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言與象的互在
卷四
言與象的互在
真實
我理解你的意思，所有真實都是我們理解中的真實，是某種文化語境規定的真實。問題在於：這種規定是怎樣完成和演變並且合法化的？前不久美國《自然》雜誌發表一項新技術：通過測定麵部的血流和溫度，可以較準確地判斷一個人是否說謊。那麽什麽是說謊？什麽是謊言所違背的“真實”？是誰規定了並且怎樣規定了這個“真實”？為什麽一旦違背了這個“真實”就會嚴重到引發生理緊張？會造成言說時的心悸以及麵部血流和溫度的突變？
“我去過太平墟”，這句話是真實的。“我懷念太平墟”，這句話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不真實的。傳統的知識認為，前一句是事實判斷，可依客觀標準測定；後一句則含價值判斷，因人而異，因處境而異，其客觀標準將隨主觀選擇而遊移多變。這樣說其實還是過於樂觀。因為前一種事實判斷同樣需要理解和描述，同樣離不開主觀的先入之見，離不開一係列文化符號的運作。什麽是“我”？低智能生物會不會有“我”的概念？人是在怎樣的文化覺醒後才把“我”與他者分離？還有，什麽是“去”？“去”的位移在怎樣的文化坐標裏才能被辨別和比量？比方說，在超光速運動的世界裏或者分形幾何的四點五維或二點七維空間模型裏是否會麵目全非？最後，什麽是“太平墟”？為什麽不能換一種說法，將其說成是那一片山地（地理學意義）？說成是那一群楚民後裔（人種學意義）？說成是那一係列事件（曆史學意義）？即便我們奉行政意義為至高至尊，那麽“太平墟（公社）”為什麽不可以是曾經被命名的黃龍寨（清末時期）、或者第十八鄉（日偽時期）、或者黃龍鄉（土改時期）、或者紅星高級社（合作社時期）？……這就是說，當說出“我去過太平墟”這一所謂事實時，我已經暗中預置和暗中篩取了大量的知識規約，不假思索地肯定了它們。
如果沒有這些知識規約，我無法這樣說，至少是不會說成這樣——我無法保證自己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麵對測謊儀麵不改色心不亂。
顯然，“我去過太平墟”一語裏的全部文化沉積，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也不會天經地義永恒不變。這正像一不等於零這樣簡單的事實，一旦離開常規的參照係，在特定的數學條件下也能成為謊言。
這就是你說過的，事實與價值並不是那樣截然兩分，總是處於互為表裏的狀態，純粹的事實判斷和純粹的價值判斷並不存在。每一項“真實”，都源於曆史上某些非常複雜也非常激烈的文化鬥爭。經過一係列成功的符號運作，我們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毫不猶豫地判定什麽是真實，說起來用不著麵紅耳赤；而且進一步相信凡真實才有價值，才是好。但文化鬥爭是天上飄下來的幻影而沒有真實性的起點麽？曆史就是這樣在數種或數十種文化符號的旋渦之中消散麽？曆史深處就不再有更為堅實的什麽東西——比方我的一切所作所為就不再置身於真實與虛假的衝突？我對這種說法也有深深的不安。誠然，我相信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真實”，不過是符號配置的後果，比如，別墅、轎車、時裝、珠寶所帶來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不過是來自權力、組織及其各種相關的意識形態，不過是服從一整套有關尊嚴體麵的流行文化體製，與其說痛苦或幸福得很真實，毋寧說是消費分子們的自欺欺人——就其生理而言，一個人哪裏需要三套空空的別墅呢？但別墅成為符號，轎車、時裝、珠寶等成為符號，不意味著非洲饑民的糧食也是符號。我們不能說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沒有真實的痛苦，不能說他們隻是因為缺少符號就暈過去了，就死掉了。
世間諸多物事有些已經高度符號化，有些隻是低度符號化，甚至與符號性能無關，需要我們依據不同的情境小心辨察。
人在這裏出現，身體在這裏出現。在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麵前，任何龐大的符號係統才顯得無能為力。不僅如此，因為人的出現，層層疊疊的符號累積才能確立人的終極，依靠對人體感官的信任，像落入磁場一樣獲得了真實性的重力——盡管真實在文化符號覆蓋之下總是晦暗不明，在當前文化符號巨量高產之下更加晦暗不明。我們當然應該注重人的心理需求，關於“尊嚴”的需求可以讓有些人亡命輕生，哪怕以生理為兌換代價。但我們不能說一切尊嚴感都是同質的符號，意義生成的符號長鏈，或是源於大多數人的基本生存，或是源於個人的畸態虛榮，兩種尊嚴感終究大異其趣。在這裏，我們不妨借用一個經濟學概念：恩格爾係數（Engel"s coefficient）。這是一個衡量貧困化的指標，指人維持基本生存的支出占總收入的比例，比如，一個人的收入九成要用於基本生存之用，那麽係數為零點九，故“現代社會”一般是指恩格爾係數極低的社會，至少低於零點五以下。在這樣的社會裏，物質困頓在緩解，體力勞累在減輕，觸覺不再占據全部感覺活動中最重要的位置，饑餓、寒冷、疾病、創傷等剛性和極限的感受漸漸退出人們的知識範圍，生理的需求更多讓位於心理的需求，財物的競比更多代理著文化的競比，代理著什麽樣的生存才更體麵、更文明、更個性、更有趣的計較。於是痛苦很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強，痛苦不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弱，文化符號的多重介入使很多“真實”變得混亂不堪，甚至渺不可尋。與此相比較的是，在一個極為貧困化的社會裏，財物要“實”用得多，感受要“實”在得多，一口救命的糧食，可以成為驗收一切真理的依據，物質的依據，客觀的依據，獨斷論的依據，就社會一般和總體的情形而言，任何不能救命的文化符號都隻能黯然失色和土崩瓦解。
我不知道把我的意思說明白了沒有。我是說文化分析對“真實”的消解，完全是一個小康社會的現象，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現象。在歐美發達國家發端純屬自然。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對大量湧現的現代“真實”有及時的知識反應，同時必須對判斷標準的悄悄轉換有足夠的曆史理解，必須理解在恩格爾係數零點五這個界標前後，真理不是一回事。在此之前，有糧食就是好的，有糧食的幸福是真的，這有生理需求的足夠支撐，幾乎可作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獨斷論；但是在此之後，有別墅或更多別墅則不一定是好的，有別墅或更多別墅的幸福不一定是真的，因其沒有生理需求的足夠支撐，不可作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獨斷論。這當然隻是一個非常簡化和粗糙的描述，隻是選擇了較為極端的例證。我們以後還可以討論其他。我想你完全了解當前的情況，僅就財富分配這一點而言，電視台正播放著非洲禿鷹正虎視眈眈地盯著一個行將餓斃的孩子，也正在播放著美國人為如何科學有效地減肥而發愁。二十一世紀同樣有複雜的局麵，有些地區和階層已經、或者可能再一次滑入貧困，甚至逼近生理需求的極限。因此，不僅過去的“真實”與今天的“真實”不同，這裏的“真實”與那裏的“真實”也不同，一個人在此事上的“真實”和在彼事上的“真實”也不同——文化就是在這樣一個非均質的曆史和世界裏產生著、發展著、交流著以及衝撞著。這使我們的符號研究不能一刀切，不能滑入文化決定論——正像我們以前不能滑入經濟決定論。
如果我們需要對“真實”抱有同情的理解，甚至需要對某些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思想遺產抱有同情的理解，正是為了小心的自我設限，防止自己借一件文化勘測的外衣，變成一種新的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在我看來，這是當前諸多後現代主義符號學家那裏一個越來越大的誤區：符號學成了虛無化的符號遊戲。
月光
月光灌進窗內，流淌到房裏的每一個角落。月夜竟如白日一般大亮，遠處的樹葉竟清晰得曆曆在目。湖水是月光的冰封，山巒是月光的壘積，雲霧是月光的浮遊，蛙鳴是月光的喧鬧。月光讓窗前人通體透明，感覺到月光在每一條血管裏熠熠發光。
似乎是一根樹木咣當一聲倒了，驚得遠村發出聲聲狗吠。其實這不是風吹倒的，也不會有人深夜光顧這個地方，也許隻是某個角落積蓄月光過多以後的一次爆炸。這一類爆炸在月夜裏尋常無奇。
又融入這一片讓人哆嗦的月光了，窗前人有一種被月光滋潤、哺育以及救活過來的感覺。二十多年前離開這裏，走進沒有月光的遠方。二十多年前的他沒有想到，即便有一萬種理由厭惡窮鄉僻壤的荒蕪和寂寞，他仍然會帶走一個充滿月光的夢，在遠方的一個夜晚悄悄綻放。月光下的銀色草坡，插著一個廢犁頭的草坡，將永遠成為他的夢醒之地。月光下的池塘，收集著秋蟲鳴叫的此起彼伏，將永遠成為他的夢中之聲。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李白）；“澄江涵皓月，水影若浮天”（蕭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張九齡）；“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杜甫）；“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王維）；“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張若虛）；“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李煜）……古人詠月之詩詞可謂多矣，讓很多中國人耳熟能詳。有了這一切，眼下的月光還是一般的月光嗎？還是這些詩詞出現以前的月光嗎？窗外的月光會不會悄悄閃耀著詩詞的節奏和韻律從而動人心魄？反過來說，在讀到這些詩詞的時候，人與人大概難有同樣的感受。相對於那些從來隻熟悉都市裏各種路燈、車燈、霓虹燈以及燈箱廣告的讀者來說，一個長期在月光中浸泡過的人，一個長期來月光富有得可以隨意揮霍的人，會不會讀出別有滋味在心頭的李白、蕭繹、張九齡、杜甫、王維、張若虛以及李煜？
秘密
我把出差的路線折了一下，騰出一天時間去太平墟，爬上橫衝子後麵的大嶺，看看我們當年開墾出來的五千畝茶園，有一股興衝衝的勁頭。我到了那裏有些失望，發現房子多了幾幢，但冷冷清清沒有什麽人跡。當年的滿目青翠已經遭到肢解和蠶食。溪北的茶園已經荒蕪，淹沒在草叢裏，高過頭的芭茅早把小道封死，隻有兩隻野鼠鑽來鑽去。另一片茶園則變成了一個磚廠的取土場，大片殘破和裸露的紅土十分刺目。
我沒有見到什麽熟人。一個放牛的老漢告訴我，這裏早就不叫“青年茶場”了，改名什麽公司了，眼下由一個姓周的老板承包，每年繳給鄉政府四萬元。
我不大相信這個數字。老漢認真地說，是四萬元，茶葉銷路不好，再說現在茶樹也少了，四周的老百姓鬧地權糾紛，要回去了兩千畝，大多數分掉了，也荒了；加上退耕還林，辦磚廠，開公路等，又廢掉了不少；等來年這批老茶樹砍掉，能剩個七八百畝也就不錯啦。
他以為我是茶葉販子，說老板今天不在，下山給親家吊香去了。
我有些難受，什麽話也沒說，在大片裸露的紅土上信步走著，踢得一個土塊飛出去孤零零地響。我在紅土上走著想起當年紮在這裏的墾荒營地，想起當年這裏的人字形茅草工棚，想起每天深夜裏嚓嚓嚓的一片聲浪——是我們在石頭上磨著鋤頭和柴刀，以便第二天斬草刨根時能有利刃。我在紅土上走著想起當年我們每個夜晚還在這裏砍削鈀頭把子或者扁擔，因為一天下來總要被我們撬斷或者挑斷好幾根，任何木頭都要被肉體摧殘。我在紅土上走著還想起我們曾披星戴月把炸藥、糧食、幹菜乃至豬娃扛上山來，挑子還沒停穩就滾倒在路邊大口大口地出粗氣，而隊長一個勁催促我們起身，說不能歇，說有月光好走路，得搶在月落之前趕到齊家嘴，不然的話今天夜裏就困在山裏。我在紅土上走著在紅土上走著在紅土上走著想起那一個月光豐富的冬天，還有那一個雨水連綿的春天，男人們都鑿禿了十幾把鋼釺，挖禿了幾把鈀頭，磨得手掌上全是鐵硬的繭子。我們當時已經感覺不到什麽叫累，因為手腳已經不屬於自己，掌釺的手掌震裂了虎口，流出紅紅的血，都不會有任何痛感。口舌也不屬於自己，咕嘟嘟喝下大碗穀酒，就像平時喝涼水一樣沒有滋味。我們是一大堆人體器官的各行其是，沒有神經的聯結，因此可以一邊睡覺一邊走路，一邊挖土一邊讓山螞蟥叮血，可以在吃完飯以後才發現腳趾甲已被踢翻，血不知什麽時候流出又什麽時候凝固。我們甚至沒有性別，累得成了一截截木頭，一個個閹人。大雪驟降的那個夜裏，有三個工棚被風雪掀掉，而幾個家裏貧寒的農民沒有棉被，僅靠蓑衣和茅草遮身，我們把四床被子借給了他們，自己卻在柴草堆裏和衣而眠。我們醒來的時候，發現火堆不知何時早已熄滅，發現小雁和小青她們的被子蓋在我們身上，她們也貼擠在我們身邊。我感覺到被子那一頭的小青把我的腳摟住，當然是怕我的腳凍著。在另一個夜晚，我醒來時還發現小雁的頭發正頂著我的下巴，還有吱吱嘎嘎的磨牙聲，有含含糊糊地嘟噥：“抱緊我，抱緊我，怎麽睡了這麽久還睡不熱呢？……”
我抱緊了她，其實不知道抱沒抱緊就已經重新入睡，直到醒來時已發現她已經起床，在火堆前烘烤著我們大家的衣，熬出濃濃的薑湯味。
她們現在都是人家的女人。
小雁後來在美國遇到我，翻了翻我的一本小說，“你們這些作家很討厭，什麽都往文章裏寫。我得告訴你，有一件事情，希望你永遠不要寫。”
“什麽事？”
“你知道的。”
她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她說的是哪件事，當然會照她說的辦。其實我從來也沒打算寫出她說的那件事。我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說出來的，像雪娃娃一遇太陽就要變得醜陋。
我也沒有把山上殘破和裸露的紅土告訴她，沒有打算把這次掃興的回訪告訴任何老朋友。我不想讓他們知道，當年那三百多人曆時兩個冬春的墾荒沒有什麽成果，當年的血汗差不多是白流——怎麽談得上當年誇口的“改天換地重整河山”？怎麽談得上當年宣誓的“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充其量就是解放了一個承包商吧？還有四萬元承包款，算是對國家貢獻的全部，你說得出口？還不如老木那堆肥肉炒樓盤一天的進項，不如他一個哈欠下來捐贈災區的一個零頭。他一聽到這事還不笑死？
我得守口如瓶。
聽吧戰鬥號角發出警報
穿上軍裝拿起武器
共青團員們集合起來踏上征程
萬眾一心保衛國家
我們再見吧親愛的媽媽，
請你吻別你的兒子吧
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
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
這些歌還在記憶裏，歌聲中的很多人和事還在記憶裏。越過漫長的歲月，這些記憶在當今市場經濟的價格體係下，隻能換算成渺小的一個數目，換算成四萬元——我們無法找到別的換算，隻能有這種換算，這種當下太多人所公認的換算。這足以使記憶蒙羞，使記憶者尷尬和可笑，從此沉默無語。但記憶在那裏了，永遠在那裏了，沒有什麽力量能把它剜去。記憶是一個人內心中獨享的密窟，憑主人的指紋驗證準入，沒有他人能夠分享的口令或通行證；記憶是一個人在密窟裏的遍地黃金，在他生後將消失無痕無人知曉。
我不能讓朋友們把內心中的遍地黃金投入這蒙羞的換算。
消失
就是在這次匆匆回訪中，我得知原大隊書記四滿後來當上了縣委書記，眼下又成了在押的貪案要犯。我有些惋惜，想起當年他在關鍵時刻的手下留情時還有點慚愧：他幫過我們而眼下我幫不了他。
當時“反動組織”一事鬧開了，鬧開的內情我以後會說。這裏先說鬧開以後，消息傳來，我們全變了臉色，膝頭控製不住地哆嗦，講話都有些結結巴巴。隻有大川還冷靜一些，陰沉著臉，抽著煙，要大家不要慌亂。我們都被民兵押到大隊部接受審問，其中大川被關押得最長，整整七天，據說還挨了四滿的兩記耳光，手臂上留有捆綁的血痕，好幾天裏無法伸直。
他是我們的頭，當然是反動組織的首犯，審問中索性把什麽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攬，算是有種的漢子。後來的日子裏，他不多言語，一反常態的溫和，對女生也不再是壓下眼皮，一條窄縫裏的眼光要看不看。他把小雁和小青叫去，語重心長了一番。交代她以後去學學繡花，學學裁縫，好歹也能混口飯吃；交代她們以後做事不要太逞能，偷偷賣血的事更要適可而止。看著他一派慈祥長輩從容安排後事的模樣，兩個女生都哭紅了眼睛。
大家越是心情沉重，他倒越是放鬆，對著門外的青山做做擴胸動作，說你們真是經不起事嗬，不就是要一顆人頭嗎？早死晚死都是一回事麽！他喝下一碗穀酒，高唱一曲現代京劇《紅燈記》裏烈士就義的唱段：“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
唱腔在靜靜的山穀裏特別洪亮。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很多天都過去了……大川的《紅燈記》都唱乏了，擴胸動作也做乏了，還是沒有出現我們預料中的囚車，甚至沒有什麽陌生的官家人進村來。大川刮了胡子剃了頭，換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衣和一雙回力牌藍色球鞋，一心一意地等著被捕甚至就義，一直沒有出工幹活，等著等著都有點茫然無措了，不好意思了，這天終於忍不住還是扛一把鋤頭來到地上，顯得有點灰溜溜的乏味。他衝著手中一把禿鋤大發脾氣，鋤楔釘緊了又掉，索性三下兩下把鋤楔砸得開了花，似乎是記熟了台詞並且化好了妝的演員，等來等去隻等來了演出無限期推遲，最他媽讓人窩火。連我們也覺得，故事如果這樣不了了之，雖然是謝天謝地的大好事，卻也讓人有點空忙一陣的失落感。是一個驚險恐怖片隻演了半截子，有頭無尾，讓人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
我們也對鋤楔表示憤怒，對所有農具的質量低劣怒不可遏，完全是討大川的歡心，力圖彌補自己某種莫名的愧疚。我們似乎對公安局的警車沒有來負有責任，對目睹大川白白英勇了一次負有責任，既然節目虎頭蛇尾，我們就不應該爭相觀看，看什麽看？豈不是故意看人笑話？
我不知道四滿是因為什麽把案子壓下來了。我不能不想到，假如那一次不是他裝糊塗，案子真鬧到上邊去，大川真有可能進了大牢甚至掉了腦袋。即使事情沒有那樣慘，我們讓他一個人獨攬全部責任，幾乎是默許他孤零零代大家下地獄，也是一群懦夫留下了永遠的汙點。我得承認，我沒有他那樣勇敢，隻是幫他倒開水，替他洗鞋子，殷勤百倍地為他忙前忙後，但從頭至尾沒有說出那句最應該說出的話，也許是他最為期盼並且最能得到安慰的一句話：
“跑蘇聯的計劃是我提出來的，要坐牢我跟你一起去……”
我猶豫過，但放棄了，於是永遠沒有機會再把這句話說出來。
我重新想起了這句沒有說過的話，重溫著麵對大川的愧疚和感激，完全是因為我再次來到了太平墟，再次走在當年的小路上。如果沒有這條小路的提示，我不知道還要忘記多少故事。我有點暗自心驚，不知道遺忘是怎麽回事，不知道是因為我遺忘了這件事所以無從記憶；還是因為我不願意記憶這件事所以如期地遺忘。我想起不久前看一盒錄像帶，帶上有普通話和廣東話兩個聲道的混錄。我的錄像機不太好，無法濾掉其中的一個聲道，兩種話音混在一起，讓我什麽也聽不清。後來我盡力要求自己“隻聽”其中一種聲音，奇怪的事情居然發生了：耳朵有了排除功能，廣東話的聲音漸漸隱去，直至完全消失。隻是我一旦意識到“這盒帶子實際上有兩種聲道”，稍稍放鬆一下自己的控製力，消失的聲音就立即轟然而出，重新造成耳邊的嘈雜一片。
顯然，我的耳邊並無一種客觀的聲音，我的耳裏並沒有客觀的聽覺。與其說我當時聽到了什麽，不如說是我的意識決定了我隻能聽到什麽。一道文詞性的指令決定了錄像帶上某個聲道的進退和出沒。
再看一張圖：
圖中央是一個很像高腳酒杯的白色形體。隻要你改變一下注意力，隻注意兩邊的黑色部分，高腳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兩張相互對視的臉。心理學家稱這種變化為“圖形/底色”顛倒。其實這幅畫一直沒有變化，如果說有變化，變化了的僅僅是我們觀察它的方式，於是顯現的東西突然隱藏，本可以忽略的東西倒成了觸目核心，就像我剛才說到的多聲道。
我們的記憶也是如此罷。我們以為自己記住了的往事那裏，其實還隱匿著很多其他的往事，並未消逝，隻是隱形，埋藏在記憶搜索範圍之外的什麽地方，消失在無邊的黑暗之中。隻有在特定的情境裏，注意力適時改變，它們才會轟然而出。
