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兩隻落湯雞
36 兩隻落湯雞
奧馬哈，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1971年
長期以來，巴菲特一直渴望在出版領域占據一席之地。自從報紙出現以來，大多數都是由一些家族控製，直到最近才有要出售的企業，並且看起來還很便宜。他和查理·芒格也開始了一個接一個的收購活動。他們嚐試著從斯克裏普斯·霍華德那裏購買《辛辛那提問訊報》，不過沒有成功。他們還打算為藍籌印花公司買進斯克裏普斯家族的另一家企業——新墨西哥論壇公司，該公司旗下擁有《阿爾伯克基論壇報》——最後也以失敗告終。
1971年，《華盛頓月刊》的出版商查理·彼得斯接到了巴菲特打來的電話，請求他牽線，幫巴菲特和芒格結識《華盛頓郵報》的出版商凱瑟琳·格雷厄姆。巴菲特說他和芒格已經購買了《紐約客》的股票，並且想把這家雜誌整個買進。他們已經同《紐約客》的董事長——該雜誌的一個大股東——彼得·弗裏茨曼談過了，他也想出售自己的股份。不過他們需要一個合夥人一起購買該雜誌，他們認為《華盛頓郵報》可能是最佳的選擇。
接到這個電話，彼得斯並不感到吃驚。他轉念一想，認為巴菲特肯定對《華盛頓郵報》的股票感興趣，因為格雷厄姆家族正在讓公司上市。他之所以繼續持有《華盛頓月刊》，也許正是因為最近有些報紙正在公開發行股票。如果能夠以《華盛頓月刊》為突破口打進《華盛頓郵報》，那麽所有在它上麵花費的投資也算物有所值了。
在1971年《華盛頓郵報》即將公開發行股票時，彼得斯安排了一次會麵，探討雙方合作購買《紐約客》的事宜。巴菲特從來沒有購買過公開發行的股票，因為他感覺這些股票都是被大肆鼓吹和宣傳出來的；它們的價格被高估了，同那些不受人喜愛的“煙蒂”或者價值窪地正好相反，如他和芒格購買的美國運通公司或喜詩糖果公司的股票。因此，巴菲特並不打算購買《華盛頓郵報》的股票。但是他和芒格仍然飛到了華盛頓，在《華盛頓郵報》的總部同凱瑟琳·格雷厄姆會麵。那是一座8層高的白色哥特式大樓，建造於20世紀50年代，正麵高懸“華盛頓郵報”幾個大字。
盡管凱瑟琳·格雷厄姆是《華盛頓郵報》的出版商，但是接管該報時已經不年輕了。8年前她開始接管該報，當時她46歲，一個寡婦，帶著4個孩子，從來沒有經營過報紙。現在她已經全力以赴，在投資者和新聞界的不斷質疑之下，仍然能夠勇敢地迎接挑戰，管理一家上市公司。
查理和我同她進行了一次短暫的接觸，隻有20分鍾。我不知道她是個什麽樣的人。我不知道她會害怕自己的公司。那天正下著大雨，因此我們進去時就像兩隻落湯雞，你能想象出來我們當時的寒酸樣子。
在她的辦公室落座後，她對我們十分熱情，建議我們去見見董事長弗裏茨·畢比，他是紐約真正起推動作用的人，我們聽從了她的建議。但是，我們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當時，格雷厄姆對購買《紐約客》不感興趣，巴菲特的這次造訪無功而返。這次會麵，也沒有留下任何她和巴菲特將來會成為好朋友的跡象。不管怎麽說，他在她心中沒有留下什麽印象。對巴菲特來說，盡管她仍然是個漂亮的女士，但是他還沒有發現她有什麽特別吸引人的地方，這可能是因為巴菲特喜歡像戴茜·梅爾那樣溫柔賢惠而又體貼關愛的女人。再者，他們的背景也有天壤之別。
