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火車頭
24 火車頭
紐約，奧馬哈 1958—1962年
沃倫和蘇珊看起來和普通人一樣，他們保持低調，他們的房子雖然大，但並不奢華，後院有一個供孩子們玩的小木屋，後門從不上鎖，鄰近的孩子們可以在這兒進進出出。現在，巴菲特夫婦在他們不同的軌道上逐漸開始加速。蘇珊的當地計劃表上增加了一站又一站，而沃倫朝著“美元山峰”進發，這是一個永不停止的旅程。
1958年之前，他會徑直買一隻股票，然後就等著這個“煙蒂”燃燒起來。接著，他通常會出售股票，去買另一隻他更想得到的股票，有時不免會帶有一絲遺憾，因為他的雄心受到合夥公司資本的限製。
但是，現在他管理著7家合夥公司，加上巴菲特–巴菲特公司以及他自己的錢，資金已經超過了100萬美元。這使他能在完全不同的範圍內操作。他在生意上的夥伴除了斯坦貝克、納普、勃蘭特、科文、施洛斯以外，又增加了芒格。他們兩個人每個月的電話賬單的驚人——按照他們的消費標準。芒格又把他介紹給朋友羅伊·托爾斯，瘦瘦高高的前海軍戰鬥機飛行員。托爾斯臉上總帶著溫和的笑容，喜歡自己一個人快速思考——除了偶爾會拋出一些諷刺的有力反駁，這使得人們“希望帶些創可貼在身邊”，一個朋友這樣評論。和芒格一樣，巴菲特能夠機敏應對。他將托爾斯當作自己的好友。這種為他的事業征集誌願者的訣竅，已經創造了一個很大的支持網絡，雖然隻是鬆散地組織在一起。沃倫會或多或少不自覺地和他的支持者們像湯姆·索亞那樣探險、鑽研，因為他的興趣增長得太快，他一個人再也不能完全實施每一個細節了。
簡單地坐在書房，在《證券分析》或《穆迪手冊》中挑選股票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相反，他開始在那些需要時間和計劃去實施的有利可圖的大型項目上下功夫——比在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身上花的還要多。有時，這些項目會碰上複雜甚至戲劇性的情況，他的注意力將會持續幾個月，有時一連幾年都得放在那上麵。有時幾個投資項目同時操作。對他的家人而言，對絕大部分時間他都缺席的情況已經習以為常，而現在項目規模的擴張更加重了這一趨勢，但是他和朋友們的關係卻越發緊密了。
第一個複雜的事件涉及一家叫作桑伯恩地圖的公司，該公司發行美國所有城市的精密地圖，圖上標示了電力線、自來水總管道、車道、建築工程、房頂結構、應急樓梯等，這種地圖主要會被保險公司購買。這門生意沒有贏家，因為隨著保險業的並購，顧客群正在慢慢萎縮。不過45美元一股的價格很便宜，因為單單桑伯恩公司的證券投資組合每股就值65美元。但是為了能掌握這些投資組合，沃倫需要的不僅僅是合夥公司的資金，還有其他人的幫助。
從1958年11月開始，他在桑伯恩公司上投入了合夥公司1/3的資產。他也為自己和蘇珊買了這隻股票，他讓艾麗斯姑姑、父母、姐妹們都買了。他還將自己有關桑伯恩公司的想法告訴了科文、斯坦貝克、納普、施洛斯。其中一些人把這看成他的好意而買了。他從中提取利潤的一定比例，這是使他自己的資產產生杠杆作用的一個途徑。為了控製更多的股票，他增加了從高中起就一起玩彈珠的同伴唐·丹利、他父親最好的朋友維克·史皮特勒、多蒂的丈夫霍默·羅傑斯，以及霍華德·布朗，湯姆·納普工作的特雷迪–布朗–萊利經紀公司的老板。同時沃倫還把他的朋友弗雷德·庫爾肯的姨媽凱瑟琳·埃伯菲爾德和母親安妮·戈特沙爾特也帶了進來，因為以前他沒有讓她們加入合夥公司，這次強烈推薦這隻股票，是因為他認為這次是一件很確定的事情。最終，他掌控了足夠多的股份，進入了董事會。
1959年3月，沃倫例行去紐約出差，住在安妮·戈特沙爾特位於長島的一棟小小的殖民時期的白色房子裏。現在安妮·戈特沙爾特和她的姐姐已經把他看成死去很久的兒子弗雷德的替代者。沃倫在那裏放了備用的內衣和睡衣。吃早餐時，戈特沙爾特會為沃倫準備漢堡包。在這種旅行中，他總會列出10—30件他想完成的事情。他會去標準普爾的圖書館查些信息，參觀一些公司，拜訪一些經紀人，通常會和紐約的勃蘭特、科文、施洛斯、納普待在一起。
