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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格雷厄姆–紐曼公司

  第三部分

  賽馬場


  20 格雷厄姆–紐曼公司


  奧馬哈,紐約 1952—1955年


  婚禮後幾個月,蘇珊和她的父母以及公婆去芝加哥參加1952年7月召開的共和黨大會。湯普森一家和巴菲特一家去往芝加哥,不像是會議代表,倒像是一支部隊的一部分。至少從政治意義上講,現在他們是一個聯合起來的家庭。在這個選舉年裏,他們將會為共和黨奪回白宮而衝鋒陷陣,此前他們已經曆了長達20年的民主黨執政的折磨。多麗絲將和她的父親一起在幕後工作,而更年輕的伯蒂和蘇珊對這些場麵比較無知,她們更多的時候呆呆地看著那些為共和黨露麵的社會知名人士,如約翰·韋恩。


  當然,沃倫還是留在奧馬哈埋頭苦幹。政治讓他著迷,可還敵不過金錢的誘惑。他依然憎恨像“開藥方”一樣工作,一邊苦幹一邊找出路。他年老的老師戴維·多德想幫他,推薦他到一家叫價值線投資調查的投資顧問公司兼研究報告發行商那兒工作,他們正在尋找新人。這份工作的報酬豐厚,“一年至少7000美元”。可是,沃倫並不打算成為一個默默無聞的研究人員。於是他繼續向那些不感興趣的客戶推銷GEICO股票,同時閱讀報紙上以1英寸高的字體印刷的有關總統候選人大會的新聞頭條。曆史上第一次,人們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大會的相關內容。沃倫如饑似渴地看著,被這樣一種可以放大以及影響事件的媒體力量震撼。


  競選總統候選人一路領先的是俄亥俄州的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以“正直先生”之名為人所知。塔夫脫是共和黨中少數派的領袖,被中西部孤立主義者包圍,主張政府不要幹涉個人事務,最重要的是要比杜魯門更加積極地追求共產主義。塔夫脫讓他的朋友霍華德·巴菲特擔任其內布拉斯加總統競選班子的負責人,還負責他的演講團。霍華德非常鄙視的一個叫東部自由機構的組織為了反對塔夫脫,請來了已經退休的艾森豪威爾將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任歐洲盟軍的最高指揮官以及北約的第一任最高指揮官,是個溫和派。艾森豪威爾是個在政治上非常靈活敏捷的外交家,有著出色的領導技能,被許多人視為戰爭英雄,很受歡迎。隨著共和黨大會的臨近,艾森豪威爾開始在民意調查中趕上來了。


  芝加哥發生的一係列事件證實了這是曆史上最有爭議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艾森豪威爾的支持者們努力促成了對選舉大會規則的修訂,而且通過了一次富有爭議的投票,直接推動艾森豪威爾在第一輪投票中就贏得了候選人提名。出離憤怒的塔夫脫的支持者們感覺受到了掠奪,但是不久艾森豪威爾和他們講和,承諾將和“緩慢前行的社會主義”戰鬥,同時塔夫脫堅持讓他的支持者們克製憤怒,並且為了共和黨能重回白宮而給艾森豪威爾投票。共和黨人在艾森豪威爾和他的競選搭檔理查德·尼克鬆身後團結起來了,“我喜歡艾森豪威爾”的標語隨處可見。當然,支持這一切的不包括霍華德·巴菲特,他因為拒絕支持艾森豪威爾而和共和黨決裂。


  這是自毀政治前途的做法,共和黨內對他的支持一夜之間完全蒸發了,他和他的原則被孤立了。沃倫認識到他的父親已經深陷困境,從孩提時代起,沃倫就努力避免違反承諾、過河拆橋以及衝突。現在霍華德的鬥爭將這三個原則更加深刻地烙在他兒子的心裏:聯盟是必要的;承諾應該謹慎,因為它天生神聖;嘩眾取寵的表演幾乎都以失敗告終。


  11月的大選中,艾森豪威爾擊敗了阿德萊·史蒂文森。次年1月,沃倫的父母回到華盛頓,以完成剩下的任期。沃倫已經認識到霍華德和利拉強迫症的性格在很多方麵使他們自己處於不利地位,他開始吸收他嶽父家的某些風格。多蘿西·湯普森很好相處,她的丈夫雖然獨斷專行,但和嚴苛的、理想主義的霍華德·巴菲特相比,他更加人性化,更善於處理人際關係。沃倫和蘇珊以及她的家人共處的時間越久,他就越受他們影響。


