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奧馬哈太陽報》
35 《奧馬哈太陽報》
奧馬哈 1971—1973年
蘇珊開始裝飾翡翠灣的別墅，她選用的是休閑藤製家具。她專門為沃倫安裝了一條獨立的電話線，因為他一到加州，大部分時間要麽是看電視裏的商業新聞，要麽就是打電話。
雖然身在加州，但是在“個人興趣”和喬·羅森菲爾德的驅使下，他的心思隻放在華盛頓和政治選舉上。巴菲特曾經宴請過喬治·麥戈文，後者當時是1972年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沃倫也資助過阿拉德·洛文斯坦，後者是前國會議員，以自由主義的“花衣魔笛手”而著稱，洛文斯坦和麥戈文一樣，很有號召力，能夠激勵年輕人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到民權運動中。他也支持過約翰·托尼——一個“肯尼迪式的人”，重量級拳擊手吉恩·托尼的兒子，成功當選為加州的參議員；電影《候選人》的創作靈感就是來自托尼的政治生涯，這部電影描述了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家，“年輕、英俊、自由、完美”，卻無法取勝，因為他可能會觸犯幕後集團的利益。“候選人”正是巴菲特一貫喜愛的政治家，這些人具有好萊塢明星式的不可言喻的魅力，他們一出現就會激發投票人的熱情。不過這次，他希望他所支持的候選人能夠獲勝。
他想出了一個辦法，認為這可能對政治家很有幫助，這就是他所謂的“不適指數”——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他曾經把這個秘訣傳授給了艾奧瓦州的哈羅德·休斯，他倆是通過羅森菲爾德的介紹而認識的。
休斯曾經是個卡車司機，也是個酒鬼。他身材高大，聲音洪亮，是幾十年來最為重要的雄辯家之一。他長得有點兒像約翰尼·卡什，嗓音也很像。他從一個不知名的卡車司機一躍而成為艾奧瓦州的州長，是民主黨的大佬之一。喬是他的好朋友，他在參議院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我們應該適當給他一些資助，讚助他的總統競選活動。這是他的一場大戰，他堅決反對越南戰爭，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休斯是一個基督教救世主，改過自新的酒鬼，沒有上完大學，有時被稱為“艾奧瓦州的平民主義者”，會為了幫助因喝酒而導致危機的人而缺席一次例會。他還成功地阻止了好幾位同事的自殺企圖。不過，他還是深感內疚，因為有一次他失敗了。他具有磁鐵般的個人魅力，被認為是一匹黑馬和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這種候選人能吸引年輕人、藍領工人，以及那些本來要投票給麥卡錫的反黨分子。換句話說，在眾多毫無特色的候選人中，他肩負著平民主義者複興的偉大希望。當時，其他的民主黨候選人都無法獲取廣泛的支持。這幫人的領袖麥戈文，在全國民意測驗中隻獲得了5%的支持率。
1971年春，休斯召集了“他最為親密的六個顧問和助手”，包括巴菲特和喬·羅森菲爾德在內，一起仔細商討他是否應該謀求提名。
1971年5月底，我們在華盛頓的一家酒店開的這次會議。盡管這些會議大都是預先確定好要做什麽了，而且他們早已經開始大張旗鼓地準備了，但你還是要全力組織，引領民眾。
大概在此次會議之前一個月，休斯出現在了《與媒體見麵》 注釋標題 《與媒體見麵》，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製作的新聞訪談節目。該節目是全世界播映史上最長久的節目，從1947年11月6日首映持續播出至今。這檔節目也是美國收視率最高的晨間訪談節目。該節目專注於專訪國家領袖或是談論政治、經濟、外交和其他公共政策。——譯者注 節目中。在節目就要結束時，拉裏·史匹瓦克問道：“議員先生，有些人說你對第六感和玄學很感興趣，你能詳細解釋一下嗎？”當休斯正要回答這個問題時，節目突然中斷了。 注釋標題 Without naming the interviehe Press on April 4,1971.
