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奇特的一對 兩個史蒂夫
第二章 奇特的一對
兩個史蒂夫
沃茲
還在麥科勒姆班上的時候，喬布斯與一個本校的畢業生成了朋友，此人就是斯蒂芬·沃茲尼亞克（Stephen Wozniak）。沃茲尼亞克一直是老師最喜歡的學生，並因為在班上展現出的傑出才能而成為全校的傳奇人物。他的弟弟曾經和喬布斯一起參加過遊泳隊，而他本人比喬布斯大了將近5歲，對電子學的了解也遠超喬布斯。但從情商以及社交方麵的能力來說，他依然是個高中生極客。
和喬布斯一樣，沃茲尼亞克也從父親那裏學到了很多。但兩人學到的東西是不同的。喬布斯的父親是個高中輟學生，他在修理汽車的過程中學會了如何通過買賣零部件賺取可觀的利潤；而沃茲尼亞克的父親是人稱“傑裏”的弗朗西斯·沃茲尼亞克（Francis Wozniak），是加州理工學院工程係的傑出畢業生，還是校橄欖球隊的四分衛，他十分崇尚工程學，並且瞧不起那些從事商業、市場或銷售的人。他後來成了洛克希德公司的火箭專家。“我記得他告訴我，工程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史蒂夫·沃茲尼亞克後來回憶說，“工程學將社會帶入了一個新的水平。”
沃茲尼亞克最早的記憶之一，就是在一個周末去了父親工作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電子部件，父親“把我跟這些部件一起擺在桌上，這樣我就可以拿著玩了”。父親試著讓顯示器上的一條波形保持平直，以證明自己設計的電路能夠正常工作，而沃茲在一旁看得入了迷。“我能看到，爸爸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重要的，而且他做得很棒。”那個時候的沃茲就會問父親各種問題，都是關於屋子裏隨處可見的電阻和晶體管的，父親就會拿出一塊黑板，給他解釋這些部件是幹什麽的。“他會從原子和電子開始講起，給我解釋電阻是幹什麽的。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他就給我解釋電阻是怎麽工作的了，不是用方程式，而是用很具體形象的方式。”
沃茲的父親還教給了他其他一些東西：絕不撒謊，這深深紮根於他那單純、不善社交的個性之中。“我父親信奉誠實，極端的誠實。那是他教我的最重要的事情，我從沒有撒過謊，到今天也是如此。”（僅有的例外就是他惡作劇的時候。）除此之外，這位父親還給兒子灌輸了對於野心家的厭惡，這一點沃茲與喬布斯不同。他們結交40年以後，2010年，在一場蘋果公司的產品發布活動上，沃茲回顧了他們之間的這種差異。“我爸爸跟我說，你總是想做一個中庸的人。”他說，“我不想成為一個像史蒂夫那樣的高端人物。我爸爸是個工程師，那也是我想做的。我太靦腆了，永遠不可能成為像史蒂夫那樣的商業領袖。”
到了四年級，沃茲尼亞克成了他自稱為“電子小孩”的那一類人。對他來說，盯著一隻晶體管要比跟一個姑娘眉來眼去來得容易。他就以矮矮胖胖、有點兒駝背的形象示人，大多數時間他都埋頭於電路板中。在喬布斯還在為了一個連他父親都解釋不清的碳精話筒而迷惑的年紀，沃茲尼亞克就已經在使用晶體管搭建對講係統了，這個係統帶有放大器、繼電器、燈和蜂鳴器，連接了相鄰的6座房子中孩子們的臥室。喬布斯還在玩希斯工具盒的時候，沃茲尼亞克已經在組裝來自世界上最先進的無線電製造商哈裏克拉夫特（Hallicrafters）的發射器和接收器了，他還和父親一起獲得了業餘無線電執照。
沃茲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家閱讀父親的電子學期刊，他著迷於關於新式計算機的那些故事，比如強大的埃尼阿克（ENIAC）。因為精通布爾代數，他驚奇地發現其實計算機係統一點兒也不複雜，反而非常簡單。八年級的時候，他基於二進製理論造出了一台計算器，把100隻晶體管、200隻二極管、200隻電阻裝在了10塊電路板上。在當地一項由空軍舉辦的賽事上，盡管參賽者中還有十二年級的學生，但他的這台計算器還是贏得了最高獎。