凱瑟琳·格雷厄姆出生於一個富有的家庭，之後不久就迎來了咆哮的20世紀20年代。父親吉恩·梅耶是猶太人，一個投資家和《華盛頓郵報》的出版商。母親艾格尼絲是上流社會出名的交際家，隻關心自己的事情。家裏人在背後都叫她“大艾格”，因為她個子高挑，隨著年齡的增加，她的腰身也不斷變粗。艾格尼絲之所以嫁給這個猶太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看中了他的錢財。不過和她的丈夫及5個孩子完全不同，她極其喜愛中國藝術、音樂、文學和其他藝術。他們在基梭山擁有一座粉中帶灰色的別墅，俯瞰著威徹斯特縣的拜瑞湖。另外，他們在紐約第五大道還有一套公寓，在華盛頓特區另有一座巨大的維多利亞風格的房子。他們輪流在這三個住所居住。
凱瑟琳最初幾年是由母親照顧的，她們住在基梭山的別墅裏。這裏被人們稱為“農場”，因為它包括一個巨大的果園兼花園和牛奶場，還有一個古老的農舍，這個農舍是農場工人們的單身宿舍。餐桌上的每樣蔬菜、每個水果都來自周圍的菜地和果園。凱瑟琳吃的肉來自農場自己養的豬和雞，喝的牛奶來自農場的澤西種乳牛。每天每個房間的桌子上都擺滿了鮮花，甚至在華盛頓的家中也有從基梭山的花園快遞過去的鮮花。威徹斯特縣別墅的牆上掛滿了中國的名畫，裏麵還有當時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一個室內遊泳池，一條保齡球道，一個網球場以及一架巨大的管風琴。
凱瑟琳可以從一群駿馬中選擇自己的坐騎，這群馬英俊高大，足以和灰姑娘的馬隊相媲美。她常常到處度假，有一次甚至跑到德國去拜訪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有時艾格尼絲會帶著孩子們去野營，教他們獨立生活的能力。他們大概要帶5個農場的雇工、11匹鞍馬和17匹馱馬隨行。
但是孩子們要見他們的母親還必須預約。他們要狼吞虎咽地吃飯，因為當仆人在長長的餐桌上上菜時，要先給艾格尼絲盛。當仆人開始給其他人盛菜時，她已經開始吃了。而且她一吃完，就要求把其他人的盤子也迅速撤走。她自己也承認，她不愛自己的孩子。她讓奶媽、家庭教師和騎師來照顧他們，她把他們打發到夏令營、寄宿學校和舞蹈班。他們唯一的玩伴是自己，以及仆人的孩子們。艾格尼絲常常醉酒，同許多名人調情和交往（不過隻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她瞧不起其他任何婦女，包括自己的女兒。她竟然拿凱瑟琳同美國的甜心寶貝秀蘭·鄧波兒相比，後者是一位集唱歌、跳舞和甜蜜微笑於一身的美國童星，長著滿頭金色鬈發。“如果我說我喜歡《三個火槍手》，”格雷厄姆回憶道，“她會說我不可能真正讀懂它，除非我能夠像她一樣讀了法文原版。”凱瑟琳接受的訓練就像是雜交的蘭花一樣，美麗而又嬌生慣養，其潛力常常受到嚴厲的指責，或者被忽視。然而，當她到華盛頓特區的馬德拉學校上學時，卻突然學會了招人喜愛的技能，並且被選為班長——在那時這是很令人吃驚的事，因為她具有一半猶太血統。
在信奉新教的基梭山家中，他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因為艾格尼絲堅決主張要把孩子們培養成新教徒——盡管這違反了當時的宗教習俗——他們甚至忽視了他們的父親是猶太人這一事實，格雷厄姆不明白他們為什麽要與世隔絕。後來她在瓦薩爾學院上學時，有一次感到非常震驚，不知所措。當時一位朋友向她道歉，因為有人在她麵前發表了一通貶低猶太人的言論。她事後才醒悟過來，她在血統上的衝突“要麽使你具有超強的生存能力，要麽使你亂成一團”。
凱瑟琳從母親那裏學會了對小事不拘一格、慷慨大方、害怕受欺騙、不願輕易放棄以及對他人持懷疑態度，認為別人都想利用她。據她自己描述，她也形成了喜愛指揮人的傾向。然而，在別人看來，她天真質樸、坦率正直、慷慨大方、心胸開闊，不過她似乎從未承認這些優點。
