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飼料事件
52 飼料事件
伊利諾伊州迪凱特，亞特蘭大 1995—1999年
1995年，美國司法部發起了一場針對ADM公司操縱玉米糖精和賴氨酸市場、欺騙消費者並壟斷價格的調查，ADM公司的豪伊·巴菲特成了懷疑對象。豪伊和妻子德文想要逃離這個是非之地。當豪伊周五從ADM公司離開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已經不能再回頭，再也不會回到ADM公司了。公司大門外有很多記者等著他，回家的路上也不乏記者跟蹤。回到家裏，豪伊夫婦收拾起了行李。周日早晨，兩個人悄悄地離開了居住地伊利諾伊州的迪凱特市，乘坐租來的飛機到芝加哥與世交唐納德·基奧碰麵，後者將用自己的私人飛機把豪伊夫婦送到太陽穀，由於那裏並不對記者開放，所以他們一致認為太陽穀是安全的。
到了太陽穀之後，豪伊的心情非常煩亂。一天，他在ADM公司認識的一個叫馬克·懷塔克雷的經理告訴豪伊，自己是美國聯邦調查局派來的臥底，主要調查ADM公司涉嫌的價格壟斷案件。懷塔克雷還告訴豪伊，聯邦調查局會在星期二晚上6點派人過來見豪伊。豪伊終於知道為什麽有一段時間懷塔克雷總是穿著一身綠色的西裝了，因為衣服裏藏著竊聽器。從那一天開始，豪伊經常不停地在大廳裏來回踱步，他在想如何應對聯邦調查局的探員。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豪伊天天都能接到懷塔克雷的電話，他在向豪伊表示自己的擔心。當然，豪伊的確也很擔心，不過他也在盡量使自己保持一種平靜的心態。對於懷塔克雷，豪伊並沒有說什麽，但是從對方的聲音裏，豪伊聽得出來他麵臨的壓力也很大。
終於到了周二。準備晚飯的時候，德文盡量讓自己的情緒穩定下來，但是她的手一直在抖。門鈴響了，豪伊站了起來。進門的是一位穿著西裝的探員，他告訴豪伊：“你並不是唯一被調查的對象。”當時大概有300位探員在美國境內調查這樁價格壟斷案。
盡管豪伊心裏很害怕，但他還是表示會全力支持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他對來訪的聯邦探員說自己並不信任ADM公司董事長德韋恩·安德烈亞斯。安德烈亞斯讓豪伊負責競選捐款的有關問題，而這是一個讓人非常頭疼的工作。前一年秋天，安德烈亞斯因為豪伊提出為國會議員提供娛樂有道德問題而大為不滿。對於價格壟斷案件，豪伊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剛剛送走了聯邦探員，豪伊就給父親打了電話，他在電話裏這樣說道：“我不知道現在應該做些什麽，我手裏什麽證據都沒有。我怎麽能知道他們對我的指控是不是真的？我的名字現在幾乎登上了所有報紙的頭條，這樣我還怎麽能做這家跨國大公司的發言人？我該怎麽做？我是不是要選擇辭職？”
巴菲特並沒有表態，他在努力控製自己的反應——在自己的三個孩子中，隻有豪伊與聯邦調查局有這樣的“親密”接觸，而在ADM公司的工作是豪伊進入世界級大公司後的第一份工作。在兒子訴說完自己的問題後，巴菲特對兒子說，怎樣決定、要不要辭職完全是他一個人的事，不需要聽別人的意見。巴菲特還給出了一條建議：不管豪伊的決定如何，他必須在24小時內做決定。“超過24小時，你就真成了人們眼中的罪犯了，不管發生了什麽，如果太晚，想抽身就來不及了。”
父親的一席話讓豪伊恍然大悟，他終於明白把問題拖下去不是解決的方法，也不會給他任何幫助。自己現在要做的就是看看眼下還有幾種選擇，看看從法律的角度自己究竟將麵臨些什麽。
如果辭職而公司是清白的，那麽豪伊將失去很多朋友，也將成為別人眼裏的笑柄。如果選擇繼續留在公司，而公司的確製造了這樁價格壟斷案，豪伊知道自己將成為別人眼中的“同案犯”。
最終，豪伊還是選擇了辭職。第二天，他來到ADM公司遞交了辭呈，並正告公司的首席法律顧問：“如果我的名字還會被媒體提到，或者還被牽扯到案件中，我將訴諸法律。”從董事會辭職不是一件小事。一家公司的管理者忽然選擇辭職意味著什麽？這無疑是告訴所有人ADM公司在壟斷案裏不是清白的。公司方麵自然不會輕易答應豪伊的要求，希望豪伊能夠再好好考慮一下，同樣也表示如果豪伊鬧到法庭上，肯定免不了又要出現在媒體麵前，成為眾人議論的焦點。不過豪伊的態度非常堅決，毅然決定與ADM公司脫離關係。
兩天後，豪伊辭職的消息對外宣布，外界立刻一片嘩然。不計其數的記者等在豪伊家門口，希望能搶到第一手新聞，畢竟“巴菲特”這個姓氏和醜聞聯係在了一起，媒體自然把這看成了難得的炒作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最明智的選擇就是盡快逃離這個是非之地，豪伊夫婦決定離開。
可是他們能去哪兒呢？即便在太陽穀，豪伊也發現那裏並不安全，雖然記者不會出現在太陽穀，但是那裏也並非與世隔絕。豪伊在那裏看到的第一個人竟然是ADM公司的一位董事會成員，後者戳著豪伊的胸口說：“知道嗎，你真是做了一個你這輩子最不明智的決定！”
這其實是豪伊最正確的決定了，就是這個決定讓他和一場災難擦肩而過。ADM公司價格壟斷案成了美國曆史上最駭人聽聞的案件，公司三位高管，包括副董事長邁克·安德烈亞斯被判入獄，ADM公司還被判支付1億美元的罰款，隨之而來的是公司的聲譽遭到重創，隻能依靠時間來慢慢修複自己的形象。
隨著豪伊的辭職，ADM醜聞帶給他的不過是丟掉了一份工作。看到剛剛辭了工作的兒子和不久前離婚的女兒，身為母親的蘇珊決定說服丈夫巴菲特每5年給兒女們一份生日禮物——一張100萬美元的支票，一向吝嗇的巴菲特這次居然同意了，不僅如此，他還主動把這個習慣延續了下去。在蘇珊的要求下，巴菲特為她在加州拉古納海灘住所的旁邊添置了一處公寓，人們把這裏叫作“集體宿舍”，因為這裏主要用於家人、朋友過來小住之用。蘇珊在太平洋高地的公寓沒有電梯，但可以俯瞰整個金門橋和阿爾卡特拉茲島的風景，公寓已經被蘇珊改成了倉庫。裝修後的公寓牆體呈白色，地毯則是極具蘇珊特點的明黃色，“倉庫”裏裝滿了蘇珊從各處收集來的寶貝，有些是她買的，還有一些則是朋友送的。這裏有蘇珊結識的藝術家們精心創作的作品，有來自中國的麻質服飾，還有來自巴厘群島的掛毯，蒂芙尼的玻璃器皿和紀念品等。這些藏品中有的的確價格不菲，有的看上去很便宜卻非常有特色。在蘇珊的這套公寓裏，牆上、壁櫥裏、抽屜裏每一處都填滿了禮物和藏品，人們甚至懷疑這裏遲早不夠蘇珊放置她的那些寶貝。
在外人的眼裏，蘇珊的生活是豐富的，她的生活就如同她的性格一樣，充滿了迷人的色彩。不過蘇珊的家，或者她的倉庫，更像堆滿了雜物的窩。隨著寶貝不斷增多，她不得不再次要求巴菲特為她添置一處公寓，她希望巴菲特能把自己公寓樓上的那處也買下來。現在蘇珊舊金山的住所也成了她放置藏品的“公寓倉庫”。
收藏並沒有降低蘇珊對公益事業的熱情，相反，她的這種熱情更高漲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蘇珊工作的注意力幾乎都放在了艾滋病患者的救治康複上。不過隨著姐姐多蒂被確認為癌症晚期，蘇珊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姐姐身上。姐姐多蒂的一生並不幸福，酗酒、疾病、婚姻問題把她搞得痛苦不堪，兒子比利也由於注射毒品過量而死，這就是她的生活。多蒂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蘇珊一直待在奧馬哈，陪在姐姐左右。最終蘇珊沒能阻止死神的降臨，多蒂離開了人世，蘇珊再一次受到親人離開的沉重打擊，這也是繼外甥比利·羅傑斯後蘇珊失去的又一位親人。現在，蘇珊除了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外，再也沒有其他親人了。
