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富人統治、富人享受
56 富人統治、富人享受
奧馬哈 2001年7月—2002年7月
巴菲特獨自飛回內布拉斯加。除了睡覺之外，他每一分鍾都忙於各種各樣的事情，讀財務報告、《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看CNBC的電視節目，接電話。晚上不工作的時候他就打橋牌，有時也在線瀏覽新聞，再有就是玩電腦直升機遊戲。
一周後，有一次他在電話裏痛哭流涕，泣不成聲，哽咽得上氣不接下氣，悲傷的情感如洪水決堤般噴湧而出。
發泄過後，他努力調整自己的情緒，繼續接電話。他後悔自己沒有在凱瑟琳的葬禮上發言。工作努力、台上講話自如灑脫的巴菲特認為自己應該在凱瑟琳的葬禮上為她送上一份祝福，所以更多的是遺憾，這種想法反複纏繞著他。
“如果那天我一直和她打橋牌，她可能不會摔倒。”後來巴菲特傷心地自責，“我就會開著她的高爾夫球車親自送她回去，她可能不會死。”
但是，凱瑟琳可能還是會要求自己走上台階，沒有人知道她的死是因為摔倒中風，還是因為中風摔倒。
然而，巴菲特還是覺得自己錯失了機會，因此備受折磨。有時候他甚至覺得如果他一直陪著凱瑟琳，無論如何也會讓她安全的。
幾周過後，隻要提到凱瑟琳的去世，巴菲特還是不由自主地傷心落淚，必須停下來調整情緒。然後，就像摩托車轉了個彎重新啟動一樣，他又開始繼續談論別的話題。
8月，許多事情幫助他從悲傷中解脫出來。他開始規劃9月將進行的第十屆（最後一屆）奧馬哈慈善高爾夫球錦標賽，並盼望著10月去法國比裏亞茨舉辦巴菲特集團會議。這段時間，他還飛到懷俄明州的科迪，和蘇珊在赫伯特·艾倫的J9農場過了一個長長的周末，農場位於北福克。
巴菲特寧願看一部西部電影，也不願意在東部風格的農場閑逛。在太陽穀年會的時候，他就和自己能夠談得來的朋友在一起打發時間。這次在科迪，他和蘇珊過了一個悠閑自在的周末，和他們一起過周末的還有媒體大亨巴裏·迪勒和妻子黛安娜·馮·弗斯騰伯格，唐納德和米基·基奧，電影導演邁克·尼科爾斯和妻子，新聞播音員黛安娜·索耶，製片人悉尼·波拉克，影星坎迪絲·伯根，英特爾的首席執行官安迪·格魯夫和妻子伊娃等人。
巴菲特夫婦那天晚上到達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就在中心酒店旁邊的雪鬆小木屋住下了。第二天早餐的時候他們向已經到來的客人問好（巴菲特的早餐通常就是前一天晚上沒有吃完的點心）。這一天還有很多客人到達，而巴菲特這一天的其他時間則在酒店或者小木屋看書、玩兒電腦橋牌、看艾倫特意從網上給他打印的新聞。一些客人騎著艾倫農場的馬沿著峽穀去看大角鹿和小鹿，一些客人騎著山地自行車去探險，還有的在流經農場的河裏釣魚。巴菲特沒有參加所有這些活動。晚飯的時候他出現在酒店大長方形餐桌旁邊，客人們也都坐在那裏，周圍是黑色的皮質家具和帶有浪漫色彩的鄉村風格油畫，油畫都是著名畫家托馬斯·哈特·本頓和弗雷德裏克·雷明頓的作品。巴菲特主持了一次餐桌沙龍，話題涉及政治、金融和全球時事。當客人們享用魚肉、雞肉、野味和沙拉的時候，科迪的廚師也在大口吃肉。
晚餐後，艾倫的朋友阿爾·奧霍樂彈起了鋼琴，客人們一起看著坎迪絲·伯根的歌曲集唱歌，格什文、歐文·伯林和科爾·波特輪流領唱。蘇珊照例進行獨唱。巴菲特彈奏夏威夷四弦琴，和往年一樣唱《The Hut-Sut Song》，電影製片人悉尼·波拉克和巴菲特一起唱——這首歌總是讓大家產生一種害怕心理，這反而讓人更期待表演這首歌。
Hut-Sut Ra.