因此，當華盛頓會議即將召開時我說：“議員先生，我一周前看過那個節目，如果別人再那樣問你這個問題，我建議在你回答之前，首先向提問者明確指出第六感和玄學完全不同。不要讓他們將這兩個混淆在一起，以免他們在你的回答中找到破綻，抓住把柄。那樣的話，從現在起的這六個月裏，他們都可以宣稱你是在談論玄學，而你實際上卻是在講第六感。”
水閘打開了，休斯說：“10年前，當我醒來發現自己躺在一家豪華酒店的浴池裏時，我不知道自己在哪裏。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在哪裏，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到這裏來的，而且我發現自己對任何人都沒有用。然後在這個星球上，在那一時刻，我覺醒了，那就是促使我努力為窮人工作的原因。”然後，他又說道：“那個經曆來自我的一次幻覺。”
他繼續說：“我相信預感，我的女兒在那些小貓還沒有出生之前就知道它們的模樣，她還給我描述過，它們出生後確實是那樣的。有些人曾經看到過遠處正在發生的火災。”
我說：“議員先生，現在假如我是拉裏·史匹瓦克，我要問你的下一個問題是，如果你的女兒告訴你她感覺到蘇聯正準備向美國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你會對蘇聯采取先發製人的策略嗎？”
他說：“我會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我說：“議員先生，現在假如我是拉裏·史匹瓦克，而你就坐在那張桌子旁，並且你麵前有一杯水，我問道：‘如果有人說他站在幾英尺外，僅僅憑借意念的力量就能移動這杯水，你相信嗎？’”他回答說：“是的，我相信。”
屋中到處都是這樣的人——有些人把整個職業生涯都獻給了這個家夥，比如他的幕僚總長——他們看見自己在白宮裏。他們開始拒絕接受他們聽到的話，他們正在揮手，卻說這沒有什麽含義。當我繼續說時，他們已經迫不及待了。他們打斷我說，“不是他說的那樣”，“不要擔心，有人會來處理的”，並且說亞伯拉罕·林肯也相信這些。很明顯，他們已經知道了這些，整個努力付諸東流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這真是太蠱惑人了，因為這些家夥已經做了多年的準備工作，而且他們都夢想為一位美國總統服務。
最後，喬說：“議員先生，告訴沃倫如果他再像這樣提問，你就打算讓他消失。”
因此，我說：“議員先生，看看，在美國政治中有各種各樣的騙子。你知道，他們假裝信仰上帝，聲稱每周日都去教堂。你知道，其實他們一個字也不相信。但是，這確實能起作用。另外，你知道自己非常真誠地相信一些東西，並且也有自己的原因。但是我敢預言，你可能會失去大概10%的標準民主黨人的選票，或者更多的選票，這是你真誠的信仰造成的，而其他人能夠得到這些選票，正是因為他們沒有信仰。這就是現實。同時，所有這些家夥都會說，‘不要理他，他知道什麽’？”但是休斯說他要出去一會兒，當他回來時，他會做出安排來結束他的競選活動。 注釋標題 James Risser and George Anthan,‘‘Personal’ Religion of Senator Hughes.’Hughes said he‘believes in the ability of certain people to foretell the future.’
在那之後10天這件事就發生了，當時休斯接受《得梅因紀事報》的采訪，聲稱最近剛剛通過靈媒和他已故的哥哥交談了一個小時。至此，參議員哈羅德·休斯競選總統的抱負消失了。
哈羅德·休斯事件最後證明是巴菲特多年來希望擁立支持者願望的最高峰，也是最低穀——部分是由於理查德·尼克鬆的順利連任終結了這一願望。但是，通過這件事，巴菲特開始認真關注媒體在政治方麵的巨大影響力，他想要這種影響力。兒時投遞報紙，同《財富》雜誌記者卡羅爾·盧米斯多年的友誼，購買《奧馬哈太陽報》，尋求購買其他報紙，以及他投資《華盛頓月刊》——巴菲特對出版的興趣不斷增加和膨脹。在20世紀60年代，從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到因越戰而激發的民權運動，巴菲特通過電視目睹了這一係列重大事件，同時也認識到了電視的強大影響力。現在，由於電視的收益逐漸明朗，他也想去分享一塊蛋糕。
因此，比爾·魯安在紐約宴請了一位老朋友湯姆·墨菲，後者掌管著大都會傳媒公司，這家公司自己擁有廣播電台。