1996年夏，巴菲特92歲的母親利拉病逝，蘇珊籌辦了婆婆的葬禮。利拉是一個很嚴厲的人，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天，她的脾氣也沒有和善多少。女兒多麗絲成了利拉“最牽掛”的人，她經常給女兒打電話或者幹脆直接到多麗絲的家裏，目的就是教訓女兒——長達一個小時的教訓，利拉甚至能做到不休息、不喝水，最後總是多麗絲聲淚俱下，教訓才結束。利拉最常用的結束語就是“很高興我們能有這次心與心的交流”。為了避免母親善意的教導，巴菲特總是盡可能不與母親碰麵，他把所有照看母親的任務都推到了女兒蘇茜的身上。有些不了解巴菲特的人甚至認為B夫人是巴菲特的母親，因為股神談論B夫人的時間比談論自己母親的時間還要多。巴菲特如果不幸被阿斯特麗德和沙倫·奧斯伯格“綁”去見母親利拉，陪母親聊天的也隻是阿斯特麗德和沙倫，而巴菲特就像是死掉了一般幾乎不說話，唯一證明他活著的就是他的表情——總是左顧右盼，顯得非常著急，隨時都希望能逃離這裏。利拉的記憶隨著時間的流逝已出現了衰退的跡象，更多的時候她的時間還停留在與丈夫霍華德一起度過的38年的婚姻生活中，巴菲特小時候的趣事是利拉回憶的主要內容，還有就是林德伯格家裏的小孩。“發生在林德伯格那家小孩身上的事情難道不令人遺憾嗎？這簡直太令人遺憾了！”利拉說道。
在巴菲特66歲這一年，利拉去世了，全家人給利拉辦了一場隆重的葬禮，而人們這時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麵，再也沒有人在家裏嘮叨了；另一方麵，利拉生前的希望也隨著她的離開而永遠無法實現了。
“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哭了很長時間。”巴菲特說，“不過我哭的原因不是因為母親的離開，不是因為我很懷念她，而是因為我浪費了太多的時間。母親生前得到很多，但她留給我的全都是不好的回憶。我和她的關係不是很好，雖然我和父親從來都沒有談過這個話題。我為我們浪費掉的時間和感情感到遺憾。”
利拉去世了，巴菲特現在成了家族裏輩分最高的人，他說他在母親的葬禮上痛苦不已。利拉的死改變了巴菲特的姐姐多麗絲和妹妹伯蒂的生活，她們驚奇地發現自己從母親那裏繼承了不少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份，股份數額遠比她們自己手裏持有的多，再加上巴菲特的父親霍華德去世後從巴菲特的信托公司分得的財產，巴菲特兩個姐妹的財富“暴漲”。妹妹伯蒂是一個節儉的人，她一直沒有動用手裏持有的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份，而且她還非常熱衷慈善事業，總是默默地把自己的精力和金錢投入慈善、公益事業。憑借從母親那裏分得的股份，多麗絲徹底擺脫了1987年股災的陰影，她現在終於又有現金在手了。之後，多麗絲開設了一家叫“陽光女人”的基金會，並為“伊迪絲–斯塔爾–克拉夫特”傑出教師獎進行捐助。這個獎項是巴菲特為了紀念姨媽伊迪絲在早些時候創立的，這個獎項的設置也是為了鼓勵奧馬哈地區的教育事業蓬勃發展。
現在巴菲特的兩個姐妹也是富人了。巴菲特的兩個兒子也有了自己的積蓄——很大程度上這要感謝蘇珊所倡導的5年100萬美元的生日禮物。巴菲特非常希望了解蘇珊在公益活動中的資金流向，雖然他從來沒有問過她。不過當蘇珊決定給孩子們分發禮物涉及費用問題時，她需要向巴菲特“報告”自己派發禮物的細節。一直以來，蘇珊在公益事業上的熱心、慷慨都是令巴菲特引以為傲的，但他並不是對所有收到蘇珊禮物的人都滿意，而且對某些收到蘇珊大禮物的人越來越不滿意了。雖然現在巴菲特的生活和蘇珊的生活如同兩條平行線，但是巴菲特依然感到不痛快。
由於在禮物派送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巴菲特和蘇珊再次陷入戰爭。蘇珊的禮物究竟可以派送給誰，不能派送給誰？最終，還是蘇珊接受了巴菲特的意見，從此以後兩個人基本上沒有再因為禮物派送的問題吵過架。這一幕也退出了巴菲特的記憶，蘇珊再次成了巴菲特熟悉的那個蘇珊。為什麽巴菲特能夠如此“健忘”？因為巴菲特需要她。
在蘇珊對待朋友的問題上，巴菲特很堅持，而對待自己的兒女，他的態度好了很多，至少比之前好了很多。在蘇珊的勸說下，巴菲特同意給兒女一定數量的財富（每5年以100萬美元作為生日禮物），他也同意在自己有生之年將這種做法一直堅持下去。此外，巴菲特還決定在自己死後給兒女留些遺產。至於這筆遺產的數量，巴菲特表示雖然不會讓他們飛黃騰達，但是對於一般的家庭，這肯定是足夠的。
豪伊用父親給他的第一個100萬美元買了一處900英畝的農場，農場位於伊利諾伊州的迪凱特市。算上這裏，豪伊已經擁有兩處農場了，其中一處完全劃在他的名下。在ADM公司醜聞平息後，巴菲特家族的老朋友唐納德·基奧曾建議豪伊到可口可樂企業集團闖蕩一下，豪伊完全可以在那裏謀到一個董事的席位。雖然豪伊有擔任公司管理者的經曆，但他更希望在農場過無憂無慮的日子。不過，不去可口可樂企業集團也可能是好事。雖然可口可樂企業集團比豪伊之前所在的ADM公司的聲望高，但是在這家公司任職要承擔的風險和麵對的麻煩都很多！
可口可樂企業集團是可口可樂公司的灌裝商，它的前身是由眾多可口可樂公司的灌裝商合並而成的。它從可口可樂公司購買濃縮配方，製作成飲料後進行銷售，這種方式很像中間商，所以它與可口可樂公司的關係也很微妙，兩者之間可以說是共生的。
那時基奧在可口可樂公司擔任董事長，而他的老板就是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美籍古巴貴族羅伯托·戈伊蘇埃塔。戈伊蘇埃塔上任後改變了可口可樂公司的營銷理念，特別是“我想請全世界喝瓶可口可樂”“這就是可口可樂”等廣告詞的提出，使可口可樂逐漸成為飲料行業中最著名的品牌。公司在戈伊蘇埃塔的帶動下成為業內首屈一指的企業，他因此獲得了同行的普遍尊重。看到了可口可樂公司的發展，巴菲特知道這家公司已經形成了良性循環，他也很欽佩戈伊蘇埃塔的經營，他知道要不是這個美籍古巴人，可口可樂公司恐怕很難達到現有的高度。
1997年，在基奧的安排下，巴菲特和戈伊蘇埃塔在太陽穀見麵了，他們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同時出席的還有比爾·蓋茨。
我曾一度試圖說服比爾，我說經營可口可樂公司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我常用的理論是“漢堡理論”——“就算是一個漢堡也能經營可口可樂”。剛開始的時候他還不相信，所以我們召開了這個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最後比爾的發言很有意思，他也表達了和我類似的觀點，說經營可口可樂公司並不困難。
讓我們聽聽蓋茨是怎麽說的吧：
我想表達的是可口可樂公司是一家做得非常好的公司。我說過自己會在60歲以前離開微軟，要知道微軟公司所在的行業——IT麵臨的壓力很大。這個行業對於年齡的要求很高，特別需要年輕人加盟。我想微軟公司同樣是一家很不錯的公司，所以我知道我的開場白應該說些什麽，“和可口可樂公司不同的是……” 注釋標題 Interviees.
