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具象在人生中
卷二
具象在人生中
空間
有幾次坐飛機我都遇到空中摸彩：中彩的旅客可獲得下次旅行的免費機票一張。這當然很有刺激性。當中彩者的座號由主持小姐以職業化的激動語調大聲宣布時，叢林般站起來的人們終於齊刷刷盯住某一張麵孔，然後鼓掌和唏噓。有意思的是，此時懊喪者很多，其中最為懊喪的，必是中彩者的鄰座。我的一位朋友就充當過這種角色，為擦肩而過的幸運頓足不已：“就在我身邊嗬，就差那麽一點點嗬……”
其實，如果不是那麽一點點，如果幸運者離他有百米之遙，事情的結果有什麽不同嗎？為什麽中彩者坐遠一點就可以讓他較為心平氣和？
距離決定了懊喪，還能決定戀情。一位外國作家寫婚外戀，寫到女主人公隻有在外地旅行時才願意與情人幽會，因為這個時候丈夫在遙遠的地方，她才有偷歡的興致和勇氣。這當然也有些奇怪：丈夫在兩個房間之外，或在兩個街區之外，或在兩百公裏之外，其實都是缺席而已，同樣的缺席者為何會因為距離的遠近而有所改變，直至不對她構成道德或情感的壓力？
空間是物體存在的形式，物體在不同的空間位置看來完全不是一回事。常識告訴我們，兩個人談話時的距離與位置不可小視，距離過於近，到了“促膝抵足”甚至“耳鬢廝磨”的程度，大概就不可能是貿易談判和外交對壘了；若座位相對並且高低兩分，分到了被告需要仰視法官的那種地步，那大概也就隻能公事公辦而不容易柔情蜜意了——很多會議廳和接待室裏的座次格局都遵循著這種政治幾何學。與此相反，醫院、郵局以及航空公司一類服務機構，眼下在降低櫃台高度，紛紛撤除營業窗口的欄杆和隔板。這種空間改革當然深意在焉：一種買賣雙方的輕鬆氣氛和親近關係，必須在一種平等、自由而開放的幾何形式裏才可能撲麵而來悄入人心。
英國生物學家莫裏斯在《人類動物園》一書裏，還將社會衝突最深層的原因歸結於生存空間的窄逼，而利益的爭奪，思想的對立，在他看來隻能算作衝突的枝節和借口。他與眾多同行們反複觀察和試驗，發現“生活在自然環境中的動物並無大量傷害同類的習慣”，而猴子的互相屠殺、獅子的互相虐待、鳥雀的互相激戰、刺魚的互相攻打，“通常發生在最擁擠的動物籠中”，因此是擁擠而不是別的什麽，才是敵意和暴力的最大禍根。莫裏斯說，人類不過是“穿著不同服飾的裸猿”；人類社會，特別是人類都市社會，是一些過分擁擠的“超級部落”。這種部落中的人口數量已經大大超出了恰當的生物學水準，結果必然是：戰爭、暴亂一類大規模的殺人形式幾乎難以避免，奴隸製、監禁、閹割、流產、獨身等也不能不成為緩解人口壓力的有效手段——雖然這些方法十分殘酷，失去了理性和智慧的控製。
莫裏斯的忠告很難被人們接受，一個個更為擁擠的都市還是在這個星球上出現，一個個敵意和暴力劇增的高風險區仍然是人們奔赴的目標。人們投入這些超級部落，尋求創造的機會或者統治的地位，尋求群體的協作或者獨行的自由。他們中間畢竟有很多成功者，需要指出的隻是：在很多時候，成功也可能隻是一種成功感，不過是一種空間比量後的心理幻覺。我常常看到有些都市人為自己的居地而自鳴得意，曆數都市裏那些著名的摩天大樓、博物館、大劇院、音樂廳以及大人物——其實他們忙忙碌碌很少有機會享受那些設施，一輩子也可能見不上什麽大人物，與鄉下人沒有什麽兩樣。但那些東西就在身邊嗬，就在大牆那邊嗬，就在馬路那邊嗬，這就足以讓他們油然多出幾分自豪和放心。這種心態也延伸到有些出國尋夢者那裏。他們常常無緣接觸更無法占有國外的好東西，甚至生活質量比在國內時更差，但與曼哈頓近多了，與盧浮宮近多了，至少也是心中穩穩當當的安慰。
看來，所謂都市無非就是諸多好東西離我們近一些的方式。更近一步說，占有呢，占有無非是諸多好東西離我們更近一些的方式——如果少量日常必須消費品除外的話。有些女人愛逛首飾店，買下什麽意不在穿戴，不過是以後可以在家裏看首飾。有些男人愛逛古董店買下什麽意不在倒手，不過是以後可以在家裏看古董。這裏隻有場地更換，如此而已。還有一些讓人匪夷所思的守財奴，日食不過三餐，夜居不過一室，積攢著那麽多錢財並無實際用途，無非是可以把樓宅、珠寶、存折之類不時拿來盤算和欣賞一番聊以自慰。其實他們完全可以換一個地方，走到大街上放眼世界然後把所有財富權當己有，都拿來盤算和欣賞一番，因為那些用不上或用不完的東西，擺在街上與擺在家裏，終究沒有多大區別。
現在有了照片、電視以及博物館，交通手段也方便多了，世界上包括金磚銀錠在內的任何好東西都不難臨場目睹，不必把它們都搬到家裏來看，不必以為這種看才有滋味。至少月亮與太陽就不宜搬到家裏來看吧。但人類就是這樣沒出息，一代代人常常就折騰在從家門外到家門內這段奇怪的空間距離裏，於是多出了好些戰亂、政爭、貪汙、陰謀、抹眼淚、研討會、心絞痛、金融危機等煩心的事。從這個差不多是幾何學的角度出發，我們似乎可以說，精神常常是對物質空間狀態的反映，曆史常常是從事財富位移工作的一個搬家公司，是把某些東西搬近搬遠搬來搬去的一筆昂貴運費。
記憶
你記得那時門前的水麵，總是有一隻大鳥掠過，劃破一縷縷飄移的藍色霧氣。在月色朦朧的深處，傳來了疲憊的搗衣聲，還有口琴的吹奏被風攪得七零八落，飄入了壩下餘熱未盡的稻田和藕田。你卻不記得那個吹口琴的鄰隊知青叫什麽名字了，不記得自己曾經與他說過什麽。
你記得早上起來的時候窗外一片冰天雪地，你掀掉大涼席上的大被子，發現院子裏有豬在叫，一個身高剛夠桌麵的小孩居然在操刀殺豬，揪住豬尾一拖，將龐然大物從容放倒。還沒看清他的動作，豬頸上已有一個口子紅血噴注，流入了身旁沾著草須的瓦盆。你記得這一切，但不記得那天你為什麽借宿在外，更不記得那個操刀猛士是誰家小孩，如何還有殺豬的驚人本領。
你可能還記得天邊那令人驚駭的烏雲，像一盆巨大的濃墨壓頂潑來，雲的邊緣卻被夕陽鑲上了一輪彎曲的金邊。烏雲有兩層或三層，鋼灰色的高雲，與濃墨色的低雲形成了明顯夾層，夾著一個幽深闊大的空間。有一隻迷途的山鷹在那裏上下翻飛，似乎不知道從哪裏才能逃出這暗夜的四麵合圍，逃出自己的絕望。你這一輩子從未見到這種景象，也許永遠不再會見到這種景象。你記得那一刻的全身哆嗦，但不記得那一天你為什麽外出，是在什麽地方觀看這雨前的烏雲，同行者還有哪些人以及同行者發出了怎樣的感慨。
這些事情你都忘了。
你的記憶中留下了很多景象，但與之有關的前因後果卻大多消失無痕，就像博物館裏的牆上圖片尚存，說明文字大多已經脫落——是圖片比文字更便於記憶麽？如果沒有紙寫筆載，言詞的有效保存期是否要大大短於圖像？是否總要早早地褪色和蒸發？兩年前，時值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紀念，一個刊物邀請我寫篇文章，回顧一下我們的當年，十幾個催稿電話打得我實在不好意思而且有了負疚感。但我一次次鋪開稿紙還是沒法寫。我的記憶力變得如此糟糕，腦海裏的零落圖景總是殘缺必要的說明文字。即便我十分珍視那一段故事，也沒法把碎片重新編織成章。
事實上，我忘了當時朋友們說了些什麽，寫了些什麽，為什麽高興，為什麽生氣，為什麽到縣城去結識了更多的朋友，為什麽一律剃成光頭後來又為什麽一律迷上了木匠的手藝，還有老木與大川為什麽大吵一架憤而割席……而隻記得一些依稀的印象：知青戶有一些禁書，大家曾經像大學者那樣每人一盞小油燈讀書到深夜，然後一臉莊嚴地圍在小桌旁，討論一些特別重大的事情，至少是討論到國家副總理一級的人物，至少是討論到能管上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曆史大規律，如此等等。依據一些支離破碎牽強附會的傳聞，爭吵得麵紅耳赤氣喘籲籲，其結果也毫無用處而且往往過幾天就忘卻。有些女知青甚至並不知道在討論什麽，常常把名字搞錯胡亂放炮。但我們必須討論，必須嚴肅地討論，至少得用用“革命”、“國家”、“哲學”這一類大詞，斷斷乎不能談及庸俗無比的豬油和酸菜。我們肯定在哪一部電影裏看到英雄們就是這樣幹的。
我們還有層出不窮的豪舉，比方在農民家裏大口吃著蒼蠅叮過的剩飯，二話不說就把身上僅有棉襖脫給缺衣的窮漢子，自己花錢印出一些油印教材然後開辦農民識字夜校。夜校是辦成了，農民都興致勃勃地帶油燈來識字，但他們總是思想落後得很頑固，總是一邊唱《國際歌》一邊摳著腳指頭，一邊聽著馬克思一邊放出臭不可聞的紅薯屁。巴黎公社有良種豬苗麽？也搶收晚稻麽？那他們不成了好吃懶做的二流子？憑什麽還要大家來學習？……這些山裏人真是愚不可及，但青年啟蒙家還是特別的耐心和自信，恨不得揪住他們的耳朵讓他們一眼看清進軍凡爾賽的道理，恨不得猛踢他們的屁股，讓他們在蚊蟲叮咬之下明白寫對聯根本沒有支援古巴和越南重要，明白古巴和越南一旦失守我們也就統統完蛋。我們肯定也是在哪一部小說裏看到英雄們就是這樣幹的。
最後，我還能記得朋友們的各種英雄動作，比如，見到遠方來訪的同誌，緊緊而且久久地握手，以示千言萬語都在無言的兩手中交流；比如，大寒天還冷水洗澡，以示革命者正在為明天更艱苦卓絕的事業而磨煉自己的皮膚和意誌。嵩山大隊的來辯論，有人望風，有人做飯。來人見到望風的便交換口令，一方舉起右手壓低聲音說“消滅法西斯”，另一方就舉起右手壓低聲音說“自由屬於人民”——當時一部外國革命影片裏的地下工作者們，在某個聯絡點相遇時就是這樣幹的。我不記得那是一部阿爾巴尼亞還是羅馬尼亞的影片，更不記得影片的名字是什麽。這一規矩後來還傳到了廣西和廣東，獨眼老木拿著女生們賣血的錢，到那裏去串訪更多的同誌，若不是我們這邊有人堅決反對，他差一點就在那裏成立了一個黨，一個要鬧得人頭落地的黨。
他們接頭時也在消滅法西斯和自由屬於人民，隻是更多了一個暗號：手裏的蘇聯小說《落角》或者是《白輪船》。
生活常常出自一種模仿，模仿記憶中某些事物。對於青年人來說，這些記憶可能來自電影、小說、音樂、圖畫、雕像以及博物館，來自某些英雄的文化媒象。他們或是衝鋒陷陣舍生忘死殺敗了羅馬帝國的大軍，或是在延安開荒種地挑水掃地為老大娘送來救命糧，或是衣衫襤褸地在篝火前和戰馬前拉著手風琴等待頓河邊詩情畫意的黎明。歐美的、蘇俄的、中國的文藝作品在當時是這些媒象的主要提供者。這些媒象從各種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乃至保皇主義的傳奇英雄們身上抽離出來，從各種社會主張和曆史事件中過濾出來，成了青年們操作生活的藍本。他們無意複製前人的意識觀念，不大關心而且很快忘卻了那些意識觀念，隻是想重演那些激動人心和趣味無窮的細節——比如一次秘密接頭時的口令。
記憶定製了模仿，模仿鞏固和再生了記憶。模仿是一種具象的繁殖，經過一層又一層記憶的中轉，傳之久遠和播之廣遠。比較而言，語言是一些難以記憶的奇怪聲波，文字是一些難於記憶的複雜筆畫，語言文字的記憶需要專門的學習和訓練，對於大腦來說是一項較為生疏和艱難的業務，因此在缺乏特別學習和訓練的人那裏，總是力不從心，業績較差。小孩模仿成人的動作和神態很容易，要傳達成人嘴裏的言語或筆下的文字，特別是一些大道理，往往就說得一塌糊塗。成人其實也強不到哪裏去，通過接觸文藝作品，他們很可能模仿古代某位英雄將軍刮骨療毒、單刀赴會一類行態，要重現他嘴裏的文詞，特別是一些忠君報國的大道理，往往言之不詳，頂多也隻是三言兩語。正因為如此，一段即便是十分重要的文詞，包括曾經讓我們激動萬分或者耿耿於懷的思考，曾經讓我們唇槍舌劍或者冥思苦想的辯論，要不了多久，就會在人腦裏大麵積死去，最終所剩無幾。在這樣的情況下，人腦記憶裏英雄的意識形態當然迅速淡逝。英雄如果被後人模仿，首先一定是姿態和動作的模仿。
前人說過，“得象而忘言”（王弼語）。看來，言詞易忘，自古皆然，不僅是詩文家的道理，也是前人對心智性能的某種總結。
愛情
知青戶開始幾乎是一個共產主義部落，口糧和油都是公有，各人從家裏帶來的豬油或醃肉也一律充公，還有晾曬在木樓前的衣服，誰抓到什麽就穿什麽，大川的上衣常常到了我的身上，我的襪子常常到了老木的腳上。知青的母親若到鄉下來探望，對兒女身上十分眼生而且權屬混亂的“萬國裝”總是大為惶恐。
共產製度大約在一年後解體，原因不是來自外部的壓力，比如母親們的嘮叨從來都隻是我們的耳邊風，從未被認真對待；也不是因為內部私有財產的增加——解體之時大家仍然窮得彼此一樣，沒有什麽金銀財寶需要分配或爭奪。在我看來，共產製度的解體其實隻有一個簡單的原因：愛情。
沒有愛情這個俗物的時候，同誌們道德上都較為純潔，奠定了公有製的重要基礎。一段時間內，少女們都受到少男們的剝削，似乎並不在乎剝削，包攬了洗衣和做飯一類家務，每天從地上收工回家，天色已暗，蚊聲漸起，聽任男生們去看書或者遊泳，聽任他們高談闊論布哈林或者舒伯特，自己卻一個個黑汗水流地燒柴做飯和喂豬喂雞。直到飯菜飄香了，大男子們才拍打著蒲扇，換上了幹淨的衣服，坐到飯桌邊來，對飯菜的味道評頭品足。她們因此不大了解除布哈林或者舒伯特，常常成為大男子們的笑柄。有一次小雁鬧了一個什麽笑話，被大川取笑，說她真是頭發長見識短。她頂嘴，更遭大川訓責，於是奪門而出，哭得眼睛成了個紅桃子。
她們忍無可忍憤然反抗，但這種反抗仍然充滿著集體風格，似乎是全世界女性團結起來討還公道。她們不下戰書就開戰，悄悄地罷了工，直到月掛枝頭蛙聲四起，大男子們腹中咕咕作響了，才發現事情有點不對勁，夥房裏居然一絲動靜也沒有，女生們的房門居然全數緊閉。他們圍著一口冷鍋轉了好一陣，麵麵相覷，隻得接受婦女鬧革命的現實，無可奈何地開始洗菜和淘米。但他們混賬透頂地見雞蛋就打，見醃肉就切，惡心的紅薯絲甩到一邊去，鍋鏟在豬油罐裏刮得當當響，撲鼻的香味史無前例地彌漫開來。少女們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又一次同仇敵愾：“你們明天就不吃油了麽？”“每餐都要搭配紅薯絲的你懂不懂？”“可恥呀那些邊葉、菜根都是好東西！”……她們衝上前去重新奪回菜籃子和鍋鏟，但被少男們趕出夥房，隻能在緊閉的門外憤怒地咚咚咚打門。
在這個時候，她們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榮辱與共，利益相連，說話時都習慣於用“我們”而不是“我”，連吃不吃飯都統一步調，見男人們在夥房裏可恥的大浪費，便全體賭氣不吃以示抗議。她們就是這樣一夥共一個腦袋的人。但她們的團結其實也很脆弱，特別是在愛情麵前一觸即潰。事情首先在這一天暴露出來：老木找柴刀，在易眼鏡的床下發現了半瓶白砂糖，根據團體內嚴格的共產製度，鬥膽私藏食物者，須淋豬糞一瓢以作懲戒。少男們興奮無比，快意地狂笑，七手八腳大動家法，把易眼鏡強拉到豬欄邊，拉扯得他的眼鏡都掉了。
“你們不要欺侮老實人！”小青跑來奪下糞瓢。
“你以為他老實嗬？”
“他破壞公約罪惡滔天。”
“他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是埋在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
……
我們鼓動她一起參與製裁，去拿塊抹布來堵住易眼鏡的嘴。
“不就是一點糖嗎？他憑什麽要上繳？”小青黑著一張臉，指頭差點戳到木胖子的鼻子尖，“憑什麽你就可以抽煙喝酒？憑什麽你的煙酒不充公他的糖就要充公？這裏的人還沒有分三六九等吧？”
似乎不是一般的同情了，而是別有味道了，讓人傻眼了。事情鬧到這一步，易眼鏡也豪氣大增，從七八隻手那裏掙紮出來，搶過老木手裏的糖瓶子，對地下叭的一聲猛砸，“你們去吃，去吃，吃了去爛腸子屙血水！”
說完拉著小青就走。
大家突然發現易眼鏡與小青的形跡可疑，回憶起這對狗男女最近經常在一起說話，不光惦念著代數和幾何，還經常鬼鬼祟祟一同去菜地或河邊，小青織的一件紅色毛線衣已經出現在易眼鏡身上，易眼鏡的一隻熱水瓶也總是出現在小青的床頭。好哇好哇，居然還有了白砂糖，說不定還私下消受了好多山珍海味呢，說不定還避開眾人花天酒地呢。男人們如夢初醒，怒斥愛情的香風臭氣吹得這對狗男女昏了頭。
他們當然錯了。易眼鏡與小青其實不會比他們中間的任何一位更自利，很多年後他們才會最終看清這一點。即便是現在，小青砍的柴也比任何人砍的更多，洗的衣也比任何人洗的更多，為了給大男子們籌集回城的路費，她毫不猶豫地去醫院賣血。但砍柴、洗衣、賣血是一回事，白砂糖是另一回事。白砂糖是愛情的象征，正像一個眼神，一次撫摸，生病時的一碗藥湯，生日裏相贈的一條手帕，是不能被剝奪和替代的。愛情必須有相應的物化形式，需要言詞以外更多圖像、聲響、氣味和觸摸的形式，才能確證愛情的真切存在。我的一個朋友最近說，他妻子每到周末和節日都強烈要求他贈送鮮花，鮮花是他沒有第三者的證明——雖然完全不可靠。我的另一個朋友說，他妻子是海南人，每天都要對他進行愛情的考驗，包括一次次盤問你到底愛不愛我，並且堅決不容許他用方言“新嗬幾（親愛的）”、“哇礙魯（我愛你）”之類來敷衍。那豈不是成了“星火街”、“華愛樓”一類可笑的地名麽？哪裏是愛？這就是說，妻子即便能聽懂方言，但期待的回答不是語義而是語感，是純正普通話裏的莊重和神聖。她隻需要特定的表達形式。
愛情似乎隻有在形式裏才能存活。
進入愛情的人差不多都是形式主義者，女性尤其可能這樣。易眼鏡和小青很快找到了白砂糖以外更重要的形式：單獨開夥。他們買來了自己的鍋，壘起了自己的灶，有油有鹽地過起了小日子。相伴而炊，相對而食，你吃我做的湯，我吃你夾的菜，還有屬於兩人世界的小瓶子小碟子等等熱氣騰騰叮叮當當，既是婚前的家庭生活預演，更是愛情的大規模建設。就這樣，愛情——或者說愛情的形式，與原有的生活格局大相衝突，直接導致了我們共產部落的深刻裂痕，讓同誌們無可奈何。大家即便還可以維持表麵的親熱，但愛情是幸福的，幸福的人嗬常常是自私的人，是重色輕友的貨，是發情的狗。離心離德，打小盤算，搞小動作，性別聯盟瓦解了不算，整個知青戶也不可阻擋地禮崩樂壞。即便小鍋小灶並不意味著道德淪喪，即便易眼鏡和小青依然在很多事情上克己讓人，甚至對分灶吃飯不無慚愧從而更願意大張旗鼓地助人為樂，但額外交情與同灶開夥仍然大不相同。大約半年以後，大川與老木的一次惡吵導致了團體最後解散。他們都覺得對南斯拉夫的看法分歧使他們無法再團結下去，其實是徹頭徹尾的自我誤解。因為在惡吵之前，這個團體已經私房話漸多，代替了公共討論；私房錢漸多，代替了公共財政；私下關照漸多，代替了公共友誼。團體早已徒有其表，到最後，竟有大小四套鍋灶出現，使浪漫的、歡樂的、充滿著蘇俄共青團歌曲味道的時光一去不返。