墨菲是布魯克林地區一位法官的兒子，早年在紐約混亂不堪的政治氛圍中長大，後來進入哈佛商學院學習，1949年畢業。墨菲下頦寬厚，禿頂，脾氣隨和，他的職業生涯從經營奧爾巴尼一家破產的電視台開始。為了節約成本，他隻把大樓朝向大路的一麵刷上了塗料。然後他開始購買廣播電台、有線電視公司和出版社，締造了一個媒體帝國。在他搬到紐約之前，他招募了另一個哈佛商學院的同學丹·伯克——強生公司首席執行官吉姆·伯克的兄弟。
晚飯後，墨菲同魯安開始著手製定將巴菲特引進董事會的戰略。魯安說要想打入巴菲特的內心深處，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奧馬哈拜訪他。墨菲立即起程前往奧馬哈。巴菲特請他吃上等的牛排，然後開車帶他回家去見蘇珊。到現在，她肯定已經明白接下來是怎麽回事了：她的丈夫又有了新的讓他癡迷的目標。巴菲特喜歡向別人展現他的標誌性東西：辦公室，蘇珊，有時則是鐵路模型。之後，巴菲特和墨菲在地下室的球場打了幾場壁球，墨菲穿著他的大皮鞋跑來跑去。墨菲還沒有提問，巴菲特就知道他要問什麽。“湯姆，你知道，”他說，“我不能成為你們公司的董事，因為那樣的話，我必須先在裏麵有一個重要的職位，而你們的股票太貴。”即使整個市場都在急劇下跌，但投資者仍然熱衷於電視股票。有線電視是新興產業，地方專營權又增強了這些新興的可視的上市公司的誘惑力，激發了投資者對媒體的興趣。“你看，”他說，“你從我這裏什麽也得不到，你的董事會不需要我。”
但是，此後當墨菲要進行交易時，他都會先給巴菲特打電話。剛剛40歲出頭的巴菲特有些受寵若驚，在墨菲身上也花費了無數時間。甚至在巴菲特快50歲時，他還認為，“這個家夥是老了”，但是“他洞悉世事百態”。“我對墨菲也肅然起敬，”巴菲特說，“我認為他是最優秀的商人之一。”一天晚上，墨菲在家中給巴菲特打電話，首次向他提供商機——沃思堡電視台正在出售，不過巴菲特拒絕了。也不知道因為什麽，他想不起來了。後來，他稱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失誤之一。
其實，巴菲特真正想要的是成為一個出版商。事實上，他認為自己獲悉了一個熱點內幕新聞，但是，當他把這個線索告訴《華盛頓月刊》的編輯時，他們嗤之以鼻，置之不理。後來，《華盛頓月刊》的出版商查爾斯·彼得斯說：“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這些編輯十分反感投資人給他們打電話，告訴他們怎麽做新聞。”他們告訴彼得斯，“對《華盛頓月刊》來說，這不是真正的新聞”，彼得斯沒有強求他們。後來，巴菲特轉向《奧馬哈太陽報》，可能它不如全國性報紙有影響，不過總比沒有報紙報道好吧。當事情水落石出後，彼得斯氣急敗壞地說：“我應該把手下這些家夥都槍斃了。”
巴菲特所謂的內幕新聞涉及一家兒童城，這曾經是奧馬哈一家很有名望的慈善機構，現在卻變得十分貪婪。兒童城由一個名叫愛德華·弗拉納根的傳教士於1917年創建，它為無家可歸的年輕人提供棲息之地，幫助拯救孤兒，避免青少年虛度人生、流浪、犯罪或者吸毒。巴菲特說：“愛德華·弗拉納根的事跡在該城廣為傳頌，他一次如果掙到5美元，就會立即花在孤兒身上。然後，當他掙到90美元時，收養的孩子已經達到25個。”兒童城在成立初期常常麵臨經濟困境，不過它還是生存了下來。到1934年，它已經在距奧馬哈城10英裏的地方擁有了一塊160英畝的校園，包括學校、宿舍、教堂、餐廳和體育設施。在霍華德·巴菲特的幫助下，兒童城於1934年開辦了自己的郵局以便籌集資金。到1936年時，這裏已經成了一個行政村莊。後來到1938年，兒童城因在斯賓塞·特雷西和米奇·魯尼主演的奧斯卡獲獎影片中露麵而聲名大噪。
當一個專業的募款人員特德·米勒看到這部電影後，立即有了一個想法，要把兒童城的募捐活動變成一個轟動全美的運動。兒童城，現在自稱為“小鬼之城”，在每年的聖誕節時，都會發出數百萬封信，信中寫道，“當您在歡慶聖誕時，還有許多無家可歸被遺棄的孩子無法享受這種歡樂……”，同時附上電影中的一幕著名場景，一個街頭頑童懷抱著一個小孩，嘴裏說著一句經典台詞：“他一點兒也不重，爸爸……他是我弟弟。”
人們少則寄來1美元，但集腋成裘，這數百萬封信合起來收回的捐款還是非常可觀的。兒童城利用這筆錢，大肆擴張，校園擴大到了1300英畝，建造了體育場、紀念品商店、農場（可以雇用孩子們工作），還建有職業培訓設施。弗拉納根神父於1948年去世，在他的繼承人尼古拉斯·威格納主教的經營下，資金不斷增加。它現在實際上成了一個聖地，吸引著全國的遊客前來參觀。
