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絞刑架決定未來
31 絞刑架決定未來
奧馬哈 1967—1968年
1967年夏，自美國南北戰爭以來最嚴重的騷亂、搶劫、焚燒浪潮席卷美國。之後，馬丁·路德·金說：“我們將麵臨更多像這個夏天那樣的騷亂事件，我們將身處右翼接管的法西斯式的危險之中！”由於運動沒有取得很大進展，憤怒的金拒絕支持暴力抵抗。一些激進主義分子認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和金博士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應該針對那個夏天的衝突混亂和焚燒十字架的行為做出正麵回應。
奧馬哈的非暴力積極分子把巴菲特夫婦——他們兩個現在在奧馬哈都有影響力——納入了他們的非正式網絡。拉克·紐曼（沃倫在奧馬哈最好的朋友尼克·紐曼之妻）和蘇珊一起工作，她們向基督教青年會和其他組織施壓，要求他們給窮苦地區的分支機構更公平的資金份額。通過由非洲裔美國人朋友羅德尼·韋德管理的聯合衛理公會社區中心，蘇珊和拉克送黑人小孩參加夏令營，並且為當地高中的學生成立了一個跨種族的對話團體。韋德慢慢成為巴菲特家的常客。掌管巴菲特結算室的約翰·哈丁為公平居住請願書收集了成千上萬個簽名。尼克·紐曼通過發動沃倫參加各種各樣的當地人權組織，直接把他帶入了鬥爭。沃倫的角色不是去出勞力，而是去發言。他、紐曼和哈丁曾經在林肯的立法機構門口為“自由售租房屋”做證。蘇珊則多次購買房子，為那些想搬到白人社區的黑人挺身而出。
近期，沃倫被介紹給了喬·羅森菲爾德，後者經營總部位於附近的得梅因的青年連鎖百貨商店。羅森菲爾德和當地以及全美國的政治都有聯係，他和巴菲特的政治觀點相同。他也是格林奈爾學院的董事，這所學院就像一個小小的激進的孤島，坐落在艾奧瓦州格林奈爾的一片小村落中間。思想開放的學生們畢業以後傾向於參加社會服務，而學校也一直致力於提高非洲裔美國人的招生率。
格林奈爾學院於1846年成立，80多年後幾乎破產。自從羅森菲爾德開始捐助以來的20多年裏，他已經花了近1000萬美元。他機智敏銳，同時也被悲傷籠罩，因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失去了唯一的兒子。蘇珊很快和他建立了特別的關係。鑒於他們共同的興趣，羅森菲爾德很自然地想把巴菲特夫婦帶入他最重要的事業中。
1967年10月，這所學院以“身處變化世界中的文理學院”為主題舉辦了一個為期三天的集資大會。會上的發言者雲集了20世紀60年代文化界耀眼的名人——包括憑借小說《隱形人》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作家拉爾夫·埃裏森，質疑種族作為生物學概念的社會生物學家阿什利·蒙塔古，普及媒體驅動的“地球村”概念的傳播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當代藝術家羅伯特·勞森伯格，以及退休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前任總裁弗雷德·弗蘭德利。然而眾人期待的演講者是馬丁·路德·金—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可不是艾奧瓦州的常客。羅森菲爾德邀請了巴菲特夫婦參加大會。為了那個星期日早上的活動，他們和5000人一起擠在達比體育館裏。
金和莫爾豪斯學院的院長一起前來，後者將為他做介紹。他們晚了好幾個小時，國民警衛隊員、警察以及私人安保人員從早上10點起就開始加強戒備。在等待的時間裏，觀眾們餓著肚子，變得坐立不安。
最後，馬丁·路德·金終於穿著他布道者的長袍走向講台。他選擇的主題是“在革命中保持清醒”。他聲若洪鍾，開始引用詩人詹姆斯·拉塞爾·洛韋爾的詩作《目前的危機》裏的詩句，這也是人權運動的聖歌。
絞刑架上是永恒的真理，
王座上是永恒的謬誤，
然而絞刑架決定了未來，
在芸芸眾生背後，
上帝站在陰影裏，
駐足觀望。 注釋標題 Thismon paraphrase of Lo Crisis’1844.