不過在戈伊蘇埃塔看來，我是一個自負、驕傲的家夥，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做表麵文章而已。要是在可口可樂公司，不說別的，他們連吃午飯、打高爾夫球的時間都沒有。
從那次碰麵開始，巴菲特說蓋茨和戈伊蘇埃塔的關係很難用友誼來形容，“那之後戈伊蘇埃塔就很討厭蓋茨”。
在投資過程中，巴菲特從不染指科技股，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信息科技是一個高速發展的行業，而他的“漢堡理論”在科技股裏肯定是不適用的：漢堡可以經營可口可樂公司，但肯定不能成為科技企業的老板。對於巴菲特來說，經營一家完全可以套用“漢堡理論”的公司沒什麽不好，他的伯克希爾–哈撒韋也能用“漢堡理論”的經營模式，巴菲特也打算把自己的公司改造成那樣，但肯定不是在他擔任公司首席執行官的時候，而是在他離任之後。
不過巴菲特對可口可樂公司套用“漢堡理論”的論斷應該在1997年告一段落了，從這一年開始，可口可樂公司改變了銷售計劃，確定了銷售目標，這種方式極度彰顯了公司發展的雄心。它表現出來的這種架勢，不僅巴菲特的“漢堡理論”無法做到，就連戈伊蘇埃塔自己恐怕也很難完成。可口可樂公司的目標可以說是很多經濟工程專業人士期待實現的目標。
1997年，可口可樂公司擁有可口可樂企業集團40%的股份，但這並不是可口可樂公司的目標，它希望能盡可能地擴大直至占有可口可樂企業集團的所有份額。前麵我們曾提到，可口可樂企業集團是若幹個小型灌裝商合並組成的企業，它購買可口可樂公司的濃縮配方，調配好成品後進行銷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都是可口可樂公司主要使用的經營戰略，它認為這樣做可以節省時間、提高公司的市場份額，並最大可能地賺取利潤。理論上說，這種經營策略不違法，也不算是技術上的欺騙，卻給人造成了一個違法或者欺騙的印象。作為可口可樂公司董事的巴菲特意識到了這一點，他開始擔心這種經營策略遲早有一天會給公司帶來負麵影響。
羅伯托的很多經營策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很欣賞他，但是他製定的一些銷售數字卻很難實現。他說要提高青少年，主要是16至20歲這個年齡群體購買可口可樂飲料的份額，他說要提高到18%，但是任何大公司都不會把提高銷量寄托在這個年齡層次的購買群體上。短期內也許你能見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長遠來看，這一點兒都不現實，這種策略不能一直持續下去。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發生的一切。羅伯托走進門，告訴大家他要為可口可樂飲料的銷售擴充第三種渠道，他想從灌裝商那裏擴大利益分成。他不厭其煩地和財務部門溝通，說這是公司未來的發展方向所在。
當時可口可樂公司賣給灌裝商公司的濃縮配方價格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也和公司財務部門的主管細致地探討了這個問題。但羅伯托並沒有考慮這些，他根本就不想考慮這些。董事會在10點鍾召開，中午就結束了，人們根本沒有時間對他的計劃提出質疑。到了中午，你肯定會不好意思繼續提問，或者繼續就方案的某一點喋喋不休——難道你要讓所有人陪你一起熬到下午1點嗎？沒有人會不知趣地這樣做。羅伯托就是這麽一個人，他根本不給你時間讓你對他質疑。我們身邊的確有這樣的人，不過一旦這些人有良好的口碑，這兩者結合起來所爆發的合力將是非常巨大的。
巴菲特並非普通的質疑者。經過了若幹年時間的洗禮，他知道在任何董事會這個社會縮影的環境裏，順從和禮貌的界線在哪裏。這就是1998年美國盛行的董事會文化：董事會的決定就代表一切，公司主管根本沒有任何改變的餘地。
作為公司董事，你根本不需要遠程操控公司運作的具體環節。每天你在報刊、媒體上看到的那些有關公司董事會運作策略的報道全都是胡說八道。其實公司董事根本不需要真的去做些什麽，因為在他麵前隻有兩種可能——如果你足夠聰明，而且能得到大老板的信任，那他們可能會聽聽你的意見；但98%以上的情況是，他們絕對會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理出現的所有問題。聽好了，這就是我經營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方式，我想羅伯托肯定也是很欣賞我的，但是他不想從我這裏聽取太多意見。
的確，盡管是可口可樂公司的董事，但是巴菲特對可口可樂公司的內部運作並不了解，可口可樂公司也沒有打算讓他知道什麽。當然，他們不想讓股神退出董事會，但是股神的兒子豪伊就沒有這麽幸運了，他必須要麵對來自可口可樂公司的壓力。
“在可口可樂公司的董事會裏，我還是比較獨立的，因為我代表的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利益。”豪伊說，“可口可樂公司沒有人能把我怎麽樣，所以當我代表可口可樂企業集團向可口可樂公司爭取利益的時候，我也沒有後顧之憂。”不過最終豪伊還是離開了可口可樂企業集團，因為兩家公司董事會裏的潛在矛盾實在太多了。從實戰的角度看，豪伊在可口可樂企業集團的收獲遠比在商學院進修的收獲多。如果基奧當時沒有讓豪伊來公司，豪伊也就體會不到公司內部那些不為人知的方麵。從這以後，豪伊對於風險的預判也更加準確了。之後他依然出入大企業的董事管理層，但是也深知如果想尋找刺激，肯定不能在任何公司的董事會管理層實現自己近乎瘋狂的想法。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戈伊蘇埃塔和可口可樂公司財務總監艾華士依然把灌裝商政策作為公司發展的主要手段，並在市場上製造了一個份額最大、效益增長最快的假象。但到1997年，戈伊蘇埃塔被確診為肺癌晚期，並在幾個月後辭世，可口可樂公司一下子陷入災難之中，從董事會到投資方無不對公司首席執行官的離世感到恐慌。在可口可樂公司，人們都把戈伊蘇埃塔看成一個頗具政治家風範的領導者，是他把可口可樂打造成了一個國際性的品牌，再加上他的個人魅力，人們都很好奇誰有能力成為他的繼任者，帶領可口可樂公司開創一個新局麵。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戈伊蘇埃塔是難以被取代的，所以董事會不得不將公布公司新首席執行官人選的時間一拖再拖，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作為公司財務總監的艾華士在人們心中的口碑倒是不錯——可口可樂公司最近幾年的發展和成功都有他的努力，在爭取公司份額，特別是在與灌裝商討論利益分成的時候，他總是盡自己的最大可能為公司爭取利益。不過和戈伊蘇埃塔極具貴族氣質的風格不同，艾華士更像一位實幹家，他很喜歡技術研發，可以長時間泡在矽穀，和眾多技術人員一起討論細節。
巴菲特也很希望艾華士能夠出任可口可樂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很欣賞這位實幹家。艾華士出生於一個紡織工人家庭，可以說沒有任何背景，但憑借自己的決心和毅力，他贏得了可口可樂公司財務總監的職位。艾華士是典型的分析型人才，在戈伊蘇埃塔手下，他幫助巴菲特在內的股東賺到了大筆分紅。他所表現出來的身處劣勢中的勇氣和毅力是巴菲特所欣賞的。而至於以種種行業伎倆謀取利益，在巴菲特看來從來都是戈伊蘇埃塔的作風，和艾華士無關。
顯然可口可樂公司之前實施的灌裝商政策奏效了。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價格達到了每股70美元，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也水漲船高。1997年6月，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價格還是每股4.8萬美元，而在9個月以後，這個數字飆升到了6.7萬美元。不過隨著股票市場一路走高，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飆升，巴菲特想要投資也變得更加不容易了，他找不到合適的機會下手。除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隨著股市上漲而價格不斷上升外，其他公司的股票卻沒有這麽幸運。從理論上來講，這可能就有點兒說不通了。1998年，道瓊斯工業指數突破9000點，正一步步向著10000點大關逼近。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價格也史無前例地突破每股7萬美元。在公司股東大會上，巴菲特向投資者們表達了自己的心聲——“投資不易”，“現在我們正處在之前提到過的投資困難期裏”。