從科迪回來，巴菲特的假期就結束了。距離他的生日還有幾周，表麵上看他並不關注生日，其實內心非常擔心生日的到來。每年生日之前的一大亮點就是提前幾周就有大量來自朋友（或者說，更多的是來自陌生人）的賀卡、禮物和信件紛紛飛到基威特大廈。巴菲特對此並不厭倦，但是要通過生日禮物讓一位億萬富翁（不希望自己又老一歲，不在乎任何財產的人）高興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他感謝所有的賀卡和來信，回憶起過去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所有祝福都讓他感動。另外，他現在有太多的可口可樂紀念品、內布拉斯加足球招貼、旗幟、被子、拚貼畫和其他禮物以及他和一些知名人士的合影，所有這些東西足以擺滿基威特大廈的一層走廊。他的生日確實非常低調，通常隻是和家人以及幾個朋友在橄欖園這樣的餐廳一起吃頓晚餐。
巴菲特71歲了，他不相信自己已經71歲了。在40歲、50歲、60歲和70歲生日到來的時候，他同樣不相信自己當時的年齡。但是今年尤其不願意提到自己的生日，因為凱瑟琳去世後，他不願意麵對任何讓自己意識到時間飛逝的事物。
所幸，奧馬哈高爾夫球錦標賽——由巴菲特讚助、各類當地機構受益的年度賽事就在他生日過後不久進行，讓他有機會調整一下情緒。公司首席執行官、各界名人、朋友、親戚以及所有巴菲特認識和欣賞的人，都來到奧馬哈鄉村俱樂部參加高爾夫球和網球比賽。前來參加這次活動的客人是巴菲特用心挑選的，就像挑選股東、挑選有資格參加奧馬哈股東大會的成員、挑選巴菲特集團的成員一樣。隨著比賽日期一天天臨近，員工們忙著修訂客人名單、安排接機以及俱樂部高爾夫球手的餐飲娛樂。巴菲特願意了解每一個細節：邀請了哪些客人，某位客人此前曾經來過幾次，誰第一次前來參加比賽，這次比賽可以籌集多少錢。
許多客人都參加了星期一晚上在奧馬哈鄉村俱樂部舉辦的晚餐聚會，奧斯卡獎得主、詞曲作家馬文·哈姆利施出席了晚餐聚會。每年他都坐在鋼琴旁邊，應人們的要求即興編寫個性歌曲。
馬文沒有打高爾夫球，幾年前來參加錦標賽，他喜歡蘇茜，蘇茜也喜歡他。他說：“你為什麽不讓我在前一天晚上為提前到來的客人進行一次小小的表演呢？”這一定會是高爾夫球錦標賽最精彩的部分。你說：“我希望選擇三號木杆不會再打出該死的左曲球。”這就可以是一首歌。人們認為這是胡編亂造，其實不是。如果你說“我不相信自己的嶽母會偷餐廳的糖包”，30秒後，他就會奏出一段小調，和著這句詞兒。
第二天碧空萬裏。大約8點的時候巴菲特的電話響了，是德文·斯珀吉翁打來的，她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負責報道伯克希爾–哈撒韋。“哦，天哪，沃倫，快看電視。”她說。巴菲特打開新聞頻道。電話兩頭，他們都看到了一場可怕的“飛機失事”。鏡頭轉向了世貿中心的北樓，大廈頂層在巨大的火焰吞噬下傾倒。鏡頭又轉向一架飛機，環繞大廈頂部，隨即撞向南樓的一側，爆炸後升起一團蘑菇雲火焰，猶如原子彈爆炸一般。新聞頻道開始重複播放這些鏡頭的時候，他們都靜靜地看著：飛機轉向，撞向大樓。“德文，”巴菲特說，“世界變了。”巴菲特開始詢問德文辦公室的情況，她的辦公室距離芝加哥的西爾斯大廈兩個街區。“聽著，”他說，“那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華爾街日報》在紐約的總部位於世貿中心對麵。那裏的員工必須立即疏散，同時跟蹤報道該事件。”通過這番對話，斯珀吉翁可以感受到巴菲特思維活躍，他進入了一種最理智的處理問題的狀態。
他掛上電話的同時，美國聯邦航空局已經發出通知，暫停美國所有航空公司的航班起飛。幾分鍾後，美國航空77號航班撞向五角大樓。之後大約15分鍾，也就是白宮開始疏散工作人員的時候，巴菲特已經根據來自各方的信息，對自己的工作做出安排。他給通用再保險公司打了一個電話（他應該在第二天去通用再保險公司），他說如果機場開放，航班恢複正常，就計劃飛到康涅狄格州親自到通用再保險公司。在康涅狄格州相鄰而居的通用再保險公司和阿吉特·賈殷管理下的伯克希爾再保險公司都是承保恐怖主義損失的國際門戶。巴菲特此時與他們會麵是為了在緊要關頭和幾位經理一起商討如何麵對這次突發的重大事件。
就在巴菲特考慮通用再保險公司的賠付計劃之時，世貿中心南樓內部起火倒塌，五角大樓的一角倒塌。幾分鍾內，美國聯合航空公司93號航班在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附近墜毀。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政府大樓的人員紛紛疏散，世貿中心北樓倒塌。紐約證券交易所關閉，曼哈頓區的市民冒著嗆鼻的煙霧，踩著滿地的碎片紛紛撤離。
