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具象在社會中
卷三
具象在社會中
近事
走進中國的很多傳統民居，如同走進一種血緣關係的示意圖。東西兩廂，前後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脈絡分明，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格局裏暗暗預設。在這裏的一張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從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聲，回聲四應，餘音繞梁，一種家族情感和孝悌倫理油然而生。
中國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民居裏活了數千年。這些宅院繁殖出更龐大的村落：高家莊、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幾代或幾十代人。即便偶爾有雜姓移入，外來人一旦落戶也熱土難離，於是香火不斷子孫滿堂的景觀也尋常可見。生活在這裏的人們，秉承明確的血緣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親緣網絡，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稱謂不勝其煩，常令西方人一頭霧水。英文裏的親戚稱謂要少得多，於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 in loher in lo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親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賴法律確認，有一點法律至上和“N親不認”的勁頭。
農耕定居才有家族體製的完整和延續。“父母在，不遠遊”；即便遊了，也有“遊子悲鄉”的傷感情懷，有“落葉歸根”的回遷衝動，顯示出祖居地的強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總是指向家園——這個農耕文明的特有價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說，他們先輩的遠遊極限是家鄉山頭在地平線消失之處，一旦看不見那個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較而言，遊牧民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習慣於浪跡天涯，“家園”概念要寬泛和模糊得多。一個純粹的遊牧人，常常是母親懷他在一個地方，生他在另一個地方，撫育他在更遙遠的地方，他能把哪裏視為家園？一條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線的盡頭，一曲牧歌在藍天白雲間飄散，他能在什麽地方回到家族的懷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對窄小的世界。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親戚的牆垣或者鄰家的屋簷，還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梁，常常擋住了他們的目光。因此他們是多慮近而少慮遠的，或者說是近事重於遠事的。親情治近，理法治遠，親情重於理法就是他們自然的文化選擇。有一個人曾經對孔子說，他家鄉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羊就去告發。孔子對此不以為然，說我們家鄉的人有另一種正直，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表現在這裏麵。這是《論語》裏的一則故事，以證“法不滅親”之理。《孟子》裏也有一個故事，更凸現古人對人際距離的敏感。孟子說，如果同屋人相互鬥毆，你應該去製止，即便弄得披頭散發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鄰居在門外鬥毆，你同樣披頭散發衣冠不整地去幹預，那就是個糊塗人。關上門戶，其實也就夠了。在這裏，近則舍身幹預，遠則閉門回避，對待同一事態可有兩種反應。孟子的生存經驗無非是：同情心標尺可隨關係遠近而悄悄變易，“情不及外”是之謂也。
孔子和孟子後來都成了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其實是不能不慮遠的，不能不憂國憂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著這一思維軌道，他們以“國”為“家”的放大，以“忠”為“孝”的延伸，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由裏及外，編織出儒家的政治和倫理。但無論他們如何規劃天下，上述兩則故事仍泄露出中國式理法體係的親情之源和親情之核，留下了農耕定居社會的文化胎記。中國人常說“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是因為近事重於遠事，實用濟近，公理濟遠，實用重於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國人的另一項文化選擇。儒學前輩們“不語亂力怪神”，又稱“不知生焉知死”，擱置鬼跡神蹤和生前死後，於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一直與宗教隔膜。與猶太教、婆羅門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明地區不同，中國的知識精英隊伍從來不是以教士為主體，而以世俗性的儒士為主體，大多隻關心吃飯穿衣和齊家治國一類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漢區的多數道士和佛僧，雖有過探尋宇宙哲學的形而上趨向，仍缺乏足夠的理論遠行，在整個社會實用氛圍的習染之下，論著論著就實惠起來。道學多淪為丹藥、風水、命相、氣功一類方術，佛門也多成為善男信女們求子、求財、求壽、求安的投資場所，成為一些從事利益交易的教門連鎖店。一六二〇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這三大發明首先是在文學方麵，其次是在戰爭方麵，隨後是在航海方麵，改變了整個世界很多事物的麵貌和狀態，並引起無數變化，以至似乎沒有任何帝國、派別、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提到的三項最偉大技術，無一不是來源於中國。但中國的技術大多不通向科學，僅止於實用，缺乏古希臘從赫拉克利圖、德模克裏特一直到亞裏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識傳統——這個傳統既是歐洲宗教的基石，欲窮精神之理；也是歐洲科學的基石，欲窮物質之理。就大體而言，中國缺乏求“真”優於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發育的足夠動力，隻能眼睜睜看著西方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航海學、地理學、天文學等方麵後來居上，直到工業化的遙遙領先。
這是現代中國人的一樁遺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們的遺憾。對於一個習慣於子孫繞膝豐衣足食終老桑梓的民族，一個從不用長途遷徙到處漂泊四海為家並且苦鬥於草原、高原和海岸線的民族，它有什麽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麽多閑事？包括去逐一發現普適宇宙的終極性真理？——那時候，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沒灼烤得他們坐立不安。
中國古人習慣於沉醉在現實感裏。所謂現實，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當中國古人重在“格物致知”的時候，歐洲古人卻重在“格理致知”。當中國古人的知識重點是從修身和齊家開始的時候，歐洲古人卻展開了神的眼界，一步躍入世界萬物背後的終極之being——他們一直在馬背上不安地漂泊和遊蕩，並且在匆匆掃描大地的過程中，習慣於抽象邏輯的遠程布控，一直到他們撲向更為寬廣的藍色草原——大海。那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
文以載道
十二世紀匈奴大帝國橫掃歐亞大陸以前，匈奴人知道織布、鑄鐵、造車，卻不知道文字如何書寫（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比較而言，中國雖然是一群關心近事甚於遠事的定居者，卻是文字的早熟國家之一，三千多單字在公元前的戰國時代已經定型，足以讓先民們對人情與事情的琢磨日漸其深。秦始皇統一中國，實現“書同文”，使表意的漢文字貫通眾多方言區，建構出一個巨大而統一的符號網絡，為後來一次次維係國族完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術條件。
不僅組成匈奴的突厥和蒙古，歐洲也沒有這個文字穩定而統一的條件，走上文字表音一途。文字隨語音而變，也就太容易變，可能有利於追新，卻不一定利於溫故和襲舊，比如，歐洲文藝複興很大程度上就隻能借助外文的中轉，從穆斯林的大量譯本中去重新找回自己的希臘——很多歐洲人早已不知道的希臘。另一個問題是，一旦羅馬大帝國崩潰，拉丁文隨之分崩離析，新一代文字隨方言四處嘩變再也難以融合，文字壁壘後麵的體製和生活也就各行其是。文字大家族之內雖然還有親緣關係，但彼此差異已僵固下來，甚至成為當代歐共體統一的重要障礙。
是文字促成了中國造紙術的發明？還是造紙術促成了中國文字的進一步發達？這一問題不易確解。但不管如何，東漢宦官蔡倫在公元一〇五年改進的造紙方法幾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文字的廣泛運用成為可能，使文字不再為王室和貴族所壟斷，也不再成為他們氣喘籲籲的艱辛之物——想想看，當時臣子東方朔給漢武帝寫一奏章，所用竹簡竟要用兩個人才能抬進宮去！再想想看，在造紙術於十二世紀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之前，那裏的文字常常記錄在笨重的羊皮書上，一部哲學或一本《聖經》的傳抄，得耗費成車的羊皮，也得讓奴仆們肩挑背扛：如此昂貴的文字，對於構成社會大多數的下層平民來說，是何等的稀罕和遙遠。
“蔡侯紙”代表的群體性發明過程，最晚也始於漢初，有甘肅省天水放馬灘、敦煌馬圈灣、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漢紙為證。這帶來了世界上第一次信息爆炸，也是中國理性認知的一次大規模突飛猛進。文風大盛，文運大興，連鄉村中也學館遍地，數以萬計的讀書人冒出來，形成了強大的“士族”，取武士和貴族而代之，成為社會中新的強勢階層。與此相聯係的另一個連鎖效應，是官辦“太學博士”的出現，開辟了讀書人進入政權的通道，雖然還沒有完全取代察舉製，但已確定了文官政治的走向，浮現出科舉製的雛形。知識的新領域一個個也在被開拓：醫學（張仲景等）、天文學（張衡等）、文字學（許慎等）、自然哲學（王充等）、史學（司馬遷、班固等）以及道家各種方術，群星燦爛蔚為大觀，完全重寫了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連文學也成了一件求真務實的工作，司馬相如和楊雄的漢賦，取材廣博，“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寫山川草木之狀，極鋪陳白描之能，完全有地理學、生物學以及其他學科的濃厚興趣，如同一部部文學化的百科全典。
漢語思維的成年期已經到來，反過來也以格物致知的旺盛需求，極大提高了漢語的抽象化程度。隸書在這個時代應運而生，成為今文經學那裏流行的“今文”，是一種方方正正、結構有序、筆畫簡便的字體，已經大幅度蛻去了甲骨文和篆書的原始象形痕跡。各種理論也不再是政治經驗和道德經驗的零散心得，不再呈現出前理論的初始樣式，比如，孔子的語錄體、莊子的寓言體以及《易》的象數體，而走向了一個個邏輯思辨的浩大工程：經學。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家們，發展了一套中國式的邏輯思辨，表現出集儒、墨、道、法等各家之大成的學術大雄心和知識大胸懷，展開大規模的理論生產，著述動輒數十萬字乃至百多萬字，是繼中國的政治統一以後第一次著手的文化整合。這當然還隻是一個開始。漢代開始的整合可以說一直持續到十個多世紀以後的宋代理學——那時畢昇又發明了活字印刷，實現了文字使用量的再一次爆炸，最終完成了中國從“紋治”到“文治”的轉型，即文化從象符主導到字符主導的轉型。
有意思的是，宋代是中國萬象繽紛的時期，是象符空前活躍和豐收的時期。農耕社會的物產豐足和商業繁榮，使陶瓷、絲織、雕刻、建築等等都有極盛表現，書畫、演劇、音樂等亦迅速擴展為大眾性消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曾這樣描繪當時的京都：
坊巷院落縱橫萬裏，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房酒店……夜市直至三更才盡，五更又複開張，如耍鬧去處，通曉不絕……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這種揮霍奢靡的生活景觀令人震驚。當時的“宋詞”代“唐詩”而興一項，足以證明文學已經更多脂粉氣，流向了梨園和青樓，亦證明了文士與優娼的廣泛聯係，還有音樂的普及程度。重要的區別在於：此時之“樂”已非先秦之“樂”。先秦之樂深藏於宗廟和宮廷，鍾、謦、琴、瑟等樂器都大型化和固定化；宋代之樂則已擴散市井，琵琶、三弦等樂器也就趨向小型化和便攜化（據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樂器的這一曆史性嬗變，證明了“樂”已逃離統治集團的掌控，不再是荀子那裏“別尊卑”、“施賞罰”以及“禁暴勝悍”的教化工具。恰恰相反，此時的音樂已經下滲基層，入俗隨眾，甚至妖聲豔調淫詞豔曲過把癮就死，正如理學家周敦頤所警告的：音樂功能已不再“平心”而是“助欲”，不再“宜化”而是“長怨”（見《通書/樂上》）。
在某些人士看來，這種變化已經構成了對禮教的巨大威脅，已經與“禮”構成了尖銳的對立。昔日役夫式“非樂”的立場，曾被儒家痛詆為墨家之愚，現在卻差不多偷偷移入儒家的嚴峻麵容。曆史的重心出現回擺，隻是沒有擺回原有的軌道。
一個文化的更年期悄悄臨近。宋代理學家們紛紛“卑藝文”，連曆來傳統深厚和名分高貴的詩歌，因為與音樂有親緣關係，難免世俗聲色的感染，也開始讓他們惴惴不安。程頤斥詩歌為“俳優”與“閑言語”，朱熹則發誓“決不作詩”。在他們的心目中，作詩也是“玩物喪誌”和“耽於聲色”，屬道德敗壞之舉。文字之外的感官活動，物質世界的千姿百態，即便可以用作前理論、前文字、前語言的直覺隱喻，但太容易讓人意亂心迷，太容易偏離儒家的政統和道統。為了實現“存天理滅人欲”的偉大目標，他們既然已經失控於“象”，就不得不重“文”輕“象”，不得不求助文字來建立認識屏障，以文字清洗人體內各種危險的感覺勃動，製造出人欲的空白和禁鎖。他們是一些讀書人，是掌握了造紙和印刷兩大技術的讀書人，文字是他們最大的優勢和法器，因此被他們奉為唯一的意義載體。
從此，“知書識禮”是成為高士的不二法門。“知言”與“立言”是君子的畢生使命。他們挾萬卷經綸投入偉大而艱難的“文治”，成為一群中國式的文字中心主義者，中國式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者”。
周敦頤及時提出的“文以載道”，在這一層意義上可以得到更多理解：不光是道德崇拜，也是文字崇拜。
夷
中國某些少數民族曾被名為“夷”，其實不一定有人種血緣的特別，隻是受益於紙張和印刷的程度低於中原華夏。用章太炎的話來說，華夷之謂僅可“別文化高下”，“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見《中華民國解》）”
夷可以為夏。吳、楚、閩、越，原來都是典型的“夷”，後來演化為華夏正統的文教之藪。李白出生於新疆，白居易據說是回民，元好問是金人無疑，他們都有夷狄背景，卻又都是中華文明的傑出代表。元朝和清朝也是療救中國農耕文明的兩次大規模文化混血。反過來說，夏也可以為夷。江南“三苗”中的部分，是上古時期一些從黃河中、上遊地區避難南遷的弱勢部落，原初並非隔絕在文明主流之外。他們隻不過是在蟄居山地以後，相對而言搭不上紙張和印刷這兩列信息技術快車，因此有語言而無文字（如瑤族），或是文字體係還較為粗略（如苗族），信息的傳達往往較多借助於象，比如用舞蹈記錄曆史，用歌唱傳播知識，用圖騰宣示信仰，用各種似乎奇怪的巫祝儀式來營構威權和組織社會。雲南省納西族的東巴文字，則可視為一例亦文亦象的原始符號，一直遊離於漢語演進過程之外。
他們有時候可以圍在篝火邊連續幾天幾夜地跳舞，是感情的排解和宣泄，同時也是生存經驗的總結和表達，以完成對新一代人的係統教育。如苗族“吃鼓藏”節時的木鼓舞，從《開天辟地歌》到《洪水滔天歌》，再到《跋山涉水歌》，整整十三部史歌和史舞，一部苗族史盡在歌舞之中，地理的、生物的、倫理的知識傳授也在火光和鼓鈸聲中進行。顯而易見，他們是“文”的晚熟群落或者薄弱之域，卻是“象”的高產之地。中原漢人看到他們能歌善舞，華裝豔服，常常覺得好奇，以為漢人天性拘謹而少數民族天性活躍。其實除了中國西北的突厥、蒙古等民族擁有廣闊的草原，中國西南的“三苗”或“百越”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危峰斷隔，深流攔阻，生活在十分窄逼的空間裏，如貴州苗民生活在“地無三尺平”的地方，並沒有多少活躍的條件。他們之所以對歌舞有更多的練習，對彩飾、節拍、形體動作等表現出更多敏感和技能，很可能是因為文字這種工具不夠用。
相比之下，漢人早早有了文字化的大腦，已經喪失了很多可貴的象符，包括用肩膀和臀胯來表達尊敬或憂傷的能力，用木葉和木鼓來表達思念或憤怒的能力，用腰帶、項圈、頭帕、各種針繡花邊表達友愛和莊重的能力。漢人的舞蹈、音樂、詩歌、美術創作，常常在所謂少數民族那裏得到營養和動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漢人的服裝，除少數貴族有些“行頭”的講究之外，就民間服裝而言，比諸一些所謂少數民族要呆板和簡陋得多。雖然作為強勢群體的服裝，有時也被夷地的男人們效仿，但在感情更為纖細靈敏一些的夷俗女人們那裏，就不那麽容易被接受。苗、侗、瑤等地“男降女不降”的服裝現象，可能就伏有這樣的原因。漢人戀愛或求親，常見的是寫字條或者開口說，有時候甚至送上一份彩禮便完事。寫過《儺史》的侗族學者林河先生曾經告訴我：這真是呆得不可思議。他還告訴我，他們這些到漢區都市裏參加工作的侗人，好些都感到不習慣，最終一個個跑回侗山裏去了，情願種包穀當山民，也不願意在城裏吃國家糧。我想其中可能不排除這樣的原因：那些人肯定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悶，肯定覺得漢族是一個粗魯和乏味得讓人避之不及的民族，是一群服飾的啞巴，也是一群肢體的聾子。
這正像奧地利、德國等中歐民族，在誕生了莫紮特、貝多芬、門德爾鬆、瓦格納、巴赫等音樂巨匠之後，肯定覺得中國人——特別是大力砸碎文化傳統以後的近代中國人，無異於一些音盲，連半音與和聲都辨不明白，難怪都變成了大嗓門，不論紅喜事還是白喜事也隻剩一個“鬧”。還有法國、荷蘭等西歐民族，在誕生了馬奈、塞尚、莫奈、高更、馬蒂斯、畢加索等美術大師以後，肯定覺得中國人——特別是大力砸碎文化傳統以後的近代中國人，無異於一些色盲，竟把幾十種各不相同的灰色看作同一個灰，把幾十種各不相同的黑色看作同一個黑，難怪穿起衣服來隻有一個大紅大綠的俗。
在很長的時間內，中國漢人也把歐洲人、印度人、日本人等視為“夷”，與境內諸“夷”相混淆。對於這些感覺官能已有不同程度障礙的漢人來說，想象另一種聽覺或者視覺，想象那些細膩感覺裏的文化蘊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野言
我對太平墟的口語有如下印象：
