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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凡人 愛就那麽回事

  第二十章 凡人

  愛就那麽回事

  1991年,喬布斯與勞倫·鮑威爾。


  瓊·貝茲


  1982年喬布斯還在開發Mac時,通過一個為監獄募捐電腦的慈善基金負責人米米·法裏納(Mimi Fari?a)認識了她姐姐——著名的民謠歌手瓊·貝茲。幾星期後,他和貝茲在庫比蒂諾共進午餐。“我本來並沒期望太高,結果她卻那麽機智風趣。”他回憶道。當時,他和巴巴拉·亞辛斯基的戀情正接近尾聲。曾經一起去夏威夷度假,一起在聖克魯茲山生活,甚至一起去過貝茲的演唱會。當喬布斯與亞辛斯基激情退去,他對貝茲日漸認真起來。他當時27歲而貝茲41歲,但他們的戀情持續了幾年時間。“我們兩個人偶然相遇,從朋友發展為情人,認真地談了一場戀愛。”喬布斯不無傷感地回憶道。


  伊麗莎白·霍姆斯是喬布斯在裏德學院時的好朋友,她認為喬布斯跟貝茲交往的原因之一——除了她美麗風趣、天資聰穎之外——是她曾經是鮑勃·迪倫的情人。“史蒂夫喜歡這種與迪倫的關聯。”她後來說。貝茲和迪倫在20世紀60年代初曾經相戀,後來他們作為朋友一起演出,包括1975年的滾雷巡演(Rolling Thunder Revue)。(喬布斯還有這些演唱會上非法錄製的唱片。)

  結識喬布斯時,貝茲已經有了一個14歲的兒子加布裏埃爾,是她與前夫反戰活動家戴維·哈裏斯(David Harris)所生。午餐中她告訴喬布斯,她正在教兒子如何打字。“你是說在打字機上打字?”喬布斯問。她說“是”,他跟著說:“可是打字機都老掉牙了。”


  “打字機老掉牙了,那麽我呢?”她問道。一陣尷尬的沉默。貝茲後來告訴我:“當我說出那句話時,就意識到答案是那麽顯而易見。這個問題就那樣懸在空中,我感到恐懼。”


  令Mac團隊大吃一驚的是,有一天喬布斯帶著貝茲衝進辦公室,向她展示Mac的樣機。他對保密問題是那麽在意,卻會把這台計算機曝光給一個局外人,這令他們目瞪口呆,但更令他們意外的是這個人居然是瓊·貝茲。他送給加布裏埃爾一台Apple II電腦,後來又送給貝茲一台Mac。喬布斯會去貝茲家顯擺他喜歡的那些特色功能。“他很和善很耐心,但他的知識太高深了,要教會我不太容易。”她回憶說。


  他是突然暴富的千萬富翁;她是個世界名人但活得腳踏實地,也沒那麽有錢。那時她看不懂他,30年之後再談起他時,她仍然覺得他讓人迷惑不解。在他們戀愛初期的一次晚餐時,喬布斯談起拉爾夫·勞倫(Ralph Lauren)和他的馬球服裝店,她承認她從未去過。“那兒有一件漂亮的紅裙子,會非常適合你。”他說,然後開車帶她直奔斯坦福購物中心(Stanford Mall)裏的專賣店。貝茲回憶道:“我對自己說,這簡直太棒了,我跟著世界上最有錢的男人,他想讓我擁有一條漂亮的裙子。”到了專賣店,喬布斯給自己買了一大堆襯衫,並讓她看那條紅裙子,說她穿上會棒極了。她讚同。“你應該買下它。”他說。她有一點點驚訝,告訴他她買不起。他沒說什麽,然後他們就離開了。“難道你不覺得,如果一個人像那樣說了一整晚,就一定是去給你買的嗎?”她問我,看起來對這件事真的很令人迷惑不解。“紅裙子的秘密交給你來解讀吧。我是覺得有一點兒奇怪。”他會送給她計算機,卻不送裙子;當他送花給她時,一定會說那是辦公室裏什麽活動剩下的。“他既浪漫,又害怕浪漫。”她說。


  在NeXT計算機的開發階段,喬布斯到貝茲在伍德賽德的家,向她展示NeXT強大的音樂功能。“他讓它演奏了一曲勃拉姆斯的四重奏,然後告訴我,電腦最終會比人演奏得更好聽,甚至連意境和節奏都會更好。”貝茲回憶說,她非常排斥這種想法,“他越說越興奮,我卻越聽越憤怒,我在想,你怎麽能這麽褻瀆音樂?”


