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 被遺棄與被選擇
第一章 童年
被遺棄與被選擇
領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保羅·萊因霍爾德·喬布斯（Paul Reinhold Jobs）從海岸警衛隊退役時，與他的隊員們打了一個賭。他們已經到達舊金山，在這裏，他們的艦船退役了，保羅打賭說他會在兩周之內給自己找到一個妻子。他是一個肌肉結實、有著文身的引擎機械師，身高6英尺，長相有幾分像詹姆斯·迪恩。他約到了克拉拉·哈戈皮安（Clara Hagopian），一個來自亞美尼亞移民家庭的甜美風趣的女孩子。女孩看上的並不是他的容貌，而是他和他的朋友們可以使用一輛轎車，這是她當晚原定與之出行的對象們做不到的。10天以後，1946年3月，保羅與克拉拉訂婚，同時也贏了那場賭局。事實證明，這是一段幸福的婚姻，兩人廝守了40多年，直至死亡將他們分開。
保羅·萊因霍爾德·喬布斯在威斯康星州日耳曼敦的一家奶牛場長大。盡管父親是個酒鬼，有時候還會虐待他，但在保羅粗獷的外表下卻有著一顆溫柔寧靜的心。高中退學後，他穿梭於中西部地區，做機械師的工作，直到19歲那年加入海岸警衛隊——雖然他並不會遊泳。他被安排在美國海軍的梅格斯號運兵船（USS M.C. Meigs）上，“二戰”中的大多數時間都在為巴頓將軍向意大利運輸部隊。他作為一名機械師和鍋爐工，表現不俗，並為他贏得了不少獎勵，但他偶爾也會惹上一點兒小麻煩，所以軍銜從來沒有高過一等兵。
克拉拉出生在新澤西州，她的父母逃離土耳其控製下的亞美尼亞之後，落腳在這裏。在她童年時，全家搬到了舊金山的米申區。她有一個很少對外提及的秘密：她曾經結過婚，但她的丈夫在戰爭中身亡了。所以當她第一次和保羅約會時，心中已經準備好迎接嶄新的生活了。
和許多從戰爭中走過的人一樣，他們已經經曆了太多的刺激，所以當戰爭結束之後，他們渴望安定下來，生兒育女，過平靜的生活。他們沒有多少錢，所以搬到威斯康星州與保羅的父母一起居住了幾年，然後又去了印第安納州，在那裏，保羅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國際收割機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做機械師。他喜歡修理汽車，業餘時間靠買下舊車修好後再賣出去賺錢。最後，他辭去了工作，成了一名全職的二手車商人。
然而，克拉拉深愛著舊金山。1952年，她終於說服丈夫，全家搬回了舊金山。他們在日落區買下了一套公寓，地處金門公園南端，麵朝太平洋。保羅在一家信貸公司找到了一份“回收人”的工作——撬開不能償還貸款的車主的車鎖，將車拖回並重新處置。有時候他也會買下這樣的車，修好後出售，就這樣靠賺到的錢過著小康生活。
但他們的生活中卻始終缺少一樣東西。他們想要一個孩子，但克拉拉經曆過一次宮外孕而喪失了生育能力。1955年，也就是結婚9年後，他們開始尋求領養一個孩子。
與保羅·喬布斯一樣，喬安妮·席貝爾（Joanne Schieble）也來自威斯康星鄉村的一個德裔家庭。她的父親名叫亞瑟·席貝爾（Arthur Schieble），他移民美國後輾轉來到了格林貝（Green Bay）的郊區。他和妻子在這裏擁有一家水貂飼養場，還成功涉足了其他一些生意，其中包括房地產和照相凸版印刷。他很嚴厲，尤其是在對待女兒的戀愛問題上，他堅決反對女兒和初戀對象的交往，因為此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當在威斯康星大學讀研究生的喬安妮愛上了一個來自敘利亞的穆斯林助教“約翰”阿卜杜勒法塔赫·錢德裏（Abdulfattah“John”Jandali）時，他威脅要與之斷絕父女關係，就一點兒也不讓人驚訝了。
錢德裏來自一個顯赫的敘利亞家庭，是家裏9個孩子中年紀最小的一個。他的父親擁有多家煉油廠和其他多種產業，在大馬士革和霍姆斯也有大量財產，還一度控製了那一地區的小麥價格。錢德裏後來提到，他的母親是一位“傳統的穆斯林女性”，她就是“保守、順從的家庭主婦”。和席貝爾家一樣，錢德裏家族也十分重視教育，好幾代以來，家庭成員都被送到伊斯坦布爾或者巴黎索邦大學就讀。阿卜杜勒法塔赫·錢德裏就曾被送到一所耶穌會寄宿學校，盡管他是個穆斯林。他在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in Beirut）拿到了學士學位，然後來到了威斯康星大學，在政治學係攻讀博士學位。
1954年的夏天，喬安妮和阿卜杜勒法塔赫一起去了敘利亞。他們在霍姆斯待了兩個月，喬安妮從男友的家人那裏學會了做敘利亞菜。他們回到威斯康星後，喬安妮發現自己懷孕了。當年他們都是23歲，但決定先不結婚。喬安妮的父親當時已經氣息奄奄，他威脅說，如果她跟阿卜杜勒法塔赫結婚，就跟她斷絕父女關係。在他們那個小小的天主教社區，墮胎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5年初，喬安妮來到舊金山，被一名好心的醫生收留，這位醫生為未婚的準媽媽們提供庇護，幫她們接生，然後安排秘密的收養。