  “沃倫,”湯普森博士帶著耶穌訓眾式的威嚴傳達自己的意見,“要一直讓女人圍著你轉,她們會更加忠誠而且會更努力地勞作。”其實他的女婿幾乎不需要被告知這個道理。事實上,隻要她們不企圖總是驅使他,沃倫總是渴望被女人照顧。蘇珊能夠看出他非常需要她扮演一個母親的角色,於是她總是圍繞在丈夫周圍,努力“修理”他,似乎他是一堆殘骸、一團糟。“哦,天啊,”她說,“他確實是個問題。”她回憶,他們會麵的時候,“我從沒見過有人這麽痛苦”。


  沃倫也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痛苦如此之深,但是他這樣描述蘇珊在自己生活中扮演的充滿力量的角色。


  蘇珊像我的父親一樣對我影響很大,甚至大過我父親的影響,用不同的方式。我身上有很多自我保護的東西,她能解釋,而我卻不能。她也許看到了我身上別人看不到的一些東西。她知道需要時間和肥料,它們才能萌發出來。她讓我感覺自己身邊有一個拎著小噴水壺的人,而這個人將保證花兒的成長。


  蘇珊認識到沃倫的脆弱,認識到他多麽需要有人安撫、慰藉,消除他的疑慮。她越來越多地看出他的母親對子女們造成的影響。多麗絲受到的傷害更嚴重,利拉已經讓沃倫和多麗絲都深深確信自己毫無價值。除了生意,蘇珊發現她的丈夫在生活中的各個方麵都對自己充滿懷疑。他從未感覺被愛,她也看出來他覺得自己並不可愛。


  我瘋狂地需要她,我工作起來很高興,可是我對自己不高興。她的確拯救了我的生活,她讓我獲得新生, 注釋標題 Intervie. 這是和從父母那兒得到的一樣的、無條件的愛。


  沃倫想從他的妻子那兒得到通常從父母那兒獲得的東西。此外,他是在一個為他安排好所有事情的母親身邊長大的,現在蘇珊接管過來了。雖然他們婚後生活的基本模式是那個時代比較典型的——他賺錢,而她照顧他,並且負責所有內部事務,可他們的安排比較極端。巴菲特家的一切都圍繞著沃倫和他的生意轉,蘇珊理解她的丈夫是一個特別的人,她願意配合他那處於胚胎期的野心生活。他白天工作,晚上查閱《穆迪手冊》。他也會為自己安排一些打高爾夫和乒乓球的休閑時間,甚至申請成為奧馬哈鄉村俱樂部的初級會員。


  蘇珊剛剛20歲,無論怎樣也算不上會做飯,不過她就和其他20世紀50年代的妻子一樣,開始做最基本的膳食和家務。那時,奧馬哈的婦女都想在當地的KTMV電視台的節目《典型家庭主婦》中露臉。而她完全忙於滿足丈夫的少數但很特別的需求:冰箱裏的百事可樂,台燈裏的燈泡,以奇怪的方法烹製的當作晚餐的肉和土豆,裝滿鹽的鹽瓶,碗櫥裏的爆米花,冷凍櫃裏的冰激淩。他有時也需要有人幫著穿衣服,協助和人打交道,溫存一下,摸摸頭以及擁抱。她甚至給他理發,因為他聲稱自己不敢去理發師那兒。


  沃倫為蘇珊著迷,而蘇珊能夠感受到他心裏所想的事情。他形容她是一個給予者,而自己是個接受者。“她吸收我的東西、體會我的感受要比我體會她的感受多得多。”人們總是看到他們在親吻擁抱,蘇珊經常坐在沃倫的腿上,她時常說這讓她想起了自己的父親。


  婚後6個月,蘇珊懷孕了,不得不從奧馬哈大學退學,她的姐姐多蒂也懷上了第二胎,她和蘇珊一直特別親近。多蒂是個黑發美人,和她父親一樣聰明,根據家裏人的說法,她上中心高中的時候,智商是全校最高的。但是從長相和家庭生活來看,她更像她的母親。她嫁給了霍默·羅傑斯,他是一個飛行員和戰鬥英雄,有著男中音的大嗓門。雖然他對自己的戰爭功績非常謙虛,可人們都叫他“吹牛羅傑斯”。霍默是一個快樂的精力旺盛的牧場主,他們家裏經常高朋滿座,多蒂彈鋼琴,霍默唱歌。蘇珊和沃倫沒有參加羅傑斯夫婦活躍的社交生活,因為他們比較嚴肅而且不喝酒。但是兩姐妹經常在一起,多蒂總是難以做決定,而且自從她有了第一個兒子比利以來,似乎對當母親還比較茫然。自然地,蘇珊就過來照顧和幫助她。


