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簡單、安全、有利潤且令人愉悅
32 簡單、安全、有利潤且令人愉悅
奧馬哈 1968—1969年
1968年1月，巴菲特召集追隨格雷厄姆的同伴們——這是他第一次將他們聚集在一起——在股票市場變瘋狂的過程中間舉行一個信徒式的會議。“在過去幾年裏，他們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認為正在拉霍亞集合的這幫人就是留下來的守護者。”他寫道。他邀請了格雷厄姆以前的學生比爾·魯安、沃爾特·施洛斯、馬歇爾·溫伯格、傑克·亞曆山大和湯姆·納普。他還邀請了查理·芒格（他已經把芒格介紹給格雷厄姆）、芒格的合夥人羅伊·托爾斯以及傑克·亞曆山大的合夥人巴迪·福克斯。已經離開芒格的合夥公司而成為特雷迪–布朗公司合夥人的埃德·安德森也在邀請之列，此外，還有桑迪·戈特斯曼，關於他，巴菲特告訴格雷厄姆，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而且是你的仰慕者”。最後，巴菲特說：“我想你也許記得亨利·勃蘭特，他和我們合作得很緊密。”
巴菲特在類似桑伯恩地圖等交易中的合作者，同時也是他婚禮上的伴郎弗雷德·斯坦貝克因為太忙了沒能參加。沃倫結束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習幾年後，和1949年“內布拉斯加小姐”範尼塔·梅·布朗在紐約重聚，一起吃飯。他們分別帶上了蘇珊和弗雷德，把這次晚餐變成了兩對夫妻的約會。此前，弗雷德通過沃倫至少和範尼塔見過一次麵。她那時叫範尼塔·梅·布朗·納德蘭德，因為她曾和納德蘭德家族的成員有過一次短暫的婚姻。這個家族擁有劇院，是美國娛樂界的一分子。晚餐過後，沃倫最內向的朋友弗雷德，就如另外一個朋友評價的那樣，“任她擺布”，這似乎也證明了古老的格言“異性相吸”。起初，他倆的結合看起來就像是沃倫在哥倫比亞學習生涯的迷人後記——從那個時期帶入巴菲特夫婦圈子裏的一對佳偶。他確實有安排朋友生活的傾向，要求他們和他合夥，把他們安排在自己公司的董事會，通過各種各樣的紐帶把他們卷進自己的生活。兩個朋友的結合感覺上像是對他的讚揚，不過後來證實這是弗雷德一生中做過的最糟糕的決定。
弗雷德和範尼塔一直住在北卡羅來納州的薩利斯伯裏，那是他長大的地方，而且他的家族在那裏創立了“Snap Back anback”頭痛藥公司。現在弗雷德自己也需要頭痛藥，因為他正努力從這樁婚姻中抽身出來。範尼塔已經在小小的薩利斯伯裏紮根，而且留在那兒用盡她的創造力來讓弗雷德苦惱，他們還在法庭上唇槍舌劍。因此，和其他的格雷厄姆追隨者不一樣，弗雷德對股票市場的興趣暫時被轉移了。同時，市場正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上億美元被人們用來搭所謂專家的便車而湧進市場，其實那些專家自己也沒有幾年的賺錢經驗。超過50隻新的投資基金進入市場，還有將近65隻正準備進場。對廣大範圍內的個人而言，持有股票成為一種時尚，這在美國曆史上是第一次。巴菲特形容這段時期和“不斷擴散的連鎖信”甚至和“躁鬱症”相似，大多數人“滿懷希望、輕信和貪婪，找個理由就能相信”。
在一個仍然通過紙質票據進行交易，需要運送股票憑證的業務裏，交易量已經達到文書工作快把市場壓垮的水平。大量的指令被重複或者從未執行，票據放錯，要不就扔在垃圾堆裏，文件室的股票憑證不見了，推測是被偷了，還有謠言說黑手黨已經潛入市場。各種各樣的改革在1967年和1968年推進，自動化和電腦化交易係統正在竭力趕上。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關閉舊的“私下出售”市場。全美證券商協會宣布準備上馬一個叫作“納斯達克”的新係統，為小股票進行報價服務。大多數不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價格不再出現在剛印出數據就不新鮮的粉單上，而是公布出來，並且根據變化隨時進行電子更新。做市商必須站在他們張貼的報價旁，親手更新。任何有知識、擅長殺價且意誌堅定的交易者都不會喜歡這個新係統。在一個已經很困難的市場裏麵，這將讓巴菲特的工作更加艱難。