喬安妮提出了一個要求：領養她孩子的人必須要大學畢業。所以醫生將這個孩子安排給了一位律師和他的妻子。1955年2月24日，喬安妮生下了一個男孩。而安排好的那對夫婦希望領養個女孩，所以他們退出了。因此，這個男孩沒能成為律師的兒子，而是成為了一個高中退學生的兒子，這個人對機械有著極高的熱情，他的妻子謙遜溫和，是一名記賬員。保羅和克拉拉給孩子取名為史蒂文·保羅·喬布斯（Steven Paul Jobs）。
但是，喬安妮關於孩子的養父母必須要大學畢業的要求並沒有改變。當喬安妮發現這對夫婦甚至連高中都沒有念完時，她拒絕在領養文件上簽字。即使史蒂夫已經在喬布斯家安定下來了，僵局仍持續了數周。最終，喬安妮放寬了要求：喬布斯夫婦必須承諾設立專款，送這個孩子上大學，並需要在保證書上簽字。
喬安妮遲遲不願在領養文件上簽字還有一個原因。她的父親快去世了，而她計劃在父親離去後與錢德裏結婚。她還懷有一絲希望——一旦他們結婚，她就可以把兒子要回來。因為有時候想到兒子的事還是會很傷心，她準備日後向家人和盤托出。
亞瑟·席貝爾1955年8月離世，即領養程序結束後的幾個星期。那年的聖誕節剛過，喬安妮和阿卜杜勒法塔赫·錢德裏就在格林貝的使徒聖菲利普天主教堂（St. Philip the "tle Catholic Church）完婚了。第二年，錢德裏拿到了國際政治學的博士學位，他們又要了一個孩子，是個女孩，名叫莫娜。喬安妮1962年和錢德裏離婚後，過上了夢一般遊蕩的生活，這些都被她女兒——後來成為傑出小說家的莫娜·辛普森——描繪在她的淒美小說《在別處》（Any Here）中。因為史蒂夫的領養程序非常私密，所以直到20年後，史蒂夫和他妹妹才得以相認。
史蒂夫·喬布斯很早就知道了自己是被領養的。“我的父母在這件事情上對我很坦率。”他回憶道。他記得很清楚，六七歲的時候，他坐在自家屋前的草地上，向住在街對麵的女孩講述這件事情。“這是不是說明你的親生父母不要你了？”女孩問。“天哪，我當時就像被閃電擊中了一樣。”喬布斯這麽說，“我跑回家，大聲哭喊。我父母說，‘不是這樣的，你要理解這件事情。’他們當時很嚴肅，直盯著我的眼睛。他們說，‘我們是專門挑的你。’他們兩人都這麽說，並且放慢語速向我重複這句話。他們一字一頓地說出了每一個字。”
被遺棄，被選擇，很特別，這些概念成為了喬布斯的一部分，也影響了他對自己的看法。他最親密的朋友們認為，一出生就被遺棄這個事實給他留下了幾道傷疤。“我認為，他想完全掌控自己製造的每一樣東西的那種強烈欲望，就來源於他的性格以及剛出生就被拋棄這件事。”跟喬布斯共事了很多年的德爾·約克姆（Del Yocam）這麽說。格雷格·卡爾霍恩（Greg Calhoun）看到了另一種影響——“他想控製外界環境，而且他把產品看作自己的一種延伸。”格雷格在大學畢業後就與喬布斯關係密切。“史蒂夫經常向我講起他被親生父母遺棄的事，他因此深受其害，”他說，“這件事造就了他獨立的性格。他遵循著另外一套行為方式，這是因為他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裏——與他的生長環境截然不同的世界。”
後來，喬布斯23歲時（這正是他的生父拋棄他時的年紀）喬布斯有了自己的孩子並拋棄了她。（最後他還是擔負了作為一個父親的責任。）孩子的母親克裏斯安·布倫南（Chrisann Brennan）說，被領養一事讓喬布斯“滿身傷痕”，這也解釋了他後來的行為。“他曾經被遺棄過，但後來他也遺棄了別人。”克裏斯安如是說。20世紀80年代早期與喬布斯一起在蘋果公司共事的安迪·赫茨菲爾德（Andy Hertzfeld），是少數幾個與喬布斯和布倫南都保持緊密聯係的人。“史蒂夫身上的關鍵問題是，為什麽他有時候會失控般變得殘酷並傷害別人，”他說，“那還要追溯到他一出生便被遺棄這件事上。真正的潛在問題是，史蒂夫的生活中，永遠有‘被遺棄’這樣一個主題。”
喬布斯否認了這點。“有些人認為，因為我被親生父母拋棄過，所以我非常努力地工作以求出人頭地，這樣我父母就會後悔當初的決定，還有一些類似的言論，都太荒謬了。”他堅稱，“知道自己是被領養的也許讓我感覺更加獨立，但我從未感覺自己被拋棄過。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很特別。我的父母讓我覺得自己很特別。”之後，每當有人稱保羅和克拉拉為喬布斯的“養父母”或者暗示他倆不是他的“親生父母”時，喬布斯就會異常憤怒。“他們百分之一千是我的父母。”他說。另一方麵，當談及他的親生父母時，他顯得很草率：“他們就是我的精子庫和卵子庫，這話並不過分，因為這就是事實，他們扮演的就是精子庫的角色，僅此而已。”
矽穀
從很多方麵來說，保羅和克拉拉夫婦為他們的兒子創造的童年，都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典型模式。喬布斯兩歲那年，他們領養了一個女兒，取名叫帕蒂，三年後他們搬到了郊區的一棟房子裏。保羅擔任“回收人”的CIT信貸公司將他調到了帕洛奧圖的辦事處，但他承受不起那裏高昂的生活費用，所以他們選擇了位於南邊的山景城落腳，那裏的生活開銷相對低廉。
保羅·喬布斯想把自己對機械和汽車的熱愛傳遞給兒子。“史蒂夫，從現在開始，這就是你的工作台了。”他邊說邊在車庫裏的桌子上劃出一塊。喬布斯還記得父親對手工技藝的專注曾讓自己印象深刻。“我覺得爸爸的設計感很好，”他說，“因為他什麽都會做。要是家裏缺個櫃子，他就會做一個。給家裏搭柵欄的時候，他給我一把錘子，這樣我就能跟他一起幹活兒了。”