語言
你也許說對了。具象裏藏著語言。人類已經有了語言，已經借語言組織了自己的抽象思維，就不可能還有語言之網以外的物象和事象。在此之前，我一直搜尋語言之外的動靜，描述具象如何形成了非語言的隱秘信息。我當然還需要做另外一件事：考察言與象二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控製，回過頭來看看這兩件東西在一個動態過程中如何互為其根。換句話說，本書序言中稱“言詞未曾抵達的地方”其實並不存在，嚴格地說，隻是一些言詞偷偷潛伏的地方。
就像你說的，在人類生活中，任何具象都是被感覺的具象，在遠離童心、夢境、詩情、酒精、毒品等亂智因素的情況下，在一個人神智清醒的情況下，感覺也總是受到理智的控製，包括受到理智的篩選、整理、理解以及創造——語言在這一過程中必不可少。想想看吧，關於民族主義的言說，可以使一個盧瓦河邊的割草牧民，發現自己在天主教徒之外還有身份，感覺到他與陌生的巴黎銀行家們竟是同一類“法蘭西人”，貧富懸殊並不妨礙他們共同站在三色旗下心潮澎湃，唱著《馬賽曲》並且對普魯士或英格蘭人揮動著拳頭。他的生活完全不同以前了。同樣，關於階級主義的言說，可以使一個萊茵河畔的汽車修理工，發現自己在德國國民之外還有身份，感覺到他與井岡山下的雇農竟是同一類“無產階級”，麵目陌生、習俗差異、言語不通等，都不妨礙他們共同在中國戰場上衝鋒陷陣，攻入豪門大宅沒收財產和解放奴婢，把帝國主義一舉趕回歐洲去然後熱烈擁抱舉杯同慶。他的生活也完全不同以前了。在這裏，如果沒有相關理論的語言傳播，如果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指導他們認識生活的那些言詞，上述情形完全不可思議。
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遭遇了行軍、風雨、饑餓、愛情、戰鬥、友誼、仇恨、歡樂、思念、委屈，等等，人們的感官網捕了無數圖景和聲音，形成了巨大的具象儲量，悄悄潛入他們今後使用的語言。但誰又能否定，他們如此人生體驗的獲取，他們之所以經曆了這樣的生活而不是經曆另外的生活，其源頭不過是某些理論家的語言生產？
社會生活就像一個巨大的多聲道混錄帶，原本雜亂如麻，我們隻感受到“民族”或者“階級”，一如從沒有感受到“民族”或者“階級”，往往都是因為我們的感覺已經在執行排除功能，已經被某種語言牢牢地操控，將其他聲道強行掩埋在靜寂之中，直到它們重新轟然冒出來時為止。你說到的現代派藝術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對於一些奇心異智者來說，對於兒童、半原始人、吸毒者、幻想家、精神病一類人來說，現代派藝術的誇張、變形、怪誕也許純屬正常，順理成章，獨得我心，非此不可。但對於現代科學體係規馴出來的成年文明人而言，現代派藝術是如何被接受的？他們為何也能眼放毫光撫掌擊節地爭相觀賞那些蝌蚪狀的人形或者尿布狀的風景？在很長的時間內，現代派藝術差不多是“學院派藝術”，抽象派繪畫、意識流電影，如此等等，在社會大眾那裏門庭冷落，在學院專業領域裏卻大受追捧，雙方審美趣味的對立，遠非一般的“雅俗”的對立，也很難獲得自然消解。從根本上說，學院裏高產的專業理論和專業批評，是現代派風格得到接受和推廣的前提，具有重塑文化感覺的魔力。這就是說，現代派是異想天開的無限可能，卻並不像人們聲稱的那樣是反語言和反理性的文化返祖，恰恰相反，語言開路，具象跟進，語言闡釋在前，具象接受於後，才是現代派藝術征服人心的一般過程，而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性攻防過程。沒有哪一種電影像意識流電影那樣需要大量的理論和批評作為導看材料，也沒有哪一個時代會出現抽象繪畫的理論家和批評家大大多於繪畫家這樣的奇怪局麵。一個法國詩人驚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的文壇，曾經對我說過：現在已經沒有現代派文學，隻有現代派文學批評——以及專門為這些評論寫作的一丁點兒文學。他還說以前是批評家吸作家的血，現在是作家喝批評家的奶。
顯然，對於改變了感覺定勢的人來說，現代派藝術就是語言所孵化的藝術，是語言意念所強力催生並且強力追認的產兒——這至少是現代派一個方麵的情況。
你當然知道，很多學院派藝術具有強烈的觀念性，眼下甚至被人們幹脆稱之為“觀念藝術”，是一些圖形哲理和象形思辨，一般來說，需要在大量語言輔佐之下才能得到生產和消費。這些藝術總是存活在語言生產繁忙的學院，而不可能是別的什麽地方，顯示出它與語言的深度關聯——甚至比它所反對的傳統藝術更依賴這種關聯。
詞義
美國金融家索羅斯在總結股市教訓時說：“安全第一。”而每一個股市新手也會說：“安全第一。”
這是同一種言詞？
是表達同一個意思？
會引導出同樣的實踐？
索羅斯這裏的四個字，積數十年勝敗之經驗，意味著當年數億或者數十億美元的付之東流，可能牽動著他當時的坐臥不寧、輾轉反側、暴跳如雷、摔東打西、撕肝裂肺，萬念俱灰，可能聯係著他永生難忘的銀行逼債、股東鬧事、朋友翻臉、親友絕情、財產變賣、媒體羞辱等一係列驚心動魄的景象，真是字字千鈞，說出來就是血，說出來就是火——隻是一般人聽不出來罷了。那些剛出道的股民們在價位顯示牌下交頭接耳，也在頻繁說著這四個字，但他們的四個字可能隻是剛剛來自書本，來自友人的說道，來自股評家的指教，每個字還是一個飄飄然的空殼，尚未注入親曆性事件。即便注入過一次小小的斬倉虧空，但幾句懊悔或一聲長歎，與索羅斯的深度創傷豈可等量齊觀。
如果說索羅斯與某個股市新手會在同樣的理念下冒出完全不同的舉措，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言詞有表層的含義，有深層的含義，當深層的含義不可明言時，就構成了言詞所寓含的親曆性隱象，像長長的影子尾隨於言詞之後，是隨時可供檢索的體驗和情感，是言詞個人化聯想和理解的空間。相同“明言”之下，可以有相同“隱象”，這是因為多數人的初始條件大致接近，在衣食、疾病、婚育、家庭等方麵也有彼此差不多的經驗，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對這一方麵的強調。然而受製於社會與人生的千變萬化，相同“明言”之下，必有“隱象”的千差萬別，包括深隱和淺隱的差別，富隱和貧隱的差別，隱此和隱彼的差別，就像同一種導體，帶電與不帶電，帶交流電與帶直流電，帶高壓電與帶低壓電，完全不是一回事，隻有到觸摸時才可能被人心驚肉跳地察覺。
民間很多禁語就是這樣形成的。船民們因為對“沉”船和“翻”船有太多恐怖的往事記憶，這兩個字就帶上了高壓電，與這兩個字諧音的“塵”、“陳”、“晨”或者“番”、“帆”、“範”，等等，甚至也遭株連，成為水上船家的禁忌，一說就讓人觸電，就讓人毛發倒豎怒發衝冠。股民們因為對股價暴“跌”有太多痛苦的往事體驗，“跌”字從此也帶上了高壓電，與這個字諧音的“爹”甚至也為很多股民躲避，見了爹不能叫“爹”而隻能叫“爸”，叫“大”，叫“喂”，否則“爹”一聲天地變色，可能讓人血壓劇增冷汗大冒。
時間長了，作為一種潛在的心理痕跡，言詞的隱象已經積澱為本能，進入呼吸、血液、體溫一類生理反應，卻不一定被當事者所意識。親曆過政治冤案的人，對“專案”、“立場”、“批判”等言詞會有常人難以理解的本能厭惡。而E=mc2這一公式，對於鑽研過相對論的人，也有常人難以理解的情感色彩和美感分量，總是在密密文字中分外搶眼，讓人怦然心動喜上眉頭。
“童言無忌”的現象隻有從這一角度才可得到理解。孩子們尚無多少生活閱曆，心靈如同一張白紙，是無電或微電狀態，任何詞都可以拿來胡亂使用。有一位少年對同行的少女說：“你出來旅遊帶了嬌爽衛生巾吧？”少女滿臉通紅地怒斥：“你胡說些什麽？”這讓少年頗為不解，他從電視裏學來了這些詞語為什麽用不得？他用錯了麽？另一位小孩子聲稱自己知道結婚是怎麽回事：“結婚就是爸爸的精子咕嚕一下跑到媽媽的肚子裏去了。”他的話引起了在場成年人的哈哈大笑，引起了父母在客人麵前的麵紅耳赤，卻讓他久久地納悶：他從書上看來的話說錯了嗎？為什麽大人要那樣哄笑？
孩子們其實沒有說錯，而且應該說把這些言詞用得十分準確，合符字典的規範定義。之所以引起意料之外的羞惱或者哄笑，是因為這些言詞隻是準確於“明言”，並未統一配發“隱象”，在具有性意識或者性經驗的聽者那裏另有難言之隱，通向他們特殊的個人化聯想，於是才有孩子們困惑不解的羞惱或哄笑。這也就是說，在實際生活中，不同的人給同一個詞注入了不同的含義。這些含義，或者說構成這些隱義的隱象，既不可能從一個人身上抽取出來然後注射到另一個人身上去，也無法依靠當代的芯片技術或克隆技術從一個人身上複製到另一個人身上去，因此人與人之間的語言交流，即便能溝通於“明言”層麵的一致，也必定常常困於“隱象”層麵的各別。
毫無疑義，大多數言詞實際上是一種暗語，一種局外人能夠淺知但無法深知的暗語，類似社會中常見的行話或黑話，隻有在具有語義默契的密談者那裏，才能得到確切和充分的理解。言詞至少也是一種“泛成語現象”，隱含著各各不一的典故，存在於生活而不是字典中的典故，在不了解這些典故的人們那裏隻能得到一知半解。德國當代思想家哈貝馬斯似乎對這一點估計不足。他擔憂於現代文化和政治的四分五裂，呼籲重建理性的、民主的“公共領域”，變“主體理性”為“主體間理性”（見《交際行為理論》），讓理性不再封閉而向其他主體敞開交流的通道，當然表現出可貴的焦慮和現實的建設性意義。但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操作方案，他倡導“對話”，倡導“真誠宣稱”、“正確宣稱”等對話原則，仍有太多的書齋和沙龍的氣味，局限在理性層麵的“明言”，沒有注意到對“隱象”的心會，有賴於生活實踐經驗的重疊——這當然是一個太難的任務。我在下麵還要描述這一難點，描述這一難點怎樣在現代社會裏日漸突出。這並不是反對“對話”，隻是反對對話者低估對話的難度，恰恰是要使對話獲得實踐的堅實基礎，從而使對話不至於成為聾子間的胡謅，不至於成為對理性“原教旨”或宗教“原教旨”的天真寄望。否則，尊敬的哈貝馬斯先生就像捧著一本通用大字典的人，到各種行話和黑話圈子裏去尋求交談；或像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捧著一本通用大字典來向女人討論“衛生巾”或者來向成人們討論“精子”——他不會說錯什麽，也能有所收獲，但無論他準備了多麽足夠的寬容，語言這個既公共性又非公共性的工具，很難通向他所向往的“理性民主”和“理性憲政”，很多時候甚至會激起莫名的羞惱或哄笑。
一個迷戀理性的讀書人，可能不察語言中的暗語密布和“泛成語現象”，可能把言詞的相同錯估為詞義的相同，錯估為言者們相關經驗與踐行的相同。他可能以為，一個美國人說的“古董”，拿到一個有數千年曆史的文化古國來，與人們說的“古董”是同一個含義。他可能以為，一個中國人說的“民族”，拿到一個隻有幾百萬人口的弱族小國去，與人們說的“民族”會激發同一種感受。他還可能以為，一個惡人會像他一樣，把“愛國主義”理解為對所有國民的惦念愛護，而不意味著國民們承擔犧牲以便少數特權者竊據權利並且把巨款存到國外；以為這個惡人也會像他一樣，把“全球主義”理解為全球各民族之間平等的文化互補和技術共享，而不意味著所有弱國敞開國門以供少數富豪集團隨心所欲到哪裏都享受好處卻不承擔義務。這位讀書人相信道理是可以說通的，共識是可以通過說道理來達成的，但他一定不能理解，為什麽人類幾千年來有過那麽多道理，但還是有太多刺心的悲劇；他一定不能理解，為什麽很多道理差不多已經成了深刻、周密、漂亮、通透的精品，仍會遭遇人世間太多茫然而冷淡的麵孔。對於有些聰明的強者來說，有什麽道理不可以接受？任何意識形態的時髦口號都可以接過來，成為他們左右逢源並且大獲暴利的機會。同樣，對於有些純樸的弱者來說，有什麽道理可以接受？如果沒有人治的明君賢吏，沒有法治的善製良規，任何意識形態的時髦口號都可以使他們活得左右皆難，都可以成為新一輪剝奪的借口，把他們送入新的一輪生計滑落。
在這個時候，指責他們冷漠，指責他們不再關心理論，指責他們逃避和拒絕哈貝馬斯式的“對話”，豈不是責怪吃不上飯的人為何不去吃海味山珍？
慧能
《六祖壇經》記載，禪宗六祖慧能在坐化之前，囑弟子們今後“不立文字”，又稱“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義”，也就是不要爭論。《金剛經》記載，佛祖一再感歎“說法者無法可說”，又稱“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也就是根本不要講道理，與道家“大辯不言”的傳統有暗合之處。
慧能原是個擔水砍柴的役夫，史載為“野人”，沒有智識階級的資曆，充其量算是自學成才，對文字的懷疑態度，與他的貧民出身恐怕不無聯係。像他的佛門同道一樣，他對“對話”從無信任，在我看來，主要是對語言的顯義從無信任，無非是感覺到任何言詞的顯義之下，曖昧不明混沌莫辨的隱象縱深無法把握。在那個縱深裏，一絲明暗的閃爍或者任何一縷冷暖的飄移，都可能使顯義即刻嘩變，遠遠逃離字典的約定，逃離公共的約定。如果對話者不能複製對方的那個隱象縱深，不能複製這個隱象縱深所依據的全部生活閱曆，對話的成或敗，其實都差不多是一回事；說服或者沒有說服，其實都差不多是一回事。
慧能說得過於極端了，但不失為一種有偏見的洞見：理解是誤解的別名。
暗語
這裏說的暗語，都是普通語，隻是暗含著言說者們各自特殊的感覺經驗，不容易被聽者理解。嚴格地說起來，這些普通語都是必須小心提防的暗語。
有關例證太多，這裏僅略備幾則：
暗語一 地主
太平墟有壞地主，也有好地主，最好的一個要算嵩山大隊的喬爹。據說鬧紅軍的時候，紅軍殺了他的一個兒子。後來國民黨軍隊殺回來，有人勸他報仇，說縣裏關了好多共匪，你老人家與縣太爺是朋友，何不要縣太爺給你殺幾個祭墳？喬爹歎了口氣，說我與縣太爺至交不假，我要他上午殺，他不會拖到下午；我要他殺三個，他不會殺兩個半；隻是殺得再多，我兒還是活不轉來嗬。
他沒有報複。大概就因為這事，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對他網開一麵，雖然定為一個地主，列為階級敵人，但隻是劃了一塊地讓他去勞動改造，種點紅薯和包穀，自己養自己。幾年前的一天，我在山路上遇到他，發現他老得駝了背，一隻眼球蒙著白絮一朵，是嚴重的白內障。他不認識我，見我讀書人模樣，當成鄉政府的幹部，“幹部同誌，我一定要請你幫個忙嗬。”他遞上一支皺巴巴的紙煙，“政府還有沒有地主分子的指標？要是還有，你一定要照顧我一下，給我一個，我實在是困難嗬。”
我以為耳朵聽錯了，以為他在開玩笑。
他不是在開玩笑，說著說著眼淚都出來了。“我真是沒有活路了。今天一張紅紙來，明天一張白紙來，都是來要我的命。我有五個侄兒，八個外甥，還有六房表親，你說我還能活麽？我怎麽這樣沒有八字呢？我這樣反動，什麽壞事沒做過？政府英明偉大，怎麽就不再定我一個地主？……”
我後來才明白，他是說他的親戚多，需要送禮的紅（紙）白（紙）喜事也就多，人情負擔實在不堪承受。想來想去，還不如當年勞動改造的時候，親戚們都不敢與他沾邊，鄰居們也不敢與他沾邊，一個人倒也吃了碗安穩飯和清靜飯。他不知道“地主”這個概念早已消失，不知道“地主”這個概念在很長時間內曾讓人們心驚肉跳，更不知道鄉政府眼下掌握的扶貧指標涉及貸款、化肥、種子、糧食、棉衣但獨獨不可能有什麽“地主”。他完全不明白這一切。
他老淚縱橫，感慨命運如此不公，竟把他的地主帽子給摘掉了。他甚至羨慕一個過失縱火毀林的刑事犯，說：“他八字好嗬，好得不得了，還沒怎麽反動，燒一把火就住進牢裏去了，什麽紅紙白紙都沒有了。這人與人比得麽？”
暗語二 開會
我調入縣文化館工作的時候，時值“文化大革命”後期，同事們最喜歡開會。開會的吆喝聲一起，大家擁到會議室裏，擺上茶，擺上煙，興致勃勃，摩拳擦掌，一個要好好開上一把的勁頭。先是閉著眼養養神，薄薄地汲幾口茶水潤潤腸胃，等館長把某個上級文件讀完，好，良辰已到，各位開講，城南的麻子城北的跛子，冬天的豆腐夏天的酸菜，唐朝的俠客明朝的妖精，一五一十都翻出來算是深入討論文件精神。在這裏，沒有人會說出反對文件的話，擁護和頌揚甚至有些過分，比如有人會大聲宣布“我們決不能當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接班人”，待聽眾嚇得目瞪口呆，再彈一彈煙灰，吮一口茶水，左右看看，解開一個得意的包袱：“我們鐵定要當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條狗！要我們咬張三就決不咬李四，要我們不吃肉就隻吃點飯。”
這一類話當然不會有政治問題，有點可笑也無傷大雅。隨之而起的哄堂大笑中，還有人詭秘兮兮交流著一些眼神，真實態度盡在不言之中。
這些政治學習是神仙會，嘴皮子操練，俏皮話會餐，故事傳奇大比拚，外帶交流各種社會新聞、買賣行情以及家務經驗，一個星期好容易才開上兩次，常常開得與會者們意猶未盡難舍難分，紛紛表示要把思想政治學習深入進行下去，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大家都說，我們覺悟低，不多開幾個會怎麽行呢？這文件很深奧，不多討論幾次怎麽能吃透精神呢？工作再忙也不能放棄主觀世界的改造吧？麵對這亂糟糟的一鍋，館長大為放心又覺得味道不正，心存疑慮又覺得無懈可擊，隻能糊糊塗塗地帶過算了。
多少年後，我在國外過了一段冷清孤獨的日子，碰到一個記者，被問及我最想念中國的什麽東西。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開會。”
他呆呆地看著我，好像沒有聽明白，在我再次重複這兩個字以後，還是滿臉驚詫連連搖頭。這沒有什麽奇怪，他沒有參加過我的那些會，他采訪過的另一些中國人肯定也沒有我那一套開會的經曆。據說有個七十年代偷渡出國者碰到他，解釋自己非偷渡出國不可的理由，隻有語氣極為恐慌的一句話：“他們那邊要開會！開會！開會！”
暗語三 小姐
太平墟很多農民也進城打工，包括原黨支部書記四滿的女兒雨香，自父親被判死緩以後，衛生院的臨時工當不下去了，也進城來找出路。
知青們是他們的聯絡對象。獨眼木老爺在生意場上路子寬，給很多人介紹過工作，見雨香長得還有模樣，就介紹她去一家歌舞廳當小姐，也就是農民說的“吃花花飯”。聽到這個消息，很多老朋友都覺得老木缺德，竟把老領導的骨肉往火坑裏推。當年雨香他爹對知青還算不錯，你怎麽可以這樣沒心沒肺？
回到太平墟，我才知道沒心沒肺的是我們這些道德君子，倒不是老木，真是讓人大跌眼鏡。有些鄉親說，莫看城裏仔嘴巴說得乖巧，真要辦實事，還是數那個獨眼龍，那個木胖子，就他義道一些，你看他給人家雨香找了個多好的飯碗，鬆鬆活活就賺得大錢，兩年就在家裏蓋起了新樓房，一進寨子就看得見。哪像某某某呢，竟然讓人家去掃大街，一個月兩百多塊錢，還要吃自己的！鄉裏人就這樣不值價嗬？
其實村子裏一開始對歌舞廳也不是沒有閑言碎語的。雨香的丈夫修路時折了腿，還撐著一根拐杖，跑到鄉政府大吵大鬧，口口聲聲要離婚，說自己不願意被別人戳背脊，又在門前備置了一個豬籠子，揚言臭婊子一回來，就要把她沉塘喂魚。沒料到年關前雨香從城裏回來，一進門竟光焰照人，披肩發，高跟鞋，小皮裙，文眉描眼，真皮手袋，圍巾手套，又是手機又是尋呼機，打開錢匣子裏麵又是人民幣又是港幣，簡直是個仙女下凡貴妃省親，流光掠影照得丈夫幾乎睜不開眼，鎮得他根本不敢吱聲。這哪裏還是雨香呢？既然不是雨香，不像是雨香，丈夫準備得好好的一套惡詞還派得上用場？
丈夫手足無措，不知道該去燒水還是該去劈柴，不知道鼻子眼睛該怎麽安置，臉上該有什麽樣的表情。他想收拾一下老婆從城裏帶回來的東西，但那些東西他一樣都沒見過，一樣都不懂，怯生生地不敢造次。直到雨香捂著鼻子，對堂屋裏的雞鴨糞很不習慣，丈夫才找到了自己的光明的出路——趕快去哄趕雞鴨和打掃房子。
幾天以後，他慢慢放鬆下來了。他的娃仔已經受到羨慕，穿著鮮亮的運動套裝，穿著洋式的旅遊鞋，到小店裏去買紅紅綠綠的袋裝零食，還有一個電子遊戲機讓小朋友們好奇地圍觀。他自己也開始受到羨慕，抽著硬盒子的香煙，穿著油亮的皮鞋和挺括的西服，在麻將桌上拍出五十圓的大票子眼都不眨，還在村道上接受各種客氣的招呼和刮目相看的打量。有些不速之客也上門求見——估計這一家就要蓋新房，他們一個勁地來推銷機製磚、木材以及水泥。在這種情況下，丈夫晃悠悠地蹺起二郎腿，慢條斯理地吹出一個煙圈，“價格太貴了吧？你以為我家裏的錢都是撿來的？”
“哪裏，哪裏，都知道你家雨香在外麵打工不容易。”
“老子在家裏又喂豬又侍候老小，你以為容易？”
“更不容易，更不容易。”
“你明天來聽訊吧。”
“還等什麽明天呢，你是大老板，不就是你一句話麽？”
“是嗬是嗬，我們都來過三次了，不就等你一句話麽？”
被人家反複央求，丈夫心情很好，發現自己也是個人物了，而且發現並沒有什麽人說三道四，人們是真心地巴結他，是真心地等待他一言定乾坤——他不說了算誰說了算？