不斷走高的股市帶給伯克希爾–哈撒韋和巴菲特的是越來越多的金錢與越來越難挖掘的投資機會，最終巴菲特在1998年以7.25億美元的價格買下了奈特捷公司。奈特捷公司是一家經營飛機分時業務的公司，可以為不同的人群和需要製訂不同的飛行業務和計劃。巴菲特賣掉了之前為公司購買的企業專機，並成為奈特捷公司的客戶。每架屬於奈特捷公司的飛機都有屬於自己的編號，而且統一以QS（Quebec Sierra）開頭。早在1995年，巴菲特就在蘇珊的要求下為其購買了一小部分奈特捷公司的股份，而蘇珊每年也能從這裏獲得200小時的飛行時間，這在蘇珊看來完全是自己應得的。而提到飛機尾部的QS字樣，蘇珊更是開玩笑地說那是“蘇珊女王號”（Queen Susie）的縮寫。巴菲特在奈特捷公司上投入的精力很多。在為奈特捷打出的一條廣告上，巴菲特極為罕見地現身了，可見他在公司運營環節中的投資也超出了購買公司股份時的投資。而在外人看來，這一舉動有違巴菲特的傳統作風。
但巴菲特為什麽還執著地對奈特捷公司進行投資呢？當時，奈特捷公司在市場上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公司的發展遙遙領先於競爭者。通過對奈特捷公司的研究，巴菲特知道這個行業和之前自己熟悉的新聞傳媒業有很大不同，而最終競爭者們會跟不上奈特捷前進的腳步。事實正如巴菲特想象的那樣，奈特捷公司在競爭中一枝獨秀，這也讓巴菲特對於奈特捷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理查德·聖圖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聖圖利是一位善於將數學理論應用於企業中的管理者，早些時候在高盛工作時，他試圖用數學中的混沌理論解釋交易模式。成為奈特捷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後，他同樣采用了混沌理論，麵向名人乘客推出了6小時的飛行通知服務，這些乘客都是出現在聖圖利私人宴會上的名人。巴菲特自然也是聖圖利的座上賓，在這裏他認識了包括阿諾德·施瓦辛格、泰格·伍茲在內的各行各業的焦點人物。
投資者對於巴菲特購買奈特捷公司的舉動評價很高，但是當他決定收購通用再保險公司時，人們倍感驚訝，因為這次收購與收購奈特捷幾乎是在同時完成的，根本沒有多少考慮的時間。通用再保險公司的規模很大，以經營再保險業務為主。最終，這筆交易以220億美元的價格成交，足足是同步完成的奈特捷公司收購規模的30倍，手筆之大甚至超過了巴菲特在GEICO收購案中的投入。收購通用再保險公司成了巴菲特投資最大的一筆交易。
在第一次與通用再保險公司的管理人員見麵的時候，巴菲特這樣說道：“我肯定會放權給你們，有關公司管理的東西，你們全權做主，我保證不會幹預！”緊接著巴菲特把話題轉移到了GEICO上：“你們知道嗎？GEICO最近的交易額下降了不少，上周它的交易數字是……”聽到這裏，通用再保險公司的主管塔德·蒙特羅斯已經聽不下去了——這就是巴菲特所說的不幹預嗎？他對GEICO的了解遠比自己對通用再保險公司的了解還要多。
事實上，巴菲特對於通用再保險公司的內部運作並不了解。這次收購行為建立在他對這家公司業績圖表研究的基礎上，還有一點就是巴菲特很信賴通用再保險公司的名譽。通用再保險公司有點兒像格蕾絲·凱利式的人物：每天都戴著白手套，行為舉止非常女性化，但這並不妨礙它得到大多數同行的信任。不過巴菲特在再保險業很少有成功的業績。回顧曆史，在巴菲特收購之初，保險公司的業績總是不錯，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司的業績很難保持在同一水平上，最後隻能以慘淡的結局收場。
不過由於通用再保險公司的收購創下了巴菲特投資的新高，公司也吸引了大多數人的注意力。這次巴菲特在收購中選擇了股票支付方式——巴菲特宣布用伯克希爾–哈撒韋20%的股份支付通用再保險公司的收購，而就在這一天，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達到了每股80900美元，創下了當時的最高價格——這足以吸引人們的好奇心——通用再保險公司有什麽魔力能讓巴菲特放棄他的股份，而且還是以人們從沒有聽過的價位？不少人都認為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價被高估了！要知道一直以來巴菲特都是非常在乎手中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的持有率的，用20%的股份完成通用再保險公司的收購，意味著巴菲特對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持有率從之前的43%下降到了不到38%，而巴菲特上一次用股票完成收購還要追溯到GEICO。巴菲特這樣的舉動究竟在傳達一個什麽樣的信息？難道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價格被高估了？這些都是投資者們心中的疑問。
決定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漲落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司所持有的股票。例如在持有可口可樂公司股票達到2億股的時候，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的價格幾乎達到頂峰。可是如果巴菲特在通過出售手中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份傳達一個信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價被高估了——那麽人們會不會以為伯克希爾–哈撒韋的主要投資，即包括可口可樂公司在內的股票價格都被高估了？如果真是這樣，這可能會波及整個股票市場！難道股票市場的股票價格真的全都被高估了嗎？
作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軟飲料生產商，可口可樂在市場上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這也使巴菲特的可口可樂公司股票在10年的時間裏增長了14倍，股份累計達到了130億美元。所以巴菲特相信可口可樂公司永遠都不會讓股東失望，他永遠都不會賣出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巴菲特認為可口可樂公司應該每10年就進行一些活動，這樣才能保證品牌經久不衰。當時伯克希爾–哈撒韋擁有可口可樂8%的股份，而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價格比剛上市時至少增長了40倍。看到這些數字，投資者們堅信可口可樂公司還能有更好的業績——他們相信公司股價每年的增長幅度至少能維持在20%！不過真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以可口可樂公司的銷售增長為前提：飲料的銷售需要在未來5年時間裏每年增長25%。而且25%的增幅還是連續5年，這看上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意味著可口可樂的銷售額要提高3倍，也就是說它在1999年很可能覆蓋全球的軟飲料市場。這怎麽可能呢？巴菲特知道投資者們的期待恐怕要落空了，即便是成功地進行灌裝商策略運作，即便是在統計過程中耍些手段，也不能實現這個目標。盡管如此，他依然保留了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