詞綴很多：@zk人們不單說“黑”，總是說“墨黑”；不單說“白”，總是說“雪白”；不單說“重”，總是說“錠重”，不單說“輕”，總是說“絡輕”；不單說“胖”，總是說“壘胖”，不單說“瘦”，總是說“刮瘦”；不單說“直”，總是說“筆直”，不單說“彎”，總是說“蠟彎”；如此等等。他們似乎覺得“黑”、“白”、“重”、“輕”、“胖”、“瘦”、“直”、“彎”這一類形容詞過於抽象，不容易被人感受以及理解，必須分別搭配更為具象化的詞綴，才能合成起碼的表達。
盡量減少抽象詞匯：@zk一般來說，他們不會說“農民”，隻會說“泥腳杆子”；不會說“秋天時節”，隻會說“打禾的時節”；不會說“來了十幾個客人”，隻會說來了“來了兩桌客人”；不會說“事情保密”，隻會說“話都爛在肚子裏”；不會說“這人土到了家”，隻會說“放屁都是紅薯氣”。如果描述吝嗇，就說“蚊子過身也要拔一根毛下來”。如果譴責懶惰，就說“敬三根香打九個屁，菩薩不怪自己也不過意吧”？如此等等。他們似乎覺得，任何抽象概念難以給人留下鮮明印象，也就缺乏足夠的信息，不換個說法萬萬不可。
敘事時中多細節描繪：@zk我發現他們在情況急迫的時候說事，在心情氣憤和煩惱的時候說事，在向上級匯報或者大會報告中說事，總之在一切應該言語簡潔的時候，也不忘描述有關場景、裝束、神情、形態、氣氛的細節特征，一點也不覺得這是囉嗦，或者會攪亂主題。比方坐牢就是坐牢，農民會說成“坐牢吃小缽子飯”；當官就是當官，農民會說成“當官坐皮椅子”。我還看見一個男人在盛怒之下罵老婆：“我一嘴巴（耳光）扇得你貼在牆上當畫看！”這句話在我聽來怎麽也是幽默，但言者臉色鐵青，咬牙切齒，一點也沒有開玩笑的意思。他覺得描繪一下甚至誇張一下挨打者的具體形象，是說話的應有之規，是不能不這樣罵的。
借用間接的具象化手段：@zk某些歇後語的運用，常常是比喻的附會和強加，與語義並沒有什麽關係，僅僅是依諧音的關聯借取具象，以增聲色趣味。比如“臘月裏的蘿卜——凍（動）了心。”“膝蓋上釘掌——離蹄（題）太遠。”“對著窗戶吹喇叭——鳴（名）聲在外。”這些語言需要諧音的交流默契，否則便讓人摸不著頭腦，表現出一種寧可失“義”也不能無“象”的偏激言語態度。
常用襯字：@zk鄉村歌謠中經常夾雜很多無意謂的“嗬”、“啦”、“喂”、“咧”、“咿吱”、“呀嘞”一類，似是有義無字時的隨口吟詠，如同幼兒的咿呀之語，是文字和邏輯的胚胎狀態。漢代辭賦中多用“兮”字，漢以前的文學中也多發語助詞，大概也是早期漢語的現象，是很多難言心緒的暫用和未定符號。
可能還有其他特點。
少數民族為“夷”，下層貧民為“野”，都是文治薄弱之地，文字稀缺之地，為紙張和印刷術滲延不足的地方，因此語言的抽象化程度較低，語言中留下了具象的豐富遺跡，或者說保留了人們對語言具象化的依賴與追求，應該說沒有什麽奇怪。如果我們繪出一張文字發育的地圖，又繪出一張政統和道統擴展的地圖，可以發現這兩張地圖有大致的吻合。這當然證明“文以載道”的認定，甚至可以證明“夷”和“野”天然的反禮教和反文治傾向。
活在特有的口語世界裏，鄉野之人離生活實象近而離文字規限遠，多了一份原真和自然，雅馴溫良、君臣有序、重農輕商、男女大防等森嚴綱紀，一旦從上層移入下層，從都市移入鄉村，總是出現渙散和鬆懈。我曾親眼看見幾個鄉村婦女追得一個後生滿山跑，戲謔地定要脫光他的褲子；也曾親眼看到一群鄉村農民追得一個幹部滿山跑，氣憤地定要把霸道的家夥捆綁起來。這種無法無天的狂野之態，一定能震驚很多都市裏的讀書人。他們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大反傳統禮教，顯得十分自由和勇敢，就其大部分內容來說，其實並不比鄉下農民做得更多和做得更早。
粗痞話
讀書人大多不會罵人，憋紅一張臉，結結巴巴，還可能詞不達意和詞不盡意。倒不如一些社會下層的粗人，腦子裏較少抽象和邏輯，所以深得罵人藝術之精要：那就是罵得感性，罵出具體形象，使聽者腦海裏有突如其來的聲象湧現，形成猛烈的情感殺傷。
咒一個人將要倒黴，說他染色體將殘缺，說他白血球將消失，說他的品德敗壞心靈扭曲作風墮落違紀犯法，不可謂不惡毒，但都算不上罵人，至少算不上精彩的罵人，說不定還要招來他人的譏笑。“你要頭頂生瘡腳底流膿，要死七天七晚還不得落氣！”這樣就罵對了。“你將來生一個小孩沒有屁眼！”這樣就罵得更對了——沒有肛門的小孩，其形象何其怪異刺眼，何其鮮明難忘。周圍聽到的人肯定神思飛揚哄笑不已，而被罵的人一定急眼。
我在鄉下聽到過農民罵人，發現在一般情況下，其惡意程度總是與具象化程度成正比。比如“你是我崽”，隻是表達一般惡意時的語言。一旦惡意增強，抽象的父子關係勢必轉換成具體描繪：“我肏你老娘頓頓的！”“我肏你老娘叫翻天！”倘若惡意更強，村裏人還有一種抹胯相罵的方式：每罵一句，撩起一隻腳，在自己的胯襠下抹一把。無非是罵出了動作、場景、聲響等細節還不夠，還得輔以肢體表演，引導聽眾通向更多的直觀聯想。
粗痞話與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相逆，而且一罵就常常罵到褲襠裏去，顯示出人們的動物性未絕，特別是在情感和情緒的領域裏，無論原始人還是現代人，大多取義於近物，取義於身體，表達方式幾千年一直恒定不變。一個衣冠楚楚的現代人，在最高興或者最煩惱的時候，也可能有“他娘的”一類粗痞話脫口而出，非如此就難以盡興和盡意，非如此就不能打開心理高壓閥門。
據說太平墟以前有個罵出了大名的贛三爹，罵術十分了得，最終罵出了一門手藝一門業務。哪個人有了冤仇，特別是與外村人有了冤仇，就提一個豬嘴巴和兩瓶酒去請他幫著出氣。他操著一根木棍，隨著罵聲戳地指天，算是助罵的一件道具，類似縣衙裏的驚堂木。他開罵時要戴上客戶的一頂帽子，或是纏上客戶的一條頭巾，以示自己僅僅是代人辦事，對罵詞並不承擔責任。他一罵就是兩個時辰，決無詞語的重複，也不特別下流。有條有理，生龍活虎，聲情並茂，酣暢淋漓。有設問有直述，有立論有反諷，有排比有韻腳，有口白有唱段。從骨頭生蛆罵到舌底生疔，從尖刀剮肉罵到鐵絲穿頸，從先人雷劈罵到後人馬踩，從種禾禾死罵到養豬豬瘟，有時還罵出一些誰都意想不到的奇詭和荒誕：看你家奶崽滿背上長幾百隻眼睛天天對著你眨！看你腳板裏長頭發一天長出兩丈長！諸如此類，其畫麵之怪誕，足令某些現代派作家自愧弗能。
據說他的咒罵太惡毒了，那些被罵之人家不僅人畜遭殃，而且四周的草木枯黃，蚊蠅死絕，石頭都要暴出裂紋。
當年這四鄉八裏都有匪患，隻有太平墟真正太平，原因就是盜匪們都知道這裏有個贛三爹，有一張毒嘴，不敢前來冒犯。
“文化大革命”中，碰到上麵有些幹部做勞民傷財的事，太平墟就有人私下裏恨恨地嘀咕：“要是贛三爹還在就好了。”
考字
鄉下人見到城裏來的讀書人，最喜歡謙虛地問字，比如問，“九”字下麵加一個“國”字是個什麽字。見我們無人知曉，問字者便可能洋洋得意，“城裏先生怎麽不認識這個字呢？這就是我們鍾家的姓嗬。”
原來他們不是問字，不過是拿一些難字或者生造之字，設圈套捉弄外人。小雁就被捉弄多次。有一次，一位老人把極普通的“（十）拾”字拆開來問，把筆畫順序顛倒過來問，問得她如墜霧中。下麵是個“口”，上麵有一橫，還有一個“人”，另一邊加上個挑手，是個什麽字呢？小雁想得出了汗，總算把“合”字湊出來了，說“合”字旁邊再加挑手，合手為“捧”吧？老人誘敵成功，不動聲色，“這就對了，我家三娃仔昨天寫字，原來寫的是：‘五、六、七、八、九、捧！’先生的才學真是高嗬！”
小雁自知上當，差點被氣哭。
知青對農民那裏源源不斷的問字深懷恐懼，不知他們對這種陰險襲擊為何津津有味樂此不疲。其實鄉下字符稀有，才變得珍貴和神秘，才成了必須全力爭奪和占有之物。而且考字不失為一種對識字人的報複，對識字階層長期欺壓的報複，算是以字攻字，以毒攻毒，讓不大識字的鄉下人獲得心理補償和安全感。幸好有一位附近的胡老師深諳此道，教了知青們一招：見人前來考字，就把字典往桌上一甩：“你自己去查，字典上沒有的字，就不是個字，就是個豬肏的字！人民政府根本不承認！”這一招還真靈，算是有效的自衛之策，讓小雁及其他知青從此免除了一再被考的窘迫。
黨八股
有一次我為某家農民結婚寫對聯，被公社黨委楊秘書看中了，說這伢子的字寫得不錯，應該到公社去謄材料。當時正是全國大學毛澤東思想的時候，各級官員都得應付很多公文材料，包括經驗總結、典型講話、新聞報道、調查報告，等等。我也就有機會借一支筆躲避下地幹活的日曬雨淋。
謄材料漸漸變成寫材料，寫材料還漸漸出了名，我有時被調到縣裏去寫，住在招待所裏好吃好喝。其實我寫材料自有訣竅，首先一條就是要大量收集範本，按總結、規劃、報道、講話等不同門類分別整理，暗藏備用，到時候搬出來照瓢畫葫蘆，天下文章一大抄，換腦袋不換大腿，換胳膊不換屁股，七扯八拉也是一篇。在我的體會中，要寫好官樣文章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是把相同的事情說得不相同。比如前年種了棉花，去年也種了棉花，今年還是種棉花，這有什麽好說的？不行，寫材料的人就要從相同的種棉花中找出不相同的東西來，於是前年的棉花成為“治理整頓”的結果，去年的棉花成為“批林批孔”的結果，今年的棉花成為“農業學大寨”的結果，步步都跟上了最新政治潮流。另一條是把不相同的事情說得相同。比如，某書記的老婆前年是農民，去年突然當上工人，今年搖身一變成了幹部，這應該不是一回事吧？不行，寫材料的人也可以從不同的職位中找出相同的東西來，寫出當農民是“投入艱苦鍛煉”，當工人是“支援國家建設”，當幹部則是“勇挑革命重擔”，不管地位如何變，一顆紅心始終不變，都是一如既往的共產主義思想境界。
那個書記的老婆眼下可能也不當幹部了，可能當老板揮金如土珠光寶氣了。我想象眼下可能仍有人詞語滔滔，仍可以一如既往地寫出優秀事跡：當老板不就是改革開放麽？不就是解放思想勇於開拓麽？不就是率先奔小康的光輝榜樣麽？
事實是團泥，文字可以把它隨意揉成什麽樣子。這是文字的魔法，也是文字與事實脫落剝離，就是俗語說的“強詞奪理”，不空洞、含糊、枯燥、幹癟以及呆板也不可能。鋪開稿紙，上好墨水，文章總是從黨中央最近一次重要會議的“精神照耀”下開始。小標題則是一些對偶排比句，比如，“狠抓一個學字”、“落實一個幹字”、“講求一個細字”，等等。文章最後則必有“貧下中農深有體會地說”一類假造民意，或者是“紅旗飄飄戰鼓擂”、“一路歡歌一路笑”一類假造民謠，以示作文者自鳴得意的豹尾之功。這種下流文章言中無“實”，常常表現為言中無“象”，即語言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對文字稍有感覺的人，一般都可以從文字的空洞化程度，判斷出這裏謊言的多少。
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時候，毛澤東麵臨著一個日益龐大的革命黨，麵臨著語言習慣特異的廣大中國農民，麵臨著文字傳輸在巨大組織控製過程中越來越重要的功能，曾特別鄭重地提出了“黨八股”問題，將文風作為黨內整頓的三大主題之一，無異於把語言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這是他明顯高於其他書生政治家之處，也是身處中國這個文字富積大國的必要覺悟。可惜的是，毛澤東執政後也困於官場公文的十麵埋伏，不僅未能有效消除“黨八股”，反而有“黨八股”的愈演愈烈，從五十年代後期起就成了中國最大的信息公害。連“兩畝土地一頭牛”、“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一類生動的具象化號召也消失無幾，取而代之的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等大量抽象概念，讓民眾對革命目標不能不漸感隔膜和迷茫。我注意到很多電影裏的領導幹部差不多都是語言反麵教員，觀眾一看到他們在屏幕裏出場就焦急和喪氣，就一臉災難。包括在一些警探片裏，英雄警察們出生入死，櫛風沐雨，拋妻別子，智取勇鬥，本來幹得好好的，唯公安局長或市委書記一出場就大煞風景。警察說話很生動，群眾說話很生動，罪犯說話也很生動，怎麽英明的領導們一開口就廢話連篇呢？“我們要盡一切力量把這個案子破出來！”這話還用得著你講嗎？“我們一定要依靠黨組織，一定要依靠群眾，一定要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決不讓任何一個狡猾的敵人溜掉！”這也算得上指示嗎？“小張同誌，你一定要好好注意身體嗬，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麽！”這句話也有什麽幽默於是值得大家哈哈大笑？
這種不著邊際的慈祥或豪邁隨時可以一掏一大把，首長們怎麽可以憑著這些廢話就居高臨下地拍這個的肩握那個的手？怎麽有資格總是坐在會議室最顯要的位置並且被小民們心情激動地仰視？
可以設想有這樣一首美國歌：“共和黨嗬，我們前進的力量，我們偉大的母親！你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生產關係，你帶領我們實現美利堅資本主義發展的偉大理想！從道瓊斯股票指數到納斯達克板塊，你推動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建設高潮；從科索沃的硝煙到阿富汗的征途，你一次次讓白人種族轉危為安。嗬共和黨嗬共和黨，你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是我們的指路明燈……”誰會相信這樣的瘋歌會有利於而不是有害於美國共和黨？誰會相信寫這種歌詞的人不是存心要給美國共和黨設陷阱、下毒藥、心窩子上捅刀子？但很多革命的宣傳家不作這樣的設想，也不曾以這種簡單的比照來反省自己的黨八股。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環境裏，他們貌似愛黨實則禍黨，對此習以為常，心安理得，不惜把老百姓一批批推到黨的對立麵。小雁的反動立場差不多就是被這些黨八股逼出來的。她當時在大隊小學當民辦教師，開始自學英語，偷偷收聽英國和美國的廣播。有一次，她聽到廣播裏有幾位受訪嘉賓談健身之道，到節目結束，主持人再一次介紹嘉賓身份時，她才大吃一驚：尼克鬆！美國總統！剛才一個略略低沉的聲音確實是美國總統但怎麽可能是美國總統？他怎麽還可以開玩笑、唱民歌、彈鋼琴並且說自己小時候的故事？怎麽可以與小學教師、消防隊員、大學生以及家庭主婦混在一起並且互相隨便哈羅？他好像不是革命樣板戲裏的鳩山、坐山雕、南霸天那樣的惡魔，但也不是郭建光、少劍波、柯湘那樣的首長同誌，世界上居然還有這樣的總統？……她如五雷轟頂，目瞪口呆，好一陣還回不過神來。從那以後，她總是恐慌得像一隻中了毒藥的蟑螂，一次次問我們：“我的思想越來越反動了，你說怎麽得了？”
她努力迫使自己去讀當時官方的報刊，但讀得越多，讀得越細，倒越成了一個堅定的美國發燒友，並且在幾年後最終去了那個國家。
鏡頭
很多朋友告訴我，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信念崩潰於林彪座機失事的一九七一年秋。這當然是可信的。我也能回憶起自己當時在鄉下聽到這個消息時的震驚。武裝民兵在緊急集合並且四處布崗，讓我們已經猜到有什麽大事正在發生。報紙上有關林彪的圖片和言論突然消失，使我們猜到了大事是什麽卻不敢把這顆燙嘴的大炸彈說出口。好幾個夜晚，我拉上一個朋友翻山越嶺到公社去打探消息，其實並沒有什麽新消息而隻有沿途的狗吠，但我無法停止在遍地月光裏行走，似乎唯有這樣才能平息自己莫名的不安和興奮。大隊黨支書四滿焦急萬分，因為他習慣了開口就敬祝統帥萬壽無疆和副統帥身體健康，還有“三忠於四無限”一類林氏版本的政治套話，一旦林副統帥那個了，他覺得自己口舌僵硬，無法再說話，一開口肯定反動。他開會之前總是狠抽自己兩個耳光，怕這個嘴巴給他闖禍。
這是個多疑的秋天，神話開始動搖的秋天。但是在這件事以前，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很多重要人物的突然坍塌：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等等，再添上一個林彪，即便是分量最重的一個，雖有短時的震驚，但用不了多久，生活仍然可以一切照舊，社會暗層的懷疑浪潮仍可以得到當局的基本控製。接下來三四年革命如常實際上能證明這一點。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也許不是林彪出逃而是電視的悄悄出現。
電視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成為傳說，據說能錄製和轉播一點戲曲，昂貴得隻能讓紅牆內大人物們偶爾看個新鮮，與老百姓自然沒有什麽關係。到七十年代初，事情有了變化，中央電視台和聯結全國的微波幹線已經陸續建立，國產的黑白電視機也批量生產，連太平墟一九七三年秋也有了第一台黑白電視機，是行政配給公社機關以便“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我記得那一台電視機曾讓鄉村青年十分好奇，每天入夜以後就被抬到地坪當中被人山人海圍著觀看，於是所有的節目都彌漫著成分複雜的汗臭。雖然信號質量很差常常出現滿屏的雪花飄飄，但這個“洋片匣子”每天晚上仍然被大家一直看到兩隻肥鵝的照片出現並且伴以“再見”二字才罷休。
那時的電視節目少，中央台全天播出不到五小時，而且包括太多打農藥、水稻密植一類科教片。盡管如此，有一個農民覺得電視機裏的男女還是太辛苦，他們天天跑到這裏來說嗬唱的，也從不要吃茶飯，來去無蹤，真是天兵天將嗬！另一個青年農民忍不住上前去摸一摸機子，不料恰逢電視裏切換節目音樂大作，嚇得他趕快縮手並且兩眼圓睜：怪了，洋片匣子也怕胳肢？
電視確實是宣傳革命的工具，充塞著社論、報告以及官方口徑的新聞。但文字崇拜傳統之下電視管製往往隻及於文字，聲色則因意義的多向性和隱晦性而很難辨認，無法得到嚴格規限，於是留下了較為廣闊的空間，常常出現“言”“象”相離或者“言”“象”相違，形成了實際上的信息失控。比方說吧，一部表現西方工人罷工的紀錄片播放過了，控訴西方資本製度的解說詞也許被人們淡忘，但屏幕中工人們的皮鞋、手表、卡車以及便攜話筒卻讓人過目難忘，不能不讓很多人震驚：他們戴上了手表還罷什麽工呢？我們的社會主義優越無比為何就不能讓我們也都弄個手表戴戴呢？又比方說，一部表現中國重返聯合國的紀錄片播放過了，歌頌偉大新中國朋友遍天下的解說詞也許被人們忽略，但屏幕中紐約的摩天大樓卻讓人目炫，人家住什麽房子，坐什麽車，穿什麽衣，還有女人有什麽發型，這一切同樣讓很多人震驚。解說詞無論怎樣高分貝地證明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偉大勝利，仍然抵消不了他們麵對紐約繁華的暗暗疑惑。人家美國怎麽就沒見到怎樣的“水深火熱”？他們沒有“翻身解放”怎麽就能喝牛奶吃甜餅而且不需要天天擔牛糞和挖塘泥？
到七十年代後期，這一類解讀已經不再隻是觀眾們的暗自思忖，成為較為公開的議論。當時我已經回到了城市，買下了一台小屏幕黑白電視機，於是每天晚上得招待一些鄰居來家看電視，賠上香煙和茶葉以及聊天的時間。這時候中國已經同大部分西方國家有了外交關係，有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文化交流。很少一點外國電影產品，隻要文字內容大體上不出格，加上進口價格不太貴，也被引入了中國，成了電視以外的另一個遠望窗口：電影。最開始的是日本產品為多：《望鄉》、《追捕》、《生死戀》、《野麥嶺》、《沙器》，等等，同時也有了美國的《車隊》和墨西哥的《冷酷的心》，等等，還有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友好國家”的影視產品。我現在羅列這些片名的時候，相信絕大多數過來人已經忘記了它們，其台詞、情節以及主題內容可能已讓人感到模糊不清，但我估計很多人可能還記得某一個鏡頭，某一句插曲的旋律，暴露出當時他們最強烈的興奮點和最深切的感受點。日本或美國的高速公路、巨型客機、酒吧服務、電腦作業、男女熱吻、時裝新款、浴室陳設、割草機械、迪斯科舞乃至聳肩攤手的歐式習慣動作，無不讓人耳目一新，打擊著這些觀眾的最初觀感。中國人對西方發達國家技術優勢和經濟強勢的認識，多是從這樣的黑白小屏幕開始，從文字禁網中泄漏出來的諸多零散物象開始。
有些圖像甚至立即成為最好的商品廣告：一句《追捕》插曲“啦呀啦……”風靡全中國，不僅是騎馬飛逃的高倉健和真由美成為全中國老少皆知的燦爛影星，而且使日本摩托、日本電視機、日本錄音機、日本汽車、日本洗衣機、日本電子琴，等等，都有了親和力與感召力。很多青年人都想活出高倉健或者真由美那樣一股勁頭，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商品。市民們的趨之若鶩，促成了“文化大革命”後第一次外國進口商品浪潮。