  喬布斯會跟黛比·科爾曼和喬安娜·霍夫曼吐露他跟貝茲的關係,他對是否可以跟她結婚這個問題有些煩心:她已經有了個十幾歲的兒子,可能已經過了想再要更多孩子的階段。“有時候他會貶低她,說她隻是個‘事件’歌手,而非迪倫那種真正的‘政治’歌手。”霍夫曼說,“貝茲個性很強,而喬布斯又很有控製欲。再加上,他總是說他想生兒育女,他知道跟她是不會有的。”


  就這樣,過了大約三年,他們終止了戀情,慢慢變成了朋友。“我以為我愛她,但其實我隻是非常喜歡她,”他後來說,“我們是注定無法在一起的。我想要孩子,而她不想再要了。”貝茲在1989年的回憶錄中,談到了她跟丈夫的分手,以及為什麽她沒有再婚:“我注定一個人,從離婚後就一直這樣,偶爾有些小插曲,大多也更像是露水情緣。”在該書結尾的致謝辭中,她寫了這樣一段溫馨的話:“感謝史蒂夫·喬布斯,為了迫使我使用文字處理器,硬是在我家廚房裏放了一台。”


  尋找喬安妮和莫娜

  喬布斯的母親克拉拉有吸煙的嗜好。他31歲時,也就是離開蘋果公司一年之後,母親患上了肺癌。在她彌留之際,喬布斯陪在病床邊,用以往少有的方式跟她聊天,問了一些一直壓在心底的問題。“跟爸爸結婚的時候,你是處女嗎?”他問道。她雖然難以啟齒,卻還是擠出了一絲微笑。她這才告訴他,之前她結過婚,她的前夫上了戰場就再沒回來。她還透露了一些她和保羅·喬布斯如何領養他的細節。


  此後不久,喬布斯就找到了他生母的下落。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就聘用了一個偵探,開始悄悄地尋找生母的下落,但什麽線索都沒有找到。後來喬布斯注意到他出生證上一個舊金山醫生的名字。“他的姓名在電話簿上可以查到,所以我給他打了個電話。”喬布斯回憶說。那個醫生沒幫上忙。他聲稱他的記錄在一場火災中全部燒毀了,不過那不是真的。事實上,就在接到喬布斯的電話後,這個醫生寫了一封信,裝在信封裏封好,上麵寫著“我死後交給史蒂夫·喬布斯”。不久後他就去世了,他的遺孀把這封信寄給了喬布斯。信中,醫生說他的母親是來自威斯康星州一個未婚的研究生,名字叫喬安妮·席貝爾。


  喬布斯聘請了另一位偵探,幾周後找到了她的下落。在把喬布斯送人後,喬安妮還是嫁給了喬布斯的生父“約翰”阿卜杜勒法塔赫·錢德裏,他們後來又生了一個孩子,叫莫娜。錢德裏5年後拋棄了她們,喬安妮又嫁給了一個生活經曆豐富的滑冰教練喬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那場婚姻也沒能長久,1970年她開始帶著莫娜四處流浪(她們倆現在都用的是辛普森的姓),後來到了洛杉磯。


  喬布斯一直猶豫要不要讓保羅和克拉拉——他心目中“真正的”父母——知道他在尋找自己的生母。他擔心他們不高興,這種敏感對他來說實屬少見,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養父母的感情之深。所以直到1986年初克拉拉·喬布斯去世之後,他才與喬安妮·辛普森取得聯係。“我絕不希望讓他們感覺我不把他們當成父母,因為他們徹頭徹尾就是我的父母。”他回憶說,“我是那麽愛他們,因此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在尋找生母,甚至當有記者發現真相時我也會讓那些人守口如瓶。”克拉拉去世後,他決定告訴保羅·喬布斯。他父親覺得完全可以接受,並說自己毫不介意史蒂夫跟他的生母取得聯係。


  就這樣,在某一天史蒂夫給喬安妮·辛普森打了電話,說了自己是誰,並安排去洛杉磯跟她見麵。後來他說這主要是出於好奇心:“我相信環境比遺傳對你的影響更大,但你還是會對你的血緣有點兒好奇。”他還想安慰喬安妮,她當初把他送給別人領養是沒問題的。“我想見我的生母,主要是為了看看她過得好不好,我還要感謝她,因為我很高興我沒有被墮胎。她當時隻有23歲,為了把我生下來她承受了很多。”