核心人物的分裂，不過是給搖搖欲墜的泥牆最後推了一把，為飛鳥各投林提供了一個較為堂皇的理由。
我一個人走進夥房，看到一片愛情的殘湯剩飯和杯盤狼藉，感到不寒而栗，覺得自己也該離開這裏了。
女人
我相信女人是千差萬別的，並沒有統一規格，關於女性共同特征的說法常有太多的誇張、武斷以及男人的偏見——與其說女人是那樣，不如說很多男人希望女人就是那樣。但這並不等於對性別特征不可以進行概率性的比較。比如說吧，牛津大學的科學家們測定，百分之七十四的女人每個月流一次以上的淚，這個比例比男人的百分之三十六要高出一倍（見俄羅斯二〇〇二年《健康》雜誌）。
百分之七十四不是百分之百，但足以讓人們產生一種大體印象：女人活得更感性一些，情感更敏銳也更豐富。這個特征的形成原因大概可以寫成一本大書，在這裏隻能從略，有興趣者可以參看筆者《性而上的迷失》一文。從概率上說，女人們著裝不光是為了保暖，隻要條件許可，常常會使身上有更多悅目的色彩和線條，以證明穿戴的形式比內容更重要；她們飲食不光是為了果腹，隻要條件許可，常常對零食有更多興趣，以證明咀嚼的過程比目的更重要。她們大多喜愛逛商店，不全是為了購物，其實購物這件大俗事有什麽意思？充其量隻是逛商店的一個借口，就像吃魚隻是釣迷們的借口，健身隻是球迷們的借口，治國安邦隻是政客軍閥們爭奪權力的借口。即便是手頭拮據也不打算買任何東西，很多女士仍願意去商店朝聖，與繽紛商品熱烈幽會。萬紫千紅，琳琅滿目，熠熠生輝，變化莫測，各種商品暗示著各種生活的可能，閃示幸福的各種方向，使商店成為她們的一個夢境。
此時的男人們在哪裏呢？可能在店門旁的“丈夫休息室”裏，無精打采地看體育類報紙，或者煩悶不已地抽煙。
在我周圍的女人中，小雁最不像女人，從無逛商店的興趣，也不塗脂抹粉。在鄉下抓魚、打蛇、犁田，開拖拉機，還有後來出國留學而且讀什麽印度史和梵文，比男人還膽子大。明明有茶杯，她總是搬大碗，說這樣喝水喝得痛快。明明是一張長方形的床，她身體總是睡成一條對角斜線，踢得枕頭被子七零八落，擠得同床女伴落荒而逃。但就是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以短發男裝混在男人堆裏的人，也仍然不是男人。她隨丈夫一同去理發，見那個為她丈夫服務的理發妹太醜，很不高興，一定要換上一個漂亮的臉蛋來動手。丈夫笑道，說你就不怕我心猿意馬？妻子想了想，仍然堅持自己的唯美，說情願讓你心猿意馬，也不能讓我看著惡心，一個長得那麽醜的人，在你頭上摸什麽摸呢？
視覺唯美到了如此極端的程度，恐怕非女人弗能。法國作家西蒙·波娃說過：“愛情是女人的最高職業。（見《第二性——女人》）”其實凡感情都在女人的血管裏最充分地儲存著，隨時可以噴湧而出。中國俗語稱：“世上最毒婦人心。”是指仇恨情感之下的不擇手段和不計後果；而喜愛情感之下的不由分說和不留退路，也多表現在女性身上，一如波蘭裔的德國革命家羅莎·盧森堡女士斷言：“這個世界上如果還有一個在街壘上戰鬥到最後的革命家，那一定是個女人。”這也就是說，“世上最誠婦人心”或“世上最善婦人心”的說法亦可成立。
易眼鏡因為打傷警察而進了看守所以後，我去探視過他。所長是位熟人，讓我也順便看了一眼監房。女犯們都關在北邊，有的隻掛了一個乳罩，有的幹脆光著整個上身，用各種辦法散熱納涼，見我們出現在監視窗前根本不躲閃和回避。所長說，這些女犯多是殺人犯，多是情感性犯罪，下手最狠，不是殺情夫就是殺丈夫，詐騙、貪汙等智能性犯罪倒是很少，與男犯們有較大差別。據所長說，情感性犯罪常常比智能性犯罪更殘酷，更決絕，往往也更單純。我對此印象深刻，不由得不想起孔子在《論語》中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如果不作男權主義的解讀，這句話其實沒有太多貶義，隻是指女性與下層野民一樣，思維以具象和情感為主導，如洪水和烈焰，很容易衝決理性的羅網呼嘯而去。“養”在這裏不是“供養”，而應是“修養”、“調養”以及“馴養”之義。
獨眼
老木在修水庫炸石頭時受傷，留下一隻獨眼，並且因此獲得縣政府頒發的一張獎狀，還獲得了身殘回城的權利。他的獨眼有一種苦難感，也透出一種狠勁，使他的娃娃臉平添了幾分男子氣。
獨眼如果再配上一件鬥篷，配上手裏一條馬鞭，就可以讓人聯想到某部戰爭史詩裏的英雄——簡直是浪漫少女眼裏的一枚英雄的勳章。這樣，老胖子盡管個頭不算達標，兩腮肥肉太多，走到哪裏居然頗受女子傾慕。她們肯定已經浮想聯翩，已經把無形的鬥篷和馬鞭添加給這位獨眼人了。一位漂亮的廣東女子一見他就發呆，把他從廣東追到湖南，不由分說地進門就掃地，接著就洗碗刷鍋抹桌子，好像反正就是他的人，最終賴也賴成了他的老婆。她叫阿鳳，在香港出生，有移居香港的權利，這是老木曾經嫌拒她的理由。不料老木多年後能到香港做生意，反倒大大受益於這一段奇特的婚姻。
聽說這位廣東女子曾經也有很多追求者，其中一位還與她有五年的通信史，是一位才氣橫溢的青年詩人，也是她表哥的一位朋友。有意思的是，他們五年之後的相會，卻使女子大為失望：“天啦，他太漂亮了！”
“漂亮不好麽？”表哥疑惑不解。
“臉上連一塊疤都沒有，這怎麽行？”
“你什麽意思？你的話我怎麽聽不明白？”
“這樣說吧，他那個奶油臉蛋，充其量隻能讓我產生——母愛。”
表哥眨巴著眼，覺得女人完全無法理喻。
懺悔
我當過紅衛兵，注意過中國報刊上對紅衛兵的聲討，注意到很多長輩人和晚輩人兩麵合擊式的憤怒：你們為什麽不懺悔？你們為什麽沒有基督教那種崇高的懺悔意識？你們為什麽不談談你們那些不可告人的過去？你們為什麽不像德國首相那樣跪下來求猶太人恕罪而憑你們這樣子中國還能實現現代化麽？……
眾口一詞之下，我倒想說說不必懺悔的事情，比如，我寫過的兩張大字報，是我在學校期間針對老師的僅有兩張：
第一張大字報，是攻擊小學一位老師的。這位女教師矮胖，常常對學生摸摸頭和整整衣領，語文課也講得不錯，講課時不忘批判自己的丈夫，一個刑滿釋放的右派。也許正因為這一點，她夾著尾巴做人，一接手班主任職務，便把我以及其他所有出身於黑色或灰色家庭的學生幹部撤下，讓革命家庭的子弟全麵掌權。特別難以忍受的，是那個算術成績最臭的新班長，隻因為有一個當黨委書記的好爸爸，就被班主任寵成了紅色大公主。不但考試中可以無端加分，勞動中可以無端閑玩，在任何一次出外支農時都可以吃到班主任偷偷特供的蘋果或臘肉，根本不同貧下中農的白菜蘿卜相結合，享盡了人間榮華富貴，氣煞了滿朝文武，讓我們幾個男生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我們糾集起來，往講台上射過尿，在廁所裏畫過漫畫，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好機會，回到母校給老師貼了一張大字報——當時我們是初中生，不理解一個女教師難以承受的政治恐怖，不理解她的不公道後麵的無奈。我們是成人以後才想到這一層的。
第二張大字報，則是攻擊一位中學老師的。這位男教師瘦高個，掛金邊眼鏡，據說在國外讀過書，又為駐華美軍當過翻譯，身上至今還有一股從敞篷吉普裏走出來的風流味，動不動就打一個響指，好像在日本招妓或者在菲律賓贏了台球。這一天是他的英語課，我前座的一位同學有些拘束不安，被美軍翻譯發現了。對方過來檢查他的課本，發現是一個冒牌的舊練習本，便生氣地叫他站起來，問他為什麽沒有書。他支支吾吾好一陣，說自己沒有錢繳學費。美軍翻譯輕蔑地哼了一聲，將練習本甩回桌上：“魯平，你不是讀書的材料麽！”這句話羞得我的前排同學低下頭去，前額差點砸到了桌麵。我是這件事距離最近的目擊者，我親眼看到了老師的眼光寒意侵骨，親眼看見了叫魯平的同學低著頭站了整整一節課，還看見了他的褲沿高高吊起，腳上凍得紅腫的雙腳沒有穿襪子，插在一雙空蕩蕩的紅色女式大套鞋裏。這位搬運工的子弟後來幾天沒有來學校，是班上同學湊了學費送去他家，他大哭了一場，才掛著鼻涕重返教室。這當然是我後來寫大字報痛斥美軍走狗的好題材。
回想這兩張大字報，我應該向老師道歉，清算當時那些粗魯的火氣，清算那些不著邊際的結論，比如不公道就是不公道，缺心肝就是缺心肝，人皆有缺點，有缺點並不一定是什麽“複辟資本主義的幹將”或者“鑽進革命隊伍的蛀蟲”，而這些大帽子無疑是可笑而且傷人的政治恫嚇。但我不會懺悔。我想不出為什麽我應該懺悔——這與承認自己也是那個時代悲劇基礎的一分子從而加以反省檢討，不是一回事。我不會懺悔是因為一個人靠父親官職而取得特權是不可接受的，我不會懺悔是因為一個人因貧窮而受到歧視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有權對這一切表示反對，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有權表示反對。
即便一個初中學生沒有找到更好的反對方法，理應就此向當事人道歉。
懺悔是一個道德概念，追究行為的動機，一種正當的反抗即便造成了令人遺憾甚至可怕的結局，應該得到及時的反省和糾正，但與懺悔沒有什麽關係。醫生手術失誤可以有技術的檢討，但不需要懺悔。士兵衛國殺敵可以有對死者的同情，但不需要懺悔。隻有惡意才應該懺悔，無論這一惡意表現為善行還是惡行，帶來了善果還是惡果——包括沽名釣譽的到處行善。正因此，如果我想趕一把道德時尚，用假惺惺的真誠在滿世界譴責紅衛兵的異口同聲中再添一道尖音，把特權與反特權的關係顛倒過來，把歧視與反歧視的關係顛倒過來，那麽才是鑄下大惡，才真正值得懺悔。那甚至是對兩位老師的進一步侮辱：他們肯定知道我應該道歉但不需要懺悔，他們從不要求我懺悔因此更讓我長久地尊敬。
我當然知道，我也有值得懺悔的事，將在本書後麵說到。我還知道，不少紅衛兵手上確有鮮血。我看見過老木怎樣被紅衛兵毆打，看見過高君家怎樣被紅衛兵查抄，還看見過紅衛兵的起哄聲中，一位右派女教師怎樣頭發蓬散，糨糊滿身流淌，跪在毛主席像前背誦《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如果背不出，她就得去與另一個男性反革命互相扇耳光，被揮舞著皮帶的紅衛兵大聲威逼。我心裏發緊，看見她眼裏既沒有憤恨也沒有恐懼，是一片深廣無限的空洞，沒有眼珠而隻有眼珠的化石，比一具僵屍更讓人驚心。她肯定想到了死，想到了救命的一聲槍響或一根繩索，問題是她輪不上這種好事，她死不了也活不了，於是一時沒有了主意，眼光突然凝固成茫茫荒漠，阻擋著她進入下一秒鍾——那是我看到的人世間最為悲慘的無助。她最終還是死了，自殺在校園後麵的瀏陽河。人們都知道是初一（一〇一）班那夥小屁孩製造了這一暴行，他們應該對此負責並受到審判。人們也知道是當時的國家機器廢除了這種審判因此國家機器就應該受到審判。有幸的是，那一夥隻是學生中的極少數。當時第一代紅衛兵、第二代紅衛兵已經在運動中出局，學校裏重組新生的主流紅衛兵組織是溫和派，其中不少成員本身就曾經受到早期某些紅衛兵的迫害，是所謂“黑七類”家庭的子女。溫和派反對暴力。紅衛兵大聯合委員會重申了“堅持文鬥反對武鬥”的命令，使所有非法關押的老師得到釋放——當時這個委員會就是學校裏的領導，軍宣隊還沒有來，工宣隊更沒有來。
這是我的所見，這是事實。
當然並不是事實的全部。我想那個剃了陰陽頭的女教師，還有更多受到迫害的過來人，更多的官員、商人、知識分子，一定比我看到了紅衛兵更多的殘暴，以至一位尊敬的老作家在幹校勞動時，看到路邊凍得哆哆嗦嗦的幾個知青，會有“狼崽子”一語脫口而出的快意（見楊絳《幹校六記》）——她肯定有足夠的見聞來支持自己的仇恨，雖然那幾個知青的手上可能並沒有鮮血，在她那裏未經審判就被定罪；雖然他們眼下身疲力乏，饑寒交迫，不像她和同行們那樣拿著國家高薪一分不少，理應得到更多的同情。說實話，我震驚於楊絳的簡單和輕率，但相信她自有仇恨的根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如此複雜的結構和如此複雜的過程，人們出於不同的生活經曆，言說時依據記憶中不同的生活實象，自然會有正常的看法各異。這並不奇怪。一個曆史事件到底是什麽，需要各種看法相互交流、相互補充以及相互砥礪，以便盡可能接近真理。問題在於，“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從官方文件、主流報刊、流行小說直到小學課堂，眼下幾乎所有關於紅衛兵的文字，都在固化和強化楊絳們心中的生活實象，同時在鏟除和收繳我親眼目睹的另一些生活實象。
在這一種文字的獨斷之下，誰要提到當時無謂折騰之外還有真實的社會矛盾，誰要提到當時不公和歧視所引起的造反是造反的一部分，誰要提到激進行為動機中還有合理與不合理的相對區別，就是為紅衛兵辯護，就是為罪惡的曆史辯護，就是可恥的“不懺悔”。公共輿論已經準備好了太多的理論、邏輯、修辭來伏擊這種異端，直到我們這一代的任何人都怯於開口，直到任何人都得用公共化文字來修剪記憶，讓不順嘴的某些個人故事徹底湮滅，以求得思想安全。這正像“文化大革命”的文字專製之下，任何人都怯於回憶和言說某個資本家或者地主的善良，或者某個“走資派”身上可敬可喜的品質。即便這些個人印象是真實的，即便這些個人印象並不要求取消他人的另一些個人印象，但仍是革命的大忌，不為公共輿論所容。當時文藝作品的公式化和千人一麵，就是這樣鬧起來的。
這樣，記憶中的有些實象合法而有些實象不合法了，有些故事可說而有些故事不可說了。對於有些人來說，以文字清洗實象成了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責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標舉著，在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中也在標舉著。一個曆史事件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包括一種激進甚至荒謬的思潮如何獲得社會基礎和大眾參與的深層原因，一種社會結構和文化譜係綜合性的隱疾所在，都在這種單向度的清洗中消失。“文化大革命”僅僅被理解成一段壞人鬥好人的曆史，一出偶然的道德悲劇。
“文革”給現代中國帶來了災難，是當代人應該深入反思的曆史。有意思的是，這一事件眼下卻幾乎成了知識界的新式禁區——我們能做的事似乎隻是繼續正確下去，跟著人們大聲呼籲“批判”或“懺悔”，藏著你應該懺悔或者不需要懺悔的往事，掏出你今後不需要自疑或者應該自疑的坦白。這正像納粹法西斯給現代歐洲帶來了巨大創傷，是當代歐洲人最應該深入反思的曆史，眼下卻也幾乎成了知識界的新式禁區——他們能做的事似乎也隻是繼續正確下去，給奧斯維辛集中營獻花，對販賣納粹徽章的奸商起訴，向奧地利上台的極右派進行激動的外交抗議和政治封殺。這樣做並沒有錯。但以沒有錯的行為壓製另一些沒有錯的行為，則不能不令人生疑。就像吃飯並沒有錯，以吃飯來壓製喝水卻一定別有用心。很多有待於探尋的曆史謎團，比如，當年不但在德國而且也在英國、法國、俄國等地方同時出現的排猶浪潮，比如，當時德國和西方各國共同出現的自由市場危機和對法西斯主義的幻想和縱容，都可能承擔“開脫納粹罪責”一類政治惡名而銷聲匿跡，以保住歐洲民主陣營的體麵。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做這種冒犯自己人的傻事。
因此，當我看到中國知識界在呼籲“懺悔”的浪潮和歐洲知識界抗議極右派和法西斯的示威壯景，我看到了人們對專製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深仇大恨，看到了一種令人欣慰的拒絕和抵抗，但也看到一種新的思想專製和新的思想極權正在悄悄形成，並且在“政治正確”的名義下積重難返。
朋友
上海產的回力牌球鞋，綠膠底，白鞋麵，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的時髦。因為在鄉村中十分少見，所以它出現在某些下鄉知青的腳上，幾乎成了一種黑社會的接頭暗號。陌生人之間隻要看看對方的腳，不用什麽介紹，就可以會心一笑。這如同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有些新人類交友，先問對方讀不讀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喝咖啡是喝速溶的還是現磨現煮的咖啡豆，如果答案不對，扭頭就走，非我族類，休得多言。前後兩種人的接頭方式雖然有異，卻差不多有同樣的原理。
有一次，我與大川到某地去玩，正好碰上這個縣大張旗鼓地“打擊反革命”，拉網式地排查可疑分子，街上不時有掛著大喇叭的宣傳車駛過，或者是一溜荷槍實彈的民兵騎著腳踏車飛奔，機械化程度很高，不知正在奔赴什麽戰場。因為知青不可能有什麽身份證明，我們便在一個路口束手就擒，押進了縣治安指揮部。這是一個破舊的廟，亂糟糟臭烘烘的稻草裏有百多號犯人都在等候審查。
我們在這裏當了幾天的囚犯，每天到吃飯的時候了，就被民兵手裏黑洞洞的槍口指著，排著隊去附近飯店裏，自己掏錢解決問題，吃完了再被押解回來。我們沒有多少錢，隻能每餐要蘿卜加米飯。這一天，一個大漢搖著折扇，露出胸毛，突然坐到我們的餐桌邊來了，一開口就說省城的話。他果然是個知青，果然也沒看錯我們的同鄉身份——他聲稱正是從桌下的兩雙回力牌球鞋看出這一點的。他打聽我們的來曆，很快憤怒起來，遞上一支煙，不用他吩咐，身旁一青年立即給我們恭恭敬敬點火。他手中的折扇一揚，身旁又一個人影趕忙去買辣椒炒肉片和紅燒豬腳，推到我們麵前請我們趁熱吃。那些人好像是他的狗腿子，辦什麽事都衝衝闖闖高聲大氣，以至看押我們的民兵也不敢前來幹預。