我曾經聽說在聖誕節來臨前好幾周，美國國民銀行就要增派人手來處理捐給兒童城的匯款。當然，我也目睹它正在一步步墜入貪婪的深淵。
在弗拉納根創建兒童城的初期，他查詢過法庭的記錄，接收了一些冥頑不化的少年犯，甚至還有幾個殺人犯。但是到了1971年，兒童城開始篩選進入這裏的人，將精神失常、智力遲鈍和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的人排除在外。它基本上隻接受那些“無家可歸”的男孩，並且不能有其他嚴重的問題。兒童城可以容納1000人，卻雇用了600多人來照顧665名男孩。然而，這樣一個龐大的機構，卻隻是收容男孩，並且與世隔絕，營造了一種類似監管甚至監獄的環境，這種方式似乎已經過時了。孩子們依據鍾聲行動：第一聲鍾聲響起時，他們要在巨大的餐廳祈禱；第二聲時坐下；第三聲時開始吃飯；到第四聲響起時，無論吃完與否，都要放下刀叉；第五聲時站起來祈禱；聽到第六聲時就要立即衝出餐廳。他們的郵件要接受審查，一個月隻允許接待訪客一次，並且還要由工作人員選擇，不能自己挑選。他們從事著瑣碎的工作，基本上沒有什麽創造性，也不能和女孩接觸。兒童城隻重視培養低等的職業技能，如采摘豆子和搭建鳥巢。
1971年7月的一個傍晚，在巴菲特家中，沃倫同《奧馬哈太陽報》的編輯保羅·威廉姆斯一起分析兒童城的問題，並且決定深入調查它是如何籌集資金以及如何花費的。《奧馬哈太陽報》已經就該事件進行了一係列報道，並且收到了兒童城的辯解——“我們不討論經濟問題”。現在威廉姆斯派三個報社記者，韋斯·艾弗森、道格·史密斯和米克·魯德開始了秘密調查工作“項目B”，計劃組織一次詳細的調查。他們發現兒童城收到的公開宣傳材料聲稱兒童城沒有從教會、聯邦或者州政府獲取任何資金支持，記者米克·魯德順藤摸瓜，在林肯市內布拉斯加州議會大廈記錄中發現這是假的。這使得他們開始懷疑兒童城的其他問題。
通過其他的基本報道，他們得到了該機構的房產稅記錄、教育情況記錄以及公司的條例。他們發現兒童城同州福利部門的關係長期以來都很緊張。兒童城當時的負責人威格納主教拒絕參加由外部機構組織的評審工作，隻聽取自己員工的建議。威廉姆斯通過國會的資源獲取了關於兒童城郵局的報告，他發現每年通過該郵局發出的募捐信大概有340萬封到500萬封之間。這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其他機構的募捐人告訴他們，基於這樣一個數目，兒童城一年至少可以籌集1000萬美元。巴菲特利用自己的財務知識，分析出它的運營成本連其中的一半也不到。兒童城籌集資金的速度比花錢的速度快。它在1948年經曆了一次巨大的擴張，假如從那以後起，每年積攢500萬美元，巴菲特估計這麽多年來它至少積累了1億美元的剩餘資金。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巴菲特已經加入了當地的城市聯盟。通過這一關係，他結識了當地的一名外科醫生克勞德·奧甘，後者是兒童城唯一一位黑人董事。巴菲特認為這個醫生是一個正派的人。
我們在街道對麵的黑石酒店吃早飯。我不停地講啊講，想從他那裏獲取一些信息。他無法告訴我詳細情況，但是，他也說我沒有錯。他甚至做得更好，盡管我無法從他那裏獲取任何數字，但是他讓我明白這裏一定有故事。
奧甘醫生開始悄悄地指引調查團隊，幫助他們繼續跟蹤事態的發展，同時又沒有泄露機密情報。記者們開始找城裏的人談話，但是毫無進展，兒童城的大部分員工都不敢說真話。巴菲特穿著破舊的網球鞋，被蟲子蛀壞的毛衣，褲子上還沾著粉筆屑，指揮著幾個記者，在奧馬哈城四處遊蕩。“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他說，“無論與《天使神差》中的女記者相對應的男主人公是幹什麽的，那就是我。”到現在沃倫已經接納了蘇珊的朋友斯坦·利普西，他當時是《奧馬哈太陽報》的出版商，也是巴菲特的一個新朋友，他們開始一起慢跑，在他的地下室打壁球。
然後，沃倫突發奇想。他知道國會剛剛通過一項法律，其中有一款是要求非營利組織向美國國稅局提交納稅申報單。
我正在費城的家裏為巴菲特基金會填寫“990報表”，突然腦中一閃，如果我要遞交納稅申報單，他們也許也要報稅。 注釋標題 As a religiously affiliated organization,Boys Toely anyway.