  當喬布斯來到她在洛杉磯的家時,喬安妮激動不已。她知道他很出名很富有,但她不太清楚是因為什麽。她的感情頓時奔湧而出。她說她當時承受了很大壓力才在他的領養文件上簽字,而且她是在被告知他會在新的父母家非常幸福才簽字的。她一直很想念他,並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痛苦。她反反複複地道歉,即使喬布斯一直安慰她說他能夠理解,而且事情的結果還好。


  平靜下來後,她告訴喬布斯他有個同父同母的親妹妹,莫娜·辛普森,現在在曼哈頓,是個雄心勃勃的小說家。以前她從未告訴過莫娜她有個哥哥,就在那天她打電話給莫娜公布了這個消息——或至少是一部分信息。“你有個哥哥,他很棒,很有名,我要帶他來紐約見你。”她說。莫娜當時正致力於寫一部小說的結尾,是關於她母親以及她們如何從威斯康星州遊曆到洛杉磯的經曆,書名叫《在別處》。讀過這本書的人不會驚訝,喬安妮向莫娜說起自己長子的方式有點兒怪異。她不肯說他是誰,隻是說他曾經很窮,現在有錢了,很好看也很有名,有長長的深色頭發,住在加利福尼亞。莫娜當時在《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a)?那是大家認為最可能的一個謎底。他們還猜到了其他演員。其間某個人說了句“也許是蘋果公司那幾個創始人之一呢”,但是沒人想得起他們的名字。


  他們的會麵安排在瑞吉酒店(St. Regis Hotel)的大堂。喬安妮·辛普森把莫娜介紹給喬布斯,結果居然真的是蘋果的創始人。“他非常直率可愛,就是個普通的、和善的人。”莫娜回憶道。他們一起坐在大堂聊了一會兒,然後他帶著妹妹一起出去散步,就他們兩個人。喬布斯興奮地發現有個跟自己這麽像的親妹妹。他們都對自己的藝術非常執著,對周圍環境善於觀察,敏感而又倔強。當他們共進晚餐時,他們會注意到相同的建築細節或有趣的事物,之後會興奮地對此談論。“我妹妹是個作家!”他喜形於色地告訴蘋果的同事們。


  1986年底,普林頓為《在別處》舉行慶祝會時,喬布斯專程飛到紐約陪同莫娜出席。他們的關係越來越親密,盡管當中也有磕磕絆絆,這也在所難免——想想他們都那麽有個性,又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得以團聚。“一開始莫娜對我的出現並不是很興奮,尤其她媽媽在感情上又對我那麽投入。”喬布斯後來說,“但隨著我們漸漸相互了解,我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而且她是我的親人。我不知道沒有她我該怎麽辦。我難以想象會有比她更好的妹妹。我那個同樣是領養的妹妹帕蒂跟我從不親密。”莫娜對他的感情也同樣越來越深,有時還會非常護著他,雖然她後來寫了本關於他的小說《凡人》(A Regular Guy),其中描述了他的各種怪癖,讓人看了很不舒服,但很準確。這本小說情節巧妙,扣人心弦。


  會引起他們爭論的事情之一,就是她的著裝。莫娜穿得像一個生活困頓的小說家,而喬布斯會怪她衣著“不夠迷人”。有一次他的評論實在惹惱了她,她給他寫信說:“我是個年輕作家,這是我的生活,我沒想當模特。”他沒有回信。但沒過多久,從三宅一生的時裝店寄來一箱衣服,這位日本時裝設計師因其簡潔風格和科技元素而成為喬布斯的最愛之一。“他會去為我買衣服,”她後來說,“他能選出非常棒的,正好是我的尺碼,顏色也很適合我。”有一套褲裝他特別喜歡,包裹裏居然有三套完全一樣的。“我還記得我寄給莫娜的第一箱衣服,”喬布斯說,“是些淡灰綠色的亞麻褲子和上裝,很襯她的紅頭發。”