這次特別的旅行長達10天。他要和合夥公司的潛在客戶坐下來談談，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約會：作為董事會成員，第一次出席桑伯恩公司的會議。
桑伯恩公司幾乎全部由保險公司的代表組成——它最大的客戶——因此，除了開完會以後不會打上一輪高爾夫球以外，董事會更像是個俱樂部。沒有一個董事會成員擁有超過象征數量的股票。會上，沃倫建議將公司的投資產品分給股東們。但是，自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企業對待錢就像是對待稀有商品一樣要珍藏和保管。即使經濟調整已經過去了很長一段時間，這種想法還會自動產生（關於該現象的前提人們尚未調查核實）。董事會對這個主意做出的回應是，將證券投資組合從地圖主業中剝離是很荒謬的。會議快結束的時候，董事們打開雪茄盒開始分發雪茄，他們吞雲吐霧，沃倫坐在一旁卻氣得快冒煙了。“那是用我的錢買的雪茄。”他想。在返回機場的路上，他從錢包裏拿出孩子們的照片，看著他們，他的血壓才降下去。
遭遇挫折的沃倫決定，他將代表其他股東，從這些不稱職的董事手中奪下公司，因為他們要比那些人更應該擁有這家公司。因此，巴菲特集團，包括弗雷德·斯坦貝克、沃爾特·施洛斯、艾麗斯·巴菲特、丹尼爾·科文、亨利·勃蘭特、凱瑟琳·埃伯菲爾德、安妮·戈特沙爾特和其他一些人繼續購買。沃倫還動用了新注入合夥公司的資金，還讓霍華德把他的一些經紀客戶吸引進來。也許沃倫正在幫他父親財務上的忙，即使在他逐漸掌握這家公司的時候。
不久，那些對沃倫比較友好的人，包括著名的基金管理人菲爾·卡羅特（他曾經在沃倫這兒聽說然後買了格瑞夫兄弟桶業公司和克利夫蘭毛料廠），一共擁有大約24000股，掌握了有效的控製權，沃倫認為該行動了。股票市場正處於高位，他希望桑伯恩公司能在合適的時機出貨。戰略谘詢公司博思–艾倫–漢密爾頓已經提交過計劃，建議桑伯恩公司這麽做，但關鍵點是納稅。如果出售證券投資組合，公司需要支付大約200萬美元的稅款。沃倫提供了類似洛克伍德公司置換股票以避稅的技巧，這是一個可以做到完全不用納稅的解決方案。
下一個董事會議召開時，除了又有一些投資人的錢隨著雪茄的煙霧而消失之外，其他什麽也沒幹成。在巴菲特返回機場的路上，他不得不再次看孩子們的照片，好讓自己平靜下來。三天以後，他威脅董事會，如果董事們在10月31日之前不采取行動，他將召集一個特別會議以控製公司。他已經失去耐心了！
現在董事會別無選擇，隻得同意分割兩部分業務。可即使這樣，如何處理納稅的問題依然存在。一個保險代表說：“那就讓我們吞下那筆稅款吧。”
於是我說：“等一下，‘讓我們’，誰是‘我們’？如果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希望按人頭承擔，那很好。可是如果你希望按各自擁有的股份比例承擔，你隻用承擔10股股票的稅額，而我要承擔24000股的稅額，那就算了吧！”他說要自己吞下這200萬美元的稅額，隻是因為他不想很麻煩地操作股票回購。 注釋標題 In those days,appreciated shares could be exchanged for apany"s oime. 我記得那時又分發雪茄了。我為每一根雪茄支付30%的錢，而我是唯一不抽雪茄的人。他們應該為我的泡泡糖支付1/3的錢。
董事會終於屈服了。於是，在精力、組織以及意願的壓力下，1960年初沃倫贏得了戰鬥。桑伯恩公司向股東們提出了洛克伍德式的要約，用一定比例的證券投資組合交換股票。
這次桑伯恩公司的交易設置了一個“高水位標誌”：巴菲特可以利用他的大腦和合夥公司的錢改變一家公司的方向，即使它頑固，即使它不情願。