在這個時候，媒體的高調文字其實已漸空洞，正在被漸多的耳膜拒斥，被很多影視聲象蠶噬和顛覆。官方媒體一直在反擊西方化和自由化，批判了幾篇文章和文藝作品，仍然是從文字著眼，似乎不明白聲色並茂的高倉健們和真由美們其實是更大的難題，其爆炸性和摧毀力遠非文字可比。這是一個新問題，或者說算不上一個新問題，隻是因為沒有得到理解才成為了新問題。民間的政治生態和倫理生態很快改變。八十年代初文藝界成了中國最為動蕩不寧的事故多發區，直接導致了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好幾次全國性政治緊張。如果聯係到文藝界人士與影視較為密切的職業關係，這些緊張就不難理解。那時候唯文藝界與普通百姓有別，甚至與新聞界、理論界、教育界有別，可在促進創作的名義下享有觀賞“內部參考片”的特權，可內部播放電影資料館的收藏片或者從外國使館租借來的“過路片”，當時走紅的美國電影《現代啟示錄》、《獵鹿人》、《克萊姆夫婦》、《午夜牛仔》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些片子成了每一個文藝界會議的最重要的節目和最受歡迎的款待，讓人們早早地心神向往和奔走相告，入場券總是成為贈客的厚禮或者黑市倒賣的珍品。不難想象，撇下其他因素不說，西方化和自由化的思潮正是在這些“內部參考片”的聲光迸放中播種。作為這一過程的反證，九十年代後隨著“內部參考片”向全社會逐步開放，文藝界的超前高熱便明顯告退，在社會思潮中的表現很快黯然失色——更激進的西方化和自由化在很多影視受眾那裏出現。在報業、娛樂業、廣告業、IT業、證券業等新興行業的很多弄潮兒看來，文藝界激進元老們已經保守，在真正的市場和真正的自由麵前忸忸怩怩，不管是抗拒潮流還是追隨潮流，都有了明日黃花之感。
卡拉OK
日本的卡拉OK經香港進入中國大陸，可以成為我們觀察“言”“象”分離的另一個典型案例。
有一個帶子教唱中國革命歌曲《血染的風采》，畫麵是各種泳裝女子擺出的各種性感姿態，美女出浴，玉腿齊飛，以表現英雄戰士衛國盡忠的歌詞。另一個帶子教唱中國著名革命歌曲《春天的故事》，歌頌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但畫麵是一大溜戴鬥笠赤腳板的漁家小妹，隨著旋律一件一件地脫衣，一直脫到半透明的“三點”遮蓋，真是給人一種誤入女澡堂子的感覺。製作者並沒有忘記加一點政治佐料：漁家小妹們脫來脫去，腰間始終晃蕩著一個電話手機，指尖還有亮相時夾出一個鍍金信用卡——這些道具都是當時新富的時髦，以示漁家人民也在美好時代大步走向了繁榮富強，實現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
你能說什麽呢？手機和信用卡不對嗎？漁家少女展示美麗體形有什麽不對嗎？依照當時的審查標準，這些片子的歌詞全是合法的，甚至是正統的、革命的，而它們的圖像也夠不上“色情”更夠不上“淫穢”，雖然讓人們覺得有一點奇怪和荒唐，有點那個，但奇怪和荒唐不是罪名，“那個”更不是罪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管理部門到二十一世紀才做出反奢華一類鏡頭處理部署之前，中國城鄉幾乎每一個角落都充塞著這一類的卡拉OK。為了適應和利用這股大眾熱潮，有些宣傳、青年工作等方麵的官方機構，還出版和推廣了各種成套的革命化卡拉OK，讓一批新舊革命歌曲來占領這個市場，在鑼鼓鞭炮聲中送進了軍營、學校、工廠以及鄉村，輔以授受雙方領導激動熱情的握手。這種廣泛的覆蓋甚至讓所有的西方國家都望塵莫及。
有意思的是，這些產品同樣重組了人們傳統意識中歌詞與畫麵的關係，比如，“革命”不再與戰場硝煙而與摩天大樓相聯係，“人民”不再與衰老父母而與酷男靚女相聯係，“祖國”不再與高山大河而與花園別墅相聯係，“理想”不再與荒原篝火而與“波音”“空客”等巨機騰飛相聯係，如此等等。我還看過一個俄國著名民歌《三套車》的卡拉OK：一個農夫憐馬的悲慘故事，居然被一個港裝小妞在遊樂場裏一連串瘋玩瘋笑的畫麵來闡述，三套車一路大起大落風馳電掣——過山車！
我不能說所有的產品都是這樣，甚至得承認畫麵不再有禁欲的冷酷，打破了很多僵固的理解模式和想象舊套。但我仍有揮之不去的疑惑：當屏幕上大量充塞著金錢與美色之時，當社會等級金字塔頂端成了鏡頭唯一聚焦之點，諸多革命的歌詞是否已經空洞？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宗教傳統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其有限而寶貴的道德資源是否正在被肆意摧毀？
很多人認為不是這樣。有些管理者隻要看到這些產品仍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愛國主義”、“報效祖國”、“振興中華”、“隻要人間充滿愛”之類的字樣，就基本放下心來，就覺得革命的意識形態如果說沒有得到最佳展現，至少也得到了基本的堅守，是可以批準放行的，甚至是可以鼓勵的。一些異端力量，包括很多西方的觀察家，也對這些字樣瞪大了眼睛，覺得中國雖然進入了市場經濟的改革，但正是這些歌詞確證了革命意識形態依舊，愚民的赤化宣傳仍在負隅頑抗，必須堅決予以討伐。這兩種看法的政治指向完全對立，判斷卡拉OK的方式卻如出一轍：感官隻過濾文字，不問聲音和色彩。他們是文字機器，展開文字對文字的殊死鬥爭，對文字以外的一切無可奉告。那些富豪的表情，權貴的排場，縱欲的驕態，虛情假意的眼風，自戀自狂的背影，還有可供男人玩味的性感呻吟和性感扭動，似乎都與意識形態無關。即使有關，也無法得到確診，似乎隻能聽之任之。他們不明白這些卡拉OK把人們引至燈光暗淡的歌廳裏，聲色製幻，聲色按摩，是不是幹出了比那些歌詞更重要的事情。
在那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卡拉OK甚至成了社交中的一種款待，吃完了酒席，就得去歌廳，叫一條龍服務。老木對這一套當然熟門熟路，夜夜在歌廳裏生了根，並且就是在這樣的歌廳裏把陳女士泡了，放倒了母親還放倒了女兒，放倒了女兒還放倒了女兒的表姐，都是剛成年的學生。事情敗露以後，他怕挨打，托人給陳家送去了六萬塊錢，又東躲西藏蛇行鼠竄，燙了卷發還戴上墨鏡，天天換衣服，半個月沒有回家。
他還是被陳女士派來的四個大漢找到了，堵在一個公共車庫裏，墨鏡也被對方摘下來摔得粉碎，當著自己老婆的麵，聲音忍不住發抖。
他總算裝出了幾分鎮定，說好好好漢做事好漢當，今天你們要怎麽打就怎麽打，我要是躲了一下，就是豬豬豬肏的。
“嘴還硬？最好等一下還硬得起來。”
“條件隻有一個，你你們讓她先出去。”
他是指他老婆。
老婆又懼又惱，罵他臭不要臉，先將他打了起來。但懲罰是不能替代的，她被強行拉出了車庫之外，聽到庫內沉悶的毆打聲迭起，還有咣當一下什麽重物倒塌的聲音，急得大喊大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要出人命啦……”
她被一個大漢捂住嘴，好容易才掙脫出來，不顧一切地衝回車庫，發現事情基本上已經結束。地上有幾塊拍斷了的磚，有打斷了的木棒。老木頭發蓬亂，沾著一些磚碴，半張臉是血，嘴裏鼓出一兩個血氣泡，嘴角夾掛著一顆白牙，隻有一隻獨眼間或輪動一下，顯示出還是個活人。他腦袋盡力往兩個肩峰間縮，緊緊地背頂著牆，雙臂死死地夾住腋窩並且相互抱住，繼續保持住一種最佳的挨打姿勢，事情結束了好一陣還一動不動，好像剛才已經睡過去了。
“算你有種，”領頭的大漢臨走時丟下一句，“今天多給你留兩顆牙，卡拉OK的時候好唱氣聲。”
他還沒有醒來。
廣告
在國家電視台露麵，算是老木在朋友們中間掙回了麵子。這是一次全國很多大牌歌星薈萃的扶貧助學義演，由老木的香港公司獨家讚助並承擔最大一筆捐款。主持人請他上台講了兩三句話，義演期間又插播了他在貴州的一個鏡頭：給貧困山區小學送去書本和教具，並把兩個窮孩子緊緊摟在懷裏。看著他臉上的雨滴，還有一隻獨眼中透出的熱情光芒，我也不得不對他刮目相看。
我很難把這些鏡頭與他前不久的慘遭毒打聯係起來。在那個時代，屏幕似乎是一片聖土，一個需要仰視的殿堂，一個不同尋常的感覺區位，於是出現在屏幕上的人，與日常生活中的人，難免給人不同的感覺。事情就是這樣：一朵花長在苗圃與插在墳頭，都是花，意義未必一樣；一個男人給女人贈送雨衣與贈送內衣，都是贈衣，意味也未必一樣；一耳光扇在對方的臉上還是甩在對方的臂上，都是打擊，傷害程度顯然不一樣；一次遊行發生在縣城與發生在首都天安門廣場，都是遊行，感覺分量當然更不一樣。墳頭，內衣，臉麵，天安門，是一些特別敏感的區位，暗伏了人們的心理預支，一旦觸及就可能啟動人們豐富的聯想，就可能使事情發生沒有什麽道理但又極有道理的變化。老木看來是悟到了這個道理的，因此不惜重金給自己洗刷名聲，從日常生活中走進電視台：不是一般的電視台，是國家電視台；不是一般的播出時段，是黃金時段，是黃金時段的輝煌聚光燈下——那是國內外政要、社會名流、大牌明星出現的地方。他老木看準的就是這個，從容不迫地在那裏微笑。
我當然沒有把他當作政要，沒把他當作名流或明星，但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沒法完全恢複到以前的目光，好像自己長期來投入屏幕的全神貫注，悄悄移植到了他的身上，使他很成了一回事。以至我忘記了他的放浪醜聞，在他抽出煙找打火機的時候，情不自禁湊過去給他點燃了煙。
事後才後悔自己的情不自禁。
他不就是個小奸商麽？不就是個走到哪裏見女人就發騷的大種豬麽？我對他太失望了，不該給他忙不迭地點煙，甚至根本不該來吃他這頓破飯，省得看到他抽煙時擠擠眼皮的得意一笑。我知道是電視黃金時段搞得我昏了頭，是他揮金如土的幾百萬搞得我昏了頭，竟然把他很當回事。
廣告代表著金錢的力量，以出神入化的形象製造，悄悄進擊人們重要的感覺區位並且在那裏攻城略地，力圖最終操縱和改造我們。廣告當然可以成為正常的表達，但也常常能打造出一些虛假的幻象，用來包裝劣質的產品，或者劣質的人，讓我們在恍惚之際把厭惡打下一些折扣。
電視劇
九十年代前期的很多電視劇，不過是一種有情節的卡拉OK：愛國與革命搭台，金錢與美女唱戲。
學潮
一九八一年的大學學潮，事情本來很簡單。K大學校園裏來了幾個小流氓，在女生宿舍區滋事，打傷了一位女生。學生憤怒地要求校方追究凶手，校方也答應報警緝凶，雙方似乎沒有什麽矛盾。但學生指責校方在修複圍牆一事上行動緩慢，收回外單位違規占地方麵也辦事不力，這就牽涉到官僚主義的問題了。還指責校學生會在此次請願中藏頭縮腦，完全不能代表學生利益，這就牽涉到“偽學生會”必須改選的問題了，牽涉到民主、自由一類大事了。
校方掉以輕心，沒料到一件尋常的刑事案會越鬧越大。校學生會主席是個鄉下來的人，見夏天飲水困難，隻知道挑著水桶為大家挑開水灌水瓶，照例當他的抗旱模範，不是一個很敏感的人。他吆喝同學們都回到教室裏去上課，不要圍在行政樓前影響領導們的工作，這一態度被視為對學生人身安全的漠不關心，引起了很多同學的憤怒。當即就有人喊出口號：打倒學賊！打倒禦用消防隊！諸如此類。
麵對鬧哄哄的一群，學生會不知道該怎麽辦，校領導習慣於老一套，層層召開的黨、團員師生會議，部署對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的打擊——事後被高層調查組斥之為官僚主義的簡單化，在所難免。他們對八十年代同樣缺少必要的敏感，以為學生們在唱了鄧麗君之後，在跳了迪斯科以後，在看了各種西方影視並且翻了幾本薩特、尼采、弗洛伊德以後，還會以恭順聽話為榮。這些人連父母的話都不愛聽，怎麽可能乖乖地聽命於政工部門的官員？學生會其實看到了這一點，曾經想樹立一點親民形象，比如擅自舉辦過一兩次舞會，擅自召開過一次改革座談會，但立刻被校方整肅，差點落下個自由化的黑帽子，大有楚大夫心中“不察餘之衷情”的委屈。
學生會主席想必焦心於這種急死人的作繭自縛，不過他是一個聽話的人，不可能糾正高層決策而隻能急得滿頭大汗地在同學中跑來跑去，在周圍的起哄、奚落、口哨以及反對聲浪中結結巴巴。
大川就是這個時候出山的。他對學生鬧事本來不以為然，權當小兒科付之一笑，見鬧大了，不知為何又半道上殺出，似乎學生娃娃們不能沒有他的指點。曆史既已拉開新的一幕，就不能斷送在無能之輩的手裏，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曆史由別人去創造。當我們幾位老插友知道消息時，已經很難找到他了，聽說他在與領導談判，聽說他在與學潮骨幹們開會，又聽說他去其他大學演講，傳聞種種，反正是見不到他的人影。
絕食是後來發生的。是出於大川的主意，還是出於他對群眾的失控，不得而知。不管如何，絕食觸及特殊的感覺區位，把言語之爭引向了身體摧殘，無異於自我加刑，使請願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出現在省委大院門前的絕食，幾乎自動繼承了曆史上各種絕食的悲壯情調，可以讓人聯想到往昔無數仁人誌士的動人犧牲。男女青年躺滿大門前的馬路和人行道，躺在一長排武警戰士的腳下，躺在粗陋而顏色各異的旗幟之下，麵色蒼白，身肢困乏，目光深沉而堅定，頭上纏著標語布條，兩指不時向圍觀者舉示一個表示必勝的V。一瓶糖水，或者一瓶果汁，在人群中傳遞，感情交流也就有了最好的機會和最好的形式；誰也不喝，誰也不願意多喝，總是把生命的機會讓給別人，英雄品質的表現也就有了最好的道具和最好的台詞。夜幕降臨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是躺在多瑙河河穀送走晚霞，是枕著高加索群山麵對星鬥。朝霞升起來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躺在街壘或者營地，守衛著曾經爆發光榮“五四”運動和“四五”運動的天安門廣場，帶著人類曆史上一切受難者必不可免的饑餓和寒冷，正在迎接世界上最早的一束陽光。隨著時間的延長，有人身體出現了險情，於是出現了氧氣包，出現了點滴針和血壓計，甚至出現了白色救護車，這種情形讓人恐慌，也讓人悲憤。
悲憤出詩人，於是他們寫詩，朗誦詩，更多地唱歌，唱一切鼓舞鬥誌和不畏犧牲的歌，在歌聲中深深感動，也把圍觀者們感動。一次崇高的大展演終於進入高潮，很多圍觀者情不自禁地高呼聲援口號，或者開始捐錢，捐食品或飲料，包括把煙盒撕破然後一把香煙雨點般撒向男女同學——這些圍觀市民的行為，雖然庸俗可笑卻也無關緊要，還是得到同學們的掌聲感謝。
場景是極有感染力的。省委機關旁邊是東方賓館，正好有一個電影攝製組住在這裏，一位頭戴法式貝雷帽和身著英國花呢西服的老導演，握著大煙鬥來看了一眼，帶著幾位青年男女給捐款箱裏塞錢，很快就成了眾多新聞中的最新一條，而且一百元捐款最終被訛傳成萬元，導演姓名則被訛傳成另一個更加如雷貫耳的姓名。大川的將軍伯父從北京打來了一個電話，也被訛傳成“中央來電”，內容不明的電話則被訛傳成“中央表態堅決支持革命學生”。一切小道消息都在被放大，都被沸騰的情感自動地添油加醋並且反過來再對沸騰的情感火上澆油。即便最終被證實為謠言也沒關係。民主的謠言就不算謠言而隻是說錯了的真理，正像民主的暴力就不算暴力而隻是做過了頭的德行——民主所反對的專製，也標舉過這同樣的邏輯。
我本來是一個局外人，後來也在歌聲和掌聲中激動。當一個不認識的小同學撲在我懷裏大聲哭訴的時候，我乖乖地熱淚漲湧，在一個陌生的肩頭仰望長空，感到時間的消失和寂靜。這真是很奇妙的情緒傳染，是典型的情緒拉動思想。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卷進來的，都是在民主的美學形式麵前有身不由己的衝動——這至少是原因之一。照理說，警方已經抓到凶手，圍牆修複和占地收回一類工作近來也進展很快，學生們的要求得到基本滿足。至於有些管理幹部的態度生硬和方法簡單，不是一個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問題，還得有待整個社會的改進，學生不宜要求太急和太苛。這就是說，K大校方勉力而為，但不知學潮為何反而越鬧越大，不知龐大的組織係統和管理機構為何就壓不住大川這種乳臭未幹的學生頭。他們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政治控製是太粗心於形式感了，太缺乏美學衝擊力了。開會，文件，指示，全是文字，全是文字的重疊和累積，依賴邏輯和概念的強製，再加上管理幹部大多穿戴老氣過時的中山裝和黑呢帽，走著清朝衙門裏常見的四方步和八字步，無論在視覺上還是聽覺上，都不能接通青年人的情感。相比之下，身處一個視聽時代，一個域外文化正在湧入國門的時代，反對派在形式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演講、集會、遊行、朗誦、漫畫、熱淚、旗幟、舞會、西裝、募捐、牛仔褲、立體聲、飛吻、女子長發、V型手勢、BBC廣播、纏頭標語、搭人梯登高以及其他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東西，使衝突雙方一邊是公文，一邊是詩歌；一邊是工作日，一邊是狂歡節；一邊是白開水，一邊是美食大套餐：強弱對比顯而易見。
青少年是最好玩的年齡，也就是對形式最敏感的年齡。K大學生三舍前燈光球場上曾有一次集會，突然有人拉閘斷電，造成球場上一片漆黑——據說是校方秘書長幹的。拉閘者沒有料到學生還是不散，紛紛點起了蠟燭、火柴、打火機，或者打開了手電筒，一時間燈火如海，閃閃爍爍，與天上的星空交相輝映，集會更有了無限溫柔和無限浪漫的詩意圖景，讓人流連忘返心醉神迷，燭光舞會的美妙也不過如此。這一個夜晚，學校附近商店裏的蠟燭和火柴被搶購一空，電池也被搶購一空。燈光球場上到處留下燒過的木炭和紙灰。
這次拉閘當然是弄巧成拙，無論出於何種理由，都給學生們一種專橫和粗暴的印象。而且由此逼出來的一場星火集會，反而大增學潮的光彩，把大川及其同夥進一步送入了星海閃爍之中的聖主地位。
可惜的是，大川手裏的形式牌並非無窮無盡。隨著學潮規模的擴大，組織混亂令人惱火，不能不強化領導，民主美學也就不容易貫徹到底了。他不能不開會，不能不下文件，還學會了設定幹部的級別和製訂管理的紀律，正在暗暗安排下一步“省學聯”和“省改革聯係會議”的班底——做的事與官方做的事似乎差不多，而且態度未見得更溫和，方法未見得更高明。我與易眼鏡、小雁等老朋友去見他的時候，被體育係那些粗壯“警衛”擋在外麵，被他的男女“秘書”一再盤問，滿鼻子都是對方噴過來的橘汁氣味和胃酸氣味，還有現場的汗臭和塵土氣味。經過長時間的通報之後，我們才得到一張油印的通行證，得以穿越森嚴警戒的人牆，走進一間昏暗的小房子，候在同在求見的一位美國記者和一群工人代表後麵。我不想記述這次與他的麵談過程，不想記述這次學潮中更多的事情。我隻想說出我走進小房子時的一絲驚訝：他忙碌而煩惱，正在背著手向幾個學生發出指示，讓他們在小本子上飛快地記錄。“工人在哪裏？總罷工為什麽還沒開始？北山區的農民也要抓緊聯係！”他背著手走來走去，不知因為什麽事大光其火，竟拍著桌子大罵一個蓄平頭的男生：“你們這是暴動，是違法，是草寇行為，我馬上開除你們！滾出去！滾！”
他又對著一個教師模樣的人說：“我隻能給你一分鍾，如果你一分鍾談不清楚，那你就不配當部長，你就應該馬上給我辭職！”
他的做派就很像一個大首長。當他提到“中央來電”但必須向我們嚴格保密時，教導我們“不該問的不要問”的時候，其做派更像一個執政經驗豐富的首長了——一個他心目中應該打倒的那種官僚。
顯然，到了這一步，大川要反對的形式幾乎成了大川正在恢複的形式，事情離結束也就不會太遠。形式的優勢畢竟有限，不構成勝敗因素的全部。轟轟烈烈的學潮外觀，一開始就掩蓋著參與者們的諸多內在缺陷，比如缺乏明確的目標，或者說目標日漸多樣和散亂，甚至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耗：是要爭取多讀書還是少讀書？是要改選學生會還是幹脆不要學生會？是要恢複革命的民主還是要推行憲政的民主？要參加這個政府還是要推翻這個政府？是要倡導利己主義還是要指責官員們那裏的利己主義？……這種烏合之態當然嚴重限製了民主，暗淡了民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各不相同的學生以及市民不過是來共享一次形式的懷舊（中國革命的民主）或模仿（歐美革命的民主），共享一次感官的詩歌、狂歡節以及美食大餐。
一旦過足了癮，一旦沒有更新的節目出現，事情似乎就隻會有兩種前景：或者是被更新的形式取代，如有的學生要去攔截火車並且搶奪槍彈，這被大川憤怒地反對；既然如此，學生們那就隻好向舊的形式回歸，離開街頭和廣場，回到校園裏去，回到課本、食堂、運動場等組成的日常生活中去：一種有些平庸但更多舒適和輕鬆的生活。
大多數參與者很快選擇了後者，在狂熱和浪漫夠了以後陸續還俗。他們重新算計自己的成績、學位以及即將逼近的畢業分配，其中有些人，甚至偷偷估量和建立自己與官員的人際關係，對學生頭的後事如何並不特別關心。如果他們願意，還可以敲著飯盆評頭品足，說說領袖們的無能和弱智，以這種方式把自己摘出來，徒勞無功的學潮也就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釋。如果他們想要更多的實惠，還可以像不久前狂熱地叛逆一樣，轉過來狂熱地效忠和媚上，頻繁出入校領導辦公樓，抹著鼻涕大舉揭發同學的劣跡，其薄情寡義的程度甚至超出校方的預料。他們麵臨著另一些出人頭地的機會，終於有機會把他們一個多月來的領袖描述成一個野心家，一個狂人，從不接受勸說和批評，從來都是高高在上，走路要別人打傘，抽煙要別人點火，走到哪兒都需要有人為他提包……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些揭發，校方當時被中央調查組批評得自顧不暇，還不至於發現大川的諸多把柄，不至於取消他的入黨對象資格和扣下他的學位。
大川住進醫院的時候，沒有多少同學去看他，倒是有幹部模樣的人在走道裏觀察著來訪者。我默默地坐在床頭，發現大川已經人瘦毛長，聽他激動地大聲說：“我到底錯在哪裏？他們怎麽都成了猶大？他們的良知和正義感都給狗吃了嗎？好吧，走著瞧，再等五年，再等十年，再等十五年……他們總有一天要為今天的背叛感到恥辱！”
我什麽也沒說，隻是扶他坐起來，讓他服下大大小小的藥片。