他談到了受難的意義。受甘地鼓舞而轉向非暴力抵抗的他引用了《山上寶訓》裏的內容：“為父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將繼承大地。”
蘇珊被他充滿力量的話語深深感動，她看到自己的丈夫也深受感動。巴菲特總是跟有氣勢、充滿魅力的演講者有共鳴。現在他看到馬丁·路德·金就站在他麵前：這個人充滿道義勇氣，曾經因為自己的信仰被毆打，被投入監獄，被戴上腳鐐從事艱苦的勞動，被鞭抽棒打。盡管遭受反對和暴力，而取得的成功有限，但他仍然踐行其主張將近10年。馬丁·路德·金曾經這樣描述非暴力的力量：“它是解除對手武裝的方法。它揭穿了其道德偽裝，削弱了其鬥誌，喚醒了其良知……甚至即使對手想殺死你，你也要堅定內心的信念。有些事物是如此珍貴，有些事物是如此值得珍視，有些事物是如此有價值，它們值得我們為之犧牲。如果一個人還沒有發現他可以為之犧牲的事物，他就是苟且活著。當一個人發現了這一點，他就有了力量。”
馬丁·路德·金是個先知，他看到了榮耀，看到了現實中的邪惡，看到了人們因為麵臨恐懼而從睡夢中驚醒。他呼籲他的追隨者們也置身這個現實中。他說，基督教一直堅稱我們心中的十字架重於我們的王冠。他在很多次講演中重複的一句話打動了巴菲特的心，刺穿了他的理性。
“法律不會改變人的心靈，”他說，“但能阻止人的無情。”
他用洪亮的聲音說出這句話，接著繼續講下去，以這句話作為演講主題。
蘇珊經常對丈夫說，生活裏有很多比坐在房間裏賺錢更有意義的事情。1967年10月，處於人權鬥爭痛苦中的巴菲特給合夥人寫了一封特別的信，這封信表明他的想法發生了一些改變。這封信比他每年寫給股東們的年度報告要早，裏麵隻展示了他的策略而沒有披露這一年即將收獲的成果。“在市場行為過度反應的模式裏，我的分析方法價值有限，”他接著寫道，“和我更年輕和錢更少的時候相比，現在為了得到更加出色的投資業績，我從個人的興趣出發，使用的方法比以前少了一些強迫性……我和目前的現實不同步。但是有一點我清楚，我不會擯棄先前的方法，因為我理解它的邏輯（盡管我發現運用起來有困難），即使它也許意味著放棄大的、顯然很輕易得到的利益，我也不願使用我根本不了解、尚未有過成功經驗因而也許會導致巨大且永久的財產損失的方法。”
他提出“少一些強迫性的方法”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個人目標。他說他的個人目標已經開始闖入：“我願意擁有一個能兼顧大量非經濟活動的經濟目標……我很有可能限製自己隻接觸相當簡單、安全、有利潤且令人愉悅的投資。”
接下來，巴菲特的舉動讓合夥人吃了一驚，他把之前設定的每年超過市場10個點的目標下調為5個點——或隻掙9%，無論哪一個指標，都變少了。如果他們能在別的地方找到更好的投資，他們可以走，他不會責備他們。
他明白這是在冒險。一些熱門的新共同基金比合夥公司做得好得多，一年之內資金可以翻番。每年的1月，合夥人可以加錢或者抽錢。許多船長正預測陽光會更加明媚。
然而在時間安排上，他宣布降低目標最終還是對他有利。1966年道瓊斯指數的表現非比尋常的糟糕。一些合夥人被市場的動蕩動搖，建議他賣掉股票。而沃倫不為所動，最後合夥公司以高出36個點的成績擊敗道瓊斯指數，這是合夥公司成立10年以來的最好紀錄。“如果你不能加入它，就打敗它。”他寫道。因此，他給合夥人一個拿錢到別的地方的機會，現在是一個不錯的時機。