與沃茲同齡的男孩已開始跟女孩約會、參加各種派對，而他覺得這些都比設計電路更為複雜，他顯得更加不合群了。“之前我還挺受歡迎的，大夥一起騎自行車或一起做些別的，但突然間我就被孤立了，”他回憶說，“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沒有人跟我說話。”他找到了一個發泄的辦法：搞些幼稚的惡作劇。十二年級的時候，他做了一個電子節拍器，就是那種音樂教室裏用來打拍子的、會發出“滴答”聲的裝置，然後他意識到“滴答”聲聽上去很像是炸彈定時器的聲音。於是他把一些大塊電池的標簽撕掉，把它們綁在一起，然後放進了學校的儲物櫃裏。他設定好裝置，一旦櫃門被打開，“滴答”頻率就會變高。那天晚些時候，他被叫到了校長辦公室。他還以為是因為他又一次獲得了學校的最高數學獎。然而，等待他的是警察。校長布呂德先生（Mr. Bryld）在裝置剛被發現時就被叫到了現場，他一把抓起那個玩意兒，緊貼胸口，抱著它勇敢地跑到了操場，然後把上麵的電線拆掉。沃茲強忍著，但還是控製不住笑了出來。那天他真的被送到了青少年拘留中心，在那兒過了一夜。那是一次難忘的經曆。他在裏麵教其他犯人把通到天花板上風扇的電線接到鐵窗上，這樣一旦有人碰到就會被電擊一下。
對沃茲來說，被電擊就好像是獲得榮譽獎章一樣。成為一名硬件工程師讓他很自豪，但這也意味著觸電是家常便飯。他曾經發明過一種輪盤賭遊戲：4個人把拇指按在槽裏，球落下之後，其中的一個會被電到。“搞硬件的人才願意玩這個遊戲，搞軟件的都太膽小了。”他這麽強調。
到了十二年級，他在喜萬年公司（Sylvania）得到了一份兼職工作，人生中第一次有機會在計算機前工作。他從書上自學了FORTRAN語言，並閱讀了當時大多數電子係統的使用說明，從數字設備公司（Digital Equipment）的PDP-8開始。之後，他研究了最新的微芯片的規格，開始使用這些最新的元器件重新設計計算機。他為自己設定的挑戰是：使用最少的元器件來實現。“我關上房門，在自己的房間裏獨自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回憶說。每天晚上，他都會努力在前一天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自己的設計。到這一學年結束時，他已經成為這方麵的專家了。“我設計的計算機，使用的芯片數量隻有市麵上產品中所用芯片數量的一半，但我的設計還停留在圖紙上。”他從沒有跟他的朋友提到過這些。畢竟，大多數17歲的孩子都在忙著幹其他事情。
十二年級那年，在感恩節周末，沃茲拜訪了科羅拉多大學。學校放假了，但他找到了一個工程係的學生，那個人帶著他參觀了實驗室。沃茲尼亞克請求父親送他去那裏讀書，盡管州外學生的學費並不是他們輕易拿得出的。他們達成了一個協議：沃茲可以去科羅拉多大學讀一年，但一年之後必須轉回離家較近的迪安紮社區學院（De Anza Community College）。1969年秋天抵達科羅拉多之後，沃茲將大把的時間用在了惡作劇上（包括印發大量寫著“去你媽的尼克鬆”的傳單），以至於未能通過一些課程的考試，還被學校處予留校察看的處分。此外，他編寫了一個程序，不停地計算斐波納契數列，占用了大量的計算機運行時間，學校威脅要他承擔費用。於是他履行了與父母的約定，轉學到了迪安紮。
在迪安紮愉快地度過了一年後，沃茲尼亞克決定休學去賺錢。他在一家為加利福尼亞州的交通部門生產計算機的公司裏找到了工作，一名同事還給了他豐厚的饋贈：將一些多餘的芯片送給他，讓他將一直停留在圖紙上的計算機變成現實。沃茲尼亞克決定使用盡可能少的芯片，一方麵作為對自己的挑戰，另一方麵也是不想利用同事的慷慨。