沃倫給每一位將到拉霍亞的格雷厄姆追隨者發出了指引。“除了1934年版的《證券分析》一書以外，請不要多帶任何東西。”他寫道。不管他們年齡如何，妻子一律留在家裏。
在他的信裏，巴菲特提醒他們到這兒來是聽格雷厄姆這個偉人，而不是另外什麽人的教誨的。這個團隊中的幾個人——芒格、安德森、魯安——更健談。當然，當說到投資的時候，沒有人比巴菲特更健談。37歲的他已經有資格稱呼他以前的老師“本”（本傑明的昵稱）。不過有時他仍然會忘記而稱呼“格雷厄姆先生”。因此他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提醒自己不要總想著去做課堂上最好的學生。
得到這樣的指示後，這12個格雷厄姆的崇拜者在科羅拉多酒店聚齊，海灣對麵就是聖迭戈。沃倫原本希望在便宜很多的地點如假日酒店會麵。他確信，這個團隊的人都明白選擇這個度假勝地，來奢侈享受這裏的粉紅和白色相間的維多利亞甜食是格雷厄姆的主意。
當這12個人抵達聖迭戈時，巨大的風暴已經來臨，雨水如注，大海翻騰，但是沒有人介意，他們來這兒是談股票的。巴菲特非常驕傲自己能給老師設計一個表示敬意的禮物，而且能有機會給他的新朋友們炫耀本傑明·格雷厄姆的智慧。格雷厄姆來遲了，可畢竟曾經是老師，他一到這兒，立刻給了他們一場測驗。
在任何情況下，聽格雷厄姆說話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每一個句子都很複雜且用了典故。他給他們的測驗也一樣。“雖然有些複雜，但不是特別複雜——有些是有關法國故事的，或者類似的。不過你可能知道其中一些答案。”巴菲特說。
他們卻不這麽認為，隻有羅伊·托爾斯做對了超過半數的題目。除了有兩道題他確切知道不正確以外，其他每道題他都回答“正確”，最後他得了11分，總分20分。最後他們才知道這個“小測驗”原來是格雷厄姆教學技巧中的一個，是為了告訴人們，即使一個看起來容易的遊戲也會被操縱。後來，巴菲特有句名言：知道一個聰明的家夥洗牌作弊並不是必要的保護措施。
在會議的其他時間裏，格雷厄姆帶著困惑忍受著討論股票發起、製造業績、偽造賬目、機構投機和“連鎖信並購綜合征”。不過他再也不參與了，相反，他想猜謎語，而且會饒有興致地加入腦筋急轉彎、詞匯或者數字遊戲。
然而，巴菲特和以往一樣投入，盡管他在1967年10月給合夥人的信中寫道，從現在起，他不再把自己局限在“簡單、安全、有利潤且令人愉悅”的活動裏。他從聖迭戈返回奧馬哈後，把精力都放在合夥公司的問題上。他需要讓合夥人知道他們擁有的一些業務並不怎麽樣。他在接下來的兩封信中給了一些微妙的暗示。1967年他詳細地描述了紡織業的艱辛，而1968年他沒有進一步提及這門業務，盡管伯克希爾工廠的前景和收入並沒有改善。多元零售公司的收益由於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的拖累而減少。然而，巴菲特還是沒有采取符合邏輯的下一步，出售伯克希爾–哈撒韋或者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
這裏，他的商業直覺和他身上的一些其他特點有衝突：收賬的迫切願望、被人喜歡的需要、過分避免衝突。在1968年給合夥人的信中，他用錯綜複雜的解釋說明了他的想法：“在生意中，當我和自己喜歡的人打交道時，我發現這對我是種激勵（什麽事情不這樣呢？），而且能獲得相宜的資本總體回報（比如10%—20%），為了多掙那麽幾個百分點而倉促行事是愚蠢的。而且對我而言，在一個合理的回報率下和高品位的人建立愉悅的私人關係，比在更高的回報率下麵對可能的憤怒甚至還要糟糕的情況，要明智得多。”
