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奧馬哈俱樂部

  23 奧馬哈俱樂部

  奧馬哈 1959年


  和銀行鋼製拱門一樣,奧馬哈俱樂部的拱形大門在銀行家、保險商以及這個城市的鐵路巨頭的身後徐徐關上,黑人看門人喬治正在門後恭候。男人們在地下室打完壁球或者從城裏的辦公室趕來,在前廳的花磚壁爐旁閑逛聊天,等待著女士們從這座意大利文藝複興風格的建築正麵的一個單獨側門進來加入他們。沿著彎曲的紅木樓梯可以直到二樓,半路上有一幅真人尺寸大小的蘇格蘭人在小溪裏抓鱒魚的油畫。奧馬哈俱樂部是這裏的城裏人跳舞、募捐、結婚、慶祝紀念日的場所。更重要的是,這是他們談生意的地方,因為在這兒的桌子邊,你可以安靜地交談。


  1959年夏天的一個星期五,巴菲特大步穿過俱樂部的入口,準備和兩個合夥人共進午餐,尼爾·戴維斯以及他的妻兄李·西門,後者曾為沃倫安排和戴維斯自小最好的朋友見麵。就是尼爾的父親埃德溫·戴維斯醫生,在戴維斯家加入合夥公司時,對沃倫說過,“你讓我想起了查理·芒格”。現在芒格正在城裏處置他父親的房地產。


  芒格對這個留著平頭、比他小6歲的巴菲特知之甚少。不過和他對生活的總體期望一致的是,他對這次會麵的期望值並不是很高。他已經養成了不對任何事物期望太高的習慣,這樣永遠都不會失望。而且,查理·芒格很少遇到能讓他喜歡傾聽對方說話的人。


  芒格家開始也很貧困,不過到了19世紀後期,查理的祖父,身為聯邦法官的T. C. 芒格提高了家族地位。在奧馬哈,他們都是在客廳受到款待,而不像巴菲特家族的人,總是在後門送貨。芒格法官是一名剛強的嚴守紀律的人,他曾經強迫所有家人閱讀《魯濱孫漂流記》,吸取書中描繪的在磨煉中征服自然的精神。在中西部,他因為給陪審團的指示比其他法官的長而出名。他喜歡給他的親戚們就節儉的美德以及賭博和酒吧的罪惡上課。查理的古板姨媽尤菲聽了課之後,“直到80多歲還兼顧兩個不同的事業——管理教堂和存錢,而且在責任的驅使下,理所當然地參加了她深愛著的丈夫的驗屍”。當芒格法官去世時,據傳也是這個姨媽奇怪地聲稱,他一定是被神的恩典帶走的,因為最近他在算術上犯了一個錯誤。她說她知道,“自那以後他就不能再留在這兒了”。


  芒格法官的兒子阿爾跟隨父親進入法律界,成為一個受人尊敬但並不富裕的律師,《奧馬哈世界先驅報》和當地其他重要的機構都是他的客戶。雖然和他的父親不一樣,但他是快樂的。人們經常看到他抽煙、打獵或者捕魚。他的兒子後來這樣說:“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東西,不多也不少……比他的父親和兒子都要少一點兒大驚小怪,後者在預見永遠不會發生的麻煩事上花費了相當可觀的時間。”


  阿爾的妻子,漂亮機智的弗羅倫絲·圖迪·拉塞爾來自另一個以責任和誠實正直為家風的家族,那是一個具有進取精神的新英格蘭地區的知識分子家庭,以查理提到的“生活樸素、情操高尚”而出名。當她宣布自己將要和阿爾·芒格結婚時,她年邁的祖母注意到他厚厚的眼鏡以及5.55英尺的身高大吃一驚,“誰想到她會有這種感覺”。據稱,她的祖母大叫了起來。