這正是雨香的婦道所在，並不因為多賺了幾個錢就不給男人麵子。這也正是雨香口碑良好的原因之一。很多人誇她賺大錢不忘節省，據說在城裏有時隻吃方便麵，一個個錢都攢著帶回家來，回到家裏還喂豬砍柴，不像九家灣一個婆娘，有錢就變心，居然跟著別的男人跑了。他們還讚揚雨香熱心助人，遇到家鄉姐妹們去找她，她介紹姐妹入行從不留一手，有業務大家做，有機會大家上，不像坳背裏另一個婆娘最會吃獨，說話總是含含糊糊，行蹤總是躲躲閃閃，留給姐妹們的電話號碼從來不是真的，無非是怕別人去搶了她的飯碗麽……我從這些議論中慢慢地發現，道德標準依然存在，隻是出現了一些下調，比如不再對從事何種行業做出評價，隻是對業內競爭是否公平一類問題做出評價。道德力量在這裏仍然強大，隻是出現了一些退卻，比方並不規範人們如何賺錢，隻是仍在約束人們如何用錢。
道德不是明明白白地還在麽？有些人一見歌舞廳裏脂凝粉亂，就痛惜當今之世道德淪喪，是否知其一不知其二？
衣食無憂的人，最有義務講道德，但伸出一隻白白嫩嫩的手，指責雨香這種人的庸俗乃至惡俗，則可能放過了更重要的社會問題。雨香是庸俗的，甚至是惡俗的，然而想一想她丈夫重傷的腿，想一想她家孩子無錢上學時的淒涼，想一想她家老人有病無錢醫治時的焦急，想一想她家那個破爛小土房在風雨之中搖搖欲倒以及夫婦倆的束手無策欲哭無淚，再對比一下眼下他們的揚眉吐氣，她怎樣才能夠不庸俗乃至不惡俗？如果社會或他人不能及時解除她的困迫，她能不能把每一天甚至每一個小時最實際和最具體的生活打成一個包，擱置起來，等數年或者數十年以後再開始過？
可惜的是，老木能夠幫她，而我不能夠幫她，即便窺探到“小姐”這個詞裏一種陌生的義涵，我還是無法接受這個詞的輕薄。
我在陌生的義涵麵前束手無策。
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內心中，道德標準既然能夠下調，那麽就能夠上調；道德力量既然可以退卻，那麽也就可以進逼；也許，在雨香賺到了足夠的錢以後，或者是太平墟的人統統富足起來以後，不論是通過社會改進還是個人奮鬥的手段，一旦令人窒息的貧困消失，很多舊事就得放到新的生活處境和背景裏解讀。在那個時候，倉廩實而知禮儀，人們會不會對吃花花飯重新感到匪夷所思？特別是當一個女人衰老得再也賺不回什麽青春錢的時候，她周圍的人，包括曾經受益於她的人，會不會突然有道德感的回歸？會不會突然露出一臉驚訝地質問：“那麽多人勞動致富，你怎麽就不會？那麽多人都受得了窮，你怎麽就不能？你怎麽可以要錢不要臉呢？”
他們說的當然是事實，是很多人那裏的事實，隻能令這個女人啞口無言——她也許沒法說清楚她的事實是怎樣的另外一回事，甚至可能淡忘了過去的一切。如果年老色衰的她也跟著痛恨自己的下賤，恐怕不會是特別奇怪的結局。
我在熟悉的義涵麵前同樣束手無策。
我不知道這一天什麽時候到來，不知道雨香她是否想到了這一天的悄悄臨近。我見到她的時候，她渾身飄散出香水味，搖搖晃晃地走在山路上，正準備往城裏去。她丈夫打著一把花布傘，扛著旅行包，興衝衝走在她前麵十多米遠的地方。
我打了個招呼，接受她目光中透出的冷淡——她一直怨我沒給她拉過什麽業務，對我勸她不要去那種歌舞廳也耿耿於懷。
“過兩天我也要回去了，有什麽事就來找我。”
“大哥那樣忙，我哪敢來打攪嗬？”她冷笑了一下，斜斜地看了我一眼，篤篤篤的鞋跟聲踏得更響。
我看著她的背影無話可說。
暗語四 饑餓
鄰隊有個知青姓陶，外號河馬，常來我們這裏玩。他身高體胖，重約一百公斤。一條大腿有水桶般粗，兩個村裏的後生還抱不起來；一個腦袋足有飯鍋般大小，若是顆豬頭，割下來佐以薑蔥椒蒜，足可熱氣騰騰喂飽幾家人口。他跑動起來的時候，臉上以及全身肉波蕩漾和滾動，曾被一位老農端詳以後驚歎：“好泰實嗬，這後生真是好配種——”
於是又有了“良種河馬”的外號。
他太能吃，一張嘴是口潲缸，兩斤飯倒進去，五個紅薯塞進去，兩眼一鼓，就沒有了，屁都不放一個，像沒吃一樣。為此他常常跑到各處揩油，總能嗅出你們這裏的豬油或者麵條藏在什麽地方，總能嗅出你們的嘴上殘留著鼠肉還是酸棗的氣味。為了得到這些吃的，他人大誌小，低三下四，幫著主人擔糞，幫著主人劈柴，喊哥哥喊姐姐，喊叔叔喊嬸嬸，厚顏無恥到極點的時候，你扇他的耳光也行。他甚至宣布過他的畢生宏願，就是繼承周恩來總理的位置：“我當上總理以後，下令全國所有飯店讓知青免費大吃大喝三天，然後就下台！”
有一天，他老遠就嗅到了什麽，一擔柴丟在對門山上，飛奔直襲我們的木樓，把大門捶得驚天動地，“開門！開門！……”
我們用三把鋤頭頂住大門，堅決不讓他進來，同時加快了填塞口腔的動作。這是一隻落入夾套的麂子，加入薑片，熬出了可親可愛的兩大碗，是我們隆重的節日，決不能讓良種河馬染指。我們的麵條、豬油、鼠肉、酸棗一類寶貝從未逃脫過他的魔掌，也總得有一次例外吧？何況這兩碗麂肉分量有限，完全不堪他筷子抄底那一類凶猛動作。我們聽到門外絕望的聲音，憤怒的聲音，哀號的聲音，還聽到他的雙腳在門上蹭，大概是想攀到門上的橫梁，從那裏一條空縫探頭看看屋裏的究竟。還聽到他的一線腳步聲繞到了屋後的坡上，大概想找出這個城堡的破綻一舉攻破。我們得意地哈哈大笑，大聲說我們要睡覺了，恕不會客，對不起啦。
外麵寂靜了，然後聽到他的腳步聲終於遠去。
我們沒有料到，這一縷肉香把他傷害得太深了，竟引起了他瘋狂的報複。我們的碗筷還沒有洗幹淨，幾個武裝民兵突然衝進來，吆三喝四，翻箱倒櫃，把屋裏屋外抄了個遍，見筆寫的紙片就抄走，其中包括小雁拚命想奪回來的一個本子。本子上記錄著我們每次內部討論的發言，在當時是反動透頂的東西。
這就是前麵好幾次提到過的太平墟“反動組織”風波，是一次差點造成人頭落地的報複。
他怎麽能夠下手這麽狠？不就是幾塊麂肉沒吃上麽，居然就可以告密？就可以把朋友們往死裏送？事情漸漸平息以後，我憤怒地質問過他，發現他眨巴著眼睛，一臉大惑不解的神情，根本不以為這件事有什麽嚴重，完全是一個無賴。
他後來找過我們，提著一條大草魚想來恢複關係，被我們轟了回去。他到別的村寨去找知青，也普遍蒙受指責和聲討，都說他是個翻臉不認人的家夥，惹不起至少躲得起。他在知青中完全孤立了，在農民那裏也遭指指點點，走到哪裏都抬不起頭來，哪怕他討好地去給人家挑水砍柴，叫人家叔叔嬸嬸，也總是遭到堅決的拒絕，似乎他是個麻風病人，滿身是毒，到哪裏就會毒到哪裏。他說他根本沒有害人的意思，說他隻是氣不過，說他隻是開個玩笑，說他根本沒有去告密，說他爸爸是工程師而他八歲還吃奶……他越說就越說不清楚，最後赤身裸體跑到一條無人的峽穀裏去了。人們把他找回來的時候，他的衣褲鞋襪都不知脫到哪裏去，隻剩下一座赤裸裸和黑黝黝的肉山。這座肉山揮舞著一個掃把，對一片碧波蕩漾的湖水吼叫著挑戰，說他手裏操著丈八蛇矛，得兒咚咚得兒鏘。又說他是大元帥，家住水晶宮，以嫦娥為妻，玉皇大帝正召他去掃蕩邪魔，派給他十萬天兵天將……
如此等等瘋話荒唐無稽。
他被家人領回了城市，送進精神病院。據說後來病好了，還當上了國營工廠的司機。在我們都離開了鄉下之後，據說他還開著一輛大貨車來過這裏，見人就掏出香煙，最昂貴的中華牌香煙一連撕開了好幾包，請各位賞臉。還拍著胸脯要熟人們到他廠裏去做客，吃飯睡覺全包在他良種河馬的身上，順便把一把把鈔票扯出來以作證明。他還像表演雜技似的把汽車開得滿山跑，逢溝過溝，逢嶺上嶺，在沒有公路的地方，也像台坦克碾得一路塵土飛揚，居然駛過一片包穀地，闖過一片油茶地，鑽出竹林以後又旋風似的沿著田埂狂奔而來，最後尖銳地大叫一聲，穩穩地停在曬穀坪——大貨車氣定神閑，全身居然一道刮痕都沒有。司機舉目四顧，接受大家對他這一手絕活的嘖嘖稱讚。
要不是有人攔住，他誇口還要開著汽車一步飛到河那邊去，你可以想象飛機是怎麽飛的，對，就是那個樣子。
他還是很能吃，據說一天要吃五頓飯，眼下當然有條件吃得起了，每天吃十頓飯也沒有問題。這使我想到當年，大家可能大大低估了麂肉對他的傷害。一個百多公斤的人，一個頂兩個，卻隻有我們同樣的一份口糧，饑餓感豈能與常人同日而語？豈能忍得住被我們拒之門外時的刻骨仇恨和衝天大怒？是的，我們都說過“饑餓”，但飽漢不知餓漢饑，小個子不知大個子饑。我想到現在的很多人，吃得滿桌珍饈都味同嚼蠟了，一天到晚隻思慮著怎麽減肥，就更不可能理解陶哥當時的饑餓，更不可能理解他的撕肝裂肺和走投無路，不可能理解他氣昏頭以後的那件事——是告密麽？也許是。告密又怎麽的？告密算什麽？他被餓得這麽慘還不能告一下什麽密？
很可能，他一旦酒足飯飽，也無法再理解自己的當年，無法理解自己怎麽就昏頭昏腦地走到大隊書記那裏去了。
暗語五 革命
很久沒有遊行示威了，倒是在美國差點遊上了一盤，差一點過上了革命癮。因特網上的遊行發起者是美國人的幾十個環保團體、婦女團體、左翼團體，照例沒有什麽華人組織，似乎這裏的華人隻會埋著頭開餐館拜財神爺然後搓麻將，還沒有工夫管大事，是一些隻會偷偷發財的地老鼠。小雁很著急，說這次是抗議美國拒簽廢氣控製的《京都議定書》，抗議美國擴張軍備全球稱霸的反導彈係統，事情太大啦，中國人怎麽可以袖手旁觀？
一旦決定參與，我們摩拳擦掌，悉心籌劃，決心與美國人民在星期天上午並肩戰鬥。小雁準備標語牌，設想著一個比一個更好的口號，比如要welfare（福利）不要warfare（戰爭），讀起來押韻，有文字的趣味，可以使口號更亮眼。我說可惜英國首相換人了，要不來一條Major（梅傑）決不代表major（多數），也是蠻好玩的。
作為小雁的丈夫，大頭睡得快到中午才起床，揉著眼皮，說星期天要去馴狗，恕不能奉陪。見我們說得興起，也湊了個餿主意，建議我們多做一些紙麵具，讓遊行者化裝成瘋牛，到時候一排排躺在汽車前麵裝死，或者一群群在大街上狂跑，不更引人注目？再讓手提廣播器裏發出牛叫，豈不是更有聲有色？他說用不著錄音，他完全可以把牛叫聲模仿得惟妙惟肖。
瘋牛症也是資本主義商業化鬧出來的爛事，也應提上革命議程，大頭這個主意倒也不算是牛頭不對馬嘴。
我們就這樣等到了星期天這個偉大的日子，撇下呼呼大睡的大頭，帶著標語牌出了門。小雁說她電話預約了一個理發店，要做做頭發，反正時間還早。可惡的是，她記不太清楚這個新理發店的位置，開著車在街上轉了幾圈，居然沒有找到。星期天上午人跡罕見，一家家鋪麵緊閉，問也沒處問。最後，我們把搜索範圍一圈圈擴大，才在靠近意大利區的一個街角發現了目標——比預約的時間已經晚了半個小時。
我在附近的一個mall來回轉了好幾圈，把最乏味的水果攤也統統看遍，大出了幾口粗氣，才迎來了走出理發店的她。一頭女式男發，有焗油後的淡淡發香，新鮮光亮，有些濕潤，像剛揭鍋的一個透鮮包子。
她與理發師難舍難分地笑談不已。我說時間可能不夠了。這個透鮮包子說還來得及，正好踩在點上。後來的事實證明她對形勢完全估計不足：因為有遊行，有些街區已被警察封鎖，我們一次次繞道，還是陷入堵塞的車海裏不能自拔。大概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預選的一個停車場已經客滿，另外一個停車場則無法接近，雖然街邊一些地方還有停車位，但那裏按時計費的價格高得嚇人。透鮮包子說她想起了附近還有個地方，踩響了轟轟轟的發動機，汽車掉頭又開始了更為艱難的長途包抄。她大罵自己stupid（笨），stupid得沒治了！原來她還是脫不了粗心大意的老毛病，一忙就更亂，剛才一不小心衝過了一個應該拐彎的路口，前麵沒有可供倒轉的路口，一路都是禁止停車的標誌，都是單行道向前的標誌，眼看著我們的車與目的地背道而馳，嘩的一下駛過了一條大街，嘩的一下又駛過了一條大街，闖入一片越來越眼生的城區，簡直要朝著地球的那一邊永遠地開下去，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整整一個小時以後，我們經過幾次違規的拐彎，犯禁的喇叭按得天響，好容易天地一暗，才鑽進了一個地下車場。
我們走到陽光裏，緊趕慢趕已經趕不上革命了，真有阿Q沒趕上革命的沮喪感。遠遠看見有圍觀的人群，看見密集的人頭那邊，最後一批遊行的標語牌也此起彼伏地過去了，然後就什麽也沒有了，然後就是圍觀者解散了。地上隻剩下幾張紙片，還有空飲料罐。
口號聲在街道的那一頭越來越遠，最終融入洛杉磯的寂靜。
我氣不打一處來，把標語牌狠狠甩進垃圾箱。他娘的這算怎麽回事呢？今天是吃飽了沒事幹，開到城裏來練車軋馬路？我不明白小雁為何沒有任何懊喪，居然有說有笑，就像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一定要我評價她的發型：“你說我這個頭發好看嗎？”我說不怎麽樣。她很不高興地撇撇嘴，“同你說話，真沒勁！”
她要到附近一個法國商店裏去買燈具，據說那裏的燈的確不凡。她一定看見了我鐵青的臉，看見我在路邊石階上坐了下來。
“你怎麽啦？”
“沒有什麽。你要看就去看吧。”
“那我們看個電影？”
“我不去。”
“生什麽氣呢？不就是沒趕上嗎？”
“我說了，沒有什麽。”
“多大一點事嗬，遊行也不缺我們這兩個。”
“哎，我說你怎麽偏偏挑了今天做頭發？”
“我怎麽能夠失約？你知道在美國失約是多大的事！”
“你的頭發一定要做？”
“我明天要參加珍妮的婚禮。”
珍妮是她的一個黑人學生。
“你要做頭發就趕早做麽。”
“我怎麽知道今天會塞車，會沒有停車位？”
“你說得都有理，都有理，好，去看你的燈具吧，去做你的頭發吧，你的好事哪一點不重要？哪一點不比遊行更重要？其實你在美國吃香喝辣還需要遊什麽鳥行嗬？你不是已經成了蘇珊·雁麽？不就是玩玩票麽？你要玩票就玩票，拉上我傻乎乎地跟著做什麽？大頭說得對，讀書人就是太喜歡道德發情，精神減肥。我早就該同他一起去馴狗！”
“你下流不下流？”
“你才知道我是個糙人？說完了，你走吧。”
她淚光閃爍，牙一咬就衝走了。
她不是盞省油的燈，不會那樣容易忍氣吞聲，沒跑幾步又折回來，眼淚嘩嘩地衝著我大放高聲：“好，我是精神減肥，你是什麽？你是什麽？你以為你是誰？別以為你就是英雄，別以為你就是民意，你們這些小公雞，幾根腸子誰看不清？不就是一次遊行麽？不就是一次尋找英雄感覺的機會？是嗬，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怎麽少得了你們？曆史的舞台上怎麽少得了你們？……”
“今天不是去排座次吧？好像也沒有勳章可領吧？”
“那前天是怎麽回事？前天你對老K的文章生什麽氣？不就是埋沒了你的觀點麽？不就是你的觀點提得更早但桃子讓人家摘走了麽？上次你明明知道老K的電話號碼就是不告訴帕蒂，什麽意思？不就是你與老K暗暗較著勁？不就是真理由你或老K說出來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尾巴一下就露出來了。你們是更愛真理還是更愛你們自己？以為人家不知道嗎？是的，你們不要燈具，也不要做頭發，要多清高就有多清高，但你們動手就要有成就感，要一世英名，要民眾看到你們的名字就脫帽致敬。你們要革命的股權，誰是大股東誰是小股東一定得分清楚是不是？……”
她一急就有英語脫口而出，就覺得中文救不了急，後麵還說了些什麽，我隻能聽得七零八落。有一些路人停下來吃驚地看著我們，一個警察也抱著雙臂嚴陣以待，使她終於意識到這是在大街上，於是突然打住，一邊擦淚一邊鑽出了人群。
我呼呼喘了一陣粗氣，也走了。我不會吃她的三明治，那個午餐盒就在她的汽車裏。我也不會坐她的汽車，跑到路口去碰運氣，總算攔下了一輛貨櫃車。開車的黑哥們熱情地捎了我一程，還操練著他唯一知道的中文：“毛澤東！毛澤東！”然後一個勁問我要不要毒品：“smoke？”
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接下來的幾天裏，我不接她的電話，聽到電話錄音機裏她的聲音，聽到他們夫婦邀我去燒烤，去看畫展，也不回答。直到我離開這個城市那天，才在機場見到她拉長著的一張臉——據說大頭又到外地畫劇場布景去了。她拿出一個手表式血壓計和兩瓶lecithin，往我的旅行箱裏塞，是我一直要給母親買的，總是沒找到我要的牌子，不知她是從哪裏找到的，是從哪裏知道我還沒有買到。看見我的箱裏亂七八糟，她不由分說把箱子拎到一邊去，把所有東西翻出來，重新整理一遍，使箱內立刻淺了一截，兩個紙袋裏的東西也全都合並進去了。
在做這一切的時候，我們都默不吭聲。
她告訴我到了漢城以後如何找汽車，如何找旅館，如何聯係她的一些朋友，像一位母親要送孩子出行。
“給我來電話吧。”我終於向她伸出了和解的手。
她啪的一下打掉這隻手：“不給你這個毒人打。”
她轉身而去，再也沒有回頭。
這就是我在美國一次夭折了的革命。因為這段經曆，我和蘇珊·雁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不用“革命”這個詞，好像一道沒有愈合的傷口，得小心避開。
暗語六 錯誤
我前麵說過，魯少爺曾把兒子過繼給一戶周姓人家，幾年後又去要了回來，賴掉了過繼時的承諾。這個周家白養了孩子幾年，也不要補償，是一戶好心人。
周家的男人叫家瑞，也是我的一位同學，這些年混得不太好，在單位上被解聘待崗。但他是一個老黨員，碰到黨員開會還得去。他喜歡開會，珍惜自己開會的權利，總是樂滋滋地來到會場，捧著一個自帶的大保溫杯，滿滿泡上色深如醬的濃茶，又頻繁地給熟人們敬煙，連新來的勤雜工也受到他的款待。他聽領導傳達什麽精神時無精打采，一見討論時間到了，就睜開了眼，搶著第一個發言，而且一發言就咳嗽三聲，提上丹田之氣，照例從猴子變人說起，展開他的唯物辯證法的理論體係，談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對立統一，談改革開放中的否定之否定，談列寧、斯大林一類領袖人物的功與過，順便對某些時下的荒謬觀點給予批駁，說那些觀點一派胡言正在搞亂全國人民的思想。隻是他提到的文章總是很陌生，不知道他是從哪些媒體上讀來的。
有一次他說明了來處，是《農村百業信息》。
他發言時間總是太長，話題又總是太大和太遠，讓領導和同事們有點著急。有次他上廁所去了，領導大喜，說趁家瑞不在，你們有話就快說，不然就沒機會了。
人們都得從他嘴裏搶時間。
他的理論體係當然來自在區委宣傳部的三年經曆。當時他革命家庭出身，下鄉不到半年就調回城，在機關裏當上理論幹部，成天給別人講馬列主義，也是領導信任的筆杆子，可以抽兩毛線一包的煙，是同學們中最有出息的了。很多人都請他幫過忙，比如，辦病退回城手續，比如，借點錢糧。他對這些事都有求必應，從不推辭，笑眯眯地成人之美，說朋友麽，這些都是小事，小事，不足掛齒。魯少爺後來能夠把過繼了的兒子又要回去，也完全是靠了他這一片熱心腸。
他老婆倒是氣得摔東打西，說白做了幾年保姆，白給人家開了幾年飯店旅館，哪見過這樣的不平事？我看你一腦子豬糞，老娘跟上你算是瞎了眼。
老婆夢月敢罵他，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在那以前，她父親是反革命分子，三個弟弟讀書，其中一位還因犯罪而勞教，全家就靠家瑞一個人接濟，他黨政幹部的身份，也足以讓街坊鄰居不敢對夢月一家加辱。要不是這個原因，一朵鮮花怎麽會插在他周家那堆牛糞上？——夢月說這話的時候，娘家境況已有好轉，父親的反革命帽子已經摘了，弟弟也從勞教所回來了，她自己還在某招待所找到了工作。相比之下，家瑞倒一步步走了下坡路，成了個待崗人員不說，才四十出頭的人，常常一頂黑色呢子便帽耷拉在頭上，人家穿短袖襯衫的天氣，他就毛衣棉襖上了身，成天籠著袖子，時不時還要咳一輪，咳到空張著一張大嘴有涎無聲的時候，就像要一口氣憋過去，有生命危險似的。總之，他怎麽看也不像是夢月的丈夫而像是夢月她爹。兩口子結婚二十年了也沒生個娃，其中原因是什麽，人們一看他夏天的大棉襖就大體明白。
他倒是很硬氣，穿著夏天的棉襖還是很勤快，待崗以後也不找單位上的麻煩，聲稱黨員就要帶頭自力更生。有一陣子，他居然有一部磚塊似的移動電話，經常站在院子裏，向廣東或上海聯絡，找他的“徐總”或者“王總”，要那些徐總或王總趕快發貨來，要那些徐總或王總在金海岸一類酒店等著他，不見不散，醉倒放人，氣勢很是威猛。他家門口堆放過一箱箱山楂汁，一件件根雕，一台台電動減肥器，還堆過一些寫廢了的信封，但堆來堆去，沒見他發什麽財，甚至沒見他把舊呢帽換一頂新的，麵對他人的詢問總是含含糊糊，說生意還過得去，還過得去的。
或者說：正在操作，下個月就差不多了。
有一次，同事看見他在一個小雜貨店裏喝著茶，與店主談生意，湊上前去一聽，不禁嚇了一跳。原來他一開口就是四億美元，說要把省政府連同鄰近的公園和郊區全都承包下來，與日本一家集團公司共同開發，在那裏再造一個香港。這事你參不參加？參加就好，等你的資信證明一到，我們就簽合同，下個禮拜就簽，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他讓旁聽者們驚喜不已，對這個城市的遠景充滿憧憬。隻是在談完以後，他低聲找店主借錢，十塊，就借十塊錢，要打個的士回家。
沒有十塊，八塊也行。
他說夢月那臭婆娘，早上掏了他的腰包。