50年後，當年的柵欄依然包圍著山景城那處房子與院落。喬布斯向我展示的時候，輕撫著柵欄的木板，回想起了父親深深植入他腦中的一課。老喬布斯說，把櫃子和柵欄的背麵製作好也十分重要，盡管這些地方人們看不到。“他喜歡追求完美，即使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也會很關心。”
父親繼續著翻新、出售二手車的事業，並在車庫裏貼滿了他喜愛的汽車的圖片。他會向兒子介紹車輛設計的細節——線條、排氣孔、鉻合金以及座椅的裝飾。每天下班後，他就換上工作服，窩在車庫裏，史蒂夫也常常跟著他。“我原本想讓他掌握一點兒機械方麵的技能，但他不願意把手弄髒。”保羅後來回憶說，“他從沒有真正喜歡過機械方麵的東西。”
在引擎蓋下修修補補根本吸引不了喬布斯。喬布斯承認：“我對修汽車沒什麽興趣，但我特別喜歡跟爸爸待在一起。”即使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被領養的，他還是越來越喜歡跟爸爸黏在一起。喬布斯差不多8歲的時候，有一天他發現了一張父親在海岸警衛隊時的照片。“他在輪機艙裏，上身赤裸，看上去很像詹姆斯·迪恩。對一個孩子來說，那一刻隻能用‘哇，天哪’來形容了。哇，天哪！我的父母也曾經年輕過，而且長相也很不錯。”
通過汽車，父親讓史蒂夫第一次接觸到了電子設備。“他對電子設備並沒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在修理汽車和其他物件時，就在跟電子設備打交道。他為我展示了電子設備的基本原理，我覺得很有趣。”更有趣的是去廢品堆裏尋找零部件的過程。“每個周末，我們都有一次廢品站之旅。我們會尋找發電機，或者化油器，還有各種各樣的元件。”他還記得看著父親在櫃台前談價格。“他很擅長討價還價，因為他比賣家更清楚零件的合理價格。”這也幫助實現他父母當初領養他時許下的承諾。“我上大學的錢是這麽來的：我父親會花50美元買下一輛已經開不動的福特獵鷹（Ford Falcon）或者其他什麽破車，花幾個星期修好它，然後以250美元的價格賣出去——而且他不會去報稅。”
喬布斯家的房子位於迪亞布洛大道286號，和他們周圍的房子一樣，都是由房地產開發商約瑟夫·埃奇勒（Joseph Eichler）建造的。埃奇勒的公司於1950~1974年在加州的各個地區興建了超過11 000幢房屋。受到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適合美國普通百姓的簡單現代之家”這一設想的啟發，埃奇勒建造了廉價房屋，這些房屋的特點是：落地的玻璃牆、開放式的平麵設計、無遮蔽的梁柱構造、水泥地麵以及大量的滑動玻璃門。“埃奇勒做得很好，”喬布斯有一次和我在附近散步時說，“他造的房子整潔漂亮，價格低廉，質量上乘。他們把幹淨的設計和簡潔的品位帶給了低收入人群。房子本身有很棒的小特色，比如地板下安裝了熱輻射供暖設施。我們小的時候，鋪上地毯，躺在上麵，溫暖舒適。”
喬布斯說，他對埃奇勒建造的房屋的欣賞，激發了他為大眾製造設計精良的產品的熱情。“我喜歡把很棒的設計和簡便的功能融入產品中，而且不會太貴。”他一邊向我指出這些房屋的幹淨典雅之處，一邊說道，“這是蘋果公司最初的設想，我們在設計第一台Mac電腦時就嚐試這麽做，並在iPod上實現了這一設想。”
喬布斯家的街對麵曾經住著一位成功的房地產經紀人。“他也不是很聰明，”喬布斯回憶說，“但看起來他好像賺了不少錢。於是我爸爸就想，‘我也能幹這一行啊。’我記得他非常勤奮，去上夜校，通過了執照考試，進入了房地產業。緊接著，房地產市場崩潰了。”結果，喬布斯一家經濟拮據了差不多一年時間，當時史蒂夫還在上小學。他媽媽在生產科學儀器的瓦裏安聯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找到了一份記賬員的工作，他們家也給房子辦理了第二份抵押貸款。有一天，他的四年級老師問他：“關於這個世界，你有什麽不明白的？”喬布斯回答說：“我不明白為什麽我爸爸一夜之間就破產了。”雖然如此，喬布斯還是很為父親感到驕傲，因為他從來沒有學會那種卑躬屈膝的態度和圓滑詭詐的作風，盡管這些特質能讓他成為一名業績更好的經紀人。“想賣出房子，你就必須巴結別人，爸爸不擅長這個，他也不是這樣本性的人。這一點我很欽佩他。”後來，保羅·喬布斯做回了老本行——機械師。
父親寧靜又溫和，這些特質後來得到了喬布斯的讚揚而不是仿效。他還是一個堅決果斷的人。喬布斯舉了一個例子：
住在我們隔壁的是一個在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供職的工程師。他還沒有結婚，屬於“垮掉的一代”那種類型的人。他有一個女朋友，她有時候會做我的保姆。我的父母都要工作，所以放學後我就去他們家待幾個小時。他會喝醉酒，然後還會打他女朋友。有天晚上她嚇得魂不附體地跑到我們家來，那男人也醉醺醺地跟過來了，我爸爸攔住他，讓他平靜下來：“她是在這兒，但你不準進來。”他就站在那兒。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我們以為萬事都是平靜祥和的，但這個家夥就屬於那種生活一團糟的工程師。