  失散的父親


  當時,莫娜·辛普森一直在努力尋找他們的父親,他在她5歲的時候就離開了。通過曼哈頓兩位知名作家肯·奧萊塔(Ken Auletta)和尼克·派勒吉(Nick Pileggi),她結識了一位退休後開偵探所的前紐約警察。“我把當時僅有的一點兒錢都給他了。”辛普森回憶說,可是並沒有找到她父親。後來她在加利福尼亞遇到另一位私家偵探,通過機動車管理局搜索到了阿卜杜勒法塔赫·錢德裏在薩克拉門托的一個地址。辛普森通知了哥哥,然後從紐約飛過去找那個人。顯然,那就是她的父親。


  喬布斯對見生父絲毫不感興趣。“他沒有善待我,”他後來解釋,“我並不是對他有意見——我很高興我活下來了。最讓我不滿的是他對莫娜不好。他拋棄了她。”喬布斯自己也拋棄了私生女莉薩,當時他還正在試圖恢複父女之間的關係,但這並沒有減輕他對錢德裏的反感。辛普森一個人去了薩克拉門托。


  “當時非常緊張。”辛普森回憶道。她發現父親在一家小餐館工作。他見到她似乎很高興,但是對整個局麵都表現得很被動。他們聊了幾個小時,他講述了離開威斯康星之後,他如何從教書轉到了餐飲生意。他的第二次婚姻很短暫,之後又跟一個有錢的年長些的女人有過一段長一些的婚姻,但再沒有過孩子。


  喬布斯之前告訴辛普森不要提起他,所以她隻字未提。但是她父親不經意地提到,在她之前,他和她母親還曾經有過一個男孩。“他怎麽樣了?”她問。他答道:“我們再也沒見過那個孩子。他不在了。”辛普森猶豫了一下,沒說什麽。


  接下來還有更驚人的。錢德裏描述他曾經經營過的餐館,強調說曾經有些很不錯,比現在薩克拉門托的這個要漂亮。他有點兒激動地說,真希望她能看到他在聖何塞北部經營的那個地中海餐廳。“那個地方真棒,”他說,“所有科技界的成功人士都會去那兒,甚至包括史蒂夫·喬布斯。”辛普森驚呆了。“是真的,他來過,而且他很友善,小費給得很多。”她爸爸接著說。莫娜強忍著沒有脫口而出——史蒂夫·喬布斯是你兒子!

  跟父親告別後,她偷偷用餐館的付費電話打給她哥哥,安排在伯克利的羅馬咖啡廳(Expresso Roma)見麵。像是還嫌這個家庭的故事不夠豐富多彩,他居然把莉薩也帶來了。莉薩已經上小學了,跟她媽媽克裏斯安生活在一起。他們到咖啡廳時,已經快晚上10點了,辛普森把故事一股腦兒地講了出來。當她提到聖何塞附近那家餐廳時,可想而知喬布斯大吃一驚。他還記得去過那兒甚至還見到了他的生父。“這真是神奇,”他後來談道,“我去過那家餐廳幾次,而且我記得見到了老板。他是敘利亞人,我們還握過手。”


  盡管如此,喬布斯還是不想見他。“那時我已經很富有了,我不敢肯定他會不會來敲詐我或是去跟媒體說什麽。”他回憶道,“我讓莫娜別跟他談起我。”


  莫娜·辛普森從沒提過,但是多年以後錢德裏在網上看到有人談到他和喬布斯的關係。(一個博客注意到,辛普森在一本書裏把錢德裏列為她父親,據此猜到他一定也是喬布斯的父親。)當時錢德裏已經第四次結婚,在內華達州雷諾市西部的布姆頓俱樂部酒店(Boomto and Casino)擔任餐飲經理。2006年,他帶著新任太太羅希利去看望辛普森時,提起了這個話題。“史蒂夫·喬布斯是怎麽回事?”他問道。她證實了這個傳聞,但補充說她覺得喬布斯沒有興趣見他。錢德裏看似接受了這一切。“我的父親很能體諒人,他講起故事來是把好手,但他也是個特別特別被動的人。”辛普森說,“他從未聯絡過史蒂夫。”


  辛普森用她尋找錢德裏的故事作為第二本小說的藍本,名為《失散的父親》(The Lost Father),1992年出版。(喬布斯說服NeXT標識的設計師保羅·蘭德為這本書設計封麵,可是按照辛普森的說法,“簡直糟透了,我們根本沒用它。”)

  她還找到了在美國和在敘利亞霍姆斯的多名錢德裏家族成員的下落,並於2011年開始寫一部關於她敘利亞家族起源的小說。駐華盛頓的敘利亞大使為她舉行了一次晚宴,她住在佛羅裏達的堂兄夫婦也專程飛來參加。