我們後來才知道，這個被狗腿子們前呼後擁的大漢姓江，江湖上的綽號叫呼保義。他從不在鄉下好好勞動，四處遊蕩，憑著一張嘴能說武俠故事，走到任何一個知青點都可以白吃，都有煙酒侍候和前迎後送，完全是太上皇的待遇。他又帶著一幫弟子習武練功、耍石鎖、推杠鈴、擊沙袋、走梅花樁，等等，鬧得雞飛狗跳。鄉村幹部畏懼於他父親的“老八路”身份，不敢管束和得罪這位大公子。
他倒是有一份打抱不平的熱心腸，那幾天常到縣城裏來，碰上我們吃飯，就要給我們加菜；碰上我們被拉出去遊街示眾，就陪著我們從街頭走到街尾，以示精神安慰和嚴密警衛。在我們獲釋離開那個縣時，他還給我們買了車票，送給我們一顆密藏在小瓶裏的麝香，隻有綠豆大小，說挨了打的人吃這些東西最能活血散瘀，同女朋友那個那個了則保證不孕——女人聞一聞香氣就根本懷不上。
他說到這裏的時候一臉壞笑。
我們激動地互相承諾了“來日方長後會有期”，不久後也果然有過重逢，是在省城街頭一次意外的遭遇。有點出乎意料的是，他上下打量我，眼中透出一些茫然，好半天才想起縣城裏遊街示眾的事。我們坐到河邊以後也談得不太投機，他那一套及時行樂的紈絝之辭很難被我們接受。他最後隻能以一句文縐縐的格言了結：“白玫瑰和紫羅蘭盡管顏色不同，但同樣芬芳。”不知他是從何處搬來了這一套洋派優雅，也算表達了江湖上人各有誌的遺憾。我感到有些失望，直到事後多少年才大體明白了這次乏味的重逢：回力牌球鞋在省城裏比比皆是，已經不再有出現在一個小縣城裏的稀罕，不再是讓人感到親切和親密的特殊符號，不再能讓人產生一種他鄉見故人的激情衝動，一種在異生環境裏的同病相憐和相濡以沫。在這個城市裏，以各種方式流竄回城的知青多如牛毛，一旦離開鄉村就各有各自的營生，有各自的圖謀，還能有多少心境和時間緬懷往日的萍水之交？
一雙回力牌白球鞋的意義，隻能由特殊處境來確定，不可能是到處領取感情的永久憑證，就像一個詞的意義也隻能由具體語境來確定——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先生似乎早就知道這一點。這使我想起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重複，隻能在特定的那一刻和那一地才會閃光。我們記憶中的某一種美食，在多年以後吃起來就可能索然寡味。我們記憶中的某一次熱吻，在多少年後的重演就可能別扭甚至寒意逼人。它們是從土地裏拔出來的花朵，一旦時過而且境遷，隻能枯萎凋謝。
江哥後來在江湖上還是很有名氣。據說他因打架鬥毆被判了刑，在勞改期間裏還是不斷生事，借著當電工架外線的機會，居然把好幾個管教幹部的妻子勾搭上了，把她們的肚子搞大了，其手段的神奇簡直難以想象。一個外號叫周麻子的管教幹部，平時就喜歡打人，為此氣惱得眼睛充血，將他毒打了一頓，棍棒都打斷了三根。又羅織罪名整理材料，把他的五年刑期改判成十五年。江哥接受宣判回來，三天之內沒說一句話，最後找到周麻子，說車間裏的天車上有反動標語，請“政府”趕快上去看看。周麻子上去了，沒有發現什麽反動標語，正在疑惑之際，正要開口罵人，被人從背後猛推一掌，來了個高空飛人，一條弧線拋下來，在龍門刨上砸出一聲沉悶的巨響，白生生腦漿四下迸濺，嚇得在場人尖聲驚叫。
江哥出現在天車上，哈哈一笑，對大家抱抱拳，說此賊死有餘辜，我今天結果了他，為弟兄們除了一害，但決不連累大家。
他沿著梯子一級級走下天車，像將軍最後一次走下了檢閱台，撿一團棉紗，蘸著死者鮮血，在白牆上寫了七個大字：
殺人者江畢成也
然後手一抬，抓住了動力電閘。隻見火星飛散，電燈閃閃欲暗，頃刻之間他已經成了一堆枯焦的黑物。
身份
一個人在美國的公園裏遭到黑人打劫，受害者很可能認定凡黑人都殘暴，可能推論黑人確實是一個劣等種族。事實上，種族歧視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殘暴、懶惰、偷盜、吸毒等少數黑人的現象，被某些人當作了所有黑人的共性。這裏的可疑之處是：凶犯可能同時是一個B型血者，為什麽受害方就不把所有的B型血者推論為殘暴劣種？為什麽從來沒有對B型血的歧視？
英國生物學家莫裏斯就提出過這樣的質問。顯然，膚色是可以看到的外征，最容易辨識和牢記；而B型血一類卻無法用肉眼直觀——大概就是全部奧秘所在。在決定意識形態的時候，人們的眼睛是比大腦更便當的器官。
如果說狹隘族群主義是一種視覺意識形態，那麽也常常表現為一種聽覺意識形態。一個廣東人欺詐了河南人，受害者很可能記住了廣東口音，於是口口相傳，越傳越邪，直到所有廣東人都成了河南人那裏可疑和可惡的對象。這也是族群衝突的常見過程。當事者很少會去想一想，一個廣東人可能同時也是一個感冒患者，一個基督教徒，一個汽車司機，為什麽可疑和可惡的是所有廣東人而不是所有感冒患者、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有的汽車司機？為什麽河南弟兄們不可以爆發一下病別意識、教別意識以及界別意識？
顯然，語音是可以聽到的外征，最容易辨識和牢記，於是在有些人那裏一躍而為首惡。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廣東、湖南人組成的北伐軍在河南受挫，大革命北進乏力，半途而廢，有政治和軍事的多種原因，其“南音”被中原廣大老百姓疏遠和疑忌，就是一般史書上不大提及的一條，卻是十分重要的一條。最近十年，語言口音在台灣再一次成為政治題材，“泛綠（民進黨等）”陣營以操閩南語的原住民為主，“泛藍（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陣營裏操國語的外省籍人士較多，所以很多政治鬥士見人先辨音。有些“泛綠”的出租車司機甚至拒載操國語的客人，或者強迫客人聽車上音量放到最大的閩南語廣播；有些“泛藍”的教師則禁止班上的學生講閩南“鳥語”。在這裏，口音政治的對抗劍拔弩張風狂雨急。這樣的事情發生多了，本來傾向於“泛綠”的國語者和本來傾向於“泛藍”的閩南語者都可能有情緒逆反，於是“國語”與“閩南語”的不共戴天之仇就更得到了證明。
人以群分。族群當然是有的，族群之間出現差異甚至衝突也純屬正常，不算特別難以理解。隻是族群的劃分以膚色為據，以口音為據，甚至以膚色或口音來區分善惡敵我，如此等等，顯示出人類的意識結構仍然十分原始，幾千年之後並未進化到哪裏去，與禽獸差不多是一個水準。
我們可以鄙薄前人的嗅覺過敏，似乎前人都有特別好用的狗鼻子，非我族類首先是非我族味，“膻胡”和“騷韃子”透出牛羊肉味，就是中原農業族群對北方遊牧族群的蔑稱，也是各次驅“膻”抗“騷”運動的感覺根據，曾造成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但嗅覺有點退化了，或者說異味被肥皂、香水、洗浴習慣、通風設施清除了，把嗅覺歧視改換成視覺與聽覺的歧視，是不是也會遭到後人的鄙薄？人類已經有了可謂發達的科學技術，已經知道了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在於血緣和地緣，同時更在於生理基因密碼的不同，在於道德修養和文化訓練的不同，在於財產占有量和信息占有量的不同……總之是在於一些不易構成顯著外在標誌的方麵。然而現代人的身份證件，比方說一本護照，並不記錄這些，少不了的是民族或種族的確認，是出生地的確認，總是被移民局官員瞪大眼睛——血緣崇拜和地緣崇拜赫然在目。一種狹隘族群主義的查驗傳統，如同一條割不斷的猴子尾巴，在即便號稱最文明的國家也至今例行不誤。無論生理學、心理學、民俗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學以及史學積累了多少關於人的知識，無論這些知識已經達到了多麽精微高深的地步，這一切還沒有體現在一本護照上。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世界的外交、體育、文化等交流活動都是依民族或國家組團，從來不按照血型、年齡、行業、學曆、階級、道德信念等來組團，難道有什麽奇怪嗎？民族或國家的旗幟到處飄揚之際，這個世界一次次出現民族之間或國家之間衝突的烽煙滾滾，一次次出現向膚色和口音的大舉進攻，又有什麽奇怪呢？
在身份認同之際，鼻子曾經搶在大腦的前麵，眼睛和耳朵現在依然搶在大腦的前麵，搶在理性成果的前麵，這一點似乎是現代知識大廈的古老基石。
我把一本這樣的護照翻看了好半天——這是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領到護照，第一次準備出國旅行。
精英
我第二次到美國的時候，小雁開著車來旅館接我去做客。由於路上堵車，我到她家時已經饑餓難耐，急忙打開冰箱，發現裏麵空空蕩蕩，隻有半塊比薩餅和幾個蘋果。你怎麽能這樣過日子呢？平時不做飯麽？我大為不解。
她說是的，基本上不做飯，也不會做飯。
“那我們就隨便下碗麵條吧。”我表示大度和通融。
但她說家裏連麵條也沒有，真是不好意思嗬。她拉著我到超市去買食品，在地下車場倒車的時候不小心，汽車在水泥柱子上刮了一下，發出刺耳的聲音。我想那裏肯定出現了一道慘不忍睹的刮痕。她笑了笑，沒打算下車去看看。“沒關係，我這輛車是碰碰車，三天兩頭就要同人家親熱親熱的。”她滿不在乎一揚頭，讓我暗暗佩服她的豪放不拘。我想起剛才第一眼見到她的時候，被她的那輛汽車嚇了一跳，如此傷痕累累和蓬頭垢麵，像堆破銅爛鐵：這家夥該不是在美國失業了吧？
她把這堆破銅爛鐵開得很瘋很野，於是麵對著一路上瘋瘋野野迎麵撲來的高樓和立交橋，給我介紹洛杉磯的髒亂差，介紹這裏華人區的迅速擴展，介紹美國中產階級的好萊塢和沃爾瑪，當然不忘記把沃爾瑪、美西、Best Buy、Food Lion這一類超市批了個透，說超市嗬這個，如此工業化而沒有人情味，如此全球化而毀滅各民族文化傳統，真是十惡不赦，中國大陸可以學美國但怎麽能把美國這麽糟的東西學過去呢？中國什麽時候變得比美國還美國呢？她提到什麽引用詞語時就兩手舉在耳邊，各有兩個指頭撓一撓，表示口語中的引號所在。她這樣做，有幾次兩手完全離開了方向盤，嚇得我看著無人控製的汽車朝一輛黃色貨櫃車迎頭撞去，心差點要跳出口來。
我已經在美國多個場合見過這種兩手撓耳的小貓姿態了。於是發現美國的人文界精英，或者說美國的人文界女精英，除了對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一並大舉討伐之外，大概都有這樣的特征：
一、笨得不會做飯菜；
二、汽車髒了和碰壞了根本不去care（關心）；
三、說話時經常像貓一樣舉起雙爪在耳邊撓出引號來；
四、一般不打香水——我在香港為小雁買的香水，算拍馬屁拍在馬腿上，被她收下了，也被她嘲笑了。“穿套裝打香水的，那是女秘書！”她笑著把“女秘書”三個字說得很重，意思不言自明：你傻帽了不是？
這些特征是源於一些什麽原因，不得而知。但你完全可以依據這些特征，把她們與其他人群區別開來，比如很容易與濃塗豔抹光鮮亮麗的下層打工妹區別開來，也與衣色深暗低調並且從不出入超市的上流貴婦區別開來。美國社會批評家福塞爾的一本中文譯為《格調》（Class，一九八三）的書，已經為這種階層身份的外觀識別，總結了成套的經驗，提供了大致可信的指導。他在這本書裏還提到：最窮的人不趕時髦，是因為沒錢趕時髦；最富的人不趕時髦，是因為他們的任何行止本身都會創造時髦。那麽時髦是什麽呢？時髦不過是社會中層心理焦灼之下急切而慌亂的文化站隊和文化抱團。
小雁從她十分憤恨的沃爾瑪買回食品之後，十分謙虛地向我請教如何做菜，包括如何下麵條，讓我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事情怎麽可以是這樣？她以為她是誰？她好像從來沒有在中國生活過更沒有在太平墟當過知青，他媽的從娘肚子裏一鑽出來就成了洋教授，連麵條也不會煮了？她又請來一個中國學者以及一個韓國學者來作陪，更加謙虛地向大家檢討她不會做菜，家裏也缺少必要的儲備，因此主菜隻是一些買來的成品和半成品，沒有什麽像樣的好東西，請你們來隻是聚聚而已。她快快活活地愧疚著，好像她一旦會做菜而且家裏食品儲備頗豐就成了個假教授而且是個中國老媽子，就低人一等了；好像她不長時期熬著這種涼水咽比薩餅的自我折磨，就要讓同伴們大驚小怪了，就負有欺民和擾民之責了。因此她的愧疚是學院精英之間一道必要的迎賓大禮。
來客也是精英，衣著都樸素和隨意，其中一位女士席間說到她有一鑽戒，是丈夫買給她的，但她一直不知道該不該戴上，總是心懷愧疚地覺得一戴上就是向資本主義或者共和黨妥協了。他們把這一類事談得很認真，就像他們同樣把住房升值、波蘭開會、學院終身教職、波德萊爾的詩歌、盧旺達的軍閥專製等談得很認真，餐桌上蕩漾著“左派”的舒適氣氛或者舒適的“左派”氣氛。不知什麽時候，那位鑽戒“左派”對一種形如小粽子的阿根廷菜十分驚喜，重點向大家做出推薦。“好吃！你們都嚐嚐。”這個說：“確實好吃！”那個說：“真的好吃呀！”在一片“好吃”的熱烈讚賞中，我差一點也跟著附和了。但我對那些綠葉包著的半熟米粒或豆粒實在沒有興趣，沒嚼出什麽味，便鬥膽向他們另外推薦油淋豆豉辣椒蘿卜——是一個中國留學生前幾天送給我的，就藏在我的旅行包裏。他們對這種常見的中國菜沒有特別的新奇之感，但片刻過去，我偷偷發現這盤油淋豆豉辣椒蘿卜已經一掃而光，而他們盛讚“好吃”的阿根廷菜卻堆積無減，其實一直暗受冷遇。
他們在飯後仍然在稱讚阿根廷菜。這有點奇怪。
顯然，從他們的生理口味來說，他們還沒有真正接受那種奇怪的“粽子”。但他們在餐桌上必須發動對這道菜的讚賞，那麽他們的讚頌必定不是來自腸胃而是來自大腦，不是來自欲望而是來自知識。知識分子麽，吃也得知識起來，就像鑽戒也得戴出政治來。阿根廷菜是少見之物，符合“物以稀為貴”的價值原則，符合“越少越喜歡”的上流社會審美品位，因此最可能被有身份的人士表示喜愛，至少也要表示尊重。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這些亞裔學者的眼裏，阿根廷是西班牙語地區，既是高貴歐洲的延伸，可以成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似乎是一個邊緣的隱喻。現代精英以文化的開明和多元為己任，不就是一直又主流又邊緣地曖昧不清麽？他們怎麽可能對這一盤突然冒出來的阿根廷文化掉以輕心？怎麽可能逞口腹一時之快而涉嫌文化態度上的輕率無知？
看來精英也難當，有時口舌必須服從大腦。
搖滾
小雁回到國內來時，我請她聽過一次搖滾。我們在大廳裏聽不清任何一句歌詞，聽不清任何一句旋律，腦子裏隻有節奏整齊的撞擊，隻有黑壓壓的一片固體在翻滾和爆炸。嘈雜灌注到我後腦勺、太陽穴以及後頸的血管裏，使一根根血管頓時粗大起來。我什麽也不知道，隻知道這些血管在哪裏蠕動和抽搐，像要暴出表皮。
我逃到大廳外，逃得足夠的遠，還能聽到身後咣咣咣的機械衝壓，一聲聲衝壓我的心髒。我找不到曾經聽到過的崔健——當時聽歌碟還有依稀可辨的旋律。我也找不到大廳裏歌與歌的任何差別——除了機械衝壓間隙中歌手宣布的歌名，是我唯一聽清了的人聲。我不知道聽眾為何都聽明白了衝壓，都如此陶醉和激動，包括好些留著披肩發的純情少女們，鼓掌、流淚、呼嘯、吹口哨、搖晃鮮花和熒光棒，擠到走道裏或者台前，舉起手的森林向左擺又向右擺，陌生人之間也可以擁抱和摟腰。
她們玩的就是血管粗大？
也許音樂標準正在發生變化。不僅旋律將讓位於節奏，節奏變化將讓位於節奏單調，而且音樂將讓位於對音樂的“聽”。聽眾不是來聽“音樂”的，隻是來表現如何“聽”的。一整套“聽”的姿態（流淚等）、動作（擺手等）、器具（熒光棒等）、言語（叫喊著“酷斃啦”或“哇噻”等）已經構成聽眾們的儀規，構成了音樂會實際上的主體。觀眾是花錢進場的演員，是花錢鬧騰的主角。全世界正在大批產生著這樣的主角，正在通過電子傳媒培訓著這一批批彼此無異的主角。他們其實不需要崔健，不需要任何歌星，但不能不對台上的歌星更加瘋狂地崇拜——這是“聽”眾操典的一部分。他們其實也不需要音樂，能聽清或者不能聽清已無關緊要，聽革命搖滾或性愛搖滾已無關緊要，那隻是一個借口或者背景，做廣播操時不也需要一點背景音樂嗎？苦役犯們搬運石頭不也需要一點勞動號子嗎？重金屬搖滾就是新一代的勞動號子，是發燒友們心身全麵跟上新時代的號子。
他們在這種號子中已經激動，已經完成了激動的操典，這已經足夠。但他們反過來製造了歌星：那些歌星本來是可以唱得清楚的，現在卻必須嘶吼得含混不明；那些歌星本來也是可以唱出悠長或輕快的，現在卻必須嘶吼得單調而重複，其他的一切務必統統放棄。他們已經被聽眾指定了仆從的角色，隻是勞動號子的節拍提供者。
母親
多多這個小雜種也喜歡搖滾，真是讓人奇怪。他是老木第二個兒子，在香港的花花世界裏長大，從不好好讀書，最後被父親押送回內地來重讀補課，一臉的愁雲慘霧。媽媽提著大包小包來看過他一次，不過她當時手裏的股票被套，一個新辦的藥廠又遭遇危機，有幾千箱藥變質了，她就像魯迅小說《祝福》裏的祥林嫂，逢人便說她的新藥，說藥瓶的質量其實很好，反而沒有與兒子說上多少話。她的新藥推介開始還讓人頗感興趣，反複嘮叨的結果，是任何人能躲多遠就躲多遠。
她終於嘮叨出肝癌，開始瞞著多多，怕擾亂他讀書的心緒；後來又決計告訴他，無非是想用大禍臨頭的壓力，打掉他的懶散和輕浮，激發他自救圖強的鬥誌。但“癌症”一詞並未讓多多麵色大變，他甚至目無定珠，撓了撓鼻子，揉了揉衣角，不一會就去看他的卡通書，在那邊咯咯咯地笑得拍床打椅。