在這個故事裏，巴菲特不斷地往返於紐約和奧馬哈之間，一直在為桑伯恩公司這個項目努力，他要搞清楚到哪兒去弄到他需要的股票、如何讓董事會合拍，以及怎樣才能不使自己吞下那筆稅金，還同時在尋找其他的投資妙計，成千上萬個主意整天在他的腦子裏盤旋飛舞，嘀嗒作響。在家裏，他總是到樓上去看書和思考。
蘇珊把他的工作理解為一項神聖的使命。可是，她仍然努力將他帶離他的研究而融入家庭生活：有計劃的外出，度假，在餐館吃晚飯。她有一句名言：“任何人都可以做父親，你也必須做父親。”然而，她是在和一個從沒擁有過她所說的那樣的父親的人說這番話。“我們去野馬餐廳吧！”她會說，然後用車載著一幫周圍的小孩狂吃一頓漢堡包。坐在桌旁，如果有什麽有趣的事情發生，沃倫會大笑，也會表現得很投入，不過他很少說話。他的思維在別的地方。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亞度假，一天晚上他帶著一群孩子去迪士尼樂園玩，他坐在長凳上看書，而那些孩子則到處亂跑，大家都自得其樂。
這時彼得接近兩歲，豪伊5歲，蘇茜6歲半。蘇茜有自己的粉紅格子花布王國，那是一張帶篷的床，要沿著單獨的樓梯上去。豪伊用破壞行為來測試父母，看看到什麽程度會引起他們的反應。他捉弄很晚才開始說話的彼得，好像彼得是一個科學實驗品一樣，去刺激他，看他什麽反應。蘇茜管理他們兩個以控製事態發展，她開始找出辦法報複豪伊，有一次她教唆他用叉子在牛奶袋的底部戳洞。當豪伊正自得其樂地看牛奶噴到廚房桌子上到處都是時，蘇茜跑到樓上大叫：“媽媽，豪伊又在幹壞事！”沃倫隻是簡單地求助於蘇珊，讓她去應付兒子充滿破壞力的精力。而豪伊記得他的母親幾乎“從不生氣，她總是支持我們”。
蘇珊巧妙地處理這一切，扮演著1960年時標準的美國中上階層妻子的角色。每天她以標誌性的裝扮示人，裁剪得體的裙子或者褲裝，通常是燦爛的黃色，以及光亮蓬鬆的頭發，完美地照顧著她的丈夫和家庭，成為社區團體的領導人，優雅地招待丈夫生意上的夥伴，似乎這比把一頓“斯沃森電視晚餐”扔進烤爐要輕鬆得多。沃倫讓她雇用幫手，很快一連串的互惠工人就住進了二樓帶衛浴的空氣流通、采光良好的房間。新來的女管家萊莎·克拉克承擔了蘇珊的一些工作。通常，蘇珊的一天是從中午主持慈善午宴開始的，放學以後，接送蘇茜去藍色小鳥團。蘇珊總是將自己描繪成一個簡單的人，不過逐漸地，她給自己的生活增加了一層又一層複雜的元素。她正在籌建一個叫“誌願者局”的團體，專門在奧馬哈大學做辦公室工作以及教遊泳。“你也可以成為保羅·李維爾”是該團體的座右銘，借用了一個通過個人自我犧牲的勇敢行動拯救整個國家的個體形象。
和保羅·李維爾一樣，蘇珊也無意向上爬。她在家庭責任和需要關注的越來越多的人之間來回碰撞，其中很多人生活窮困，或者在某些方麵受到過創傷。
她最親密的朋友貝拉·艾森伯格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幸存者，在集中營被解放後，她來到奧馬哈。她把蘇珊看成可以在淩晨4點打電話求助的人。另外一個朋友是尤妮斯·丹尼伯格，在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發現了上吊自殺的父親。在沃倫家這麽一個富裕的白人家庭裏，最難得的是他們還有黑人朋友，包括棒球界最有威脅性的投手鮑勃·傑布森和他的妻子沙琳。可在1960年，如果你是個黑人，即使是個明星運動員，也不代表什麽。“那個時代的奧馬哈，很少會看到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巴菲特兒時的夥伴拜倫·斯沃森說。
蘇珊把手伸向每一個人。事實上，麻煩越多的人，她越願意幫助。她對幾乎不認識的人的個人生活充滿濃厚的興趣。沃倫回憶了一件事情，在一次橄欖球比賽期間，他去廁所，而她在小賣部排隊。幾分鍾以後他回來時發現，站在蘇珊後麵的一位婦女正在和她說話，“我之前從沒對任何人講過這件事情……”蘇珊聽著，露出被吸引的表情。幾乎她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會在這樣的關注下散發光輝，並為之感動。但是，即使是最親密的朋友，蘇珊也總是小心而不願分享她自己的問題。