他在外麵大罵夢月，罵她一個文盲更不懂國家大事，好多大事就壞在這個臭婆娘手裏。真要回到家裏，他無論文武都不是夢月的對手，總是被打得長發落下來罩住了眼睛，呢子帽落了地，最後撿起帽子落荒而逃，到親友那裏借宿。這樣的情況見多了，夢月的牆外開花也不使人們感到太意外。事情是鄰居們發現的。當時招待所的領導還幹涉這種私事，找夢月嚴肅地談過話，希望她檢點一些，這個麽，人多嘴雜，人言可畏，這個麽，最好不要讓人家有什麽閑話可說。領導大為奇怪的是，他們並沒有要求夢月坦白，更沒有要她坦白錯誤的細節，倒是她自己興致勃勃地一說不可收拾，說她確實犯下大錯誤了，說她真是沒臉見人了，說那個家夥居然是個人麵獸心的大色狼，又摸她又咬她，如何解她的褲子，如何架她的大腿，害得她幾天來還全身酸痛……點點滴滴全不遺漏，繪聲繪色地全盤托出。她說得領導麵紅耳赤，說你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她驚訝地瞪大眼睛：“你們不是要我檢查錯誤麽？我這就是深刻檢討，希望領導幫助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嗬，今後做一個好同誌嗬。剛才我說到哪裏來了？”
她一臉沉痛準備接著說她的短褲。
領導和秘書都嚇得手忙腳亂奪路而逃。
顯然，夢月對自己的錯誤是嚴肅的，而且有點莫名的亢奮，你看看，她一犯錯誤就有這麽多人來關切，就有這麽多人在門外探頭探腦，就有這麽多有身份的人物在她麵前躲躲閃閃結結巴巴以至慌不擇路地逃竄，哪個女人能有她這樣出人頭地？她突然發現了自己是值得人們關切的，衣服挑選得更講究了，脂粉塗抹得更濃厚了，麵色紅潤眼光發亮均前所未有。隻要碰上願意停下來談談話的，她不論男女見麵就沉痛，就要檢查和反省，一直說到她的短褲。有一次，她逮住招待所新來住店的一個采購員也說，說得對方迷惑不解，繼而走火入魔，把她往床上拖，結果挨了她一巴掌，聽到她哭著跑出門去大聲喊：“抓流氓嗬——”
采購員這才知道她並不是挑逗，的確是在檢討和痛悔。
奇怪的是，錯誤不僅成了她樂此不疲的話題，也成了她丈夫家瑞的話題。家瑞後來沒什麽事幹，成天在宿舍院子裏轉悠，見到男人，特別是處於領導地位的男人，就很負責任地湊上去忠告：“要注意嗬，要注意，你們要注意那個狐狸精嗬。你們與她說話，千萬不要關門；你們騎自行車，千萬不能讓她搭上來。你知道麽，她的手是要亂摸的……”你要是覺得這種忠告太好笑，他就會驚訝地瞪大眼睛：“你笑什麽？你不知道她是犯了錯誤的？這全院子的人都知道嗬。”
如果你願意聽，他就把夢月錯誤的過程原原本本告訴你。他當然會說得咬牙切齒，顯示出一個丈夫的憤怒權。他還會把老婆的錯誤一再誇張，比方把她的失身說成她的勾引，把她的半推半就說成她的糾纏不休，把她的一念之差說成她的來者不拒，把她的一件事說成三件事甚至五件事。總而言之，他似乎要讓天下人都知道他家婆娘不是一個家夥，是十足的蕩婦，天下第一破鞋，似乎恨不能讓全社會都來痛恨和關注他家婆娘的下半身，都來警惕和提防他家婆娘的短褲——這正是他大義滅親和大公無私的責任所在，是一個革命幹部必須完成的使命。他對院子裏的小孩也一再加強教育，撫摸著孩子們的頭，要他們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學一學未成年人保護法，不要理睬那個夢月阿姨，不要跟著她看電影，不要讓她來幫著洗澡……總之要千萬小心，提防化妝成美女的毒蛇。
他與老婆的吵架與打架當然不可免，甚至成了院子裏的定期節目。如果這一天晚上的電視台沒有什麽好看的節目，如果這一天晚上沒有下雨更沒有打雷，那麽九點鍾以後，電視黃金時段過去，院子裏比較安靜，適於聲響的遠距離傳播，事情就可能開始了。最先是咣的一聲，驚天動地，想必是一個花盆摔下樓了、或者是一個飯鍋砸下樓了，算是大幕開啟前第一道鈴聲。再過一陣，過了劇院裏第一道預鈴和第二道預鈴之間的時間距離，院子裏又一是一聲巨響，同樣驚天動地，大概是一個水瓶或一張椅子從天而降粉身碎骨。到這個時候，氣氛已經籠罩，情緒已經充盈，前奏已經鋪墊，陣仗已經鋪開，男聲與女聲就按部就班地開始出台。他們的對罵聲震全球，不會有什麽新鮮內容，無非還是以錯誤為主題，延及各種不堪入耳的細節，也延及祖宗或者國際時勢，使他們這一出保留劇目總是演得聲情並茂多姿多彩。罵你的棉花條二黃導板，咒你的敞篷車西皮搖板，揭發你一貫淫豬通狗二黃快板，舉報你從來是牛睡馬眠西皮回龍，聲調忽兒高亢入雲，忽兒低回落地，所有的淫穢詞語都從字典裏跳了出來，傾瀉到地坪裏四處飛濺，濺到了牆上和瓦上，濺得門窗和玻璃顫動不已。
鄰居們對這種色情的二人轉開始還有些好奇，過不了多久，就逐漸麻木不仁，沒有勸解的信心，基本上是聽而不聞，該做什麽還是做什麽。有人還生出一份同情，說他們夫妻倆床上不行了，隻能在嘴皮子上過過癮，也是人之常情麽。
內情到底是不是這樣，不得而知。有點讓人疑惑的是，家瑞每次吵架都口口聲聲要離婚，卻從未真正付諸行動，看來還是舍不得定期與之打架的對手，舍不得定期進行的口頭色情大廝殺。而夢月每次吵過以後倒顯得心情舒暢，精神煥發，目光靈動飛揚，第二天出門時可能還哼出小調，步子很有彈性地踏得一顛一顛，渾身洋溢著一種滿足後的快感，讓旁人暗暗吃驚。
瘋子
瘋子形形色色，其中有兩種形態給我印象深刻。
一種可稱“理智崩潰型”：象失控於言，於是皇帝與襪子握手，老鼠與雷電同歌，汽車被土豆吞食，導彈被道路追逐……可以成為他們那裏常見的心理幻境，在正常人看來純屬思緒混亂，記憶錯雜，胡言亂語，心意得不到正常表達，逐漸鬱結成一種焦灼甚至暴烈。
另一種可稱“感覺枯竭型”：言絕緣於象，於是對現實處境及其變化渾然不覺，以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餓不覺饑，凍不覺寒。他們的邏輯倒可能嚴密，知識甚至超群，但邏輯與知識都是從書本上照搬，偏執之下用得不是地方，俗話稱之為“認死理”、“鑽牛角尖”、“鑿四方眼”，是一些強詞奪理的“書呆子”。嚴格地說，呆也是瘋，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們斥之為“神經病”，即“瘋子”的同義語。
理智崩潰或感覺枯竭，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在不同的情境下一般來說也可有表現的側重。
不難理解，極少讀書的人，與讀書極多的人，兩種極端情況都是高風險作業，都是精神病的多發區，倒是中間狀態的庸常眾生較為安全。前不久北京市的一項調查結果，指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大、中院校學生有精神障礙，其中問題嚴重者達百分之十以上。我是從電視上得知這一驚人比例的。同樣是從電視報道中，我得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既是才子薈萃之地，也是瘋病發生率居高不下之處，在美國早就習以為常見怪不驚。看來，院校書齋生涯裏，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語言多而具象少，虛言多而實象少，虛言與實象的平衡難以保證。就精神健康而言，一不小心就呆，一不小心就繼之而瘋——隻是很多專家不以為這種“呆”是“瘋”的前期現象和基礎現象，甚至原本就是“瘋”的一種高學曆形式。
專家們更不從語言的空心化方麵去尋找病因。俄國精神病專家哈吉克·納茲洛楊倒算是一個例外。一九九二年的《消息報》報道：他曾經用“雕塑療法”、“戲劇療法”、“化妝療法”、“音樂療法”等藝術手段，幫助病人解除心理壓力，恢複清醒的神智，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在我看來，他的治療特點其實就是以象補言，以象救言，所謂“非語言心理治療（non-verbal psychotherapy）”，用雕塑、戲劇、化妝、音樂等具象來喚回感覺，喚回人正常的感覺，打破心智的危機，舒解和清除內心中語言的偏執性紊亂——這對於治療感覺枯竭型的精神病，對於治療高學曆和知識型的瘋病，可能不失為有的放矢的一個怪招。《消息報》稱，當時俄國醫學界拒絕承認他的成就，於是有四千多名病人家屬自發在莫斯科遊行，對他表示感謝和聲援。其中有一位遊行者說，他的病情好轉就是始於做雕塑，終於在一具雕塑麵前莫名地驚訝和失聲痛哭。
人的大腦像一個資料庫，從來都是“言”“象”混裝，二者互為信息的壓縮和隱含，互為目錄、索引、摘要以及注解，形成一種陰陽互補的智能生態。獲得一象，總是就有相關言語在腦海就位；獲得一言，就有相關具象潛入心田——即便進入高度抽象化的思維，間接的具象支援仍不可缺，或是作為思維的修辭手段，或是作為思維的實踐目標——生活實象是任何抽象理性最終落實之處和驗收之處。所謂正常人，就是調動有序從而實現言、象平衡聯動的人。所謂智慧者，就是“讀萬卷書”以獲得言的豐足，又“行萬裏路”以獲得象的富積，從而雙雙出眾左右逢源的人，對現實世界——特別是人文世界建立了信息的高效控製。實現這種狀態當然不易。隨著這個世界知識分配的失衡，一些人幾乎無緣進入學校，另一些人卻十幾年、幾十年甚至大半輩子就待在學校，無言之象和無象之言都在大量增加，大大增加了大腦管理信息的壓力。如果比擬為一台電腦，你可以想象光有文件而沒有目錄係統的情況：內容混亂，任意進出，擅自鏈接，像不像一個人理智崩潰時的亂象迸湧？還可以想象光有目錄係統而沒有文件的情況，目錄下全是空白，於是無所區別，沒有意義，無法檢驗，無法校正，像不像一個人感覺枯竭時的空言瘋長？
對於電腦使用者來說，這都是電腦的病，是電腦的“瘋”。
醫學化
潔癖者自以為活得很科學，於是想象可怕的細菌無所不在，想象生活中的危險和威脅防不勝防，那些毛茸茸邪乎乎的隱形魔鬼時時刻刻在準備侵入人的口腔、皮膚、內髒、骨頭以及頭發末梢。他們提心吊膽，沒有哪一天不生活在荊天棘地之中，不時覺得身上這裏或者那裏發癢，剛洗過的頭上或者手上也發癢，剛換上的襯衣或者裙子裏也發癢——當然是萬惡的細菌在那裏蠕動、攀爬、叮咬、安家、行凶甚至通奸。老木之妻阿鳳就是這樣一個崇拜科學的細菌狂想家。
她使家庭生活變得十分複雜。吃飯要用公筷，小孩不得玩泥，洗菜要戴上乳膠手套，這倒也罷了，算她有幾分道理。但不換睡衣就不能沾床，上廁所也要戴上消毒口罩，有什麽道理嗎？傭人做一碗麵條，按照她的規定，一條黃瓜要刷十遍，一個西紅柿也要洗十遍，不惜全麵動用肥皂、洗滌劑、酒精、先鋒四號抗菌素，有什麽道理嗎？
她最為科學地生活著，也就最為科學地瘦下來，這在她看來當然是科學得還不夠的根據，是細菌仍在偷偷肆虐結果。為此她不能不帶著女傭窮追猛打任何一隻飛入窗內的蒼蠅，哪怕撞砸清代官窯青花瓷瓶也在所不惜；也不能不製訂出家裏更為嚴格的禁規，比如，各人隻能用各人的電話，各人隻能用各人的馬桶，她的床更不容他人落座。兒子看準了她的弱點，每次要錢，隻要一個最簡單的威脅手段：不換睡衣就靠近她的床，必使她大驚失色地及時屈服——她哪怕傾家蕩產也得確保自己內衣接觸區的絕對潔淨。丈夫在外麵有了緋聞，從此就很難再與她接近，因為她總有揮之不去的恐懼，倒不是不相信丈夫可以改邪歸正，而是不相信丈夫的身體還可能清潔如初。她把丈夫的內衣內褲全部付之一炬，帶著傭人用酒精擦洗丈夫坐過的沙發，沒料到酒精太厲害，擦得真皮起了縐也褪了色，一套價值兩萬港元的新沙發就此完蛋，被她折磨得皮開肉綻，隻好扔進垃圾車。她還要求丈夫用酒精洗身，氣得老木臉紅成了豬肝色，摔下一個煙頭就衝出家門，又是整整一夜沒回家。
他們後來的關係一直沒法完全恢複，一直處於實際分居的狀態，是不是就因為過不了酒精關，不得而知。
小雁在美國留學時，來香港開過一次學術會議，順便來看過她，被她又是要換鞋又是要洗手地折騰了好一陣，才局促不安地坐下來。她在小雁麵前嗚嗚地大哭，說我這輩子是沒有希望了，徹底沒有希望了，當初我們在太平墟的時候還一起寫詩，現在我是永遠也比不上你了，你現在參加國際學術嗬嗬嗬，我的詩人夢隻有靠你去實現了嗬嗬嗬……小雁鼻子一酸，也動了哀情，隻是覺得對方把詩歌與學術混為一談，也不大明白國際會議上同樣臭魚爛蝦多，沒什麽神聖。但她沒法向對方說清楚這一切。
阿鳳擦擦淚，說什麽也要為小雁的大喜事好好慶祝一番，要到大飯店裏去請吃法國大菜，還拉上一些朋友作陪，出門前又要小雁換裝又要給小雁配項鏈夾睫毛，弄得小雁很不好意思。
吃過飯以後，阿鳳想起了重要的事情，求小雁在美國為她買藥，藥品目錄涉及抗衰老、慢性健忘，還有一些小雁聞所未聞的病名：什麽思維奔逸症，什麽雅皮士流感，還有中年孤獨綜合征……
“有這樣的病嗎？”
“怎麽沒有？你看看這些書。”
小雁這才注意到，她家茶幾邊有整整一櫃保健雜誌和醫學書籍。
“多多成績上不來，也是病麽？”
“兒童注意力缺乏症，你沒聽說過？”
“老木不回家……也是病？”
“隔壁的秦太就是這麽說的！”她睜大了眼睛。
小雁是讀文科的，不懂什麽醫藥，不知道眼下醫學管得這麽寬了，把文科的事務都管去了，她讀文科還有什麽勁？要是醫學界將來還發明出一吃就誠實的藥，一吃就勇敢的藥，一吃就熱愛和平服從法律並且關心人權自由和大氣環境的藥，文化批評和社會改造不就可以壽終正寢？——她見對方一本正經的樣子，不敢開玩笑，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把對方的藥單子很當一回事地塞進了提包。
非醫學化
另有一些人認為所有的病都不是病，都來自不健康的心理狀態、生活方式以及社會製度，其極端如某些神秘主義者，認為病都是人造下的孽，隻能靠積德行善來消災。阿鳳病重垂危之時，就碰到過這樣一個江湖高人。
她看來相信了這一點，突然完成了從科學到神秘的大跨度轉變，家裏成天香火不斷誦經不絕。她死後留在抽屜裏的一封信上還說：“我知道我根本沒有得癌症，一切都是我逃不出的劫數。”這封信沒有抬頭，作為死後的遺物，就像她藏在抽屜裏十幾封其他的長信一樣，不知道是寫給誰的。
潛意識
關於弗洛伊德與笛卡爾的分歧，不需要我在這裏饒舌。我倒是很願意看一看他們對語言共同的迷戀。
弗洛伊德常被看作一個注重具象的人，一個非理性主義者，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誤解。瘋態與夢境確是他最喜歡觀察的對象。夢中一頂上帝頭上的尖頂紙帽，被他破譯成夢者對“上帝”地位的渴慕；夢中一個形狀奇特的桌子，被他破譯成夢者那裏“特殊的父子關係”；夢中一次登高遠望，被他破譯出夢者“自以為是”的品格……他的《夢的釋義》和《精神分析引論》堪稱解夢的示範之作，讓很多追隨者亦步亦趨，民間普及版的弗洛伊德大量湧現：深淵暗喻“孤獨”，山峰暗喻“艱難”，飛龍暗喻“情感”，跌落暗喻“負疚”，裸體暗喻“丟臉”或“獨立的願望”，玻璃暗喻“擔心”，隧道暗喻“軟弱”或“缺乏自我認識”（載德國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星期日圖片報》）。到後來，一切凸出尖物暗喻“男性生殖器”，一切凹陷容器暗喻“女性生殖器”，則是更多現代解夢者的共識，並一再出現在某些現代小說裏。
顯然，這一類釋夢並未優待具象，恰恰相反，一象一言的機械對譯，大大低估了象的多義性，大大低估了象在認識中特殊的意義和地位，隻是把象貶為言的一些固定圖示。如果說笛卡爾以“我思故我在”立言，曾經把感性具象逐出了知識聖殿，那麽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們確實將其請了回來，可惜的是，仍然隻是視之為言語的臣仆，視之為一種理性的包裝材料，當然隻能等待剝除然後拋棄。他們對理性的獨尊一如既往，明之於象又昧之於象，正如美國哲學家弗洛姆說：弗洛伊德“給理性主義一個致命的打擊”，同時又是“理性主義最後一位偉大的代表”，一語點破了弗洛伊德與笛卡爾在基本點上的暗中結盟（見《弗洛伊德及其哲學》）。
弗洛伊德一度支持奧地利和德國的法西斯戰爭，與他對人類理性的過於盲從和輕信，不一定完全沒有關係。與笛卡爾的不同之處在於，笛卡爾主義是一個數學家的哲學，相信“精神是一種理智（見《沉思二》）”，相信理智是人世的救贖，數學公式的理性當然是善的實現；弗洛伊德主義是一個精神病學家的哲學，相信本能、欲望以及“潛意識”是更重要的生命本質，瘋人院裏的理性當然是惡的釋放。“人性本善的信仰隻是一種錯覺。（見《精神分析引論》）”他曾經這樣驚訝地發現。“人對人是豺狼——麵對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和曆史上的一切證據，誰有勇氣站起來說不？（見《文明及其不滿》）”他是這樣大聲疾呼。他是現代揮舞著科學大旗的一位性惡論者，雖然對傳統道德偶有忸怩不安的騎牆態度，但寒意逼人的精神分析學說，就其本質來說，與納粹軍隊的鐵蹄聲和全球法西斯侵略戰火形成了並非巧合的呼應——他是對戰爭的學術許可和學術寬赦。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九年的歐洲大劫，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出現，動搖和摧毀了歐洲人輝煌的理性大廈。如果說大戰的興起打擊了笛卡爾善的理性，擊破了理性主義美夢；那麽大戰的終止則打擊了弗洛伊德惡的理性，擊碎了非理性主義迷亂——雖然“非理性主義”的命名並不妥當，嚴格地說隻是理性主義的新一代變體。弗洛伊德也許沒法解釋，一場“人對人是豺狼”的戰爭，一場再自然不過和再正當不過的戰爭，一場在他看來完全是生命本質體現的戰爭，為什麽終究山窮水盡不得人心？他也許沒法解釋，終止這場戰爭的隻是惡還是另有強大的力量？在他所描述的“潛意識”這個心理密櫃裏，人們除了惡就不會有別的什麽東西？
弗洛伊德並沒有因為戰爭結束而得到必要的反省，而且影響越來越大，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一個理想逐漸冷卻和利欲不斷膨脹的時代被奉為隱秘的精神教父之一，似乎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說善是一種精神偽裝，如果他以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為預期讀者，以官府機關、學界院校、宗教殿堂、雞尾酒會以及各種高雅場所為他的預期理解情境，他當然是有道理的，甚至是石破天驚的真理；但如果他以赤裸裸的弱肉強食世界為預期理解情境，以振振有詞理直氣壯的流氓強盜為預期讀者，包括眾口一詞的輿論之下不是流氓強盜也要學成流氓強盜的人，他還能說惡是一種本能、欲望而不是一種外在意識形態的高壓？
本能在他的筆下蒙誣。大多數禽獸有欲望而沒有貪欲，不需要溫飽以外的珠寶、金磚以及貂皮衣，不需要發情期以外的春藥、性具以及三X級影片，而且有舐犢的本能，有樂群的欲望，利己之餘還有利他的一麵。我見過的一條狗，武妹子家那條大母狗，叼到一隻兔子都舍不得吃，一定要翻兩座山跑三公裏路，送到它狗兒子放養的那戶人家去，其勞苦之狀讓人動心。你還要人類惡到這條狗的生理水準之下？當很多人因為利益爭奪而變得六親不認的時候，連禽獸都不如的時候，支撐這種惡行的力量到底是“本能”、“欲望”、“潛意識”還是某種意識形態？那些人在並不必要也並不實惠的貪欲驅使之下骨肉相殘，到底是緣於自然本性還是緣於文化潮流的反複洗腦？
意識在他的筆下腰斬。意識常以文化招牌的形式出現，更多的時候以文化暗流的形式出現，並不一定體現為冠冕堂皇的官方公開宣傳，很多情況下是用不著說破的流行輿論，比如並不訴諸言詞的表情，並不進入教育的聲色感染，並不形成理論體係的情境暗示及鉗製，再加上一些暗語化的插科打諢和閑言碎語，就像用“瀟灑”或“個性化”暗示聲色犬馬，用“超脫”或“專業化”暗示袖手縱惡。一句話，意識更多地表現為“言下之意”，而言下之意總是充盈著言下之象，是象符主導而不是語符主導。這些東西作為“沉默的論述”（阿爾都塞語），作為超語言的意義示現，足以形成強大的輿論氛圍，暢行無阻，聲勢逼人，比很多“虛殼子”（王曉明語）式的官方口號更具有洗腦作用，是不折不扣的意識而不是什麽混沌神秘的“潛意識”。
這位奧地利醫生把“善”與“惡”的二元結構，僵硬對應於“意識”與“潛意識”的二元結構，製造了善偽而惡真的形而上新模式，完全忽視了意識形態施壓的不同方式，忽視了生活與人的複雜性，包括老木的複雜性。
老木這個人一直讓我有些困惑：
一、他口口聲聲自稱“流氓”和“混蛋”，以這種自稱為榮，以敢於這樣自稱為榮。用他的話來說，他早就看透了這個世界，已經開天目了，這輩子要徹頭徹尾做個惡人，哪怕死後下九重地獄。在這裏，他的惡似乎不再像弗洛伊德說的那樣僅僅是暗示於夢境的“潛意識”，而是明明白白成天掛在嘴上的宣言，何“潛”之有？
二、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我發現隻要是他主動來電話，隻要是他在電話裏慈祥可親，沒有什麽正事，嬉皮笑臉地問寒問暖，甚至豪情萬丈地突然對詩歌或徒步旅行有了興趣，那一定是他喝醉了。我雖然不能從話筒裏嗅出酒氣，但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眼下飄飄欲仙的模樣，拿著電話機跌跌撞撞要對世界上所有人表示愛心的急迫。然而隻要他酒醒三分，口氣和話題就完全回歸日常。如果你在這時候打電話過去，最先聽到的肯定隻是一聲低八度的“唔”，重濁之極，冷漠之極，好像他昨天剛剛約你徒步旅行，今天你就欠了他三百吊大洋，即便你給他報喜，說他手裏的股票今天大漲，他也會深深警惕，掂量這個電話暗藏著的陰謀，思忖著迎頭通擊你的周密戰略。最後一聲“再見”，也必是萬鈞巨石擠壓出來的一份生硬，毫無口舌的溫潤。