作為老木當年的插友，魯少爺是小少爺在內地的看護者，差點被這種笑聲氣暈，忍不住咬牙切齒：“你是個畜生麽？你怎麽還敢看卡通？你懂不懂癌症？癌症！”
小少爺被魯少爺嚇得麵色慘白，自覺有錯，把卡通書塞進抽屜。但這種負疚感隻保持了幾分鍾，就像他平時偷錢、逃學、交白卷以後的負疚感隻能保持幾分鍾，很快就歪在椅子上呼呼睡著了。
魯少爺把冬瓜燒成了焦炭，氣得一時沒脾氣。
幾個月後，多多的母親經過內地幾家大醫院的治療，終於死在香港。魯少爺把多多送回香港向遺體告別。母親已經瘦成床上小小的一撮，頭發脫盡，在殯儀工給她調整假發的時候，暴露出一個光光的腦袋。據說她死前喉音已經喑啞，雙目已經失明，眼裏總是湧出糨糊狀的黃色膿汁，得靠旁人一次次抹去，不然就蓋滿眼眶。但她到了這種地步仍然一刻也不安寧，堅持要鍛煉，要下床來行走，摸索著周圍的牆壁或者窗台，希望自己的咬緊牙關和不顧一切的挺住能夠帶來奇跡。她說她還不能死，多多還太小嗬。
小少爺對躺在花叢裏的這樣一位母親仍然沒有什麽悲痛，呆若木雞，偷偷地瞅瞅這個或者那個長輩，似乎擦了一下眼睛，也沒擦出什麽淚光。倒是在走出太平間後，他有了下課式的如釋重負，回到家裏更有歡天喜地的自我補償，開冰箱吃美國草莓，開電視機找卡通片，深深陷入沙發裏再把雙腳架向空中。見魯少爺是第一次到他家，是第一次到香港，便熱情萬丈地請他四處參觀，大咧咧地指導他如何使用浴缸按摩器，如何使用電話子母機，如何差遣菲律賓女傭，喝威士忌的杯子如何不能用來喝葡萄酒而喝葡萄酒的杯子如何不能用來喝啤酒……在他看來，魯少爺這個內地“幹爹”太土氣了，太沒有見識了，連用杯子的規矩都不知道。他許諾，過幾天帶幹爹去逛逛中環和銅鑼灣，找個有檔次的夜總會好好樂一樂。
他的熱心教導使魯少爺怒氣衝衝，仗著幾個月來的看護之功，也憋著對老木養子不教的怒氣，當著他父親的麵，給多多來了一記耳光：“畜生，你就忍不了這幾天嗎？你還敢看電視！”
多多捂住臉，看了父親一眼，偷偷溜出門去。
但門那邊還是沒有哭聲，靜了一陣，發出嘩嘩翻著畫報的聲音，聲音還是沒有任何沉重。這一切讓老木也不無難堪。與魯少爺談話的時候，他百思不解，說妻子最疼愛並且最寄望的就是多多，但這小王八蛋居然沒有為母親之死流下一滴淚，真是邪了。他相信這就是命，是孽障嗬，報應嗬。也許上帝就是存心要用這個狼心狗肺的家夥，來報複他在商場上的奸詐和情場上的放浪。他這個流氓自作自受，這一輩子還能有什麽指望？……
老木放聲大哭了一場。
直到很多天以後，直到多多又回到內地，魯少爺才發現他其實也有無淚的苦惱，也在惦記著媽媽。他給一位香港女同學的電子郵件是這樣說的：“……我真想像別人一樣愛我的媽媽，對我媽媽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麽也做不到，My God，我想了種種辦法還是做不到，我怎麽辦嗬？……”
從魯少爺口裏聽到這件事，我有些難受，而且為多多感到委屈。我也認識這個孩子，知道他並不是特別的壞。家裏一隻小狗病死的時候，他是傷心落淚的，整整一天不想吃飯。他家裏以前那個菲律賓女傭蘭蒂離開時，他也是失魂落魄的，三天兩頭就要給蘭蒂阿姨打電話，甚至偷了父母的錢去公共電話亭。他並不冷血，並不缺乏情感。事實上，他對父母沒有感情隻是因為他缺乏父母。他的父親隻是每個月開出來的支票，是衣櫥裏陌生男人的領帶和桌上的肮髒的煙灰碟，除此之外就隻是一個沒有蹤影的空空概念，這個概念叫“父親”。他知道這回事但很難看到這件事。他母親近來也總是不在家，忙著股票和藥廠的生意，特別是把他送回內地托人看護之後，母親也成了一件可以知道但很難看見的概念。他的母親是什麽？不過是經常托人捎來的大堆玩具、零食、時裝以及最先進的電腦，是電話筒裏一個叫做母親的女人時而嚴斥時而哀求的嘮叨。
這些當然不夠，當然不構成真正的父母。情感是需要具象來孕育和傳遞的，隻能從圖像、聲音、氣味以及觸感中分泌出來，人們常說的“觸景生情”和“睹物思情”，早已描述了情感的特質。人們悼念親人時常說“音容宛在”，忍不住的悲情，必然來自記憶中的“音”和“容”，來自一隻手的撫摸，一雙眼睛的凝視，一個背著孩子找醫院的寬大背脊，一柄盛夏之夜給孩子帶來涼爽的蒲扇，一次給孩子帶來喜悅的全家出遊和野外遊戲。這就是父母——哪怕是孩子犯錯誤時父母的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也能在孩子心目中構成回憶的切實依據。如果老木兩口子無法給多多提供這一切，如果他們總是用封閉式貴族學校、他人托管一類方式使自己遠離孩子，無法提供給孩子得以清晰辨認的父母麵目，他們就沒有理由強求孩子麵對記憶中的一片空白而流淚，也沒有理由奇怪於孩子竟把情感交給了一條狗或一個女傭。
孩子是一心一意要悲痛的，隻是“爸爸”和“媽媽”的空空概念無法讓他悲痛，特別是在卡通、廣告、夜總會、電視娛樂等花花世界裏，在一個電子聲色過分膨脹並且擠壓和淹沒人們親情的時代，已經剝奪了他悲痛的前提。
法律文書隻能確認血緣關係，電話裏或書信中的教導也隻能確認家長的權利和義務，它們都不足以打擊人的淚腺，不足以讓人的鼻子發酸和眼眶發熱。至於那些確實昂貴而且華麗的兒童消費品，它們與商場上的萬千消費品沒什麽兩樣，並不能給“家庭”這個詞填充感覺，孩子無法衝著一個搬到家裏來的商場哇哇哇痛泣。
無厘頭
歐洲現代主義文化以顛覆邏輯為己任，一手造成了理性的碎片化，一旦從學院波及市井，便結下了香港“無厘頭”這枚大果子。
無厘頭是粵語的“沒來由”，最開始指香港的一些搞笑鬧劇，後泛指一切玩世不恭的商業化娛樂，是新一款的通俗現代主義。周星星（星迷們對演員周星馳的昵稱），以其《逃學威龍》、《審死官》、《唐伯虎點秋香》、《大話西遊》等成了無厘頭影視的代表，一再高居年度票房榜首。及時行樂，肆意狂歡，胡塗亂抹，張冠李戴，隨心所欲，亂力怪神，看了就笑，笑了就忘，基本上都是無深度和無中心的視聽快餐。這樣的作品力圖讓大腦處於休息狀態，無意解讀現實也無意解讀曆史，從不接通思想也不能潛入情感。你可以一邊吃喝一邊看，一邊聊天打牌一邊看，上完廁所再看一段，睡過覺來再瞅一節，從任何地方進入，從任何地方退出，看得丟三落四七零八落全無問題——既是無由頭，何須看得有條有理和有根有據？
在這裏，神聖和庸俗都是搞笑，痛苦和歡樂都是搞笑，成功和失敗都是搞笑，深刻和膚淺都是搞笑……所有的感受就是一種感受，都是沒正經的感受，語言設定的精神價值等級蕩然無存。何況到後來，連笑也沒法搞了，笑變成了瘋，隻剩下瘋。笑也許還涉嫌幽默，還涉嫌知識、理解、意義之類過時的罪惡，瘋則是笑的徹底平麵化和即時化，隻是純粹聲色的爆炸，與語言邏輯徹底訣別。我注意過老木的兒子多多怎樣看電視，發現他躺在大沙發上，打一會手裏的電子遊戲機，又對屏幕裏的無厘頭看上一眼，臉上沒有什麽表情，就像屏幕裏的男女們的那張臉皮之下，其實也無悲無喜——他們隻是用極度誇張的表情和動作來瘋，瘋出擠眉弄眼和上躥下跳，瘋出各種仿悲或者仿喜的肌肉運動和聲響效果：“你好嗬哈哈哈”，因為變成怪腔調，於是就有大笑。“我來了哈哈哈”，因為配上一個鬼臉，於是也有大笑。
哇——噻——
耶——！
多多叫喊著，仍然沒有笑——哪怕屏幕裏一陣陣播放出機械製作的劇場笑聲，力圖誘導和強製他笑起來。那些聲浪錄音就像在一條輪胎上猛烈胳肢。
這條輪胎沒有笑，但算是快樂過了，說“有味有味”，然後一邊吃草莓一邊去打電腦遊戲機。
我問他到底有味在哪裏。
作為一個無厘頭分子，他眨眨眼，講不出什麽道理，也不肩負講道理的義務，隻是一個拳頭從膝蓋邊發力朝上猛擊，滿身武藝拿來嚇一嚇自己的樣子，像電視中的演員們那樣做了個硬邦邦的快樂科。
親近
其實，我也是一個多多。我在大學裏最崇敬的一個老師不久前去世了，我很想悲痛卻悲痛不起來。我曾經最喜歡聽他的課，其實那不是聽課，而是享受，是沉醉，是入夢，夢在他的妙語連珠和手舞足蹈裏，夢在他激情之下無意間噴出的唾沫星子裏。他也不是在講課，他本身就是《紅樓夢》，就是杜工部和辛稼軒，是幾千年中國文化的大神附體，講到動心之處完全是目中無人，所向皆空，有一次老淚橫流竟用袖口擦鼻涕。
我上他的課不多，但算是他寵愛的學生之一。畢業後十多年以來，常聽到同學們說，他多次打聽我的情況。他還給我寄過他的新著，在他病重的時候。
我本應該為他的去世流淚，為他的才華和性情，為他的殷切關注。我其實是一個容易流淚的人，有時看一個並不出色的電影，明明知道導演在下一步要煽情了，明明知道煽情之技有些可惡和可笑，還是忍不住被電影煽出淚來，哭得自己又傷心又慚愧，像剛才大冒了一次傻氣。我沒有想到，我可以為一部通俗電影流淚卻居然無法為自己最為崇敬的一位老師流淚，眼窩子幹得像枯井，隻能在電話裏誇張地向某些同學表示震驚、惋惜、痛悼以及懷念，隻能折騰一些公文悼詞裏常見的辭藻。我對自己感到羞恥甚至害怕，一張即將寄出的捐款匯票，在我看來是騙子向死者的行賄。
也是向自己不安的內心行賄。
我不想去參加追悼會，缺席的理由總是很容易找到。我怕我的無情會在追悼會上暴露無遺，怕自己無法及時履行悲痛的責任。是的，眼淚常常成為一種責任，一種社會責任和文化責任，是對一切偉人、恩人、親人、友人應有的情感回報——無論他們與我們是近處還是遠離，是過從密切還是音訊渺茫，是一種具象性的日常存在還是抽象性的理念存在。與其說這是他們所需，不如說是我們自己內心的一種道德要求。
其實，細想一下，這種要求對於人們來說都稍嫌苛刻。崇敬是一種情感，不一定比親情低級。我們崇敬愛因斯坦一類偉人，但這些人如果沒有以一種實象或媒象打動我們，我們是無法為他們流出眼淚的。感激也是一種情感，同樣不一定比親情低級。我們感激眾多公正的法官、高明的醫生、慷慨的慈善家，但這些恩人如果沒有以一種實象或媒象打動我們，我們也是無法為他們流出眼淚的。我們的淚水被生活境遇所分配，並不完全屬於我們。相反，如果我們強製自己用淚水證明一切情感，用淚水償付一切情感，有時就不免裝模作樣，而這種矯情比無淚的崇敬和感激更糟糕。
矯情是無情中最糟糕的無情。
中文詞“親近”，顯示了“親”與“近”之間的密切關聯，顯示了親情對具象示現和感官活動的依存。即便有血緣的聯係，當親人之間也雖“親”難“近”的時候，當親人因種種原因而天南地北動若參商的時候，隨著時間數年、數十年地消逝，親情也就逐漸變得微弱而空洞，就“遠親不如近鄰”了。此時的親情，如果沒有深刻的童年記憶打底，可能更多地表現為賀卡、禮品、匯票、合影照片、電話問候、法定義務的承擔，等等，更多地表現為理智和邏輯的認定，而不是一聽到病情通報就忍不住的辛酸淚湧。
“近”物不一定都值得崇敬和感激，卻可能有“親”情相係。一條狗就是這樣，隻因為它們與我們朝夕相處的“近”，它們的死就可能讓我們傷心。一個煽情的通俗電影也是這樣，隻因為它聲色感染的“近”，也可能讓我們濕了眼眶。我當過一段時期的代課老師，知道校園裏有一種較為普遍的經驗，即壞學生常常比好學生對老師更有感情，一旦畢業離校，壞學生比好學生更常來母校看望老師。可見親情是一種很特殊的東西，不一定是和睦近處的結果，也可以是衝突近處的結果——“近”才是關鍵。好學生們成績太好了，太讓老師們省心了，於是沒有留校、補課、訓斥、談心、逐出課堂、頻繁家訪一類事情的發生，更沒有與老師罵完了又哭甚至打完了又同桌吃飯的故事。倒是學生中那些搗蛋大王，與老師們“不打不相識”，不打不相近以及不打不相親，錯誤不斷所以更得到老師們的重視，胡作非為所以更多獲取老師們的聲音和表情，即便一直心懷怨恨，但也是一份情感的額外收入，是一種記憶中更為深入的鏤刻。一旦怨恨被歲月稀釋，或者被成年的見識化解，深刻記憶便完全可能轉化為一份溫柔。
從另一方麵說，壞學生不一定是壞人，隻是不大安分，不見容於管理秩序，不大適應課堂、作業、行為守則等現代的理性成規。在這個意義上，壞學生常常就是一些有更多關注近物的人，一些更親近具象而疏遠文詞的人，比如，覺得一隻活鼠比數學測量題更重要，一條活魚比語法運用題更重要，一次打架複仇比將來揣著畢業證為國立功更為他娘的大快人心。他們還更喜歡美術、體育、勞動之類“玩”的課而不喜歡各種主課，更喜歡課本裏的插圖而不是意義解說。如果說他們日後可能對老師有更多的人情味，那不過是他們本來就有更多的感性記憶，本來就有更強的感性記憶力。或者說，他們的隨心所欲和無法無天，多少保護了他們的情感生活，還沒有被管理秩序斬削一盡。他們不像我這樣的所謂好學生，在規行矩步的校園裏，已如期讓文字接管了心智，如期學會了封閉感官和冷卻情感，雖然比那些搗蛋大王早一點學會數學和語法，卻可能比他們少了許多親近事物的能力。
人的成熟就是接受社會規範的過程，就是學會所謂分寸感以及對周圍很多事物保持距離的過程——這正是文明教育的目的。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說：“永遠不要靠得太近——這就是高貴。”甚至說：“真正的貴族從來不觸摸任何東西。（見《惶然錄》）”在這裏，一條“不太近”原則，意味著人們的感情有更多的禮貌形態，更多的理智含量，使人們更容易成為控製著各種分寸的崇敬者、感激者一類人物，而不是親近者。然而無可奈何的是，社會規範仍需征收眼淚，當哀樂響起，人們必須以淚水履行一切情感回報的道德責任：對任何去世的偉人、恩人、親人、友人，無法悲痛也一定要悲痛起來——你不能成為一個沒心沒肺的小人。
於是，成熟還意味著另一條規則：在失卻親近以後要善於偽作親近。
我終於哭了。哭泣的原因恰恰是想到自己不再能夠哭泣，恰恰是自己不再能夠哭泣的時候還負有哭不出來的罪疚感——我就是這樣在老師的葬禮上鼻酸。
迷信
民間迷信大多依據於感覺類比，特別是視覺類比——比較接近中國一個已經常用的詞：“形象思維”。吃豬腳可以補養人腳，吃豬肺可以補養人肺，吃豬腎可以補養人腎，吃豬腦可以補養人腦，就認識方式而言，這種最樸素的形象思維，可算是初級迷信，無非是大腦跟著眼睛走，在人體與豬體之間產生了直觀聯想，不一定有什麽道理，卻還算有益無害。
較高級一些的迷信同樣依據直觀，隻是聯想對象之間多了一點距離和曲折，聯想邏輯不大明顯。比如，鄉下很多人相信婦女不能下種，無非是下種形似男人的射精；相信烏鴉預示凶兆，無非是烏鴉聲似倒黴者的哭號；相信屍體隻能土葬而決不可火化，無非是死者人形尚在，給人的感覺是入睡而不是消失：人家隻是一時沒醒過來麽，對火燒豈無痛感？怎麽可以被後人如此殘酷虐待？……
這一類迷信若被用來規限人生，則可能有害了。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談到過“相似性”原理，認為該原理是巫術的基礎之一，即把感覺起來相似的東西當作同一個東西，也就是感覺類比後的具象混同。他還由此說到宗教的起源，比如在猶太教和基督教誕生之前，人們對植物的枯榮周期已有深刻印象，已有植物之神死而複活的各種傳說——這也就是後來《聖經》中耶穌“死而複活”故事的原型（見《金枝》）。從植物到耶穌，有一個把生死類比枯榮的想象過程。
我還經曆過這樣一件事情：太平墟有一對新人結婚，男方就是我們隊上武妹子的堂弟。婚禮很隆重，擺了十來桌酒席，還請來了縣上的電影放映隊，在曬場裏支起銀幕，放十六毫米鏡頭的小電影，算是款待廣大鄉親。不料此前一直工作得好好的放映機，這一天卻隻能放出影像而放不出聲音，銀幕上花花晃動著的八路軍和日本鬼子都是奇怪的啞巴。武妹子爬到樹上去檢查喇叭，一失足摔了下來，被人背去了衛生院。生產隊長跑到公社裏去借喇叭，又偏偏沒找到人。放映員滿頭大汗折騰了半個晚上，還是沒有辦法，隻好讓大家看了一場啞巴戲。
放映員很不好意思，沒有收主家的錢。
此事讓鄉親們震驚不已，一致認定新婚之夜看了啞巴戲，新婚夫婦將來肯定隻能生啞巴仔——在這裏，你不能不欽佩他們的直觀聯想能力，不能不欽佩他們想象的敏捷和豐富，也不能不驚訝於一次失敗的放映居然被認定為未來人生的預演。輿論越滾越大。正如我們能猜測到的，如此沉重的輿論壓力下，新郎與新娘從此經常吵架，半年以後終於離婚。
傳說
大頭是知青中有名的懶漢，居然當上了光榮的勞動模範，讓人不可思議。有一天他吃了我的烤魚，鑽到我的被子裏，偷偷傳授騙取名譽的訣竅：是這樣的，你記住，平時可以不幹，或者少幹，一幹就要幹他個驚天動地，下田首先把自己搞得一身泥水，臉上和頭上最好也貼幾塊泥巴，讓誰見了都嚇一跳。算是必要的化妝吧。然後呢，你就要搶重活，搶險活，人家挑一百，你就要挑一百五；人家挑著走，你就要挑著跑。挑斷兩根扁擔最好。咬住牙關也要扛住，最好還要大喊大叫，罵三罵四，誰跑不動就在誰的屁股上踢一腳，總之要像個大惡霸，在氣勢上壓倒所有的人。記住了吧？
他還說，如果手上被什麽割出血了，那也是天賜良機，千萬不要把血跡抹掉嗬，一定要留著，讓別人都看見，傷口結痂了就要揭掉痂皮以便鮮血又流動起來，就更有視覺效果了。有了這一切，你就給他人強烈的印象，就會造成傳說，造成新聞，遠近的人都會說下鄉知青中出了一個幹活不要命的拚命三郎。熟悉你的人可能會不服氣，會知道你實際上偷閑躲懶，第一怕苦第二怕死，毫不利人專門利己，一上地就躲著睡覺和一送糧就捂著胸口裝病。但那都不要緊，權當放屁。他們最終也會屈服於輿論。輿論嗬，輿論是不由分說的。他們最終也會人雲亦雲地讚頌你，會覺得你得到獎賞乃至其他特權理所當然。這就是農民說的：“總結你的成績就上北京，揭發你的問題就判徒刑。”事情就看一張嘴怎麽說了，對不對？
大頭果然是個聰明人，明白口碑形成的秘密。多少年後想起他這一席話，我覺得他是個無師自通的心理學家，一眼就看準了傳說從來都是信息的簡化，是描述的“主要特征化”。人們不可能傳達相關事物的全部信息，甚至不可能獲取這個全部，因此任何感覺都必有取舍，都會篩選和固定事物的主要特征，比如鮮血淋淋的腳杆和折斷了的扁擔，而舍棄那些給人印象不夠強烈、不夠鮮明、不夠特別、不夠新異的東西，略掉那些不構成刺激的尋常瑣事。這就是俗話說的“一醜遮百俊”或者“一俊遮百醜”。