巴菲特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麽？商業慣性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巴菲特總是說他絕大多數的投資都是坐在椅子上完成的。他所擁有的GEICO曾一度跌到每股2美元，但是和眾多的投資者一樣，巴菲特沒有拋售這隻股票，而股票本身的慣性也讓巴菲特沒有做出任何錯誤的決定——既沒有減少股票的持有比例，也沒有把股票委托給他人進行管理。回到可口可樂公司股票的話題上，巴菲特手裏持有的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不在少數，如果他拋售，不可能不引起大規模的恐慌。試想一下，巴菲特這個“全世界最偉大的投資者”和可口可樂董事會多位董事開始拋售公司的股票，這會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可口可樂股票的價格必然會暴跌！而且，綜合產品、利潤、經營與公司的曆史還有種種人情因素在裏麵，巴菲特對可口可樂這隻股票的感情很特別，這也是他本人最喜歡的一隻股票。可口可樂提出的“真實的感覺”並不是巴菲特選擇這隻股票的原因，他選擇這隻股票是因為它是一個取之不竭的金庫，鈔票會像泉湧一樣地流出來，童話故事中描述的金山、銀山在可口可樂公司身上成為現實。
當巴菲特用手裏持有的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來購買通用再保險公司的時候，不免被問到了有關股市和可口可樂股票的問題，股神很巧妙地回避了這些：“沒有所謂的穩定的股票市場！”巴菲特表示在進行通用再保險公司的收購前，他已經對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進行了評估，他相信這次收購完成後形成的幾家公司將產生巨大的合力。不過當芒格被問到這些問題時，他卻給出了一個令巴菲特有些尷尬的答案，他表示巴菲特曾征求過他的意見，但是那時距離收購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這顯然就是不給芒格任何否定收購的機會。事實上，芒格並不讚成這次收購。這些消息一經曝光，投資者們開始審慎地評估起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來——這樣的結果也早在巴菲特等人的預料之中。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價格和所持有的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價格難道真的被高估了？或者伯克希爾–哈撒韋收購通用再保險公司後產生的種種合力不過是一種假象？難道兩種猜測都是事實，遲早都要麵對？人們開始彷徨了。
之後，巴菲特在太陽穀給出了對收購通用再保險公司的進一步解釋：“我們希望買下通用再保險公司，因為我們在它身上看到了220億美元的資產！”這220億美元的資產絕大部分以股票的形式出現，巴菲特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把這些股票拋售了出去，轉而以220億美元債券取代。“我要改變伯克希爾–哈撒韋持有的債券與股票比例，這也是為什麽我重新調整投資組合的原因。”
由於通用再保險公司債券投資相對較多，巴菲特希望自己的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還有可口可樂的股票和通用再保險公司的債券相互平衡。以這樣的大背景為前提，巴菲特之前的說法也能讓人接受了。在之前給股東們的信中，巴菲特表示股票並沒有被高估，但這都是有條件的——“如果利率一直在正常水平上下徘徊，如果所有產業都能有很高的投資回報率。換句話說，如果人們的期望值可以實現，那麽我們的股票就沒有被高估！”還有什麽比這樣的說法更明確的呢？巴菲特並沒有在預言什麽，事實上，巴菲特很不喜歡那些搞股市預測的人，他們出錯的概率能達到500%！所以巴菲特很少就股市走向發表評論，就算他不得不說些什麽，也會很聰明地搪塞過去。在涉及自己的股票是否被高估的問題上，巴菲特很注意措辭：“不是我們的股票被高估了，被高估的是整個股票市場。”這句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但如果解讀人足夠聰明，他就能體會到巴菲特這句話的深層含義。
在太陽穀的這次演講中，巴菲特還表達了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投資組合出現價值下滑的現象。說這番話的時候，巴菲特麵對著眾多IT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那時科技股正在急劇增長。巴菲特的這番話同樣在他寫給股東們的信中得到了印證——利率必須保持在一個平穩的水平，最好一直處於平均利率之下，而經濟則要保持高速增長，這樣才能達到投資者的期望。同時巴菲特還指出了投資的本質，無非就是今天把錢放出去，明天再把錢收回來。他的這種說法借鑒了“一鳥在手勝過雙鳥在林”的故事：利率就是為了等待叢林中的兩隻鳥所繳納的學費，在投資過程中可能出現股市大盤幾乎沒有變動的情況，例如從1964年到1982年股市在17年的時間裏沒有什麽變化；投資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股票的增長遠遠超出了經濟的增長。這些都是可能發生的。最後，巴菲特用一個比喻作為結尾：投資者的行為，就像那些深入礦井中采礦的工人一樣，並不知道前麵會出現什麽。
所以，巴菲特把投資重心從股票轉移到債券上的做法隻能說明，他認為當前進行債券投資比進行股票投資更容易，而且他相信這種態勢會一直繼續下去。
在接下來的10月，巴菲特再次做出了一個幾乎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舉動：他買下了中美洲能源控股公司。在當時人們普遍進行保守投資的前提下，巴菲特這次的購買行為顯然是與主流背道而馳的。總部位於艾奧瓦州的中美洲能源控股公司，主要負責一些國際能源項目，以及替代能源品的開發。巴菲特在這次收購中買下了中美洲能源控股公司75%的股份，其中包括20億美元的資產以及70億美元左右的保付外債。該公司餘下的25%的股份為三個人所有——公司首席執行官同時也是巴菲特的好朋友沃爾特·斯科特、斯科特的接班人戴維·索科爾以及索科爾的副手格裏高利·阿貝爾。
巴菲特的這次收購讓投資者們感到疑惑——股神為什麽選了一家電力公司進行投資？必須承認的是，電力、能源行業的發展隻能說是中規中矩，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回報，但回報率不是很高，投資在這上麵並沒有多大的優勢，所以人們想象不到巴菲特這樣做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然而在巴菲特看來，有了之前開拓的保險市場，能源市場將是他事業的又一塊基石。他知道與自己合作的這些管理者將帶給自己巨大的回報，雖然能源產業短期內的增長比較小，但是巨額回報足以彌補短期增長的不足。對於科技股並不動心的他現在卻鍾情於能源產業，以至於有人認為巴菲特的想法很無聊。
但巴菲特並不這麽認為，巴菲特這次不是在刻意尋找投資的快感，而是在挖掘投資帶來的巨大利潤。
從通用再保險公司到中美洲能源控股公司，兩次購買行為衝擊了可口可樂公司股份在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地位，但伯克希爾–哈撒韋依然擁有2億股的可口可樂股份。其實巴菲特從來沒有停止對可口可樂公司股票的思考，特別是在後者出現狀況的時候，巴菲特對它的擔心就更多了。1999年底，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降到了每股9.5美元，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如果隻是短期的股票價格浮動也就罷了，巴菲特從來不會為這種事情擔心。但是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大幅下跌後，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也隨之下滑，當每股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價跌到不足以購買一部名牌跑車時，巴菲特開始擔心了。究竟是什麽讓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出現了如此大的波動？最後他找到了原因，早些時候，曾有媒體報道可口可樂公司的產品出現了不明物質，導致法國和比利時的多名兒童中毒。解決這種問題並不麻煩，如果是在戈伊蘇埃塔時代，他肯定會派“可口可樂大使”處理善後：基奧會在第一時間出現在事故現場，慰問中毒兒童，向孩子的父母表示歉意，並送上大批的可口可樂飲料作為賠償，之後基奧會借媒體之口表明自己的態度，這樣問題也就解決了。但是時任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的艾華士並沒有這樣做。事發當時艾華士正身處法國，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就直接飛回了美國，扔下了當地的灌裝商來解決問題。