在奧馬哈高爾夫球場的每一個人都因此受到了影響，幸好影響不是很大。許多人的朋友、親戚、鄰居或工作上認識的熟人在世貿中心工作。高爾夫球場的工作人員耐心滿足大家此時的需求，幫助人們做一些具體的工作。安·塔特洛克、誠信信托公司首席執行官那一天後來就一直待在酒店客房不停地打電話，豐信信托公司總部就在世貿中心。大約100名豐信信托公司員工失蹤。當然，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員工同樣遍布全美各地，巴菲特經過一番詢問得知伯克希爾–哈撒韋沒有人員損失——損失的隻是錢。
一些人決定馬上離開，但是所有機場都關閉了，大家要離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幾位租車走了，更多的人留了下來，一些人是因為不願意讓巴菲特覺得沒麵子，更多的人是因為別無選擇。事發後，電台評論員拉什·林博正在前往那次錦標賽的路上，中途他就掉轉飛機，回到紐約。
這一係列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巴菲特的工作依然按計劃進行，即使在極端惡劣的工作環境下他也能頂住壓力。他完成了對一家小公司的並購，此前已經開始進行相關的工作。而後，按計劃參加了與家得寶公司總裁鮑勃·納德利的會議。接著，他來到奧馬哈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100多人在那裏徘徊，餓了就吃漢堡和冰激淩。巴菲特告訴大家比賽還是按計劃進行，但是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自由安排。客人們在俱樂部進進出出，有的去打電話，有的去看電視新聞。當地的高爾夫球專家托尼·佩薩文托和加裏·維倫在午餐後為大家教授高爾夫球課程，這次錦標賽離奇般地進行著。巴菲特開著自己的高爾夫球車，按照規劃好的路線在各個開球區停車，下來和大家合影。比賽進行得異常平靜，就像珍珠港襲擊當天的名人高爾夫球錦標賽一般。其實，包括巴菲特在內，隻有少數幾個人對珍珠港事件及其影響有些印象。前來參加這次高爾夫球賽的人不是非常容易激動，其中許多人都是叱吒風雲的商人，對壓力習以為常，他們是麵對災難鎮定自若的一代，壓力對他們來說就像每天上班要穿西裝、係領帶一樣平常。
巴菲特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泰然自若地處理著一切。即便如此，他的大腦還在分秒不停地考慮恐怖主義的威脅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巨大破壞力，以及這一切可能對經濟帶來的影響。
因為一直都在考慮恐怖主義的風險，所以他對突然發生的一切早有心理準備。早在5月，他就告訴通用再保險公司和伯克希爾再保險公司在業務方麵縮減恐怖主義風險集中的大廈和客戶，他的思維同往常一樣精明地預見了這次災難的降臨。他確實曾經以世貿中心為例說明一個客戶大量集中的大廈可能產生過多的風險。20世紀90年代末恐怖主義的威脅不斷上演，千禧年之初的恐怖襲擊根本沒有懸念可言。然而，巴菲特保護伯克希爾再保險公司躲過危險的努力完全是有先見之明的，它可能是保險行業唯一一家對恐怖襲擊有所防備的公司。
巴菲特一整天都在考慮那天晚餐後的演講該說什麽。他知道目前已經關閉的股市在重新開盤後一定麵臨大跌，也意識到美國的安全就此破壞，政府日後一定得麵對暗中使壞的敵人。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告訴人們這一切意味著什麽。
那天晚上參加晚餐聚會的人通過大型電視屏幕收看布什總統的講話，接著聽巴菲特講述恐怖主義、恐怖主義和傳統戰爭的比較。“恐怖主義者占有很大的優勢。他們可以選擇時間、地點和方式，而我們很難對付狂熱分子……這一次隻是一個開端。我們不知道敵人是誰。現在，我們麵臨的是一個影子，可能還有許多影子沒有現身。”
從第二天一早開始，機場逐漸恢複運營，航班開始限時飛行，巴菲特一家依然忙於照顧沒有離開的客人，為他們組織晚餐活動、網球和高爾夫球活動，一直忙到所有客人都離開奧馬哈回到自己家中。曼哈頓的清理工作在即，紐約市到處都是“尋人啟事”。巴菲特在考慮如何通過自己在全美範圍內廣受認可的聲譽為國家做點事情。股市即將恢複，這一次休市是大蕭條之後股市經曆的最漫長的一次休市。他同意和前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和傑克·韋爾奇共同參加《60分鍾時事雜誌》節目。傑克·韋爾奇當時剛從通用電氣的首席執行官職位退休。在美國人看來，巴菲特是最權威的投資專家和股市專家。星期日晚上的節目中，巴菲特說他不會拋售股票——如果股票持續下跌，他會考慮買進，而且做了這樣的解釋：他相信美國經濟會平息恐怖襲擊帶來的波瀾。那時候，沃倫·巴菲特多年來沉澱的誠實守信的聲譽在股市中盡人皆知，人們知道他說什麽就是什麽。在太陽穀，巴菲特就說過股票價格在真正複蘇之前還得下跌一半。所以，他說如果股票下跌到一定程度自己就會考慮買進，而機智的人們知道他確實會這樣做，但是他們也知道“一定程度”指的是“非常非常低的時候”。