從這一發現開始，我注意到人與人真是不一樣，“酒後吐真言”和“酒後現原形”也真是不一樣，如果說有些人是一醉酒就惡，那麽老木這樣的人就是一醉酒就親切，或者說一糊塗就親切。他曾經說真他媽的真想抽自己一個耳光，因為那一天他居然在大街上給一個外地人指路，還用汽車捎了對方一程，事後一想，不是犯了腦膜炎麽？不是應該到醫院裏去看病麽？又有一次，他痛悔自己給受災的太平墟學校捐款兩萬元，一不小心就當雷鋒他爹了。他怒氣衝衝跑來指著熟人們開罵，“你們這些王八蛋，昨天是誰給老子下套？是誰灌的酒？把老子當冤大頭嗬！”
他是崇拜弗洛伊德的，有趣的是，恰好是他成了弗洛伊德主義的一種尖銳證偽：他的“潛意識”遠遠比不上“意識”那樣惡，一旦神誌昏亂，一旦非理性，就成了自己清醒時最為厭惡和最為痛悔的好心人。
偽善
有些事能說不能做，比如，玩笑話說邪了也無妨，不當真便可。
有些事能做不能說，比如善行。善行不宜行善者自己來說，甚至不可當作什麽善行來記憶和思量。一想就變味，一說就變性，就像密藏的寶物一旦暴露就會風化和鏽蝕，不再是原來的東西。一次頂風冒雨的什麽什麽，一次大汗淋漓的什麽什麽，一次慷慨的什麽什麽，一次還算勇敢的什麽什麽……都是你萬萬不可說的禁忌，記住，隻能留在心底盡快地爛掉。一說出來就是賣弄，就是交易的開始，無非是要換來感激、讚譽、獎賞、或者來世的福樂、天國裏的寵幸——那還是善嗎？
善不可說，還因為對善的確認很難。當年老木在鄉下修水庫時炸瞎了一隻眼睛，實屬高風亮節，但沽名賣勇的一時衝動，手忙腳亂時的可笑失手，未必不是故事的部分真相。隨著時間的往後延伸，隨著事物因果長鏈的展開，這一故事也未必能結下善果。他在啞炮爆炸的刹那間推開了一個民工，救了那人一命，誰能保證那人將來不是一個危害公眾的壞人而是一個好人？這個問題有點殘酷。就像我們資助某個孩子上學，誰能保證這個孩子出息了以後不會誌大才疏和嫌貧愛富？而他的窮爹媽不會因孩子的出息而更受心身磨難？我們施舍了某個失業者，誰能保證我們解除了他的饑餓同時卻沒有傷害他的自尊？沒有縱容他的懶惰？沒有引誘他安於乞討從而錯過了再就業的機會？……這種常常讓我們怯於細想下去的可能，怯於行動起來的部分事實前鑒，不能不成為善者那裏一份高懸的疑問：你做了也就做了，憑什麽認定自己做了善事而不是惡事？
對於善來說，“說”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常常使行為的品格截然兩分。一段原本未曾思索的自然經曆，一旦進入言語，受製於修辭和敘事的成規，就被指派了一個拍賣待售的位置，一個獨斷造神的位置——這正是善者無話可說而偽善者更願意喋喋不休的原因，是喋喋不休的道德自誇總是被人們深深懷疑的原因。老木已有這方麵的經驗，決不做傻事，從無道德自誇：他的一隻瞎眼不再是排啞炮時炸掉的，是搶錢以後分贓不勻時被同夥剜掉的，是坐牢時與牢霸打架時被一夥犯人戳破的——故事如何說，全依臨時的情況而定。他為自己排啞炮感到羞愧，感到可恥，同時發現偽裝惡棍更容易被圈裏人相信，還能增加他們的敬畏感，遇到麻煩時讓他三分。
這就是自我誹謗的好處。在一個偽善者太多的時候，一個偽善識破業務廣為普及的時候，把自己說壞、說渾、說下賤，才能得到輿論的認可甚至喝彩。自居流氓至少不被旁人覺得虛偽，無論敗寇成王，真實就是墊底的人生得分。有意思的是，老木自以為流氓以後，一撞上不順眼的人渣，比如為難他的官員，鄙薄他的文化人，仍然罵之為“老流氓”、“臭流氓”、“鱉流氓”，這就有點信口開河了。按照他流氓光榮的邏輯，豈不是把光榮稱號到處封賞？如果那些人還不夠流氓資格，他就不應該隨意降低標準；如果那些人已夠流氓資格，他就應該有幸遇到了更多同道，有了擁眾而立的強勢，沒有理由怒氣衝衝。還是按照他的邏輯，他為何不把“慈悲”、“忠厚”、“善良”、“崇高”等惡辭摔到那些王八蛋的頭上去？為何不讓那些家夥背上這些惡名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那些人是流氓但裝得不是流氓，也隻是打著錯誤的旗號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情，相當於曲線當流氓吧，無由被他過分譴責。
事情的解釋，隻能是他學壞還不夠全心全意，基本上還屬於生存策略的權宜之計。換一句話說，他此時仍在暗中留戀什麽，崇敬什麽，隻是這個什麽他已經說不出來。他的用語中已經完全消滅了“慈悲”、“忠厚”、“善良”、“崇高”一類字眼，隻能通過對“流氓”的怒斥來反證這個什麽的存在。他與偽善者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他失去了很多褒義詞，又沒法把褒義詞真當貶義詞，隻能詞義混亂地胡說。
就這一點而言，偽善的積極意義往往被忽略。偽善是善的庸常形態和模擬形態，表現為力不足者心有餘，證明了善無法真實於實際行為之時，至少還真實於一種心理眺望。正如善不可說，一說就可能成了偽善，其實惡者也須慎言，一說就有善的悄悄到場，就把惡的合法性取消了大半。言語這個迷陣，使善與惡總是糾纏不清。
言、象、意之辯
Iconology，曾被譯為“聖像學”或“表象學”，新近被譯為“意象形態”，可比照中文詞“意識形態”。它鮮明凸現出“象”的符號功能以及政治和社會效應，指當代的意識形態不僅表現為言，同時也表現為象。
這一新譯便於人們把文化觀察從言語擴展到更廣闊的領域，在一個大眾電子媒象日益取代文字印刷品而成為強力傳媒的時候，當然恰逢其時，被有識之士接受。
這一概念的重新理解和推廣運用，是歐美一係列新思潮的結果。法國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德國的現象學和法蘭克福學派，從英國到美國的大眾文化研究，等等，是起碼應該提到的幾個重要事件。它們雖然方法和目標不盡相同，深度和成效參差不一，都構成了這一概念的文化景深，構成了針對歐洲邏各斯中心主義傳統的陸續造反——盡管決定性的勝利還遠未到來。文字統治我們太久了，對理性的反省難免延及文字。尼采斥責文字為“上等階級的發明”，索緒爾詛咒文字是“邪惡和專斷的”。文字以外的一切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啞語和旗語（索緒爾）、玩具和酒（羅蘭·巴特）、音樂（阿爾多諾）、繪畫和身體（福柯）、電視（雷蒙·威廉斯）、廣告與消費（鮑得裏亞）、攝影（本雅明）、建築（德裏達），等等，都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納入學者視野，成為正在被破譯的對象。眾多思想散點正在聯結成線，蔚為潮湧大勢，衝擊著歐洲十六世紀以來以語言崇拜為基點的理性帝國。
“言”與“象”的關係問題無法回避。作為這一新思潮聯盟的重要人物之一，法國學者福柯一直關注“非言談”和“言談以外”的事物。一九七七年七月，一位心理學者訪問他的時候，他作了簡明的解釋：“概括地說，所有非言談的社會領域，都是一種製度。（見《遊戲的賭注》）”接下來，他用軍事學校和一般學校那裏建築的監禁功能，證明這種無言製度的存在，即隱形權力的存在。在這裏，福柯身上有他老師阿爾都塞的影子，後者曾大力主張讀出所有文字空白中的言外之意，帶頭破譯馬克思《資本論》中種種“沉默的論述”及其社會意識形態隱因。福柯身上也有拉康的餘韻，後者試圖將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結合起來，將許多沒有說出來的東西，看做是“超我”壓抑之下悄悄沉澱的潛意識——這是襲用一個弗洛伊德的概念。很自然，福柯在寫作時最喜歡說到的圓形監獄及其塔樓上的監視器，總是被後來很多人看作“超我”的隱喻：這個深入人們內心而且至高無上的監視器，在世界這個無形的大監獄裏，使權力對人類的文化監控內在化了，非語言化了。
不難看出，福柯在這裏把言外之物視為“製度”與“權力”的禁言之物，是人為壓抑和人為遮蔽的意識盲區，由此而來的推論當然是：一旦這種壓抑和遮蔽解除——福柯與他的同盟者們就是在做這種政治鬥爭——這些盲區可以被照亮，也就是可以進入言說。這當然隱含著一種較為樂觀的語言態度。人們甚至可以說，福柯雖然發動了一場對邏各斯的猛烈造反，依然對語言保持了基本的信任和期待，最終攻擊點是“製度”與“權力”，而不是語言自身。
與此相異，語言自身是否有表達的局限，一直是個引起爭議的問題。我不知道世界各民族文化傳統裏有多少相關的思想遺產，比方印度人、阿拉伯人、印第安人，等等，在這一方麵有過什麽樣的詰究，僅就中國而言，很多學者就走上了與福柯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直感歎語言工具本身的缺陷——與製度和權力似乎沒有什麽關係。
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莊子說：“可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見《秋水》）”莊子所稱那個不能言傳甚至不能意會的東西，似乎是一個超製度和超權力的普遍現象，是人們永遠無法企及的認識彼岸。莊子還在《天道》裏說過一個故事：一個車輪匠見國王讀書，問陛下您讀的是什麽，聽國王說是在讀聖賢之書，竟譏諷了一句，無非是糟粕吧。國王大怒，欲斬車輪匠，最終卻被他的一番話打動。車輪匠說，做車輪不容易，軸小便滑而不固，軸大則澀而不合，要做得不大不小恰到好處，全靠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是講不出來的。父親無法傳授，兒子也無法學習。由此推想那些聖賢之書，不可言傳之精微，最為可貴之所在，都隨著他們死去了嗬，留下的書還能不是糟粕？
這算是中國最早的語言可疑論，最早的非語言主義。
五百多年以後，漢魏時期王弼等學者又挑起了中國曆史上一次大規模的言、象、意之辯。王弼是這樣說的：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象以觀言。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可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可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之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周易略例/明象》
王弼從卦象出發，原理接通物象與事象。他把“象”看作比“言”更基本、更原真、也更可靠的一種符號。也就是說，“象”是第一級符號，“言”僅僅是第二級符號。因此，言不足以表達象，象也不足以表達意，在這樣的逐級代理過程中，信息有不可避免的損耗。
與這種“言不盡意”論相反，同時代的歐陽建提出“言可盡意”論：
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為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何故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暢誌，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品名殊，言稱接而情誌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誌，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些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矣。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吾故以為盡矣。
——《全晉文卷一〇九》
歐陽建承認語言隻是一種符號，但相信這種符號與事物有著精確對應關係，事物隻有通過語言而被人們認識。這種觀點如果推論下去，似乎就會通向早期的維特根斯坦：我們無法言說的事物，也就是我們不能認識的事物，而我們能夠認識的事物，都是可以用言說的，不可能逃離語言之外（見《邏輯—哲學論》）。歐陽建在這裏排除了“象”，當然是化約了“象”與事物之間的差異，正像他化約了“言”與事物之間的差異，表現出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典型風格：從不懷疑語言的客觀有效性，從不懷疑語言的內涵恒定性——其內涵似乎普適於各種感覺經驗的承擔者，不可能溢出也不可能被抽空。
王弼與歐陽建都追求著絕對真理，看法雖然對立，卻各有邏輯上的破綻和死穴，無法圓說。比如，王弼稱世有不可盡之“意”，然而既在不可盡之處，就無法實證其存在，你能拿一個你沒有的東西來給我看看？歐陽建假定“意”可盡，然而這一來便須禁絕任何新“言”，因為任何新“言”都是舊“言”未曾盡“意”的證明，你今天的新知豈不就是你昨天未曾企及的認識盲點？既然昨天的語言有未能抵達之意，為什麽今天以及往後就可以自誇山外無山和天外無天？
不管他們的看法是如何不同，較之於福柯一流歐洲學人，他們倒像是窩裏鬥的自家兄弟，共同忽略了“製度”與“權力”對語言的介入。這是中國古人較為天真和遲鈍的一麵。事情似乎是這樣，福柯對語言的清理，一心追究哪些事物被排除出言說，看權力和製度暗設了哪些語言禁區，大概是一種意在社會改造的語言政治學。而中國古代學者們基於“天人合一”、“盡性窮理”的終極抱負對語言展開清理，一心追究事物是否可能被言說，看語言是否構成了自身的牢籠，大概不失為一種意在心智反省的語言哲學——其抱負之遠大又不能不令人感歎和驚羨。
在人類漫長的認識曆史上，他們分別代表了知識清理的兩大方向，也是人們觀測意象形態時兩種可貴的提醒。
煙鬥
言、象、意之間的關係，也曾被比利時現代畫家馬格利特思考。他的一件著名作品《煙鬥》反複被人們提及：畫麵上是一個大煙鬥，文字說明偏偏是：“這不是一個煙鬥。”在我看來，馬格利特在這裏做了兩件事：一、他向觀眾發出警告，煙鬥畫不等於煙鬥，物與象不是一回事，實象與媒象也不是一回事；二、他成功解除了語言與具象之間的定擇關係，明明是一個煙鬥，被說成“這不是一個煙鬥”，象與言分離，煙鬥之象獲得了重新命名的可能。
言、象、意三者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重組的自由空間。
很多批評對《煙鬥》的第一項意義比較關注，對第二項意義往往言之不詳，包括前不久研究視覺的一本新著：《觀看的實踐》（美國M.Sturken和L.Car撰）。其實，物象的文字命名從來不是天經地義，作為一種臨時性約定，在不斷變化的生活和感受那裏，總是有褊狹乃至荒謬之虞。為什麽“監獄”一詞必定指涉監獄的形象？為什麽整個社會不可以被視為無形的監獄？為什麽“貴婦”一詞必定指涉貴婦的形象？為什麽有些貴婦不可以被視為高價長包的妓女？為什麽“帝王”一詞必然專屬於帝王的形象？為什麽帝王不可能是權力和財富的真正奴隸？為什麽不能把“奴隸”的稱號配置給皇宮裏一幅幅金碧輝煌的肖像？……既然如此，一個煙鬥被畫家言說成“這不是一個煙鬥”，就不失為一個啟示真理的寓言。
小小煙鬥從此攪亂和折騰人類的神經。
虛詞
畫家馬格利特畫過《煙鬥》以後說過：“在現實中，一個詞語可以代替一個事物；在一個命題中，一個形象可以代替一個詞語。”這與中國漢魏時期王弼等學者的意思相近。但他們有點粗心，比如忘記了虛詞的存在。
虛詞從來無象。“所以”是什麽東西？“僅僅”是什麽模樣？“尤其”有沒有質量或重量？“不但”如何得以被人們感覺？……這些虛詞不指涉事物，而是指涉事物之間的關係，更準確地說是人們對事物關係的描述，意在用邏輯之網把散亂事物編織成統一的世界圖景。
火把水燒開了，人們編製出“因為”火燒“所以”水開的因果陳述——雖然這個陳述已經化略了水的純度、大氣壓力、地心重力等更多相關條件，一因一果的單線鏈接並不準確，但不管怎麽說，不失為通向科學認識的起步。如果沒有這些虛詞，我們就隻能看到互不相關的火、壺、水，包括水突然自冒熱氣和氣泡，不可能得到“燒水”的理解性描述。由此可見，虛詞因其無象，一開始就是最具風險的符號係統，但仍是人們進入邏輯思維的起碼工具，承擔著語言抽象化的高階發展。孩子學習語言時，最難掌握的就是虛詞，最容易出錯的就是虛詞。“因為媽媽回來了，所以小狗拉屎了。”這就是一個孩子既不能理解媽媽也不能理解小狗時的傻話，是虛詞胡亂安裝的常見情形。
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使人區別於動物是不夠的，說虛詞使人區別於動物才是較為妥當的。虛詞是人的專利，是人從動物中分離出來的最後一站，是人對動物最後的告別之地。人們完全可以使狗、豬、馬、牛、鴿子、狗熊等“聽懂”人語，在訓練中造成它們對部分實詞的條件反射，為主人叼來一隻“襪子”或者乖乖地“出去”。但再高超的馴獸員也無法讓動物了解“所以”、“僅僅”、“尤其”、“不但”等是什麽意思，無法讓它們叼一個“不但”來，或者向“而且”衝過去。動物無法像人一樣，憑借虛詞體係在邏輯思維的長途上越走越遠，遠征科學、哲學、政治、倫理，一直到現代文明各個最為奧秘莫測的各種知識前沿。
到了這一步，不僅是虛詞，就是很多實詞也無象了，至少是無日常之象了。人們的認識觸須向更微觀和更宏觀的領域延展，各種事物關係更多地為人們所捕捉和聯結，數詞、副詞、名詞、動詞等都越來越“虛”。“眼見為實”不足為訓，日常感覺不能不一再受到懷疑、封存甚至徹底取締。鯨長得像魚，但不是魚。蝙蝠長得像鳥，但不是鳥。改性的金屬形態不變但品質變，改性的水泥外象依舊但功能新。再說，負數和虛數有象嗎？質子、亞原子、基因密碼有怎樣的象？誰能描畫出一個“生產關係”或“經濟增長點”？誰能嗅到或者觸到“語素”、“音位”、“思想”、“文化深層結構”？……這種知識的非日常化，使人類思維開始告別原始狀態和兒童狀態，理性主義者們有理由把邏輯而不是感覺，當作認識的高級形態，當作新的精神上帝。理性高於感性的現代通則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福柯依據他對法國的觀察，認為十六世紀是這一過程的開始，是現代人告別古代人的臨界點。十六世紀以後語言學、博物學、經濟學三大學科的產生，帶來了語言一次脫胎換骨式的高度抽象化，使很多詞語已無法還原為“可見物”——比如生物學分類不再僅僅以植物和動物的“外征”為依據，解剖學正在揭示不可還原為物象的“有機組織”（見《詞與物》）。
到今天，據有關統計，每年都有一千個左右的新科技詞出現在英語中，造成詞匯的迅猛增量，其中大多數為實詞，卻沒有日常具象可供感覺。
如果說這個時候還有象的話，那麽紛紜萬象剛好受到了抽象思維的大規模介入，無不麵目一新。首先是象的改造。美術的透視法則出現了，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意大利畫家達·芬奇，歸功於他不僅是個畫家，而且是一位傑出的幾何學家、解剖學家以及工程師。他的《蒙娜·麗莎》、《最後的晚餐》等名作，以幾何學和解剖學的精確控製，重新訓練了人們的視覺，塑變了人們的空間，給具象注入了邏輯之魂，為後來幾個世紀的現實主義審美奠定了理性的基石。接著是象的大量臆造。相對論、量子論、非歐幾何、熵增加原理等現代科學思想，極大顛覆了人們傳統理解中的世界。化學、核物理、生物等技術產業，幾乎完全改變了人們日常生活的景觀。Nature（自然）不再是Nature（本質）。“自然”已經成了一件陳舊的遺物，一個原始的迷信，現代主義美學的曆史一開始就是非自然、超自然、甚至反自然的曆史。不難理解，現代主義的繪畫常常奇詭得讓人莫名其形，現代主義的音樂常常晦澀得讓人莫名其聲，連現代主義的曆史與理論也正在被鼓勵大膽虛構，一切社會、政治以及倫理的思辨也都可作超現實的天馬行空，飛揚出人們經驗感覺之外——據說今天的真實就是一種文本，一種敘事和修辭，對這個世界諸多事務的了解，不再需要肉眼可及和伸手可觸的事實作為價值擔保。你站在巴黎蓬比杜文化中心麵前，完全可以感受到現代人由此產生的美學自信，還有衝破自然常態的那種急切和狂熱：蓬比杜中心是一個現代主義的建築隱喻，完全不像是一個文化機構，更像一個粗笨無比的大型化工廠。大小縱橫的水管、汽管等本該藏起來的東西，全暴露在大樓的表麵；牆麵、窗口等本該呈現於外的東西，眼下全被遮擋於管網之後。整幢大樓就像一件大衣裏外翻了個透，一隻甲魚的腸道、食道以及血管翻出來掛滿全身，傳統的“內”與“外”交換了位置。如果沒有一種挑戰“自然”的眼光，如果沒有一種尋找“本質”的眼光，一個藝術中心如何會建成這等模樣？
現代主義是心造的充分自由，是一次符號大赦和符號解放，正在把人們吸入一個陌生的符號世界。在這個時候，何謂“虛”，何謂“實”，恐怕是不易說清楚了。
殘忍
“文革”中每逢重大節日之前，或者生產大忙季節之前，鄉下都常有批鬥階級敵人的大會。碰到台灣那邊有大氣球飄過來，投下反共宣傳品和糖果餅幹一類，民兵日夜布哨，鬥爭氣氛就更緊張。但我們的生產隊長漢寅爹並不擅長鬥爭，雖然也能拍桌子瞪眼睛，但說不出什麽道道。挨鬥的若是老人，若是滿頭大汗兩腿哆嗦，他還會遞上一把椅子過去讓對方坐下。“你這個賊肏的，要你坐你就坐，站得這樣高想嚇哪一個？”