國際歌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新左派運動分子，現在差不多算是老人了。回首當年，他們一定會覺得自己曾經錯用過一些符號，就像男人錯戴了女帽，婚禮誤奏了哀樂。那時候加州青年學子們高揚“伯克利共和國”的大旗，在人民廣場安營紮寨，種糧的種糧，煎餅的煎餅，一心要建立天國式的現代自由部落。哥倫比亞大學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則攻占了大樓，好好享用了一番校長大人的雪茄煙和雪利酒，操著木棍、槍、燃燒瓶來保衛他們的五個“解放區”，任校園淪為一片硝煙滾滾的戰場。他們誓與帝國主義的美國一刀兩斷，但多數人似乎並沒有找到一種替代性的體製方案，隻知道不要什麽，不知道要什麽，因此是一堆不滿和絕望情緒的大混合，缺乏符號資源和恰切的符號表達，也就在所難免。這樣，他們呼籲平等民權和反對教育商品化等等，但隊伍裏往往光怪陸離，有人舉著馬克思的圖像來歡呼大麻和可卡因，有人分發完毛澤東的小紅書便來散發避孕套和一絲不掛地走進課堂，有人談論著馬爾庫塞的“絕對自由”理論然後興奮地向大樓玻璃猛擲石塊。某些來自百萬富翁家庭的千金小姐，則爭相撕破自己的袖口，弄髒自己的頭發，在搖滾樂中扮出暴徒和流浪漢的姿態，不願被時代潮流所遺棄。
他們中間有紅色的嬉皮士，有吸毒和性解放的革命軍，使資本主義美國不僅麵對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對峙，而且身後遭受一次個人主義的襲擊，或者說是遭受著個人主義槍口裏噴射出來的理想主義火焰。
這一切符號的奇怪鏈接，組成了一幅生機勃勃然而曖昧、紛雜、混亂的思想拚圖，顯示出當時很多人精神尚未自立成型。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的美國新左派如果看到八十年代的中國新右派，一定會覺得似曾相識。思想情感的時代季風當然不同了，馬克思、毛澤東，還有越南和古巴，都不像在當年美國校園裏那樣時髦了；恰恰相反，美國體製是眼下很多青年的燦爛燈塔，他們一心要在中國實行最為徹底的現代化和西方化，要在唾棄一切烏托邦以後投向美國這最後一個烏托邦。他們最急切地宣傳言論自由和市場經濟，最激烈地詛咒專製和腐敗，但同樣受困於思想的混亂，受困於美學符號的貧乏和蕪雜，比如，一集會和遊行就不由自主地大唱《國際歌》——居然可以唱得動情投入，唱得眼熱淚流。他們難道不知道這首歌與美國體製南轅北轍？不知道這首歌純屬左翼聲音而且差不多就是共產黨的黨歌？不知道這首歌是他們極不喜歡的毛澤東在一九七二年要求全黨、全民、全軍都得唱會的紅色聖樂？
與美國的新左派相比，中國的新右派有同樣的熱情和破壞力，也有同樣的光怪陸離：有人摟著情侶的腰卻走在示威遊行的行列裏，似乎這裏是示威也是逛街；有人吃著冰激淩卻躺在絕食的廣場上，似乎這裏是絕食也是野餐；有些人言必稱自我，卻習慣於一齊振臂高呼口號，似乎步調整齊異口同聲就是獨立自我的臨時標誌；多數人憤怒要求官員們下台，卻強烈要求官員來看望他們並肯定他們，要求官員與他們一起合影紀念，似乎官員們的看望和肯定非常重要，合影紀念也非常重要，必須在他們下台前完成。他們對上課、跳舞、進館子的同學十分憤怒，認為那些人在可恥地逃避民主，然而他們宣稱過民主就是為了大家今後更好地上課、跳舞、進館子，但這一切美事似乎萬萬不可提前進行，提前了的民主就是不民主或者反民主。從理論邏輯上來說，他們是主張個人至上的，就是拒絕群體的；是利益至上的，就是遠離崇高的。但他們眼下偏偏是在一個習慣於群體和崇高的國度，投入一種偏偏是群體的而且崇高的民主偉業，於是對革命的美學遺產常常既拒又迎。手挽手和肩並肩的時候，總不能唱《美酒加咖啡》或者《何日君再來》吧？總不能在喇叭裏播放出爵士樂或者迪斯科吧？總不能一聲不吭吧？他們連一首合適的歌也不容易找到，於是不假思索地接過左派歌曲，給喇叭褲和牛仔褲鍍上金色詩情，讓“英特納雄奈爾一定要實現”響徹雲霄。
《國際歌》就是這樣兼容了二十世紀後期左派和右派的悲壯——問題是，這是一種交融匯聚？還是一種自我分裂和左右不是？
領袖
當年太平墟家家都得認購和張貼領袖畫像。武妹子曾被召到隊長家裏去認購，見桌上一大堆畫像裏有大有小，便挑了張小的，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家裏窮，平常買豬娃隻能揀小的捉，今天也捉個小的算了。對不起嗬。”
他一心想省錢，居然拿豬娃比領袖畫像，反動言論令人發指，立即被大隊黨支部書記下令抓起來鬥爭。幸虧他是貧農出身，免了牢獄之災。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個人崇拜不時興了，革命領袖的畫像大多被撤下來，但很多農民往往還在廳堂正牆的對聯之間，留出一個肖像的位置，留下空蕩蕩一塊四方白牆，似有一種頑強而茫然的等待。武妹子還憤憤地衝著我發過牢騷：“你看看，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對象，黨的領導呢也沒有形象，還四個堅持呢，堅持空氣麽？這話誰聽呢？”
他是指階級敵人都摘了帽，指牆上也不見了畫像，革命就沒法革了。
武妹子不是一個輕易崇拜的人，從來就不崇拜毛主席的雙季稻，也不崇拜毛主席的男女平等和集體食堂，但這與牆壁不能空著是兩回事。他需要一個領袖，不管是什麽樣的領袖，就像鴨群需要頭鴨和羊群需要頭羊，幾乎是一種生物本能。其實，武妹子的茫然也是其他絕大多數人的茫然。在一個民主觀念得到廣泛傳播的時代，即便在一個治權集中於組織而非個人的社會裏，人們還是需要有血有肉的個人形象來代表治權，需要這些形象出現在報紙或電視上甚至牆壁上，這一動物性的視覺習慣，並沒有因為所謂個人崇拜的淡化而結束。
這當然容易造成極權和迷信，也帶來了曆史上很多領袖的苦惱。他們在這個位置上無論怎樣繁忙、怎樣乏味、怎樣危險、怎樣倍遭壓力和攻擊，但常常不能脫身，有太多無形的力量將你強按在這個位置上不得動彈。他們雖然可能有無上的威權，卻也喪失了很多個人生活樂趣。比如，沒有行動自由：一個中國明朝皇帝與愛妃做愛稍稍超時，伏拜於龍床四周的太監們就會齊聲喝止，以防天子自傷龍體；也沒有個人隱私：美國總統克林頓鬧婚外戀的每一次射精，都會成為傳媒的頭條新聞並且被國會仔細地審查。他們幾乎沒有私事，任何私事都會道德化，任何道德都會政治化，常常成為巨大政治衝突的聚焦點。在這種情況下，領袖就是人形符號，以個人對群體政治做出風險擔保。針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神化）”或“個人苛責（魔化）”都是完全正常的大眾心理習慣，無非是具象目標代理了抽象目標，個人形象代理了思潮和製度，政治成了細節政治，就變得易於想象以及實在得伸手可及了。
大川最恨個人崇拜。沒有料到的是，一旦他自己成了學潮的領袖，公眾的道德放大鏡同樣開始審查他身上的每一個毛孔——不過是五分鍾崇拜狂熱後的一個反彈。他壓製組織內更激進的一派，攻擊之辭便接踵而來。他口裏的牛奶氣味成了罪證：要別人絕食自己卻大吃大喝，這不是腐敗特權麽？他與一個女同學多說了幾句，也成了人家手裏的把柄：這不是搞三宮六院“天子從此不早朝”麽？他的更多醜聞出現在大字報上，包括他有一次借了人家的錢未還，有一次碰到小流氓在校園滋事沒有挺身而出反而偷偷溜走，都被對手們繪聲繪色地描繪。“讓那個見義勇逃的假聖人見鬼去吧！”大字報下邊是這樣一條赫然入目的大標語。
到最後，學潮平息之際，校方的調查和清算開始，很多不是他幹的事，比如，掀翻了兩輛汽車（那樣做很不理性），哄搶了三個水果攤（不知是哪些王八蛋幹的），絕食現場的垃圾裏發現了避孕套（天知道是怎麽回事）……一切都算到了他的賬上，都得讓他來解說和分辯。在很多人那裏，學潮似乎與民主與自由無關，看它鬧得對不對，全看他大川是不是在絕食現場用了避孕套。
他氣得差一點吐血，深感愚民們的不公。他為什麽不能喝牛奶？為什麽不能與女同學多說幾句？他認為自己比所有的手下人更忙碌、更辛苦、責任更重大，就像一個元帥統領千軍萬馬，別說是喝牛奶，就是餐餐大宴又怎麽樣？別說沒用避孕套，就是用了避孕套而且身邊美女如雲又怎麽樣？再說領袖並非聖人，民主也不是聖人運動，這些道理你們不都是很明白嗎？即使他個人的品德一無是處，他就沒有偉大和英明的資格並且成為民主的救星從而名垂青史？……帶著這種自居民主又反感民主的一腔憤慨，他後來當領袖總是不順，總是短命，也就不難理解了。在他大學畢業幾年以後，一個集團公司的老總與他家有交情，也看中他的才華，請他出任某分公司的老總，讓他威風凜凜地掌控整整一幢豪華寫字樓。大樓裏有四台電梯，隻要他走進其中一台，秘書立刻在門口伸開雙臂大呼大嚷，阻止其他人進入。已經進入了的員工也嚇得趕快蛇行鼠竄逃出電梯，不敢有擾老總的清靜和耽擱老總的時間，否則就可能被秘書盯住胸前的工號牌，就可能卷鋪蓋走人。大川對這一切倒沒有什麽明確態度，隻是裝著沒看見。
可惜總公司三個月後又免去了大川的職務，原因之一，是這裏所有的中層幹部都聯名上書抗議他的盛氣淩人。
團結
大川在鄉下與老木吵過架，也打過架，回城後分道揚鑣再無往來。對此最為焦急的是吳達雄。他是我們中學的娃娃老師，教曆史，好打球，與同學們在下鄉前那一段自由時光裏玩得熟，後來就一直保持著聯係。他沒有當過知青，卻比任何知青都發知青燒，家裏一直掛著草鞋、鬥笠、柴刀以及紅袖章等曆史文物，收藏著各種各樣發黃的知青老照片，任何知青愛唱的歌他都會唱。
知青們都回城以後各有各的生計。他一到節假日，仍要盡可能地把同學們邀到他家去，在那裏吃飯喝酒，聊天唱歌，並且在他的引導下討論國內外的形勢。他不時插著話，笑眯眯地鼓勵和幫助任何人往下說，同時笑眯眯地鼓勵和幫助任何反駁者往下說，存心挑起群眾鬥群眾，鬥到適可而止的時候，他又及時來彌合分歧，恢複友好氛圍，總結出各方優點和潛在優點，不惜分發一頂頂什麽主義和什麽流派的哲學大帽子，讓每個說話人都英明偉大，都受寵若驚。他似乎不管客人們來這裏說什麽，隻在乎這裏必須有討論，有辯論，有格言的交鋒，有哲理的碰撞，有幽默和笑話穿插其中，有詩歌或電影台詞點綴助興，有一種關懷天下事的闊大胸懷。這就行了。如果客人們齊聲高唱一首《國際歌》，如果客人們進出時有人舉手低語“消滅法西斯”，有人舉手低語作答“自由屬於人民”，如此老一套把戲更會讓他快樂得如醉如癡。
他不好酒，不好煙，更不喜歡打牌，唯一的癖好就是紮堆，就是助人紮堆。他為紮堆的氛圍而活著，以天下革命誌士的團結為己任，頑強維護著他們中間的一種團結。正因為如此，他覺得朋友之間的任何矛盾都不是矛盾，覺得大川和老木沒有理由不走到一起，沒有理由不重新結為一條戰壕裏的親密戰友。他找大川談過，一句規勸就惹得對方大發雷霆，但他笑眯眯的不生氣，仍然耐心地說出很多道理，包括大作自我批評，反省自己在做好團結工作方麵沒有盡到責任。他也找老木談過。老木雖然沒發火，但送他一個綽號“團結鱉”——鱉與龜相對應，在方言裏是指女人的生殖器官。他受此大辱仍不生氣，繼續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仗著比對方大幾歲，把啤酒杯往桌上一砸，“你娘的聽著，老子今天就要當這個團結鱉。你要是不轉這個彎，今後就再不要認我老吳！”
他最終未能使大川與老木和好如初。不僅如此，連他已有的團結陣線也出現危機，節假日的知青沙龍活動人跡漸稀。無論他事前如何盛情相邀，很多人還是覺得國內外形勢不能當飯吃，三天兩頭來紮堆，不是有病？還有些人日子混得並不好，平時躲熟人都來不及，還主動送到圈子裏去現醜？好在他並不氣餒，更覺得自己責任重大，一次次走出去登門拜訪。他有很多登門的理由，送一本新出版的書，送一盤新的錄音歌帶，送兩張新電影的入場券，要不就說正好路過門前順便看看。但這一切都是鋪墊，鋪墊出他的團結維護工作。他大談各位朋友的優秀品德，任何相關的好消息都及時傳播，希望能引起你對朋友們的敬佩和牽掛，引起你離群獨行的歉疚不安。他有時也來點邪招，比如閃爍其詞地傳點流言，某某對你有點意見啦，某某對你那個那個啦，你就當著沒這回事吧，如此等等，企圖以此逼當事人激動，逼他們產生澄清誤解的急迫，從而重新關注那些生活裏其實並不重要的人，關注那些生活裏其實並不重要的事，也就是關注他那個實際上已經解體了的革命大家庭。
他這一招確實還比較管用，雖然有時玩過了頭，在本來很團結的朋友之間鬧出了不團結。
甘地
藝術是富有義涵的形式新創。藝術不可多得，因此曆史上多模仿照搬、因陳襲舊、隨意胡來的時代，藝術的時代卻可遇難求。
印度人甘地具有傑出的革命藝術，常常超越文字理念，發揮直覺的想象力，並且調動大眾的直覺想象力，造成行動的視覺、聽覺及其他感覺效果，營造出一種富有感染力的氛圍，使革命不但獲得理智的牽引，而且獲得情感的強力推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脫下了青年律師的西裝革履，選擇了光頭、赤腳、身纏粗布的半裸式著裝，並且一直把這個公示形象堅持到底。這無疑是一個強烈的訊號，鞭策中產階級的國大黨向最廣大的下層貧民靠攏，宣示一種紮根人民和解放人民的使命。對於曾經諳熟西餐而鮮知稼穡的國大黨來說，對於好談斯賓塞、達爾文而並不了解本國車夫和農民的民族主義精英們來說，這種換裝當然是在甘地時代一個戰略性的政治轉變。
他還選擇了紡紗和曬鹽兩個最著名的行動，令殖民當局招架不住。紡紗是為了抵製英國紡織品的輸入，曬鹽是為了挑戰英國的官鹽專營，都是為了捍衛民族利益。但當時更重要的民族利益遠不止這兩頂，國產紗和私產鹽也不構成對殖民當局最致命的打擊，甚至隻能算是雞毛蒜皮和雞零狗碎。但後人慢慢才得以明白，甘地發動的這兩大運動真是恰到好處。首先，行動和事件是傳播思想的最佳載體，而紡紗和曬鹽最具有廣泛的參與性，容易示範，容易模仿，容易集結成有規模的場景和氣勢，並且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包括錢、體力、時間以及勇武。其次，這兩項運動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平，勞動，儉樸，忍讓，讓人同情，便於傳說和上鏡，不似操刀弄槍那樣讓人恐慌，足以讓統治者失去武力鎮壓的道德依據和美學依據。這是一種天鵝絨炸彈——革命從敵人最薄弱的環節開始。
隻要當局怯於鎮壓，殖民法令體係就出現了重大缺口。
甘地身處一個積弱、積貧甚深的宗教國家，一個習慣齋戒、施舍和不習慣戰爭的國家。他找到了最符合國情的鬥爭方式，找到了在利益和義理上、更在情感美學上打敗強大殖民當局的方式。以至他應邀去英國出席議會陳述訴求時，他半裸野民的身影宛若基督，在倫敦街頭成為英國民眾夾道歡迎的偶像，大有人君者“冠道履仁”（王充語）之光輝。他隻是微笑就夠了。他還沒有在議會開口，就已經兵不血刃，傳檄而定，決定了帝國議會的無奈屈服。
甘地創造了革命的美。這種美不是矯飾造作故作姿態，出自生存的自然，是鬥爭實踐的水到渠成，卻並非不需要藝術家的手眼。沒有這種美，比方沒有赤腳光頭的甘地而隻有西裝革履的甘地，雖然也很正常，但革命可能會變得沉悶、刻板、累贅、冗長以及成本高昂；有了這種美，革命就有了詩情和想象，有了神來之筆，有了長袖善舞和事半功倍，有了更強大的凝聚力和征服力並且左右逢源。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民眾一舉攻下了巴士底獄。其實這一攻占並無多少實際意義，當時空空大獄之內僅有七名犯人，兩個是神經病，四名是弄虛作假者，還有一名是變態青年，屬於父母無能管教於是主動送來請監獄有償代管而已。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爆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攻占全彼得格勒，但他們在占領車站、銀行、橋梁、政府大樓時都沒有發生任何戰鬥，如入無人之境，即便在冬宮裏開了火，連傷帶死也僅有六人。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開炮更算不上什麽軍事行為，沒有擊中目標甚至壓根就沒有目標，隻是幾聲表態性的禮炮。但攻占巴士底獄是法國大革命的象征，阿芙樂爾艦炮擊冬宮是俄國大革命的象征。如果沒有這實際效益極其有限的兩次撲空，如果沒有廣大民眾這場哪怕是即興式的演出，曆史會是什麽模樣？
拉開曆史距離來看，如果沒有這些象征性事件，革命幾乎就不可辨認也難以記憶，革命的激情就失去了托寓之物，就像詩歌失去了可以“托物寓旨”詩境。
象征沒有什麽實利的價值，卻可蓄積和釋放巨大的精神能量。革命中的象征性事物有畫龍點睛之功，以一種有聲有色的行動為革命造型和成像，以一種曆史創造力的爆發焦聚著大眾的理想和激情。在這個時候，生活本身就成為藝術。
電視政治
象征正在現代政治中得到廣泛運用。很多政治人士都從曆史上諸多成功的象征那裏受到了啟發。有些人會更加注意個人的著裝：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永遠是一條黑白格子的頭巾纏在頭上；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永遠是穿著夾克式軍上裝；美國總統克林頓總是給人身著運動衣在小道上慢跑的印象，好像是個大學橄欖球聯隊隊員；而俄國總理切爾諾梅爾金以牛仔褲和旅遊鞋來宣示自己自由開明的風格，則有點東施效顰的味道，最讓評論家詬病，因為這些東西出現在公眾麵前，青年人覺得好笑，老年人覺得討厭。
還有很多人會更加注意行動的感覺效果。他們不可能再去模仿甘地的紡紗和曬鹽，也不可能再去模仿格瓦拉的獨身孤旅，或者曼德拉的鐵窗生涯，但如果有可能的話，像俄國總統普京那樣駕駛戰鬥機和上場摔跤格鬥，讓人聯想到流行影視作品裏日本影星高倉健或美國係列電影《〇〇七》裏的“邦德，詹姆斯·邦德”，一種“酷”勁光彩奪目，肯定能博得大眾的驚喜。很多人已經斷定，人類已經進入“電視政治”的時代，政治主導權確實已從政黨悄悄移向了媒體，政治人物的鏡頭表現將極大影響選情。作為一個過來人的美國副總統戈爾說過：“三十秒的電視廣告和發達的民意測驗現在能以令人驚畏的速度和準確性調整政治”，“能在兩周內操縱選民的觀點”，自我造型技巧正在“把最好的政治家從手中的真正工作上吸引開”（見《環境危機下的國家政治》）。他們頻繁在公眾麵前看望災民、親吻小孩、慰問殘弱、體貼愛妻、熱衷體育、漫步街頭、與士兵同餐，等等，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形象。這一切即算不全是虛偽之舉，但再誠實的政治人物，也得接受整套現代文明造型法則對自己的規定。在一個電子媒體發達的時代，政治就是電視節目的一部分，可視的比可說的重要，可說的比可想的重要，一個人即便滿腹經綸宏圖大略，如果不能為電視提供“料”和提供“秀（show）”，不能有效地把內在素質呈現為一種具體的外部形象，而且是投合民眾欣賞習俗的形象，就很可能一敗塗地。一九九六年，葉利欽爭取俄國總統連任的時候支持率還不到百分之五；二〇〇一年，小泉純一郎爭取出任日本首相的時候，在自民黨內也沒有得到多數的支持。但他們迅速地脫穎而出，主要靠媒體上的風頭更健，最終分別戰勝了對手。
在這種情況下，台北市國民黨籍的領導人馬英九進入冬天之後，還披掛紅綬帶和身著短球褲，在大街上萬人圍觀之下跑著小圈子，向市民展現自己的健康和青春活力，簡直如同猴戲，讓人可笑和可憐。一個才華卓著的小馬哥真是被整苦了。這種民主製度下取悅於民眾的行為，與專製製度下爭寵於君王的行為，其實都是酷刑。
中國《南方周末》報不久前一篇文章大標題是：“我們就是要狠狠地作秀！”這種咬牙切齒的決心，剛好證明在一個遠離崇高的市場化時代，要創造出激動人心的象征其實很難。市場是平庸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場鐵律，因此利欲重於操守，算計之心多於慷慨之情，美的生產已經大大短缺心理資源和現實條件。這時候的政治人物們多少有點生不逢時，即便他們雇用大批的政治形象設計師，即便他們狠狠心讓設計師們吃掉競選總費用的百分之十，還是隻能獲得一些差強人意的形象包裝。娘娘腔之柔，貼胸毛之剛，總是被媒體受眾司空見慣不以為然。作秀者還能有什麽招？震驚世界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美國布什總統在國會發表了詩情澎湃的演說，以超常的雄辯力和鼓動性獲得了掌聲，而且去清真寺與穆斯林們握手，彌補有關“十字軍戰爭”的失言，顯示出他身後整個政治機器的周到縝密。可惜的是，這一切也許來得太晚了，太落套了，不足以彌補他的形象虧損。事件突發之時，他幾次聲稱自己將要回到華盛頓，卻一再拖延和躲閃，已經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鑽進一個空軍基地的狹窄防空洞裏時的雙目無神和舉止惶亂，曾大大加劇美國人民當時的緊張，讓沒有防空洞可鑽的人茫然無措。他當時為什麽非要去路易斯安娜和內布拉斯加不可？為什麽不能直接飛去紐約或華盛頓？為什麽不能唾棄防空洞而直接去五角大樓或者世貿雙子樓的廢墟前發表講話？為什麽不能在滾滾濃煙前來凝定美國人民的鎮定和團結以及承受災難的勇氣？他後來麵對著美國經濟的一片休克和癱瘓狀況，為什麽不能親自去乘坐一下空蕩蕩的民航班機？為什麽不能去其他任何空蕩蕩的地方率先戰勝自己的恐懼？比方像普通公民一樣親自去逛逛大街？去泡泡咖啡館？去商店裏推著小車購物？……他隻要邁開腳步就行。這比他在國會發表一百次精彩演說重要得多。