第二天，道瓊斯指數下跌684點，即7%，創下了單日下跌紀錄。股市重新開市遭遇重創後，美聯儲開始幹預，將利率降低了50個基點（一半）。重新開市一周後，道瓊斯指數跌破14%，創下了單周下跌紀錄。然而，投資者的資產下跌幅度不到1987年下跌幅度的一半——1987年下跌1/3。交易開始後，賣方就集中關注保險公司和航空公司，這些公司的經濟損失最為慘重。人們現在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少了許多恐慌，大家都努力對未知的情況做出理智的預測。
幾天之內，經曆爆炸恐慌的曼哈頓區各處都設立了安檢通道，巴菲特集團到比裏亞茨的行程也取消了，巴菲特和伯克希爾–哈撒韋旗下的保險公司開始評估伯克希爾–哈撒韋遭遇的損失。初步估計，伯克希爾–哈撒韋損失23億美元，這一數據後來略有上調。迄今為止，這次損失遠遠高於任何一次地震、颶風、龍卷風或其他自然災害給公司帶來的損失。其中，17億美元的損失來自通用再保險公司。
巴菲特忍無可忍，他專門在自己的網站發帖嚴厲批評通用再保險公司違反“保險業的基本規則”。在伯克希爾–哈撒韋，他從來沒有對自己旗下的任何一家公司的管理進行過如此公開的批評，因此，發在網站上供所有人瀏覽的內容對通用再保險公司的品牌簡直就是致命的打擊。現在通用再保險公司危在旦夕，以如此戲劇化的方式讓巴菲特當眾難堪，通用再保險公司可能將步所羅門公司的後塵，從此與巴菲特毫無幹係，成就又一個警世故事。
1987年股市崩盤及後來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後，美聯儲曾在7周內進行過3次大規模的利率削減，通過低息貸款促使市場複蘇。現在，為了製止恐慌，美聯儲又一次把利率調整到曆史最低水平。美聯儲的作用就是確保銀行體係保有流動資金。然而，這一次美聯儲將連續3年人為地保持低利率。在低息貸款的推動下，恐怖襲擊後一個月，股市就完全恢複，市場價值恢複到1.38萬億美元。但是劇變並沒有結束，市場依然趨於緊張，部分原因是“9·11”事件之後短短幾周美英入侵阿富汗引起的動蕩。再後來就是11月，一家名為安然的能源貿易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股市泡沫中遺留的問題，以及一些在股市泡沫中被掩蓋卻沒有根除的遺留問題開始顯露。美國司法部介入後，安然公司因嚴重的財務欺詐而破產。
安然事件非常極端，但並不是罕見的事件。股市泡沫和高級管理人員大肆洗劫公司引發了一係列的財務欺詐和債券違規案件：世界通信公司、阿德爾菲亞傳播公司、泰克國際公司、ImClone生物醫藥公司都涉及違規。2002年初，紐約總檢察長埃利奧特·斯皮策對華爾街的各大銀行進行了一次閃電式的突擊檢查，這些銀行在網絡泡沫時代通過片麵的股票調查進行高價股票交易。當投資者對各大公司提供的報表數據喪失信心後，股票和債券價值全麵下滑。
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最佳機會往往在全局動蕩的時候到來，在其他公司沒有遠見、資源短缺和意誌動搖的時候，伯克希爾–哈撒韋卻獨具慧眼、借機行動。“危機中大膽出手，機會無限。”巴菲特如是說。現在他的機會又來了。任何一個普通人在這樣的時候都會力不從心，但是巴菲特多年前就開始期待這樣的機會降臨到基威特大廈，所以員工們早已蓄勢待發。他為伯克希爾–哈撒韋買進了大量垃圾債券，進行了一係列“煙蒂”式投資。在並購內衣製造商鮮果布衣公司的時候，有員工戲稱：“我們開始服務於民眾的屁股了。”被並購的還有製造相框的拉森–尤爾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旗下的子公司中美洲能源對處於混亂中的威廉姆斯公司進行投資，而且並購了該公司的克恩河管材業務。此外，伯克希爾–哈撒韋並購了加朗公司、Garanimals童裝生產商，還接手了貸納基公司的北方天然氣公司（也是一家一片混亂的能源公司）。幾天之內，中美洲能源借給威廉姆斯公司一大筆錢。伯克希爾又並購了放縱大廚公司（該公司通過7萬名獨立的“廚房顧問”以聚會的形式推銷廚具），還並購了農用機械製造商CTB工業公司，並與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聯手借款13億美元給當時岌岌可危的可信能源公司。
阿吉特·賈殷很快開始了恐怖主義險的業務拓展，通過對航空公司、洛克菲勒中心、克萊斯勒大廈、南美煉油產業、北海石油平台和芝加哥的西爾斯大廈進行保險，填補了突然出現的保險空白。伯克希爾再保險公司還對奧林匹克的不確定風險（奧運會被取消，或2012年前美國可能再舉辦至少兩屆奧運會）進行保險。公司還對鹽湖城舉辦的冬奧會進行恐怖主義襲擊保險，對FIFA世界杯足球錦標賽進行同樣的保險。巴菲特此時進行的是“障礙賽跑”。