盡管她的父親公務繁忙、對人冷淡，對她卻很支持，因而她似乎感覺和他更親近些。為了吉恩·梅耶，她把熱情投在了經濟學上。最後這些知識也用上了，從來沒有任何浪費。她父親在經濟學方麵很有天賦，再加上他付出了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從而拯救了奄奄一息的《華盛頓郵報》，使它能夠繼續生存發展下去。當時，凱瑟琳正在日漸長大成人，而這家報紙在首都華盛頓地區的五家報紙中仍然排在最後，遠遠落後於主流報紙《華盛頓明星晚報》。但是到1942年，當梅耶開始考慮退休時，凱瑟琳當醫生的哥哥比爾沒有興趣經營一家不贏利的報紙，因此責任落在了凱瑟琳和她的新婚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身上。凱瑟琳迷上了菲利普，她認為自己沒有什麽能力，就理所當然地接受了父親的決定，把《華盛頓郵報》近2/3有表決權的股份轉給了菲利普，授予他絕對的控股權。梅耶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他認為男人不應該為自己的妻子工作。剩下的股份由凱瑟琳持有。
盡管梅耶熱切希望把這份報紙繼續創辦下去，但是當菲利普·格雷厄姆接手後，事態立即失去了控製。編輯部和發行部的幾位員工一天的大部分時間不是在賭賽馬，就是在喝酒。當梅耶不在城裏時，辦公室勤雜工每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每個人送半品脫的白酒和一份《每日賽訊》。
菲利普·格雷厄姆著手對此進行整頓，並且開始加大政治報道的版麵，培養報紙的特性，同時用強硬自由的聲音加強社論版的力度。他收購了《新聞周刊》和幾家電視台，這都表明他是一個出色的出版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酗酒狂歡、脾氣暴躁、情緒不穩以及冷酷的幽默感，使他變得越來越古怪，尤其是對他妻子常常毫不留情地諷刺抨擊。當凱瑟琳體重增加時，他稱她為“肥豬”，並且給她買了一個瓷豬。她很少為自己考慮，以至於她還認為這個玩笑很有趣，把這個瓷豬放在了顯眼的地方。
“我很害羞，”她說，“我害怕被別人拋棄，因為我會惹他們厭煩。當我們一起出去時，我從不說話，我都讓他說……他真的很聰明、很風趣，是個不可思議的多麵手。”
她的丈夫利用了她的恐懼感。當他們和朋友一起外出時，隻要她一開口講話，他就盯著她。她感覺到他似乎在告訴她，她講話太多，正在使人生厭。她也認為自己不善於交際，永遠也不能達到別人的期望，更不可能像秀蘭·鄧波兒一樣迷人。毫無疑問，隨著時間的推移，她不再公開講話，總是讓菲利普替她出麵。她變得非常沒有安全感，甚至在聚會前會惡心嘔吐。據有人稱，菲利普私下裏對她的態度更惡劣。她的4個孩子全都見證過父親對他們母親的傷害。他喝得酩酊大醉，回來就發酒瘋，嚇得她渾身發抖，不知所措。
她從來沒有和菲利普對著幹過，甚至當他和一群女人鬼混時也沒有，這其中可能還包括傑克·肯尼迪的情婦。相反，她維護他，幫他辯護，稱他具有個性魅力，聰明能幹，又有智慧，容易遭到別人的嫉妒。他的行為越是殘暴，她越是想取悅他。“我認為菲利普差不多把我給改造了，”她說，“我的興趣提高了，也更加自信。”他認為她嫁給他十分幸運，而她也這麽想。他最終棄她而去，投入《新聞周刊》編輯羅賓·韋伯的懷中。當她的一個朋友知道此事後，對她說：“太好了！”她當時就目瞪口呆。她從來沒有想過離開了菲利普自己的生活會更美好。但是，他隨後就開始想方設法將報紙從她手中奪走，畢竟他控製了2/3的股份。凱瑟琳十分害怕會丟掉家族的報業。