一直與巴菲特站在可口可樂董事會同一陣營的投資銀行家赫伯特·艾倫有些坐不住了，其實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在中毒事件發生後，艾倫打電話給艾華士詢問具體的情況：“你到底做了什麽？當時為什麽不去慰問中毒的兒童？”而艾華士也是振振有詞：“我已經派了一組人過去了，而且那些孩子不是真的中毒！他們的身體一點兒問題都沒有！”聽到這話，艾倫露出了沮喪的表情：“聽著，現在那些孩子不再叫嚷‘我要喝可口可樂’了，而是在說‘我因為喝了可口可樂生病了’。他們認為自己生病與喝可口可樂有關。不管孩子們的說法是真是假，他們的父母會怎麽想？發生了這樣的事件，難道你認為他們會讓自己的孩子再去喝我們的可樂嗎？”
不過艾華士似乎並沒有明白艾倫在說些什麽，他看到的是公司這邊並沒有錯，當然這也是事實。
接下來的幾周，法國和比利時的灌裝商通過種種方式試圖說服公眾可口可樂公司的產品沒有問題，但是沒有收到任何成效。孩子們中毒的原因也基本查清：比利時的中毒事件是在安特衛普的工廠發現包裝瓶內有二氧化碳，法國的中毒事件是因為敦刻爾克工廠的殺菌劑灑在了儲藏室的木托盤上而造成了汙染。但可口可樂方麵依然表示這些並不會引起中毒，也拒絕收回公司的全部產品。公眾對可口可樂公司這種傲慢的做法感到非常生氣，認為可口可樂缺乏對公眾的基本坦誠。已經被來自歐盟的壓力弄得痛苦不堪的艾華士，不得不麵對公司信譽大幅下降的現實：可口可樂泛美的作風和公司獨家銷售的市場經營策略成為人們詬病的焦點，之後更是發生了歐盟官員在公開場合掌摑可口可樂公司人員的惡性事件。一時間，可口可樂公司成了人們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可口可樂品牌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在中毒事件發生幾周後，艾華士終於現身歐洲向公眾道歉，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致歉信是精心準備的，艾華士始終沒有說“我們錯了”這樣的話！此後，媒體對可口可樂的批評逐漸減少，公司也在努力奪回被競爭對手搶走的市場份額。但是巨大的損失卻是不爭的事實，據悉這次事件使公司的總損失達到1.3億美元，而公司形象受到的影響更是難以用金錢衡量。巴菲特開始著急了！
同樣對公司表示擔心的還有赫伯特·艾倫。作為投資銀行家，他總是可以接觸到可口可樂公司的運營，但是這種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根本沒有變化的運營方式讓艾倫感到擔心——是不是公司的運營方式已經過時了？而可口可樂公司方麵，盡管銷售量下降，但公司並沒有采取裁員的措施，相反在過去兩年的時間裏至少吸納了3500名員工。不斷增長的員工名單讓艾倫擔心公司正在陷入一個怪圈。癌細胞正在可口可樂公司內部擴散，一直以來可口可樂推行的“人海戰術”，即擴大市場占有率、增加員工數量的方法，現在已經行不通了。艾華士總說會提高公司的銷售水平，但事實是可口可樂的銷售額正在逐年降低。因此，某一天艾倫出現在了艾華士的辦公室，質問這位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如何處理問題。哪知道艾華士這樣說道：“我不知道該怎麽做，我根本想不到任何辦法！”對此，艾倫事後評價道：“公司的局麵把艾華士困住了，所有的問題綜合在一起難倒了他，他真的不知道能做些什麽。”
為了迎接2000年也就是千禧年的到來，可口可樂公司推出了一項名為“無限計劃”的新年規劃，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就是一個測試——將每名測試者的計算機與衛生間裏的皂液器連通，以計算每次洗手時人們使用了多少皂液。從這個活動的名字本身“無限計劃”就不難發現，這個活動為了測算日益減少的回報率而不惜付出不計成本的投資。這個計劃讓艾倫非常不能接受，不過他依然想知道可口可樂公司在付出了10億美元後究竟能得到什麽，他還想知道這項“無限計劃”能不能幫助公司從根本上解決出現的問題。
巴菲特同樣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當然會不高興，但是他也知道這幾乎是所有公司都會采用的方法，至少他出任董事的這幾家公司都會這麽做，隻是投入的資金規模有大有小罷了。所以巴菲特也隻能接受現實，他歎了一口氣說道：
“它們都是這麽做的，所有公司的技術部門都會告訴你最新發生的和最令人震驚的消息，計算機、互聯網就是它們的優勢。不管你多聰明，不管你知道的東西如何多，但你肯定不能和它們比，誰能挑戰它們的資訊呢？
“我們肯定不能因為引進計算機技術就提高可口可樂的銷售額。公司不會裁員，相反我們會再引進一批員工。在賣方市場的操縱下，我們必須要保持公司時刻與世界接軌，無論公司的軟件還是硬件都要每隔幾年進行一次更新，否則公司的整個係統就無法工作了，所以在這方麵的投資肯定不是一勞永逸的事！
“在公司管理的過程中，最棘手的就要算公司的技術部門了，特別是對於可口可樂這樣的公司來說更是如此。可口可樂是一家全球性的知名企業，它就像一個富裕的大家庭一樣。什麽事都是這樣，一旦出名，你很難再引進新的管理性的規定。”
巴菲特話雖這樣說，但是對於他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對於他自己那個富足的家庭來說，他從來不用自己說的方式來進行“管理”。
這一切還沒有結束，從唐納德·基奧那裏，巴菲特又得到了一些對公司發展更為不利的消息。盡管基奧已經退休，但他依然是可口可樂公司裝瓶商們最信賴的朋友。1993年，基奧從可口可樂公司退休，並在之後擔任艾倫公司的董事長，不過他依然出任可口可樂公司董事會的顧問，這是公司前首席執行官戈伊蘇埃塔之前決定的。所以盡管已經離開了可口可樂公司，基奧仍像以前一樣是可口可樂公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基奧那裏，巴菲特得知艾華士向灌裝商下達了一些自己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指令，導致雙方出現摩擦。這一點讓巴菲特覺得很麻煩，公司的銷售額之所以能夠有些起色，完全是因為與灌裝商的關係得以改善，而艾華士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在拆公司的台。與灌裝商維持了近百年的合作關係難道要因為艾華士而破裂？一直以來，基奧在灌裝商那裏就扮演著“教父”的角色，悉心聽他們的傾訴，而現在灌裝商開始公開地反對公司。艾華士除了逐漸公開與灌裝商的矛盾外，也開始削弱基奧的權力，也許這一幕從艾華士需要基奧幫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謀劃了。如果艾華士是可口可樂公司的亞瑟王，那麽基奧就是艾華士身邊的梅林，是他的謀士，基奧應該得到艾華士更多的尊重。
可口可樂公司與灌裝商問題的焦點之一在於艾華士是否知道如何改善可口可樂公司的銷售業績。可口可樂公司一直以來的運營理念就建立在其與客戶的關係基礎上。艾華士希望利用一個持續的統計手段來解決問題，在可口可樂的品牌上大做文章。這一點正如基奧、艾倫和巴菲特看到的那樣，任何一位可口可樂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都應該把公司的品牌打得越響越好。