伯克希爾–哈撒韋的一些業務並不景氣。巴菲特一直聲稱自己寧願選擇15%的隨機回報也不選擇10%的固定回報。業務蕭條不會讓他煩惱，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數公司的業務會自然好起來。然而，奈特捷公司一直沒有起色，不僅僅是因為經濟環境，還因為並購時該公司的獨家特色已日漸淡去。從來不記得撥打航空公司熱線的一些人成立公司與奈特捷競爭，盡管小型航空公司沒有多大利潤。巴菲特當時意識到是雄性激素促生了飛行愛好主義。“如果由女士出任航空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說，“我認為無序競爭的情況就會好許多。就像體育用品連鎖經營行業一樣，如果女士經營，體育用品的銷售可能會下降到目前的1/10。”他告訴股東們奈特捷很快就會開始贏利，占領市場，但是，沒有指出盈利可能不會達到預期水平，至少在近期不會。這讓人失望，但還是比燒錢的紡織工業強許多。而且，奈特捷的業務非常有意思，巴菲特可以了解關於購買飛機、航班運營、航線規劃、飛機保養、保險、飛行、服務乃至如何培訓飛行員在內的大量細節。奈特捷是了不起的。通過奈特捷的活動，巴菲特有機會和誌趣相投的人們聚會。他永遠不會賣掉奈特捷，就是全球另一位超級億萬富翁動手相奪他都不會放棄。
更嚴重的問題就是規模不大的德克斯特鞋業公司，它簡直就是問題不斷的紡織工廠的再現。巴菲特後來說並購德克斯特鞋業公司是他進行的最糟糕的一次並購，而且引用了博比·貝爾的鄉村歌曲“我向來隻與美女共寢，但睜開眼睛卻沒有美女的蹤影”來描述這次糟糕的並購。巴菲特開始變革該公司的管理。曾成功經營布朗鞋業的弗蘭克·魯尼和吉姆·艾斯勒最終選擇關閉德克斯特美國工廠，轉到國外進行生產。他們在美國需要付1美元雇用工人幹的活兒，在其他地方隻需付10美分就可以了。
“我錯誤估計了那個行業的經濟發展趨勢。在緬因州德克斯特鎮工作的人們確實技藝精湛，但就算他們幹的活兒比中國工人幹的強兩倍，在工資上也毫無競爭力——中國工人的工資隻有他們的1/10。”
然而，盡管有賺錢的機會，巴菲特還是認為“9·11”事件給他帶來的最重要的機遇和賺錢無關，而是他現在有優勢也有責任通過自己的舞台影響各類事件和各種理念。過去幾年中金融領域滋生的傲慢情緒消失後，美國人開始清醒，不再像20世紀90年代末期那樣貪婪而盲目地投機。巴菲特認為現在正是他可以提出這一觀點的時候：富人非常貪婪，而且財政政策恰好滿足了富人的貪婪本性。
他的正義感在布什總統的一項提案推出後被完全激發。該提案指出，新預算的核心計劃就是逐步廢除存在了幾十年的聯邦財產稅，而聯邦財產稅是政府占有量最大的一塊遺產稅。支持這項提案的人把財產稅叫作“死亡稅”——名字不太吉利，認為死亡不應該成為需要征稅的事情。他們聲稱財產稅會挫傷努力工作的企業家的雄心壯誌，並講述了一個知名的家庭在長輩去世後，為了支付財產稅賣掉了農場的故事。無疑，現實生活中確實有這樣的事情，但巴菲特指出，少數家庭的不幸完全不及對所有人的影響重要。
專業地講，財產稅不是死亡稅，而是贈予稅。任何人在任何時候贈予大量金錢都應該繳納贈予稅。贈予稅妨礙了強盜資本家的利益獲取。強盜資本家在19世紀通過贈予和繼承遺產控製了大量的國家財富，形成了一個類似政府的集團——財閥，以財富為基礎的統治階級。然而，財產稅的比例完全低於其他贈予稅，大量的死後贈予其實是不收稅的。巴菲特通過自己的影響力指出每年大概有230萬美國人去世，隻有不到5萬人——2%的人——需要支付財產稅，而財產稅的一半是這5萬人中的3000多人支付的——占去世人數的2‰。這些人都是非常富有的一族，買得起灣流IV、新款邁巴赫轎車，在法國擁有葡萄園，戴得起像棒棒糖和檸檬酸橙水果糖一般大小的珍珠。
至於說那些錢都是人家自己的，為什麽不應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為什麽應該“資助”他人？巴菲特的答案是，他們應該向社會盡綿薄之力，因為是這個社會讓他們走向富裕的。如果他們認為完全是自己努力讓自己變得富裕的，那麽如果他們出生在馬裏經受恐慌、食不果腹的家庭，家中有5個孩子，從小在科特迪瓦的可可園做苦工，他們還如何致富並取得成功？
如果取消財產稅，必將有其他一些稅收來填補由此產生的空白，因為政府需要同樣數量的資金才能正常運轉。
多年來，供應方理論一直假設減少稅額可以促使政府削減開支，這樣的理論源於一種直覺思維——如果說民眾應該量入為出，政府為什麽不呢？（當然，到2002年，民眾也忙於根據當時人為降低的利率建立自己的房屋淨值信貸額度，不再量入為出。）20年後供應方理論的爭論同樣如火如荼——政府收取的稅款通常不夠支付各類開支，因而通過借款彌補資金短缺。目前來看，這一理論似乎更不可靠。取消財產稅意味著政府必須增加其他稅收甚或借錢保證各類開銷，而借款的利息和總還款終歸還是以更高的稅收轉嫁於民。巴菲特認為在聯邦預算保持赤字的情況下提出削減財產稅，實質就是偽善的最高境界。