大概就是基於這一規律，印度人的大多數並沒有吹著笛子引導眼鏡蛇跳舞的本事，但傳說中的印度人就是這個樣子，而且長久成為很多中國人的定見，以至他們到了印度以後一旦沒有見到眼鏡蛇，便會懷疑自己來錯了地方。英國人的大多數也並不是裝備著文明棍、燕尾服以及高禮帽，但傳說中的英國人就是這個樣子，並且長久成為很多中國人的定見，以至他們到了英國以後一旦沒有見到文明棍，也會懷疑自己來錯了地方。反過來說，中國人在很多外國人心目中的形象，一定與女人的小腳、男人的長辮子聯係在一起，與他們在諸多唐人街見到的金元寶、財神爺、八卦圖、繡花鞋、骨質如意、痰盂或拂塵等聯係在一起——那裏古舊得連電器商店都幾無容身之地，與現代的台灣和香港不沾邊，與現代的中國內地也不沾邊，說是唐人街，更像做一台道場，演一台古裝戲，而且是幾百年前南洋某個漁村生意人的手筆。這當然使很多外國遊客一見北京和上海的高樓大廈就困惑和不滿——旅遊公司怎麽拿這麽一個假中國來糊弄他們？
傳說從來都難免誤說。傳說並不關心事物實際上是什麽樣的，隻是關心事物如何被描述，如何描述得有意思，如何讓聽者關注以方便人們的感知和記憶。也就是說，傳說並不一定對事物的真相負責，即使在最“客觀求實”的情況下，也必須受製於聽者的主觀願望，必須對聽者的美學準備和知識準備負責，對他們好新、好奇、好強烈的感官欲求負責，因此常常止於舍百而求一。這樣，作為一種口口相傳的接力，傳說可能在每個環節都被傳說者下意識地增減，事物的主要特征在多次增減過程中逐漸極端化，在層層疊加的失實誇張中最終指向神話，指向一種高濃度和高強度的傳說——既然懶得半個月可以不洗臉的大頭可以因傳說而成為勞動模範，可以在公社的領獎台上披紅戴彩，那麽一些人物在傳說中飛起來、死不了、剪紙為將、撒豆成兵、頭上有光環、口中吐蓮花、呼風喚雨或者移山填海，便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
鄉下的事情，筆載較少而口傳較多，神話也就多。
情緒化
我在前麵提到過易眼鏡的入獄，這是我們誰也沒有想到的。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天下班以後，他騎著一輛破摩托，馱著老婆上了路，準備去給嶽母家安裝抽油煙機，隨身攜帶了一根鋼條，還有螺絲和扳手一類工具。在路口等待綠燈的時候，摩托熄了火，怎麽也踩不發，急得他滿頭是汗。身後一輛汽車拚命鳴喇叭，還有腦袋伸出窗子大罵：“喂喂，好狗不擋道！小雜種，一邊去！”
“你罵什麽人呢？”他戴著近視眼鏡，沒看清那是一輛警車。
“罵了又怎麽樣？”
“罵人就是不文明行為，就要賠禮道歉！”
“活膩味了麽？”幾個人影衝上前來。易眼鏡感到自己的胸口挨了一拳。踉蹌了一步，待眼鏡片裏可以聚焦了，看見一個漢子還掏出什麽東西，冷冷地頂住他腦門：是槍！
“你你你們打人……犯法……”他已經害怕了。
“誰打你了？”對方又扇了他一耳光，“誰打你了？”
對方用槍指著路邊一個圍觀者，“你說，這裏誰打人？”那人嚇得聲音哆嗦，手指著易眼鏡，“是他！是他！”
對方又用槍指著另一個圍觀者，“你說，這裏誰打人？”那人也嚇得往人群裏縮，下巴朝易眼鏡擺了擺。
“看見沒有？你自己打人，暴力襲警，還有什麽話說！”對方用槍管把易眼鏡腦袋抵歪了，得意地獰笑，氣得易眼鏡目瞪口呆。他妻子也氣得大叫，但被另一個漢子揪住，沒法上來幫他，隻能眼睜睜看著丈夫被逼向牆壁，不賠禮道歉就不能走人。他們的摩托也早被掀到路邊，被一個漢子的皮鞋踹得轉向燈碎了，車輪鋼絲也彎了，鏈殼也癟了。操槍者還說：“今天算是便宜你們，要不是有急事，先把你們送到派出所喂幾天蚊子！”說完一口煙噴到易眼鏡的臉上。
據易眼鏡事後說，這一口煙霧中還夾著痰沫子。
意想不到的事就在這一刻發生了。事後不僅易眼鏡回憶不起這一段，他妻子也說不清這件事是怎麽發生的，隻知道當時發現持槍者不知為什麽慢慢矮下去一截，膝頭半彎著的奇怪姿勢，眼睛翻了白眼，身子優雅地旋轉，旋了整整一個多圈，最後撲通一聲旋倒在地上。然後她就聽到了槍響，叭叭叭連響了幾聲，街上大亂，有女人的叫喊，有小孩的叫喊。她沒看見丈夫的人影，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慌亂中也沒法尋找，於是自己跳過一道欄杆，跑進了路邊一個陌生人家。她後來才知道丈夫已經被抓起來了，罪行是用手中鋼條把派出所的警察打成了重傷——當時他乘對方去轉身的時候，看著那個後腦勺怎麽也刺眼，就情不自禁舉起了手。他手裏居然有一根鋼條。
易眼鏡是一個文弱書生，當年下鄉的時候，一聽說中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了天，跑到後山上大哭了一場，痛泣有科學家走到自己的前頭，已搶走了他為國立功的機會，完全是一個書呆子。呆子專做呆事。怎麽就把人往死裏打呢？事後他自己也十分後悔，說沒想下手那樣重，劈西瓜一般，竟然在人家腦袋上劈出一條溝，差點把腦漿劈了出來。他努力回憶著當時的姿勢，計算著自己掄臂的角度和力度，似乎要通過他的精確計算，證明腦袋上那條肉溝與自己無關。
事情的解釋，隻可能是他在那一刻完全失控了，完全喪失理智了，感情用事了。感情是一種較為危險的東西，常常與嚴密周到的思考無關，與一個人的性格常態和處世常規也無關。一絲獰笑，一個頂在腦袋的槍口，一口噴在臉上的煙霧，一輛在皮鞋下吱吱嘎嘎破損的舊摩托，這些東西構成的侮辱和欺淩，足以使一個人感情迅速集聚和爆炸。換一句話說，感情用事的時候，大腦裏常常活躍著一些刺激性的具象，抽象的概念和邏輯之網頃刻崩潰，使當事人完全無法控製自己的行為。比較而言，當時衝突的對方就冷靜得多，盡管對易眼鏡的大打出手狂怒無比，畢竟沒有大開殺戒，幾發子彈都打到天上去。他們肯定考慮到不能傷及街上無辜——這就是說，他們的腦子裏還牽掛著這些成文之理和成文之法，沒有感情用事。
在成熟的文明人那裏，“感情用事”通常帶有貶義，是人生中的失常和犯規。因雞犬之爭便拔刀取命，因酒肉之誼便大節不守，因美人一笑便江山忍棄……這都是感情用事的教訓，我們的外婆或者奶奶不知道給我們說過多少，以便我們成人之後不犯傻，不吃虧，不禍國殃民。這裏的“常”和“規”，是人們對利益的理性把握，是趨利避害的經驗總結，至少是得與失的平衡點。當事者一旦越過了這個平衡點，就是走火入魔，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造成的惡果會讓人們覺得不值。故文明社會在這一點上早已有公約：感情不能用事，理智才能用事。
這也正是現代“博弈理論”的出發點，是很多現代社會科學理論體係的內在邏輯。根據這一邏輯，人都被假定為利益追求者並且對利益有理性的認識，因此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利益權衡的結果，可以預測和推算，如同棋盤和牌局上的各種變化，完全有規可循。笛卡爾、亞當·斯密等思想家筆下的人，就是這樣一些深思熟慮者，堪稱發乎理而止乎理的模範。
博弈理論的一個經典例子是“旅客沉默案”。案情是這樣：假設一個行駛的汽車上有一個強盜，有兩個旅客，於是旅客的利益選擇有如下可能性：
一、兩個旅客共同選擇反抗，雖然都會有一定損失，但可以製服強盜，收益為負一；
二、設若一個旅客選擇反抗，因為強盜足夠凶悍，該旅客不僅會失去財物，還可能失去生命，其收益是負八；而另一個選擇沉默的旅客將從混亂中獲益，比如借機逃跑，收益為六；
三、兩個旅客都選擇沉默屈服，盡管有財物損失，但無生命之虞，其收益都是負二。
博弈理論推定：兩個旅客都同時選擇反抗當然是最好的，但因為他們之間沒有聯手對付強盜的事先契約，或者有契約也缺乏相互信任，所以他們都不會選擇上述第一種方案，也不會選擇第二種方案以舍己利人，最後隻能選擇第三種方案，即麵對強盜的搶劫，全都沉默以對。
他們最可能選擇一個糟糕的結果，但避免最糟糕的結果。
如果人們確實都是“利益理性人”，這一博弈過程當然無懈可擊，在很多日常行為和曆史事態那裏也可以得到印證。問題在於，人是血肉之軀，人的心智不是一個棋盤或牌局，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群體，不知道什麽時候就可能有情感的風暴呼嘯而來，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使博弈理論中那些矩陣和算式蕩然無存。以色列最大的一家報紙《新消息報》在二〇〇二年初就中東危機作過一次民意測驗，其結果表明：百分之七十四的以色列人讚成政府的暗殺政策，以對付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恐怖行為。但百分之四十五的受訪者認為這樣隻能助長恐怖行為，百分之三十一認為這樣無助於清除恐怖行為，隻有百分之二十二認為這將削弱恐怖行為。這意味著，大多數以色列人並非不明白暗殺政策將有損自己的利益，但還是支持以暴易暴，支持對自己的利益損害。很明顯，他們在這一刻大多不是“利益理性人”，不符合博弈理論的假設，而是一群紅了眼炸了肺橫了心的情感人。他們的眼睛已經屬於鮮血，鼻子已經屬於硝煙，耳朵已經屬於慟哭，口舌已經屬於淚流，兩腳已經屬於瓦礫，一聲救護車的尖叫和幾縷橫飛的血肉已經取代了安全利益謀略，成了他們最急迫最重要的思考焦點。他們也許仍在追求利益，但憤怒已經成了最大的利益所在，因此他們就像上述舉著鋼條的易眼鏡一樣，不惜做出日後連自己也要大吃一驚的事情。
易眼鏡後來受益於一個有經驗的律師，在雙方均有過失的解釋下實現了法庭調解，免了刑事處分，隻是賠了十八萬元——賠掉了他將近二十年的辛苦勞動。
感覺慣性
有些國家的城市街頭做了些塑料假警察，減少司機的違規現象，就像中國農民在田邊架起稻草人嚇走麻雀，居然頗有效果。即便人們“知道”那些警察是假的，鳥們“知道”那些人是假的，但一個可怕的形象在眼角掠過，假象壓倒了真知，恍惚之際，亦假亦真，也足以形成震懾和阻嚇。這就是心智被一個假象暫時調動和控製的過程，一種視覺性條件反射。
革命時代裏還有這樣的事：有人不小心砸碎了領袖泥塑頭像，自跪三日以求贖罪，把領袖崇拜橫移到一堆泥塊上。正像有些巫術操作者針紮紙人，火燒草人，鍋蒸麵人，對仇人實施惡毒報複，似乎認定紙人、草人、麵人等等與現實仇人有形象的相似，便必有內質上的連通和同一，於是假象替代了真身，恍惚之際，亦假亦真，滿腔仇恨傾注於假象，也可得到心理滿足。這種對外形相似性的深深迷惑，不妨被看做感覺慣性的另一類表現。
幾年前，我在國外見到一個德國記者，還有他身柔如水和聲弱如蚊的香港太太。兩人都年過半百，都很友好與和善。在所有的采訪都圓滿完成以後，我們一起去喝杯咖啡。德國先生突然說出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想問一個不算正式采訪的問題：你為什麽這樣愛笑？”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他有點抱歉的遲疑，十個手指交叉又迅速分開，做了一個比畫，不知道該如何說出他的意思，與太太用德語嘟噥了幾句。“我的意思是這樣，我看過你的一些作品，也是喜歡這些作品的，知道你沒有特別陰暗和特別孤僻（感謝他太太翻譯得如此細致入微）的東西，但還是讀出了其中的沉重，因此看到你本人以後不免仍有點意外。你很喜歡笑，這樣當然很好（我懷疑他太太擅自添加了這一句客套），不過……如果你笑得少一點的話可能更好，可能更像一個作家，更像一個中國作家。不是嗎？”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記得自己當時是怎樣回答的，印象中是回答得笨拙而囉嗦，根本沒有說到點子上，直到返回旅館才理出幾句話，恨不能追到人家的汽車上去扯住人家的耳朵再答一遍。作家為什麽就不能笑？中國作家為什麽就不能笑呢？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問題。我應該整日陰沉著臉，整日沉思默想，眼睛裏全是苦難和悲憤，這才像個作家或者像個中國作家，才能引起讀者的尊敬和外國人的喜愛，是麽？我不這樣就會讓你們失望和驚詫，是麽？你們在畫展上、攝影展上，還有報紙雜誌上，看多了這種人，看多了某種把全世界幾千年血淚史都壓在心頭的受難者，看他們總是把死亡或極權一類嚇人的事揣在心窩子上，就不能容忍我笑了，一笑就壞了你們的文化胃口，是麽？
中國是我的父輩、我的青春以及一片我氣息相融的熱土。退一萬步，即便中國眼下還是一個暗無天日的奴隸社會，我也有笑的權利吧？歐洲在希臘、羅馬時代就沒有笑？即便中國現在落後得茹毛飲血和水深火熱，我也有笑的權利吧？德國在沒有汽車、電視、信用卡、抽水馬桶以及足夠麵包的時代就沒有笑？說實話，我在中國還笑得更多，到了這裏還沒倒過來時差，到了這裏不得不manner，不得不遷就西方人笑不高聲的優雅，都快憋死我了你明白嗎？
一個人難有真正的自由，包括笑的自由。文化傳媒和社會習俗正在“教會”大家怎麽活，已經給各種身份分配了表情，正如一切作家不宜笑，一切少女也都應該神情嬌弱，見到一隻蟑螂就得手掩小嘴兩眼發直跳起來大聲尖叫；一切政治家則應該麵容慈祥，不論到什麽公共場合都有雷打不動刀劈不爛的一張笑臉，以昭彰政治權力的王道而非霸道品格。文體傳媒和社會習俗也給各種情境分配了表情：一走進鳥語花香就應該有情人春懷，哪怕半老徐娘也得活潑追逐或者繞樹三匝；如果麵對海濤滾滾撲岸那就應該麵露幾分曆史的滄桑和深刻，不冒出幾句偉人的人生哲理似乎就說不過去——眾多電影的蒙太奇不就是在推進這種表情的套餐化麽？不就是在建立和鞏固視覺專製麽？這種身份與表情的固定搭配，情境與表情的固定搭配，人人都懂，人人都會，日長月久便形成了人們整理表情的一種法則，一種紀律，一種秩序，不容隨意地胡來，否則就會讓人“不順眼”。
S君已經適應這種慣性了。他不論在什麽場合，隻要瞥見有鏡頭舉起來，就會有臉上的急劇降溫冷若冰霜，兩眼直勾勾，盯住前麵一個想象中的仇敵，或者一片想象中的淒慘墳地，而且時時隻給鏡頭一個側麵，凸現自己線條分明的下頜。我曾經見到他發表在香港雜誌上的一篇關於攝影的文章，覺得不錯，建議他授權我們的《天涯》雜誌發表，讓讀者們了解一下他去國以後的創作情況。他忙不迭地拒絕，哦不行，不行，這絕對不行。我以為他是顧忌自己的敏感身份，怕連累了我們，便告訴他國內可能沒有他想象的那麽可怕，畢竟眼下不是“文化大革命”那年頭了，像他這種有顏色的人，不少已經亮相報刊，沒有什麽麻煩的。我不知道他為什麽仍然不同意授權，直到後來碰到他的一個朋友，對方才告訴我：你怎麽這樣傻呢？你這不是要砸他的飯碗麽？如果國內發表了他的文章，他還能有什麽理由政治避難？
一年以後，正是這位S君以“代表中國地下電影”的身份獲得了國外一個大獎，在獲獎演說中宣稱自己從來不能在祖國發表作品，絕口不提他當年積極爭當什麽副主席並且風風火火給首長們送去內部電影票的往事。他惹惱了中國政府，有關部門隨即下文查禁他的作品，包括他一直在書店裏賣著但十分冷落的兩本舊作。到這時候，他倒真的成了地下藝術家了，真的在國內不再有任何發表痕跡了，終於有了夢寐以求和最適合在歐美國家尋求同情和庇護的身份，排除了我這裏傻乎乎的幹擾嚐試。他對查禁肯定暗暗高興，肯定把這種高興秘而不宣。他從此更有理由在報刊以及海報的一切照片上深沉，在各種低調攝影中閃耀著黑暗中痛苦不堪的眸子，還有總是側過來的堅硬下頜，鋼鐵一般冷冷撞擊著觀眾的眼光。
他永遠沒有笑容——隻是從那以後，我一見到他的頭像就更忍不住大笑。
歲月
時間越過越快，尤其是最近這十多年，因為速度太快而拉成了一道花白，什麽也看不清，過了就如沒過一樣。
回想起來，記憶最深的生活也就是最困苦的生活，讓人心有餘悸的記憶，幾乎可以落實到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鍾。也許，正是害怕這種記憶的丟失，我一次次情不自禁地製造困苦，就像孩子無聊時情願把自己的指頭咬痛。我從湖南遷居到了海南，住進了一間簡陋破舊的軍營平房。我麵臨著嚴重缺電的情況，每天晚上都隻能點上昏暗的蠟燭，看街頭那些鋪麵，都叭叭叭的有小電機四處冒煙。我也麵臨著缺水的局麵，常常剛開始做飯水管就斷流，需要人提著桶子四處找水，當然更需要把海邊和河邊當作浴場。這時候的海口，還算不上一個城市，更像一個大集鎮和大漁村，缺少交通紅綠燈，缺少下水道，到處都有綠色農田和荒坡，野生的火雞、兔子不時闖入家門。還有黑壓壓的熱帶螞蟻，不知什麽時候突然湧上牆頭，使白牆變成了黑牆，不一會又突然消失，讓白牆完好無損地重現人間，就像一匹從牆根湧出的神秘黑浪來去無蹤。
我們是三家合租房子和合灶吃飯，其實豈止是三家，海南建省辦特區的熱潮送來了很多不速之客，有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幾乎逼著我們每一天都是開流水席，吃完了一撥又吃一撥，有一天竟把電飯鍋從早上燒到晚，一直在忙著煮飯。到了夜晚，客人需要借宿，逼得我們又拚桌子又搭椅子，把孩子們從夢中叫醒從這張床趕到那張床……我現在回憶這一切的時候，能想象自己當時的抱怨和苦惱，但更慶幸自己記憶能力的複活。比較而言，那是一段盛產記憶的歲月，使生活變成結實、堅硬而且伸手可觸。相反，當生活條件改善以後，當自己終於也搬進寬大明亮的住宅，有了整潔幹淨的書房以及可以蹺起腿來看看電視的沙發以後，當家裏變得讓人渾身輕鬆並且一踏進去就如兩腳生根很難再邁出門的時候，日子就突然加速了，而且一再提速。剛剛過完新年一眨眼又是新年，剛剛是孩子進中學一眨眼就是孩子進大學：我經曆了這一段時光嗎？憑什麽說我經曆了這一段時光？時光為什麽突然流失到沙發後麵、餐桌下麵以及書櫥夾縫並且無影無蹤？