可口可樂公司之所以能夠取得現在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戈伊蘇埃塔，是他一手建立起了公司現代的運營體製，艾華士不過是將前任勾勒的藍圖加以實施。但在艾華士成為公司最高領導後，人們驚奇地發現他的做法和之前可謂天壤之別。是什麽讓他做出了如此的舉動？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可口可樂公司董事做出了解釋：“因為在艾華士時期，他認為財務部門是一切工作的重心！”對於一家以市場銷售額為最終目標的企業來說，這樣的想法難道不奇怪嗎？不過這也不是艾華士一個人的錯。在戈伊蘇埃塔去世後，公司上下依然在遵循這位前公司首席執行官的設想。戈伊蘇埃塔希望艾華士成為自己的接班人，公司自然而然也就按照戈伊蘇埃塔的遺願運行下去，艾華士成為可口可樂公司的最高領導者也就順理成章了。
不過巴菲特看問題遠比可口可樂公司的其他董事會成員看得更清楚。當人們依然認為艾華士是一位稱職的公司領導時，巴菲特對他的信任度已經在一點一點降低。接下來的整個秋天，巴菲特一直在考慮有關可口可樂公司發展的問題，所以人們看到的他總是一臉愁雲。終於，一切在感恩節到來之前有了頭緒，巴菲特——這位可口可樂公司董事開始行動了。當時美國《財富》雜誌刊出了一篇抨擊艾華士的文章，要知道兩年前《財富》還把他稱作“21世紀最出色的首席執行官”。短短兩年的時間，媒體的態度就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該雜誌在文中指出艾華士應該為可口可樂公司出現的所有問題負責。文章的出現是一個可怕的信號。《財富》雜誌的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是，如果某位公司高管經曆了被該雜誌“捧上天再打入地獄”，他基本就不可能再有在該雜誌翻身的機會，他的名字旁邊將永遠刻著失敗者的字眼。媒體這樣的態度也影響著大眾，那個之前幾乎是商界最受寵的艾華士現在成了麵對指責最多的人，一場戰爭即將開始。
感恩節之後，巴菲特接到了艾倫的電話。“我想我們對艾華士可能有些看法。”艾倫說道，“我們選了一個不合適的人出任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得到了巴菲特讚同的回應後，兩個人開始了秘密計劃。
巴菲特和艾倫都知道，如果要以全部董事會成員同意作為前提來迫使艾華士下台，至少要持續一年的時間。“那樣對公司造成的傷害就太大了！”艾倫說道，“所以我們決定由我們兩人出麵，告訴艾華士我們的想法！”
製訂好了計劃，艾倫給艾華士打了電話，稱自己和巴菲特希望能和他碰個麵。最終，三人會麵的地點定在了芝加哥，當時正好艾華士和麥當勞公司有一個會議，會議結束後，他可以取道趕往芝加哥。
1999年12月1日，艾倫和巴菲特坐上了飛往芝加哥的飛機。那是一個陰沉的日子，天氣有點兒冷。一路上，巴菲特還擔心艾華士的暴脾氣會成為當天會麵的障礙，甚至可能發生衝突，所以他決定要冷靜地麵對任何出現的問題。事後的報道描述說，當時的巴菲特非常沉著。三人碰麵後沒有寒暄就直接進入了正題。巴菲特和艾倫對艾華士這些年來對可口可樂公司付出的一切表達了感謝，然後說道：“但是現在我們已經不再信任你了！”
不過巴菲特和艾倫所說的一切並不代表艾華士被可口可樂公司炒了魷魚，因為兩位董事是不具備這個權力的。“他知道自己可能還保有一個董事會席位。”巴菲特說道。
艾華士也知道發生了什麽，他沒有反駁，匆匆趕回亞特蘭大後，他決定在4天後召開緊急股東會議。而在這4天的時間裏，所有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麽，隻能等待會議召開的那一天揭曉謎底。
緊急股東大會在周日舉行。就像巴菲特和艾倫期望的那樣，艾華士鄭重地告訴所有股東，自己並不適合繼續擔任可口可樂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並表示自己將立刻離開，不會給公司留出任何尋找自己繼任者的過渡時間。會議室一片安靜。艾華士表示自己離職完全是“自願的”——這種說法沒有錯，盡管這樣的做法充滿疑點，但至少可以讓他避免被“炒”的危險！
隨後，會議室裏傳來了竊竊私語的聲音，那是董事們在議論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是艾華士的身體出現了問題？是可口可樂公司出現了什麽狀況？為什麽之前沒有人知道呢？艾華士一定要在現在離開嗎？但艾華士什麽也沒有說，在整個會議的過程中他什麽都沒有說。
誰將成為公司的下一任首席執行官？這時人們想到了一個信封。之前艾華士曾經寫過一個名單，如果自己不幸遭遇意外，名單上的這個人可以成為公司的下一任首席執行官。現在這個信封被打開了，這個人的名字就是道格·達夫特，可口可樂公司亞洲和中東地區總裁兼首席運營官。不過當時達夫特已經接近退休的年齡，但包括巴菲特和艾倫在內的董事會成員都沒有對此提出任何異議，在沒有慎重考慮也沒有提出其他可能人選的情況下，董事會任命達夫特為公司新一任首席執行官。
突發事件讓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投資者們也都知道了艾華士離職的消息。在與小範圍董事會成員的私人對話中，艾華士道出了自己離開的真正原因。直到這時，董事會成員才明白權力就這樣被巴菲特和艾倫剝奪了，而自己卻絲毫沒有察覺，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了欺騙。
此後，媒體開始大肆報道艾華士離職的種種內幕，而在當時可口可樂公司最明智的策略就是盡量保持與媒體的和諧關係。《財富》雜誌適時地披露了有關“芝加哥會議”的內幕消息，而艾華士則在與可口可樂公司分手後得到了1.15億美元的賠償，這個數字在可口可樂內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這樣看上去艾華士的離開更像是由於自己做錯事或是因錢走路的人。不過觀察家們還是看到了事情的本質，他們有理由相信可口可樂公司的決定權完全掌握在少數人手裏。
巴菲特的說法也印證了這一切。“當時的情況真的是太糟了，幾乎已經沒有比這更糟的了，所以我們選擇了這個方式，選擇了可能引發災難的方式——但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公司必將麵臨一場巨大的災難。經過董事會全體同意後再讓艾華士離開？我們根本沒有想過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和艾倫選擇的這種方式可以說是最明智的，而且這是我們兩個共同完成的一件事，如果單憑個人，無論是誰，都不可能實現讓艾華士走人的目的。”
可口可樂公司完成了過渡，但巴菲特的聲譽卻在年底的時候出現了重大滑坡，而且這種滑坡是顯而易見的。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巴菲特投資的最大手筆、最能幫助巴菲特賺錢的股票——在艾華士離開後下跌了近1/3。人們認為巴菲特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出麵對可口可樂公司的窘況進行幹預的，但這先是給公司帶來了影響，後又給巴菲特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傷害——有人認為巴菲特和艾倫逼走艾華士並不是出於可口可樂公司的利益，而是為了他們自己。
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巴菲特的通用再保險公司也在這個時候出了麻煩。在伯克希爾–哈撒韋正式完成對通用再保險公司收購後沒過幾天，巴菲特就接到了通用再保險公司首席執行官羅恩·弗格森的電話，稱公司被一家叫尤尼卡文的公司騙走了2.75億美元的保費，由於對方布局精心，公司方麵根本沒有察覺。投資者們震驚了。一開始，他們從巴菲特這裏得到的消息隻是提到通用再保險公司為自己愚蠢的行為道歉，而且巴菲特還表示了對弗格森的信任，並堅稱一切問題都能得到解決。所以，當投資者知道真相的時候才會如此生氣。從此，人們對巴菲特投資準確度的信任開始動搖了，他們認為巴菲特購買通用再保險公司的行為是為了稀釋其在可口可樂公司的股份。