這個地區與遍布美國的成千上萬個樹影稀疏的地區不同的一點是，即便是個一無所長的人也想成為工程師。“我們搬到這裏時，每個角落都能看到杏子和李子果園，”喬布斯回憶說，“但因為軍事投資的關係，整個地區開始急速發展起來。”喬布斯受到矽穀曆史的熏陶，渴望自己也能施展拳腳。寶麗來的埃德溫·蘭德後來告訴他，艾森豪威爾曾要求自己幫助製造U-2偵察機上的照相機，以用來監視蘇聯的威脅。膠卷被裝在小罐子裏，然後送到森尼韋爾的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這裏離喬布斯家不遠。“我第一次見到計算機終端，就是我爸爸帶我去埃姆斯中心的時候，”他說，“我覺得自己徹底愛上它了。”
其他的國防項目承包商也於20世紀50年代陸續在周邊地區落地生根。1956年，生產潛射彈道導彈的洛克希德公司導彈與空間部門（The Lockheed Missiles and Space Division）成立，恰好在NASA隔壁。4年後喬布斯一家搬到這裏時，該部門已經雇用了20 000名員工。幾百米之外就是西屋電氣公司，其生產的設備是用來為導彈係統製造電子管和變壓器的。“擁有尖端科技的軍事公司雲集於此，”他回憶道，“這太不可思議了，太高科技了，生活在這裏真讓人覺得興奮。”
國防工業的複蘇引發了一場依托科技的經濟急速發展。這場發展的根基還要回溯到1938年，當時戴維·帕卡德（David Packard）和他的新婚妻子搬進了帕洛奧圖的一座公寓，很快他的朋友比爾·休利特（Bill He）也在這座公寓的一個小屋裏安頓了下來。房子有一間車庫——這間車庫後來成為矽穀的標誌之一——在這裏，他們敲敲打打，製造出了自己的第一件產品：一台音頻振蕩器。到20世紀50年代，惠普已經成為一家製造技術儀器的快速成長的公司。
幸運的是，附近有一個地方為那些企業規模已經超出車庫的創業者們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斯坦福大學的工程係主任弗雷德裏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在學校擁有的土地上開辟了一座占地700英畝的工業園區，提供給那些可以將學生們的創意商業化的私人企業。這一舉動也讓此地區變身為科技革命的搖籃。第一家租戶便是瓦裏安聯合公司，也就是克拉拉·喬布斯工作的地方。喬布斯說：“特曼的偉大計劃對技術產業在此地發展壯大的推動作用，是其他任何事情都無法比擬的。”在喬布斯10歲那年，惠普公司已經擁有9 000名雇員，並且成為每一個渴望穩定收入的工程師都夢寐以求的一流企業。
在矽穀的發展中，最重要的一項技術當屬半導體。在新澤西的貝爾實驗室中與人共同發明了晶體管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也搬到了山景城，他在1956年創辦了一家公司，用矽代替當時普遍使用的且較為昂貴的鍺來製造晶體管。但隨後肖克利變得越來越乖僻，他放棄了矽晶體管項目，這也導致了他麾下的8名工程師——最著名的有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爾（Gordon Moore）——離他而去並創辦了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該公司一度擁有12 000名員工，然而1968年，諾伊斯在一場爭奪CEO（首席執行官）寶座的權力鬥爭中失敗，公司分裂了。諾伊斯帶走了戈登·摩爾，創辦了集成電路公司（Integrated Electronics Corporation），他們巧妙地將公司簡稱為“英特爾”（Intel）。他們的第三名員工是安德魯·格魯夫（Andrew Grove），他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將業務重心從存儲器芯片轉移到微處理器上而使公司發展壯大。僅僅幾年的時間，這一地區就出現了超過50家生產半導體的公司。
半導體產業的爆炸式發展與摩爾發現的著名現象有關，他在1965年繪製的一張圖表顯示，集成電路每個芯片所能容納的晶體管數目大約每兩年就會翻一番，性能也會提升一倍，而且這一趨勢還會繼續。這一發現在1971年得到了再次證實，當時英特爾公司成功地將一個完整的中央處理器蝕刻到了一塊芯片上，製成了英特爾4004，他們稱之為“微處理器”。摩爾定律直至今日依然基本準確，它對產品性價比的可靠預測讓包括史蒂夫·喬布斯和比爾·蓋茨在內的兩代年輕企業家可以對自己的未來產品做出成本推測。