如果廢除財產稅，普通人需要支付更多的稅款，而財產稅向來與他們無關。廢除財產稅的推動力量不是在俄克拉何馬城擁有一小塊農場的人們——不是他們，巴菲特說真正的推動力量來自占全美人口比例很小的一小部分人，他確實認識的一些人，一些非常富有（往往是暴富）的人——在曼哈頓區擁有三層頂樓公寓的人、在迪爾穀擁有帶9間臥室的木屋的人、在楠塔基特購置避暑小屋的人和在哥斯達黎加購置公寓的人。巴菲特認為政治已經落入這樣的一些人手中，他們可以在K街（遊說街）拉攏說客，在議員耳邊扇風，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進行政治性捐贈。巴菲特沒有責怪為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的人們，他甚至非常同情不得已而無休止地籌集資金的政府工作人員。他把這一切歸罪於金錢萬能的管理體製。
2001年布什總統上任後不久，巴菲特到國會大廈講述政治競選經費問題，共有38名參議員聽講，他們都是民主黨政策委員會人員。隨後，巴菲特通過ABC的《本周》節目和CNN的《政治內幕》節目對同一話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巴菲特指出，競選經費體製已經腐化，當前選舉參政人員的方式等同於19世紀的塔馬尼派的作風，選票和權力都是完全可以銷售的產品。法律的發展方向就是讓富人變得更富有，可以大量持有自己的財富，可以將財富大量留給自己的後代。巴菲特稱其為“富人統治、富人享受的政府”。
巴菲特指出，為了富人的利益而推動立法的說客和專業稅務人員越來越多，然而沒有人為占美國人口98%的民眾說話。沒有自己的說客，對於98%的民眾來說，最好的補救辦法就是明白事情的真相，放棄投票，讓那些製定立法、向普通大眾征稅、減少富人納稅比例的人失去民心。
保羅·紐曼、比爾·蓋茨、喬治·索羅斯以及為數不多的洛克菲勒家族的人、近200名其他富人和有影響的人士，聯合簽署了一份請願書（刊登於《紐約時報》），反對布什政府取消財產稅的計劃。巴菲特本人沒有在請願書上簽名，因為他認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他認為富人非常幸運，完全應該納稅。“我不信任統治階層。”他說。廢除財產稅就像從曆屆奧運會冠軍中間挑人組建國家奧運會參賽隊一樣，他做了這樣的補充：
對於後人，財富隻是別人留下的一把票根。人們可以按自己的意願處置財富，可以去兌現，也可以隨手丟掉。但是財富代代相傳、讓後人僅僅因為出身富貴而支配他人資源的觀點，已經在精英階層中蕩然消失。
富有就應該多納稅，我不介意一定的收入水平不必納稅，也不介意高於150萬美元的財產要百分之百納稅。
最重要的是問一問：“結果怎麽樣呢？”如果政府放棄通過財產稅所得的約20億美元，就一定會通過向普通大眾征稅彌補這一資金空缺。全美範圍內大多數民眾掏自己的口袋彌補少數人應該支付的大額財產稅，美國民眾為此而付出的艱辛一定讓人吃驚。
我不喜歡任何實質上體現人性醜陋的事物。我不喜歡那樣的納稅體係，也不喜歡那樣的教育體製。我不願意看到20%的社會底層民眾越來越窮。
但是關於財產稅的爭論越來越激烈。人們把巴菲特形象化為體恤民情的貴族黨員、富足的老鱷魚，他全力鼓勵下一代靠自己的努力成功，勇敢實踐典型的美國企業家精神。
“世代財富徹底改變了精英階層，”他在給參議員肯·薩拉查的信中這樣寫道，“其實，分配國家資源的人是很久以前聚集了大量財富之人的後代。”
姑且不論這個問題有多敏感，首先是巴菲特個人的資金問題激起了關於財產稅的爭論。一些人聲稱像巴菲特這樣的富人都偷稅漏稅，因為他們通過納稅很少的投資聚集大量資金。但是如果說巴菲特投資是為了偷稅漏稅，那和說嬰兒喝水是為了用尿布一樣荒謬。其實，是巴菲特第一個提出投資稅率太低，有失公平。而且，巴菲特將爭取稅收公平視為自己的第二事業。他總是把自己的稅率和自己秘書的收入稅率進行比較，指出秘書所付的收入稅率高出他的水平，這是不公平的，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他的大部分收入是投資所得。
巴菲特激怒了所有的富豪和準富豪，但是他的誠信在其他人心目中達到了最高境界。巴菲特發誓繼續反對廢除財產稅，而且會堅持多年。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第一次交火的前幾天，他在麵向民主黨政策委員會的一次發言中再次提出了這一問題。他說布什總統計劃降低利息稅的做法就是“向富人提供更多的階級福利”。他通過《華盛頓郵報》再一次指出他的稅率低於他的秘書戴比·博讚科的稅率。保守派對巴菲特的人民黨員作風的反應更是簡單粗暴。“百萬富翁們對沃倫·巴菲特背叛他們的做法非常惱火。”有人這樣說。
當然，那是別人的觀點。巴菲特認為美國從來就不是這樣一個國家：有錢人永遠是不斷為自己積蓄大量財富和權力的“階層”。
然而，“9·11”事件之後股市繼續上漲已經使有錢人更有錢。每天都會出現大量的新型對衝基金。人們借助美聯儲規定的低利率大肆從事杠杆操作。許多人利用股票期權，通過向私募股權基金、對衝基金和組合型基金的投資人收取高達22%的管理費和傭金來迅速斂財，億萬富翁就像扔在垃圾桶旁邊的浣熊一樣隨處可見。新經濟環境下催生的大量神來之“錢”讓巴菲特覺得不安，因為資金隻是大量從投資者轉向經紀人，沒有產生任何效益。普通投資者依然——當然——隻是得到普通的收益，但是一切費用都沒有少。