  辛普森以為喬布斯遲早會去見錢德裏,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卻越發對此不感興趣。2010年,喬布斯和兒子裏德來辛普森在洛杉磯的家裏參加她的生日晚宴,裏德還花了些時間看他親生祖父的照片,但是喬布斯卻視而不見。他似乎也不在乎自己的敘利亞血統。每當中東問題在談話中出現,這個話題好像他既不感興趣也不會如往常一樣提出很鮮明的看法,即使敘利亞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運動中受到波及,他的態度也沒什麽兩樣。當我問他,奧巴馬政府是否應該在埃及、利比亞和敘利亞進行更多幹預時,他說:“我覺得沒有人真正知道我們到底該在那裏做些什麽,你幹預也是完蛋,不幹預也是完蛋。”


  另一方麵,喬布斯跟他的生母喬安妮·辛普森卻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多年來,喬安妮和莫娜常常在喬布斯家過聖誕節。那些時刻很溫馨,但也很耗感情。喬安妮常常會流淚,反複訴說她是多麽愛他,很抱歉當初放棄他。喬布斯會安慰她說沒關係。有一個聖誕節喬布斯曾跟母親說:“別擔心,我的童年很棒。我好好地長大了。”


  莉薩

  莉薩·布倫南(Lisa Brennan)的童年就沒有那麽棒了。她小時候,父親幾乎從不來看她。“我不希望做父親,所以我就不做。”喬布斯後來說,語氣中隻有些微的自責,但他偶爾也能感覺到這種牽掛。莉薩三歲時的一天,喬布斯開車路過他給克裏斯安和莉薩買的房子時,決定停下來看看。莉薩還不知道他是誰。他坐在門前的台階上跟克裏斯安聊天,沒敢進屋去。這樣的場景每年會出現一兩次。喬布斯會突然跑來,簡單討論一下莉薩的擇校問題或其他事情,然後就開著他的奔馳車離去。


  但到了莉薩8歲的時候,也就是1986年,他來得更加頻繁了。他已經從開發Mac的巨大壓力和後來跟斯卡利的權力之爭中解脫出來。他當時在NeXT,環境更為平靜友善,公司總部在帕洛奧圖,離克裏斯安和莉薩的住處很近。再加上,到了三四年級就可以看出,莉薩是個聰明又有藝術天賦的孩子,她的寫作能力已經受到老師的特別關注了。她充滿勇氣,活力十足,還有一點兒她爸爸的叛逆氣質。她看起來也有點兒像他,彎彎的眉毛,略帶中東味道的棱角。有一天,出乎同事們的意料,喬布斯把她帶到了辦公室。她在走廊裏玩側手翻,還尖叫著:“快看我呀!”


  阿維·泰瓦尼安(Avie Tevanian)是NeXT的一名工程師,瘦高個兒,愛交際,後來成了喬布斯的朋友。他回憶說,時不時地,他們一起出去吃飯時,就會在克裏斯安家停一下,接上莉薩。“他對她特別和藹。”泰瓦尼安回憶說,“他是素食者,克裏斯安也是,但莉薩不是。他對此也沒意見。他建議她點雞肉,她就照做。”


  吃雞肉成了莉薩在父母之間穿梭時的一個小小放縱,她的父母都是素食者,而且對自然食品都有精神崇拜。“我們去那些滿是酵母味的商店買菜,買菊苣、藜麥、塊根芹、外麵包裹角豆粉的堅果。那些地方的女人都不染頭發的。”她後來寫到她與母親一起的時光,“但我們有時候會吃外國大餐。有幾次我們去一個美食店買熱氣騰騰的醃製烤雞,一卷一卷的雞肉在烤叉上轉著,烤雞裝在襯著錫箔的紙袋裏,我們就坐在車裏用手拿著吃。”她父親對飲食習慣有著近乎狂熱的執著,對自己吃什麽更是吹毛求疵。有天她親眼目睹了他知道湯裏有黃油之後,把一大口湯吐了出來。在蘋果的一段時間,他在飲食方麵的要求有所放鬆,後來就又成了一個嚴格的素食者。還在很小的年紀,莉薩就開始意識到他的飲食癖好反映了一種人生哲學:苦行和極簡將會讓人更加敏銳。“他相信匱乏即是富足,自律產生喜悅。”她說,“他知道一個大多數人不知道的道理:物極必反。”