芯片產業賦予該地區一個全新的名字。從1971年1月起，每周發行的專業類報紙《電子新聞》（Electronic News）的專欄作家唐·赫夫勒（Don Hoe?er），開始了一組係列報道，標題為“美國矽穀”。這一綿延40英裏的聖克拉拉穀，從南舊金山穿過帕洛奧圖，一直延伸到聖何塞，貫穿其中的是該地區的商業主幹道“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這條道路曾經連接著加州的21所教會，而現在，這條繁忙的道路所連接的企業和新興公司每年吸引著全美三分之一的風險投資。“成長於此，我受到了這裏獨特曆史的啟發，”喬布斯說，“這讓我很想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像大多數孩子一樣，他開始受身邊大人們的熱情的影響。“住在我周圍的父親們大都研究的是很酷的東西，比如太陽能光伏、電池和雷達，”喬布斯回憶道，“我對這些東西充滿了驚奇，經常向他們問這問那。”這些鄰居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拉裏·朗（Larry Lang），跟喬布斯家隔了7戶人家。“他是我心中惠普工程師的標準形象：超級無線電愛好者、鐵杆電子迷，他會帶東西給我玩。”當我們走近朗的老房子時，喬布斯指著車道說：“他把一個碳精話筒、一塊蓄電池和一個揚聲器放在車道上。他讓我對著話筒說話，聲音就通過揚聲器放大出來。”喬布斯的父親曾經告訴過他，話筒一定要有電子放大器才能工作。“所以我跑回家，告訴爸爸他錯了。”
“不對，肯定需要放大器。”父親的口氣很肯定。當史蒂夫提出異議時，父親說他瘋了：“沒有放大器是不可能工作的，這其中是有訣竅的。”
“我不停地對我爸爸說不是那樣的，讓他親眼去看看，最終他跟我一起走到鄰居家，看到了。他說，‘我還是趕緊走人吧。’”
這件事在喬布斯的心中印象深刻，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父親不是萬事通。然後，他發現了一件讓他更加不安的事情：自己比父母還要聰明。他一直很仰慕父親的智慧和才能。“他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我以前一直認為他特別聰明。他不怎麽看書，卻會做很多事情。機械方麵的東西他幾乎樣樣精通。”然而碳精話筒這件事，讓他的想法開始動搖，他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比父母更聰明、更敏捷。“這種想法出現在腦海中，對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時刻。當我意識到自己比父母更聰明時，我為自己有這樣的念頭而感到異常羞愧。我永遠忘不了那一瞬間。”他後來告訴朋友，這個發現，再加上自己是被領養的這個事實，讓他覺得自己有些孤立，就如與世隔絕一般，脫離了父母，也脫離了世界。
此後不久，他又意識到了另一件事情。他不僅發現自己比父母聰明，還發現其實父母是知道這一點的。保羅和克拉拉是一對很慈愛的父母，他們願意改變自己的生活來適應這個非常聰明也非常任性的兒子。他們願意竭盡全力去適應他，給他特別的對待。很快，史蒂夫也發現了這點。“父母都很了解我。他們意識到我的不同尋常之後就有了很強的責任感。他們想盡辦法讓我學到更多東西，送我去好學校。他們願意滿足我的需求。”
所以在喬布斯成長的過程中，伴隨他的不僅僅是曾經被遺棄的感覺，還有一種自己不同於常人的感覺。在他心中，後者在他的個性形成中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
學校
在喬布斯上小學之前，母親就已經教他閱讀了，但這反而造成了一些麻煩。“在學校的最初幾年，我覺得很無聊，所以我就不斷惹麻煩。”很快大家就發現，不論是從天性上還是他接受的教育上，喬布斯都不是一個願意服從權威的孩子。“我遭遇的是自己從未遇到過的另一種形式的權威，而且我不喜歡它。他們幾乎都要製服我了。差一點兒他們就把我身上所有的好奇心都趕走了。”
他就讀的學校是蒙塔·洛馬小學，在他家4條街之外，是由一群20世紀50年代的低矮建築組成的。他靠玩惡作劇來打發自己的無聊。“我有個叫裏克·費倫蒂諾（Rick Ferrentino）的好朋友，我們會惹上各種各樣的麻煩，”他回憶說，“比如我們會製作小海報，上麵寫著‘帶寵物上學日’。那太瘋狂了，到處都能看到狗攆貓。老師們都氣瘋了。”還有一次，他們設法讓別的孩子說出了自己自行車鎖的密碼。“然後我們跑出去把所有的鎖都調換了位置，沒人能騎走自己的車。他們直到那天晚上才解決了這一難題。”到他三年級的時候，惡作劇開始有了一點兒危險的成分。“有一次，我們在老師瑟曼夫人（Mrs. Thurman）的椅子下麵點燃了炸藥。她嚇得都抽搐了。”
不出所料，喬布斯在讀完三年級之前被送回家了兩三次。不過父親當時已經把他當作特殊的孩子來對待了，他以平靜但有力的態度向學校闡明，他希望學校也能這麽對待自己的孩子。“聽著，這不是他的錯，”喬布斯回憶當時父親是這麽對老師說的，“如果你提不起他的興趣，那是你的錯。”在喬布斯的記憶中，父母從來沒有因為他在學校犯錯而懲罰過他。“我爺爺是個酒鬼，還會用皮帶抽我爸爸，但是我連一巴掌都沒有挨過。”他又補充說，他的父母“都知道責任在學校，學校沒有激發我的學習興趣，而是讓我去背一些沒用的東西”。他開始展現出性格中的多麵性，敏感又偶爾遲鈍，易怒而又超然，這也是他以後生活中的狀態。