沃茲的大多數工作都是在附近一個朋友家的車庫中完成的，此人就是當時還在家園高中讀書的比爾·費爾南德斯（Bill Fernandez）。為了讓工作順利完成，他們喝了很多克雷格蒙特奶油蘇打水，然後騎著自行車去森尼韋爾的西夫韋超市退還瓶子，換到錢後再買更多汽水。“正是因為這個，我們才把它叫作奶油蘇打水電腦。”沃茲尼亞克回憶說。這其實是一台可以做乘法的計算器，通過一係列開關將數字輸入，然後用小燈顯示的二進製碼呈現結果。
1970年秋天，奶油蘇打水電腦完工後，費爾南德斯告訴沃茲尼亞克，他應該見見家園高中的一個人。“他叫史蒂夫，跟你一樣喜歡惡作劇，也跟你一樣喜歡電子學。”這應該是繼32年前休利特走進帕卡德的車庫之後，矽穀曆史上意義最重大的一次車庫會麵。“史蒂夫和我就在比爾家門前的人行道上坐了很久，分享彼此的故事——大多是關於我們搞的惡作劇，還有各自做過的電子設計，”沃茲回憶說，“我們有如此多的共同點。一般來說，我很難向別人解釋清楚我做的設計，但史蒂夫一下子就聽明白了。我喜歡他。他瘦巴巴的，但是充滿了活力。”喬布斯也印象深刻。“沃茲是我見過的第一個比我還懂電子學的人，”他從專業的角度這麽說，“我立刻就喜歡上他了。我比自己的實際年齡要顯得更成熟，而沃茲正相反，我們拉平了。沃茲非常聰明，但情商方麵卻像是我這個年紀的人。”
除了對計算機的興趣，兩人還都熱愛音樂。“那時候是音樂的鼎盛時期，”喬布斯回憶說，“就好像貝多芬和莫紮特還活著一樣。真的，人們回顧那個時期時真的會這麽想。沃茲和我深深沉醉其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沃茲讓喬布斯迷上了鮑勃·迪倫（Bob Dylan）。“我們一直追隨著聖克魯茲的一個家夥，他會放出迪倫的行蹤動向，”喬布斯說，“迪倫會錄下自己所有的音樂會，但他身邊的一些人不是很謹慎，所以這些磁帶很快就到處都是了。盜版也到處都是，而這個家夥收集了他所有的磁帶。”
搜尋迪倫的錄音帶很快就變成了兩人的合作項目。“我們兩個會遊走於聖何塞和伯克利地區，到處尋找迪倫的盜版磁帶並收集它們，”沃茲說，“我們會購買迪倫歌詞的小冊子，然後熬夜解讀這些歌詞。迪倫的話可以觸動我們心中的創造性思維。”喬布斯說：“我有超過100個小時的磁帶，包括他1965年和1966年巡回演出的每一場演唱會。”也是在這些演唱會上，迪倫嚐試了電子樂。喬布斯和沃茲兩人都購買了高端的TEAC牌雙卷盤錄音設備。“我把我的調成低速擋，把好幾場演唱會錄到一盤帶子上。”沃茲尼亞克說。喬布斯的癡迷程度與他不相上下。“我沒有買大的揚聲器，而是買了一副很棒的耳機，我會躺在床上聽上好幾個小時。”
喬布斯在家園高中的時候曾經組織過一個俱樂部，進行音樂燈光表演，也搞些惡作劇（他們曾經把一個刷了金色漆的馬桶坐墊粘到了一個花盆上）。他們的俱樂部叫作“巴克魚苗”（Buck Fry Club），借以取笑校長的名字。當時已經畢業的沃茲尼亞克和朋友艾倫·鮑姆（Allen Baum）也在喬布斯高中三年級結束的時候加入了他的校內圈子，歡送即將畢業的四年級學生。40年後，當喬布斯再一次回到校園時，他在當年那場惡作劇發生的地方停了下來，指給我看：“看見那個陽台了嗎？我們就是在那兒掛的標語，也是在那兒鞏固了彼此的友誼。”在鮑姆家的後院裏，他們拿出一條已經紮染成學校標誌性綠白相間顏色的大號床單，在上麵畫了一隻巨大的豎起中指的手。鮑姆慈愛的猶太母親甚至幫他們一起畫，還告訴他們怎麽處理色彩漸變和陰影部分，好讓整個畫麵看上去更加真實。“我知道這是什麽意思。”她竊笑著說。他們設計了一個由繩子和滑輪組成的裝置，這樣一來，在畢業生們行進到陽台下方時，床單會緩緩落下，他們還在上麵簽上了巨大的字母“SWAB JOB”，均是取自三個人名字中的字母，意思是“沃茲尼亞克–鮑姆–喬布斯聯合出品”。這場惡作劇成了學校的傳奇，也讓喬布斯再一次被停學處分。