人都希望生活的安定和舒適，但安定和舒適加速了時光，縮短了我們的生命，是一種偷偷的劫奪。這是一種兩難。尼采說過：“要使你的生命變得長一點嗎？讓你自己處於危險之中。（見《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危險，還有廣義的危險，包括貧困、歧視、動蕩不安等，能使我們的感官充分地開放，對信息的吸納力成倍地增強，身邊任何動靜都難以錯過或逃出我們的關注，並且最終成為記憶烙入心頭——我們不妨稱之為感覺的“緊張增效規律”。危險還往往與陌生的處境相隨，往往能打破某種定型的生活模式，提供各種新的刺激，使我們的每一天都有異於前一天，每一年都有異於前一年，避免感覺在無限重複的過程中漸漸麻木和消失——我們不妨將其稱之為感覺的“重複衰減規律”。隻有憑借感覺的豐收，憑借具象在記憶中的豐富儲存，人們才能證明生活的存在，證明自己不同於病床上那些植物人——我見過這樣的植物人，是我們單位一位退休大姐，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像受過什麽刑法挨過什麽打。身上插著四種管子，連通四台複雜的機器，靠單位和家屬支付的高額醫療費維持著飲食和排泄，維持著基本正常的呼吸、脈跳、體溫以及血壓。如果說有什麽區別的話，她與常人最大的區別，在於她同時承受著四套醫療大刑，感知能力仍然無法恢複。
然而安逸也正在磨滅著感知力，人們一直在追求著的幸福正在使我們植物人化。
安逸就是感覺的催眠者，是一部能讓人興奮幾天的美妙電影，一部將千百次重複從而讓人昏昏入睡的電影，最後讓觀眾在暖洋洋的沙發裏成為一個空，一個沒有走進醫院的植物人。這些人其實沒有生命，因為他們沒有痛苦的“度日如年”而有幸福的“度年如日”，雷同的日子無論千萬也隻是同一個日子，人們幾乎已經不能從記憶中找出任何圖景或聲響，作為歲月存在過的物證。
生活就是蘇醒，是從全宇宙漫漫長夜裏一次蘇醒過來的機會，每個人隻有這樣的一次機會。我已經打了幾個盹，一次次差一點睡去。因此我必須讓自己驚醒，讓自己被激活，永遠能夠看到、聽到、嗅到、嚐到、觸摸到什麽，就像我遭遇奇跡時檢驗自己是否在夢中一樣。我必須走出海口市龍昆南路九十九號這一個大睡袋，洗洗臉，刷刷牙，走到外麵刺眼炫目的感覺中去。我知道，出外旅遊是無濟於事的，任何旅遊都不會陌生也沒有危險，不過是把電視機裏的良辰美景來一次放大的複習；酒吧茶館的社交也是無濟於事的，任何社交不會陌生也沒有危險，不過是把電話筒裏寒暄客套來一次麵對麵的可視性複習。我甚至明白，讀書和寫作也不管用，這些文字運動能滋養我的大腦卻可能荒廢了感官，讓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口舌、肌膚等過早地機能衰退。
我羨慕阿梅。她是一個身體小巧的女人，永遠微笑並且對人關懷備至的女人，身為香港教授卻總是活躍在中國內地，以及印度、孟加拉、菲律賓、韓國乃至巴西，哪裏有苦難哪裏就有她，哪裏有反抗哪裏就有她踏著一雙舊式涼鞋的赤腳，完全是一個風塵仆仆的女甘地和女格瓦拉。她在大學裏拿著據稱“自己一說就臉紅”的高薪，一個月幾萬元，但清貧得家徒四壁，一張舊書桌旁邊，隻有幾大箱市麵上最便宜的方便麵，省下的薪金全部變成了組織活動經費，變成了抗議獨裁者和跨國投機資本的宣傳品，變成了印度鄉村學校的校舍和中國貴州鄉村種植的百合——她帶著學生在街頭推銷這些百合，再把所得寄還貴州。她每天隻睡兩三個小時，但在教室裏轉身板書的一刹那都可以睡著，醒來後照常寫字，不為任何學生察覺；開一場會可以睡上二三十覺，每次在別人前一句睡著然後在別人後一句醒來，接上別人的發言，居然可以不跑題。正因為如此，任何身強力壯的大漢，跟著她不到三天就要累得趴下，都怯於跟著她奔波於死亡邊緣，包括在孟加拉翻車，從菲律賓土匪的槍彈下逃脫。
我也羨慕大頭。他永遠快樂、永遠吹牛皮並且永遠在女人那裏糟踐自己，直到結婚和移居美國以後也積習不改。他在劇團當畫工時就成天泡在女演員宿舍樓裏，被她們趕出來以後，操著電鑽在每間寢室的牆上打洞，猖狂地宣稱自己就是要偷看她們，偷看她們換衣和洗腳，當然更激起她們的驚慌。他經常耷拉著臉，為偷看而誠懇道歉，讓對方又羞又氣，最後好容易下決心原諒了他的過失，卻發現他不過是編個故事逗個樂，於是恨不得拔他的毛和抽他的筋。總之，他有很多這樣的詭計來博取女人的羞澀、氣憤、同情、快活、瘋傻以及驚嚇，逐一加以享受，笑得自己在床上翻跟頭。他當然也是在玩一種危險的遊戲。盡管他喜歡女人但並不喜歡同她們上床，盡管他覺得女人的可愛在於風情各異和儀態萬千而無關乎老少美醜，但男人們不相信，女人們也不相信。他說自己偶有失身，至今一回想起事後洗洗刷刷的氣味就要作嘔。人們不信。他說自己曾經在一個電影製片廠被兩個新潮女士追著要強奸，好容易才逃出虎口。人們更不信。他最終被一個女獸醫的丈夫頂在牆上，脖子上被割得鮮血淋淋，差一點就像隻雞被人放了血。
如果僅從感覺開發的角度來說，我還羨慕很多人，很多生活，甚至是監獄裏的生活，災難中的生活，戰場上的生活，在阿爾卑斯的雪崩下逃生的生活，或在太平洋的海嘯中脫險的生活。但我發現，無論是苦行者的冒險還是享樂者的冒險，凡是我羨慕的生活總是最靠近死亡的生活，投入其中，需要生的勇氣同時也是死的勇氣：生與死是如此相鄰。
我害怕死，其實也害怕生，終於明白生並不比死更容易。我肯定會拿出種種借口來逃避那些生活，逃避新的開始。對孩子的責任，對父母和妻子的義務，還有朋友的托付和單位裏的公務，還有生活所必需的錢……都是逃避者很正當的理由。我甚至可以義正詞嚴地說服自己：為什麽一定要把陌生和危險當作目的？為尋找什麽感覺而離家別友是否過於自私？
我當然沒有說錯。一代代人就是這樣說服自己的，於是心安理得地積攢著和守護著自己的小幸福，不願再把腦袋探出生活陳規之外；心安理得地在職業穩定、地位穩定、家庭穩定等之後，把自己漸漸變成沒有躺在醫院的植物人，然後把自己聲稱對其負有責任的親友也逐一變成這種植物人——送入無痛的死亡。
人似乎隻能在兩種死亡中選擇。
肉身的死亡，或是感覺的死亡——“這是一個問題（莎士比亞語）。”
我還沒有做出決定，還得想一想。
座位
小王沒有讀過多少書，平時說話和辦事都小心翼翼，寫一張字條都緊張萬分，筆尖在紙頁上方轉了幾個圈還不往下落，好像老在擔心把字寫錯，必須在空中把這個字試寫多遍，找準位置再正式下筆。他每每拖遝得旁邊等著的人心急如火，恨不能捉住他那隻空中扭秧歌的手，代他一筆戳下去，錯了也拉倒。旁人的焦急當然更使他緊張，一張紙條寫完後總是大汗淋漓。
他工作之餘的最大興趣，就是在報紙上尋找刑事案，並且迅速傳播這些案件的消息，堪稱刑偵工作和法院工作方麵一個最忠實和最全麵的觀察家。他一開口就是小偷、搶劫、殺人、焚屍、綁票，等等，滿嘴都是帶血腥氣的罪惡，是永遠讓大家提心吊膽的新聞中心。你完全可以想象，他腦子裏裝著一個何等恐怖的世界。
考慮到他辦事可靠，還考慮到他在鄉下開過拖拉機，公司後來安排他當司機，給辦公室開汽車。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當上了司機以後，一坐到那個司機座上就脾氣大了好幾十倍。碰到車前有什麽胡闖亂竄的行人，他居然可以把腦袋伸出窗外大吼一聲：“你他娘的找死嗬！”或者猛按喇叭，咕噥出一句恐嚇：“老子廢了他才好！”
諸如此類，殺氣騰騰。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性格已經全麵改變，不意味著他會帶著粗暴下車。事實上，隻要一離開汽車上的那個座，他就又成了個不聲不響的影子，是一個對誰都唯唯諾諾的點頭機器，包括對那個比他高出一個頭的老婆。他那一套嚇死人的大脾氣永遠隻會留在司機座上，隻會隨著發動機而點燃——這真是讓人奇怪。往日專業司機隊伍裏常見的粗野，包括粗野的詞語，都隨著一個真皮司機座位神奇地移植到了他身上，會通過他的臀部、背部以及手掌傳輸到他的嘴上。
角色
環境改變性格還有很多例子。高君當年下放在嵩山大隊，與我們玩得好，後來成了我們派出去的一個間諜。我們與公社和大隊兩級領導的關係緊張，但不知道上麵到底準備拿我們怎麽辦，於是請高君去刺探軍機。他平時人緣不錯，在我們的合謀之下，又連續寫了入黨申請書和思想匯報，在大會上瞪大眼睛大批知青中的自由主義，還給幹部們偷偷送上肥皂、豆豉、染料之類當時的緊俏品。他果然當上了團幹部，在我們看來是打入政權內部去了，被我們興高采烈地舉杯慶祝。
他確實刺探過一些有用的情報，讓我們對某些事態早有準備，比如，公社就要再一次清查反革命了，比如，縣公安局來人調查紅衛兵武鬥時的槍支了，比如，公社書記正在查副書記的男女關係問題而且公社幹部食堂裏連吃了三天豬婆肉……高君沒有辜負我們的重托，真是我們的〇〇三好同誌嗬。
時間一長，有些事情卻也讓人困惑。根據約定，他在公開場合疏遠我們，唱著高調背叛我們，這算不了什麽。但他把小雁製造母親病重的假電報的事也舉報上去，把大川裝病和老木偷盜竹子的事也舉報上去，搞得四滿書記在知青大會上拍桌子開罵——雖說是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雖說是苦肉計應該得到我們的諒解，但如此爭取表現，下手太狠了些吧？看著他後來把小幹部的角色當得有模有樣，眼都不眨就開講“階級鬥爭”、“思想改造”、“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接一支煙也留著要給領導抽，撿一條魚也要留著給領導吃，遇上放電影就扛著幾張椅子飛跑，要去給黃書記一家搶占好位置，不能不讓人生出真假莫辨和弄假成真之感，恍恍惚惚不是個滋味。
這是怎麽回事？他當馬屁精，出於我們的策劃和鼓勵，但把馬屁精當到了如此爐火純青的程度，差不多就是個真馬屁精了吧？
他以前不是一個這樣的人。雖然有點小氣，比方一聽說要打球就趕緊把球鞋鎖進箱子，床下空蕩蕩的讓別人無鞋可借，但他看到幹部來了就躲得遠遠的，躲到自己的某本愛情小說裏去，決不是個馬屁精。
從此，我知道角色扮演的危險。角色是一整套造型規則，在長期扮演的情況下，可能逐漸滲入演員的骨血，並不是一件外衣，說脫就能脫的。就像一絲馬屁精的諂笑掛在高君臉上了，漸漸改造了臉部肌肉結構，日後如何能隨意消除？他一到領導麵前就矮了一截，都變成本能姿態了，一條腰杆還能隨意直得起來？他投向我們的冷冷目光開始隻是表演，但表演得多了，到了需要拍著胸脯當哥們的時候，需要在我們麵前慷慨激昂當自己人的時候，熱情的目光還能及時調動和配合得上來？
知青群體不久後成鳥獸散，使我一直來不及弄明白當時到底是怎麽回事：他到底是哪一頭的人。我想，他自己可能也給這事折騰得糊塗了。
性格
性格問題特別複雜，撇開先天因素不說，光是後天環境一條，就是一片暗不見底的深淵，讓探知者望而生畏。很多外科醫生有一種並不自覺的冷靜細致，很多當政官員有一種並不自覺的頤指氣使，很多舞台藝人有一種並不自覺的表情誇張和聲調誇張。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職業是他們的紅舞鞋，使他們不由自主地跳出了性格之舞。我還曾領教過情報人員：在不同場合，看見不同的寫字者像小學生一樣，在紙頁下塞一塊硬墊板，以防筆觸劃痕透到下一頁，一打聽，他們原來都出身於情報部門，脫不掉這種時時注意保密的職業習慣。
職業隻涉及後天環境的極少一部分。地域、民族、時代等大環境，也能孕育出相應的集體性格，在一定的範圍內悄悄傳染。法國學者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曾經用“地理環境決定論”來解析人的性格層次以及變化。我們在這裏不必討論他的核心看法，但透過他形象化的文字，至少可以了解性格——或者說自然稟賦和文化習俗對個人的熔鑄，常常是比觀念、立場、意識形態等更為穩固的精神層麵。他是這樣說的：
“浮在人的表麵上的，是持續三四年的一些生活習慣和思想感情，這是流行的風氣和短暫的東西。一個人到美洲或中國遊曆回來，發現巴黎與他離開的時候大不相同，他覺得自己變成了外省人，樣樣都茫無頭緒：說笑打趣的方式變了，俱樂部和小戲院裏的詞匯不同了，時髦朋友所講究的不是以前那種做派了，在人前誇耀的是另一批背心和另一批領帶了……”
“在人的一切特征中，這是最浮淺最不穩固的——下一層是略為堅固一些的特征，可以持續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大約有半個曆史時期。我們最近正在看見這樣一層的消滅：中心是一八三〇年前後，當令人物見之於大仲馬的《安東尼》，見之於雨果戲劇中的青年主角，也在你們父親伯叔的回憶中出現。那是一個感情強烈、鬱悶而多幻想的人，熱情洶湧，喜歡參加政治，喜歡反抗，又是人道主義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情老是痛苦不堪，穿著顏色刺激的背心，頭發的式樣十分觸目……（引用者有刪節）他們的思想感情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要等那一代過去以後，那些思想感情才會消滅。”
“現在我們到了第三層，非常廣闊非常深厚的一層。這一層的特點可以存在一個完全的曆史時期，例如中世紀，文藝複興，古典時代。同一精神狀態會統治一百年或者幾百年，雖然不斷受到暗中的摩擦和劇烈的破壞，一次又一次鐮刀和炸藥的襲擊，還是屹然不動。”“文藝複興時期的風雅人物穿的是騎士與空頭英雄式的服裝，到古典時代便換上真正交際場中的衣著，適合客廳與宮廷的需要：假頭發，長筒襪，裙子式的短褲，舒服的衣衫同文雅而有變化的動作剛好配合，料子是繡花的綢緞，嵌著金線，鑲著鏤空的花邊，合乎既要漂亮又要保持身份的公侯口味。經過連續不斷的小變化，這套服式維持到大革命，才由共和黨人的長褲、長筒靴、實用而古板的黑衣服取而代之。”“這個時期有一個主要特點，歐洲直到現在還認為是法國人的標識，就是禮貌周到，殷勤體貼，應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說話很漂亮，多多少少以凡爾賽的侍臣為榜樣，始終保持高雅的氣派，談吐和舉動都守著君主時代的規矩。這個特征附帶著或引申出一大堆主義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學，愛情，家庭，都留著主要特征的痕跡；而這整個精神狀態所構成的一個大的典型，將要在人類記憶中永遠保存，因為是人類發展的主要形態之一。”
丹納在這裏所描述的性格，有時候包含觀念，有時則不包含——這需要我們找到恰當的觀察角度，也需要我們對“性格”和“觀念”這兩個概念約定特別的涵義。法國籍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在長篇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描寫了一個情節：一九六八年，捷克很多自由派人士發起“兩千人上書”的改革行動，采用了一張宣傳畫，標題是：“你還沒有在兩千人上書中簽名嗎？”畫中是一個人直愣愣地瞪著觀眾，嚴厲地向觀眾伸出食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年後蘇聯紅軍入侵捷克，嚴厲清查和迫害自由派人士，同樣是采用了這張宣傳畫，滿街都張貼著直愣愣的眼光和逼向觀眾的嚴厲手指，連標題也差不多：“你在兩千人上書中簽過名嗎？”
在這裏，我們可以說，兩張宣傳畫代表不同的政治觀念，卻表現出同樣的性格特征，表現出一種超政治的普遍性體態暴力，足以引起作者的震驚。這個情節還沒有完，當小說的主人公遇到兒子的時候，兒子帶著同伴來動員他一同參加抗議簽名，就是在這同一張宣傳畫下，表現出同樣咄咄逼人的威迫。主人公猶豫之餘，拒絕在新的抗議書上簽名。他並不是反對抗議，而且他已經被入侵當局砸掉了飯碗，已經屢遭迫害，再沒有什麽可以丟掉的了。但他不能接受一種強製，不能接受來自宣傳畫裏的目光和手指。
在昆德拉看來，反專製的觀念裏可能透出專製的性格。那麽這到底是專製還是反專製？
性格與觀念兩相剝離的時候，性格常常表現為一種身體語言，表現為“怎麽做”而不是“做什麽”，或者說是通過“怎麽做”來隱秘地“做什麽”。可惜的是，人們並不都是昆德拉，在這種隱秘的“做什麽”麵前常常是一個瞎子。很多理論教科書和曆史教科書，隻告訴我們誰是專製的而誰是民主的，但不告訴我們此人是“怎樣”專製或“怎樣”民主的；隻告訴我們誰是立憲黨而誰是保皇黨，不告訴我們他們是“怎樣”的立憲黨或“怎樣”的保皇黨——比如說，他們是不是有一根修長的手指，經常咄咄逼人地指向人們的眉心。在這些理論家和史學家看來，一根手指是人生小節，無關宏旨，不值一提。這正暴露了他們與昆德拉的區別，與文學的區別。
文學總是喜歡注意小節，注意生活中瑣屑的具象，就像一個虛擬的在場者，注意現場中一切可看、可聽、可嗅、可嚐、可觸的事物，因此與其說文學在關切人們在“做什麽”，不如說更關切人們在“怎麽做”，即“做什麽”之下隱秘地還在“做什麽”。在文學家的眼光裏，蘇聯的《夏伯陽》和美國的《巴頓將軍》差不多是同一部電影。兩部片子裏的主人公都是將軍，代表兩種完全對立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觀念，但這一區別幾乎可以忽略，事實上也總是被觀眾忽略。兩位將軍共有的勇敢無畏、豪爽灑脫、剛毅果決，還有偶爾出格的粗暴和隨心所欲，才是更重要的東西。他們性格的共同，較之於他們觀念的差異，在文學尺度下更具有本質意義：我們如果沒有接受他們“做什麽”的觀念，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接受他們的性格——即隱秘地還在“做什麽”。
不必誤會的是，文學家也會注意言說，包括言說所傳達的觀念。區別可能在於，文學家會更注意這些觀念的語境，注意各種具象可感的相關條件和過程，不避囉嗦饒舌地詳加述說，以求觀念得到生活語境的周全注解；而不像某些三流理論家和史學家們那樣，隻習慣於尋章摘句和斷章取義，把生活語境當作提取觀念以後的廢料。正是因為這一點，《悲慘世界》（雨果著）裏有保皇主義的言論，但並不是一部保皇主義的小說。《紅樓夢》（曹雪芹著）裏有虛無主義的思想，但並不是一部虛無主義的小說。