不斷增多的巴菲特觀察家在讀到這些話時也許會很驚訝。他用“總”回報衡量，允許其中一些生意出現比平均水平差的情況。看到巴菲特——曾經像緊緊捏住牙膏管擠牙膏一樣，從1美元裏要擠出1個百分點的最後1/10這樣一個人——對“那麽幾個百分點”輕蔑地表示不屑是令人震驚的。
可是他的業績表現讓抱怨的人閉上了嘴，因為即使調低了預期，他仍然繼續超越了自我。合夥公司自成立12年以來，年平均回報超過31%，而道瓊斯指數隻有9%。巴菲特一直強調的安全邊際總是以對他有利的方式和機會相切。安全邊際對他的平均成功率的累積效應意味著，投資道瓊斯指數的1000美元現在隻值2857美元，而他已經達到這個數字的將近10倍——27106美元。現在，巴菲特的合夥人相信他給的總是比他承諾的要多。1968年，巴菲特證明了這種業績表現的可預測性和確定性，而在這亂哄哄的一年裏，學生們差點兒接管並關閉了哥倫比亞大學，示威遊行的嬉皮士變得更好戰，而激進分子差點兒提名一頭豬當總統。
不過到了1968年的中期，巴菲特決定拋棄棘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既不簡單、安全、有利潤，也不令人愉悅的公司——以及不幸的紡織工人。他提出把公司賣給芒格和戈特斯曼。他們來到奧馬哈拜訪並進行商討。但是，經過三天的討論，芒格和戈特斯曼誰都不想買這家巴菲特認為自己沒有了它反而能生活得更好的公司。他無法擺脫伯克希爾–哈撒韋。
因為服裝部和梭箱織機部不能自給自足，需要花不少錢才能繼續經營下去，巴菲特被迫采取行動。對他來說，在沒有任何回報希望的前提下配置資本是很大的罪過。他告訴肯·蔡斯該怎麽辦。蔡斯失望了，不過他還是聽從指示，關閉了這兩個部門。巴菲特仍然不參與整個過程。
因此，他現在擁有的是一個有兩項業務的合夥公司，一項成功——國民賠償公司，一項失敗——伯克希爾–哈撒韋，加上多元零售公司80%的股份，當然，還有廣大範圍內的其他公司的股份。隨著1968年一天天過去，市場中的邊緣股票開始下跌，投資者們集中追逐最大、最安全的公司股票。事實上，巴菲特自己也開始購買最平淡無奇、最受歡迎但尚屬合理定價的股票：1800萬美元的AT&T公司，960萬美元的古德裏奇公司，840萬美元的AMK集團（後來的“聯合商標”），870萬美元的瓊斯與拉夫林鋼鐵公司。但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在積累更多的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盡管他自己有不購買業績糟糕股票的原則，盡管這個紡織生意已經深陷泥沼。而在不久之前，他還試圖把它賣給芒格和戈特斯曼，但是既然賣不掉，他似乎又想擁有他能弄到的所有股票。
他和芒格還發現了另一個他們認為有希望的公司，並且正在盡他們所能地買進。這就是藍籌印花，一個經營印花的公司。他們兩個將分別或者一起購買，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這家公司將戲劇性地重塑這兩個男人的事業。
印花是一種營銷贈品，零售商們會將之連同找零一起交給客戶。顧客會把這些印花放入抽屜，貼到小冊子裏。兌換的時候，隻要有足夠數量的小冊子就可以買回來一個烤爐、一根釣魚竿，或者一副繩球套裝。積攢印花帶來的小小激動屬於一個正在消失的世界：一個節約的世界，一個害怕債務的世界，人們把這些“免費的禮物”看成是對不怕麻煩地收集、保存印花並且從不浪費的獎賞。
不過印花並不是真正免費的。商店支付印花的錢因而會相應提高商品的價格。如果不算加州，印花業的全美領先企業是斯佩雷與哈欽森公司。在加州，一批連鎖店成立了自己的印花公司——藍籌印花公司，並以折扣價賣給自己印花，從而把斯佩雷與哈欽森公司的綠色印花排除在外。藍籌印花公司是典型的壟斷經營。
如果你讓所有主要的石油公司和食品雜貨商都派發一種印花，這就像壟斷。人們會不要找零但會拿上印花。殯儀業者也派發印花，妓女們也派發印花。我一直在想，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妓院老鴇對一個女孩說：“從現在起，你最好發雙份印花，甜心。”印花到處存在。每個人都有，人們甚至仿製它們。