在另一場惡作劇中，使用到了沃茲尼亞克發明的一個可以發射電視信號的便攜裝置。他會帶著這個裝置走進一個大家都在看電視的房間（比如說宿舍），然後悄悄按下按鈕，電視畫麵就會受到靜電幹擾而變得模糊。有人站起來猛敲電視機的時候，沃茲就鬆開按鈕，於是畫麵就會恢複正常。一旦那些毫不懷疑的觀眾們開始順著他的意願不斷起身，他就會提高難度。他會讓畫麵一直模糊著，直到有人去碰一下天線。最終他會讓一群觀眾以為扶著天線的同時還必須單腳著地或者手放在電視機頂部。多年以後，在一場主題演講上，喬布斯也遇到了視頻無法播放的麻煩，他放下演講稿，講述了當年和沃茲一起玩這個裝置時的快樂。“沃茲會把它裝在口袋裏，然後走進一間宿舍，那裏有一群人在看《星際迷航》，他就開始在電視機上搗亂，這時就會有人站起來去修，他腳剛抬起來沃茲就會讓電視恢複正常，腳落地之後沃茲又再次讓電視畫麵變模糊。”喬布斯站在台上，把自己的身體扭曲成“Pretzel”的樣子，笑著說，“不出5分鍾，就會有人被氣成我現在這個樣子。”
藍盒子
惡作劇與電子技術的終極結合——也是促成蘋果公司成立的瘋狂表演——在一個周日的下午啟動了，當時沃茲尼亞克看到了母親留在廚房桌子上的《君子》（Esquire）雜誌上的一篇文章。當時是1971年9月，他正準備第二天出發去伯克利，他的第三所大學。那篇文章是羅恩·羅森鮑姆（Ron Rosenbaum）寫的《小藍盒的秘密》（The Little Blue Box），描繪了黑客和電話飛客是如何通過模擬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網絡上接通線路的特定音頻免費撥打長途電話的。“這篇長文剛讀到一半的時候，我就給我最好的朋友喬布斯打電話，然後讀了一部分給他聽。”沃茲尼亞克回憶說。他知道，那時候已經開始讀高中四年級的喬布斯一定也會非常興奮。
文中有一個叫約翰·德雷珀（John Draper）的關鍵人物，他是一名黑客，外號“哢嚓船長”，這是因為，他發現早餐麥片附贈的哨子發出的聲音與電話網絡中用以傳輸呼叫的開關發出的音頻是一樣的，都是2 600赫茲。這樣就可以騙過係統，允許長途電話接通，而不產生額外的費用。文章中還提到，其他一些可以作為內部線路控製的單音頻信號的信息，可以在《貝爾係統技術期刊》（Bell Sytem Technical Tournal）中找到。而AT&T公司立刻要求各地圖書館將這本期刊下架。
那個周日的下午，喬布斯接到沃茲的電話後，立刻意識到他們必須馬上找到那本技術期刊。“幾分鍾之後沃茲就來接我，我們去了斯坦福大學線性加速器中心的圖書館，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喬布斯回憶道。那天是周日，圖書館關門了，但他們穿過一扇很少上鎖的門進到了裏麵。“我記得我們在書架上猛翻，最後是沃茲找到了那本期刊，上麵有所有的頻率。那種感覺簡直就是‘天哪！’我們翻開它，所有的信息都有。我們一直對自己說：‘這是真的，天哪！這是真的！’所有信息都寫得清清楚楚——音調、頻率。”
那天晚上，沃茲尼亞克在森尼韋爾電子商店關門之前跑了進去，買到了製造模擬聲音發生器需要的零部件。喬布斯此前在惠普探索者俱樂部的時候就做過一個頻率計數器，他們用這個計數器來調校他們需要的聲音。隻要一撥號，他們就能複製並錄下文章中指定的聲音。到了午夜，他們準備好測試了。很不幸，他們使用的振蕩器不夠穩定，無法準確複製能夠騙過係統的聲音。“我們使用史蒂夫的頻率計數器可以發現振蕩器的不穩定性，”沃茲尼亞克說，“但就是沒辦法讓它工作。我第二天一早就要去伯克利了，所以我們決定，等我到那兒之後，就著手製造一個數字版的藍盒子。”
從未有人做過數字版的藍盒子，但沃茲生來就是迎接挑戰的。他從電器連鎖店Radio Shack買來二極管和晶體管，在同宿舍一個擁有完美音準感的學生的幫助下，於感恩節之前就完成了製作。“這是我設計過的最讓我自豪的電路，”他說，“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難以置信。”
一天晚上，沃茲尼亞克從伯克利驅車前往喬布斯家中測試藍盒子。他們想打電話給沃茲在洛杉磯的叔叔，但是弄錯了電話號碼。不過這無關緊要，因為這套裝置終於可以使用了。“嗨！我們正在給你打免費電話！我們正在給你打免費電話！”沃茲尼亞克大喊著。電話那頭兒的人有點兒摸不著頭腦，也有點兒不耐煩。喬布斯插話了：“我們正在加利福尼亞給你打電話！在加利福尼亞給你打電話！用一隻藍盒子給你打電話！”這番話很可能讓對方更加困惑了，因為他也在加利福尼亞。