等到他即將進入四年級的時候，校方認為最好將喬布斯和費倫蒂諾放到不同的班級裏。教高級課程的是一名幹勁十足的女教師伊莫金·希爾（Imogene Hill），人稱“泰迪”，用喬布斯的話說，她成了“我生命中的聖人之一”。在觀察了喬布斯幾個星期後，她意識到對付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收買。“有一天放學後，她給了我一本練習簿，上麵都是數學題，她說要我帶回家把題目解出來。我心想‘你是不是瘋了？’這時她拿出一隻超大的棒棒糖，在我看來地球也不過這麽大吧。她說，你把題目做完之後，如果大多數都做對了，我就把這個給你，再送你5美元。我用了不到兩天就做完交給她了。”幾個月之後，他不想再要獎勵了：“我隻想學習和讓她高興。”
她會幫喬布斯弄到一些小工具，讓他可以做些打磨鏡頭、製作相機之類的事情。“我從她身上學到的東西比從其他任何老師那兒學到的都要多，如果沒有她的話，我一定會坐牢的。”這再一次印證了喬布斯是個特殊的孩子。“在我們班，她隻關心我一個人。她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東西。”
她看到的不僅是喬布斯的智慧。多年後，她很喜歡展示當年的班級在“夏威夷日”拍的一張照片。那天喬布斯出現的時候沒有按要求穿夏威夷衫，但在照片中，他穿著一件夏威夷衫坐在前排中央。原來，他成功說服另一個孩子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了他。
四年級快結束時，希爾夫人給喬布斯做了測試。“我的得分是初中二年級水平。”他回憶說。不光是他自己和他的父母，連老師們也發現了，他在智力上真的是非常特別，學校允許他連跳兩級，直接升入七年級。這也是可以讓他挑戰自我並受到激勵最簡單的方法了。他的父母明智地決定讓他隻跳一級。
這樣一種過渡有些突然。這個有點社交障礙的孩子本來就不合群，他又發現自己身處一群比自己大一歲的人中間。更糟糕的是，他讀六年級的地方是另一所學校：克裏滕登中學。這所學校地處一個充斥著少數族裔幫派的社區，離原來的蒙塔·洛馬小學不過8條街之隔，但在很多方麵卻像另一個世界。“打架幾乎天天發生，廁所裏的敲詐也是如此，”矽穀記者邁克爾·S·馬隆（Michael S. Malone）這樣寫道，“學生們經常把刀帶到學校來展現自己的男子氣概。”喬布斯到這裏的時候，一群學生剛因為輪奸而被監禁，附近學校因為在一場摔跤比賽中打敗了克裏滕登而導致己方的校車被毀。
喬布斯經常被欺負，到七年級上到一半的時候，他給父母下達了最後通牒。“我堅持要他們送我去別的學校。”他回憶說。就經濟負擔而言，這對他的父母是個艱難的挑戰。當時他們家勉強能夠收支平衡。但那樣的時刻，毫無疑問，父母最終一定會滿足他的意願。“他們一開始反對，我就告訴他們，如果要我回到克裏滕登的話，我就再也不上學了。所以他們就打探了一下最好的學校在哪裏，然後傾盡所有，在一個更好的地區花21 000美元買下了一座房子。”
這回搬家僅僅是向南移了3英裏，來到了南洛斯阿爾托斯（South Los Altos）一處由杏樹果園改造成的毫無特色的居民區。他們的新家位於克萊斯特路2066號（2066 Crist Drive），是一棟平房，有三間臥室，以及一個麵對馬路、帶卷簾門、設施齊全的車庫。在車庫裏，保羅·喬布斯可以修汽車，而他兒子可以玩他的電子設備。這棟房子的另一個意義重大之處就是它正好坐落於庫比蒂諾–森尼韋爾（Cupertino-Sunnyvale）學區內，這是矽穀最安全也是最好的學區之一。“我搬來這兒時，這些角落裏都還是杏樹。”我們走過他家的老屋前，喬布斯指給我看，“住在那裏的那個家夥教我怎麽做一名有機作物園丁，以及如何製作堆肥。他不管種植什麽東西都要追求完美。我一生中再沒吃過比那兒更好的食物了。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我喜歡上了有機水果和蔬菜。”
盡管喬布斯的父母對於宗教信仰並不是十分狂熱，但他們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一點兒宗教教育，所以大多數的星期天他們都會帶他去路德教堂（the Lutheran Church）。這一活動在他13歲那年結束了。喬布斯一家訂閱了《生活》雜誌，1968年7月，該雜誌在封麵上刊登了一張令人震驚的照片，照片上是比亞法拉的一對饑餓的兒童。喬布斯把雜誌帶到教堂，質問牧師：“如果我舉起我的手指頭，上帝在我舉之前就知道我要舉哪一根嗎？”
牧師回答說：“是的，上帝無所不知。”
於是，喬布斯拿出那期《生活》雜誌的封麵，問道：“那麽，上帝知道這些嗎？他知道這些孩子身上會發生什麽事情嗎？”
“史蒂夫，我知道你不明白，但是，是的，上帝知道這一切。”
喬布斯宣布，他再也不想崇敬這樣一位上帝，他再也沒有去過教堂。不過，他倒是花了好幾年時間研究並嚐試實踐佛教禪宗的教義。幾十年後，他反思自己的精神感受時說，宗教應該更多地強調精神體驗，而不是一味遵守教條。“當基督教太過基於信仰，而忽略了以耶穌的方式生活或者從耶穌的角度看世界時，它的精髓就消失了，”他告訴我，“我覺得不同的宗教就好比通往同一棟房子的不同的門。有時候我覺得這棟房子存在，有時候我又覺得它不存在。這是最神秘的。”
