罰。這是一個很不錯的規定，但他們順應所謂曆史潮流，把這個很好的禁令給廢了。其實，現在每份報紙的新聞內容並不太多，大部分版麵是商業廣告。廣告同包裝一樣，是一種促銷的商業手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利用人類愚昧和虛榮的促銷手段。比如說我想吃一個月餅，但我缺乏必要的判斷能力，就隻好去看廣告，相信那些廣告上的花言巧語。我還想把中秋節過得很體麵，於是專買那些豪華包裝的月餅。自己吃也好，送給別人也好，都能體現某種不凡的身價。這樣，月餅還是那個月餅，我們並沒有多吃一點什麽。但我們的愚昧和虛榮，支撐了廣告業和包裝業的畸形擴張，使千噸萬噸的紙漿因為一個中秋節而無謂消費，對森林構成了巨大威脅。
在此，我強烈呼籲社會各界來推動立法，就像台灣曾經限製報紙版麵一樣，就像政府前不久限製月餅包裝一樣，在更大範圍內來限製廣告業與包裝業，限製那些嚴重耗物和耗能的非必需產業，保護我們的稀缺資源。市場自由還要不要？當然還要。但市場自由不能淩駕在社會責任之上，隻能在保護人類共同利益的限度之內。
當然，如果大家都少一些愚昧和虛榮，少一些貪欲，這些非必需的產業就不攻自破，不限自消。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們建設綠色的生態環境，實現一種綠色的消費，首先要有綠色的心理，盡可能克服我們人類自身的某些精神弱點。
在這一方麵，我們很多傳統的文化思想資源其實是很寶貴的。佛家戒殺生，說出家人不能吃肉，客觀上就有一種環保作用。因為攝取同樣的熱量，所需要的穀物如果是一，那麽通過飼養動物所消耗的穀物大約就是十四。兩者差別非常大。我們在這裏不一定要提倡素食，但沒有必要的大魚大肉海吃海喝，既不利於身體健康，也無謂增加了生態壓力。這是一定的。古代道家主張“見素抱樸”，“順其自然”，對大自然采取非常尊敬的態度。《禮記》裏還具體規定不能傷青苗，不能傷幼畜；不招待客人就不殺雞，不祭祖宗就不宰羊。《呂氏春秋》裏還規定春天不能進山伐木，等等。這些都是著眼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老祖宗們還非常注意克製人的貪欲。宋代儒家說“存天理滅人欲”，被當代知識界主流理解為禁欲主義，其實是製造了一大假案。我查過宋人的原著。程頤是這樣說的：什麽是“天理”？“天理”就是“奉養”，指的是建宮室、謀飲食等人的正當需求。那麽什麽是“人欲”？“人欲”就是“人欲之過”，是人為製造的欲望。“欲”在他們的語境裏其實是指貪欲，所以他們主張大力鏟除之。這與孔子在《論語》裏說的“惠而不費”一脈相承。孔子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實惠，但不要浪費，要尊重人的正當需求，但限製人的過分貪欲。
這種對“惠”與“費”的區分，對“天理”與“人欲”的區分，相當於西方人對needs與s，很早就提出了健康的生活態度。
“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主流知識界很急切，一心追求強國富民的大躍進，所以戴上有色眼鏡，把本土文化傳統不分青紅皂白地妖魔化，一篙子打翻一船人。他們以為這樣做才能“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大家才能幸福。其實，前人不是傻子，也在追求幸福，並沒有愚蠢地否定“人本”。之所以反對貪欲，其宗旨正是樸素的人本主義。他們指出“欲以害生”，就是指出貪欲將危害生命和生存。這有什麽不對呢？看看我們的周圍，過分的飲食，過分的男女，不正在損害很多人的健康嗎？把環境破壞完了，把資源消耗光了，人類還能活到其他星球上去？
隻有共同的幸福，與生態環境友好相處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當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一種思想，我們生態的保護和建設才有希望。
我就說到這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