1963年，司法部就貿易限製和在加利福尼亞州壟斷印花業務而對藍籌印花公司提起訴訟。斯佩雷與哈欽森公司也起訴它。當時股票不景氣，已經成立自己的合夥公司——太平洋合夥公司的裏克·格林注意到藍籌印花公司並且告訴了芒格。巴菲特也注意到了。“藍籌印花公司並沒有完美的理念。”查理·芒格承認，不過他們都決定下一個適當的賭注，賭藍籌印花公司能夠走出目前的困境，但斯佩雷與哈欽森公司的法律訴訟是最大的威脅。
他們看中了這家公司，因為它有“浮存金”。印花是預先付過款的，而獎品在之後兌換。在這期間，藍籌印花公司可以使用這筆錢，有時可用好幾年。巴菲特第一次接觸這個誘人的概念是通過買GEICO股票，這也是他要擁有國民賠償公司的部分原因。保險商在被索賠之前能先拿到保費，這意味著他們可以拿這筆錢進行穩定且不斷增長的浮存金投資。對於像巴菲特這種對自己的投資能力非常自信的人而言，這樣的生意實在誘人。
很多行業都有浮存金。銀行的存款也是浮存金。顧客們通常會認為銀行把他們的現金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是幫了他們的忙，然而銀行會把這些存款以他們所能收的最高利率放貸，賺取利潤。浮存金就是這麽回事。
巴菲特、芒格和格林知道如何發現投資機會。如果有人給他們印花，他們會把這個情況倒過來想：“嗯，也許擁有印花公司會更好。”然後他們會搞清楚為什麽。他們再也不會花費時間存印花來換取木炭火盆或繩球套裝，就和他們不會穿著睡衣去辦公室一樣。甚至巴菲特——兒童時期是個印花收集者，有時還會夢到數印花，在他的地下室裏還有一堆令人傷感的藍鷹郵票——也願意擁有該公司的股票，而不是收集藍籌印花。
1968年，藍籌印花公司開始解決這場由競爭者提起的訴訟。它和司法部達成“和解”，擁有這家公司的食品雜貨連鎖店將向那些派發印花的零售商出售公司45%的股份。為了從食品雜貨商那裏轉移更多的控製權——正是他們給了這家公司不夠完美的概念——司法部要求這家公司為它1/3的印花業務另外再找一個買主。然而，看起來藍籌印花公司已經在這場法律爭端中挺了過來。
芒格的合夥公司已經買了兩萬股藍籌印花公司股票，格林買的數量也差不多。在這個過程中，芒格表現出的對這家公司專有權的態度和巴菲特對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態度如出一轍。他警告其他人離它遠點兒。“我們不希望任何人買藍籌印花公司，”他告訴人們，“我們不希望別人買這隻股票。”
隨著市場的上揚，巴菲特把合夥公司的臨時現金頭寸增加至數千萬美元，盡管他還在大量購買股票。他的合夥公司從幸運超級市場和市場籃子公司接收了藍籌印花公司的股票，另外還有亞曆山大市場擁有的股份。然而，他還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繼續買進，直到合夥公司擁有超過7萬股。他也為國民賠償公司和多元零售公司買了斯裏夫提馬特商場所持股票的5%，它是藍籌印花公司最大的股東之一。巴菲特算好了，他最終能讓斯裏夫提馬特商場用藍籌印花公司的股票換自己的股票。幸運的是，他們主要是基於斯佩雷與哈欽森公司的法律訴訟能和解而下的賭注——否則，時間上的安排和配合將是可怕的。
就在巴菲特、芒格和格林投身於藍籌印花公司時，公司穩步增長的銷售已經成了強弩之末。婦女們開始對坐在家裏往小冊子裏貼印花失去了興趣。快速發展的婦女解放運動意味著她們能利用時間幹更好的事情，也意味著更多的錢以及如果她們想要一個電動攪拌器或一個瑞士火鍋套裝，就能買下它們，而不是攢印花來換。社會角色和慣例已經顛倒，傳統文化被蔑視，以致年輕人斷言：“不要相信任何30歲以上的人。”38歲的巴菲特並沒有覺得自己老了——他從不覺得自己老——但是“從哲學上說，我是在一個老年人病房裏”，他寫信告訴合夥人。他已經和現代文化與金融活動不合拍了。