他橫著眼睛嗬斥。
這張椅子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發現不僅僅是老隊長，太平墟絕大多數農民也都有軟心腸。我認識一位月桂嫂，地地道道的貧農，每次碰到這樣的批鬥會都要躲在家裏，遠遠地聽著口號聲，倚著門框哀哀地歎氣，眼眶紅紅的，說那些挨鬥的人可憐嗬可憐。她慌慌跑入房中去擦拭眼淚的身影，曾讓我心頭一震。我認識的武妹子，也是地地道道的貧農，但一直把同村的一位地主稱為“五叔”，在階級鬥爭最火熱的時候也不改口，不改變見五叔必恭敬問安的晚輩禮節。看見他在路上急匆匆前去接過五叔的挑子，說什麽也要幫對方挑回家去的身影，我也有過暗暗的詫異。他們被領袖譽為“革命的先鋒”，似乎並沒有革命的一股狠勁。
相反，倒是沒有親曆剝削的某些人，包括某些學生出身的青年幹部，常常在階級鬥爭中下手最狠。知青是外來人，無人情負擔，也能成為這種場合的活躍分子。嵩山大隊一位知青在回憶錄裏說過：
知青可以把文件讀得清楚、明白；可以把口號喊得響亮、整齊。他們在批鬥會上的發言更是讓村民們大開眼界。盡管他們在農村生活的時間還不長，但他們迅速接受的時髦理論，使他們自以為對農村階級鬥爭的複雜性、殘酷性、你死我活性，比農民了解得更清楚。他們可以引經據典，說明地主富農們人還在，心不死；可以莫須有地從芝麻裏挖出西瓜，把他們的禍心說得駭人聽聞；可以煞有介事地警告農民，如果不狠抓階級鬥爭，你們就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甚至人頭落地！他們用充滿憤怒和仇恨的目光，金剛怒目式的表情，慷慨激昂的語調，向農民宣講革命概念、革命邏輯、革命推理，示範革命語氣、革命表情、革命姿態以及革命胸襟。
——程亞林文，載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他們一起走過》
這位回憶者沒有說到更殘酷的場景：有的知青可以把一個地主踢得胸脯咚咚響，可以用皮帶把一個國民黨的警長打得滿麵血流——外號“良種河馬”的陶某就是這樣一個誌願打手。他對自己的家庭出身閃爍其詞，在城裏沒當過紅衛兵，隻看見過別人抄家和打人，大概心癢癢的沒有機會，沒想到下鄉後操一杆梭鏢當上民兵了，也能過上一把拳打腳踢的癮。
顯然，良種河馬把一個老人的胸脯踢得咚咚響，已經不是遊戲時的瘋野（一點也不好玩），不是爭鬥時的憤怒（對方從不還手也不曾施加侵害），而是一種心理陰暗的殘忍，其根據必定來自書本，來自一個關於敵人的定義。殘忍是心硬如鐵，是一種超感覺和無感覺的意誌，因此親身體驗過階級現實的人倒不一定殘忍。他們親曆貧富差別以及利益衝突，有過不滿甚至怨恨，但與具體的對立階級朝夕相處，就是與具體的人朝夕相處。對方始終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軀，有衣食之態，有苦樂之容，有長幼之貌，不僅僅是一個語言符號。當局外人咚咚猛踢這些可惡符號的時候，他們可能有感同身受的一絲戰栗油然而生，可能會給這一個與己同形的生命體遞上一張椅子。
並不是說農村就沒有殘忍。太平墟附近的D縣和Y縣，一九六七年秋都先後發生過大屠殺風潮。據武妹子說，當時各縣都是黨政機構人散樓空，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一類機構自發建立，階級敵人一家家被殺光，屍體順著河水流到這裏來，一度把河壩的水閘都堵塞。屍體在水裏泡得又白又大，一個個像氣球，娃仔們的石塊扔過去，砸得有些氣球叭地發出一聲巨爆，煞是嚇人，煞是有趣。武妹子曾經奉生產隊之命到那裏去埋屍和燒屍，看見屍體男的俯身，女的仰麵，就是老人們說的“天蓋地”。有一具女屍乳房高挺，身體滾圓，一絲不掛，麵目已經腫脹得模糊不清，被好事者用竹竿一挑，有一個乳房就少了一半，另一半垮下來，耷拉在肋窩裏；再一挑，另一個乳房像一團麵漿垮落水中，粉紅色的朽肉紛紛綻露開放，讓圍觀者都一個個惡心得差點嘔吐。武妹子看中了一個銅頭煙管，掛在一個男屍的腰間，忍著惡臭下水遊過去，竟然把煙管取回來了。沒料到竹柄那一截奇臭，洗了十幾遍還是臭味不散，最後隻得丟進火堆燒了。燒了還不行，滿屋子的東西都立刻透出腐屍味，連活人身上的皮肉也聞得讓人心疑。武妹子大聲罵娘，忙不迭地把剛剛燒好的一缽稀飯，端出去連缽帶飯扔到了河裏。
他說他一口氣燒埋了四十多具屍體，淋上煤油之前都得把它們全都剖腹放氣，以防點火後燒爆，炸得肉雨滿天飛。隻有一個女娃，大概還隻有十多歲，看去實在可憐，就被他挖個坑埋了，算是帶個全屍到陰間去。
他說，後來是陸軍第四十七軍的一部奉中央急令進駐該縣，直升機在天上撒下緊急通告的傳單，“摘南瓜運動（殺人潮）”才得以製止。有一個丟進磚窯裏準備活活燒熟的小南瓜，在軍人熄滅窯火時還有奄奄一息的哭聲飄出，大概被救活了罷。
這一恐怖血案，後來成為一些作家、記者以及學者的話題。他們以此控訴“文革”中的獸性發作，也歎息中國農民革命的愚昧和殘忍。其實，如果仔細聽聽武妹子的講述，聽聽很多當事人和知情人的講述，再悉心查閱後來的有關調查材料，便可知道更重要的真相仍待進一步揭示。我是在D縣采訪時就聽到一些其他的情況。比如，D縣的殺人，主要是縣城裏兩大造反組織所推動：他們處於嚴重的對立之中，都害怕被對立麵指責為階級鬥爭不力，便開始競相殺人以示革命徹底，使一批批無辜者成了派別鬥爭的犧牲品。但這兩個組織的頭頭剛好都不是農民，是熟悉階級鬥爭理論的一些教師和機關幹部。至於大屠殺的具體緣起，是S公社幾個社幹部晚上喝酒回家，路遇一地主分子，疑其設伏施暴，將其誤殺，怕遭報複，再殺其全家。為了掩飾罪行，他們編造出階級敵人即將全麵暴動的謠言，使恐慌氣氛之下的農民展開先下手為強的“摘南瓜”。但這幾個公社幹部也不是普通農民，大多是一些進入過學習班、培訓班、黨校的地方小知識分子，剛好是力圖進入了現代文明的一族。至於參與行凶的一些農民，大多受到恐怖氣憤的蒙蔽或強製，其中一個十幾歲的女子是有名的“殺人婆”，據說一把馬刀讓十三個人身首異處，原因僅僅是她欠了集體幾百斤糧食，還有一口失手砸爛了的鍋要賠，不得不動手。
更重要的是，關於階級的解釋，關於階級的極端化解釋，源於一係列語言符號的複雜操作和反複灌輸，恰好是一些知識精英所為。反思如果真正深入下去，我們就無法回避理論的血跡，語言的血跡：殺人者是如何在一種語言製幻術下麻木了正常情感，割一人頭竟像刪一符號全然若無其事。這是所謂“獸性發作”嗎？當然不是。動物之間永遠不會有這種大屠殺，永遠不會有大批屍體順流而下以致堵塞水閘的一天。隻要吃飽了，不說豬狗牛羊，就是豺狼虎豹，也大多沒有攻擊傾向，更不會攻擊同類。這是“蒙昧無知”的結果？當然也不是。原始人之間不會有這種大屠殺，人類學家們對非洲、南太平洋群島等地所有現代原始殘存部落的調查，可以證明除非遇到嚴重的生存危機，他們並不會製造戰爭。奪地掠糧的互相殘殺當然是有的，但有組織的和大規模的群類滅絕可說是聞所未聞。恰恰相反，隻有知書明理的一些文明人，才有了一種全新的能耐，用宗教的、民族的、階級的、文明的種種理論生產，把一群群同類變成非生命的概念靶標，於是出現了十字軍征討異教和印度分治時兩教相殘的屠殺，出現了德國納粹鏟除猶太人及其他異族的屠殺，出現了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亞洲掃蕩所謂野蠻人的屠殺，出現了蘇聯大肅反和中國“文革”中純潔階級隊伍的屠殺……這些屠殺師出有名，死者數以萬計乃至百萬計，以至民間社會中的世俗暴力在曆史論述裏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計。
當被殺者成為一批批可以從容刪去的符號時，殺人才可能變成一項無動於衷的作業，不會有任何道德的負罪感。
我們受益於階級理論的創造，一如曾經受益於有關宗教、民族、文明的種種理論創造，如果沒有這些創造，這顆星球至今隻能是一片荒蠻和黑暗。但我們有什麽理由把這些語言體係的繁殖僅僅當作救世福音？正是在這些繁殖之下，小惡減少了，大惡卻悄悄地臨近，與各種社會進步成果形影相隨。章太炎在《俱分進化論》中指出“昔時之善惡為小，而今之善惡為大”，不失為一種清醒的洞察。
這一切是人的故事而不是動物的故事，是文明人的故事而不是原始人的故事。與其說大屠殺是獸性發作，不如說是人性發作；與其說是人性發作，不如說是理性發作，是理性的嚴重偏執和失控。可惜的是，在回顧曆史的時候，包括我在內的很多文化人用電影、小說、報告文學、回憶錄乃至政策文件，剛好把這個曆史顛倒了。一九七八年以後的中國大多數“傷痕文學”，將大屠殺這一些人性現象無端推卸給獸性，將文明的罪惡無端栽贓於本能、欲望、潛意識等生理自然——這樣做當然省事，拍拍手就萬事大吉。我們在一係列作品裏流於人雲亦雲地清算悲劇，同時人雲亦雲地曲解悲劇，實際上為下一次悲劇的到來預留了入口。我們在悲劇過後忙於指責他人，似乎自己都是滿肚子苦水的受害者，是咬著牙關和滿臉悲容的真理守護者，唯低學曆的大老粗以及其他群氓才是大悲劇的社會基礎。我們踏上紅地毯的時候，舉起慶功酒的時候，宣布一個明媚春天正在到來，似乎人們隻要用文明反對野蠻，用知識反對蒙昧，用現代反對傳統、用高學曆反對低學曆，就能永遠告別苦難——沒有人能對這結論表示異議。即使是那些已經被我們暗中指定涉嫌野蠻和蒙昧的人群，也都相信傳媒上的英明真理。
他們似乎不明白，文明是不可以珍藏而是隻能創造的，知識是不可以承襲而是隻能再生的，再優秀的理性遺產，特別是人文理性遺產，也不能由幾張現代高學曆文憑來保質和保值，恰恰是隻能在最大多數的實踐者那裏重新獲取生命。
我在六年鄉村生活後走進了大學校園，從此有了很多大學校友，參加過很多校友聯誼活動，分享著一種社會中堅的自豪。說實話，我在這些活動中不大自在。有些熱心人一再編印和修訂校友花名冊或者通訊錄，上麵一個個官職和學位赫然在目，傳真號與手機號的有無多少也是微妙暗示。沒有這些標識的一些校友姓名，顯得有些孤單，有些寞落，似乎人生虛度，畢業後這麽多年還是生活一片空白，窮酸得連個電話也沒有。留個什麽尋呼機號碼或分機號碼，隻能讓人笑話。聯誼活動也常常設有會場，坐到主席台的自然是一些所謂成功者，做了官的，發了財的，出了名的，給母校或聯誼活動提供過讚助的，給母校或聯誼活動將來可能辦點大事的，反正都不是等閑之輩，其意氣飛揚和高聲大氣，也暗示著這個位置非他們莫屬。這裏與其說是校友聯誼，毋寧說恰是平等校友關係的取消，是三六九等地一次次重排座次。排在最低等級的，當然是那些最忠實履行了校訓的校友，比如，仍在教學崗位上的師範生，仍在工廠裏忙碌著的工科生，仍在農田裏奔波的農科生。他們在這種場合黯然失色，無足輕重，有點灰溜溜的感覺。他們似乎也很知趣，如果沒有缺席，就坐在聽眾中最邊緣和最靠後的位置，盡可能從你的視野裏消失。
校友們還是很熱情的，特別是所謂成功了的校友們很熱情，把一次次聯誼都做成了熱情的放大鏡，使平時不易察覺的地位分化，任何微小的等級區別，都在放大鏡下暴露無遺，纖毫畢現。
一位哲學教授在台上大談德國，就像他每次發言時都以重音強調“我在德國的時候”，雖然也就去過那麽短短的一次，雖然並不像他說的那樣是受邀講學而僅僅是一位服裝小老板出資的遊玩——這是我在德國知道的小秘密。他說他與一些德國名流談得“太精彩了”，但到底談什麽，一到節骨眼顧左右而言他，似乎用中文談不精彩的東西他隻能用德文才談得精彩。但這並不妨礙他宣稱自己是“搞西（方）哲（學）的”，正像有些學者宣稱自己是搞康德的、搞尼采的、搞福柯的、搞存在主義的，儼然形成了一個學界的搞委會，搞就是目的，搞洋人就是目的，沒打算惠及什麽非洋人的俗事。到最後，他摸出幾本書，給比較重要的校友簽名相贈，順便送上頭銜頗多的名片。對不那麽重要的校友則表示抱歉：“哎呀真是對不起，我沒有想到今天你會來，忘了給你帶書呀真對不起。”
他在大家的恭維之下，更添生不逢時和懷才不遇之感，痛恨社會上太不重視知識了，太不重視知識分子了，你們真是無法想象嗬，像我這樣的人居然也……哎，不說了，不說了，還是說德國吧。
校友們見他搖頭歎氣，不知他受了什麽迫害，一再要求他把話說完。他耷拉著一頭長發鎮定了片刻，強壓心頭冤屈，才憤憤說出事情的經過：昨天他走在路上，一個學校的行政幹部居然不認識他，把他當成了電工，派他去廁所檢修電路。其實他天生膚色較黑，加上這幾天裝修自家住房，衣著有點普通，如此而已。
“他怎麽把我當成了電工呢？怎麽可以把我當作電工呢？”他震怒得眼光發直，“那個家夥不學無術之輩，不就是吃一碗政治的飯麽？不就是‘文革’極‘左’的那一套麽？竟然把我當電工使喚？是不是還要我去掏大糞？”
幾個校友覺得問題確實嚴重。
“你們看看，這就是哲學在中國的地位，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嗬！我昨天一個晚上沒有睡著，怎麽也想不明白，怎麽幹了這麽多年還是個電工？怎麽一說‘哲學’人家就聽成了‘廁所’？隻有兩個字：震驚！震驚！這樣的震驚我很久沒有過了。”
我倒是真的震驚了，被他的震驚給震驚了。我不是一個電工但已不寒而栗，假如我連電工也當不上，是一個連下頓飯都不知在哪裏的倒黴蛋，還能指望與這樣的哲學套上什麽近乎？我很快決定：他剛才托我交給雜誌社的稿件不但不能發表，看也無須看。我還得交代編輯部的哥們，不論這家夥投來多少稿件，隨稿寄來多麽嚇人的名片，統統槍斃，格殺勿論。事情很明白：一次半個月的德國之行就必須讓他人牢記上千遍的家夥能有什麽哲學？他不願意當電工，為枉擔電工名聲徹夜不眠，就憑這一條他的哲學還能不臭？當他的哲學不能從現實生活中獲得依據，不能從電工、木工、泥工、農工、牧工及其他人的生活感受中獲取血質，一大堆術語繞口令也壓根就無意造福於這些社會最多數的人，誰能保證他的術語繞口令不會再一次構成人間的歧視和壓迫？
他的哲學已經冷漠，那麽離殘忍還能有多遠？
我沒有興趣聽下去，沒有興趣聽另外一些成功者對他的同情和聲援，轉身去看電視裏的新聞。好看，好看，又打中了，有人正在電視機前歡呼。一場現代化的空中打擊正在屏幕裏進行。黑白衛星拍攝圖像有點模糊不清，一個白色的十字準星飄忽著，終於鎖定一幢房屋或一座橋梁，然後就有無聲的煙火突然在那裏炸開，一炸一個準，簡直就像打電子遊戲。我沒有看見這場戰爭中的人，不知道轟炸之下是怎樣的膚色，怎樣的年齡，怎樣的體形，怎樣的肉片橫飛和鮮血迸濺。如果說以前的敵人還是一個可以猛踢的胸脯，一個正在慘叫的人形，那麽今天連這些近鏡頭也沒有了，隻剩下衛星在遙遠外層空間的超然俯瞰，隻剩下一朵又一朵煙火的緩緩開放，玫瑰花一般安詳而美麗——那裏就沒有人嗎？那裏是一片無人區？或者那裏已經沒有哲學家以及所有上等人士所惦記著的人，因此就可以退到遠遠的長焦鏡頭之外成為一片灰蒙蒙的模型沙盤？
戰爭變成了一場兩手幹幹淨淨的遊戲——這與戰爭的是否有正當理由無關，與戰爭指向恐怖主義還是反抗義士無關，要緊的是戰爭形式淨化到了這種不見人血也不見人跡的程度，殺戮者必有一份心理的輕鬆，旁觀者也必有一份心理的輕鬆——它至少可以在這一片花花綠綠的水果、瓜子、糖點前進行，可以成為精英們歡樂聯誼會的一角，讓我和他人剝著瓜子殼或削著果皮，閑得無聊的時候隨意看上一眼。
極端年代
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識字”就是理性的起步。《孟子》解釋憂患：“君子多憂小人多患。”在孟子看來，常懷千歲之憂是理性人格的應有之義，是各類優秀人物重要的心理特征——他們以字得憂，以字傳憂，以語言對世界進行遠程認知和遠程規劃，超越眼前之利而保未來之利，超越個體之利而謀群體之利。
大利者，義也，道德也。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是道德的技術前提。這也是歐洲一些理性主義者的觀點，如法國思想家孔德就認為，唯語言與宗教這兩件神物可確保道德建設（見《實證哲學教程》）。曆史上的豪傑之士均有過人之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處江湖之遠憂其君，居廟堂之高憂其民……這一切匹夫之不能為，有賴於語言的支撐，有賴於語言所組成的信念，適時節製個人肉體的欲望，適時禁閉個人生理的本能，使人達到精神高蹈的境界。我們似乎可以說，語言所編織的理性是人生的現實鎮痛劑和理想興奮劑，語言這一理性工具和理性載體使古今中外的聖者烈士成為可能，使視苦為樂和視死如歸的超人品格成為可能。
理性主義者可能忽略的是：語言畢竟是一種抽象符號，隻能承擔一種簡化的表達，一開始也就伏下隱患。哪怕是解釋一個杯子，也有“開口便錯”（禪宗語）的窘境。說“杯子是一種用具”，但用具並不等於杯子；說“用具是物質的”，但物質的並不等於用具；說“物質是有屬性的”，但有屬性的並不等於物質……在無數個由“是”所聯結的闡述中，在思維和言說的遠行過程之中，每個環節的簡化在悄悄地疊加累積，每個環節都有義涵的溢冒或折扣，最後可能繞出一個嚴重偏執的邏輯——釀出一幕幕曆史悲劇也就不難想象。這還隻是語言事故的尋常一種，遠不是事故的全部。“宗教”、“民族”、“階級”，“文明”等言詞，就是在這樣的事故中曾經由真理滑入荒謬，成為一些極端化思潮的病灶。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把他回顧二十世紀百年風雲的著作命名為《極端的年代》，準確概括了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他沒有提到的是：極端者，教條之別名也，危害公益的語言瘋魔也。最為極端的時代，恰是心智中語言最為富積的時代，是人類教育規模最為膨脹的時代——這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巧合。
語言運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與生活實踐有任何須臾的疏離，不能不隨時接受公共實踐的核對、校正、充實、彌補，滋養以及激活，不能沒有大範圍和多方位的具象感覺以作依托——在人文理性領域尤其是這樣。可惜的是，迄今為止的大多數教育機構，也許出於眼界的局限，也許出於行業利益的需要，重知輕行的根本性積弊難除。富有實踐經驗的教師還是有的，但更多的情況下，經濟學教授沒有當過工人也沒當過商人，新聞學教授沒有做過采訪也沒有做過編輯，倫理學教授也不一定是個道德楷模，拍馬屁講假話可能很不倫理。這就像自然科學的結論不是從大量試驗中產生，或是在大量失敗的試驗中產生，言之滔滔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
即便這些照本宣科是認真的知識傳播，但知識從來都是特定實踐經驗的產物，倘若沒有與學生們的實踐經驗碰上，就不會被激活，學得再多也是用不上的紙上談兵，充其量是一些半成品，算不得嚴格意義下的知識。因此，所謂學習是一個把他人的知識重新激活的過程，是每一項知識都須從頭開始生長的過程，沒法直接照搬，無由抵減實踐，而且讀書越多就越需要實踐的跟進和配套，重新激活知識的負擔倒越重。同樣可惜的是，在當今很多教育機構那裏，“實踐”一詞變得有些曖昧了，似乎意味著下等人的勞作，是學子們額外的公益性奉獻，在很多人看來隻是道德的義務而不是專業求知的必需。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教師資格的考察隻有關學曆，而無關專業操作的資曆；論文索引隻羅列有關文獻，而無須標注作者的生活實踐背景。教育日益變得以文憑為中心，而文憑總是預訂就業機會，是進入社會金字塔上層的高價直通車票，使所有無關應試的活動都越來越受到忽略和擠壓。知識爆炸的時代已經到來，當然隻是指書本知識的爆炸。時間太不夠用了，人的受教育期成倍擴展，就業期從十多歲推遲到三十歲、四十歲甚至五十歲——有的人從掛著鼻涕進幼兒園一直讀到博士後，半輩子甚至大半輩子都淹沒在書海裏，鮮有機會走出校門。如果是當教授，則整輩子不出校門。即便有一點假日旅遊，也遠遠不足以把空心化的語言轉換成活生生的生命體驗。
毛澤東關於“教育要革命”的說法，關於“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以及“學工、學農、學軍”的一係列說法（見毛澤東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有關談話和批語），不幸已被人們淡忘。隨著重建等級製成為潮流，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青年到農村去、到工廠去、到基層去、到邊疆去的往事，已成為人們爭相詛咒和忘卻的一場噩夢——盡管在某些外國人那裏還餘韻殘存——他們或是身處西方發達國家，對高價身份直通車的積弊有切膚之痛；或是身處最不發達的國家，根本無法搭上高價身份直通車。其實，改造教育的理想並非始於毛澤東，“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還有“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王陽明語）”等，一直是中國先人的古訓；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到民間去”、“教學做合一”、“窮苦和學問是好友”等（見《生活即教育》、《平民教育概論》等），至少也倡導在毛澤東之前。但毛澤東以國家最高權力發動教育革命，導演了世界知識史上風雲壯闊的一幕，同時也不幸與領袖和人民的雙重神化糾纏在一起，與革命的強迫化、簡單化以及冤案迫害等糾纏在一起，代價過於昂貴，很多方麵亂得不可收拾。這使任何相關討論都變得敏感而棘手。這裏的問題是，真知與謬見的混雜正是曆史中的常態，我們無由對此束手無策。這裏的問題還在於，“文革”中的極端政策是這樣結束的：不是結束於言語的衝撞和理念的消長，從最根本上說，是結束於知識群體主流對國情現實真切的感受，對底層人民大眾大規模的接近和了解——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隻是其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毛澤東式的教育革命如果說獲得了成果，那麽首要的成果就是人文理性重新紮穩了根基，打掉了知識界的軟骨症和幻視症，矛頭首先直指“文革”的人權災難，從而剝棄了教育革命汙穢的外殼。