這個策略的另一個附帶作用是測試他們對他的信任。他們是在不知道他最新一年真正業績的情況下做決定的。如果他們繼續留下來，那是因為他們對他的信任以及他們願意接受他更適度的目標。每年超過市場5個點，如果在較長的時間內滾動投資，也會產生巨大的財富（假設道瓊斯指數平均每年增長4%，合夥人投入到合夥公司的1000美元經過20年，每年增長9%，將會變成5604美元——比投資道瓊斯指數賺2191美元多出3413美元）。即使本傑明·格雷厄姆以每年超出市場2.5%的業績打敗市場，巴菲特修正後9%的下限還是比擁有一般債券要多贏利2%甚至更多。這樣年複一年，而且沒有虧錢，最後的結果會讓人吃驚。和他在一起，投資人隻要承受少量的風險，就能得到驚人的回報。不過，通過調低目標，他已經在心理上比他的合夥人更為從容，結果也反映了這一點。
1968年1月，第一次，投資人沒有急著往合夥公司裏加錢，反而撤出了160萬美元。但這隻是一小部分，每30美元中隻有不到1美元去了別的地方。幾個星期以後，他公布了1967年的業績，和道瓊斯指數19%的漲幅相比，合夥公司的漲幅為36%。也就是說，在兩年裏，巴菲特合夥公司裏的1美元增長超過60美分。
他祝願離開的合夥人一帆風順，但言語中也許有一些微妙的諷刺意味：“這對他們來講很好，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有能力和動力超過我們的目標，而且我也從努力爭取好結果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因為在目前的條件下，我也許不能達到那樣的業績。”
“金融天才是一個上漲的市場。”正如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後來說的那樣。
現在，巴菲特有更多的時間追求他所談到的“個人興趣”，而壓力較過往更少——至少理論上是這樣。金的那次演講以後，羅森菲爾德輕易地聘請巴菲特成為格林奈爾學院的董事。鑒於巴菲特不喜歡委員會和會議，這足以說明他被這次大會感動得有多深，他和羅森菲爾德的關係有多麽親密。自然而然，他直接進入財務委員會，在那裏他發現了一群具有同樣思維的人。鮑勃·諾伊斯是主席，他經營一家名叫仙童半導體的公司，專門生產電子產品電路——巴菲特對此知之甚少，而且沒什麽興趣。諾伊斯是格林奈爾學院的畢業生——他曾經因為偷了一頭豬到夏威夷式的晚會上燒烤而被學校開除，這一行為在這個養殖生豬的州是嚴重的錯誤——似乎前途不可限量。然而“他是一個相當普通的人，看起來一點兒都不像個科學家”，巴菲特說。最重要的是，諾伊斯憎恨等級製度，而對弱者充滿愛心，這和格林奈爾的精神是一致的。
巴菲特似乎也感覺到了為人權再多做一些事情的迫切性。他認為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大腦和金融智慧更好地服務於這項事業。羅森菲爾德開始將巴菲特介紹給民主黨人士，巴菲特開始和艾奧瓦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哈羅德·休斯以及準備競選參議員的吉恩·格倫打交道。
接著，1968年3月，美國最有爭議的人物、亞拉巴馬州前州長喬治·華萊士為競選總統抵達奧馬哈城市禮堂。
超過5000人擠進了設計容納1400人的空間，人們爭相一睹這個7年前競選州長時在講台上喊出“現在隔離，明天隔離，永遠隔離”的人。他的支持者隻花了不到8分鍾就收集到足夠的簽名讓他有資格在內布拉斯加州獲得提名。空氣中彌漫著臭氣彈的氣味。當華萊士開始講話的時候，示威者們朝講台上扔棍子、布告碎片、紙飲料杯以及石頭。椅子到處飛舞，木棍打裂了，鮮血飛濺，警察用釘頭錘驅趕人群。打鬥沿著第16街蔓延，暴徒們把司機從汽車裏拖出來毆打。人們開始扔燃燒瓶，火焰在周圍肆虐，人行道上滿是碎玻璃，搶劫者紛紛湧入商店。幾個小時以後暴亂平息了，平靜最終降臨。接著，一個不當班的警察射殺了一間當鋪裏的一個16歲的黑人男孩，他誤以為男孩是搶劫者。