巴菲特最不讚同的讓富人更加富有的方式就是授予股票期權——自從他對所羅門公司的綜合工資提案投票否決以來，再沒有其他董事會邀請他參與薪酬委員會的工作了。可口可樂公司2001年給道格·達夫特的股票期權共65萬股，達夫特最先要求的股票期權隻有在收入增加15%~20%的情況下才能兌現。股東們起初同意了達夫特的要求，巴菲特當時沒有發言。不過，這一切也不會發生。一個月後薪酬委員會才意識到預定的收入增幅永遠不會實現。他們收回了先前的承諾，把收入增加比例降低到11%~16%。就像在馬拉鬆比賽中將終點提前到19英裏處一樣。巴菲特完全不能相信——股東們一直在支持26英裏的比賽，到頒獎的時候才知道居然是19英裏的比賽！這是又一次支持富人的投票行動。迄今為止，達夫特沒有什麽卓著的成就，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也沒有什麽長進。看著大量的股票期權無序增長，巴菲特認為必須抓住自己期待已久的機會徹底終結虛假的股票期權會計方式。
經理人認同股票期權，因為會計曆史形成了一個奇怪的規則，就是如果公司通過股票期權支付員工薪資，而不采用現金，就不計入公司成本，仿佛股票期權根本不存在一般。在“現實”中，私營公司很快就意識到這種觀點的荒唐無稽。就連小販、麵包師和蠟燭製造商在讓與股票期權（比如20%）時，也知道自己讓與的是大量的利潤。
但是會計規則把股票期權作為閑錢。這樣，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出現了大量的紅利收益。1980年，非常普遍的就是公司首席執行官的所得是普通藍領工人的42倍。20年後，這一比例增加到超過400倍。收入最高的首席執行官可以得到10億美元年薪。2000年，花旗集團的桑迪·韋爾的收入達1.51億美元，通用電氣公司的傑克·韋爾奇的收入達1.25億美元，甲骨文的拉裏·埃利森的收入達9200萬美元。盡管蘋果公司的史蒂夫·喬布斯從1997年到1999年隻拿1美元的薪水，但是他在2000年持有8.72億美元的股票期權，還有價值9000萬美元的灣流豪華飛機。
當會計行業努力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改變這些規則的時候，以矽穀為代表的美國公司紛紛斥責議會、拉攏說客、讚助競選活動，懇求代表們讓他們免受糟糕的新會計規則的困擾。直到2002年經濟泡沫破裂之前，他們一直成功地阻止了那些規則對自己的影響，而且險些取消製定會計規則的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
巴菲特從1993年開始對股票期權進行評論，現在進行變革的時機終於成熟。他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重要評論《股票期權和常識》。
“首席執行官知道他們的股票期權值多少錢，所以才為得到股票期權而抗爭。”他寫道，而且再次提出了此前已經提到的問題。
“如果股票期權不是一種薪酬，那麽是什麽呢？”
“如果薪酬不是一種開支，那麽是什麽呢？”
“如果在計算收益時不把開支考慮進去，那麽要把它們計算到哪裏去呢？”
在2002年7月的太陽穀年會中，關於股票期權話題的討論非常熱烈。巴菲特憑借自己的影響力，努力推行自己的觀點，大大打擊了支持股票期權的遊說團。當時氣溫比往年高很多，汗流浹背的各界名人和公司高管紛紛坐車去水上漂流，躲避酷熱下的煎熬。
巴菲特抵達太陽穀不久就隻身去了一些地方，但沒有去他需要別人幫助才能麵對的那個地方。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寓就在赫伯特·艾倫的公寓隔壁，那裏是人們參加各類活動頻繁經過之地。可口可樂公司馬上要在艾倫的公寓召開董事會會議，會議目的是討論股票期權，公司的大多數董事都到了，巴菲特也不會錯過。
巴菲特說：“我和比爾、梅琳達一起先來到了凱瑟琳摔倒的地方。我不能自已地渾身顫抖，就像發冷一樣。這樣的時候人們可能會覺得難堪，但是我一點兒都不覺得難堪，隻是努力控製自己。”
隨後，巴菲特通過“浴缸”記憶發揮的奇特作用讓自己恢複了平靜。可口可樂公司的董事會做出了重大決定，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公司把員工的股票期權計入開支，而此前是可以不計入開支的。其他公司都沒有這樣做，它們給出的理由就像孩子和父母爭辯一樣：沒有的事兒，如果有那事我也不在那裏；如果我在那裏，我也不會那麽做；即使我做了，也是朋友讓我做的。那些公司說股票期權不是開支，如果是也沒有人知道怎麽計算，如果可以計算也不能從收入中扣除。對於公司的股票期權應該通過腳注表明，因為投資者可能不清楚高管人員的股票期權值多少錢。因此，可口可樂的這一聲明對美國公司猶如炸彈，其威力隨著新政策的宣布進一步擴張——太陽穀集會時媒體就像露營一樣在花盆屏障外麵等待新聞。可口可樂公司的聲明顯然有巴菲特在背後指點。太陽穀年會之後，《華盛頓郵報》集團模仿可口可樂公司，同樣宣布將股票期權計入開支。巴菲特在這一係列成功之後再次通過《紐約時報》發表評論《真正造假賬的是誰》。