在家裏，她同樣扮演施救天使的角色，尤其是對她的姐妹。和蘇珊一樣有音樂天分的多蒂創立了歌劇協會。不過，她似乎很空虛，就像有個人評價的那樣，“雖然不快樂，但內心強大”，她保持著愉快的表象，但她告訴蘇珊，她從來不哭，因為她一旦哭，將永遠不會停止。她的丈夫霍默因為不明白妻子而很受挫敗，可是他倆仍保持著活躍的社交安排。晚上，在喝酒和狂歡中，他們兩個年幼的兒子到處閑逛。有時，霍默會粗暴地懲罰他們，或者多蒂會殘酷地取笑他們——於是，蘇珊像母親一樣照顧她的外甥和自己的孩子們。
她還幫助老巴菲特夫婦，霍華德的健康問題和意識形態正在成為他們的負擔。
不過，霍華德的焦慮和身上18個月的神秘症狀更是問題。盡管去了明尼蘇達州羅切斯特的梅奧診所，可醫生們還是不能診斷他的病因。最後，1958年5月，霍華德被告知得了結腸癌，急需手術治療。沃倫為這個診斷而心煩意亂，而且為這個他認為不可原諒的延誤診斷生氣。從那時起，蘇珊開始有選擇地告訴他有關他父親的病情。她保持著家庭的正常安排。在霍華德手術和漫長的恢複期間，她還不遺餘力地支持利拉。她很高興地做所有這些事情。不隻這些，在危急關頭，她的鎮靜、安慰讓每個人都可以依靠。她幫助大一點兒的孩子理解這種疾病，並且讓包括小彼得在內的每個孩子都定期看望祖父。豪伊在下午和霍華德一起看大學橄欖球賽，霍華德坐在裝有軟墊的躺椅上，在比賽當中不斷地倒戈，為那些就要輸掉的球隊加油。當豪伊問他為什麽時，他說：“他們現在是弱者。”
在他父親經受嚴峻考驗期間，沃倫自始至終都是用生意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埋首於《美國銀行家》或者《石油和天然氣雜誌》，隻有在他走進廚房，從隻有他才可以碰的木板箱裏取一些爆米花和百事可樂時，才會有短暫的中斷。
但是不知為什麽，盡管為父親生病而苦惱，在家人眼裏安靜內向的沃倫開始頻頻出現在公眾場合，而不管家裏正在發生什麽事。他像一位權威，也像一個在向聽眾傳輸能量的電子充電器。“不管他去哪兒，總是透著這種氣質。”查克·彼得森說。而讓查理·芒格印象深刻的是，沃倫·巴菲特經常很有說服力地談論投資以及合夥公司。他募集資金的速度和他說話的速度一樣快，但是還不及他投資的速度。
在他們幾乎每天都進行的通話中，芒格聽沃倫講投資和募集資金的經曆，對巴菲特自然的推銷術很好奇。由於亨利·勃蘭特在為他探路，他去紐約出差就更為頻繁。1960年是一個分水嶺，現金潮水般湧進了合夥公司的金庫。年初，沃倫的叔叔弗雷德和嬸嬸凱蒂向巴菲特聯合公司投了將近8000美元。通過查克·彼得森的關係，又有51000美元進了安德伍德。那時，“查克對我說，‘我想邀請你和蘇珊來吃晚飯，和安琪夫婦見個麵’。我不認識他們。查克說他們都是醫生，是真正聰明的人”。
卡羅爾和比爾·安琪夫婦住在彼得森家的街對麵，比爾·安琪是心髒病專家，也是個異想天開的古怪人。冬天他會整夜不睡，往他前院噴水，然後做一個光滑的、像玻璃一樣毫無瑕疵的雪人，就像一個圓圓胖胖的他自己的複製品，站在結冰的“池塘”旁邊。他的妻子專門從事兒科研究。
我們接上他們，這樣車上就有6個人。我們朝奧馬哈鄉村俱樂部的方向進發。卡羅爾·安琪長得很美，打扮時尚。吃晚飯期間，她的眼睛就沒有離開過我。我的意思是，她隻是被迷住了。我瘋狂地講世界上的所有事情，拚命地想使她印象深刻，而她就在那兒聽我講的每一個字。
我們離開鄉村俱樂部開車返回。在車裏，一路上她的眼睛也一直盯著我。我們把安琪夫婦送回去，然後我對查克說：“今天晚上我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回答：“不，傻瓜，她是個聾子。她在讀你的唇語。”因為我不停地說，所以她就不停地看著我。 注釋標題 According to Chuck Peterson,Carol Angle ‘did not hear euring. She says she had progressive hearing loss.