優秀的文學總是以其生活的豐富性，在曆史中尋找人而不僅僅是人的觀念，使曆史跳動著活魂而不是徒具死骸——比如一堆觀念的標簽。
觀念是很重要的，卻常常是易變的，輕浮的，甚至是虛假的：碰巧讀到了一篇時文，一個專製者也可以有民主的學舌；碰巧考進了某個專業，一個流氓也可以用法學來謀食。一個良民在政治高壓之下也可能寫效忠信，一個詩人在生計所迫之下也可能大寫商業廣告。一旦寫下來，這些言不由衷的文詞就可能作為證詞，被人們考據並加以采用，編入教科書、國家檔案以及各種曆史資料匯編——如果需要這樣做的話。但誰能保證那些白紙黑字不是一些假相？不是掩蓋了當事人更真實的處境和更真實的內心？一旦缺失了細心和通達的知人論世，某些曆史文獻是否更可能把我們引入追述的歧途？這些觀念的解讀也常常成為問題。蘇聯著名革命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一段男主人公在朋友墓前的獨白，曾經是理想主義的經典格言：“……當我死去的時候，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不會因為內心空虛而煩惱。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把畢生獻給了人類最高尚的事業。”就是這段獨白，出現在一本革命小說裏，後來便被很多人視為社會主義、甚至是斯大林主義的紅色專利，一旦革命出現退潮，鄙薄和聲討之聲不絕。但這些批評家也許不知道，蘇聯士兵說出的這段豪言壯語，其實是抄自美國人富蘭克林的《自傳》，屬於一個美國早期政治家、作家以及資本家。德國思想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特別分析到富蘭克林的人生觀，指出這種“放棄世俗享受以全心全意投入事業”的宗教情懷，代表了當時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文化，而“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富蘭克林人生觀一開始並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觀念，是正統的資本主義觀念。
我在這裏想說的是：實際上，它甚至也不是什麽資本主義觀念，而是人類一切求道者的共有精神留影，是人類社會中某種集體性格。難道在富蘭克林之前，世界上就沒有這種以身殉道的執著？就不可能有對高尚事業的渴求？為什麽我們這些後世的讀書人一定要固守自己的文字癖和觀念癖，一定要給這段格言注冊上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專利？
如果說一個蘇聯紅軍士兵與一個美國政要富商出現了精神疊影，與更多的人出現了精神疊影，那麽是不是剛好證明了文學可以有更為廣闊的視野，可以在超越政治觀念的同時築建更為基礎和更為恒久的政治？
聰明
我從未見過像大川這樣聰明的人，不僅僅因為他是象棋高手，乒乓冠軍，書法獲獎者，而且他在很長時間內是我的精神導師——從私下給我講解《實踐論》和《共產黨宣言》開始。他是高三（八八）班的，比我高了幾個年級，奇才異品和特立獨行名震校內外。據說他考試前從不複習功課，戴著護腰和護腕去體育館舉重，提著一條短褲去河裏遊泳，曬得黑黝黝的皮膚用指甲一劃就是一道白花花的印子。有一次他玩過頭了，趕到考場時，隻剩下交卷前的最後十分鍾，而且他的坐椅不知被誰占著。他居然不需要坐，就站在教室的門邊，將就著把試卷頂在牆上，抽出水筆嘩嘩嘩想也不想就往下寫。就靠著這最後幾分鍾，他居然還考了個數學考試全年級第一！
如果不是他的父親被打成一個“走資派”，他肯定會被保送到清華或哈軍工那樣一些大學裏去，肯定會成為一個身著校官軍裝但隱姓埋名深居簡出的核彈專家或航天專家，就像他自己曾經夢想的那樣。
他的才華很難被埋沒，自然成了我們知青戶的頭，後來還成了南方數省某些地下圈子中的知名人士，最後還成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首批大學生中的一員。熟悉他的人，從不懷疑他還將平步青雲，勢不可擋，一定會在將來的科學史或社會進步史上留下大大的一頁，留下他那濃眉大眼英氣勃發的肖像。他接受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緊緊握手，在每一個聚會上都是明星，其數學、化學、世界經濟、國際共運、計算機等方麵的知識，讓大家聞所未聞如聽天書，是大家永遠的真理之源。不過，要在這裏描述一下他的觀點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常常是這樣，與其說他有什麽觀點，不如說他的觀點完全取決於在場者說了別的什麽觀點，取決於他對任何觀點都決心展開本能的挑戰。比方說，有人說弗洛伊德偉大，他就要證明弗洛伊德平庸；有人說弗洛伊德平庸，他就要證明弗洛伊德偉大。消費者埋怨市麵上的物價高，他就要大談物價高的好處，談通貨膨脹是經濟發展的良方；生產者讚成物價高漲，他就要大談物價高的壞處，談虛假繁榮會嚴重扭曲供求訊號，談通貨膨脹危及貨幣體係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危機！他無論什麽時候都不滿足於常識，無論說什麽都口若懸河，頭頭是道，一張鐵嘴無可匹敵，令聽眾最終嘖嘖稱是。
到這個時候，我才發現他聰明中也潛伏著太多的自尊。他以前下象棋一定要下贏才肯罷手，打乒乓球一定要打贏才肯罷手，決不容對手占了便宜就開溜，決不讓自己的曆史停留在一個滑鐵盧。現在他把這種好勝心也用到學識上，似乎交談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獲取新知而是一比勝負，似乎勝者更重要的不是勝在內容而是勝在形態——澄清什麽知識難點是不要緊的，擇善而從更是比較丟人的；要緊的是得有成功譏諷後的哈哈大笑，有發現破綻後的暗暗訕笑，有信手拈來數據或例證之時的從容不迫，有把對方逼到死角之時的兩眼放光目不轉睛讓你無處可逃，當然更不能沒有聽眾一無所知的什麽書，一經提出就像秘密武器或者超級王牌，讓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茫然無措。最後，聰明人少不了在大獲全勝之後對崇敬目光的逐一收取，在人們紛紛套近乎獻殷勤的時候漫不經心和不以為然。你邀寵地給他削蘋果或沏茶水嗎？他看見了也隻當沒看見。
這裏有聰明者的全部形態，卻很難說還有多少聰明。因為真正的智者相信“大象無形”、“真人不露相”（道家語），總是使自己隱匿無形，以作為進學的必要低調，或避開攻擊的必要偽裝。大智若愚，大傲似謙，不失為更高級的自我造型之策。
他不會接受我的擔心，因為我是他長時間內的崇拜者，更因為我無論如何也說不過他，我那些隻有中學學曆的知青朋友更不可能說過他。我隻能眼看著他一天天陷入聰明的形態裏去，一天天看著這個形態變得空洞——最終變成一種無謂的爭辯癖，一種對任何言語都不可遏製的批駁癖和糾正癖。如果你說麵前有“一棵樹長得很高”，他也能找到批駁的理由：“胡說，怎麽是長得高？明明是長得很大麽！”如果你說前麵“跑來了一條狗”，他也能找到糾正的理由：“可笑，明明是一條巴兒狗麽！”
他能發現“樹大”比“樹高”更優越之處，發現“巴兒狗”比“狗”更正確之處，你還能有什麽好說的？
你還能不乖乖地讓出指導權？
他當然是對的。他的對比別人的對高出一籌，於是別人的對就是錯，就是大錯特錯。這樣的爭辯讓人疲倦。在我看來，唯一的意義就是使他的朋友們習慣於沉默，使他的朋友們紛紛崇拜繼而紛紛失望，繼而畏怯和逃竄。有一次，他費盡心機談好了一筆貸款，臨要簽字了，勝利衝昏了頭腦，忍不住當麵指導銀行副行長的書法，說他辦公室裏那幅自鳴得意的條幅最好別掛，字架子還沒有搭穩麽，筆鋒也失控，還得從顏真卿、錢南園的楷書練起。他還提醒副行長不要把別人的吹捧當真，不都是要討你的歡心嗎？書法家協會的會員證也不可當真，他們不是想挖你的讚助嗎？……他不知副行長為何臉色大變，突然拂袖而去，再也沒有回轉，隻有秘書來送客。
貸款當然是吹了。
他與商業夥伴們不和，在好幾個單位裏與上下級不和，連他家的各方親戚，最後也一個個忍無可忍地與之不相來往。在他自己最後開辦的一個小公司裏，民工走馬燈似的換著，幹不了多久都逃之夭夭，最後隻留下會計兼司機兼炊事員小王一人。
小王能夠留下來，是因為他無處可走，而且因為他是公司裏唯一不爭辯的人。無論總經理大川說什麽，他永遠都有一臉的敬仰和忠誠，還有堅定不移的三個字：“那是的。”你說股票行情肯定會上漲麽？他會說：“那是的。”你說股票行情肯定會下跌麽？他也會說：“那是的。”你說我們還是要把股票炒下去麽？他還會說：“那是的。”你說我們不能把股票炒下去了麽？他依然會說：“那是的。”
“你以後不能說‘那是的’！”大川光火了，“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蠢豬！”
“那是的。”
大川差點被氣瘋：
“你滾——”
小王默了一陣，走出門去，偷偷地哭了。
他仍然把敬仰和忠誠堅持到最後，決心把總經理的任何指教都耐心聆聽到這一輩子的最後一天。除夕之夜，他們倆在空蕩蕩的公司辦公室裏喝著酒，聽到外麵節慶的鞭炮炸響，都默默地流出了眼淚。因為欠繳電費，房裏隻點了一支蠟燭，隻照亮兩張臉和桌麵，身後的一切都昏暗莫明，似乎是牆垣也可能是深遠無邊的曠野。大川突然有些動情，破天荒地向小王敬了一杯酒，讓小王嗚嗚嗚地哭出聲來。
整整一個長夜，他們什麽也沒有說。
觀念
大川在大學裏崇拜者如雲，其中有一個小同學，成天屁顛屁顛地跟著他，見他上食堂就幫他洗飯盆，見他上澡堂就幫他提水桶，對他的任何說道都洗耳恭聽，不時往小本子上記，就像我當年一樣，是個十足的跟屁蟲。
時間長了，人們發現這兩人竟然越來越像：大川剃平頭，跟屁蟲也剃平頭；大川戴墨鏡，跟屁蟲也戴墨鏡；大川是軍呢褲配老頭布鞋，跟屁蟲也不知從哪裏弄來了軍呢褲和老頭布鞋。到最後，大川走路占地方，八字步兩邊甩，著名的三大動作：叉指（五指張擴）、揉肝（掌捂肝部）、上刑場（挺胸如刑場上的烈士），全被跟屁蟲學得惟妙惟肖，足可以假亂真。兩人就像不同體積的雙胞胎，像一對幾何相似形——隻是跟屁蟲小了一個型號。以至同學們有時會把他們弄混，最後幹脆以“大川”“小川”相區別，這樣方便。
大川對小川的全麵模仿不免有些疾首。“他們叫你什麽？”
小川討好地嘿嘿笑著。
“你老是學我做什麽？”
對方還是笑。
“你怎麽也戴墨鏡？”
“朋友碰巧送了我一副。不要緊吧？”
“摘掉！小小年紀戴什麽戴？”
“好，我摘！馬上摘！”
小川摘下墨鏡，等到大川遠去，又情不自禁地戴上。大川發現過這種陽奉陰違，曾大光其火，指著他的鼻子罵過一場，決不允許他亦步亦趨。同學們都覺得這場責罵十分奇怪有趣，就像一個人正在對著鏡子吵架。
小川從此更加小心，每次遠遠地看見大川，就趕緊摘眼鏡，等大川過去了再一切恢複原形。他似乎決心不讓大川獨占大川的形象，決心在學校裏複製出另一個大川，上演一套分身魔術。他肯定從人們的眼光裏，看出了對大川的一份另眼相看，從中獲得了極大的愉悅。很自然，他的一切觀念也必是大川的傳聲筒，包括從武術教學中分析出國粹主義遺毒，從拒交作業一事分析出獨立自由精神，從一次AA製吃飯分析出現代商業道德對於人性解放的偉大意義，還有對門第意識的大加辯護——雖然自己毫無門第可言，隻是一個保姆的兒子，既沒有大川那位讀過燕京大學又出任過共產黨高官的父親，又沒有大川親戚中那一堆將軍、教授、大夫、外交官。
大川是一個想大事的人，每做一件事，都牽涉到大形勢和大意義，都能說出“一方麵”和“另一方麵”的理論體係，都值得整理到某本曆史大事記裏去，因此更讓小川覺得不同凡響。他跟著大川生活在曆史大事記裏，生活在未來億萬人們可能的關注和敬意裏，肩負著曆史責任地吃飯、洗澡、上廁所、丟鑰匙、拍蚊子，還參入過一次學潮，那是我後麵還要講到的事情。在這一切不平凡的事件過程中，小川有過無數的觀念，卻從無真正屬於自己的觀念，隻不過是把觀念當作了平頭、墨鏡、軍呢褲以及老頭鞋之類的東西，一切向大川看齊，包括看重門第的前衛觀念也來自一種模仿，模仿他比較高看的某種社會身份和生活姿態——即便一位保姆的兒子如此學舌讓人奇怪。
這當然使觀念的起源真相更加奇詭難測：觀念是理性思維的產物嗎？觀念是利益追求的產物嗎？很多前人就是這樣認定的。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則，相信屁股指揮大腦，利益決定觀念。“什麽藤上結什麽瓜，什麽階級說什麽話”，就是這一原則的中國化解釋。這樣說並沒有說錯。隻是這樣說需要一個理想條件，一個預設的假定：觀念產生於理性思維過程，而每個人都是“利益理性人”，在一個社會共約的利益標尺之下，能清醒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但小川的各種觀念與理性無關，與利益無關，或者說模仿強者就是他全部的理性和利益所在——哪怕他現在和將來都可能當不了強者。類似的情形其實經常出現在我們身邊：男權至上的時候，很多女人也可能瞧不起女人；重農輕商的時候，很多商人也可能瞧不起商人；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的時候，很多地主和資本家可能真心實意地自慚形穢，我在前麵的《懺悔》中寫到某位小學老師，因為自己是反革命罪犯的家屬，對一切黑五類家庭的學生更多歧視，在階級鬥爭擴大化中大張旗鼓，比工農出身的一些同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可能有政治壓力下的無奈，但某些主動表現完全超出了必要限度，隻能說明她似乎有一種出自內心的激情：跟上社會的主流，分享主流腔調那裏的安全和榮耀。在這裏，他們的意識觀念完全不能用他們的利益理性來給予解釋，無異於黃瓜藤上結出了南瓜，什麽階級（或者其他群體）偏偏不說什麽話。
觀念並不等於行動，不等於勝券在握的行動，不會立即對利益造成實際的增減。如果每個人說了就要做，做了就會成，當然就不得不仔細掂量言出行隨的後果，也就不得不更多理性計較。問題在於，不是每個人都能行動的，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改造社會的，在更多的情況下，觀念隻是說說而已，怎麽說都不會使自己活得更好或者更差。既然如此，為什麽一定要說那些不入時的話？為什麽要像一個卑賤者或倒黴蛋那樣說話？在大庭廣眾之下，讓自己更像一個電視、報紙、廣告一類傳媒中的上流人物不是更好？操一口上流腔調不是更容易博取聽者的另眼相看因而有利無弊？於是，觀念逃出了利益的製約，或者說與體麵、認同感、安全感等更廣義的利益發生聯係。服裝、家具、建築等方麵的“高位模仿”現象，同樣顯現在觀念生產的流程中：弱者不會自動確立弱者立場，恰恰相反，倒會在有些時候甚至更多時候，循著一種心緒複雜的向上眺望，努力複製出強者的立場和社會主流的立場。勝利的威儀、震耳的歡呼、炫目的財富、高超的技術、美人的倩影、浪漫而奢華的享樂……一切存在於社會上層的觸目具象，組成了五彩之夢，潛入人們含混曖昧的大腦皮層，常常於不經意中指引了思考和言說的方向，使之完全脫離利益理性的引力。
在這裏，觀念是邏輯的產物，更是想象的產物。文字裏隱藏的具象，一再助產人們在社會交際中意在尋求自我優越的身份夢遊。馬克思所稱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借此才可能擴張到被統治階級那裏，最終擴張為全社會“統治的思想”（見《共產黨宣言》）。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所說的“政治領導權”，借此才可能擴張成為統治者手裏的“文化領導權”（見《獄中筆記》），讓很多弱小者在大眾性的身份夢遊中放棄思考與抗爭——他們命運未變口吻變，對豪強人物的觀念揣度往往驚人的準確，模仿出來輕而易舉而且惟妙惟肖，有時甚至不惜來一點變本加厲，讓自己虛妄的身份滿足感更加其樂融融，當然也讓豪強人物對他們的領導和統治更加牢固。
這裏還沒有考慮到另一種夢遊，即改換贏家而不變更規則的改朝換代，雖以抗爭的形式出現卻仍是實現“高位模仿”的另一種跟潮和附勢。
也許隻有災難降臨而不得不行動的時候，特別是在根本性社會改革可望成功的時候，身份夢遊的言語遊戲才會戛然而止，觀念才會回到利益理性的實地上來。
我不知道大川是不是明白了這一點。他已經公司破產，股票走水，汽車變賣，甚至窮得有時連電費都欠繳，但他還有住房，還有碗飯吃，因此仍心氣十足地熱愛著自家的門第以及“貧富分化”和“弱肉強食”的說法，仍然振振有詞地視一切打工仔和失業者“窮得活該”——盡管自己就是一個失業者。在他經常去看報的街頭閱報欄前，誰批評資本主義他就跟誰急，誰批評美國總統他就跟誰急，似乎他的股票隻有靠著美國總統來解套，似乎投機資本集團不會惦記圈錢暴利而會惦記著怎樣讓他這樣的窮人繳上電費，不會去忙著拉緊貪官汙吏而會急著請他這樣的書生去民主參政，造成了很多地區的經濟危機也仍然是他的大好機會而不是他的危險——他年過半百頭發花白，戴上了老花眼鏡，學過的一點計算機語言早已過時，眼下連IP、WEB以及代理服務器是什麽都茫然無知，給跨國資本打工的資格其實都沒有了。