1968年在巴黎舉行的越南和平談判的前景啟動了市場又一輪喧鬧歡騰的反彈。盡管巴菲特為自己驕傲，因為他用很小的風險培養、照料自己的合夥公司，將之從7個投資人、10.5萬美元的資金發展到超過300人、1.05億美元的資金，但他已經成為市場裏的長者，在那些年輕的江湖藝人麵前似乎黯然失色了。他們能用耀眼的數字讓幾年的價值閃光，會在幾乎一夜之間讓新的投資者給他們5億美元。
說到那些正在形成的新科技公司，他似乎顯得特別過時，而且處之泰然。他出席格林奈爾學院的會議時，發現學校的理事朋友鮑勃·諾伊斯渴望離開仙童半導體公司。諾伊斯、戈登·摩爾（公司的研發總監）和公司研發部的副總監安迪·格魯夫基於一個把電路科技延伸至“更高的集成水平”的朦朧計劃，決定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山景城成立一家新公司。羅森菲爾德和學校的捐贈基金都各自表示要投資10萬美元，還有幾十個人幫助為新公司籌集了250萬美元——這家公司很快被命名為英特爾（Intel），是“集成電子”（Integrated Electronics）的縮寫。
巴菲特一直以來對科技股存有偏見，因為他覺得這樣的投資沒有安全邊際。幾年以前的1957年，他叔叔弗雷德·巴菲特的妻子凱蒂某一天帶著一個問題來到沃倫家——她和弗雷德應不應該投資她的兄弟比爾的新公司？比爾·諾裏斯離開了雷明頓–藍德公司（雷明頓–藍德公司後來和斯伯利電子公司合並，成為斯伯利–藍德公司，接著，於1986年和巴勒斯合並，成為尤利西斯公司）的UNIVAC計算機部門，準備創建一家名為“控製數據”的公司和IBM競爭。
沃倫嚇了一跳。“比利認為雷明頓–藍德公司落後於IBM。我認為他瘋了。他離開雷明頓–藍德公司時，有6個小孩，更不用說有錢了。我認為比利離開雷明頓–藍德公司也不可能變得富有。我想他離開隻是因為他感覺不得誌。每件事情都必須去紐約得到批準而後再回來。凱蒂嬸嬸和弗雷德叔叔想在公司初期投資。比利沒有錢。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人真正有錢。”是的，除了巴菲特和蘇珊。“如果我願意，我應該可以為它提供一半的資金。但是我非常不看好它，我告訴他們，‘這個項目對我而言沒什麽價值。誰還需要另外一家計算機公司呢’？”
但是因為比利是凱蒂的兄弟，這一次，她和弗雷德不聽沃倫的建議投資了400美元，以16美分一股的價格買了那些股票。
這家控製數據公司給投資者的回報並沒有改變巴菲特對技術的觀點。同時期創建的其他許多科技公司已經失敗了。然而出於對羅森菲爾德的尊敬或者出於別的什麽原因，巴菲特為格林奈爾學院簽署了一項技術投資。“我們在賭騎師，而不是在賭馬”，他就是這麽看待它的。不過，更為重要的是，羅森菲爾德為大學的投資提供擔保，這提供了安全邊際。盡管巴菲特欽佩諾伊斯，他也沒有為合夥公司買進英特爾的股票，從而錯過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投資機會之一。雖然他在困難的環境中已經降低了投資標準——還會再這麽做——而他永遠都不會做的妥協就是放棄他的安全邊際。正是這個特別的品質——如果他不能約束風險，那就會放棄可能的財富——才讓他成為沃倫·巴菲特。
但是，現在對他而言，整個市場開始看起來都像英特爾。他在1968年底的信中清醒地評估說，目前的投資想法正處於低穀。“懷舊再也不是以前那個樣子了。”他總結道。
正如他後來解釋的：“這是一個有好幾萬億美元的市場，然而我卻找不到聰明地投資1.05億美元的辦法。我知道在一個我認為自己不能做得很好，或者我不得不去做好的環境裏，我是不想去管理其他人的錢的。”
他的這個態度和1962年時顯著不同，當時市場也同樣在飛漲。兩次他都為之歎息。但那時他竭盡全力籌集資金，掩蓋了他不能讓錢工作的無力。
合夥人被他嚴厲的措辭和他為他們掙錢的方式之間的反差搞得一頭霧水。一些人開始用幾乎超常的信心來信任他。巴菲特這種令人沮喪的預測越準，他本人就越具有傳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