不過他肯定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後來安琪夫婦在山頂房子飯店招待他們認識的十幾個醫生吃晚飯的時候，比爾·安琪建議他們成立一家合夥公司，每人投資1萬美元。其中一個醫生問：“我們輸掉所有的錢怎麽辦？”比爾·安琪給了他一個厭煩的表情，然後說：“那我們就再成立一家。”
巴菲特的第八家合夥公司——埃姆迪（Emdee）成立於1960年8月15日，資金11萬美元，那個醫生因為擔心自己的錢會全部虧掉而沒有加入。
還有其他一些懷疑論者。在奧馬哈，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有關沃倫·巴菲特的事情。有些人認為，這個年輕的高手一文不值，他的權威性實際是種不相稱的傲慢。有些人不認同一個無名之輩能奮鬥成功。奧馬哈一個顯赫家族的成員和五六個人在黑石酒店邊吃邊聊的時候，談到了巴菲特的名字，說：“一年之內他將一文不名，就給他一年，他就會消失。”柯克帕特裏克·佩蒂斯公司的一個合夥人（霍華德的公司在1957年和該公司合並）一遍又一遍地說：“陪審團還沒盯上他。”
那個秋天，充滿泡沫的股票市場起飛。經濟正在溫和衰退，因為蘇聯看起來就要贏得軍備競賽而使整個美國心情沮喪。但是當約翰·肯尼迪贏得總統大選後，充滿活力的年青一代在管理上的改變提振了整個國家的士氣。在早期的演講中，肯尼迪設定了一個目標：把人類送上月球。市場迅速飛漲，再一次需要和1929年做比較了。沃倫從沒有經曆過一個投機市場，但他保持了平靜。似乎這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時刻。他沒有像格雷厄姆可能做的那樣撤退，反而做了一些異常的事情。他加速為合夥公司籌集資金。
他把伯蒂和她的丈夫，他在阿爾伯克基的叔叔喬治，以及他的堂兄比利帶入了最初的巴菲特聯合公司。他的朋友約翰·克利裏的合夥人韋恩·伊夫斯也加入了。最後，他終於讓弗雷德·庫爾肯的姨媽凱瑟琳·埃伯菲爾德和母親安妮·戈特沙爾特也進入了合夥公司。她們的加入說明，他認為這個時機不僅非常合適，而且安全。
另有三個人加入了安德伍德。一次在紐約聽完本傑明·格雷厄姆的講座以後，沃倫在雨中等出租車，這時他遇到了小弗蘭克·馬修斯，前海軍部長的兒子（就是在這位海軍部長麵前，範尼塔·梅·布朗宣布要和沃倫結婚），馬修斯也成為一個合夥人。沃倫成立了他的第九家合夥公司——安投資公司，這是為奧馬哈另一個顯赫家族的成員伊麗莎白·史托斯而成立的。他還讓擁有城裏最精美的服裝店的瑪蒂·托普和她的兩個女兒及兩個女婿，以25萬美元加入了他的第十家合夥公司——巴菲特–TD。
作為投資顧問，他可以合法地擁有100個合夥人，而不需要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登記。隨著合夥公司的發展，他開始鼓勵人們非正式地組成一個團隊，然後再以單個投資者的身份加入進來。最終，他已經可以把人們的錢匯合起來。後來他在描述這樣的戰略時是持質疑的態度的，不過這確實奏效。得到更多資金、掙更多錢的強迫性驅使著他不斷向前。沃倫忙忙碌碌、風風火火，往返紐約的頻率堪稱瘋狂。他開始遭受和緊張相關的背痛之苦，當他坐飛機的時候病情就會加重，他用了各種辦法和東西來減輕疼痛，除了待在家裏。