  同理,父親的疏離和冷漠也使得他偶爾的慈愛愈發顯得可貴。“我不跟他一起生活,但他有時候會來我家,就像神那樣在我們中間待上一會兒或幾小時。”她回憶道。莉薩很快就變得很好玩兒了,喬布斯會跟她一起散步。他也會跟她一起在帕洛奧圖老城安靜的街道上滑輪滑,常常會在喬安娜·霍夫曼和安迪·赫茨菲爾德家停一下。他第一次帶她去見霍夫曼時,就直接敲開門宣布:“這是莉薩。”霍夫曼頓時明白了。“很顯然那是他女兒,”她告訴我,“沒人會有那樣的下巴。那是個標誌性的下巴。”霍夫曼小時候因父母離異,直到10歲才知道父親是誰,那是段痛苦的成長經曆,因此她鼓勵喬布斯努力做一個好父親。喬布斯聽從了她的建議,後來還為此而感激她。


  有一次他出差去東京時帶上了莉薩,他們住在時尚兼具商務風格的大倉酒店(Okura Hotel)。一樓有間雅致的壽司餐吧,喬布斯要了大盤大盤的鰻魚壽司,他非常喜歡,甚至破了一下葷戒。壽司上包裹著精鹽或薄薄的甜醬,莉薩還記得那種入口即化的感覺。他們父女之間的距離也隨之融化了。後來她寫道:“我感覺那是第一次,我跟他在一起,麵對一盤盤的肉食,感覺那麽放鬆和滿足;冷沙拉後那種豐盛、縱容和溫暖的感受,意味著曾經封閉的空間被打開了。他一個人時沒那麽嚴肅了,在那大大的屋頂下坐在小小的椅子上,跟那些肉食,跟我在一起,從神變成了人。”


  然而,事情並非總是那麽甜蜜輕鬆。喬布斯很善變,對莉薩也一樣。擁抱和冷落總是在循環上演。這次他可能玩得很高興,下次他就可能很冷漠或根本不用心。“她對他們的關係總是不敢肯定。”赫茨菲爾德說,“有一次我去參加她的生日會,史蒂夫該來的,可是他來得特別特別晚。莉薩極度焦慮和失望。但是他最終出現時,她一下子就好起來了。”


  反過來,莉薩也學會了耍脾氣。這些年來,他們的關係就像是坐過山車,每次的低點都因他們共有的固執而延長。每次鬧翻後,他們可以好幾個月相互不講話。兩個人都不擅長主動道歉,或是作出和好的努力——即使是他在反複跟健康問題作鬥爭的時候也是如此。2010年秋季的一天,他傷感地跟我一起翻看一箱老照片,看到莉薩小時候他去看她時拍的一張照片。“也許我那時去看她的次數太少了。”他說。這一年他都還沒有跟她說過話,我問他是否想給她打個電話或發個郵件。他茫然地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就低下頭繼續翻別的老照片去了。


  羅曼史


  關於女人,喬布斯可以是非常浪漫的。他經常會戲劇性地墜入愛河,跟朋友們分享戀愛中的每一次起伏,也在分手後公開展現他的失落。1983年夏天,他跟瓊·貝茲去矽穀參加一個小型的晚餐聚會,身邊坐了一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本科生,名字叫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而那個女孩還不太清楚他是誰。當時喬布斯和貝茲已經意識到他們不會永遠在一起、永遠年輕了,而喬布斯發現自己被伊根迷住了。伊根當時在舊金山一家周刊做暑期實習。他找到她,給她打電話,帶她去傑奎琳咖啡廳(Café Jacqueline),那是電報山附近一家以素食舒芙蕾為特色的小餐館。


  他們約會了一年,喬布斯常常飛來東部看她。一次在波士頓的Macworld大會上,他告訴一大群觀眾自己是如何深陷愛河的,必須搭航班趕去費城看望他的女朋友。觀眾也為之動容。他到紐約時,她也會坐火車趕去紐約,跟他住在卡萊爾酒店或傑伊·恰特的上東區公寓,他們會在盧森堡咖啡廳(Café Luxembourg)吃飯,並曾幾次去看他在聖雷莫那套打算重新裝修的公寓,還會去看電影甚至(至少一次)歌劇。