一個人用一隻手打敗了自己的另一隻手，在失敗中獲得勝利，在勝利中遭到失敗。這種奇怪的結果可能為當局始料不及。
人民與實踐是消除極端思潮的良藥。在中國當代史上，美式或蘇式的體製神話，有關富人或窮人的階級神話，瓦解於知識群體的汗水、傷口以及曬黑了的一張臉，瓦解於他們心靈中難以磨滅的生活印痕，也就是一場教育革命的真正成果。這種生命底蘊在後來幾十年反“左”或反右的思想衝突中一再隱約可見，深深影響著曆史——並且以七十年代後期的抗議浪潮為顯現起點。我與大川就是在那個時候到了北京，經過電話聯係，經過對方反複盤問，憑著手裏一本雜誌作為暗號，在北師大門口的一個汽車站與陌生人接頭。來人叫徐曉，後來成了北京一個活躍的編輯和散文作家。她領著我們見到了更多熱情的陌生人，在北師大的一間教室裏，在東四張自忠路一個私人住宅裏，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招待所裏，無數的地下社團聚會在那時偷偷舉行，油印的詩歌和論文在偷偷散發。我不想記述那個年頭更多的人和事，隻想說說那時候警察恐怖之下的交流氣氛，簡直到了一拍即合、一呼百應、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地步。
朋友中有工人，教師，畫家，工農兵學生，無業人員，當然絕大多數都有知青或五七幹校學員的經曆，但職業和專業的差別根本不構成交流的障礙，不構成利益立場之間的溝壑。朋友中有馬克思主義者，有自由主義者，有托派，有唯美主義者，有談佛論道者，有什麽主義也不信或什麽主義也不懂的人，但觀念的分歧幾乎微不足道，觀念的標簽下都有相似的感受，都有結束貧困和專製的急迫要求——觀念隻是抗議的不同方式。
多少年後，當我發現有道理沒法同別人說通的時候，發現對話總是攪成一團亂麻的時候，總是回想起當年，對當年幾乎全民性的默契深感驚疑。我不是說當年沒有分歧，沒有激烈甚至固執的辯論，而是說言語之爭從來不被人們過分看重。當時真正的觀念都寫在臉上，一張來自北大荒風吹雨打過的臉，會使你無端地覺得信任；觀念也寫在眼裏，一雙來自陝北黃土高原烈日烤灼過的眼睛，會使你無端地覺得可靠；觀念也寫在手上，一雙挖過煤礦的粗硬大手，握一握就是無言的自我立場介紹；觀念還會寫在衣裝上，一條髒兮兮的工裝褲，帶著車間裏的油漬，會成為此人無須提防戒備的有力證明。觀念不一定表現為理論，可以表現為一句民間的俗語或粗話，讓旁人心領神會，相視一笑，省卻很多說理的囉嗦；還可以表現為做飯時哼出的一句知青常聽的歌，狹小蝸居裏一個從五七幹校帶回城的粗木箱子，或是牆頭一張報紙上鉸下來的周恩來畫像——主人對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態度不言自明。這一切使大家很容易找到話題，甚至用不著話題就能興致勃勃並且情意相投。總之，一種相近的生活經驗，使人們很容易用麵容、眼睛、手掌、衣裝等一切具象之物來說話，一種感覺的交融使言語之爭即便沒有迎刃而解，至少也可明絕暗通。
當時的言語一接上就有電，一接上就溫暖。
有人可能並不這麽看，可能認為“文革”的結束應歸因於西方思潮的舶入，歸因於中國人理性的恢複和重建，與荒廢教育耽誤學業的瞎折騰沒什麽關係。如果學校一直照常辦下來，悲劇可能結束更早，甚至根本就不會發生。這樣說未嚐不可，而且一度也成為我的看法。但這些看法忽略了“文革”並不是這個時代唯一的災難：巴爾幹半島，中東，南亞、東南亞，非洲、拉美一度是西方殖民文化的高班生或績優生，從未停止過西方式的世俗教育或宗教教育，其大批執政精英甚至直接留學於歐美院校，他們所統治的地域眼下卻是世界上流血最多的環繞帶。連伊斯蘭極端原教旨主義最初也都以一些西方國家（如英國）和親西方國家（如沙特阿拉伯）為溫床。這並沒有什麽奇怪。西方思潮即便是一筆最偉大的理性財富，如果止於語言複製品的大宗進口，是完全不能保證極端力量絕育的。不久前，我與作家格非一同出行。他是清華大學的教師，一個高才生班的班主任，說他班上的學生十分了得，剛進大學本科，英語就統統過六級，法語或西班牙語也各有絕招。明明是中文課的作業，有人偏偏寫來英文一大遝，累得中文教師又翻字典又打電話求教，汗流浹背，膽戰心驚，一個星期才能批改得下來。講授外國文學也得千萬小心，說不定就有學生在教室裏站起來，把法文原版的《追憶似水年華》嘩啦啦背上一段，證明老師對小說語言風格的判斷完全不對。你難以想象這些小毛孩是受的什麽教育，難以想象他們在小小年紀怎麽就掌握了那麽多知識。格非還驚訝地說到一件事：開學時他讓同學們競選班長，兩個候選人在自我介紹時都自稱鋼琴達到十級，厲害吧？但第三個走上台去大不以為然，說：“鋼琴就不要說了，這裏誰不會呢？怎麽還算得上競選條件？”
台下一片掌聲和笑聲。
就是這一群天之驕子，這一批現代教育最為成功的精品，一批從吃奶的時候就被西方現代文明全方位喂養的當代人傑，有些看法卻讓格老師迷惑：一崇洋就恨不得馬上廢掉中國字，一反台獨就恨不得明天開戰，一談環保就恨不得對汙染企業扔炸彈，一罵“文革”就視父輩統統為白癡，每一種聲音都尖銳得高八度，都是精神的易爆品。有一位學生還曾對他說：“老師，‘文革’有那麽沉重麽？都是你們這些作家虛構出來騙錢的吧？我就佩服毛澤東。說毛澤東整了人，哪個政治家不整人？不整人還玩什麽政治嗬？”
這位學生一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更是憤憤地宣布：“我看還是要搞‘文革’，就是要打倒一批人，把他們關到牛棚裏去！”
他對“文革”的滿心向往不知從何而來。
“文革”當然是太久遠了，完全是曆史了。對於這些少年來說，毛澤東就同曹操、曾國藩、漢武帝、秦始皇一樣，不過是些曆史人物。而曆史是一些可能有趣也可能乏味的文字，一些看也行不看也行的文字，與現實生活沒有什麽關係，為什麽不可以大疑大破？當清算教育革命的努力，一種關注人民和注重實踐的努力，轉眼之間被納入了輕人民和輕實踐的流行思想框架，一切信口開河已不足為奇。連法國這個民主自由之鄉都有大學者站出來說奧斯維辛涉嫌虛構，酷吧？絕吧？很法國吧？連美國這個經濟超級大國都有大學者站出來說孔子壓根就沒有這個人，酷吧？絕吧？很美國吧？為什麽中國“文革”的曆史就不容所謂後現代式的胡塗亂抹？
細想一下，我對高才生們的看法都無須較真。他們對中國和外國還缺少親曆性的真情實感，即興態度大多來自書本，不過是從書本到書本的知識旅行，對與錯都不是太重要。哪一天，他們突然有了新的旅行，進入了新的文字幻境，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恐怕也不是一件難事。
我對格非說，我也有過同樣的遭遇。兩年前，兩位外國朋友邀我與他們同過複活節，一起去看城堡和地中海海岸。海邊的亞裔人很少，紅男綠女的遊客中常冒出幾個洋娃娃，愣頭愣腦地衝著我發問：你是日本和尚嗎？你能表演中國功夫？……那裏的景觀讓人賞心悅目，海潮說來就來，剛才還隻聽到天邊隱隱的嘩嘩聲，轉眼間就有冰涼的海水淹至大腿——我們離開那裏隻比公告牌規定時間晚了十分鍾。我感謝朋友們的好意安排，感謝他們對中國的一片熱心。斯特勞教授正在寫有關中國六十年代中期革命委員會的論文，能曆數中國的杭州、青島、桂林、承德等旅遊勝地，能流利說出“知青”、“老插”、“三結合”、“四類分子”一類新式成語。“我們今天就是要當知青，上山下鄉，與貧下中農相結合！沿著毛澤東的五七道路前進！”他發動汽車後這樣宣布。
離開城堡以後，我們的車駛出大公路，沿著海灘顛簸著駛入了一片偏僻鄉間。“雞！你們聽，有雞叫！”斯特勞欣喜若狂，停下車，朝一個廢棄的農舍跑去，在那裏尋找了好一陣，希望找到雞的藏身之處。
“牛糞！”莫莉也有偉大的發現，“我聞到牛糞的氣味了！太棒了！”
他們發現了一台收割機，上去擺弄了一下，遺憾這家夥太先進了，太不夠意思。他們似乎想在這裏發現一張木犁，一擔糞桶，或者是幾雙草鞋，配上這藍天綠地，那才能滿足他們對中國的想象和懷念，才能使今天的上山下鄉運動有模有樣，才能夠讓我這位中國人多一點他鄉有故鄉的親切。
我們“插隊”一天，用麵包屑喂雞，用礦泉水澆花，躺在幹草堆上一邊聽雞叫一邊遙看藍天，在海灘上脫得一絲不掛地享受天體日光浴——他們體諒我是個中國老土，不在乎我保留了一條比較下流的褲衩。在一個點著蠟燭的海邊鄉間飯店裏，我們還發現一個來自美國的主婦很像阿慶嫂。美國的貧下中農大娘！是不是？斯特勞模仿她美國式發音，說要到屋後去尋找美國的胡傳魁或刁德一，引得我們捂嘴而笑。此時的窗外月上中天，銀色的光霧彌漫在這一片海灘，還有遠處的山脈，給人一種山脈正在變軟的感覺，正在遠退的感覺。我們很不像知青地酒醉飯飽杯盤狼藉，很像知青地在燭光裏唱了意大利的歌，唱了俄國歌，也唱了中國歌——他們居然會唱《造反有理》和《我們走在大路上》，居然會唱《北京的金山上》。他們都是毛澤東及其“文革”的崇拜者，認為當時的革命委員會“三結合”的製度使工人農民成了真正的曆史主人，是打破資本主義全球化最重要的一大創造。
我感到交談的困難，不明白他們何以認定勞動人民在“文革”中成了國家的主人，更不明白他們後來主張中國應該解體為十多個國家的大分裂論，與他們對“文革”的熱情萬丈有什麽聯係。我不知道能說什麽。我們今天是“插隊”了，有了雞叫，有了牛糞味，還有一個美國的阿慶嫂，道具和布景差不多齊全。我們走進這樣一個舞台空間就可以明白“文革”是怎麽一回事了？我們還可以在杭州、青島、桂林、承德等旅遊勝地“插隊”，在各種關於中國的論文和論文和論文和論文裏“插隊”，於是就可以在地中海岸度過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美好夜晚？我知道他們誌在打破對中國的妖魔化，不懷疑他們心存好意，但我無法追隨一種紙上的糾錯，也無法信任任何對紙上糾錯的紙上再糾錯。
德國啤酒很爽。因為太爽才使我掃興。兩位朋友太熱情，因為太熱情才使我悲哀。我真不願意跟他們來這裏上山下鄉，不願意在這個歐洲小酒店裏排演過去的歲月，而且說不出什麽道理。
地中海的月光很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說過，東方的美不光是美，同時也是悲，是痛，是憐。
斯特勞和莫莉不知道我為什麽興奮不起來，不知道我為什麽突然胃不舒服，還沒走到住房門前就扶著牆哇哇大吐，把德國啤酒和整個地中海的美麗通通吐成一地汙穢。他們說我肯定是受涼了，嬌氣得不適應插隊了。
地圖
我看到了藍藍的水，近得幾乎伸手可及，水底的石脊和綠色苔衣清晰可見。我一陣恍惚以後才突然意識到，我是在萬米高空之上的舷窗前，在飛機柔和的發動機聲中，麵對著南太平洋的一片大海，不是麵對著一個台階上的水盆。我不知道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之間的海洋為什麽如此清澈見底，所有海底的峽穀和平原都在陽光下一清二楚，透明得一覽無餘，大陸架像樹根一樣隆起來在一盆藍水裏延伸和潛伏。
我幾乎能夠嗅到海底山穀的鮮腥味。
我在一張活地圖上移動目光。這張地圖有海的藍，沙灘的黃，田野的綠，山壁的鋼灰色和赭鏽色的岩層網紋，讓我感到豐富和真切。相比之下，我不喜歡看紙上的地圖，尤其不喜歡看行政地圖：那種圖像一大堆雜色補丁，把湖南塗成橘色，把湖北塗成灰色，把中國塗成粉紅色，把越南塗成淺紫色，如此等等。我母親就是出生在湖北，我去過那裏，發現那裏並不是灰色的生活，人們煮著薑茶，在雨天裏頂著鬥笠耕田，撐著小船在河裏下網，閑坐在集市的麻石街邊打瞌睡，與湖南完全沒有什麽差別。我也去過越南，發現那裏並不是淺紫色的生活，人們騎著自行車賣甘蔗，在木棉樹下打撲克，商店裏有可口可樂也有香港的武打片光碟，學生們玩了騎高馬的遊戲就去向烈士紀念碑獻花圈。如果沒有招牌廣告上那些拚音字母，你完全可以把這裏誤認為中國廣東或者廣西。我有一種驚異，有一種失望，準確地說，是一種被行政地圖蒙騙了很久的感覺——那張紙有什麽理由把渾然相同的生活割裂成不同色塊？為什麽要用灰色和淺紫色害得一個中學生想入非非？
我不知道什麽時候出現了圈定國、省、區、縣的線條，不知道人們為什麽不習慣用高原、平原、流域、山脈、海岸、盆地一類名稱來標示我們的生活區位。比如，我從雲南省到了湖北省，為什麽不能更恰當地說我是從雲貴高原沿湘江流域進入江漢平原？為什麽不能更恰當地說是從北緯二十二度的亞熱帶來到了北緯三十二度的溫帶？
對於行政管理者來說，行政圖當然是更重要的，牽涉到稅收、治安、郵政、發鈔、社會福利、人事任免等重要事項，牽涉到管理範圍和管理權限。隨著國家體製的不斷完善和強大，隨著生活從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的演進，人們不能不要求地圖製作者們把行政地圖更當回事。
由此看來，地圖是人類一麵稍嫌粗糙和模糊的鏡子，映射出文明的麵容。《唐書/地理製》稱：“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這當然是農業時代的地圖。你可以想象那時候的地圖編繪者，大多時候隻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總是記錄周詳；最關心水源與灌溉，因此渠堰塘壩決不遺漏，田地與山林的標記也力求準確。同樣的道理，你可以想象工業時代的地圖編繪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機器相助，於是行舟的河道讓位於火車和汽車的交通線；最關心礦藏與冶煉，於是礦區與廠區的位置在地圖上星羅棋布地冒出，沿海的貿易港口也必然醒目。至於渠堰塘壩，如果不宜完全刪除，也隻能在視野裏漸漸隱沒。十九世紀由外國商人繪製的一批中國地圖，就是這樣的狀貌。你還可以想象西方殖民地圖的編繪者，是一些挎著單發手槍和喝著葡萄酒的將軍，在轟隆隆的一陣炮擊後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當地的農業也不太在意當地的礦業，沒有什麽工夫去考察或者測量，更沒有必要去顧及河勢、山形以及族群分布對於劃界管理的意義，於是新的地圖在慶典或談判中產生，在占領者的鵝毛筆和三角板下產生，一頓飯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簡單的事情麽。美洲與非洲的很多國界就是他們的傑作，一條條生硬的直線，沿緯線或經線畫定，透出下筆者當年的倉促和漫不經心，透出歐洲將軍們簡捷明快的風格。
文明還在演變。對於眼下的有些人來說，農業的、工業的以及軍事占領者的地圖都不重要了。一個消費的時代正在到來，旅遊圖與購物圖成為他們更常用的出行指南。這些地圖在車站、機場、賓館、大商場、旅遊點一類地方出售，附錄於圖的多是高檔消費場所的廣告，多是出售珠寶、首飾、古董、高爾夫、自然風光、名牌時裝、別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這些場所也總是色彩鮮明地標記在地圖上，象形或示意的彩色圖標，在地圖上躍然而出，神氣十足地遮蓋了一個街區或者半個城鎮，使其他社會機構黯然失色，連堂堂政府所在地也相形見絀。誰都看得出來，這些地圖是為什麽人準備的，是為這些人的什麽準備的。任何人都能夠在這些地圖麵前意識到，世界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好多國家或地區，農業和工業都不再是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獲利最豐的新興行業，恰恰以遠離自然物質為普遍特征，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賺錢常常隻靠一個人腦和一台電腦，寫字樓幾乎就是生財的最大印鈔廠。人們還需要那些過時的地圖嗎？當這種輕盈的知識型經濟迅速積聚社會財富，又以購物和旅遊為獲利者主要的消費方式，人們能不需要新的地圖嗎？
高速公路和噴氣客機的出現，改變了時間與空間的原有關係。時間而不是空間成為距離更重要的內涵——這需要一種更新的地圖。老地圖以比例尺和實際長度實測為基準，作為馬車夫和帆航水手時代的產物，隻能描述一個刻板和同質的三維世界，對於今天的很多旅行者來說，不再有什麽意義。長與短，讓位於慢與快。根據交通工具的不同，從上海到郊縣的漁村，可能比從上海到香港更慢。從北京到洛杉磯，可能比從北京到大興安嶺林區的某個鄉鎮更快。隨著時間因素的引入，隨著金錢兌換時間成為可能，隨著高速公路和噴氣客機航線的延展，一種四維地理學幾乎呼之欲出：在這種新地理學裏，各大經濟核心地區之間實際上有了更緊密和更近切的聯係，核心地區和附近邊緣地區之間的距離反而遙遠——我們不妨把這種距離稱為“時間性空間”。一個香港富商搭“波音的”，把波音飛機當作隨手招停的街頭的士，在紐約、倫敦、法蘭克福、上海、北京、台北、東京、新加坡之間來回如梭，感覺就是推開籬笆門在村子裏串一串門。他若想跳出這個現代化交通網絡，試著到本土的漁村或林區走上一遭，倒會有關山無限前路茫茫的為難——他可能會圓睜雙眼：哇，拜托啦，那麽遠的地方怎麽去？
我們可以為他繪製這樣一幅新圖：
最近範圍：@zk上海、北京、廣州、東京、新加坡等核心城市，即噴氣客機半日內可達之處，加上平時常去消費的酒店、商廈、健身房、酒吧等場所。
次近範圍：@zk紐約、倫敦、法蘭克福、巴黎等核心城市，即噴氣客機半日以上一日之內可達之處；還有黃山、廬山、香格裏拉、張家界、敦煌、西西裏島、凡爾賽宮、尼亞加拉大瀑布等旅遊地，飛機若不可直達，或者航班不夠多，便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級公路供汽車駛抵。建在順德或寧波某個郊區的生產基地，也屬這種情況。
較遠範圍：@zk境內和境外一切沒有公路或者公路等級太低的漁村、林區、山寨、牧場等；還有高速公路護欄以外的某個貧民區，雖然近在數百米之內，但開著汽車找不到路口，不知如何才能接近，如何才能駛入。
最遠範圍：@zk南極，北極，喜馬拉雅山，外星空間；還有需要爬進去的小煤礦開采麵，需要爬山數日或十數日才能看到的地質考察點或高山哨所，如此等等，同樣是他無法想象的遠方，幾乎遙不可及的旅行目的地。
於是，他的實際生活空間是這樣：
我們還可以運用“時間性空間”的新型比例尺，為其他身份的人繪出各自不同的地圖。在這裏，能夠搭“波音的”人，與沒錢搭“波音的”的人，地圖顯然會很不一樣。
隱形地圖的多樣化，是生活方式多樣化的空間曲變，暗示各種生活模式相對封閉和分隔的趨向。不難想象，在高效率的交通工具產生以前，人們即便有窮富的差異，大體上還生活在統一的地圖裏，生活在共有的空間之中。隻要出行，坐轎或挑擔都依循共同的速度和路線，有共同的生活形態逼近眼前，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很難被自己的社會地位完全封閉。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語）；所謂“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白居易語）；所謂“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施耐庵語）；都是在近切的具象對比中展現。俄國作家托爾斯泰走出朱門，不難目睹農民的饑寒。印度作家泰戈爾走出朱門，不難耳聞乞丐的呻吟。中國作家魯迅家境衰敗，當然更容易與保姆、長工、農家孩子、人力車夫、窮困教書匠一類下等人打成一片，在字裏行間留下揮之不去的沉重。這種貧富交雜的日常圖景，無時不在震擊人的情感，是一部分貴族內心不安的信息之源，是當時整個知識界湧動人道主義和公共關懷的感覺之基。那一代精英人物也許無能越過海洋，但有幸把周圍的人生看得更多，看得更真。
他們一出門，就闖入了“我在眾生”的視界，隻要有基本的感覺力，就不難獲得“眾生在我”的襟懷。