1963年，當她正在同菲利普爭奪報紙的控製權時，他在一次公開活動中突然病倒，被診斷為躁鬱症，送到了一家精神病醫院治療。六周後，他借口周末回家休養逃離醫院。他回到坐落於弗吉尼亞州格倫韋爾比的家中。周六，他和凱瑟琳一起吃了午飯，然後他在樓下一間浴室中開槍自殺，時年48歲。當時她正在樓上的臥室睡午覺。
他一自殺，報紙就歸凱瑟琳所有，威脅消失了。雖然她十分害怕掌管這份報紙，但是當有人建議她賣掉報紙時，她卻下定決心自己來管理。她要接手管理工作，直到她的孩子長大成人來接替她。“我對管理一無所知，”她說，“我甚至對複雜的編輯問題一點兒都不懂，不知道秘書是幹什麽的，不知道哪些事情重要、哪些不重要。更糟糕的是，我根本分不清事情的輕重緩急。”
盡管格雷厄姆有時已經能夠表現出堅定的信心，但是在工作中，她仍然需要依賴別人，因為她不斷地重新思考和質疑自己的決定。“我不斷地從那些經營報紙的報業人身上學習管理，”她寫道，“當然，他們都是男人。”但是她從來沒有信任過他們或者其他人。當然，她身邊的人沒有一個用值得信賴的方式對待過她。她會試探性地把信任放在某個人身上，然後轉念一想，又收了回來。時而熱情，時而冷淡，對手下人不滿意，導致她在公司獲得了一個可怕的聲譽，她卻又總是在尋求建議。
“有時一天要做出好幾個決策，而她根本不確定怎麽進行——常常是很難做出決定——她會打電話給董事們、朋友們，她認為他們可能會有相關的經曆，能夠給她一些建議。這一方麵是為了得到建議，來幫她處理問題，同時也是為了看看哪個朋友的建議更合理，以後好再次向他求助。”
最開始，她常常依賴弗裏茨·畢比律師——《華盛頓郵報》的董事長。他在凱瑟琳剛剛接管這份新工作之初，就給了她很大的支持。當時，《華盛頓郵報》依然是華盛頓地區三家僅存報紙中發行量最小的一家，年收入僅8500萬美元，利潤僅400萬美元。
她漸漸地適應了自己的角色。她和主編本·布拉德利都很有遠見，把競爭對手《紐約時報》作為自己的標準，想辦成一家全國性的報紙。布拉德利出生於波士頓的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新教家庭，畢業於哈佛大學，第一任妻子是美國一位參議員的千金。他曾經在情報機構工作過，然後轉行當記者。風趣，聰明，有時還有點兒出人意料的尖刻，同他的個人背景很不相符。在格雷厄姆的鼎力相助下，他發揮了最佳的能力——鼓勵記者在寬鬆的環境中自由發揮，同時參與激烈的競爭。不久之後，《華盛頓郵報》就以嚴謹的新聞風格而著稱。她在接管報紙三年後，就力薦布拉德利為總編輯。
1970年，凱瑟琳的母親艾格尼絲在病床上去世，她終於從母親的專橫之中解脫出來。當時正是勞動節的那個周末，凱瑟琳前往基梭山的別墅休假。仆人告訴她艾格尼絲一直沒有按鈴讓人送晚飯過去，凱瑟琳立即上樓到母親的臥室看看是怎麽回事，結果發現她躺在床上，“全身僵硬冰冷”，格雷厄姆在自傳中這樣寫道。她沒有哭，盡管有時一些庸俗不堪的小說和電影都能引得她淚流滿麵，並且有時在生氣或者受傷時她也會流淚——她在自傳中這樣解釋——然而當任何人死時，她從來不會哭泣。盡管艾格尼絲·梅耶的去世減輕了格雷厄姆的重負，但並沒有消除她的不安全感。
1971年3月，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紐約時報》突然刊載了一份五角大樓的秘密檔案——這是份絕密檔案，是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撰寫的越南政策報告。它揭示了政府從一開始就在欺騙公眾，並將殘忍地把國家引入無底深淵。該文件分47卷，共7000餘頁，它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政府在欺詐和愚弄美國公眾。6月13日星期日，《紐約時報》開始刊登該文件。