九一一之後的美國，廣獲同情和關切，最缺乏的就是對安全和經濟的信心，機場、市場、銀行等都有點六神無主。在一個經濟學家們命名為“信心經濟”的時代，公眾信心而不是到處亂竄的軍艦和戰機，才是讓美國社會生活得以擺脫陰影的精神太陽。可惜的是，總統先生在這方麵無所作為。這當然不完全取決於他的個人素質，而是受製於一種組織體製和一種意識形態邏輯，比方說，在一個崇尚金錢和技術的時代，政治機器通常都會以為高科技的軍艦和戰機更能帶給人們信心。
這種邏輯在九一一以後的美國沒有任何改變。
曆史提供的機會並不很多。布什喪失了一個把自己定格於廢墟背景下慷慨獨白的美學機會，喪失了一個用目光來點燃各民族和各教派內心生活激情的美學機會。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錯誤。
包裝
“包裝”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一個流行詞。麵對一個傳媒和信息的時代，大多數商業機構、社會團體、國際組織、國家、教會、藝人以及學者，都不得不更為關注它們的外部造型，包裝的眼光已經遍及著裝、形體、用具以及某些社會行為，包括讚助體育或學術的慈善舉措，包括向艾滋病人或者環保團體伸出援手。這些大規模和全方位的包裝，顯然都納入了預算，是一種合理投資，以最大市場利益份額作為預期的回報。
以色列聽從一位美國顧問的建議，一直想找一位金發美女當外交發言人，相信一頭金發可以大大加強對歐美社會的形象攻勢（據埃非社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電）。比利時首相曾下令組建一個包裝團隊，打造出全新形象，包括廣泛使用新的標識語和新的顏色，力圖把國家從官員腐敗、兒童色情、雞肉汙染等醜聞中拯救出來。團隊中的一位廣告專家聲稱：“比利時不大，但我們要使它成為電腦業的Virgin（公司名），你不論到哪裏都能看到！”而愛莎尼亞也用心良苦，不願意充當“前蘇聯”國家，甚至不願充當“天主教”國家，其外交部長寧可將它說成“預歐盟”國家，“北歐”國家，或者“綠色”國家，力圖給聽眾一種潔淨與溫和的聯想，一種文明主流的聯想，從而吸引國際投資（均見美國《外交事務》二〇〇一年九、十月號）。
相比之下，中國有些宣傳機構就顯得缺弦。一九九九年美國導彈攻擊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之際，我正在美國，遇到大頭和他的朋友史迪溫，一起在電視機前等待日語節目結束，看中國台漢語節目開始。這個節目真是把史迪溫急壞了。他同情中國，對美國各大媒體有關導彈攻擊的一麵之詞憤憤不滿，特地早點趕來要收看中國電視，但盯著屏幕看了好半天還沒有看到死者的情況，隻看到了一二十來個黨政機關以及人民團體按級別高低排序的表態。“怎麽能這樣？怎麽能這樣？”他坐臥不寧地走來走去，把一個杯子拿起來又放下：“三個人喪命，這麽大的事！其中一對還是新婚夫婦。多好的題材！新婚夫婦嗬，還在蜜月嗬，放到CNN手裏，不搞得電視前的老太太們眼淚鼻涕嘩嘩流才怪呢。你們的電視台怎麽這樣笨？”
他又大搔腦袋，“這麽多機構和官員，說的意思差不多，就不怕觀眾煩？就不怕觀眾換頻道？要說也可以放到後麵去說吧？”
大頭也跟著急了，指著電視屏幕裏的一個發言者：“鱉，少說兩句行不行？”
史迪溫是從業傳播的，深諳鏡頭煽情和造勢之道，批評當然很有道理。我對新聞中的官階排序同樣不以為然，但也生出另外一種擔心：假使中國的電視台有了更多新聞敏感，更多的炒作技巧，假使中國的電視台都成了CNN甚至一個個更CNN，事情又會怎麽樣？誠然，宣傳效果會好得多，全世界老太太們的眼淚也可能給擠出來，但死者一旦成為賣點，一旦成為新聞市場的商品，包括死者的親屬一次次被押解上陣，在無數鏡頭的圍剿和瞄準之下，反複招供自己的悲傷，反複嘔吐自己的寸斷肝腸，反複撕開自己剛剛愈合的精神傷口以慘兮兮的奇觀供他人感歎，這對於他們來說是否過於殘忍？如果他們習慣和樂意這種傷口的展示，其悲傷之情是否會逐漸透出幾分造作和幾分勢利？利用這種造作和勢利做成的視聽催淚彈，是不是更像是一種宣傳而與真正的感動無緣？
事情真是很難辦。
美是一種感動，是一種有內含的外形，特別是在社會領域裏，美永遠與非權謀、非利欲、非技術的正義和同情相連，不可能是買賣的籌碼，不可能被政治宣傳和商業宣傳隨意地劫持。與其被宣傳機構推到耀眼的位置上去嘩眾，美更願意沉默，成為人們不經意的一種遭遇，成為人們悄然入心的一絲心靈戰栗。曆史中一切有沉沉分量的美，從來離不開受壓迫和受剝削的人民，離不開從來無法在耀眼位置上嘩眾的多數。這決定了美的沉默地位，美的邊緣地位。相反，由權力、金錢、技術所支撐的很多強勢宣傳機構，可以製作出各種熱熱鬧鬧的包裝，卻常常使美變得無根。它們的成功造勢，在大多情況下隻是一種藥物除皺，看似永駐青春，其實美在淺表，得不到麵部肌肉的支持，恰好以殘害麵部肌肉為代價。他們對感覺的商品化大生產，正在失去多數人自發和自然的心理參與，正在一步步遠離感動，甚至退出感覺，讓人們熟視無睹或者一見便疑。
行為藝術
以大頭的聰明，以他曾經對藝術的拳拳之心，他似乎不應該不明白美是怎麽回事。他曾在太平墟的一小土屋裏嚼著紅薯絲，用小提琴拉著《偉大的大頭暢想曲》，然後宣布：“老子要在三年征服全省，三年征服全國，三年征服全世界！你們就等著拍賀電吧！”這種氣吞萬裏的氣概令我佩服不已。他後來居然成為包裝業內一個蹩腳的手藝人，完全在我意料之外。那時他還沒有出國，不甘心在劇團裏當畫工，一心想著在畫界出人頭地，曾靈機一動地請來幾個朋友，租下郊區一間庫房，打造出幾十張各種各樣的門，大汗淋漓地運到北京去開辦了一個命名為《門》的個人畫展。畫展多如牛毛，與他同館展出的就有五個，個個都先鋒，個個都感覺，個個都抽象，一時難分伯仲。觀眾們入館後大多去了別的展區，一些碧眼金發的西方記者進館後，也更注意另一個畫家的草船和石磚。大頭一開始還沉得住氣，漸漸冒出了汗，在人流中鑽來竄去，發現形勢極其危險，必須采取緊急措施。他找來墨汁，迅速在大堂正中央畫出一個中國的八卦圖，自己脫得一絲不掛，隻剩下一束布條遮羞。他在八卦圖的中心盤腿閉目打坐，嘴裏念念有詞，屁股邊還放了一圈剛剛找來的斷繩頭意義莫名。他事後得意洋洋地誇耀，說這一招真是絕了，真是蓋了，立刻嘩啦啦把絕大部分觀眾吸引到他的展區來。你想想，行為藝術嗬，時髦吧？秀吧？既有八卦，又有裸體，又有斷繩頭的哲學，是薩特和海德什麽什麽，你肯定知道的人——他眨巴著大眼睛問我，見我一頭霧水，便說反正是那個海什麽鳥吧。你想想，中國的和外國的鳥都有了，傳統的和現代的鳥都有了，還能不深刻嗎？還能不火和shock（驚人）嗎？
他在床上翻了個跟頭，把煙頭胡亂彈向空中，一個勁回味當時的爆炸性效果：洋記者紛紛要給他拍照並且有人在預約采訪時間。他隻是沒有對記者說得太好，生命存在和振興中華等等胡說了一通。
我看過他當時的照片：很瘦，光著頭，赤著腳，半裸身子，安詳坐地的樣子有點像一個苦行高士。他隻是有一點像，因為事實上不是，而是一個習慣於打架鬥毆的浪子。他力圖把自己包裝成高士，等於承認自己向往高士而無力做到，承認自己尊敬苦行而無意實現，並且承認了自己的最終放棄。他體現了這個時代很多包裝者對美同時留戀和背叛的內心兩難。
他後來有一張畫入選了美國的什麽畫展，事後卻被揭發為模仿之作，是不難預料的事。他後來差不多放棄了畫畫，隻能晃蕩於中國和美國之間，做點古董、家具以及組團旅遊的生意，也是不難預料的事。包裝者們還能幹點別的什麽呢？一個想做包裝者又缺乏包裝資金的人還能幹點別的什麽呢？我就是從他那裏知道“行為藝術”這一回事的，而且一直麵帶微笑想做個開明人士，一直願意相信藝術向日常行為的延展，可令人陶醉和驚醒，不僅大大開闊了藝術天地，而且將對人類行為給予及時的診療和示範。但我也很快從他那裏看到了行為藝術的危險：在市場利益原則之下，如果不說全部，不說大部分，至少有很多行為藝術正在被商業化潮流收編，成了某些才子企圖坐地收銀的肢體雜耍。
我相信最偉大的行為藝術一定發生在無人觀看的地方，比方在荒野，在鬥室，甚至在深夜的廁所。就說作家史鐵生吧，他的行為藝術有誰觀看、評論、研討甚至授獎嗎？他多年前一坐下去就不再站起來，雙腳永遠告別大地，其醫學名稱叫“高位截癱”。
他眼下每三天就要把自己的血徹底洗刷一遍，每三天就要拋放出漫長的血流在自己身旁旋舞——其醫學名稱叫“透析”。
書
大頭下鄉前偷過一次圖書館，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他後來想一口吃出個藝術大師，免不了故伎重演。時值“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省圖書館大部分藏書還封存在省政協舊禮堂，等待著清理和轉運。他將有關情況打聽好了，多次騎著腳踏車去踩點，做好犯罪前的各種準備，包括準備了一輛拖車，幾隻麻袋，還有準備動武的鐵榔頭。他打架從來是用鐵榔頭，光著膀子光著頭一馬當先，在中學時代沒有人不怕他。
他幹得很順利，幾麻袋的法國、意大利的精裝畫冊，一袋袋扛出門，裝車離開大樓，沒有任何人注意他，更沒有人麻煩他。他在出院門時遇到了一個坡，車拉得有些吃力，守門的老頭還前來推車，說：“星期天還幹活，你真是個好同誌嗬。”
如果他不是玩笑開過了頭，開罪了劇團裏的一個女演員，如果那個女演員不知道這些書價值連城，他是根本不會栽在這件事上的。問題是那個娘們到團長那裏去哭訴，順便把書的事情捅出去了，作為對他偷拆情書的報複。警笛尖嘯，兵臨城下，他被銬起來推入囚車。警察說，別看隻是一些書，是動用國家外匯進口的，價值人民幣兩百多萬啦！差不多就是搶了一次銀行吧！這不僅讓大頭自己嚇了一跳，也讓團長和其他人嚇了一跳。有人熟悉刑法，知道大頭從這張門跨出去，恐怕是再不會從這張門跨進來了，不知道他年邁的父母雙親這一下能不能扛得住。
三個月後的法庭審判，結果出人意料，隻判有期徒刑一年，緩期一年執行。大頭自己對此結果也疑惑，瞪著眼問：“你們騙我吧？就判這麽一點？”他一直呆呆地站著，對看押者不辭而別而且自己可以自由回家的事實將信將疑，登上公共汽車後還覺得這坐椅、這地板、這司機不是真的。不是說兩百萬嗎？不是說“一萬判一年”嗎？他已經準備把牢底坐穿怎麽倒來到了大街上？
他事後很久才知道，給他輕判的原因，不是別的什麽，全在於他偷的是書。書麽，在一般人的眼裏並不值錢，也不是錢，藏著知識和良心，有良好的形象。書不是金銀珠寶、武器彈藥、白粉大煙、電器儀表、鋼軌銅線，故中國有句俗語：“偷書人不是賊。”看來法官也是人，在法律和人們的感覺定勢之間，沒有什麽道理就選擇了後者，所謂合情不合法。
不僅如此，握手告別的時候，一位老法官還對他親切了一番，說：“你雖然犯了罪，還是個愛學習的好孩子，我那個孩子要是像你一樣呀，我也就知足了。”
其實大頭算不上愛學習，偷書是一時心血來潮。聰明到他這個程度還需要學習麽？他這樣的大師和天才還需要學習麽？他後來是這樣說的，半是玩笑半是當真。像這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麵對迅速變化的社會，生活中有更多精彩的誘惑讓他忙不過來，使他難耐讀書的寂寞。但這個時代仍是一個多書的時代，印刷機幾乎都在高速飛轉，書市一個比一個更為浩闊，不僅求知者需要書，很多有身份的上流人士有了豪宅，有大書房和大書架，更需要大批大批的書，特別是成套的經典作品——雖然他們可能一個月也讀不上三頁，打起精神連一篇短序也沒法硬著頭皮讀完。但他們像大頭碰上的那些法官一樣，像更多的人一樣，對書的良好形象心知肚明，不能不多加收藏囤積。他們甚至知道電腦差不多可以代書了，知道電腦更新潮，但不管怎麽說，電腦的形象卻遠不如書那樣古雅、深奧、恒久、清高、有年頭、有深度，就像暴發戶可能比老貴族有錢，但貴族就是貴族；微型衝鋒槍比佩劍更實用，但佩劍就是佩劍——貴族情願在牆上懸掛佩劍但決不會懸掛微型衝鋒槍的。他們要最大限度利用書的意象，讓這些堂皇的廢物充當自己的背景，給自己的人生鋪下某種知識世家的底色。
身後有了這個背景，他們就有了一張大大的文化身份證，一張大大的道德介紹信。據說有些商家專門生產空心的精裝書，是專門充塞書架的廉價紙磚，大概就是為這些人準備的。
對於他們來說，書的實用意義正在逐漸被象征意義取代。
進步主義
早就有人知道書的實用功能正在被削弱，知道更強大的信息手段正在取印刷物而代之——埃及前總統納賽爾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當埃及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總統宣稱：“收音機改變了一切。”敏感到埃及將麵對西方媒體的技術強勢，正在走向一個很不確定的新世界。“西方化已經不再僅僅依靠牛津的大學和巴黎的沙龍，而是依靠喇叭向鄉村廣場上不識字但反應迅速的群眾大聲播送消息，因此西方化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推動力。”一位當代曆史學家也是這樣描述當年。
在不久的以前，這種西方化曾經表現為直接軍事占領，比如英國對北美和澳洲的殖民，西班牙對南美的殖民，法國、英國和比利時對非洲的殖民，還有英國、法國、荷蘭、德國在亞洲的疆土拓展……再加上日本“脫亞入歐”時對朝鮮的殖民和對中國的侵略。當時的貿易專營和資源獨享全靠槍炮來保衛，世界幾乎到處都有熱愛奶酪和威士忌的統治大人。但那種方式在二十世紀已經越來越顯得笨拙和成本高昂，正如一九四五年上台的英國艾德禮工黨政府認識的那樣：越來越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抗，使英國在印度的投資大為萎縮，而維持統治的費用已超過殖民所得，令人厭倦的印度問題必須斬倉割肉，舍此別無選擇。艾德禮政府推動了印度獨立法案在國會的通過。
與很多共產主義人士的預測相反，同時也與很多帝國主義人士的預測相反，英國從廣闊殖民地的撤出後並沒有進入衰敗，相反卻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法國其他西方列強的情況竟然也大致如此。可以比照的是：過於老派和僵硬的葡萄牙拒不放棄殖民地，後來倒成了歐洲的貧困戶。
葡萄牙是否證明殖民主義隻是西方列強曆時四個世紀的愚頑之舉？事情當然沒有這麽簡單。進入和撤出殖民地，都是西方強國的競爭選擇。隻是這四個世紀前後的技術條件已經大變，殖民者們在撤出時已經獲得了一個比槍炮更有效的武器，即納賽爾總統麵前的收音機。古人雲：攻城莫若攻心。以槍炮攻城，較之以廣播攻心，乃不得已之下策。繼收音機之後出現的電影、電視、因特網等各種手段，使聽覺更添視覺，西方強國可以借此輕鬆地俘虜任何邊地居民的兩耳和雙眼，可以讓數以百計的頻道快速實施全天候的視聽轟炸，越過任何軍事防線、政治邊界以及文化傳統屏障，摧毀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裏的心理抵抗。一般來說，這種摧毀並不主要體現為顛覆性宣傳。鷹派的冷戰宣傳在鴿派看來並不高明也失風雅，意識形態的張牙舞爪讓人反感，美國在韓戰中的重挫，在古巴和越南的失敗，讓大多數人更相信直接的政治和軍事幹預已屬過時的臭招。即便能夠強行占領，誰還有能耐去辛辛苦苦管理好那些窮國和亂國？
這裏的征服，其實唯西方文明生活的演示一項足矣。人人都想過上好生活，過上視聽傳媒中那種技術優越和財富豐裕的生活——那就是西方！西方！西方嗬！曾經率先把人送上太空的紅色蘇聯，也是這個西方的一個變體部分。構成那種生活的一切要件：無論是蘇聯的航天飛船，還是歐美更高超的航天飛船，還有汽車、電話、飛機、高樓、化妝品、時裝、唱片、電腦，其生產核心技術皆為西方壟斷，後發展國家，即昔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必須把廉價資源投入交換才能獲得這一切，並且在這一過程中淪為單純的資源供應方。一九三八年的世界貿易統計資料稱：相對於工業品來說，原料價格一直被迫走低，後發展國家用一定原料與西方換取的工業品在十年間要少去三分之一（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多年以後，聯合國《一九九九年人類發展報告》坦承這種交換不平衡的結果：除了少數成功追趕西方的國家，世界上約四分之三的後發展國家比十年前更窮，全球範圍內的貧富水準比由一九六〇年的一比三十擴大到一九九五的一比七十四。多達四分之三的後發展國家越來越不可能建立同西方競爭的同類生產結構和同等技術能力，隻能一步步更加依附西方，並且背上沉重債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二〇〇二年的統計更加驚人：貧富差距正在進一步擴大，今天世界上最富的三個人，其財富可敵世界上最窮的四十八個國家；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投入九十億美元才能確保正常用水，美國婦女每年美容的花費就高達八十億美元；發展中國家每年解決溫飽問題尚缺一百三十億美元，而歐美國家每年為飼養寵物就用掉一百七十億美元。
這種信息、權力、資本不對稱條件下的交換，造成抽血後的殘疾，當然會更進一步反襯出西方的“進步”。殘疾者隻能自歎無能和自理後事。現在哪怕你想請回當年的總督，請回夾著皮包的帝國主義，人家也不一定願意再踏上你殷勤鋪下的紅地毯。
這是很多西方有識之士也為之扼腕的趨向。後發展國家就不能拒絕或者擺脫這種交換嗎？當然能，如果他們能安於馬車而不要汽車，安於草房而不要高樓，安於草木灰而不要肥皂……就像中國人在“文化大革命”時代的勒緊肚子，他們當然可以不需要西方的商品和技術，或者慢慢等待自己發展出來的商品和技術，包括等待這種發展中的對外吸收。但他們越來越無法做到這一點。電子視聽所實施的文明示範和消費示範，造成了大眾性心理高壓，造成了對西方產品的普遍性渴求。掌握著權力的很多官僚尤其難守清苦，總是在推進這種交換時搶先一步，成為很多窮國的買辦性新貴集團。獲得了知識的很多精英分子也難耐荒廢，於是大批流向西方以求個人發展空間，從而進一步拉大了西方與母國的技術差距，構成了這種不平衡交換的重要部分。在這種情況下，交換看來確實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再有帝國的總督和軍隊在一旁實施強迫；但交換事實上又別無選擇，因為來自西方的視聽傳媒早已規定了大眾心理高壓之下的選擇結果，規定了很多窮國朝野上下對這種交換的心甘情願甚至急不可耐：看不見的手取代了看得見的手，傳媒殖民主義取代了炮艦殖民主義，霸業轉型再次確保了西方在全世界市場經濟活動中牢不可破的控製力——甚至比老一代霸權更加成本低廉和成效卓著。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微笑著想到了一句中國格言：“不戰而勝。”
也許，這就是西方在二十世紀撤出殖民地以後更加強盛的秘密之一，是西方在二十世紀同時失敗和勝利的秘密之一。
視聽技術是這次世界重組的主要依托。中國人素來相信“耳聽為虛眼見為實”。比較而言，書報無法企及影視的“眼見”之功，心理衝擊力較為有限。我在鄉下插隊時看到過台灣用氣球送來的紅綠傳單，當時公社民兵漫山遍野地去搜繳；也偷偷聽到美國或蘇聯的華語廣播，在一個偏僻的山村裏這種勾當並無太多危險。但坦白地說，這些文字宣傳雖然令我好奇，卻沒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即便我願意相信它們對美國製度或蘇聯製度的誇耀，這種相信也隻是文字而不是迎麵撲來和暗襲心頭的形象，其痛不足以切膚，其愛不足以入骨。我想象在更早的以前，在連書報都沒有的時候，來自商人、水手、教士的一點傳說，根本不足以引導社會輿論，不同製度和文明之間的競比幾乎缺乏信息依據，因此不可能展開。一七九三年，中國清朝乾隆皇帝斷然拒絕與英國發生更密切的關係，聲稱“那裏沒有我們需要的東西……我們從不重視那些古怪或者精巧的玩意”。可以想見，皇帝是在沒有視聽技術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出這種傲慢自大的判斷。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還沒有“進步”的概念，更沒有“落後了就要挨打”之類共識。在漫長的世界曆史中，如果說曾經有過“進步”的文明的話，一般的慘痛經驗恰恰是“進步了就要挨打”！“進步”的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米諾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間第一批被所謂遊牧蠻族摧毀的例證。同樣“進步”的希臘、羅馬、印度、中國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紀以後也一一被所謂遊牧蠻族踐踏，包括中國的長城也無法阻擋北方強敵的鐵蹄，朝廷一次次屁滾尿流地南遷乃至覆滅。
這些“進步”大多體現為農業文明，以至英語詞culture意指文化和文明，同時又意指耕作與養殖，而且成為agriculture（農業）的詞根，暗示出農業在往日的高貴身份。道理很簡單：唯農耕才可能定居，才可能有巨大的城堡宮殿，奇妙的水利設施，成熟的文字，精美的飲食，繁榮的市場與貨幣，華麗的戲劇與辭賦，還有寄生性的官僚和貴族，讓遊牧部落望塵莫及。但這些“進步”與其說未能對“落後”文明產生示範、引導、磁吸、征服的作用，不如說它們幾乎不可能被外界知道。在很多域外人那裏，盾牌和長城那邊的一切完全是空白，隻是一些可能存在的糧食和女奴。沒有充分的視聽信息傳播，世界就不是一個世界，而是幾個、幾十個、幾百個互相隔絕的世界。有些世界，比如，曾經一度輝煌的瑪雅，自生自滅後直到淪為廢墟一片才被後世的考古者們發現，否則就不會進入我們的視野。