  阿爾和圖迪·芒格有三個孩子:查理、卡羅爾以及瑪麗。查理嬰兒時期的一張照片顯示,他在那時就已經帶有典型的任性表情了。在鄧迪小學時,他最顯著的外表是一雙巨大的小精靈似的耳朵,如果他選擇露出來,總會引起哄笑。他被公認為很聰明。根據他的妹妹卡羅爾的說法,他很“活潑”並且“思想獨立到不屈服於某些老師的期望”。“聰明,是個聰明人”,這是芒格家的鄰居多蘿西·戴維斯回憶查理童年時代給出的評價。戴維斯夫人試圖控製住查理對她兒子尼爾的影響,可是沒有什麽能讓查理的嘴巴馴服,即使他看見她手上拿著細枝條追著那幫男孩子,鞭打他們裸露的小腿肚。


  在學會隱藏自己的痛苦以及采用巧妙的應對策略之前,童年時代的沃倫一直承受著侮辱,而隻能稍做反抗。太驕傲且不願屈服的查理麵對傷人的挖苦諷刺,隻好運用他的才華來承受年輕時的痛苦。可是在每周五艾迪·福格的舞蹈課上,作為班裏唯一一個比查理矮的女孩的舞伴,查理對這個強調他是班級第二矮的小孩的例行課程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在中心高中的時候,他得到了“大腦”的綽號和極度活躍以及疏遠同學的名聲。


  成長在一個珍視學習的家庭,芒格長大後很有抱負,17歲時被密歇根大學錄取,主修數學。日軍偷襲珍珠港後的一年,還在讀大學二年級的芒格被征募入伍。服役期間,他修讀了新墨西哥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氣象課程,但是從沒有真正畢業。後來,他作為氣象學者在阿拉斯加的諾母港工作。後來芒格說,他從沒有見過現役軍人能夠駐紮在沒有危險的地區,而這也強調了他的幸運。他的主要風險是財務上的:他通過打撲克牌增加了津貼。他發現他很擅長這個,這變成了他的賽馬場。他說,他學會了勝算不大時下注很少,而勝算很大時狠狠下注。在以後的人生中,他也充分利用了這種優勢。


  第二次世界戰結束後,通過良好的家族關係,他在沒有完成大學本科學業的情況下,直接進入了哈佛大學法學院。那時他已經和南希·哈金斯結婚,這是一次衝動的婚姻,當時他21歲,而她才19歲。芒格已經變成了一個中等身高、穿著考究的年輕人,黑色的短發和機警的目光讓他的麵貌煥然一新。不過他最重要的特征——除了他的耳朵,現在隻是稍稍有點兒招風——是他招牌的表示懷疑的方式。即使是在哈佛,他也經常這樣——沒有學到什麽,他說。後來他告訴他的朋友們,那時,他站在地圖前問自己,“哪個城市正在成長並且充滿了機會,能讓我掙到很多錢?而且這個城市不能太大,也不能發展得太好,否則要想進入這個城市的顯要人物行列就會比較困難”。他選擇了洛杉磯。帕薩迪納市讓他印象深刻——在這個雍容的舊時西班牙風格的洛杉磯郊區,他曾經上過加州理工學院。也是在那兒,他遇見了未來的妻子,當地一個顯赫家族的女兒。“南希任性、被寵壞了。”她的女兒莫利說,考慮到她新婚丈夫的性情,她的性格並不理想。沒過幾年,他們的婚姻就出現了問題。盡管這樣,從哈佛畢業後,他們帶著兒子泰迪回到了她的家鄉帕薩迪納市定居,在那兒查理成了一個成功的律師。


  1953年,有了3個孩子並經過8年的不相容、爭鬥和痛苦,芒格離婚了。在當時,離婚還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盡管他們之間有問題,但考慮到他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他和南希做出了文明的安排。芒格搬進了大學俱樂部的一個房間,買了一輛有凹痕的黃色龐蒂克車,車麵上的油漆糟糕到“會讓掘金者們氣餒”,從此成為一個星期六陪孩子的父親。接著,在分開的這一年裏,8歲的泰迪被診斷得了白血病。芒格和他的前妻問遍了整個醫學界,很快發現這個病是無法治愈的。他們和其他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一起坐在白血病病房裏,眼睜睜地看著孩子在不同的階段日漸衰弱。