記者們順藤摸瓜，找到了費城國稅局的990報表，焦急地等待了20多天，直到工作人員從成堆的文件中翻出這些檔案。
兩天後，包裹抵達奧馬哈。保羅·威廉姆斯已經雇用了一位新的總編助理蘭迪·布朗，專門幫助處理兒童城事件，整個團隊成了四人組合。“我第一天工作，就看見桌上的990報表。”布朗說。巴菲特當時剛剛購買了喜詩公司，正忙著給全北美的朋友郵寄整箱的糖果。然而，兒童城縈繞在他的心頭，他也親自來幫助布朗分析這些文件。確定無疑，兒童城淨值2.09億美元，而且每年還在以1800萬美元的速度遞增，這相當於它每年開支的4倍。巴菲特興奮不已。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在等著修女犯罪，並通過分析指紋來揭露這一罪行，現在他卻利用納稅申報單突然抓住了一個雙手沾滿罪惡的主教。
他們把辦公桌、文件櫃搬到威廉姆斯的地下娛樂室中，並且扯了三條電話線。最後，“我們追蹤到一切，事情水落石出了”，利普西說，“不過，我們沒法查清他們在瑞士的兩個銀行賬號”。《奧馬哈太陽報》的記者們對自己的發現十分震驚，兒童城收到的捐款規模是聖母大學的3倍。保守估計，每個男孩可以分到20萬美元。米克·魯德戲稱它是“小鬼之城，高額收益”，這個賺錢機器每年能夠帶來2500萬美元的收益，可以用投資的收益輕鬆囊括所有的開支，根本不需要再籌集一分錢。報道整合在一起後，報道小組在黑石酒店召開了一次會議，就在巴菲特辦公室對麵的街上。巧合的是，兒童城的董事會也同時在該酒店的一間會議室舉行。記者們躡手躡腳地走進去，希望不會被看見。這一陰謀已經十分明顯，現在他們開始思考下麵這些問題：兒童城打算怎麽處理所有這些資金？為什麽它要繼續籌錢呢？調查的最後一個環節就是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作為兒童城的管理人員，74歲的尼古拉斯·威格納主教現在負責籌款工作。主教此時已經獲悉《奧馬哈太陽報》正在調查他們，兒童城已經開始匆忙著手進行改革。但是這些記者很自信地確認這位主教還不知道他們已經得到了兒童城的納稅申報單。他們害怕在這一報道上敗給《奧馬哈世界先驅報》，因為一旦它意識到這是一個多麽重大的新聞，就可能利用其更為豐富的資源突然出擊。他們更為擔心的是，兒童城可能突然會同《奧馬哈世界先驅報》合作，給它提供獨家新聞，預先發動攻勢，發布對兒童城有利的報道。
記者們密謀如何采訪威格納和他的上級，希恩大主教。米克·魯德，三十來歲，留著齊肩卷發，八字胡，一副吊兒郎當樣，前去采訪威格納。一看到威格納，魯德禁不住深感同情。威格納滿臉皺紋，禿頂，穿著主教的長袍，伸著脖子，就像一隻老邁的海龜。這位主教看起來十分憔悴，畢竟已經曆經大大小小15次手術的折磨。隨著采訪的進行，他喋喋不休地講著，同時否認接受了政府的資金。當被問起籌集的資金問題時，他說：“我們一直都負債累累。”魯德明白沒有一句是真話，就結束了采訪，帶著錄音帶直接回到威廉姆斯的地下室。威廉姆斯把錄音帶整理出來後，立即把它放到保險櫃中。
當魯德在采訪威格納時，威廉姆斯正在盯著大主教，他們想在采訪威格納的同時對他進行采訪，但無法安排在同一天。希恩——在這一點上可能被暗示過——證實了威格納的陳述，但拒絕進一步發表意見。當這些資料到手之後，報道小組的記者們帶著攝像師來到兒童城的籌款辦公室。它位於奧馬哈一家帶有“富國銀行”標識的大樓裏，而不在兒童城裏。他們不請自入，抓拍了幾張成排女士工作的照片，她們正在打印籌款信和給捐贈人的感謝信。他們也設法采訪了幾個資金籌集人，不過他們都說：“不要在你們的文章裏提到籌集資金的事宜，以免公眾輕易形成錯誤的觀念，導致他們認為我們很富有，我們想讓人們認為是男孩們郵寄的這些信。”