他幾乎不同親友們來往。小雁回國來看他的時候，在餐廳裏受到他接見，算是有大麵子。小雁知道不能與他像當年那樣談時勢，否則就會當場大吵，一個美國有錢人憂心貧富分化而一個中國缺錢人向往貧富分化，這種爭論也太滑稽。小雁當然也深知對方的性格，不會去打聽他的真實處境，不會哪壺不開偏提哪壺；也不會給他出什麽謀職主意，那無異於南轅北轍，隻會迫使他更加決絕地拒絕這些機會——同他說話真是得小心翼翼。想了想，隻好在餐廳裏談太極拳和武當劍。大川是這一方麵的新星，當然是有話可說的，而且是最樂意說的。他說康某打得臭（大概是他的一個鄰居），王某打得太爛（大概也是他的一個鄰居），陳老師動作雖說規範嘛但也未得太極的風骨和氣韻（大概是一個健身老師），不值一提，他從來就不屑與之為伍。他兩眼放光，脫下外衣，露出裏麵的中式太極功服，瀟灑搓揉出幾個動作，又略露絕招，一抬腿，右腳踢了個“大梳頭”，腿杆直繃繃地貼著右耳，足足保持了半分鍾。
旁人稍不注意，會以為他一隻手高舉鞋子站在那裏——功夫十分了得，嚇得小雁伸出雙手，怕他倒下來。
“這算什麽呢？”他自得地一笑，“我現在上五樓從來都不是走，一口氣跑上去，氣都不喘。”
“你瘦多了。”
“已經輕了三十斤嗬，最標準的身材。我現在每天練功兩個小時，打坐兩個小時，吃一餐半就夠，比你們的生活都健康得多。你們承認不承認？”
在場人都說是的是的，說得他笑紋舒展。
隻有小雁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說是辣椒給辣了一下。吃過飯，她再次謝謝大川送給她的一幅字，送大川回家，陪著他走了好長好長的路，走過了一盞又一盞的路燈。
距離
小雁覺得腳下的路無限漫長，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走過的路。當時走得大張著嘴喘氣，發現前麵的路麵模糊而且飄忽，在地平線的熱氣蒸騰裏時隱時現。這個時候最好不要問路程。剛才一個農民說還有五裏，前麵的一個農民可能說還有七裏，這些答案沒有個準，常常讓人沮喪。
呼哧呼哧把五裏路走成了七裏路，這太平墟的路倒是越走越遠？或者是橡皮路一拉就長？知青曾經因此而嘲笑農民，說地球反正是圓的，農民是繞著地球反方向來測量距離的吧。其實農民並沒有錯，以為農民錯了的知青是自己錯了。想一想吧，設想你參加鄉下的緊張夏收，整整一個多月，每天頂星星出門，踩月光回家，有時累得還沒洗完腳就睡著了，拖著兩條泥腿倒在床上，把蚊帳壓垮了也不知覺，於是被蚊子盡興地叮咬。設想你正午時分仍在收割稻穀，好容易要吃飯了，你兩眼發黑地爬到田埂邊，還得擔上兩籮水淋淋的新穀送去曬穀場。太陽亮晃晃地潑灑在路麵的泥土和石板上，這對於一般行人來說是灼熱，對於負重的行人卻是刺心的滾燙，因為沉沉重擔把你的腳掌緊緊擠壓在路麵，腳上的高溫就成倍劇增。你感到腳下根本不是路麵，是專門對付腳掌的大熨鬥，正在熨壓出吱吱吱一股焦糊味。你忍不住兩腳抽跳，其實隻有抽跳的想象而沒有實際動作，因為重擔之下你走路都偏偏欲倒，腿上沒有任何一絲肌肉還聽從指揮。
想一想吧，隻有行走在這個大熨鬥上的時候，你才突然感覺到空間在無限地延展，通向曬穀場的路不再是一裏半，而是十個、百個、千個一裏半，是你一輩子也走不完的無限，是地平線上灼熱氣浪中飄飄搖搖的白熾一片。
那些肩上沒有擔子的人，穿著鞋子上路的人，坐著汽車上路的人，不可能體會這一刻你腦袋裏白熾一片的空間爆炸。
你回城後很少有赤腳上路的機會，距離感也因此漸漸恢複正常，接近了國際權威計量標準，比如氦氖激光在真空中的測定。但這對於往日的我有什麽意義呢？那些坐在整潔恒溫實驗室裏的博士們用激光和真空精確測定了距離，對於一個烈日下赤腳負重的少年有什麽意義呢？從A地到B地是十公裏。我知道，從不懷疑。然而這並不妨礙它時刻不斷地變形：在一個老人那裏是十二公裏，在一個年輕人那裏卻是八公裏；在一個初來者那裏是十五公裏，在一個本地人那裏卻是五公裏；在一個負重者那裏是十八公裏，在一個乘車人那裏卻是三公裏；在一個赴約情郎那裏是望斷之遙，在一個惜別慈母那裏卻是過駒之隙。任何距離都是人們感受中的距離，而人的感受永遠不是激光，甚至不是多種感受的統計平均，而是受製於特定的身體、處境、情緒以及其他因素，總是透出足跡、汗漬或者呻吟。那麽鄉下人麵對問路時各不相同的答案，豈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距離中有觸覺，痛之則長，逸之則短。距離中有視覺，陌生則長，熟悉則短。距離中有聽覺，豐富則長，空白則短。如此等等，已接近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說法：“相去之遠近不在於明確的計算距離……而在於定位的聯絡（見《存在與時間》）。”這個“聯絡”就是農民送糧的距離，礦工掘進的距離，士兵行軍的距離，還有各種人生中實際上存在過的距離。
勞動
夥房被風刮倒了，武妹子帶著兩個後生和一個老漢來幫我們重建。他們腰間插一把砌刀，除此之外兩手空空，像是來玩耍而不是來施工的，但一旦動手就變起了魔術。木板順手取來就頂成了支架，磚塊順手取來就當成了錘子，橡皮管注入水就成了水平儀，幾根茅草結上再拴上個石頭就成了垂直儀……如同任何物件在武林高手那裏都可成為殺人利器，眼下的任何廢物也都不廢，都能一物多用，都精神抖擻生龍活虎大鬧乾坤，成為施工最需要和最合適的工具。他們就地取材，點石成金，左右逢源，原本是可以空手而來的。
他們並沒有分工的合計，一聲不響地各行其是，這裏敲敲，那裏戳戳，這裏咣當巨響，那裏灰霧突起，讓外人覺得簡直混亂如麻。但磚塊剛擺入位置，灰漿就送到了；灰漿剛抹完，木梁就架上了；木梁剛架完，簷條不知何時已經無中生有；簷條剛釘好，茅草不知何時已經蓄勢待發。一點時間都沒有浪費。任何工序都不曾耽擱。他們好像是在用腳步聲和磚木的聲音相互聯絡，一直是用雙肩、背脊、屁股來相互關切然後及時呼應，頂多笑出兩聲，就算偷偷議決了一個個難題。一切都表現出內在的絲絲入扣，珠聯璧合，水到渠成，勢如破竹，完全是一篇一氣嗬成和有聲有色的精彩美文。待工程嘩啦啦地完成，他們全身甚至幹幹淨淨，一個泥點都沒有。地上也基本上幹幹淨淨，磚沒剩一塊，灰漿沒剩一捧，全都恰如其分用到新房子那裏，就像美文家那裏沒有任何浪費的素材或詞語。
隻有兩根竹子丟在溝裏，看來棄之無用，是唯一的敗筆。老漢也不放過，順手將其破成篾條，給我們編了一個竹籃。編竹籃的時候，他還順便給我們講了個故事：他家的狗怎樣咬死了一頭野豬。
他們不覺得做這樣的事有什麽不了起，不覺得他們就是蓋房子的武林高手，就是玩泥弄木的美文家，更不覺得他們順手編出的竹籃，完成了一個盡善盡美的藝術至境。他們以為藝術隻屬於文人騷客，隻屬於大牌的演員和畫師，而那些社會中、上流人士也從來自居藝術的主人，覺得農民粗鄙可憐。但是如果讓他們來蓋一間房子，事情會怎麽樣呢？如果讓農民來評點一下他們的蓋房過程，事情會怎麽樣呢？農民會不會覺得他們的每一個動作都是病句，每一聲吆喝都是錯別字，每一道工序都充滿著可笑的生硬和雜糅，而最後那個勉強叫做房子的東西一定粗俗無比不堪入目？
農民不會這樣說的。社會不承認他們的藝術品，沒收了他們確認和解說更多生活美感的語言能力。他們喝完茶，拍拍手就回家去了。
懷舊
我參加了知青們的集體返鄉活動。太平墟公社八個大隊一共近兩百知青，居然串通集合了百多人，算是空前規模。老木是資助者，一人包攬了租車和吃飯等全部費用，還有給鄉村小學的捐款，顯示了港商的出手大方。他還操著當時較為罕見的手機一直在催促這個那個出門，說什麽錢不錢的，你來了再說。
同學們也都老了，臉上多了皺紋，多了暗淡，還帶來了一些尾巴似的小把戲，對他們在人群中的瘋跑不時厲聲訓責，對他們拉屎撒尿不時指導，於是重逢時的親熱話總是被攪得七零八落，有一句沒一句的——像一曲音樂總是在一台破爛唱機那裏跳針，一次次從頭開始，沒法往下唱。鄉政府主持的歡迎大會上，幾個當年女知青還被推上台去跳忠字舞，《社員喜曬糧》和《社員都是向陽花》一類。媽媽們青春重現，挽起袖子，一招一式還有當年的套路，跳蒙古舞還能下腿劈叉，看樣子還沒有患上髕骨軟化症和坐骨神經痛。隻是不像跳舞而有點像“滾舞”——歲月沉澱成脂肪，成堆成堆地在台上呼隆隆滾動，讓我有點暗暗的心驚和惆悵。
熟悉的麵孔引出了很多往事。有人說，記得大頭當時懶得一件衣穿幾個月，退休的父親來探望，還幫兒子去洗衣，可憐在塘邊摔斷了腿。有人說，知青當時特別好吃，把種下地的花生和紅薯都挖出來吃了；又試種涼薯，對農民說這東西有毒，居然把他們騙住了。還有人說，有個農民會變戲法，讓陳露露與他一起拍香煙，害得陳拍了一手的瀝青，陳就在晚上裝鬼去報複。獨眼老木也想出了一件舊事，說他曾經打貓吃，把死貓吊在樹上，黨支部書記四滿就說這些知青比日本鬼子還毒……這些往事給汽車裏增添了許多笑聲，也使記憶變得輕鬆。
大家在笑聲中走入山林田野，在這裏或者那裏照相，在這裏或者那裏尋找自己的痕跡，比如，一塊坐過的石頭，或者一棵栽下的油茶樹。最後，鄉幹部和農民代表敲鑼打鼓大放鞭炮，把我們迎入飯堂，十幾桌酒肉喂飽我們，每個隨行的小孩還得了個兩塊錢的小紅包。大家的親密情感油然而生，推舉老木去致答謝辭。老木搖晃著走上了台，說還是鄉下的柴熏臘肉好吃，還是鄉下的醃辣椒好吃，隻要不是天天掄鈀頭就行……說得大家都笑了。他也說了一些入時的套話，比如改革開放以及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一類，說到酒勁上來的時候，就說他木老爺給這一片土地獻了青春獻文憑，獻了文憑獻眼球，但英雄好漢不言悔，歲月他娘的確確實實是一首無字的歌，貧下中家他娘的確實是大學老師，教會了他吃苦耐勞、敬老尊賢、自己救自己，還有拿樹棍子賭博，因此誰要反對貧下中農他就打倒誰，誰要否定知青上山下鄉他就打倒誰，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雖然說得有些亂，有些糙，也贏得了熱烈掌聲。
大家唱起了當年的歌：
聽吧戰鬥號角發出警報
穿上軍裝拿起武器
共青團員們集合起來踏上征程
萬眾一心保衛國家
我們再見吧親愛的媽媽
請你吻別你的兒子吧
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
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
淚眼在歌聲中閃爍，閃爍得似乎有些誇張。
懷舊從來就是一種情感誇張，濾去了往事的痛感，讓開荒的視象浮現但不再有開荒的痛感，讓砍柴的視象浮現但不再有砍柴的痛感，哪怕一次饑餓也不過是眼下談論的事件，成了一些語言，不再能使當事人冷汗大冒和腹空難忍，於是變得無關緊要。饑餓甚至也能煥發出傳奇和淒婉動人的光彩，讓不再饑餓的人心醉神迷——這正是懷舊的奧秘。
懷舊常常是對尊嚴的追認，讓一棵老樹，一間老屋，一場風雨或者一次饑餓，在記憶中釀出浪漫和豪邁，成為懷舊者掛滿胸膛的勳章。一個無舊可懷的人，隻能是虛度年華不堪回首的人，曆史可疑劣跡斑斑的人，肯定一錢不值。誰願意充當這種角色呢？知青們眼下的社會地位已經很脆弱，下崗的下崗，傳銷的傳銷，紅衛兵的可恥經曆隻能閃爍其詞，老中學生的學曆甚至連自己的子女也瞧不上眼，一個舶來的新術語就可以噎得你茫然不解地直瞪眼。在這種情況下，懷舊不失為一種自我價值確認的需要，不失為一次狠狠掙回麵子的機會，一次可以大說特說牛皮哄哄從而引人注目的機會。即便隻能說說苦難，問題是，苦難這東西你有嗎？就像一雙耐克牌旅遊鞋你有嗎？
有了苦難，就至少還沒有輸光。
懷舊還可以是一次精神化裝舞會，無論如何虛飾和短暫，也是讓懷舊者客串一下高尚的角色，實現道德感的臨時晉升。我看到同學們正在捐款，紛紛抽出鈔票，塞到一頂草帽裏，準備捐給這個鄉的兩個受災村，還有一部分將捐給一個至今仍在鄉下的老同學，據說他已經形如老農。我知道我們並不會從此就成為慈善家，我們中間很多人還可能為一次牌桌上的欠款而發火，或者在傳銷中用花言巧語把老同學引入騙局，甚至像老木那樣幾乎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團毒藥。但我還是為捐款而感動，希望永遠留在這種感動之中。我也知道，我們剛剛大唱《共青團員之歌》、《三套車》、《我們走在大路上》、《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藍色的多瑙河》等，隻是出於一時的感情衝動，並不意味著我們從此就成為義士，隨時願意為人民利益和民族尊嚴而慷慨獻身，相反，我們的大多數仍然會市民氣依舊，有時甚至會偷偷羨慕那些國庫盜竊者，會囑咐孩子如何在公益事務麵前能躲則躲，或者把人妖當英雄從而加入愚不可及的讚歎和羨慕……但我還是為我們剛才的歌唱而感動，希望永遠留在這種感動之中。我知道，我沒有資格談高尚，沒有多少高尚的朋友，我錯過了一個個想象中高尚的時代，錯過了一個個想象中高尚的群體，但我於心不甘，希望能抓住任何一絲高尚的痕跡，那是我掙紮出水麵的大口呼吸。於是，我們大家的感情衝動是我意外的中彩，讓我大喜過望，其過望的程度不亞於看到流氓有了一時的正義，酷吏有了一時的仁慈，娼妓有了一時的貞操節烈和愛國主義忠誠。我尋求一種即便轉瞬即逝但我願意永遠牢記的東西，即便虛幻莫測但我也決心篤信不疑的東西。我不會要求太多，不敢要求太多。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容易打發的乞丐。哪怕是黑夜裏一顆流星也是永遠的太陽，足以讓我熱淚奔湧。
我永遠欠下了你們一筆。
開始公布每個人當年的暗戀對象吧，開始交流再婚或者二胎的經驗吧，開始最新的黃段子評比吧，開始……同學們的話題越來越邪了，笑得十分色情。他們不知道我躲在人群的角落，仍然緊緊抓住自己的感動，對他們深深地感激。
我提起茶壺給他們的茶碗裏加水。
時間
那一次艱難的夜行，山路泥濘，冷雨瓢潑，簡直讓人覺得已經在地獄裏死過了一次。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夜行也許會在回憶中逐漸變得輕鬆、有趣、回味無窮、甚至成為自我誇耀的資本。事情究竟發生了什麽變化？
一位混上了官職的庸才，到任之時讓人們驚訝和刺眼。但隻要他把這個官一直當下去，若幹年以後就可能讓人們心平氣和，一旦責令他去職，有些人反而會不習慣，甚至會為坐到台下去的他感到委屈。在這一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麽？
同一次夜行，在數年前和數年後，便味道大異；同一個庸官，在數年前和數年後，也讓人印象迥別。時間就是這樣一個魔術師。在生活具象無限的疊加和覆蓋中，它可以使苦難變得甘甜，可以使荒唐變成正常。它還可以撫平傷痕，融化仇恨，磨損心誌，銷蝕良知，甚至使真實消失無痕，使幻象堅如磐石。在這種情況下，曆史是可靠的嗎？公正的嗎？以為善行都得善報惡行都得惡報，這一套公平交易足尺實秤的市井規則，與一筆筆曆史的糊塗賬有什麽關係？
我們總是在時間裏，一切所為也總是被時間之手操縱。欲速不達，事緩則圓，是指辦事切忌求快。兵貴神速，夜長夢多，則是指辦事務必求快。這都是對人類活動各種不同時間變量的描述，出自人們雜亂無章毫無定規的時間經驗。於是，“時機成熟”便成為一句讖言密咒似的日常用語，常常焦聚著人們決策時的全部直覺和全部思慮。“時”與“機”，一是時間，二是機緣。如果說機緣是可以觀察、可以分析、可以把握、可以創造的各種具體條件，那麽時間則常常承擔著無可捉摸的神秘命運，或者說是實現著人們無法窮知的無限因果之網對我們的暗中規定。
事情就是這樣：處於特定的時期，正義可能遭到踐踏，謠言可能奉為真理，誠實可能遭到唾棄，惡俗可能蔚為時尚，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一切好心人在這個時候隻能接受自己虛弱無能和四處碰壁的“生不逢時”。但同樣是因為特定的時機，不可一世的強權轉眼間不攻自潰，眾口一詞的欺騙轉眼間雲散煙消，多少顯赫逼人的風雲人物不知不覺就成了垃圾，而多少智慧警世的忠告穿過曆史的岩層重新被人們聆聽。種種時間的作品實屬奇跡。考慮到這一點，一切在逆境中的好心人其實無須氣餒。如果說，他們以善抗惡常常沒有什麽優勢的話，那麽他們至少還可寄望於一個最後亦即最大的優勢：時間。日久見人心也。日久得人心也。他們必須明白，不僅中國人抗擊日本侵略者需要“持久戰”，世界上一切有價值的事業從根本上來說都是“持久戰”的事業，從來都需要以時間積累作為勝利的籌碼。
在這個層麵上來說，曆史又是可靠的和公正的。因為各種對曆史的扭曲和誤讀無論怎樣有效，但總是麵臨著一定的極限，即難以完全失真和永遠失真的極限。瓦釜雷鳴或指鹿為馬，往往隻能得逞於一地一時。一切超過失真極限的曆史虛構，特別是有悖於大多數人正當利益目標的曆史虛構，往往經不起時間的沉澱和淘洗。在這裏，我們至少可以半樂觀主義地說，曆史常常顯得既公正又不公正：公正於大體，不一定公正於小節；公正於久遠，不一定公正於短暫；公正於群類，不一定公正於個人。也許這就是曆史的雙重品格。這與任何概率隻能顯現於大數統計而無法證實於所有個例的兩重性，是差不多的道理。但這有什麽不好嗎？站在又一個千年的開始之處，我們回望身後一代代人的戰爭、革命、改革、勞苦建設以及後來種種毀譽褒貶，感慨曆史之劍多少次及時劈開了人間正道，但也感慨曆史之霧多少次遮蔽了人們的雙眼——而且還有多少不公正的個人故事可能將永遠深埋於曆史塵埃之下，多少個基督、佛陀、老子、柏拉圖、哥白尼、愛因斯坦、林肯、馬克思作為曆史的小數已被刪除，永不為我們相識。也許這正是曆史的悲慨所在，也正是曆史得以燦爛動人的前提。
我們麵對滾滾而來的無限光陰，不知道時間這一片透明的流體還將怎樣改變我們的記憶和想象，不知道還會遭遇自己怎樣的驚訝和醒悟。
聽著滴答滴答的聲音，我們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