我有一個建議：伯克希爾–哈撒韋賣給人們保險、地毯或我們的其他產品時收取股票期權，不收現金。但是，這樣你能說你的公司為了換地毯支付的股票期權不是公司的成本嗎？
很奇怪，沒有人再繼續提出質疑。而矽穀開始了與國會的又一場戰爭，但是其他公司開始紛紛效仿可口可樂公司和《華盛頓郵報》集團，宣布它們也將在自己的賬目中把股票期權算作開支。
一年後，在2003年太陽穀年會的最後一個星期六上午，比爾·蓋茨宣布微軟不再推出股票期權。這讓人們刮目相看，從此微軟推出限製性股票——在一定時期內不得售出的股票，這一變革需要極大的勇氣。
“宣布取消股票期權給微軟帶來許多壓力——許多許多壓力，矽穀稱其為叛徒。有太多的公關人員時刻關注微軟公司變化的報道。有人告訴蓋茨，那麽做猶如在一間滿是汽油的屋子裏劃著一根火柴。”
“對此我要說的是，正是這些人在屋子裏倒滿了汽油。”蓋茨說道。
關於股票期權的戰爭又持續了兩年之久，直到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最終將其納入條款。但是可口可樂公司的決定是突破之舉，而微軟的反應戳穿了矽穀人在華盛頓口徑一致的技術行業集體遊說。
這段時間巴菲特迅速成為有影響的政治人物。盡管財產稅還是排在廢除之列，但是他發現了新的目標，瞄準了過去幾年中進行財務詐騙的會計從業人員。如果審計人員沒有迎合首席執行官，沒有對他們唯命是從，他認為管理層不會有機會掠奪股東的利益，將大量的資金塞入囊中。巴菲特出席了關於財務披露和監督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圓桌會議，說股東需要的不是寵物狗，而是看家狗，審計委員會的主管和監督審計工作的主管必須是“審計人員甘心聽命”的“狗王”。
他說他對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審計委員會有這樣一些問題：
·如果審計自己完成財務報告（不是由公司的管理層完成），財務報告會是一樣的嗎？
·如果審計是一位投資者，他可以理解公司出具的財務報告嗎？可以理解其中的說法嗎？
·如果審計負責，公司還會采用相同的內部審計程序嗎？
·審計是否知道公司針對投資者進行的銷售或成本變更的一切細節？
“如果審計人員有權負責，”巴菲特說，“他們會做自己職責之內的工作。如果他們沒有權力……嗯，我們已經知道是什麽結果了。”
這些簡單的問題答案如此明顯、如此清晰，完全可以做到去偽存真，至少有點兒常識、擔心陷入債務困境的公司，確實已經開始接受巴菲特的觀點，開始應用他的理論。
當巴菲特無情地舉起寶刀對準目標時，會計人員退縮了，薪酬委員會沉寂了，隻是私下抱怨他為什麽公開他們的紅利分配製度，為什麽不能保持沉默。希望減稅的人使出渾身解數惡語攻擊巴菲特，“平民主義者”這樣的輕蔑稱呼完全不能讓他們解恨。然而，巴菲特卻在一種被新確立的權威的鼓舞下開始超越自己。2002年春，他熱心地為奧馬哈床上用品公司銷售的“伯克希爾珍藏”的一款“沃倫”床墊做廣告模特，愜意地躺在床墊上，照片出現在“巴菲特和他的床”的海報中。股東大會的那個周末，他來到內布拉斯加家具城的時候，一邊銷售自己的床墊一邊舒服地躺在上麵。“我終於找到了自己一生向往的工作——床墊測試員。”他說。
富豪們對這位奧馬哈先知抱怨不休，期待減稅的人揮拳怒視，會計人員在他麵前退縮，期待取得股票期權的人對他敬而遠之。他是鏡頭和聚光燈下的焦點，然而，在他的內心深處，他不過是一個渴望出名的孩子，有時對於自己這一英雄人物的角色有些不知所措，有時候讓人覺得木訥而可愛。信徒們的來信總是讓巴菲特激動不已。每一次有人寫信來說他是他們的偶像，對他來講，都像是第一次聽到時那麽興奮。當色情明星阿西婭·卡雷拉在自己的網站上發帖稱巴菲特是她的偶像時，他非常高興。他樂於成為任何人的偶像，而身為門撒會員的色情明星都將他作為偶像更顯示出一種真正的社會聲望。他最喜歡接到大學生的來信。當監獄的犯人來信說他是他們的偶像時，他也一樣為自己的名聲影響著努力轉變自己人生的囚犯而驕傲。相比之下，他更願意成為大學生、色情明星和囚犯崇拜的對象，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在富有的商人的心目中是什麽地位。
在人們熱情關注巴菲特的同時，他的秘書戴比·博讚科和德布·雷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應付所有的電話和來訪。有一次，一位異常興奮的女士從日本飛來，闖進巴菲特的辦公室想讓他簽名。看到巴菲特後，那位女士不能自已，拜倒在地上，一副歇斯底裏的樣子，秘書們趕緊把她“請”了出去。
那位女士後來來信說醫生給她開了鎮定藥，她希望可以再見見巴菲特。她還發來自己的照片，寫了好幾封信。
“我願意被人們崇拜。”巴菲特說，不過秘書們還是自己做了決定，沒有再邀請那位女士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