  蘇珊和她的大姑子多麗絲也開始親近了。多麗絲在奧馬哈當老師,她的丈夫杜魯門·伍德長相英俊,性格很好,來自奧馬哈一個顯要的家族。但是多麗絲開始疑惑她是否像一匹奔跑的小雌馬突然被拉停在一匹拖車馬旁邊。行動快捷的多麗絲告訴杜魯門要加速,於是他真的跑得快了點兒,不過不是快很多。


  蘇珊對沃倫以及他姐姐的保護在1953年1月以後提高了一個等級。那時艾森豪威爾已經宣誓就職,而霍華德在國會的任期也結束了,他和利拉返回了內布拉斯加。多麗絲和沃倫感受到了利拉重回這個城市的緊張。沃倫幾乎不能忍受和他的母親同處一室,而他母親仍然會不時攻擊多麗絲。


  霍華德回到奧馬哈以後無事可做。於是沃倫成立了巴菲特–巴菲特公司,這樣他們可以偶爾一起買賣股票。霍華德出了一些資金,而沃倫象征性地出了些錢,他主要是貢獻思想和勞動。然而霍華德很沮喪地看待自己第三次重回股票經紀的老本行。雖然他在國會的這段時間,沃倫一直在幫他照看以前的賬戶,不過霍華德知道兒子很憎恨它,而且沃倫也一直沒有停止努力讓本傑明·格雷厄姆雇用自己,如果有機會去紐約,他會立刻離開這兒。而霍華德想念他的真愛——政治。他藏匿了想進入參議院的理想,尤其是現在還有一個共和黨人在白宮,然而他的野心和極端的政治主張相互衝突。


  1953年7月30日,蘇珊和沃倫的第一個孩子——蘇珊·艾麗斯·巴菲特出生了。他們叫她蘇茜。蘇珊變成了一個熱情、頑皮又很投入的母親。


  蘇茜是霍華德和利拉的第一個孫女。一周以後,蘇珊的姐姐多蒂的第二個兒子湯米也出生了。沒幾個月,多麗絲也懷上了她的第一個孩子——女兒羅賓·伍德。1954年春天,蘇珊又懷上了第二胎。現在,湯普森一家和巴菲特一家有了新的焦點——孫子輩們。


  幾個月以後,霍華德的機會似乎來了。1954年7月1日的早晨,華盛頓傳來消息,內布拉斯加的資深參議員休·巴特勒因中風被緊急送往醫院,生還的可能性不大。申請進入預選以填補參議員席位空缺的最後期限迫在眉睫,可是霍華德出於禮儀拒絕在巴特勒過世之前遞交申請文件,巴菲特一家整日都焦急地等待巴特勒的消息。他們知道霍華德在道格拉斯縣有很高的知名度,如果他能參加不需要通過黨內提名程序的特別選舉,即使黨內的權貴不再對他感興趣,他勝出的概率也還是很大的。


  巴特勒的死訊在傍晚傳來,而弗蘭克·馬什的辦公室如往常一樣在下午5點關門。霍華德將他的候選文件扔進車裏,帶著利拉驅車前往林肯。因為截止時間是午夜12點,所以他們認為還有足夠的時間。他們本想去馬什的家裏遞交申請文件,可即使霍華德已經在白天早些時候支付了申請費用,馬什還是拒絕了他們。夫婦倆很憤怒地返回了奧馬哈。


  那時共和黨的州候選人提名大會正在召開。巴特勒的死訊傳來,就需要選出一個臨時的繼任者來完成他的任期,而這個人很可能在11月被選上繼續幹巴特勒的工作。從共和黨人在這個州的排名來看,霍華德是一個明顯的選擇。可是他已經被看作一個狂熱者,是對無關緊要的道德上的小事也不屈服的人,而且不是一個忠於自己黨派的人,因為他沒有支持艾森豪威爾。於是大會選了羅曼·赫魯斯卡,在霍華德任期結束時,羅曼接替了他在國會的位置。霍華德和利拉飛速返回林肯,迅速向州立最高法院提出訴訟,要求黨內接受他的提名。可是24小時以後,他們放棄了這無濟於事的戰鬥,撤回了訴訟。


  沃倫聽到有關提名的消息後也被激怒了,共和黨怎麽敢用這種方式來回報霍華德幾十年來的忠誠呢?