同時，其他記者突然出現在董事大會上。這些董事大都沒有顛覆這一神聖機構的動機。他們包括：掌管兒童城投資收益的銀行家，一個建築師的兒子（這位建築師建造了兒童城校園，同時其公司正在為兒童城建造其他建築），為所有男孩提供服裝的經銷商，以及處理兒童城法律事務的律師。他們中的多數人除了同兒童城的經濟利益相關聯外，所有人都感覺很榮幸能夠成為內布拉斯加最受人尊敬的機構的董事，同時還能夠為它貢獻微薄之力。威格納認為他們是一群討厭的人，並且告訴魯德說，“他們從來沒有做過太多的好事”，“他們一點兒也不了解社會福利事業……他們也根本不懂教育”。據威廉姆斯講，不論他們實際上知道多少，董事會對記者們的提問反應不一，從“吃驚到無知或者完全不懂”都有。兒童城的另外一個管理人員事後才明白過來，說：“董事會沒有完全盡到為威格納主教服務的職責……他們應該早就向他建議，減緩籌集資金的速度。”
這真是太具有諷刺意義了。正是兒童城貧困的背景導致威格納開始籌集資金，正如蘭迪·布朗所說，就好像“狼在門口一樣”。也正是這一原因麻痹了董事會成員，使他們在監管威格納的行為時沒有質疑這是否合理。但是在同樣環境中出來的人，沃倫·巴菲特要替他們打破它。在巴菲特看來，這樣的犯罪不僅僅在於貪婪地籌集資金，更是由於把這些資金隨意堆在那裏而沒有合理地使用。兒童城甚至連預算都沒有。巴菲特認為這種罪孽是對信用責任的拋棄，沒有合理地代表他人行使管理這些資金的權力。
記者們整個周末都在興奮地寫這篇新聞報道。巴菲特和利普西一點點地讀著。“我們隻是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報”，巴菲特說，但是卻要按照著名的全國性報紙的新聞報道標準去寫。最後，他們聚集在保羅·威廉姆斯家的客廳裏，把所有的資料鋪在地上，絞盡腦汁構思標題。最後他們把大標題定為：“兒童城：美國最富有之城？”一篇長達8頁的專題報道出現在了報紙上，同時還有一些相關的花絮新聞，報道以《聖經·路加福音》（16∶2）中“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開篇。
在報道登載前一天，星期三的下午，威廉姆斯把稿件送到了美聯社、合眾國際社、《奧馬哈世界先驅報》和電視台。第二天，1972年3月30日，巴菲特將來回憶起來時仍會認為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天。該報道不僅實現了他的願望——像教會一樣去經營商業活動，而且它還以《聖經》中最受人喜愛的思想——管理工作來開篇，通過這麵鏡子他看到了職責、道德或者義務，以及重要職位的責任。到那一周結束的時候，新聞通訊社已經將兒童城的報道傳遍了全國，成了全國性的醜聞。星期六，兒童城的董事們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停止所有的籌資活動，包括春季已經印好並已裝進信封的所有信件。借助先進的傳播方式，調查報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立即推動了全美非政府組織監管方式的改革。這一報道被《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編輯和出版人》和《洛杉磯時報》等其他媒體轉載。在兒童城醜聞曝光之後，有人立即對26家類似的機構做了一個非正式調查，結果發現超過1/3的機構稱它們的籌款活動受到了影響。
與此同時，威格納的接任者弗朗西斯·施密特主教已經開始負起責任來。他迅速給兒童城的支持者們致信，說：“《奧馬哈太陽報》隻是‘一份購物指南，裏麵刊登的都是黃色新聞、偏見、嫉妒’，據我所知，這篇報道充滿了狹隘和偏執。”他還指出他們的動機是反天主教的偏見。事實上，這些記者早就竭盡全力避免出現這種偏見。另外，施密特還說這篇報道充斥著“卑鄙可恥的含沙射影”，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這是一份由庸俗編輯組成的廉價報紙，而它的老板卻是一個富得流油的家夥”。威格納仍然頑固不化。“兒童城，”他說，“仍然會存在，而那堆黃色垃圾——所謂的《奧馬哈太陽報》——卻會被忘掉。”對寫信詢問兒童城醜聞的人，威格納都發送了一封相同的信，告訴他們《奧馬哈太陽報》的報道在傳播“聳人聽聞的地方八卦”，並且說兒童城目前不再接受捐款，因為“我們的資產和設施已經增值了好幾倍……因此可以滿足我們的開支”。這些信件打印在普通紙上，在最下麵都寫著“您的捐款符合減稅的要求”，並且“我們從不雇用募捐人或者籌資機構——我們不支付傭金”。