  很多個夜晚,他和伊根還會煲幾個小時的電話粥。他們爭執不休的話題之一是他源於佛教修行的一個信條:要避免對物質的執著。他告訴伊根,我們的消費欲望是不健康的,要過一種不執著、非物質的生活以達到覺醒。他甚至寄給她一盤他的禪宗師父乙川弘文的錄像帶,是講由於對物質的執著追求引發的問題。伊根反駁說,他在製造電腦和其他讓人們著迷的產品,這難道不是跟他推崇的哲學背道而馳嗎?“他為這種矛盾而困擾,我們因此常常激烈地辯論。”伊根回憶說。


  最後,喬布斯對自己產品的驕傲戰勝了人們不該迷戀這種東西的想法。1984年1月,Mac問世時,伊根正從佩恩來到她母親在舊金山的公寓過寒假。一夜成名的史蒂夫·喬布斯有一天突然出現在門口,震驚了伊根母親的晚宴客人。他搬了一台尚未拆箱的Mac,徑直走到伊根的臥室去安裝。


  如喬布斯告訴少數幾個朋友的那樣,他也告訴伊根,他預計自己不會很長壽。他說正因如此,他才會那麽馬不停蹄,那麽缺乏耐心。“對他想要做成的事情,他覺得迫切需要盡快去做。”伊根後來說。到1984年秋季,伊根明確表示她現在太年輕了,談婚論嫁還為時過早,他們的關係也因此而逐漸轉淡。


  此後不久,也就是1985年初,當喬布斯跟斯卡利在蘋果的矛盾形成之初,有一天他趕去開會,順便去找一個跟蘋果基金會合作、幫助非營利組織募捐電腦的人。那人的辦公室裏坐著一個柔美的金發女子,結合了自然純淨的嬉皮士氣質和計算機谘詢師的紮實敏銳。她的名字叫蒂娜·萊德斯(Tina Redse)當時為人民電腦公司工作。“她是我見過的最美的女人。”喬布斯回憶說。


  第二天他給她打電話,約她吃晚飯。她拒絕了,說她跟男朋友一起生活。幾天後,他同她在附近的公園散步,再次約她出去,這次她告訴她男朋友,她想去了。她非常誠實坦率。晚飯後,她哭了起來,因為她知道她的人生就此會被打亂了。事實的確如此。沒過幾個月,她就搬進了喬布斯在伍德賽德那座沒裝修的大房子。“她是我真正愛的第一個人,”喬布斯後來說,“我們是那麽心意相通,我不知道誰還能比她更理解我。”


  萊德斯來自一個問題家庭,喬布斯跟她分享自己被領養的痛苦。“我們都在童年受到傷害。”萊德斯回憶說,“他對我說,我們都生錯了地方,正因如此我們才屬於對方。”他們充滿激情,也喜歡公開表現他們的感情;他們在NeXT大堂親熱的場景,很多雇員都記憶猶新。他們吵架也同樣公開,在電影院,在伍德賽德的訪客麵前,都曾發生過。然而他常常稱讚她的純潔和自然。我們後來討論喬布斯對超凡脫俗的萊德斯的癡迷時,就像有充分見地的喬安娜·霍夫曼所說的那樣,“喬布斯會把柔弱和多愁善感當作一種氣質。”


  當喬布斯1985年被排擠出蘋果時,萊德斯跟他去歐洲旅行,陪他在那裏療傷。某晚,在塞納河的一座橋上,他們浪漫多於嚴肅地爭論著一個想法:留在法國,也許永久地定居在那兒。萊德斯很渴望那樣,但是喬布斯不想。他很受挫但依然野心勃勃。“我做的正是我想做的。”他告訴她。盡管他們後來各奔東西,卻一直保持著精神交流。25年之後,她在給他的一封令人心酸的郵件中追憶了在巴黎的那一幕。


  1985年夏,天色昏沉,我們在巴黎的一座橋上,倚在光滑的石欄上,凝視碧水蕩漾橋下。你的世界崩裂,停滯,等著你重新選擇,重新安排。我想逃離過去遇到的一切。我也曾試圖說服你跟我一起在巴黎開始新的生活,擺脫過去的自己,體驗別樣的人生。我希望我們可以穿越你那破碎的世界、黑暗的深淵,隱姓埋名,重新開始,簡單生活。我為你做簡單的晚餐,每天廝守,就像孩子玩一個美妙的遊戲,不帶任何目的,隻為遊戲本身的快樂。我多希望你能先想一想再大笑著說:“我能幹什麽呢?我已經把自己搞得沒人敢用了。”我多希望,在冷酷的未來降臨之前,在這一刻的猶疑之中,我們選擇過簡單的生活,安穩到老。在法國南部的一個農場,兒孫繞膝,盡享天倫,生活溫暖而充實,像一條新鮮出爐的麵包,小小的世界彌漫著耐心和親密的芳香。