那個時候的族群衝突中不可能有文化霸權而唯有武力霸權，“進步”既不會產生商業優勢也不會產生政治優勢，更不能產生異族崇拜和他國崇拜。在能征善戰甚至茹毛飲血的好些遊牧民族看來，“進步”倒常常是文弱、怪異、腐敗以及臭狗屎的代名詞——就像中國清朝乾隆皇帝後來猜想中的英國。現在好了，視聽傳媒大規模改變了這一切，每一個人都可以耳聞目睹遠方的生活，身臨其境，聲氣相接，天涯若比鄰。域外文明已不再僅僅是幾個外交使臣、不再是少量的外貿貨品和外國傳奇讀本，而是通過視聽技術潛入普通民宅並且與我們朝夕相處的男女來客。他們密集的來訪和鬧騰甚至使我們無暇與真正的鄰居和親友們交流。他們金發碧眼奇裝異服喜怒不定非吻即殺，常常使我們對倫敦、巴黎、莫斯科，繼而對東京的銀座與紐約的曼哈頓、皇後區、華爾街、第五大道更熟悉，對天天在門前掃地或拉車的同胞反而感覺陌生。直到這個時候，一個統一融合的世界才真正出現，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係似乎也必不可免：人們都卷入以歐美為源頭和中心的現代化進程。
要人們蔑視乃至憎惡屏幕裏的好生活是很困難的，以不合國情之類說辭來懷疑這個好生活也是很困難的，除非施以正教或邪教的魔力，本能和常識會驅使人們在屏幕來客那裏悄悄凝定對未來生活的想象。即便是一些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他們憤怒的麵孔之下通常也是歐美風味的領帶和皮鞋，電話和手表，還有哲學或宗教，由此顯示出他們憤怒中隱伏的西方血緣。他們常常不過是要在現代化大賽中要爭當一個更強而不是更弱的選手，要用反西方的方式來趕超西方，在最終目標上與其衝撞對手並沒有太大差異。他們的桀驁不馴同樣是西方文明一枚易地變性的堅果——紅色蘇聯就曾經是這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進步”是比較的產物，如果沒有視聽技術充當最有效的全球性比較手段，“進步主義”簡單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進步主義”意味著標準統一和直線進化的曆史觀，意味著所有後發展國家向西方文明融入，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向歐美文明融入——同樣是根據這個主義，這個歐美一定是最有錢的“歐美”，是布什的“歐美”政治而不是華盛頓的“歐美”政治，是好萊塢的“歐美”藝術而不是丹麥或葡萄牙民間的“歐美”藝術。人們從此明白了，見官不一定要叩頭，女人不一定要蒙麵，被警察逮住了有沉默的權利，還有世界上居然存在著快過牛車的汽車和飛機一類神物。他們當然還看到了人人開車和家家別墅的幸福，雖然那意味著不足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國消耗著世界百分之三十四的能源，意味著歐洲當年向外移民六千三百萬，包括說英語人口的三分之一去了美洲——此類緩解資源人口壓力的特權地位和曆史機遇其實不可複製。按一下手裏的遙控器，屏幕中的幸福誘惑委實太多了，孰宜孰乖並不容易分辨。窮國國民們對幸福的追趕因此便成了一個令人興奮不已又痛苦難熬的過程。他們的學習要比他人的創造要容易，可以跨越式抄近道避彎路以及低費搭車。但他們生搬硬套或半生不熟的現代化，又常常帶來太多的代價：壓力和衝突加劇，道德和秩序瓦解，各說紛紜令人目眩，政亂頻繁致人力乏，社會結構和利益關係的大規模重構中總有一批批倒黴蛋在內戰、政變、犯罪、失業、破產、災禍以及荒漠化中犧牲出局，以至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後發展國家一直在忍受這種代價卻無望收獲，屏幕上的好生活一步步離他們更遠。
在這些國家，在這些出局者當中，人們不能不漸生疑惑：視聽傳媒給我們的“進步”是不是空空道人的風月寶鑒？
觸覺
有一次我奇怪地發現，照片中的場景似曾相識，原來是我家的客廳，但比實際上的客廳要光潔漂亮許多，包括牆上的一些汙點都全無蹤影，門上和窗上的塵灰也隱匿莫見。朋友們也有過類似經驗，說景觀總是拍出來更好看。我這才知道，鏡頭也可以騙人，並不能真正做到“眼見為實”。
鏡頭表現出什麽，不僅取決於拍攝對象，還常常受製於感光器材和拍攝者的選景、配光、剪接乃至電腦處理等其他條件，在廣角鏡或長焦鏡下更難免尺寸的走形。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我在前麵《懷舊》一節提到過，感覺活動中的觸覺缺位，很可能使懷舊者進入錯覺，那麽憑著一張照片來判斷事實，豈不是更可能差之千裏？即便照片提供了最成功的視力遠程延伸，事情又能好到哪裏去？——有一位外國朋友莫莉曾經對我在太平墟拍下的一張照片大加讚美，說你下放的地方真是漂亮嗬，能在這種地方生活實在讓人羨慕和嫉妒！我聽後吃了一驚，看看照片又覺得她說的話不無道理。過了好一段，我才明白問題出在鏡頭下的視覺抽離。也就是說，她對於這個鄉村充其量隻有視覺在場，卻沒有聽、嗅、味、觸等其他感覺能力的遠程延伸和配套參與。她隻看到了鏡頭下的美麗風光，卻嗅不到這張照片裏熏眼刺鼻的牛糞腐臭，聽不到這張照片裏惡批狠鬥的喇叭高音，觸及不到這張照片裏的蚊蟲叮咬、酷熱蒸騰、厲石割足、重擔壓肩，至於拍攝者當時的饑腸轆轆，當然更在她的感知之外。如果她感知到了這一切，還會羨慕和嫉妒我的知青時代嗎？
很多觀眾喜歡看災難片，但不會有任何人願意去親曆災難；希望了解流氓和妓女的奇特生活，卻不會有任何人願意與這類角色為鄰：可見媒象與實象完全不是一回事；可見媒象與實象之間的鴻溝，迄今為止難以逾越的鴻溝，主要在於身體的在場與否，尤在於觸覺的有無。中國詞“體察”、“體認”、“體會”、“體驗”等，相當於“感知”。在中國前人看來，無“體”則莫察、莫認、莫會、莫驗，表現出中國文字遺產中感覺論和實踐論的哲學底蘊，表現出前人對“體”另眼相看，念念不忘，心向往之，視之為獲取知識的最高和最後的手段，近似海德格爾筆下萬物從Zuhandenheit（待用）到Vorhandenheit（在用）過程中的核心詞根hand（動手），隻是心有餘而力未必足。現代技術專家們於心不甘，一直在挖空心思把“體”觸也列為傳媒對象，以求全部感覺的同步傳輸，似乎力圖最終消除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邊界——“動感電影”就是這樣的嚐試。專家們為此不僅發明了立體眼鏡和三維音響，還給觀眾安裝了可以震動和搖晃的椅子，安裝了可以噴水霧的管網，在將來還可能安排改變溫度和製造氣味的各種設施，讓觀眾盡可能親臨其境和親曆其事。但無論他們怎樣忙乎下去，我們能夠在電影院裏親曆挨打的痛楚嗎？能夠在那裏親曆暴風雨的抽擊嗎？能夠在那裏親手觸摸到潮濕的泥土、粗糙的樹皮以及人體炸彈造成的鮮血噴濺嗎？
而且觀眾是否願意頭破血流或者滿身泥水地走出電影院？
基因技術和生物芯片恐怕也很難完整複製觸覺。
生活中的感覺實際上是聯動與有機合成的，各種感覺不可能各行其是零買零賣，每一種感覺都受到其他感覺的製約和改變。手術床前女護士的微笑和交談，可以使患者分散注意力，減少手術時的身體痛感；一曲優美的配樂，可以使某個觀眾心醉神迷，頓覺電視片裏的湖光山色魅力大增。一個饑餓得挖心和頭痛得哆嗦的人，對於一切美聲美色必定麻木不仁。這種感覺轉移的現象，其實早被前人悟出，引出了文字修辭理論裏的“通感”說：聲音是可以“響亮”的，也就是可以變成視覺（亮）的；色彩是可以“熱鬧”的，也就是可以變成觸覺（熱）和聽覺（鬧）的。這些文字遺產證明每一種感覺中都潛伏著另一種感官反應，都可能轉化為另一種感官反應，包括身體的觸覺。
既然如此，我們怎能對傳媒中的觸覺缺位掉以輕心？怎麽相信觸覺缺位的一張照片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怎能相信一個沒有在太平墟生活過的人，能夠通過——即便是最先進的傳媒技術——來“體”察、“體”認、“體”會、“體”驗到你當年的一切？
痛感
痛感是觸覺中最有傷害性的一種。戶外勞動的減少，醫療條件的改進，還有暖融融的衣食充裕，會使我們對疼痛過於敏感。一個新幾內亞的部落人，從容不迫地拔出刺入自己大腿的長矛，不會覺得這有什麽了不起。而一個現代都市白領可能對自己手指頭裏的一根小刺也大喊大叫，將它挑出來，得拿出刑場就義的勇敢。我們可以懷疑這裏有心理素質的差異。但新幾內亞部落人的傷口很快愈合，比現代都市白領那裏同樣的傷口要快上兩三倍，就不是什麽心理不心理了——據實而言，他們幾乎長了一身猛獸的皮肉。
這樣，當我在上文中談到下鄉時忍受的蚊蟲叮咬、酷熱蒸騰、厲石割足、重擔壓肩，還有當時咕咕咕的饑腸轆轆，當我把這一切當作知青時代的痛苦，當作革命給自己帶來的磨難，說得自己心驚肉跳也說得一些聽者心驚肉跳的時候，太平墟的很多山民很可能會感到困惑不解和不以為然。他們聽說城裏的讀書人把曬曬太陽和爬爬山路都當作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鐵證，會不會覺得你們這些家夥純是吃飽了撐的？特別是你們一些當幹部、當教師、當醫生、當演員的，當時都拿著國家工資，有吃有穿地下一次農村就那麽受罪？
他們有什麽理由一定要跟著你們心驚肉跳甚至抹鼻涕？
他們自有他們的苦水，比如飯吃不飽，比如飯吃不飽的時候還要做詩——全民做詩在“文化大革命”中風行了好一陣。他們當然也會有痛感，隻是敏感的程度和敏感的區位，與其他生活處境裏的人不盡相同。他們當時看見知青們玩籃球，大驚失色，說一上場就像老鼠子跑個不停，汗流得水洗一樣，好重的功夫嗬，一頓不吃三斤米如何做得下來？還有人說這些後生也沒犯什麽大錯誤，政府如何讓他們受這樣的罪？
因為這種深深的同情，當時我們每參加一次公社組織的球賽，隊上就要給我們加計二十分工，而且要補假兩天。這足以讓今天很多青年人羨慕。
商業媒體
小雁留學美國以後，美國燒倒是大大降溫，與出國前很不一樣。她尤其痛恨美國一些醫院和保險公司認錢不認人，說有錢人能看上病，沒錢人看不上病，這算什麽人權？還說她掛一個急診號居然等了六個小時，脫下全部衣服，換上那種藍色的消毒就醫服，就薄薄的一層膜，在沒有暖氣的急診室裏傻等，沒病也要凍出病來，這算什麽人權？她頸椎痛得要命，照個片子的權利卻沒有，全因為保險公司不批準，而且常常是在一個地方門診，開著車到二十公裏以外去驗血，再開著車到二十多公裏以外去做腦電圖，簡直要把她折騰得發瘋，結果什麽藥也沒有拿到，大夫竟要她多喝果汁，補點維生素就行，還不就是保險公司在後麵使壞？這不算駭人聽聞的草菅人命和謀財害命又是什麽？……
她眼睜睜地看著醫療改革寸步難行，總統上台前哪怕信誓旦旦但最終也擰不過保險公司的大腿。她一看到有些保險公司不可一世的摩天大樓就來氣，就隨口編造出一些新版毛澤東語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萬惡的美國保險公司及其一切走狗！”如此等等。她覺得當年太平墟的赤腳醫生更人權一些，雖然是一把草藥幾根銀針，至少不會讓她活活凍上六個小時，至少不會見死不救——她親眼看見很多窮人被拒絕在美國的醫院門外，親耳聽見他們羨慕古巴的醫療製度並對電視裏的卡斯特羅主席大聲歡呼。
她的話讓國內的朋友們將信將疑。有人甚至猜測，她是不是在美國混得很慘？是不是屬於那種失意的“綠卡族”然後才狗急跳牆地鬧革命？是不是在中國駐美大使館拿了秘密補貼並且領取了特殊任務？很多年以後，大家才逐漸知道小雁這點牢騷算不了什麽，像她這樣的人其實很多。二〇〇一年初，美國國會委托的一個小組進行了調查，發現約四分之三的居美華裔對美國尚缺乏足夠的認同，包括一些自稱多胎超生或者練了法輪功從而騙取了美國綠卡的很多人，包括一些對共產黨並無好感的人。其比例大大超出了居美猶太裔中同類現象的比例，與中國國內很多人的崇美熱更形成鮮明對比（據香港鳳凰衛視報道）。我們無法窮知全部個中原因，比如不知道華裔與猶太裔在美國的處境差異，不知道華裔在美國和中國的處境差異，但至少能確定一條：這些大大小小的小雁是美國真正的在場者。美國是他們親曆了的美國，是他們嗅過的、嚐過的、聽過的、觸摸過的以及肉眼全麵觀察過的美國，與太平洋這邊僅僅出現在媒體中的紐約不是一回事。
這倒不是說小雁明天就要打著背包回鄉。事實上，她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不但拿了綠卡，後來還入了美國籍，甚至與一個美籍愛爾蘭人有過一段婚姻，看來有長期待下去的打算。她隻是對美國有了新的理解。她喜歡“他們美國人”（改換國籍並不能改變她的人稱習慣）的熱情，沒什麽城府，好管閑事，有點不無天真幼稚但十分可惱的高傲。她同情“他們美國人”出身貧寒粗莽因此總被歐洲人暗中低看，有了大錢而且在二戰和冷戰中出了大力還是動不動就被歐洲人拿來開涮：美國人尚且如此，日本人、中國人以及其他人想出頭談何容易！她還留戀“他們美國人”夜的寧靜，有鬆鼠在窗外探望，有小鹿悄悄溜進院門，空蕩蕩的大街和關門閉戶的小鎮似乎是世界的完全消失。說到這裏，她最不能容忍好萊塢電影在這一點上的完全顛倒——美國的夜生活哪有那麽多車水馬龍燈紅酒綠？如果說拉斯維加斯和紐約四十二街等極少數地區是那個樣，但那根本代表不了美國。那明明是七十年代以後的台灣和香港，明明是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內地，是廣州和上海的奢華和排場麽。
她不接受好萊塢，並不覺得他們把美國美化得過了頭，恰恰相反，是覺得他們把美國醜化得過了頭。她說美國人做起事來算不上快手，但大體上是一個真正勤儉的民族，並不擅長享樂和閑適，既沒有麻將也沒有足道館，於是才有了夜的清冷寂寞。她的鄰居總是勤勞得讓她慚愧，一到周末就刷油漆、剪草皮、修整路磚，幾乎每家都有琳琅滿目的工具庫，記錄著他們動手操勞的豐富故事。她的同事也總是節儉得讓她慚愧，每一個硬幣都不會亂扔，整整齊齊收藏在硬幣小皮夾裏，過橋或停車時再捏搓於指，審慎出手，用出一臉的莊重——決不像她把鈔票往四五個口袋裏胡亂塞。她知道美國人不勤儉也不行，撇開競爭的壓力不說，撇開供樓還貸一類的壓力不說，美國一開始就是個人力稀缺的地方，不像西班牙人進入的南美那樣人口稠密。移民前輩麵對過於遼闊和荒涼的新大陸，輸入了千萬非洲黑奴仍感人手奇缺，於是不能不習慣於凡事都自己動手幹——總統和部長都得自己當木工蓋房子。英國的《名人錄》列舉名人的各種嗜好，美國的《名人錄》裏隻會記錄工作。十九世紀一個觀察家評論道：“除美國人外，有誰發明過擠奶機、攪蛋機或者擦皮鞋、磨刀、削蘋果和能夠做一百件事情的機器？”他們把自己的勤勞延伸和移植給了機器，又被機器催逼得更加手忙腳亂，於是幾乎全民性地成了工作狂。
包括一部分成了剝削狂，也沒閑工夫去夜總會燈紅酒綠。
小雁不理解的是，中國觀眾怎麽就很難看到一個大汗淋漓的美國？好萊塢怎麽就不讓我們看到一個氣喘籲籲和筋疲力盡的西方？傳媒的鏡頭指向是怎樣被扭轉然後紛紛落入了隻有燈紅酒綠的例外和偶然？也許，流汗過於普通和乏味，沒有娛悅性，沒有刺激力，也就沒有商業傳媒的利潤。鏡頭不是上帝之眼，而是由人掌握的，在現代社會更是由投資者掌握的。投資者最為清楚，影視是一種好“看”而不便“讀”的傳媒，其主要銷售對象是大眾不是學人。這意味著一個史無前例和無可限量的誘人市場，連諸多窮國大批低學曆的半文盲或文盲也都納入其中，文字的阻隔和知識的限製微不足道。這同時也意味著鏡頭反過來也前所未有地受控於市場利益，必須迅速從學院化向市井化轉移：喋喋不休地介紹伏爾泰、彌爾頓、牛頓、海森伯、達爾文、愛因斯坦、莎士比亞、康德、凱因斯，顯然過於生澀難懂和不合時宜，隻能是商業傳媒的愚蠢自殺。聰明的投資者都必須到觀眾的欲望和貪欲那裏去爭取收視率，用低俗化、娛樂化、消費化的鏡頭，接近這個受眾主體的理解力和興趣。槍戰片和豔情片以及一律加上超高消費的作料，就成了最常見的選擇。航天飛機升空時的突然爆炸，舊金山的災難性大地震，蘇聯冷血克格勃的神出鬼沒，橄欖球明星辛普森的凶殺疑案，戴安娜王妃的情人與車禍，加上阿富汗沒有戰事時由攝製組出錢雇人空射的幾發炮彈……都會因具有視聽“賣點”而遭爆炒，而“電視新生代”裏知道魯迅的美國人和了解凱因斯的中國人，永遠是鳳毛麟角。
媒象可遠程傳輸，可複製增量，因此能使“賣點”無限膨脹，最終淹沒真正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視聽“賣點”的世界將會成為編輯間裏的廢料，將會退出鏡頭，隱入黑暗。
也不再成為民主決策者或專製決策者的感覺依據。
M城
小雁去M城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由一個學術機構主辦，大概是出於粗心或者經費有限，沒有配備同聲翻譯，隻有少數細心的發言者事前散發了提要譯文，幾張剛出自複印機的紙，還微微發燙。從世界各地飛來的學者們依次說起了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一位以色列青年明明能說法語但也要說希伯來語，據說是為了保護文化和語言的多元性。沒有人能聽懂這麽多語言，但都保持著聽的姿態，對進出過多或者呼呼入睡的人甚至眼露驚疑，不容自己聽的姿態被攪擾。
會議就是這麽開著，就這麽開著和開著。如果你能聽懂發言中個別關鍵詞，就算是能把大概內容和眼下的發言進程猜出一兩分，就算是有了重大收獲。有意思的是，主辦者沒有錢安排同聲翻譯，卻有錢準備了上等葡萄酒和好幾種飲料，讓大家在休息時間大喝特喝；主辦者沒有安排翻譯時間，卻給會後的雞尾酒會安排了冗長的幾個鍾頭，還給一個滿頭白發的大人物安排了漫長的會前致辭，恭敬地請他胡說了一通什麽航海、銀行與交響樂的關係，還有非洲人民的苦難。他是個銀行家吧？是這次會議的讚助者吧？當時小雁好幾次看表，為會議主辦者著急。
小雁不止一次地參加過這種國際會議，對認真而熱情的語言不通、答非所問、話題雜亂、廢話連篇等已有準備，對耳朵閑置而笑容上陣的學術交流已有準備。她照例是用一臉肌肉來開會的。她喜歡M城。喜歡這個城市每一個毛孔都在流淌著浪漫和優雅，喜歡這裏明亮的陽光和磚石上水漬的氣味，喜歡地鐵裏流浪漢低沉的大提琴聲，喜歡小咖啡館裏橘黃色的溫柔，還喜歡轟隆隆的火車駛過高架橋去了一個神秘的方向，一個指向夕陽和教堂尖頂的方向。她在這個城市散步就像在一首十四行詩裏夢遊，每一步都撥動了豎琴，都留下了星光，叩醒了一個沉睡的傳說，關於王子，關於地中海，關於那個在廣場中旋舞的西班牙少女——如此熱烈而動人，她懷疑自己已經是同性戀，已經深深愛上了那個少女，忍不住就要去追求那個小美人。她不敢想象一個沒有M城的世界，那是多麽乏味，多麽令人遺憾。但她害怕這個城市很多角落裏的學術，準確地說，是害怕學者們慢性理論談在會議上的急性發作。M城網羅了多少人才和知識嗬，建立了多少大學和學術機構嗬，但上天並不能像烤麵包片一樣來增加人類智慧，於是M城像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一樣，也在一股勁地生產著智慧的外形，生產各種文化規程和文化形態，把這種生產進行得轟轟烈烈浩浩蕩蕩。很多研討會都是這樣進行的：交流的熱心人湊到了一起，語種各異就像來趕一場文化大集，有身份介紹和名片交換，有熱烈鼓掌也有冷麵沉思，有俏皮話也有外文引注，有錄音記錄也有記者采訪，有私下請教也有歡樂聚餐……凡是交流的一切外形都有了，哪怕一個最無聊的小事也做得精致無比了，交流就宣布大功告成。隻是很多交流家一直忘記在會議主題方麵說出一句確有內容的話，哪怕是一句愚蠢的話。
很多精英也就是在這種文化大集裏產生的：學位論文是他們的身份證明而不代表他們的興趣，滿房藏書是他們必要的背景而從不通向他們的感情衝動。他們好談文化，準確地說隻是好談關於文化的知識，更準確地說是好談關於知識的消息，與其說是知識分子，毋寧說更像是一些“知道分子”。他們見多識廣，不一定博聞強記但至少能說會道，具有熟練的標簽辨認技能，知識上的七流八派像開了個中藥鋪，你要哪一味就給你抓哪一味。他們的知識有時深奧得沒有一個詞可以讓同行聽懂，有時則通俗得可以讓任何行外人參與消費，包括名人的逸事，大師的掌故，詩人的情婦是誰，畫家的遺作售價多少，不一而足。他們的文化交流還包括音樂家的手稿展出、小說家的母語朗誦、油畫家舊居的奇花異草、哲學家的油畫收藏、科學家的鋼琴客串。在做這一類事情的時候，他們更熱衷於在該用耳朵的地方用眼睛（不聽音樂看手稿），在該用眼睛的地方用耳朵（不讀小說聽母語朗誦），在該用眼睛的地方用鼻子（不看油畫而嗅舊居的花草），在該用腦子的地方偏偏不用腦子（看哲學家的油畫和聽科學家的鋼琴）——就像小雁並不需要帶著腦子，隻需帶著一臉微笑來開會就行，似乎這裏不是會議廳而是照相館。
於是，他們就更熱鬧也更忙碌，使文化更接近他們的理解力，什麽時候都能一交流就“懂”。
他們是一些什麽都能談的知識留聲機，使一切文化都受到了寵愛也變得輕飄飄的失重。他們最內在的激情其實隻是交際。不僅學術會議是交際，看畫展，聽歌劇，用午餐，打台球，環保遊行，海邊釣魚，政治集會……一切都是交際，是終於找到了畫展這一類借口的愜意交際。他們是一群天才的交際家，習慣於在陌生的地方與陌生人交往，從服飾到儀態，從修辭到手勢，從沉默的時間控製到對視的距離控製，交際技術無不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無不給人心曠神怡的感覺，足以讓小雁這樣的大土鱉一開始總是對自己的笨拙和拘謹羞愧萬分——連握手的技巧都得從頭學起哩。他們的交際甚至可以從公共場所擴展到了家庭內部，“親愛的”、“我愛你”以及“甜心”“寶貝”一類客套每日必備，是動不動就跳上舌尖的習語，在親人之間潤滑出溫馨和甜蜜，曾讓眾多下層粗人一聽就肉麻但眼下卻奉之為文明規範，心懷感動地爭相效法。毫無疑問，他們以交際培植和表達情感，有時也仿造和替代情感。正像M城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也用捐贈仿造和替代慈善，用政黨仿造和替代政治，用流派仿造和替代藝術，一句話，用外形仿造和替代內涵。