在《奧馬哈太陽報》的報道刊登幾個月後，奧馬哈新聞俱樂部舉行年度演出活動，一組歌手為奧馬哈的名人們（有幾個來自其他城市）表演節目。他們用歌聲來諷刺威格納主教和兒童城：
大約在50年前，
我們建造了一座兒童城。
我們呼籲人們都來捐款，
錢財滾滾而來。
我們請求人們救濟，
匯款紛至遝來。
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孤兒
全都獲得了慷慨的資助。
沃倫·巴菲特剛一出現，
我們的資金就被曝光，
所有的財源全都中斷。
（合唱）
誰在從中作梗，
攪亂了威格納主教的募捐箱？
現在我們成了過街老鼠，
好像我們會傳播天花一樣。
你可知道，這是個陰謀詭計，
沃倫·巴菲特，
你為什麽要攪亂威格納主教的募捐箱？
從好萊塢來了一些家夥，
拍了一部電影；
米奇·魯尼向人們展示，
他們應該把錢花到哪裏。
斯賓塞·特雷西用她萬分的虔誠
扮演自己的角色；
我們賣掉無數的爆米花，
隻是為了購買AT&T。
我們把錫杯傳到各地，
讓人們安樂富足地生活；
沃倫·巴菲特突然出現，
查清了我們的資產負債表。
我們建造了豪華的別墅，
用來給這些孩子上課。
星期五不是去釣魚，
而是在溫室中吃野雞。
我們總是向別人訴苦哭窮，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欠過債。
最後算出來了，
每個人都能分到20萬美元。
巴菲特吹響了笛聲，
全憑滿懷惡意和嫉妒的一時之興；
他肯定在心中盤算，
我們正變得像他一樣富有！ 注釋標題 Used ion.
巴菲特從來沒有感覺看納稅申報單如此有意思，他想做個備忘錄，把事件的進展記錄下來，隻是為了證明《奧馬哈太陽報》不會像主教預計的那樣被遺忘。代表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利策獎，“開始使我激動不已”，他說。他讓保羅·威廉姆斯開始填寫申請表。威廉姆斯為巴菲特準備了一份詳細的大綱，把他描述成一個有自己的戰略思想、有著長期報紙管理經驗的人。“在一個國家，經濟因素不可避免地導致每個城市隻能擁有一家日報”，巴菲特寫道，《奧馬哈太陽報》提交的申請中應該強調“對另一家印刷媒體的需要”。另外一家報紙，甚至隻是郊區的周報，也會增加“處於困擾中的巨人歌利亞的價值”，但是主流報紙都害怕這麽做，因為這樣“可能看起來很傻”。
米克·魯德寫了一篇關於兒童城的追蹤報道，這招致威格納主教在采訪中指責這些報道含有種族歧視，同時這篇報道也揭露了湖邊兒童城的孤兒們種植大麻的醜聞。保羅·威廉姆斯把這篇稿子給斃了，他說《奧馬哈太陽報》還要走陽關道，在某種程度上要避免以後的報道受到影響，同時也是為了避免讓人們感覺他們有反天主教的傾向。此時，普利策獎即將揭曉。“太糟糕了。”魯德在日記中自言自語道。
《奧馬哈太陽報》的記者們知道普利策獎的競爭太激烈了。他們要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性新聞記者卡爾·伯恩斯坦和鮑勃·伍德沃德競爭，後者追蹤一起發生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的普通盜竊案，當時正值1972年尼克鬆與麥戈文爭奪總統候選人資格，最後卻發現這是一起巨大的政治間諜案和故意破壞行動。不過《奧馬哈太陽報》在1972年也很有實力競爭這一新聞界最高獎項。