喬布斯的父親當時在光譜物理公司（Spectra-Physics）工作，該公司坐落在旁邊的聖克拉拉，為電子設備和醫療產品生產激光器件。作為一名機械師，他為工程師們設計的產品製作樣機。他的兒子被那種對完美的追求所深深吸引。“激光儀器要求極其精準的調校，”喬布斯說，“真正尖端的激光儀器都非常精密，比如飛機上使用的或者用於醫療的。工程師們會對我爸爸說，‘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我們還想要用一整塊金屬板一體成型來保證膨脹係數的一致。’然後爸爸就要想辦法去實現。”大多數樣機都是從零開始製作的，這就意味著保羅·喬布斯必須定製各種工具和模具。他的兒子被此深深吸引，卻很少去車間看看。“要是他能教我用銑床和車床的話，一定會很有意思的，但遺憾的是，我從沒去過他的車間，因為我對電子的東西更感興趣。”
一年夏天，保羅·喬布斯帶著史蒂夫去威斯康星州參觀他們家的奶牛場。鄉村生活對史蒂夫毫無吸引力，但有一幅畫麵卻深深刻在了他心上。他看到了一隻小牛犢的出生，讓他驚訝的是，這隻小動物才落地幾分鍾就掙紮著站起來開始走路。“這不是它通過學習獲得的技能，而是與生俱來的，”他回憶說，“人類的嬰兒就沒有這種能力。我覺得這很了不起，雖然別人都不這麽想。”他用軟件與硬件的術語來形容這個現象：“就好像是設計好的一樣，動物身體裏的某些東西和它大腦裏的某些東西在它出生後立刻開始協同作用，而不需要去學習。”
到了九年級，喬布斯去了家園高中（Homestead High）。這所學校的校園有些雜亂，由幾棟兩層樓的磚砌建築構成，這些建築都被刷成了粉色，當時有2 000名學生。“學校是由一位著名的監獄建築師設計的，”喬布斯回憶說，“他們想要把學校建得堅不可摧。”喬布斯那時候愛上了走路，他每天都獨自走過15條街去上學。
他沒什麽同齡的朋友，卻認識幾個沉浸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反主流文化浪潮中的高年級學生。那時候，極客和嬉皮士的世界開始顯現出一些重疊。“我的朋友們都很聰明，”他說，“我對數學、科學和電子學感興趣，他們也是，而且大家都喜歡迷幻藥和反主流文化。”
那時候，他的惡作劇一般都會用到電子設備。有一次，他在家中連接了幾個揚聲器。揚聲器也可以用作麥克風，他在自己的衣櫃裏建了一個控製室，這樣就可以偷聽其他房間的聲音了。有天晚上，他正戴著耳機偷聽父母房間的聲音，父親逮到了他，憤怒地要求他拆除整套係統。很多晚上，他都會造訪他以前的工程師鄰居拉裏·朗的車庫。朗最終把那隻令喬布斯魂牽夢縈的碳精麥克風送給了他，還讓他迷上了希斯工具盒（Heath kits）——當時廣受歡迎的用來製作無線電設備或其他電子裝備，但需要自己組裝的工具套裝。“希斯工具盒裏麵有各種各樣用不同顏色編號的插件板和零部件，還有解釋其使用原理的操作手冊。”喬布斯回憶道，“它讓你意識到你能組裝並搞懂任何東西。你做完幾個無線電裝置後，就會在目錄裏看到電視機，你會說，這個我也能做，即便你並不會真的去做。我很幸運，因為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的父親以及希斯工具盒都讓我相信，我能做出任何東西。”
朗還讓喬布斯加入了惠普探索者俱樂部，這是個每周一次的聚會，每周二晚在公司餐廳舉行，大概有15個學生參加。“他們會從實驗室裏請來一位工程師，給我們講講他正在研究的東西，”喬布斯回憶說，“我爸爸會開車送我去。我感覺那兒就是我的天堂。惠普當時是發光二極管（LED）行業的先鋒，所以我們就會討論發光二極管的一些問題。”因為當時父親為一家激光公司工作，所以喬布斯對發光二極管特別感興趣。有一天晚上，聚會結束之後，他攔住了惠普的一名激光工程師，獲得了參觀他們全息攝影實驗室的機會。但最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是見到了當時惠普正在開發的小型計算機。“我在那裏第一次見到了台式計算機，它被稱為9100A，是一台被神化了的計算器，但也確實是第一台台式計算機。它身形巨大，大概有40磅重，但它真的很美，我愛上了它。”
探索者俱樂部的孩子們被鼓勵做一些項目，喬布斯決定做一台頻率計數器，這是用來測量一個電子信號中每秒鍾的脈衝數量的。他需要一些惠普製造的零件，所以他拿起電話打給了惠普的CEO：“那個時候，所有的電話號碼都是登記在冊的，所以我在電話簿上尋找住在帕洛奧圖的比爾·休利特，然後打到了他家。他接了電話並和我聊了20分鍾，之後他給了我那些零件，也給了我一份差事，就在他們製造頻率計數器的工廠工作。”喬布斯高中第一年的暑假就在那裏工作。“我爸爸早上開車送我去，晚上再把我接回家。”
他的工作主要就是在一條流水線上“安裝基本元件”。一部分工友對這個愛出風頭的孩子有些不滿，因為他是通過給CEO打電話才得到了這份工作的。“我記得我告訴一個監督員，‘我喜歡這玩意兒，我喜歡這玩意兒。’然後我問他最喜歡做什麽，他回答說，‘我喜歡鬼混，我喜歡鬼混。’”喬布斯與在樓上工作的工程師們相處甚歡。“每天上午10點，他們那兒都會供應甜甜圈和咖啡。我會跑上樓跟他們混在一起。”
喬布斯喜歡工作。他曾經送過報紙——下雨的時候父親會開車送他；在他高中第二年的時候，周末和暑假他都在一家巨大的電子器材商店哈爾泰克（Haltek）做倉庫管理員。如同他父親那個堆滿汽車零件的廢品站一樣，這家到處都是電子設備的商店也是拾荒者的天堂。這家商店延伸了一整個街區，那些新的、舊的、回收的、過剩的部件塞滿了架子，未經分類就扔進了箱子，還有的就堆在戶外的院子裏。“在倉庫後麵靠近海灣的地方，他們用柵欄圍起了一塊區域，裏麵放著北極星潛艇的內部元件，都是從潛艇上扒下來當作廢品賣掉的，”他回憶說，“所有的操縱裝置和按鈕都在。它們都是軍綠色或灰色的，但是開關和燈泡罩是琥珀色和紅色的。那些開關都是老式的大型手柄式開關，當你打開開關的時候，那感覺實在太棒了，就好像你要炸了芝加哥一樣。”