設想他們生活在現在，設想他們仍是貴族或準貴族，設想他們還享受著商業版稅、股票收益以及顧問、委員一類身份的酬薪，那麽即便沒有入住紐約的長島、洛杉磯的比弗利山或者長灘、西雅圖的華盛頓湖、日本的東京灣、悉尼的玫瑰灣、香港的淺水灣、上海的紫園……至少也可以入住某個“高尚小區”的寓所。他們的宅前不會有路邊郵箱，郵遞員是要把郵件直接送進家的。他們的宅前有步行小徑，顯示出主人有足夠的閑暇和安適。他們的窗外不會有任何閑人和閑車，保安機構會確保這裏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寧靜。他們會擁有姹紫嫣紅的花園，幽深濃密的古樹，純淨明麗的海灣，清新宜人的空氣，甚至有黃昏時散散步的山間小道，還會得到周到殷勤然而不露痕跡的社區服務，唯獨少了一件東西：窮人為鄰。並非他們不願意這樣，是現代住宅建設體製不容許這樣。與往日的情況迥然不同，現代社會的土地已經商品化，納入周密規劃，宅地成片開發，巨資投入之處，地價成倍飆升，環境幽雅一些的地段更是售出天價，一個平方米價值萬元乃至數萬元之上，一般購買者何以問津？怎可進入？這種小區周圍的學校、醫院、商店、俱樂部等服務設施也受製於地價，或者鎖定了消費群，組成了統一的高價聯盟，共同抬高了居民移入的門檻。因此，一般小人物根本用不著保安人員的驅趕，早就遠遠地退到那些富人們推窗時的視野之外。
等級之差正在化為地域之別，一個人用不著太多介紹，隻要說出自己住在哪裏，旁人就可以明白此人的社會地位，這是現代社會裏普遍的新現象，體現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以後一種新型社會所要求的空間再分配。在這個多層等級結構的最頂端，富人們當然還可以走出宅區。但他們如果打算像前人那樣走路或者騎腳踏車，將遇到無窮的煩惱和困難。高速公路之網正在截斷很多原有的人行道，道路封閉化使徒步橫越有上天之難，洛杉磯的很多居民早就有無路可走的憤怒。在美國的很多地方，自行車愛好者經過多次遊行示威，也隻爭得了公路邊一掌來寬的腳踏車專用道，隻能在這條平麵窄軌上騎一騎，忍看汽車刷刷刷地擦身而過，一個個肉跳心驚。在這種情況下，對社會握有強大影響力的富人其實沒有太多的出行自由，家門早已被暗暗張開大嘴的汽車設伏。他們提著保密箱以及真皮掛衣袋，是一群現代文明的老老實實的俘虜，被名牌汽車一口吞下，被高速公路一路押送，被冷峻的機場候機廳一網打盡，最後被鐵麵無私的賓館或酒店一舉捉拿歸案。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在路上看不到什麽窮人（高速公路上不容許腳踏車、摩托車、拖拉機行走，更不容許牛車、推車、挑擔的行人出現）；在飛機上也看不到什麽窮人（窗外隻有藍天白雲，消費價格也足以把下層平民排除在外，比如排擠到破舊的長途客車或人貨混裝的輪船上去，髒兮兮的籮筐或編織袋在那裏適得其所）；在星級賓館和酒店裏也隻能看到與自己地位相近的官員、商人以及其他名流精英，各種有頭有臉的人，在消費方式的意義上相當於自照鏡子。他們極目四望，完全可以覺得好日子無非是對自己高素質的報償，與窮人和窮地方沒有任何關係。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即便還有幾分憐貧憫弱的文化慣性，也無法改變“朱門”與“朱門”跨越式對接的現實，無法發現他們一心憐憫的目標在哪裏——如果不是全部消失的話，至少也是大部分地消失。
富人們當然還能看到一些窮人，比如說，接受服務的時候：這時候的窮人都穿著工作製服，嚴守服務規程謹言慎行；比如說，遭遇犯罪的時候：這時候的窮人是入室的竊賊、綁票的暴徒、或者是在繁華商業區投擲恐怖主義炸彈的凶犯。作為同一過程的另一麵，窮人眼中的富人們也多是出現在享受服務的時候，是一些錦衣玉食的命運寵兒；或是在出現在反擊犯罪的時候，迅速表現為強大的國家機器，表現為警察、法院、監獄、歧視性盤查以及B-52或者F-16的轟炸，對小人物的世界冷麵無情。可以肯定，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看不到對方生活中更豐富和更細膩的縱深，看不到那個縱深裏很多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細節。在分隔化的生活空間裏被動就範以後，窮富雙方在很大程度上茫然無知，成了現代社會諸多盲症中最為突出的一種，常常比民族之間、宗教之間、行業之間、黨派之間的隔膜更嚴重，又與民族之間、宗教之間、行業之間、黨派之間的隔膜相交雜——沒有正常交往的日常感覺墊底，不僅理想中的階級合作與互助不大可能，階級鬥爭也勢必惡質化。
在一個更加自由和寬容的世界，一個沒有種族隔離的時代，一種新的族群隔離在這裏出現了。在一個信息交流和文化開放更加充分的時代，一個鮮見閉關鎖國的時代，一種新的生活封閉在這裏形成了。
沒有任何權力機構在謀劃和部署這一切，沒有軍隊在布設路障和鐵絲網，一切都是自發出現的，自由產生的，悄悄進行的。金錢和技術是看不見的手。
這種多層次的隔離與封閉，這種完全應該寫入世界監禁史的隱形化分區監禁，使意識形態同時成為意象形態Iconology，不僅是一個語言生產的過程，也是一個具象清除和感覺沒收的過程——或者完成於兩個過程的互動。
我們也許可以寄望於傳媒，寄望於書刊、報紙、電視、電話、電影、因特網等對感覺壁壘的穿透。事實上，有些堅守良知的傳媒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讓相互隔絕的族群定期探監：看不到實象，看看媒象也是好的。當然，強勢群體擁有更多的窺探權，理應承擔更多的理解責任，還有反監禁的行動責任——哪怕當不了職業行動家，成不了我在前麵《歲月》裏說到的阿梅。他們應該知道，中國很多地方在劃定貧困線的時候，把擁有電視機當作脫貧標誌，可見貧困線以下的人已經不易接近傳媒。很多廣告商在選擇傳媒的時候，注重受眾的購買力而不是受眾的人數，可見大眾媒體已不再自動等於主流媒體，高消費群體已經有了特殊的傳媒圈選，對傳媒的支持可以一當十甚至以一當百。《紐約時報》是希望統治美國的人讀的報紙，《華爾街日報》是已經統治美國的人讀的報紙。美國人早就有了這樣不必大眾卻務必主流的報紙，並且標舉著引領報業的成功經驗。顯而易見，當這些傳媒被廣告商的雄厚資金喂大喂強，喂出所謂主流傳媒的呼風喚雨，資訊篩選未必不受製於喂養者的利益，未必不受製於特殊受眾的趣味、經驗以及既有知識。透過一個主流傳媒，你常常可以從欄目、選材、製作風格中隱隱感覺到廣告商成天盯著的那些受眾：他們是廣告圍追堵截的對象，就其大多數而言，是一些高薪工作機器，一些大機構最喜歡的文明雇員，一些齒輪和螺絲釘似的專業化白領，說話有點木訥，營養豐富於是胖得像個穿著吊帶褲的大白鼠，人文興趣淡薄於是在技術專業之外活得像個大齡娃娃，有漂亮的太太和私家汽車，對任何新款產品興致盎然，下了班健身洗浴，網上玩遊戲或翻翻時尚雜誌。硬要參與社會的話，便躺入真皮沙發看一眼電視新聞。如果他們的社會態度多是一套主流傳媒的流行腔，想必不會令人奇怪。
流行輿論常常告訴人們：中產階級的雅皮就是這樣，一個自我奮鬥的成功人士就應該這樣生活。
他們大多數不乏正義感——如果主流傳媒正在鼓動正義；大多數也說變就變地追隨偏見——如果主流傳媒正在推銷偏見。問題不在於他們的態度是否正確，不在於傳媒受製於權力與金錢的太多可能，而在於他們唯主流傳媒的馬首是瞻，腦袋逐漸被報紙和電視接管，正在日漸臣服於意識形態和意象形態的視聽專製。在這種情況下，我不知道認識活動中的公共關懷能否在他們的真皮沙發上自動生長。
他們肯定無法從傳媒上看到我的一些窮朋友，這些窮朋友也無法從傳媒上溝通更多樣的人生和人性——他們還生活在報紙發行範圍之外，生活在電視訊號覆蓋之外，因為電視機是狹小家居裏孩子讀書的幹擾，或者是領到救濟費的障礙，還可能因為繳不起電費……我無法想象他們在一個信息爆炸時代的黑洞裏怎樣生存。我知道生存空間的分區監禁再加上信息分配趨利效應正在使很多人離我們越來越遠。我們在很多時候不知道他們是誰，不知道他們在哪裏。前幾天我想去看一位老朋友就慘遭失敗。不知什麽時候，那裏的舊房子全部拆除，變成了一個寬闊敞亮的立交橋建設工地，變成了吊車、打樁機以及各種陌生的工人麵孔。我居然不知道他早已搬走，沒法與他聯係。我知道他沒有電話和電子郵件地址，突然醒悟到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如果他不主動打來電話，我就永遠不會知道他去了哪裏，就永遠與他分別了——在一個城市的茫茫人海裏。
我幾乎可以肯定，他不會主動聯係我們的，也沒有什麽事需要與我們聯係：印象中的他很少串門也不找朋友借錢。
我看到地圖還在改變，一座立交橋抹去了一張熟悉的麵容，轟然截斷了人與人之間的習慣性往來。在這一個水泥的龐然大物麵前，我的記憶也許會漸漸模糊，最後可能隻剩下一個概念，一個似乎與我有過關係的綽號，比方說“魯少爺”。
他曾經住在這裏。
麻將
麻將是老朋友們聚會的主要節目。某個節日到了，朋友一個又一個電話打來，要我去聚一聚，說好久沒有看見了，說誰誰誰回來了，誰誰誰也回來了，大家一定要聚，不來的罰款。我當然隻能推掉一些雜事，應約去奔赴友誼。我沒有料到，房門一開，嘩嘩麻將聲迸湧而出撲麵而來，幾乎是拳打腳踢，撲得我倒退兩步。圍在幾張麻將桌旁的人都目光直勾勾地緊盯桌麵，沒人看我一眼。我有點茫然，獨自在一大堆堵在門前的鞋子裏尋找拖鞋，好容易翻找到最後一雙，粉紅色，女式的，有點潮潤和氣味，將就著穿上——很多家庭都有這種讓客人換鞋入內的習慣。
總算有人看見我了。給我一再打電話的周家瑞沒有離座，在人群中伸長脖子，探出了腦袋。“坐吧坐吧，茶在那裏，香煙自己拿，就在茶幾上。嗬？”
算是盡了主人的情意。
還有人也許看到了我的寂寞，“來來來，不會玩牌就啄鳥，好好學習麽，大家培養你麽！”啄鳥是指旁觀者自由押注的方式，我後來才知道。
我啄啄鳥，啄得不錯，居然贏了點錢，但仍然沒有啄出太多的興味，隻好去陽台上加入三個女人的談話。她們也不會麻將，互相修著指甲，互相鉗夾眉毛，讓我長了不少見識，但有點誤入婦科診室的感覺。
聚會就這樣過去，一次又一次的聚會就這樣過去，充滿著麻將的嘩嘩聲和突然炸開來的喧鬧，是和牌的歡呼或者是對偷牌者的揭露，還有對麻將戰術氣呼呼的總結和爭辯，直到大家疲乏地罷手，重新在門前一大堆鞋子裏尋找自己的一雙，找得擁擠而忙亂，屁股撞了屁股，或是腦袋碰了腦袋。大家碰得很高興，也很滿意。聚會不就是這樣麽？
是的，你還要怎樣？如果沒有這幾桌麻將，真不知道該拿聚會怎麽辦了。該說的事情都已經說過，不能說的事情就不說，麻將恰到好處地填補了時間空白。經過二十多年的回城生活以後，插友們越來越活得不一樣。哪怕都是當工人的，有的廠子火了，有的廠子垮了；都是當教師的，有的職稱升了，有的下崗走人了；同是當母親的，有的兒子出國留學了，有的兒子犯罪入獄了。還能不能有共同的話題？操心社會和操心他人已不合時宜，那麽還能不能有談得攏的看法和情緒？如果不想爭吵，如果不想在熟人麵前沒麵子，如果更不想翻騰那些說了也白說的廢話，當然就隻能搓一把麻將了。你不能不承認，麻將是無話可說之時的說話，是生存日益分割化、散碎化、原子化以後的交流替代，是喧嘩的沉默，是聚集的疏遠，當然也是閑暇時的忙碌。麻將是新的公共黏合劑，使我們在形式上一次次親親熱熱地歡聚一堂。
我討厭麻將也尊重麻將，是因為麻將使我有機會見到熟悉的麵孔，這樣的機會並不太多，正在一次次減少。人皆有限。人總是要結束的。一個將要成為白骨的人正在摸牌，一個將要成為腐泥的人正在出牌，一個將要成為化石的人正在點火抽煙，而電視屏幕裏一個將要成為青煙紫霧的人正在介紹旅遊節目並且哈哈大笑……這些人生時各別，若幹年後將在死亡線的那一邊雷同；或者說這些人生時聚首，若幹年後將在死亡線的那一邊各自東西你我相忘。
生活是一個化裝舞會，我們在舞會上彼此陌生；生活是一條船，我們在船上命運與共同舟相濟。生活是一條船上的化裝舞會，我們在親密的陌生中聽到時光之冰在一塊塊嘎啦啦崩塌：終點正在逼近。
有一次，一個“知青酒樓”籌建，達雄以裝修顧問身份在那裏忙了幾天，指導工匠們到處掛上草鞋、鬥笠、蓑衣以及紅袖章，門口設置了龍骨水車和犁靶，還辟出一塊留名牌，讓混得不錯的一些人在那裏插上名片，壯一壯知青的聲威。開業的這一天，酒樓裏照例擺了十幾桌麻將。家瑞在一個包廂裏被老木贏慘了，說什麽也不玩了，三缺一，大家的目光便投向剛來的大川。大川與老木一直不和，手插在褲兜裏不願上桌，被旁人一再拉扯相勸，實在沒辦法，勉勉強強入座。多年之後他們總算坐到了一起，讓我們暗暗驚奇也暗暗高興。
不知什麽時候，發生了地震一般，大川猛地把整個桌麵朝老木掀過去，麻將四下裏亂飛，讓在場人嚇了一大跳。原來大川剛才想收回一塊牌，被老木順口搶白了一句。事後據人們回憶，是說落地生根一類，是押房子賣老婆也得有牌德一類。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大川最近剛好手頭緊，把房子抵押出去了，以為對方是出言不遜，忍不住反唇相譏：“有老婆賣也不容易，怕隻怕落下什麽絕症嗬。”
“什麽意思？”老木臉色一沉。
“誰覺得是什麽意思，就是什麽意思。”
“怕輸錢就不要來搓牌。”
“我是怕輸嗬，一屋的假字畫，幾塊套牢了的地，哪裏輸得起？”
老木明白話裏的意思，把手中麻將往桌上一砸，酒氣衝天的一聲呸，起身就要走。有顆麻將濺到了大川的臉上。大川不是吃素的，來了個整個桌子底朝天。一片混亂之中，他們破口大罵，旁人還未聽清楚罵了些什麽，還未定下神來，一個果盤已經蓋在大川臉上，紅汁黃水五彩繽紛；一個空啤酒瓶立刻向老木的額頭飛過去，在牆上砸出叭的一聲巨響，鮮血立刻在老木臉上湧現。打死人了，要打死人了！你們瘋了麽？屋裏爆開了各種尖叫。人們在混亂中也挨了些不明不白的撞擊，好容易才把兩頭咆哮的獅子隔開，把他們按回各自的椅子上，大家都呼呼地出粗氣。有人揉著腰，在收拾地上的碎酒瓶、麻將牌以及西瓜泥。
吳達雄轟走了擠進門來的好事者，將門狠狠關上，生氣地說：“大川，不是我說你，相逢一笑泯恩仇麽。憑良心說，老木今天沒怎麽樣，對你也沒有成見。事情早就過去了。前幾天喝酒，他還說起你們兩個那時候一起守野豬的事，一起半夜裏遊泳的事，連我聽了都感動……”
老木一手捂住額頭上的毛巾，衝著吳達雄大喊：“他剛才說老子黑。老子下過他的藥？做過他的手腳？老子害過好多人但還真不想害他。前一段王麻子說要找個人當校長，我還說隻有他是最合適的人選，電子腦殼，高才生，不像我們這些下三爛……”
說得突然有點哽塞，說不下去了。
大川聽清這些話了，聲音也開始異樣，同樣衝著吳達雄申辯：“我怎麽了？我有什麽對不起他？當初敲白鐵桶到底是我吞了他的錢還是他吞了我的錢？那年當反革命，是我，把他的事情攬過來了吧？是我，說留下一個算一個吧？專案組相信了我的話，把他開脫了。我當時高興，真的高興，覺得終於可以為朋友……”
他咬咬嘴唇，轉過臉去。
老木眼裏冒出淚珠，“老子沒見過這樣無情無義的鱉，這樣翻臉不認人的鱉。那年回城，我想他總會來送我一下吧，我準備了好多話。天下雨，汽車過了一班又一班，我還在站上等，一直等到天黑。我想吵架歸吵架，他終歸會要來的吧？魯少爺都看見的，我一直站到天黑……”
他抹了一把鼻涕，“我一個人站在雨裏哇……哇……我哪裏是個人？我是個牛騎馬踩的大傻鱉哇！”抽泣突然變成了號啕。
“你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吳達雄把他摟在懷裏。
形勢對大川有點不利。他漲紅一張臉，“好吧，我無情無義，我翻臉不認人，我是沒有去送你。但你肺炎發燒四十幾度的時候，是哪個背你走了十多裏路？是哪個同汽車司機打架，一定要把你送到縣裏去？是哪個去飯店裏為你討……”他激動得一張臉突然歪曲了，吐出癟癟的字，“……討那碗麵？”
“我記得是你，我是想報答你嗬，祖宗！我下決心要記這一筆恩，做牛做馬也要還你這筆情。祖宗！我這就給你下跪，給你當孫子。”老木甩開吳達雄，矮了下去，衝著大川嘣嘣連砸幾個響頭，再次嚇了大家一跳。
“你還要我磕多少？還要磕多少才夠？”他又撅著屁股朝地上砸出響聲，額頭上的血跡沾到了地上，“我還要給你姐姐磕頭。祖宗！在北京的時候，她給過我糧票，給我買過火車票……”
“我還要給你老娘磕頭。我沒有給她老人家送葬，我對不起她。她老人家給我補過衣服，織過毛衣，擦過煤油燈罩，我是想去給她老人家送葬的但我沒有去哇……我是想磕頭隻是沒地方磕哇……哇……”
老木跪在地上，哭成了一個淚人。幾個女人抽泣著放出哀聲，連大川也突然捂著臉埋下頭去，沒有發出聲音，隻有背脊劇烈地抽動，不知強忍什麽辛酸事。
誰也沒有想到事情會這樣。
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
穿上軍裝拿起武器
共青團員們集合起來踏上征途
萬眾一心保衛國家
我們再見吧親愛的媽媽
……
大川抹抹眼，撞開門，大步衝出去了。隨著門開，大堂裏的音樂一湧而入撲麵而來。球形彩燈在那裏翻卷，播下七色光斑滿地飛馳。銅號、沙錘以及架子鼓在那裏轟擊神經，一支老歌變成了流行舞曲，男女舞伴一對對在那裏踏著紅色的快四節拍，整齊地起伏頓挫和一同旋進。酒店老板讚助的這次春節知青大聚會進入了轟轟烈烈的高潮。那裏沒有人注意這個包廂。
小青大聲說：“你們哭什麽呢？真是，不是來玩的麽？哪來這麽多貓尿？好了好了，都來玩吧。麻將在哪裏？麻將……”話剛落音，自己又忍不住捂住臉再一次哭了。
沉默者
住進太平墟以後，有些親友節假日裏會來玩玩。一位親戚是個好動的人，一早起來就出了門，早餐沒有回來吃，中餐也沒有回來吃，滿頭大汗回來的時候，說這山裏真是不錯，剛才他一個人爬山去了。我問他肚子餓壞了吧。他說一點也不餓，在山裏一戶農民那裏吃了餐好飯，有柴熏肉，有小魚，有雞蛋和青菜，特別新鮮可口。他要付十塊錢，那人說什麽也不要，說見了麵就是緣分，哪有收錢的道理。
我有些奇怪。從他描述的情況來看，他去的那個地方是一條無人的峽穀，原來有兩戶農民都移民到山下的公路邊來了。哪還有什麽人家？
親戚說，確實有，他吃飽了這事假不了。
因為我的好奇，他詳細說了說在那家的見聞：養了幾頭豬，養了一群鴨子，養了兔子還養了鴿子，反正有很多活物。主婦看來有些文化，言談舉止不像是鄉下人，比方能解釋山田的酸性和堿性，能解釋石頭是層積岩還是花崗岩，自稱當過赤腳醫生也管過豬場，集體豬場散了，就回家了。她的兩隻腳特別大。
我聽得有些冒冷汗，覺得這根本不可能。親戚說的這家人太像魯少爺夫婦，是我認識的朋友。但他們多年前就回城去了，不可能還待在這裏。我還知道幾年前他們的兒子不幸夭折，還知道魯少爺後來給一個個體戶推銷輪胎，還知道他們住的房子已經拆遷，那裏正在建一座高速公路的立交橋……他們不可能在這條峽穀裏。即便在，我住得這麽近也不可能不知道的。
親戚有些茫然，“是你記錯了，還是我看錯了？”
親戚度完假，帶上些瓜菜，帶著老婆和孩子回省城去了。我按著他說的路線，走進了他說過的那一條峽穀。我希望他說錯了，也希望他沒有說錯，希望魯少爺確實就在前麵，比方說是前不久偷偷搬家到鄉下來的。我希望他像以前那樣在大樹下回過頭來，或者在水田裏抬起頭來，說一句：“又是來找牛的吧？”我希望時間永遠靜止在那一刻，靜止在他掛著泥點的一張黑臉上，靜止在他踩著牛糞的一雙赤腳上，靜止在我們的相視一笑。我希望我後來知道的一切都是幻覺，包括他最後的不知去向，包括他從此沉默不語的傳聞——他唯一的聲音是進入洗澡房才可能爆發出的一句或兩句歌唱“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或者“藍藍的天上白雲飄”，一旦走出洗澡房又成了啞巴。我希望這個除了在洗澡房就永遠啞巴的人重新開口說話。
我沒有找到他以及他的妻子。寂靜擠壓著耳膜，峽穀裏杳無人跡，隻有一行白鷺在萬頃綠色中閃電般地掠過。
看來是我的親戚遭遇幻覺了，或者是說錯地方了。
鄉下
你看出了一條狗的寒冷，給它墊上了溫暖的棉絮，它躺在棉絮裏以後會久久地看著你。它不能說話，隻能用這種方式表達它的感激。
你看到一隻鳥受傷了，將它從貓嘴裏奪下來，用藥水療治它的傷口，給它食物，然後將它放飛林中。它飛到樹梢上也會回頭來看你，同樣不能說話，隻能用這種方式銘記你的救助。
它們畢竟是低智能動物，也許很快會忘記這一切，將來再見你的時候，目光十分陌生，漫不經心，東張西望，追逐它們的食物和快樂。它們不會注意你肩上的木犁或者柴捆。它們不會像很多童話裏描述的那樣送來珍珠寶石，也不會在你渴斃路途的時候，在你嘴唇上滴下甘露。
它們甚至再也不會回頭。
但它們長久地凝視過你，好像一心要知道更多關於你的事情，好像希望能盡可能記住你的麵容，決心做出動物能力以外的什麽事情。
這一刻很快就會過去。但有了這一刻，世界就不再是原來的世界，不再是沒有過這一刻的世界。感激和信任的目光消失了，但感激和信任彌散在大山裏，群山就有了溫暖，有了親切。某一天，你在大山裏行走的時候，大山給你一片樹蔭；你在一條草木覆蓋的暗溝前失足的時候，大山墊給你一塊石頭或者借給你一根樹枝，阻擋你危險地下墜。在那個時候，你就會感觸到一隻狗或一隻鳥的體溫，在石頭裏，在樹梢裏。
你流淚了，抬起頭來眺望群山，目光隨著馱馬鈴聲在大山那裏消失。你看到起伏的山脊線那邊，有無數的蜻蜓從霞光的深處飛來，在你的逆光的視野裏顫抖出萬片金光，突然間撒滿了寂靜天空。
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