接下來的幾天裏，高中學生們走出教室，砸窗戶、放火。幾天以後，警察和裝備自動武器的狙擊手們出動並逮捕了幾個人，其中包括“奧馬哈黑豹”組織的成員。
整個夏天，種族暴力持續發生，而蘇珊一直沒有停止活動。她信任她和社區不錯的關係，而且沒有考慮個人安危。沃倫並不總知道她做的事情的細節，不過確實感覺到有時她把別人的利益置於自己的利益之上太多了。他自己對暴力的恐懼和對暴民統治的害怕源於上一輩。
霍華德·巴菲特一次又一次對他的孩子們詳述了他在16歲時親眼見到的一幕——數千人集中到道格拉斯縣法院大樓前，他們破門而入，企圖對奧馬哈市長處以私刑，並且毆打、閹割了一個被指控強奸的上了年紀的黑人。接著，他們把他的屍體拖到大街上，朝屍體射擊，並且點火焚燒。法院大樓暴亂是奧馬哈曆史上最恥辱的事件。許多暴力行徑霍華德都沒看到，不過親眼見到這些暴徒把一根街燈柱變成了一個臨時絞刑架，奧馬哈市長在關鍵時刻被營救之前，就被一個索套套住脖子懸掛在絞刑架上。後來他在醫院待了很長時間才恢複過來。在霍華德的餘生中，這段記憶一直縈繞在他的心裏。他親眼看到了正常人、普通人如何瞬間變成一個暴徒，把人性中隱藏最深的部分表現出來。
早在這年之前馬丁·路德·金就提出警告，大眾社會動蕩不安可能會導致法西斯主義。這對沃倫·巴菲特而言並不需要任何解釋。他對弱者的支持超出直覺，部分是依靠這種邏輯。很多人認為這種事情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不過看起來不可能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發生。法律不會改變人的心靈，馬丁·路德·金說，但是可以阻止人的無情。不過，無情的人是誰？這個他並沒有說。
幾個星期後，馬丁·路德·金飛往孟菲斯市發表演說。他回憶起在紐約刺傷他的一個婦女，以及總有謠言說有刺客在等著他。“我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麽事情，”他告訴聽眾，“前麵還有困難的日子。但是這些現在對我來說都無關緊要，因為我已經想開了。”第二天，4月4日，當他站在洛林汽車旅館的陽台上準備發表演說號召支持清潔工人的罷工時，被子彈射中頸部身亡。
悲痛、憤怒以及沮喪從美國的黑人社區裏湧出，把市中心變成了激戰區。
同時，數萬名學生在大學校園內舉行反對越戰的示威遊行。越共已經發起了新年攻勢，襲擊了100個越南南部城市。美國人被一張南越警察局長近距離射擊越共遊擊隊員頭部的照片嚇壞了，這是共產主義者第一次從抽象的名詞變成了具體的人。美國政府拒絕了大多數推遲征兵的要求，最終將中上階層家庭的兒子們推到了參戰的風險中。公眾的情緒瞬時改變，開始反對這場戰爭。而到了馬丁·路德·金被害的時候，這個國家感受到革命似乎隨時都有可能爆發。
很多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明，他們確實受夠了，已經被壓製夠了。巴菲特的朋友尼克·紐曼突然宣布再也不會參加不接納猶太人為會員的俱樂部的會議了。沃倫深為感動，也采取了措施。自他與格雷厄姆和紐曼交往以來，他就脫離了20世紀50年代的種族隔離文化以及他家老一輩人的反猶太主義，而和廣大範圍內的猶太人建立了友誼和生意聯係。甚至在有些想法上，他似乎對猶太人有一種個人的認同感。猶太人被孤立的社會地位和他自己不適應環境的感覺相符合。一段時間以前，他已經悄悄地退出了扶輪社，作為會員資格委員會的成員，他厭惡它的偏見。不過他從來沒有告訴任何人理由。現在他的個人計劃是幫助他的一個猶太人朋友赫爾曼·戈爾斯坦加入奧馬哈俱樂部。