在店裏堆滿了厚厚目錄的木製櫃台前，人們會為了開關、電阻、電容和最新的存儲芯片討價還價。喬布斯的父親以前也曾為汽車部件討價還價，因為他比店員還清楚零件的價格，所以每次都能還價成功。喬布斯在這點上學習了父親。他熱衷於談判並從中獲得實惠，這也讓他對電子零件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他會去電子產品的跳蚤市場，比如聖何塞交換大會，為了一塊帶有值錢芯片的電路板跟人討價還價，然後把那些芯片賣給哈爾泰克商店的經理。
15歲那年，在父親的幫助下，喬布斯擁有了自己的第一輛汽車。那是一輛雙拚色的納什大都會轎車（Nash Metropolitan），他父親為之配備了一台英國MG公司生產的發動機。喬布斯並不怎麽喜歡這輛車，但他不想讓父親知道，更不想錯過擁有自己汽車的機會。“現在回想起來，納什大都會看起來是最酷的車了，”他後來說，“但當時它是全世界最土裏土氣的車。不過，不管怎麽樣，它也是一輛車，這就很好了。”不到一年，他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攢夠了錢，可以換一輛帶阿巴斯（Abarth）發動機的紅色菲亞特850轎跑車了。“我爸爸幫我買車並檢查了車況。把掙的錢攢起來去買某件東西，那種滿足感太讓人興奮了。”
也是在那一年夏天，在他即將升入高中第三年的時候，喬布斯開始抽大麻。“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抽大麻，當時我15歲，之後就經常抽了。”有一次他父親在他的菲亞特車上發現了一些大麻。“這是什麽？”他問。喬布斯平靜地回答說：“大麻。”這是他一生中為數不多的一次直麵父親的憤怒。“那是我唯一一次真的和爸爸發生爭執。”喬布斯說。但他父親又一次屈從於他的意願。“他要我保證以後再也不抽大麻了，但我不願意保證。”實際上，到了高中第四年，他已經同時使用迷幻藥和大麻了，並且還在探索睡眠剝奪的致幻效果。“我開始加大吸食大麻的劑量。我們偶爾也會用迷幻藥，通常是在曠野中或是在車裏。”
高中的最後兩年，喬布斯的心智也快速發展，他發現自己既沉浸在極客的電子世界中，又喜歡文學和創造性的嚐試。“我開始聽很多音樂，閱讀科技以外的書，例如莎士比亞、柏拉圖的作品。我愛看《李爾王》。”他還愛讀《白鯨》（Moby Dick）和迪倫·托馬斯（Dylan Thomas）的詩作。我曾問他為什麽喜歡李爾王和阿哈船長，這兩個是文學作品中最固執、最執著的角色，但他沒有回答我，我也沒有再提。“我高中第四年的時候上的大學英語預修課非常棒，任課老師長得很像歐內斯特·海明威。他會帶我們一大幫人去優山美地（Yosemite）國家公園踏雪。”
喬布斯聽的一門課日後成為了矽穀傳奇的一部分，這就是約翰·麥科勒姆（John McCollum）教授的電子學。麥科勒姆以前是位海軍飛行員，他像個雜耍藝人似的，通過各種小把戲來激起學生的興趣，比如讓特斯拉線圈產生電火花。他會把自己儲藏室的鑰匙借給他寵愛的學生，這個小儲藏室裏堆滿了晶體管之類的零部件。他有一種奇普先生（Mr. Chips）般的魔力，可以給學生解釋清楚電子學原理，並把原理聯係到實際應用中，例如怎樣將電阻和電容串聯和並聯，然後用這些知識來製作放大器或者無線電設備。
麥科勒姆的教室在校園邊緣一座廠房模樣的建築裏，緊鄰著停車場。“就在這兒，”喬布斯凝視著教室的窗戶說，“隔壁就是以前的汽車修理課教室。”這樣一種空間上的並列關係也突出了他們這一代與父輩那一代在興趣上發生的轉變。“麥科勒姆先生覺得電子學就是新的汽車維修。”
麥科勒姆信奉軍事化的紀律以及對權威的尊重，喬布斯則不然。他已經不再掩飾自己對權威的厭惡，他的態度結合了怪異而頑固的激情和超然的叛逆。“他經常一個人在角落裏做自己的事情，壓根兒不想跟我或者班上的其他人有任何交流。”麥科勒姆後來說。他從來沒有放心地把儲藏室的鑰匙給過喬布斯。有一次喬布斯需要一樣市麵上找不到的零件，他就給製造商底特律的伯勒斯公司（Burroughs）打了一個對方付費電話，告訴他們自己正在設計一個新產品，想要測試一下那個部件。幾天之後，這個部件用航空包裹寄到了喬布斯手上。當麥科勒姆問他從哪兒弄來的時候，喬布斯帶著一種目空一切的驕傲講述了事情的經過——他是怎樣打對方付費電話並且編故事的。“我很憤怒，”麥科勒姆說，“我不希望我的學生做這樣的事情。”喬布斯的回應則是：“我沒錢打電話，而那家公司很有錢。”
麥科勒姆的課程是三年，但喬布斯隻上了一年。在一個項目中，他製造了一台帶有光感器的裝置，光感器遇到光後就會開啟電路。任何一個學過科學課的高中生都能作出這樣的裝置。他更感興趣的是研究激光——他從父親那兒學到的東西。喬布斯和幾個朋友一起，通過使用安裝在揚聲器上的鏡麵反射激光，實現了用於各種派對的音樂燈光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