  泰迪經常在醫院進進出出。查理過來看他,抱著他,然後在帕薩迪納市的大街上一邊走路,一邊為他的兒子哭泣。他覺得失敗的婚姻和兒子的絕症幾乎無法承受。而且,在50年代,一個離婚的單身父親的孤獨也讓他焦躁不安。他感受到了沒有一個完整家庭的失敗,希望孩子們能在身邊。


  當情況越來越糟時,芒格決定朝著新目標進發,而不是讓自己沉迷在生活的不幸中。也許這樣顯得實際甚至無情,不過他把這看成讓眼睛永遠能看得見希望。“麵對一些不幸時,不要因為你自己的挫敗感,讓一個不幸變成兩個或三個。”他後來說。


  因此,即使芒格關心即將死去的兒子,他還是下定決心再婚。可是,他分析成功婚姻概率的方法讓他十分悲觀。


  查理對於他能否再遇到某個人而感到絕望。“我怎樣才能找到那個人呢?加利福尼亞2000萬人口中有一半是婦女。在這1000萬婦女中,隻有200萬人的年齡合適。200萬人中,150萬已經結婚,隻剩下50萬。50萬人中的30萬人太愚蠢,另外5萬人又太聰明,剩下的15萬人中,我想和她結婚的也就隻能裝滿一個籃球場。我要從中找到一個,而且我還必須在她的那個籃球場裏。”


  查理設置低期望值的心理習慣已經根深蒂固。因為他覺得高期望值會導致吹毛求疵,所以在尋求幸福的路上也習慣性地沒抱太大期望。低期望值會讓人們失望的機會少一些。但是,自相矛盾的是,這也不一定會讓他獲得成功。


  出於絕望,查理開始重新審視離婚和死亡通知書,並且開始尋找新的單身女性。這引起了他的朋友們的注意。考慮到他的悲慘經曆,他們開始插手幫忙。他的一個律師合夥人帶來了另外一個“南希”,一位有兩個男孩的離婚婦女。南希·巴裏·伯斯威克是個瘦小的、膚色淺黑、頭發棕褐的女人,熱衷於打網球、滑雪和高爾夫球。她也是斯坦福大學資優生榮譽學會的經濟學畢業生。


  第一次約會的時候,他就警告她:“我是那種說教式的人。”可是這並沒有嚇倒南希,這預示著他們的關係發展還不錯。他們開始帶著孩子們一起外出。開始,泰迪和他們一起行動,可他的病情迅速加重。後來,在他兒子最後幾周的時間裏,31歲的查理總是坐在床邊陪伴他。1955年泰迪去世,年僅9歲,在這期間查理瘦了10—15磅。“我無法想象人生中還有比一天天看著孩子離去更痛苦的事情。”後來他回憶說。


  1956年1月,查理·芒格和南希·伯斯威克結婚。他絕望地需要某個人為他安排生活。南希很有魄力,隻要查理的氣球裏充斥了太多的熱空氣,她就會毫不猶豫地刺破它。她是一個優秀的管理者,觀察敏銳、鎮靜、理性,而且務實。當查理偶爾衝動起來時,她會抑製住他的任性。在他的兩個女兒和她的兩個兒子的基礎上,他們及時地添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除了做家務和照顧查理之外,她還要撫養8個孩子。而對他的孩子們來說,他變成了“有腿的”書本,經常閱讀科學和偉人成就方麵的書。同時,他繼續在繆吉克–皮樂–加勒特律師事務所追尋他的財富,不過他已經認識到,法律並不能讓他致富。他開始搞一些賺錢的副業。“查理,作為一個非常年輕的律師,一小時應該可以得到20美元。他心中盤算著,‘誰是我的最有價值的委托人呢’?他認為是他自己。因此,他決定每天出售自己一個小時。他每天清晨為那些建築項目和房地產交易忙碌。每個人都應該可以這樣,先是委托人,然後再為其他人工作,每天出售自己一個小時。”