鑒於像奧馬哈俱樂部等機構捍衛自己的排外政策的理由之一是“他們有自己的俱樂部，不承認我們”，巴菲特決定請尼克·紐曼提名讓他加入全為猶太人的高地鄉村俱樂部。其中有些會員提出反對，使用與奧馬哈俱樂部同樣的邏輯：因為他們的俱樂部不接受我們，所以我們不得不成立自己的俱樂部，那麽現在我們為什麽要吸收那些異教徒呢？但是有一些猶太法師出來幹預，反誹謗聯盟的一位發言人也代表巴菲特出麵了。巴菲特一被接納，就以自己猶太人俱樂部會員的身份不動聲色地攻擊奧馬哈俱樂部，赫爾曼·戈爾斯坦最終被投票同意加入。這樣，會員身份上長期存在的宗教壁壘被打破了。
巴菲特設計了一個聰明的解決方案，可以讓俱樂部做正確的事情而不會和任何人發生衝突。這避免了他所害怕的事情，不過也反映了他也許是正確的推斷——遊行和示威並不會改變富商們的想法。
他現在是奧馬哈的著名人士，這也起到了作用。他再也不是一個暴發戶，他有影響力。那個曾經為了從奧馬哈俱樂部的黑名單上被畫掉而到處做工作的人，現在可以單獨影響奧馬哈最優秀精英機構之一的俱樂部自成立以來最重要的組織改變。
不過巴菲特還想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僅僅是一個當地的名人。他明白，利用他的錢，他可以在國家層麵上產生影響，因為1968年是個選舉年。為了讓當前的總統林登·約翰遜下台，而有利於一位反戰的候選人，需要花很多錢。
越戰是這場競選的中心事件，而且，來自明尼蘇達州的自由主義參議員吉恩·麥卡錫一開始是唯一願意在初選中和約翰遜競爭的民主黨人。
這場競選從新罕布什爾州開始，在那裏，一支麥卡錫的反戰“兒童十字軍”派出了將近1萬名積極分子和大學生冒著大雪敲開了這個州的幾乎每一扇門。他贏得了這個州42%的選票，這是一個表明反對現任總統的強烈信號。很多學生、藍領工人和反戰選民把麥卡錫看成是一個英雄。巴菲特成為他的內布拉斯加戰役的財務主管，他和蘇珊參加了一次競選集會。她笑逐顏開，穿著一件吸引眼球的衣服，戴著印有麥卡錫名字的帽子。
接著約翰遜宣布退出競選，而約翰·肯尼迪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加入角逐，他和麥卡錫經曆了痛苦的卻看不出誰明顯領先的競賽，直到肯尼迪贏得了加利福尼亞州初選的勝利，作為提名候選人他才擁有決定性的領先優勢。不過就在勝利的當晚，他被刺客暗殺，24小時後終告不治。接下來，約翰遜的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宣布參加競選，他最終贏得了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大會的勝利。那是一場亂哄哄的大會，配備棍子和釘頭錘的警察和鬧事的反戰示威者發生了衝突。巴菲特接著支持漢弗萊和共和黨的理查德·尼克鬆競選，後者贏得了最後的大選。在這以後，麥卡錫好幾次改變黨派，並且以無黨派的身份競選了幾次總統，這削弱了其作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家的可靠性。
巴菲特對親密朋友的忠誠為人所知。然而，在別人的眼裏，他對一些關係疏遠的人，尤其是公眾人物的熱情是易變的，會根據他們的境況而此消彼長。在他不安全的感覺裏，經常擔心和別人的聯係會如何影響他。最終他為和麥卡錫的聯係而遺憾，並且淡化處理這種聯係。但是他對政治的參與以及承諾提供資金的行為標誌著他生活裏的重要變化。第一次他留了一點兒空間給投資以外的事情，那就是已經紮根於他家庭的過去，並且還將延展到未來的未知的“非經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