起初藍盒子隻是用來找樂子或者搞惡作劇的。最過火的一次，他們打給梵蒂岡，沃茲尼亞克假裝是亨利·基辛格，想要跟教皇通話。“我正在莫斯科參加峰會，我需要跟教皇通話。”沃茲回憶起當時自己說的話。他被告知當地時間是早上5點半，教皇還在睡覺。當他再次打過去的時候，接電話的是一名充當翻譯的主教，但對方並沒有真的讓教皇接電話。“他們意識到沃茲是冒牌的，”喬布斯回憶說，“我們當時在一個公用電話亭。”
也就是那時候，發生了一件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事情，也確立了今後他們合作關係的模式：喬布斯認為藍盒子不該再停留在業餘愛好階段了。他們可以製作然後銷售。“我把剩下的元件都集中起來，比如說盒子、電源和數字鍵盤，然後想出了定價方式。”喬布斯說，這也預示了他日後在創立蘋果公司過程中將扮演的角色。成品差不多有兩副撲克牌那麽大，所有的零部件價值40美元，喬布斯決定以150美元的價格出售。
追隨著諸如“哢嚓船長”這樣的飛客的腳步，兩人也給自己起了別名。沃茲尼亞克成了“伯克利藍”（Berkeley Blue），喬布斯叫作“奧拉夫·圖巴克”（Olaf Tobark）。他們會敲響各個宿舍的門，尋找感興趣的人，然後把藍盒子連上電話和揚聲器進行演示。潛在的買家在一旁看著，他們就會現場演示，諸如給倫敦的麗茲酒店打電話，或者是撥打澳大利亞的“打電話聽笑話”服務電話。“我們做了大概100個藍盒子，幾乎全賣出去了。”喬布斯回憶說。
這樣的快樂和獲利在森尼韋爾的一家比薩店裏結束了。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正準備帶著剛做完的一台藍盒子開車去伯克利。喬布斯需要用錢，急需出售這台機器，所以他就向鄰桌的幾個人推銷。那幫人很感興趣，喬布斯就走到電話亭，往芝加哥打了一個電話做演示。他們說要到車裏去拿錢。“於是沃茲和我就走向那輛車，我手上拿著藍盒子，那家夥上了車，手伸到座位底下，拔出了一把槍。”喬布斯回憶道。他從沒有如此靠近過一把槍，嚇壞了。“他拿槍指著我的肚子說，‘把它拿過來，兄弟。’我的神經一下子繃緊了。車門就在那兒，我想是不是可以猛關上車門砸他的腿，然後我們趁機逃跑，但很有可能他會朝我們開槍。所以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藍盒子遞給了他。”這種搶劫真的太奇怪了。搶走藍盒子的家夥給了喬布斯一個電話號碼，說如果藍盒子有用的話，以後會想辦法把錢付給他。當喬布斯照著號碼打過去的時候，還真的找到了那個家夥，他不會用藍盒子。喬布斯巧妙地說服此人在一個公共場合跟他和沃茲見麵，但最終他們還是膽怯了，決定再也不跟那個持槍的男人打交道，即便那樣做有可能拿回那150美元。
這次惡作劇為他們日後更重大的創舉鋪平了道路。“如果不是因為藍盒子，就不會有蘋果公司，”喬布斯後來回憶說，“這一點我百分百確定。沃茲和我學會了怎樣合作，我們也獲得了信心，相信自己可以解決技術問題並且真的把一些發明投入生產。”他們創造的僅用一小塊電路板的裝置，竟可以控製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你無法想象那給了我們多少信心。”沃茲也有同樣的感觸：“出售它們也許不是個好主意，但這讓我們看到，我的工程技術和他的遠見卓識結合起來，我們可以作出怎樣的一番事業。”藍盒子的這段奇妙經曆為兩人之間即將誕生的合作關係建立了一個模板：沃茲尼亞克就是個文雅的天才，他創造出一項很酷的發明，然後就算送給別人他也很高興；而喬布斯會想出法子讓這個發明方便易用，然後把它包裝起來，推向市場，賺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