小雁曾經想起她老師傑姆遜先生說過的一句話：M城是一大堆能指，一大堆到處滑動的隱喻。
她匆匆告別了M城，在機場候機室裏遇到一群中國民航的空姐，一群突然冒出來的黃膚黑發，親切之感襲上心頭。奇怪的是，她覺得有點什麽不對勁，但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裏。好一陣，才發現問題就是那群姑娘的目光：天啦，差不多個個眼露凶光。小雁找不到更準確的詞來描述它。確實是凶光。
她們是多麽年輕漂亮的一群，裸露的小腿光潔動人，紅唇朵朵鮮明而小巧，頸後隱約可見的茸毛有初春和早晨的感覺，可能還散發出母親的乳香，但她們的眼光透出了隱隱的生硬、冷漠、提防、疑拒甚至凶狠……是菜市場裏爭吵時的目光，是公共汽車上爭座時的目光，是見到流氓和強盜時的目光——可她小雁並不是流氓和強盜。
她抱住雙臂渾身顫抖了一下。
她看見三位中國空姐在小店裏湊在一起看唇膏，大概是剛才買的。忍不住想去給她們提供購物建議，提供外語服務，但不知為什麽總覺得自己會遭到敵意的冷淡——雖然事情並不一定就是那樣。她不敢靠上前，怕聽到她們說話，尤其怕聽到冷不防的一句：“你丫的傻B嗬……”
雖然事情不一定就是如此。
她知道自己很久沒有看到過她們這種目光了，才覺得分外紮眼。她甚至懷疑自己已經在M城嬌慣了，被M城女人們的溫柔之態嬌慣了，已經失去了麵對這些同胞的勇氣。她想起昨天晚上與大頭通過的一次電話，當時對方用家鄉話抱怨：“媽媽的，你這個鱉什麽時候回來呢？汽車已經壞了，老子又聽不懂車行老板的話……”她當時被話筒裏的粗魯嚇一大跳。盡管她知道大頭的粗魯是家常便飯，粗魯是對方表示親密和親近的方式，但還是嚇一大跳。她半天沒有吭聲，努力鎮定自己，想一想，再想一想，這才意識到對方是誰：是她丈夫，一個與她具有法律關係的人，一個將與她相伴到老的人——她即將回到這個滿嘴粗話的男人那裏去。
她知道自己已經發生了變化：M城已經偷偷地進入了她的身體——無論她怎樣感覺到自己與這座城市相距遙遠。
她到衛生間洗了一把臉。
教堂
小雁剛到美國的時候，舉目無親，生活上全靠教會人士的幫助，舊床鋪、舊桌子、舊沙發、舊冰箱等都是他們無償提供的，親自送上門的。她去買菜或者到銀行開戶，每次也全靠host family來人開車接送，真是一個個送上門來的活雷鋒，比雷鋒還雷鋒，使她對基督教產生了很大的好感。
她差一點就接受了洗禮，何況host family的倆夫婦每次請她吃完飯，就壓著她看傳教磁帶，不看完不讓她走，看完不談談心得也不讓她走，有一個非攻下這個堡壘不可的勁，非套住這個客戶不可的勁。她總得給人家一點麵子吧？
她最終沒有入教，完全是因為一個偶然的事故。有一天她路過電報街，遠遠看見前麵三座相鄰的教堂，都有高聳的尖頂，完全像三座高高支著天線的大電台，正在與上帝偷偷地聯絡。她知道這隻是一個偶然跳出來的比喻，但一跳出來就在那裏了，就怎麽也收不回去了，就永遠攪亂她的心情了。她沒法不把尖頂教堂想象成大電台，沒法不把牧師們想象成戴著耳機的情報人員，雖然滿麵仁慈身著教袍，但轉背就可能躲進什麽密室，向上帝及時報告機密和領取錦囊妙計，有一種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模樣——她在電影裏看到的電台總是與這樣的圖景相連。
她不願意把自己的隱私交給情報人員，即便他們真是上帝派來的也罷，即便他們建起了大電台從而獲得過很多人的信賴也罷。她陷入不可逆轉的想象裏無法自拔，知道是一個比喻改變了自己。
城市
我曾經夢想著從鄉下回城，夢想著城裏人每個月的二兩豆豉票和半斤肉票，那是城市戶口的標誌之一。何況城裏有那麽多人，有那麽多人嗬人，這還不夠麽？我那時候最喜歡看人，每次回城探親，沒事做的時候就逛街看人去，從中山路折向黃興路，沿著牆根按順時針方向走，覺得在人堆裏鑽來擠去的日子真是美妙無比。我總是能碰到同時回城探親的魯少爺，就是我的同班同學魯平，也在街上閑逛，是個不知疲倦的街蟲子，不過是沿著牆根一圈圈按反時針方向走。我們走著走著又會合一次，擦肩而過，會意一笑，並不說話——興奮得沒工夫說話。
我在報上發表了幾首酸詩和幾篇酸文，被調到縣文化館，比魯少爺早兩年離開太平墟。他過早結婚生孩子，不符合招工條件，一直在鄉下喂豬。他不會說話，曾經裝高血壓，裝肝炎，想得到“病退回城”的機會，但隻要人家多問幾句，他就張口結舌，語無倫次，騙局首先在臉上敗露。到最後，他橫下一條心，去找縣知青辦的主任，見對方翻翻他的材料還是不承認他有什麽夠得上條件的病，便把一個指頭伸進門縫裏，一推門，嘎嘣一聲，半根斷指就悠悠然耷拉在手上。
“這不是病麽？”他舉著折彎的指頭，把對方嚇得麵無人色。
對方哆哆嗦嗦去找筆，趕緊在他的材料上簽字。
其實，魯少爺並不適於在城市生活。他喜歡種菜，但城裏沒有地，瀝青或水泥的地麵不容他開發。他喜歡養雞，但雞叫得鄰居煩；喜歡養狗，但狗讓鄰居的小孩害怕；而養兔子沒有草源，最後十幾隻鴿子吧，眼看著鴿食越來越貴，也養不下去。他在一個街辦工廠做事，老婆則在一個醬品店裏站櫃台，兩人工資都很低，而家裏上老下小的開支負擔日漸沉重，要給兒子買個書包，要繳電費水費，都得把手裏幾個錢攢了又攢，還顧得上鴿子吃什麽？
他懷念起鄉下生活的簡單。那裏的溪水不值錢，瓜菜不值錢，柴禾不值錢，勞動力更不值錢，經常是今天我幫你做屋，明天你幫我砍樹，做多做少都不是什麽大事。你出了一身汗，滾了一身泥，腿上血糊糊刮破了一塊皮，這都是人情，人家記在心裏，有機會就要還的。在鄉下你不論走到哪裏，哪家的房門不可以推呢？哪家的茶杯飯碗不可以端呢？而城裏不一樣，人情不好使，也就是說，你出沒出汗、滾沒滾泥、刮沒刮破皮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鈔票，是鈔票上同時大寫和小寫的數字。
數字是特殊的文字，冷冰冰地衡量一切，兌換一切，是物質生活的最有效憑證，是刪除生活複雜性的密碼。因為城市是商品堆積起來的，凡商品都必須購買，不能免費享用。從這個特定意義上來說，城市是一個崇尚購買力的地方，是一個崇拜數字的地方。這裏其實沒有工人、商人、警察、醫生、官員一類身份區別，隻有購買力賺取者這一個共同的身份。沒有機械、電器、百貨、飲食、運輸、金融、環衛一類行業區別，隻有賺取購買力這一個共同的行業。於是，一個男士花數千元喝一瓶味道不過爾爾的進口洋酒，這一類鄉下人費解的事情就不太費解了，因為那是購買力的展示。一個姑娘在餐廳裏操作著見誰都下跪的東洋跪式服務，這一類鄉下人驚訝的事情也不必驚訝了，因為那是追求購買力的代價。很多鄉下人後來才明白，為什麽城裏人常常鄰居之間不打交道甚至不認識；明白為什麽在城裏走到別人的家門前常常沒有人出來打個招呼，也沒有人抽出一張椅子請你坐下，其實道理十分簡單：這能帶來購買力嗎？你身上有購買力嗎？
有一次，老同學聚會，老木挺著啤酒肚也到了那裏，多喝了幾杯，出門時倒車不小心，車屁股撞倒了魯少爺的小孩加加，把一隻小腳板碾了個骨折。
老木為此賠付了醫藥費，還搭上一萬元。他覺得這樣夠意思了，旁邊的人也覺得夠意思了：反正小孩的骨頭已接好如初，沒有什麽嚴重後果。不料魯少爺大為不滿，倒不是嫌錢少，是嫌錢給得好沒意思。怎麽說呢？他當時將X光片子交給老木，對方對著亮光看看片子，隨即找開保險櫃，甩給他一遝鈔票，回頭同客戶說業務去了。
這算怎麽回事？最可氣的是老木手下那兩個夥計，見錢就兩眼放光，說這麽多哇！你魯少爺真是沒虧！你看看木哥多大方！要不是碰上我們木哥，人家頂多給你報個醫藥費就算不錯啦！你今天的運氣真是能點得火燃呐……
好像他兒子中了一次大彩。
他黑著一張臉沒吭聲，事後越想越氣：票子怎麽啦？我睡你老婆然後給一百元行不行？我扇你老娘然後給你兩百元行不行？我一腳踩癟你兒子的腦袋然後給你個十萬百萬行不行？他後來對我說，要是在鄉下發生這種事情，惹禍的人可能賠不起這個一萬，但可能心急火燎，一臉愧疚，全身哆嗦，手忙腳亂地下門板把傷者往醫院裏抬送，還可能馬上燃起鬆明到山上去尋草藥……在那種情況下，一種溫暖的場景可能使魯少爺有火也發不起來，大事也可以化小。很明顯，那就是人情。人情不是空洞的東西，而是那些充滿著汗氣、煙草味以及鬆明火光的聲音和形影。在窮人那裏，人們賠不出錢但可以賠出一大堆有聲有色的情況——魯少爺覺得那更為重要。
他沒少幫過老木的忙，包括把指頭伸進老木他爹的肛門，幫助老人疏通便秘——當時老木捂著鼻子根本不敢靠近。這個滿身肥肉的家夥現在怎麽能甩下一遝票子就去同別人說話？
他在城市裏感到孤獨。城市變得越來越繁榮，在很多方麵還變得越來越親切和溫柔。他見到過的一些有錢人，有錢到一定的程度，並沒有唯利是圖和見錢眼開的模樣；相反，開口閉口就是錢，剛好是屬於沒有品位、沒有格調、沒有教養的“鄉巴佬”習氣，隻能令他們搖頭歎氣，或者付之一笑。錢，多俗嗬，身外之物，簡直是個王八蛋，怎麽能髒兮兮地說得出口？他們成為高雅人士，吃飯要挑剔地方了，購衣要講究牌子了，出席音樂會要問問檔次了，網球、高爾夫一類洋把戲正在成為他們新的周末時尚。城市經過最初發展階段的狂亂，也開始褪去自己身上的一些汙垢，在外觀上煥然一新。人們在這一個水泥盒子裏幹活然後跑到另一個水泥盒子睡覺，在這一塊水泥板下談生意然後跑到另一塊水泥板下談戀愛，在這一堵水泥牆前患高血壓然後到另一堵水泥牆前聽流行歌曲，這一類水泥的專製和水泥的壓迫，已經成為過去的故事，正在逐漸被什麽羅馬式、巴洛克式、文藝複興式、古典主義、現代主義的各種建築風格所掩蓋。水泥、磚塊、鋼筋、瓦礫這一類視覺暴力，眼看著就要被花壇和綠草地所清除一盡。城市不再以水泥為本質。城市宣稱它自己正在向“生態城市”“藝術城市”“人性城市”的目標邁進。保險公司聘請了歌星或笑星作為形象大使，改變自己以前那種過於刻板的傳統形象。貿易公司在展銷汽車時必配上妙齡小姐，給冷冷的汽車增添媚麗風情。麥當勞的快餐店總是裝置得像個兒童遊樂場，一派天真和純潔，一派嗒嗒嘀和咚咚鏘，一派風箏漫舞和氣球騰空，沒有任何一絲銅臭，其總經理甚至在報紙上宣布：“我們不是餐飲業而是娛樂王國，是一切孩子們的節日！”
更多商品的包裝和廣告都成了藝術精品，博大雄渾，或者狂放奇詭，讓藝術人才們大有用武之地。據說過不了多久，更多的公司寫字樓還將像美國那樣室內公園化，出現綠樹、鮮花以及流泉飛瀑，員工們可以身著休閑裝和旅遊鞋上班，可以帶著小貓小狗上班，甚至還可以踩著滑板一溜煙竄到主管領導那裏去。
城市開始有了感性的儀態萬方，正在分泌出愛心和人情味。但這一切與魯少爺不再有什麽關係——他在廠裏下崗，也付不起房租，隻得搬到郊區去再一次喂豬。
同樣是在這個時候，他變成很多城裏人最看不起的那種鄉巴佬，嘴上總掛著一個“錢”字，常常為錢的事情同老婆開罵。每天晚飯以後，你同他說任何事情，隻要與賺錢沒有關係，他笑容可掬地剛聽了個頭，轉眼就目光迷糊連連哈欠，高超學問也好，下流故事也好，在他那裏都是速效催眠藥，很快讓他在竹躺椅裏呼嚕嚕鼾聲如雷。他有時會驚跳起來，“要上班了麽？”見窗外天還黑，又呼呼地睡去。
假冒產品
有一種人家懶外勤，魯少爺就是。他對別人的事可以百倍殷勤，你想省出一分錢他就一定幫你省出兩分錢，你想一天做完的事他就一定給你半天做完，比你親爹親媽還想得周到，一邊周到還一邊吹出興高采烈的口哨，婉轉動聽如百靈鳥。如果你說他吹得好聽，他就周到得更為風風火火，恨不能給你白幹，恨不能將褲襠裏的尿憋上一天。
碰到陌生人，他情不自禁地甩京腔，一口七歪八斜的塑料京腔其實讓四川人或者江西人覺得更難懂。老婆一聽到他滿口塑料，就知道他要冒傻氣，對家裏的事肯定漫不經心，剛說就忘，心思全在別人那裏。更讓人生氣的是，他對家裏的事管不上這也罷了，掙回來那麽多無用的勞動模範獎狀這也罷了，兒子的事他總得管管吧。他對親兒子從來隻有高腔，任何一句好話都要說得惡聲惡氣，嚇得對方像一隻老鼠東躲西藏。他的京腔就不能剩兩句拿到家裏來？
我在前麵《懺悔》裏說過，一位中學英語老師說他不是讀書的材料。他記得這件事，說老師說得不錯，他學的那點東西早丟光了，沒法教育兒子。妻子隻好接過他的職責，承擔孩子的家庭輔導。她自己也隻是個初中畢業生，隻好偷偷陪著兒子死讀：兒子從小學讀到中學，她手裏的課本也從小學升到了中學，常常插在她的衣袋裏。在街頭與同事推著小車賣鹹菜的時候，一有機會就摸出書讀上一段，碰到戴眼鏡的文化人來光顧，就趕緊問上幾句。她被同事們嘲笑，但一想到兒子可以得到她的輔導，嘲笑算什麽呢？她隻是著急三角函數太難，一時還不容易懂。
她讓兒子很小就開始識字：小，不是小雞的小，而是《小邏輯》的小。紅，不是紅旗的紅，而是《紅與黑》的紅。牛，不是牛羊的牛，而是牛頓的牛和牛津大學的牛……兒子的每一條鼻涕都閃耀著學貫中西的光輝。她後來還送兒子學過鋼琴、國畫、書法、英語、航模、足球、計算機，等等，還進過數學和物理的“奧賽班”，有時一天之內在四五個培訓班之間匆匆跑場，像一隻鴨子被母親趕得連跑帶飛。如果說魯少爺夫婦曾經錯失了讀書的機會，那麽她要讓在兒子身上把一切書都統統讀回來，要把兒子栽成一棵知識的大樹，要把兒子做成一個知識大衛星發射出去。
這當然需要很多錢，光奧賽班一個小時的講課費就是五張大票子。母親像當年在知青點幹革命一樣，再次想到了賣血這個最簡單的出路。她有的是血，隻要能讓兒子成才，她的血可以像大江大河一樣洶湧而出。
她的血終於流出了成果。兒子一舉考入了重點中學的重點班，其神童般的優異成績成了朋友圈子裏的傳聞，成了他們走到哪裏都受到的羨慕。獨眼老木還把他的二公子從香港送回來，央求他們夫婦代為管教——那是後來的事情。
直到這個時候，魯少爺還是很少同兒子說話。很多年以後，他才想起自己實際上是與兒子說過很多話的，想起兒子差不多是他唯一的夢。他很少夢見別人，入夢就常與兒子相對而坐，談雞和狗，談鳥和兔，談養魚和種菜，當然也談兒子最喜歡的軍艦、飛機以及激光導彈，談吃了蘋果核以後頭上會不會長蘋果樹以及老和尚不結婚那麽小和尚從哪裏來……談得真是開心嗬，雙方哈哈大笑。奇怪的是，他在夢中總是看不清兒子的模樣，隻能看到一張開開合合的小嘴，隻能聽到很像兒子說話的聲音，在一個空蕩蕩的大廳裏回響。他懷疑兒子戴著一個麵具，或者總是躲著什麽柱子的後麵，像一個罪犯不願意暴露自己的本來麵目。他真的有這樣一個兒子麽？他的兒子到底是一個什麽模樣？他為什麽從來就不能在夢中看清那張麵孔？
他想起那一次，假日裏下鄉去看望母子二人，走進家門，沒見兒子。妻子說加加不就在村口玩麽，這才讓他記起進村時好像路邊確有幾個小人影，竟然被他錯過了。他回頭找去，找到了村口那幾個娃仔：都是滿臉泥汙，說著鄉下土話，掛著鼻涕傻笑，把夾雜著草須的紅薯絲往嘴裏塞。
“恩是徐（你是誰）？恩搞麽裏（你做什麽）？”他們一起叫喊。
他的淚水一湧而出。因為這幾個娃仔中有一個是他的兒子，他認不出來，而兒子也不能認出他。
也許就是從那時候失去了夢中兒子的相貌。
加加現在不說“恩是徐”了，說城裏人的話了，甚至完全忘記了鄉下的日子。但父親永遠也忘不了，每每想到這裏，就有一陣刺心的痛，忍不住要省下一頓中飯或一頓晚飯，給兒子再省下兩塊錢。他要用這些錢給兒子買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以及世界上一切好的東西，要補償兒子已經忘記了而且父親永遠不會忘記也永遠不會告訴兒子的那一段童年。人家有阿迪達斯，他兒子也必須有，人家有花花公子、佐丹奴、皮爾卡丹、聖羅蘭，他兒子也必須有。他買不起那些名牌，隻能買名牌的假冒產品，特別是買假冒但不一定太低劣的產品。話說得更坦白一點，他其實要的就是假冒貨，這樣可以少花些錢，可以花得起錢，卻能使他的加加看起來一樣也不缺，一樣也不落人後，完全享受了現代生活。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那些親愛的假冒貨，像他魯少爺這樣手頭緊巴的父親，就得在兒子麵前愧死，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兒子一身寒酸備受同學們取笑——他還算得上個父親嗎？
他最反感電視台裏關於“打假”的新聞，最反感大人物們在鏡頭裏慷慨激昂的“打假”動員，那無異於有錢人吃完了肉也不給無錢人留一口湯。你們這些臭王八蛋有屁沒地方放麽！他衝著鄰居家的屏幕咬牙切齒怒不可遏。
好在他常去光顧的幾個貨攤並沒有被打掉，隻要風聲一過，又紛紛冒了出來。更奇怪的是，隻要電視裏報道了哪裏有假冒產品工廠，哪裏有假冒產品批銷，這些攤子上很快就會出現電視裏麵曝光的東西。好像電視裏的警告剛好是他們的向導，電視裏的曝光剛好是他們的進貨指南，一跟一個準。他們百折不撓，赴湯蹈火，惦記著很多窮人對體麵的需求，一心在全社會製造服裝外形的平等化——如果不可能有實質平等的話；一心要實現服裝技術享受的大眾化——如果不可能真正那麽大眾化的話。在一個據說是平等化和大眾化的時代，服裝沒有理由不首先實現這一點——即便止於遠觀的效果。
名牌廣告充滿著傳媒之時，他們是名牌產家和上層消費者的大敵，卻是魯少爺這一類顧客最貼心和最知心的人，是他們最為感激的尊嚴提供者。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公共場合也跟著別人怒斥假冒，似乎生著很大的氣，似乎他們已經穿上了正宗名牌，或者說他們是一心要買正宗名牌的，隻是沒買上，在商家那裏受騙上當而已。
郊區
C城向四麵瘋長，攤煎餅一樣迅速攤到地平線那邊去，灰蒙蒙無邊無際。陌生的人流還在從四麵湧來，尋找他們心目中的現代都市，使C城與中國其他城市一道，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地，展開了人類史上也許史無前例的大建設。人流和物流所至，一片片城區頗讓人擔心是否將要塌陷。
在我看來，城市規模爆炸至少離不開這些原因：
一、城鄉差別較大，源於長期實行的戶口限製，社會福利製度未覆蓋鄉村，計劃經濟時代裏農產品價格被人為壓低，還有市場經濟時代裏各種生產要素快速向城市集中，都造成了鄉村經濟發展的緩慢。人均土地資源的匱乏，也限製了這種發展。
二、與歐美的城鄉差別不同，中國的城鄉差別還包含著特有的文明差別，因為中國城市正在跟蹤和仿製歐美文明，吃、穿、住、行大多具有西方風格，與鄉村民間的傳統景觀形成強烈的外形反差，更增強了城市對鄉村居民們感官的刺激性和誘惑力。
三、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視聽傳媒在中國的迅速普及，包括電視的“村村通”工程，使鄉村信息閉塞的狀況得以緩解，也使很多鄉下人對城鄉之間的經濟差別和文明差別耳聞目睹，有了突如其來的強烈感受，難免巨大的心理震蕩，難免急迫的變化要求。這與南亞、非洲等地的情況有所不同，那裏雖然也有巨大的城鄉差別，卻沒有較為成功的電視普及，很多鄉下人並不太知道城市是一個什麽樣子，離鄉背井也就較為缺乏動力和目標。
……
簡言之，中國既不能像歐美很多富國那樣，把城鄉差別控製在較低水平；又不能像南亞、非洲等地諸多窮國那樣，讓大多數鄉下人看不到這一點，因此中國沒法阻止千萬電視屏幕在鄉村居民心中的同時加溫，沒法阻止城市之夢在這個農業大國形成核爆，隻能聽任鄉村人流朝城市轟隆隆灌注。落差已經足夠，流速不可能不加快，流量不可能不增大——數以億計的人流還懸積在浪潮的那一頭。
今日的郊區，一轉眼就是明日的市區——黑石渡就這樣身不由己地卷入C城，昔日的田野、河溝、殘林、牛糞以及兩間小小的紙盒廠，一轉眼就被房地產建設大浪越頂而過，留下鋼鐵水泥的森林。我們還是叫它黑石渡，就像我在中學時代常來這裏遊泳時一樣，就像我在中學時代常來這裏支農勞動一樣。這裏還沒有學校、醫院、文化中心以及郵電所，土地還未納入市政管理，行政權力還在某個鄉政府或某個村管會那裏。但你又不能不說這是城市，因為這裏已經大道縱橫，人聲鼎沸，三星級和四星級的酒店拔地而起，其豪華程度甚至能讓歐美很多酒店都望塵莫及。但這裏還十分缺乏三星級和四星級的客人，來客多是粗聲大嗓，適於田野和工場的音量還未降下來，未能適應酒店的隔音材料和封閉包廂。來客的肩頭、胯骨以及手腳也都左衝右撞，左掃右蕩，太占地方，尚未被挺括的衣裝馴服出上流人的持重，熨鬥在衣裝上規定的線路，總是被肢體揪擰著和拉扯著。來客也大多探頭探腦，有時過於冷淡，有時又過於活躍——足以讓一些女房客或者女服務員感覺到臉上被什麽目光反複叮咬。
目光、聲音、手勢體態，等等，都在實行無形的侵犯，造成某些高雅男女情緒上的傷痕累累，感到在這裏無法安坐。其實你在這裏待久了，也會發現那些侵犯並非有意，侵犯者甚至並不願意來這個鬼地方。偶爾來擺個排場露個臉，偶爾來開個洋葷嚐個鮮，還算是一爽；真要在這裏接受西式酒店的調教，長時間服從地毯、桌布、鮮花、射燈、壁畫、輕音樂、侍者微笑一類洋玩意的局束，嘴不亂言、腳不亂擱、衣不亂脫，這鳥日子還怎麽過？從內心衝動來說，他們很討厭牆上那些聖嬰、大衛、愷撒、安琪兒一類眼生的家夥，往往更願意去那些低檔次的酒店，去路邊的露天排檔，大動作可以在那裏盡情舒展，大嗓門可以在那裏隨意開放——他們如籠鳥歸山和池魚入海，哈哈大笑一定比忍受這種星級刑法要可愛得多。我認識這裏的一個老板，曾經開了個優雅潔淨的餐館，地毯一塵不染，漆具光可鑒人，但無論他如何降價讓利，生意就是不火。他後來的經驗是“清貧濁富”論，所謂清則貧濁則富——用他的話來解釋，“濁”當然包括混濁和汙濁。地毯一類上檔次的東西都收起來，桌上的油汙無須抹淨，地上的紙屑也不必掃光。幾隻蒼蠅倒是難得的擺設，可以讓有些顧客一見就有親切感：他們就是從有蒼蠅的地方來的；一見就有放心感：這些有蒼蠅的東西價格一定貴不到哪裏去。這家餐館後來果然人氣大旺，顧客們在這裏吆吆喝喝說說笑笑外加挖耳朵撓腳趾，交換著一些淫穢的話，滿地煙頭和瓜子殼，座無虛席賓至如歸。