6月15日，大約是巴菲特和芒格在華盛頓格雷厄姆的辦公室和她會麵之後的兩個星期，聯邦地區法院下達了一道禁令，禁止進一步刊登該文件。這是有史以來美國法官第一次禁止報紙刊載報道，引發了公眾對憲法問題的巨大爭議。
《華盛頓郵報》認為這一消息很有價值，決定插手五角大樓文件。通過消息靈通人士的不懈努力和接觸，一位編輯追蹤到了這些文件的來源——丹尼爾·埃爾斯伯格，一位越戰問題專家。於是，這位編輯立即帶著一個空箱子飛到波士頓，把這份五角大樓文件帶回了華盛頓。
此時，格雷厄姆已經掌握了一些做出版商的基本原則，盡管她仍然對別人的意見言聽計從，有點兒局促不安。再者，“我們正要公開上市，但是我們的股票還沒有開始出售”，她回憶道，“對一家公司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時期，如果我們被告上法庭或者被禁止發行，就會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商人們都說要麽別登，要麽再等一天；律師們說不要登；另一部電話的話筒裏編輯們卻對你說，你不得不登”。
“如果我們不刊登，那我就辭職，”本·布拉德利說，“很多人都會辭職。”
“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得到了那些文件，”格雷厄姆後來寫道，“在《紐約時報》被迫停止刊載後，繼續保持這種衝勁十分重要，因為問題是政府是否有權事先限製媒體的新聞報道。而且我也感覺到正如本所說的，如果我們屈服，就會打擊編輯們的意氣與鬥誌，新聞的道德底線就會淪喪，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產生重要影響。”
6月的一天，格雷厄姆正在喬治敦公寓的陽台上欣賞美麗的午後風景，突然有個電話打了進來。她走進書房，在一個小沙發上坐下，然後拿起電話。電話是《華盛頓郵報》的董事長弗裏茨·畢比打來的。他告訴她說：“恐怕你要做決定了。”格雷厄姆問畢比他會怎麽做，他回答說他不會刊登。
“為什麽我們不能等一天呢？”格雷厄姆問道，“這個問題《紐約時報》都討論了三個月。”接著布拉德利和其他的編輯也打來了電話。他們說：據謠傳，很多人都知道我們得到了文件，社內社外的記者們都在盯著我們，我們必須行動，並且必須今晚就行動。
當時，《華盛頓郵報》的總裁保羅·伊格內修斯也在書房中，就站在格雷厄姆的身邊。她說：“我隻有1分鍾的時間來決定。”
因此她要琢磨弗裏茨·畢比的話。他剛才不緊不慢地說他想他不會，同時又表示如果她決定做出不同的選擇，他也會支持她的。
“我說：‘好吧好吧，就這麽定了，刊登。’然後，我掛斷了電話。”
在那一刻，這個在做出每個決定都要向別人尋求建議的女人意識到，隻有她才能做出選擇。當被迫深入下去形成自己的意見時，她發現自己確實知道該怎麽做。
在那個下午即將結束時，政府向法院起訴《華盛頓郵報》。第二天，6月21日，傑哈德·格澤爾大法官裁決支持報紙，拒絕簽發禁令禁止它繼續刊登五角大樓文件。不到兩周時間，最高法院支持他的裁決，並且稱政府不應該以“沉重負擔”為由要求司法裁決，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報紙出版。
隨著在五角大樓文件事件的勝利，《華盛頓郵報》開始蛻變，從一家隻刊登地方新聞的地方報紙，一躍成為一家重要的全國性大報。
“她的作用，”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寫道，“就是不斷提高跳高的橫杆，輕柔而又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