  “我對致富有相當大的熱情,”查理說,“不是因為我想要法拉利——我想要的是獨立。我拚命地想得到它。我認為給其他人寄收據是一件有損尊嚴的不體麵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從哪兒得來的這個想法,不過我確實這樣想。”他自視為一個紳士,對他而言錢不是競爭。他想加入合適的俱樂部,而並不關心其餘成員是否比他富有。在他傲慢的外表之下,對真正的成就懷有深深敬意的心,讓他能夠真正謙虛,這對他在和即將見麵的這位男子之間建立聯係非常關鍵。


  在奧馬哈俱樂部的包房裏,坐在查理對麵並開始講話的這位男子穿得就像一個頗年輕的推銷員,來向一位紳士推銷保險。那時,會處世的查理已經在洛杉磯的商界和社交界頗有建樹,而且看起來很入流。但是,當戴維斯夫婦和西門夫婦做完介紹,他們就完全開始了兩人私下的交談。查理承認他在巴菲特家族的雜貨店“拚命工作”了一段時間,在那兒“你隻能從早上的第一個鍾頭一直忙到晚上”。但是,至少和其餘那些忙得不可開交的雇員相比,歐內斯特會讓自己喜歡的如圖迪·芒格這樣的顧客的兒子享片刻清閑。開了些玩笑以後,當沃倫開始談投資和本傑明·格雷厄姆時,談話加速,而其他人都在全神貫注地聽。查理立刻能理解這些概念。“那時,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思考有關投資和生意上的事情。”巴菲特說。


  他告訴查理有關美洲國家火災保險公司的故事。查理和霍華德以及海登·哈曼森是一起上的中心高中。他對身處加利福尼亞之外的巴菲特能如此了解哈曼森家族以及他們的存款和貸款而感到吃驚。不久,這兩個人的交談就合上了拍,看起來好像非常了解對方。過了一會兒,查理問:“沃倫,你具體做些什麽?”


  他已經有了這些合夥公司,巴菲特解釋說,而且他做這,還做那。他說,1957年,市場下跌超過8%,而他的合夥公司一年掙了超過10%,次年合夥公司的投資升值超過了40%。到目前為止,巴菲特從管理合夥公司中收取的費用通過再投資,已經達到83085美元。這些管理費已經將他最初的700美元投資——7家合夥公司,每家投了100美元——迅速增至占所有合夥公司股份的9.5%。而且,1959年,他的表現一如既往,將再次擊敗道瓊斯指數,這將會讓他變得更富有,而且提高其股份份額。最後,查理問:“你認為我能在加利福尼亞做同樣的事情嗎?”沃倫停了一會兒,看著他。這是一名成功的洛杉磯律師提出的一個不合常規的問題。“是的,”他說,“我非常確定你可以。”午餐結束後,戴維斯夫婦和西門夫婦準備回去,當他們踏進電梯時,最後一眼看到的是,巴菲特和芒格還坐在桌子旁邊全神貫注地交談。


  過了幾天,兩人又帶著各自的妻子來到約翰尼咖啡館。席間,芒格自我陶醉於一個笑話,結果滑出了座位,在地板上笑著打滾兒。芒格夫婦返回洛杉磯後,巴菲特和芒格的討論不斷,兩人打電話也越來越頻繁,一次就是一兩個小時。巴菲特曾經對乒乓球這樣著迷過,現在終於找到更有趣的事情了。


  “為什麽你這麽注意他?”南希問她的丈夫。


  “你無法理解,”查理說,“他可不是一個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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