  這段戀情起起伏伏持續了5年。萊德斯討厭住在他簡陋的伍德賽德房子裏。喬布斯聘請了一對曾在潘尼斯之家餐廳(Chez Panisse)工作的時髦的年輕夫婦擔任管家和素食廚師,而他們讓她感覺自己像個外人。她有時會搬出來到她自己在帕洛奧圖的公寓居住,尤其是在她跟喬布斯的一次大吵之後。她曾在通向他們臥室的走廊牆壁上寫道:“忽視是一種虐待。”她為他著迷,可是也因為缺少他的關心而困擾。她後來回憶,愛上一個如此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那種痛苦令人難以置信。深深地關心一個似乎沒有能力關心別人的人,那是一種特殊的地獄般的感覺,她不願任何人去體驗。


  他們的不同體現在很多方麵。“在從殘忍到仁慈的坐標軸上,他們分別接近相反的兩極。”赫茨菲爾德後來說。萊德斯的仁慈體現在大大小小很多方麵:她總是給街上的流浪漢錢,她做義工去幫助那些(像她爸爸一樣)患精神疾病的人,她努力讓莉薩甚至克裏斯安跟她在一起都感覺很舒服。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說服喬布斯要多陪伴莉薩。但是她沒有喬布斯那樣的野心或進取心。在喬布斯眼裏她超凡脫俗、不食人間煙火,這也使他們很難保持在同一頻段上。“他們的關係充滿了風暴,”赫茨菲爾德說,“由於他們的個性,他們會有很多很多爭吵。”


  他們還有一個哲學層麵的根本分歧,萊德斯認為審美品位從本質上說是個人的事情,而喬布斯認為審美具有普適性,可以被教授。她說他受包豪斯運動的影響太大。“史蒂夫認為我們應該對大家進行美學教育,告訴人們應該喜歡什麽,”她回憶說,“我不認同這種想法。我認為如果我們認真地傾聽,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其他人,就可以讓我們內心深處真實的東西浮現出來。”


  如果他們長時間在一起,就相處不好。但當他們分開後,喬布斯又會對她思念不已。最終,1989年的夏天,他向她求婚。而她無法接受。她告訴朋友,那會讓她發瘋的。她在一個不和睦的家庭長大,而她與喬布斯的關係卻與之表現出太多的相似。他們是異質相吸,她說,但是這種組合太易燃了。“對於史蒂夫·喬布斯這樣一個標誌性人物,我不會是個好妻子,”她後來解釋說,“我可能經常會搞砸。在我們單獨相處時,我受不了他的刻薄。我不想傷害他,但我也不想站在一邊看著他傷害別人。那很痛苦,很累。”


  他們分手後,萊德斯幫助建立了OpenMind網站,這是加利福尼亞一個精神健康資源網絡。她碰巧讀到了一本關於“自戀人格障礙”的精神病學手冊,發現喬布斯完全符合其中的描述。“簡直太符合了,充分解釋了我們曾經麵臨的難題,這讓我認識到,期待他更友善或別那麽以自我為中心,就像期待一個盲人可以看見世界一樣。”她說,“這也解釋了當時他對他女兒莉薩的一些做法。我想問題出在憐憫心上——他缺失了憐憫的能力。”


  萊德斯後來結婚了,有了兩個孩子,然後又離了婚。一直以來,喬布斯都會時不時地公開表達對她的思念,即使是在他有了幸福的婚姻之後。當他開始跟癌症鬥爭之後,她又跟他恢複了聯絡,給他支持。每當她回憶起他們的相戀,都會很動情。“雖然我們的價值觀有衝突,讓我們沒辦法像曾經希望的那樣在一起,”她告訴我,“可我幾十年前對他的關心和愛卻從未消失過。”同樣,一個下午,喬布斯在他的起居室裏回憶起她時,突然哭了起來。“她是我見過的最純潔的人。”他說著,淚水從他的臉頰滾落,“她身上有種靈魂的力量,我們之間精神相通。”他說他一直很遺憾他們沒能走下去,他知道她也同樣感到遺憾,但這是命中注定的。他們兩人對此亦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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