至此，他的名字已經像一個秘密一樣傳播。“和沃倫·巴菲特一起投資會讓你變得富有。”可是現在規則已經改變了：到1960年，至少有8000美元才能跨入門檻。而且，他再也不需要請求別人和他一起投資了，他們必須自己有這樣的想法才行。人們不僅對他在幹什麽一無所知，而且他們還必須把自己放在那個位置上（盡管丹·莫奈或者其他一些有幫助的代理人因為需要通常會知道一些）。這將他們轉化為巴菲特的追隨者，並且減少了他們對他做的事情抱怨的機會。以前他是請別人幫忙，而現在是他給別人幫忙。如果人們要從合夥公司拿走錢會為此覺得虧欠，讓別人開口請求使他在心理上覺得被賦予了重任。在很多情況下，在以後的人生中，他開始經常使用這個技巧。他一方麵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另一方麵這似乎也撫平了他一直以來因要對別人的命運負責而產生的恐懼。
雖然不安全感和以前一樣肆虐，但他的成功以及蘇珊的關心和調教已經讓他有了改觀。他開始顯得有力量，不再脆弱。很多人樂意請求他為他們投資。巴菲特於1961年5月16日成立了他的第十一家，也是最後一家合夥公司：巴菲特–霍蘭德。這家合夥公司是為迪克·霍蘭德和瑪麗·霍蘭德而設的。他們是沃倫通過他的律師兼合夥人丹·莫奈認識的朋友。當迪克·霍蘭德決定投資合夥公司時，他的家庭成員施壓讓他不要這麽做。但他很清楚巴菲特的能力，霍蘭德說，即使是在奧馬哈，還是有人“偷偷地笑”沃倫的野心。1959年，合夥公司的業績表現高出市場6個百分點。1960年資產價值一躍而至將近190萬美元，超過市場29個百分點。比單個年度的利潤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複合增長率。如果在第二家合夥公司，即巴菲特基金裏最初投資1000美元，4年以後，這1000美元就會變成2407美元。而如果投資於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則隻值1426美元。更重要的是，當他獲得較市場更高的回報時，整體承擔的風險也較小。
巴菲特收取的費用經過再投資，到1960年底已經為他掙了243494美元。現在合夥公司中超過13%的財產都屬於他。雖然他在合夥公司的份額增加了，但他為合夥人掙的錢也已經不單單是讓他們感到高興了，很多人對他懷著敬畏之心。
在他們中間，埃姆迪合夥公司的合夥人比爾·安琪排在最前麵。比爾努力讓自己成為沃倫的“搭檔”，在巴菲特家房子的三樓建造了帶有軌道的一整套巨大的火車模型，以前這裏是個舞場，而現在它是巴菲特家的閣樓。巴菲特內心深處的童心被喚醒了，兒時，每個聖誕節他都在布蘭迪斯商店徘徊，對那個自己不可能擁有的巨大、神奇的火車模型充滿了渴望。現在，當安琪在為創造沃倫兒時的幻想而努力工作時，他就在一旁“監工”。
沃倫還試圖說服查克·彼得森共同投資。“沃倫，你一定瘋了，”彼得森說，“我為什麽要為你自己擁有的火車而和你平攤開支？”但是沃倫並沒有聽進去，他被想擁有火車和裝備的熱情激勵著。“你可以過來使用它。”他說。
火車填滿了以前舞場的大部分空間。整個模型立在樁上，而過道在下麵，這樣就可以從裏麵觀察這個立體模型。三輛火車頭帶著長長一串車廂沿著巨大的螺旋形軌道賽跑。它們經過村莊，穿過森林，消失在隧道裏，又爬上大山，穿過山穀，按照標記停靠和起步，可是當巴菲特發動引擎時，火車卻經常出軌，足以讓人心驚膽戰。
火車變成了沃倫的最愛，他的孩子們被禁止接近。到現在，他對錢的癡迷以及對家庭的一無所知，還是朋友間的笑談。“沃倫，那是你的孩子們——你認出他們了，是嗎？”人們會這樣說。當他不出差的時候，人們會發現他在房子裏漫步，鼻子幾乎要埋到年報裏去了。整個家庭圍繞著他和他神聖的追求旋轉——空閑、安靜；穿著睡衣蹺起腿休息；在早餐桌旁，眼睛緊盯著《華爾街日報》。