1973年3月，美國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和全國新聞協會，授予《奧馬哈太陽報》公共服務方麵的最高獎勵，《華盛頓郵報》獲調查報告獎。在頒獎典禮之前的一次雞尾酒會上，當斯坦和珍妮·利普西在人群中擠來擠去，希望能夠一睹卡爾·伯恩斯坦和鮑勃·伍德沃德的風采時，珍妮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她的丈夫說：“我敢和你打賭，我要賭100美元，你一定會獲普利策獎。”幾周後消息傳來，《奧馬哈太陽報》獲得了普利策地方調查報道獎。整個報社沸騰了，人們歡欣鼓舞。這一次，它同獲得公共服務獎的《華盛頓郵報》平起平坐了。蘇珊·巴菲特舉行了一次慶祝晚會，她製作了一個寫有“太陽報普利策獎”字樣的巨大點心，放在家中。在晚會上他們也慶祝一些其他的勝利。兒童城開始在一些項目上進行投資，並且迅速組建了一個中心，對兒童的聽力和言語缺陷進行研究和治療。還算幸運，它還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兒童城從現在開始有了預算，並且向公眾公開其財務狀況。
那一年他們沒有像往年一樣郵寄聖誕節籌款信，隻是寄了一張聖誕賀卡表示感謝，同時也附上了希恩大主教的一封信，信中“十分遺憾地”宣布，威格納主教由於“健康原因”不得不退休。盡管他確實十分憔悴和虛弱，《奧馬哈太陽報》那些尖刻的記者卻認為“這是因為他所讀到的報道”而導致的。
1974年的複活節，傑克·林沃特爾轉給沃倫一封信的副本，這是威格納神父（已經不是主教了）寫的信。信中不再說那些無家可歸被遺棄的孤兒沒有快樂的聖誕節了，相反，信中詳細地介紹了兒童城剛剛參與的一些投資巨大的新項目，以及打算雇用專家“以幫助我們計劃未來”。在這封信之後，兒童城仍然收到了360萬美元的捐款，但因為受到醜聞的影響，同上一年的最高值相比少了很多。
因此，這一事件的結局和其他的一樣：一種複雜的勝利，為了應對公開的尷尬，一方麵加以掩蓋，一方麵加以改革，卻沒有完全改變體製。雖然兒童城最後又獲得了董事會和管理層的信任，但這不是一天就實現的，董事會的利益衝突並沒有消失，至少沒有立即消失。
甚至《奧馬哈太陽報》的榮譽也是曇花一現。它的經營狀況並不景氣，這個愛揭醜的編輯保羅·威廉姆斯在榮獲普利策獎後不久就退休了。那些調查新聞記者也一個個另謀高就，跳槽到了其他報社和通訊社。除非巴菲特甘願它繼續賠錢，《奧馬哈太陽報》的經濟狀況無法讓它像過去一樣支撐未來的發展。《華盛頓月刊》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即使大報也是如此——巴菲特也不會這樣做的。在一定意義上，《奧馬哈太陽報》是他的“煙蒂”之一，他已經吸進了最後一大口。
在另一種意義上，和其他事情相比，他從《奧馬哈太陽報》中獲得的短暫聲譽隻是他的副產品。最近，因為其他原因，巴菲特已經在投資者的頭腦中引發了一場震蕩。一個叫喬治·古德曼的作家以亞當·史密斯為筆名出版了一本題為《超級金錢》的書，猛烈抨擊了20世紀60年代股票市場的泡沫。這本書十分暢銷，賣出了100多萬冊。這一泡沫突然把基金經理們送到最高點，然後幾乎在一夜之間，泡沫破滅將他們拋進低穀，就好像他們的發動機突然沒油了。他們被描述成了“長角魔獸”，引誘普通投資者的可惡家夥。但是當講到本傑明·格雷厄姆和巴菲特時，古德曼知道他遇到了兩個非常與眾不同的人物，他花費了整整一章來寫這兩個人，把他們寫得光彩奪目。
古德曼十分敬重精通拉丁語和法語的格雷厄姆，曾經受到他的熱情款待。但是當格雷厄姆出現在《超級金錢》一書中時，形象卻不佳，說起話來有些矯揉造作，話語中透露著一種自我諷刺的感覺。而巴菲特卻是另一副模樣：全美國一流的投資專家，極其喜愛百事可樂，獨自一人經營著自己的事業，遠離華爾街的那些撒旦。巴菲特同格雷厄姆一起出現在書中，就像一塊兩英寸厚的丁字牛排同一塊鵝肝醬放在同一個盤子裏。人人都想要牛排。
這本書的所有評論者都提到了巴菲特。華爾街資深作家約翰·布魯克斯稱他為“巴比倫的清教徒”，身邊卻圍滿了“貪婪、蓄短連鬢胡子的證券投資巫師”。一夜之間，巴菲特成了明星。
甚至在奧馬哈，《超級金錢》也引發了小小的轟動。在這本暢銷書中，巴菲特被加冕為“投資之王”。他現在是人們常掛在嘴邊的“那個沃倫·巴菲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