這些客人的大腦已經進入了城市，鼻子、眼睛、耳朵、手腳等還留在一些破舊鄉鎮那裏，一身實現了城鄉的結合，全球東西兩方的濃縮。有這些新城區的居民在，搖滾樂與雞犬齊鳴，好萊塢與麻將同歡，在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星巴克咖啡的巨大廣告下，西裝蒙上塵土，皮鞋踩踏泥漿，四處可見臭氣頻來的垃圾堆，沒有人來清除，隻能等待自然化解。有些中藥渣子則倒在大路中央，據說藥渣讓千人踩萬人踏，病人的病就可以好得快一些。一些死老鼠也拋棄在大路中央，據說死老鼠被汽車碾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其他老鼠才會被震懾，不再來搗亂。
他們大多做著小生意，但鋪麵太多也就家家生意清淡，隻有麵向門外的小電視機有一搭沒一搭地播出點動靜。人們在這裏互相購物，有時也互相幫幫忙，比方照看一下別人的鋪麵或小孩，用這種熟人交情而不是商業服務的辦法來互相幫助，共同節約成本。他們來自各方，也繳不起多少稅，於是社區組織建設既缺乏人情基礎也缺乏資金，隻能留待將來。抱團的小圈子倒是有的，操著鄉音的某位軍人或警察有時也驅車前來，在鄉音籠罩著的人群裏受到尊敬，成為“江西村”或者“益陽村”裏的客座成員，甚至成為準黑社會裏的臨時外援，通個消息或者給幾顆子彈。
他們傳布各種各樣的消息：某個女人自殺了；某個老人中彩了；某個漢子大神附體；某個老板不久前遭劫；某個益陽人前年還闊氣得一進餐館就要擦鞋匠把所有在場人的皮鞋都擦一遍，沒想到今年就窮得家裏臭氣烘烘，夜裏電燈都不亮一盞；某個嶽陽人去年進城時還窮得隻穿一條短褲，沒想到今年就大金戒指帶上五個，走到哪裏都有秘書和司機跟著，家裏的錢多得不能數而隻能用秤稱……他們對這一切傳聞都習以為常。最離奇的神話，最驚人的罪案，最動蕩的人生，在這裏也都像每天升起的太陽那樣普通。
魯家兒子在這個地方遭遇搶劫，大概不是一件特別讓人難以理解的事。母親讓他放學後來找一個退休的大學教師補習化學。他在一個街角被三個陌生少年攔住，對方命令他脫下身上的阿迪達斯。
他不服從。一陣小小的口角之後，有個影子從側麵衝上來捅他一刀。
擁抱
魯平聽到電話以後大驚失色，趕到醫院時，發現大哥魯安也趕到了那裏，而且一見麵就抱住他痛哭，說出大事啦，出大事啦，你們的加加在外麵……殺人了……
魯少爺聽後一愣，震驚中透出一絲難以掩飾的興衝衝，邊挽袖子邊罵：“有什麽好哭的？他犯到哪裏就要辦到哪裏！這個畜生斃了也活該！政府不槍斃他，老子也要槍斃他！”
大哥不讓他進醫院，讓他在大門外一個小飯店等著，說要等公安人員來，等孩子他媽媽來，說話支支吾吾，才引起了魯少爺的心疑。正在這個時候，一陣狂風吹過，嘩啦啦地刮倒了頭上一根樹枝，砸壞了一隻路燈。魯少爺突然全身一顫，瘋了一樣地要衝出門去，把大哥的胳膊都擰得咯咯響，嘴裏隻有叫喊：“老子要報仇！要報仇嗬——”
大哥剛才怕他受不了。沒把事情真相一步到位地全說出來，但他已經猜到了一切。
他衝進急救室裏，把兩個穿白大褂的人撞得東偏西倒，發出尖聲大叫。然後，他在學校領導、老師的背影那邊消失，隻有一聲長嚎放了出來。
牆角裏丟棄著加加帶血的書包，還有他的跑鞋，雨衣、耳機、一張球星的照片，雖然可能還帶著他的體溫，但眼下與醫院裏的廢棉球和舊紗布混在一些，與髒兮兮的紙盒和塑料袋混在一起，拋棄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還沒有來得及清理。還有一個薄膜袋子裏的槐樹葉，是他每天放學後在學校附近摘來喂兔子的，這樣可以減少母親的勞累。孩子眼下管不著這些了，顧不上這些愛物的無依無靠和七零八落了。他麵孔清秀而安詳，兩眼直愣愣地盯著樓板，目光似乎已經凝固。
直到深夜，加加還沒有閉上眼睛。
父親抓住兒子冰冷的手，猜到了兒子死不瞑目的原因，揪了一把鼻涕，湊到這張麵孔前說：“加加，我會喂兔子的。”
孩子的眼睛還是大睜著。
“我再也不對奶奶發火。”
孩子的目光似乎顫抖了一下，還是盯著天花板。
“我起誓，我今天決不責怪你媽媽……我起誓，向你起誓，以後一定要對你媽媽……”他吐出一個虛弱的字，“好。”
加加顯然聽清了這個字，這才把眼皮緩緩合上。
父親知道，自己從此肩負著沉重的使命，肩負著兒子對母親的愛。他還知道剛才隱隱地流出眼淚，無非是感謝父親剛才的擁抱，一個很少得到卻很想得到的擁抱，就像他剛剛來到人世時那樣靠近一個寬闊而溫暖的胸膛。他甚至知道兒子今後還會流出眼淚，在一個誰也看不到的地方，對擁抱一次次甜蜜地回味。
當年兒子是由父親接生的——天快亮了，油燈飄忽，狗叫得讓人心驚，產婦在床上痛得幾乎昏了過去，鄉下的接生婆已經束手無策。急得快發瘋的魯平就吼著、叫著、哭著，心一橫，決定親自動手。他大喊：“堅持住！用力！再用力！我求求你……”他終於讓老婆挺過去了，自己也挺過去了，一團血淋淋的小生命最終貼在他的胸口。
他不習慣擁抱兒子，好像接生的恐懼和汙濁敗壞了他的胃口。孩子三歲那年，母親需要離開農村，而城裏的招工條件不容任何已婚已育的青年，那麽這個小生命就應該在人間蒸發，在招工單位的眼裏從不存在。經過多次商量，父親決定把兒子送出去，而且這個決定似乎早就潛伏於心頭，是早晚都要走出的一步。他看著加加的小小麵孔總是感情複雜，擔心這個兒子並不……怎麽說呢，他沒法說出口。他沒法控製自己不去想象萬惡的太平墟，不去想象老婆平時一個人守著的那個集體豬場。豬場孤零零地在山坡上，前後有三條小道通向別處，通向各個可疑的村落，通向他腦子裏總是揮之不去的深夜腳步，來自大隊書記、民兵排長、小學教師那些可疑的王八蛋。他疑心兒子臉上有那些男人臉上的某一根線條，希望找到那根線條又害怕找到那根線條。大隊書記見到他總是很客氣，這太可疑了！民兵排長見到他總是不太客氣，這也太可疑了！小學教師的一把雨傘還曾出現在豬場裏，還不能說明問題麽？何況老婆懷孕五個月以後才告訴他，更是一件不容狡辯的鐵證——老婆後來解釋，那是怕他著急，怕他拋棄她，但他並不相信。
他半夜裏起來，把小雜種抱出門，抱到一個事先約定的周姓人家門前，放下人就走。他害怕孩子的哭聲會突然動搖他的決心。他確實聽到一個孩子哭了，跑了好遠還能聽到滿城都嗡嗡嗡地呼嘯著這種哭聲。
在他的記憶裏，兒子最後結束在那個靜夜裏的一道開門之聲，還有一個老太婆的故作驚訝：“哎呀，誰家的娃仔睡在這裏嗬？”……他沒想到兒子一定要回來，說什麽也要回來，說什麽也要再次撲進他充滿豬潲味的懷抱，撲向這個狠心的父親。那是三年之後，憶冰從湖北一家紗廠調回C城，一家開始了新的生活。他們發現有一個孩子的身影總是在附近的街口出沒，朝這一個家門打望，一旦發現有人走出這張門，就一溜煙跑得無影無蹤。他們看也不用看，就知道那個狂跑而去的小小背影隻能是自己的骨肉，是任何契約也無法將其割去的胸口之痛。憶冰哭幹了眼淚，魯平終於也紅了眼，在這一天完全違背了當年對周家的承諾，衝出門去，一口氣追上了那個狂跑的小小背影。無論他怎樣沒法忘記鄉下豬場的三條小道以及他想象中的深夜腳步，他還是將那個輕得像一片影子的兒子嗬兒子緊緊摟在胸口。
“我沒有偷東西！我沒有偷東西！”加加大喊。
“加加，是我，是我！”
“我不叫加加！不叫加加！”
父親當著滿街的人跪倒在地，放聲慟哭，攥緊兒子一雙小手。就像多少年後他再一次當著眾多送葬者放聲號啕，抓起了一把泥。
兒子已經成了墓碑前的一把泥。
老木從香港趕來，不知如何才能安慰魯少爺，最後想到了老同學當年的疑妒。“你也不要太傷心了，就當他不是你的骨肉，人家的東西終歸要還給人家的嗬，這不就是命麽？……”他沒料到魯少爺一拍桌子站起來，兩眼充血，操著菜刀就要下毒手。他嚇得奪門而逃，幾乎是被魯平掄著菜刀一路追殺出去。
天國
你們要記住，那件大事發生的時候，沒有任何人否認其發生。那件大事將是能使人降級能使人升級的；當大地震蕩，山巒粉碎，化作散漫的塵埃，而你們分為三等的時候，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薄命者，薄命者是何等的人？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樂園的人。這等人確實蒙主顧眷。他們將在恩澤的樂園中。許多前人少數後人在珠寶鑲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對地靠在上麵。長生不老的僮仆輪流服侍他們，捧著盞和壺與滿杯的醴泉；他們不因那醴泉而頭痛也不酩酊。他們有自己所選擇的水果和自己所愛好的鳥肉，還有白皙而美目的妻子，好像藏在蚌殼裏的珍珠一樣。那是為了報酬他們的善行。他們在樂園裏聽不到惡言和謊話，但聽到“祝你們平安！祝你們平安”！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他們享受無刺的酸棗樹，結實累累的香蕉樹，漫漫的樹蔭，泛泛的流水，豐富的水果四時不絕，可以隨時摘食；還有被升起的床榻。我使她們重新生長，我使她們常為處女，依戀丈夫，彼此同歲……
當你觀看那裏的時候，你會看見恩澤和大國。他們將披著綾羅錦緞的綠袍，他們將享受銀鐲的裝飾，他們的主，將以純潔的飲料賞賜他們。這確實是你們的報酬，你們的勞績是有報酬的……
死者的外婆是白帽子回民，信奉依斯蘭教，因此在葬禮上請人誦讀經文——包括上麵這一段。
宗教總是在葬禮臨場，在這種生死交接之處散發出縷縷熏香，傾吐出如泣如訴的漫漫長音，在蒼茫上空旋繞，使你突然震驚於人與天之間的無限空闊。曆史上的每一種宗教都有關於天國的描繪，回教也不例外。每一種宗教的天國描繪都充滿著具象細節，近乎優美的詩文，回教也不例外——沒有生命輪回許諾的教派，在這方麵似乎尤為突出。它們還善於運用壁畫、雕塑以及音樂來幫助人們想象天國，想象生命最後的金色家園。
其實都是對生者的撫慰。如果我們不是把死者送往一個如詩如畫的美境，送往如花似錦的下一程旅途，而是送往一個關於死的冷冷概念，一片未知的黑暗，就像科學知識告訴我們的那樣，想象親愛者的軀體被螞蟻噬咬，被蛆蟲蛀空，被草根抽吸，被各種微生物腐蝕，在坍塌了的棺木或灰罐裏化為臭烘烘的爛泥，化為五官如洞胸骨高挺的一具白色骷髏，然後在永遠見不著陽光的地方長成陰森森的蘑菇，或者變成一汪汪鐵鏽色的水永遠滲入大地——那種物質不滅的圖景雖然正確，但會不會讓我們有點不寒而栗？
我不相信天國，但有時候是很軟弱的人，寧可接受欺騙。
文明
我又來到了這裏，在一條寂靜無人的山穀裏獨坐，看一隻鳥落在水牛背上舉目四顧，看溪水在幽暗的斜樹下潛湧而出，在一截殘壩那裏喧嘩，又在一片廣闊的卵石灘上四分五裂，抖落出閃閃光斑。
山裏的色彩豐富而細膩，光是樹綠，就有老樹的黑綠和碧綠，有新枝的翠綠和粉綠，相間相疊，遠非一個綠字了得。再細看的話，綠中其實有黃，有藍，有灰，有紅，有黑，有透明，比如樟樹的嫩芽一開始是暗紅色，或說是鐵鏽色，半透明的赭色，慢慢才透出綠意，融入一片綠的吵吵嚷嚷碰碰撞撞之中。
溪邊有一條小道，證明這裏仍在人間。沿著溪流的嘩嘩聲往上走，走進潮濕的腐葉氣味，從水中一塊石頭上跳到對岸，又緣一根獨木橋回到此岸，反複與溪水糾纏一陣，好一陣才能潛出竹林。你可能覺得前麵一亮：天地洞開，藍天白雲，有兩戶人家竟在那高坡上拋出炊煙。
你會聽到狗的叫聲，微弱而遙遠。
你知道這裏遠不是人間的盡頭。隻要你有氣力，扶著竹杖繼續溯水而上，你還會發現小路，通向新的密林和新的山穀，也通向新的驚訝——在你覺得山岩和雜樹將把小路完全吞沒之時，已經準備完全放棄之時。隨著一隻野雞在草叢中撲啦啦驚飛，一塊更大的光亮撲麵而來，出現在剛才貼身擦過的一塊巨石那邊。那裏有竹林後的一角屋簷，地坪前有晾曬的衣服，有開犁的農田以及盛開的花叢。
你覺得這裏任何一扇門都應該是你的家。朋友們也覺得這裏令人驚羨——真美嗬，隻是交通太不方便，有人曾一邊擦汗一邊這樣說。但“方便”這話該怎麽說？細想之下，如果說這裏太不方便，那麽城市裏的方便體現何處？市民們買零食很方便，但呼吸新鮮空氣遠不如在這裏方便，常常需要驅車數公裏或數十公裏去郊外的公園；市民們進茶樓酒館很方便，但飲用潔淨水遠不如在這裏方便，即便有錢買得起桶裝礦泉水，也經常埋怨送水不及時或者埋怨水質不可靠；市民們看電影和逛商店很方便，但與動物和植物交道遠不如在這裏方便，養條狗還得躲躲藏藏還得掛牌繳稅還得防止鄰居的厭惡；市民們去北京、上海、美國、歐洲很方便，但觀飛瀑聽鬆濤邀百鳥賞明月遠不如在這裏方便，常常要忍受窗外的廢氣、煙塵甚至沙塵暴，有時隻能把自己鎖在蝸居鬥室裏，拿電視裏的觀光節目來過過幹癮；市民們串門聚會有空間的方便，但人心和人情的交流遠不如在這裏有時間的方便，常常不知閑暇為何物，不知鄰居是何方人士，與親友同城而居卻不易相聚，家有藏書累累卻難有機會開卷，最後還可能鬧出個日本式的“過勞死（karoshi）”……這樣一比，不知為什麽沒有人一邊擦汗一邊歎息城市的不方便。
在工業和市場化出現以前，這裏靠近田土，靠近山林，靠近水源，其實是家居最方便的地方。燃料就在屋後的山坡上，飲水可以用竹筒直接引入房中，建築材料就來自門前的泥土和窗外的柴窯，家具材料就是路邊砍倒了多年的大樹，脂肪和蛋白質就在伸手可及的層層梯田裏生長著，在雞塒裏、豬欄裏、羊圈裏、套夾裏、陷阱裏、蜂箱裏、閘網裏以及四周山坡上儲藏著，還能想象出比這裏活得更方便的地方嗎？直到人們的生活需要電器，需要煤氣，需要玻璃、水泥、鋼鐵等新型材料，總之需要一切從工廠和市場裏得到的東西，這裏才突然變得不方便起來，才突然成了所謂偏僻之地，才產生了遠離公路的歎息。一個崇尚公路的時代已經到來。這是一個以公路以及其他交通幹線為紐帶，從而徹底改變地圖和地理意識的時代。公路是文明的末梢、觸須以及救生纜繩，隻有抓住它才能得到現代化的救贖，才能通向工業技術、信息技術的創造和享受。
這當然是事實。但公路的那一端的城市是自然日漸稀缺從而日漸珍貴的地方，是人們拋離了自然從而百倍渴念自然的地方，這也是事實。如果考慮到生命體最重要的物質條件是空氣、陽光和水，同時也考慮到自己對技術進步的向往，比較而言，我該選擇哪裏停下來？
文明，剛好需要對文明的反省。我到過意大利的龐貝，在那一座古羅馬文明的石頭城裏，驚歎文明的宏偉和深遠，刹那間就成了一片廢墟。早在幾千年前，龐貝就有了寬闊廣場和通衢大道，有了供水和排水的合理管網，有了精美的樓台、花園、浴場、凱旋門，不會比現在的很多都市更差。龐貝還有似乎過多的環形劇場和運動場，記錄著文化體育活動的豐富，比現在的很多都市肯定更好。龐貝還有高聳的法院大樓和公民自由辯論的場地，表現出古歐洲文化的特有傳統，不能不讓人想象那時候這裏人聲鼎沸的盛況：溫暖的陽光之下，人們裸露著驕人的肌肉，願躺就躺，願立就立，願吃就吃，願睡就睡，投入體育競技之餘從事工藝製作，享受情愛之餘傳唱歌謠，交易貨品之餘辯論哲學與政治……賀拉斯和維吉爾都不過是那些半裸者中普通的麵孔，與身旁的鐵匠或騎手共同探討著真理。那裏的人可以同時是商人、演員、學者以及政治家，一身數職，一生數業，也許是比當代很多人更完整的人。那裏當然不會有汽車和飛機，不會有因特網、宇航衛星、激光唱盤、磁懸浮列車、無線電話以及機器人，但撥開這些機巧的器具，誰能說那種赤腳長袍的多方位個人生活不更符合人性？甚至不比當代人更——文明？
龐貝是一塊沉埋在曆史中的化石，證明人類的文明一直在演進，有獲取也有失去，有蛻變也有返祖。也許，我們在視覺上比龐貝人更文明了，比方說已經取消了恐怖的角鬥，銷毀了殘忍的刑具，甚至已經在很多國家取消了死刑；即便還有死刑，用藥物注射代替砍頭和槍斃，讓死亡貌似睡眠，也在成為重要的刑法改進，成為很多人津津樂道的文明風範。問題是：注射隻是免除了見血的恐怖，與砍頭和槍斃沒有實質意義的不同。取消死刑也隻是免除了公開的殺人，至於用貧困、疾病、生產事故、環境破壞一類手段造成的無形殺人，甚至大規模的殺人，在當今世界並不曾得到過遏止。較之於平均每天有兩萬多兒童死於發展中國家，當年幾個角鬥場又算得了什麽？
還可以說，我們在聽覺上比龐貝人更文明了，紳士們不會咀嚼出聲，淑女們不會當眾放屁，革命好同誌不會拍桌子，城市噪音也在一步步減少。除了這些象符的文明化，層出不窮的修辭方法，也正在把語符係統更革得溫和可親：“黑人”變成了“有色人種”，“土人”變成了“原住民”，“失業者”變成了“待業者”和“富餘人員”，“酒鬼”變成了“有酒精問題者”，“傻瓜”變成了“慢速學習者”，“瘸子”變成了“有身體障礙者”，“貧民窟”變成了“城市腹地（inner city）”，“監獄”變成了“糾正機構（correctional facility）”……但一切刺耳的聲波即便都能消除，卑賤者可曾因為言說的委婉而獲得了高貴？人際之間粗暴壓迫是否因為聲響的悅耳而比龐貝有所減少？世界大戰就不用說了，一場由政治狂熱或經濟投機造成的百業凋敝，足以在一夜之間使千萬人失業或失學，無衣或無食，比較而言，古羅馬的奴隸製度還能再壞到哪裏去？
作為一次全球性的化妝，文明有效地摘除了視、聽、嗅、味、觸等方麵的惡象，進而消除文字中的惡語，誠然減輕了人類的一些痛感，卻並不能從根本上取消任何一道道德難題和政治難題。相反，文明使這些難題變得更為隱形化和無象化，逃離我們的日常感覺，從這一角度來說，倒是有可能使問題變得更難解決，甚至更難了解。
我知道這樣一個發生在身邊的例子：老木以港商身份並購了兩家國營企業，玩的是空手道，一紙許諾注資的合同就取得了產權，然後在評估資產、抵押貸款、擴股融資、投資失誤、申請破產等環節做了手腳，最終狠狠地刮走了一瓢。這是他最為得意的大手筆。兩家企業都垮了，被他抽血了。失業工人憤怒地到處找他，在他的寓所裏貼滿大字報，盜走了他的德國奔馳汽車，最後還把他的保鏢和他本人全打得頭破血流。這個事情該怎麽處理呢？文明社會的文明人，隻能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老木的並購、經營、破產手續全都是合法的，經過了境內外多家審計所、公證處、律師事務所、政府有關機構的認可，法院挑不出任何毛病。而暴怒的失業工人確有違法之舉：貼大字報不對（警察同情工人，稱大字報既貼在屋內就不算貼在公共場所，未與追究）；盜汽車不對（警察同情工人，稱汽車既為熟人所開走並且公開化，就屬內部糾紛而不算刑事犯罪，未與立案）；打人致傷當然更不對（警察雖然同情工人，現在也無法可說了）。事情的結果，是老木這個吸血者坐飛機去了香港，而帶頭打人的三個工人受到刑事處分。
我知道老木是文明的受益者，把兩千多工人文明地掠奪以後，用文明的泡沫洗淨了手上的血跡。
倒是受害者手上留有刺目的血跡。
這就是文明的無血跡與不文明的血跡。
我當年是多麽向往文明嗬，是多麽向往偉大的都市嗬。在知青點的時候，扳著手指頭數著日益臨近的假日，找不到汽車就頂著風雪步行上路，從天明走到天黑，才趕到了縣城的火車站。火車也過站了，我不耐等待，在站台上轉悠了一陣，看上了一列運煤車。我在啟動的煤車上被不斷旋來的煤粉嗆著，全身很快變黑，頸子裏也結出一層煤垢，硬如鎧甲使腦袋難以轉動。咣的一聲，我一個噴嚏把自己打入了黑暗。光明在我身後迅速微縮，再微縮，飄飄忽忽的一個白點，直到最後完全消失。我感覺列車不是在平行地移動，而是豎起來向地心深處墜落。我想掙紮，但黑暗中看不到自己掙紮的手腳，更談不上掙紮的方向。出口在哪裏？在左邊在右邊在上邊在下邊？咣當咣當的車輪聲突然膨脹和爆炸，不是來自哪一個方向，而是來自各個方向的鋼鐵的恫嚇，一團團猛擊我的腦袋。我咣當咣當的腦袋不管用了，不知道煤車為什麽沒有傾翻過來把我埋掉，不知道列車為什麽沒有傾翻過來把我壓成肉醬而我居然還好端端地坐著。我好一陣才明白過來：眼下已進入了一個長長的隧道……
我就是那樣一身黑煤急切地投入了文明，投入了都市，更大的都市，更更大的都市，更更更大的都市，直到幾十年後的現在，重新獨坐在山穀裏，聽青山深處一聲聲布穀鳥的叫喚。我並不後悔，而且感謝這些年匆忙的生活，使我最終明白了文明是什麽：既不在古代也不在當代，既不在都市也不在鄉村，隻是在每一個人的心裏。佛僧們說：“立地成佛。”你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停下來，跺一腳，說這裏就是地球的中心。你可以在眼前任何一片葉尖的露珠上，看到你燦爛的幸福。
兒童
魯少爺舉起筷子，注意到朋友們的一片興高采烈之中，兒子遠遠朝他投來怒目。他知道兒子在想什麽，粗聲說：“吃吧吃吧，不要緊的，這些都是菜鴿，同我們家的鴿子根本不一樣，反正是你不認識的。”
“那你們上次吃的青蛙呢？”兒子還是百倍警惕。
“菜蛙嗬，沒錯，菜蛙。”
“你們剛才還說吃孔雀！”
“那也是菜孔雀！”
“你們還要吃菜人吧？”
餐桌上爆發出大笑。魯平覺得加加今天太搗蛋，把筷子一拍，“你他媽的才是菜人，吃就吃，不吃就拉倒。小雜種哪來那麽多廢話！”
兒子眼睛紅了，撅著嘴，扭過頭去看電視，不管身邊的伯伯叔叔們如何哄勸，隻是幹幹地咬著手裏一隻饅頭。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的加加。我得承認，當時那麽多大人沒能回答他的問題，也不能理解他，是大人們的殘酷。他怎麽能夠區分“菜（飼養）”的和不“菜”的？又為什麽一定要接受這種區分？在兒童們的眼裏，生命就是生命，而一切弱小的生命都值得憐愛，包括老虎中的小老虎，豺狼中的小豺狼，鯊魚中的小鯊魚，馬熊中的小馬熊——任何動物隻要弱小，就沒有侵害性，難免讓人暗生一種毛茸茸黏糊糊的溫情。
我相信，這就是同情，是目光中的情感濾鏡，是人道主義理論體係最為深遠的生理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