現在，他複雜的王國擁有接近400萬美元的資金、11家合夥公司、超過100個投資者。這些所需要的簿記、財務、儲蓄安全以及郵寄等工作，已經變得幾乎無法抵擋。令人驚訝的是，巴菲特仍然自己處理錢和做所有職員的工作：報稅，在打字機上打字，把分紅或者資本支票存起來，偶爾會停下來在業餘時間到咖啡館吃一頓飯，把股票憑證塞進保險箱內。
1962年1月1日，巴菲特把所有的合夥公司放進了一個實體——巴菲特有限責任合夥公司（BPL）。1961年，合夥公司的投資回報率為46%，而同期道瓊斯指數隻有22%。1962年初，新的合夥公司的淨資產為720萬美元。僅僅6年，他的合夥公司的規模就超過了格雷厄姆–紐曼。可是當皮特·馬威克·米切爾公司的審計師維恩·麥肯齊過來審計時，他不是在華爾街的會議室，而是在樓上巴菲特臥室外麵的房間裏翻閱巴菲特合夥公司的文件，他們兩個在那兒肩並肩地工作。
可即使現在巴菲特已經認識到，不斷增高的文件堆、電話賬單以及股票，已經達到他在家庭辦公室所能處理的極限，他也不喜歡另外承擔日常開支，雖然他負擔得起。
包括他在外麵的投資在內——總量現在超過50萬美元——沃倫在30歲時已經成為百萬富翁。於是，他在基威特大廈租了一間辦公室。這是一棟新的白色花崗岩建築，沿著法納姆大街一直走就能到達，離他家大約20個街區，離市中心不超過2英裏。現在他和他的父親共享一個辦公室，這是他長久以來的目標，另外還雇了一個秘書。不過，霍華德顯然病得很重，他像個戰士一樣，很努力地以僵硬的步伐頑強地走進辦公室。當聽到有關他父親健康的任何不祥的消息時，沃倫的臉就會陰沉下來，於是大多數時間他都避免聽到這些細節。
新秘書總是試圖告訴沃倫，應該去做什麽。“她認為她應該有點兒母親式的做法，”他說，“總想著來操縱我。”
沒有人能夠操縱沃倫·巴菲特，他馬上就把她炒了。
不過，他確實需要幫助。就在搬進基威特大廈之前，他雇用了比爾·斯科特（美國國民銀行的信托管理人員）。斯科特曾經在《商業和金融編年史》上讀過沃倫的一篇關於一家不是很著名的保險公司的文章。他還參加了巴菲特的投資課程。然後，他說：“我要去巴結他，直到我能在那裏得到一份工作。”巴菲特開始在星期日的早晨去斯科特的家裏，半路上把孩子丟在教堂，而他們兩個討論股票，最終巴菲特給了他一份工作。
斯科特開始幫助巴菲特把錢快速引入合夥公司。巴菲特第一次讓他的母親加入，還有斯科特、唐·丹利、瑪吉·羅林——沃倫的橋牌搭檔盧斯·羅林的遺孀，甚至還有弗雷德·斯坦貝克——他有家族生意，所以迄今為止隻和沃倫在特別的項目上合作過。而且第一次，他把自己的錢投了進來——大約45萬美元。經過6年的工作，他和蘇珊在合夥公司的股份上升到超過了100萬美元，他們總共擁有巴菲特合夥公司14%的股份。
時間上的契合令人驚歎。1962年3月中旬，市場最終崩潰，持續下滑到6月底，股票突然比很多年來的價格都便宜。巴菲特現在隻有一家合夥公司，坐擁一大筆等待投資的現金，但他的投資組合在這個低迷時期並未受損。“和通常較為常規的股票投資方法相比，顯示出我們的方法風險相對較低。”他在給合夥人的信中寫道。1962年第二季度，道瓊斯指數從723.5點下滑到561.3點，下跌了約22.42%。那一年的上半年，合夥公司支付合夥人紅利之前的損失為7.5%，而同期道瓊斯指數損失21.7%——合夥公司的業績表現高出14.2個百分點。他在股票上展開了競賽，他經常這樣解釋格雷厄姆的思想，這是對格雷厄姆的原始說法聰明地進行了再加工，“當他人貪婪的時候，你要恐懼，而當他人恐懼的時候，你要貪婪”。現在到了貪婪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