不僅是投資者，就連巴菲特最虔誠的支持者們也開始對他提出了質疑。巴菲特1999年在太陽穀做的有關股市的分析被股市徹底顛覆了。到了12月，盡管科技股增長良好，巴菲特卻熟視無睹，依然堅持對科技股的抵製。年底的統計數據顯示，道瓊斯工業指數在一年的時間裏增長了25%，納斯達克綜合指數突破4000點大關，漲幅高達86%——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而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價則跌到了每股56100美元，公司總市值為850億美元。而巴菲特從不看好的科技股在這一年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雅虎公司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裏規模增長了3倍，公司資產累計達到1150億美元，相比之下，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業績就差了很多。雅虎公司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著。
在即將步入千禧年的時候，各大媒體紛紛推出了千禧年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排名，答案幾乎是沒有懸念的。美國《時代》雜誌授予亞馬遜網站創始人傑夫·貝佐斯“年度風雲人物”的稱號，將他的影響力與英國伊麗莎白女王、世界著名飛行家查爾斯·林德伯格、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並列。而巴菲特的個人排名則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同時在全球富人榜的排名上，他也從世界第二的位置下滑到了世界第四位。這讓人們更加關注巴菲特。有人嘲弄巴菲特現在處於“自身難保”的狀態，“如果巴菲特開始進軍共同基金市場，那肯定是他在開拓第二產業了”。華爾街股市必讀刊物《巴倫周刊》的某一期選擇以巴菲特作為封麵人物，但旁邊配上了這樣的字眼——“沃倫，你究竟怎麽了？”周刊的正文中評論道，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狀態，他們認為這時的巴菲特肯定早已眉頭緊鎖了。
但是在接受采訪時，巴菲特總是保持一貫的口吻——安全邊際、能力範圍、市場的作用，這些讓巴菲特成名的詞語被他多次提及。巴菲特依然堅信股市是一個龐大的體係，不是依靠某些人在計算機麵前監控、測算就能輕鬆搞定的事物。盡管股票市場出現小幅上揚，但巴菲特並沒有因此感到緊張。除了在太陽穀的那次演講外，他並沒有公開抨擊股市走高的現實。從巴菲特嘴裏出來的每個字似乎都經過精雕細琢，從字麵上根本找不到指責他的理由。有人問巴菲特，當自己被人們稱為“過去時”的時候，他的心裏會不會感到壓抑和鬱悶，巴菲特說：“絕對沒有！不過從來沒有什麽能像人們的抨擊對我產生這樣的影響，如果你在股票市場上不能有獨立的想法，那你的投資注定不會成功。股市就是這樣，隻要人們相信你，無論你做什麽都是可以的，既沒有對，也沒有錯。隻有一種情況能說明你的想法是正確的，那就是事實和理論都站在你這邊，這才是唯一重要的。”
不過這卻是兩個不同的話題。雖然巴菲特在進行投資的時候並不需要別人幫忙，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這並不能避免人們稱其為“過去時”。有人問巴菲特是不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在公眾心中樹立起來的形象從某種意義上能幫助他渡過這一難關時，他思考了很長時間。“沒有，我沒有感到任何輕鬆。”巴菲特冷靜地說道，“你第一次麵臨抨擊的時候總是非常難受的。”這也是巴菲特的必經之路，麵對眼前的困難，他無能為力。
巴菲特知道股市永遠是一個人力無法戰勝的地方。不管投資人賺了多少錢，就算是“常勝將軍”，遲早有一天，也會有失手的可能，或者是出現投資拐點，這正如他現在麵臨的困難一樣。對此，巴菲特很清楚，所以他是這麽告誡投資者的：樹蔭再大也不能遮蔽整個天空。但巴菲特從來都沒有停止前進的腳步，他總是在不斷挑戰，這個過程就像是爬山一樣，巴菲特一直在衝擊極限，因為他很喜歡這種不斷挑戰的感覺。但有些令人遺憾的是，山頂並沒有藍色的冠軍綬帶等著他。
巴菲特的投資、巴菲特的一生都是充滿奇妙色彩的。他的主要投資成果、投資過程中使用的理念，值得人們進行深入研究，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會為他的人格魅力所傾倒。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經曆了這麽多年，人們看到了一個性格豐富多彩的巴菲特，但是他性格中最本質的東西沒有變，巴菲特依然是大家熟悉的那個來自奧馬哈的投資人。
每年巴菲特都會在翡翠灣的住所和蘇珊、三個子女一起度過聖誕假期。房子裏的聖誕樹上掛滿了蘇珊的收藏。其實1999年底的這段時間，巴菲特麵臨的問題不少，事業正處於巨大的挑戰之中，但聖誕節卻給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休息、調整的機會，對於巴菲特的孩子們也是一樣，巴菲特對孩子們感到很滿意。人到中年的大兒子豪伊很喜歡自己的農場主生活，當然他還有另一個身份：商人。在母親蘇珊的影響下，豪伊逐漸對攝影產生了興趣，現在的他有一半的時間都在飛機上度過——就是為了拍攝各地的野生動物，而他在拍攝經曆中也曾有過被獵豹咬傷、被北極熊追逐的一幕。
女兒蘇茜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不過她已經離婚了），有時她還會去幫父親的忙，也算是父親的兼職助理。其他時間，蘇茜遵循了母親的軌跡，致力於奧馬哈的慈善事業，擔任奧馬哈兒童劇院、奧馬哈兒童博物館和奧馬哈女孩公司等團體的董事。她的前夫艾倫主管巴菲特基金會，盡管已經離異，但兩個人的公寓相隔很近，孩子們也依然能感受到父母的溫暖。
小兒子彼得再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叫珍妮弗·海爾，夫婦倆目前居住在美國東部的密爾沃基，彼得依然在走音樂這條路。20世紀90年代初那幾年，彼得獲得了在娛樂圈發展的機會，他說：“我意識到如果搬到洛杉磯，我會成為求職大軍中的一員。父親總是給我講《海底兩萬裏》這部電影，電影裏的主人公一直在尋找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父親也希望我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天地。”所以在洛杉磯和密爾沃基之間，彼得選擇了後者，他深信父親能夠理解他，就像之前父親在紐約和奧馬哈之間選擇後者一樣，彼得更像是在重複父親走過的路。此後，彼得獲得了為美國公共廣播公司創作的機會，為該台製作的一個大手筆的紀錄片《500個國家》進行編曲。彼得還借姐姐蘇茜擔任公共廣播公司嘉賓的便利，編寫並製作了一場多媒體演出，而且成績不錯，連續11周登上了排行榜榜首。
現在的豪伊已經在母親蘇珊身邊工作了，他的待人接物方式也讓蘇珊意識到兒子真的長大了。“給我一個機會，我就能給大家帶來經濟回報，所以希望大家能給我這個機會！”豪伊的宣言非常具有感染力和說服力。聖誕節那天，豪伊、蘇茜和彼得得到了一份意外的禮物，巴菲特給了他們每人500股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份，並表示三人可以隨意支配。三個孩子都興奮極了。“這太棒了。”蘇珊說道。
巴菲特一家五口一起見證了千禧年的到來，他們在電視裏看到了全球歡慶千禧年的壯觀場麵，從最早迎來新年鍾聲的基裏巴斯群島到悉尼、北京再到倫敦，大街小巷擠滿了歡樂的人群。埃菲爾鐵塔下麵的時鍾敲過，到處可見人們興奮的表情，全世界都淹沒在笑聲的海洋裏。這一刻沒有任何災難事件發生，即便是之前令巴菲特頭疼的通用再保險公司和可口可樂公司也平平安安地走進了千禧年的大門。隨著一個又一個時區邁入21世紀，巴菲特的心開始平靜了。從1999年秋天開始，他身邊一直都是非不斷，人們迎接千禧年的那種興奮沒有感染巴菲特。對他來說，這個假期是一個放鬆的過程，經曆了那麽多，他現在太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