  51歲的霍華德已經看到他的未來正在消失。隨著憤怒逐漸消退,他的沮喪與日俱增。像他這樣引退的資深政客早就應該去扮演一個新的角色,他已經被曾經是他生活中心的舞台拋棄,那個舞台曾讓他感覺在這個世界上自己還是一個有用的人。他曾經想在奧馬哈大學爭取一個教書的職位,家裏人也覺得憑他的從商經曆和國會議員的任期,這是很合理的。盡管自己的兒子也在那兒教書,而且湯普森博士又是文理學院的院長,但學校考慮到霍華德在當地的一些古怪行為,並沒有聘用他。他隻能回巴菲特–福克公司工作。最終,他在離奧馬哈30英裏的米蘭德·路瑟蘭學院找到了一份兼職的教書工作。


  利拉似乎要被這些悲慘的事情擊倒了,因為曾經給她帶來榮耀的霍華德的地位,對她似乎比對霍華德自己意味著更多。她的姐姐伊迪絲現在住在巴西,伯蒂住在芝加哥,而她和多麗絲以及沃倫的關係並不穩定,她隻能依靠21歲的蘇珊。可是,蘇珊又是一個忙碌的、懷孕的年輕媽媽,還要不停歇地照顧沃倫。


  不久,蘇珊就要永遠離開奧馬哈了。兩年間,沃倫一直和本傑明·格雷厄姆保持通信來往。他提出對股票的看法,比如他和他的父親為兩人的合夥公司購買的格瑞夫兄弟桶業的股票。他還定期去紐約走訪格雷厄姆–紐曼公司。


  “我總是設法去見格雷厄姆先生。”


  當然,像他這樣執著於格雷厄姆–紐曼公司的學生並不多見。


  “是的,我很堅持。”


  在當地的共和黨當著他父親的麵將參議員提名的大門砰然關上的時候,沃倫已經走在返回紐約的路上。“本傑明寫信給我說,‘快點兒回來吧’。他的合夥人傑裏·紐曼如此解釋,‘你知道,我們又考驗了你一下’。我感覺自己撞大運了。”毫無疑問他願意接受這個工作,而這一次,國民警衛隊同意了。


  被格雷厄姆–紐曼公司聘用,沃倫激動萬分。1954年8月1日,他抵達紐約,第二天就出現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比正式的開始日期提前了一個月。在那兒,他發現一周以前,一個悲劇剛發生在本傑明·格雷厄姆身上。這時離沃倫24歲生日還差4個星期,他寫信告訴父親:“本傑明·格雷厄姆的兒子牛頓上周在法國他所在的部隊裏自殺了,他一直有點兒心理不平衡。格雷厄姆是在《紐約時報》上看到軍隊發布的消息才知道兒子已經死於自殺,這真是一件讓人難以接受的事情。”格雷厄姆趕往法國收拾兒子的遺物,並且和牛頓的女朋友瑪麗·路易絲·安明古斯會麵。瑪麗比牛頓大幾歲。幾個星期以後本傑明從法國回來,但是和以前已經不太一樣了。他開始和瑪麗通信,並且定期去法國。但是在那段日子裏,沃倫對自己偶像的個人生活一無所知。


  沃倫不得不開始照料自己的生活,首先要找到他們一家能夠生活的地方。在紐約的第一個月,蘇珊和女兒蘇茜繼續留在奧馬哈。


  我首先想方設法住在彼得庫柏村,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大都會人壽公司建造的兩個大型工程之一。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朋友弗雷德·庫爾肯住在彼得庫柏村,沃爾特·施洛斯也住在那兒。每個人都想住進去,由於一些法律上的特別條款,那兒真的很理想,一個月七八十美元,條件非常好。我去之前申請了,可在兩年之後才收到上麵寫有“你被接受了”的字樣的明信片。如果能早一點兒被接受,我早就到這座城市生活了。


  於是,沃倫到處尋找便宜的公寓,不考慮客觀位置以及路途漫長。最後他定了一套有三間臥室的公寓。那一棟白色磚瓦建築,坐落在中產階級居住的懷特普萊恩斯郊區,屬於離紐約大約30英裏的威徹斯特縣。幾個星期以後蘇珊和蘇茜到達時,公寓還沒有準備好。全家不得不先住進威徹斯特縣一幢房子的其中一間,那兒非常狹小,他們不得不臨時把梳妝台的抽屜為女兒當小床用。巴菲特一家在那兒隻住了一兩天。


  但是這些日後被用來說明沃倫的節儉習慣的故事被添油加醋,變成沃倫太掉價了,竟然不願意為蘇茜買小床,而讓她在懷特普萊恩斯度過的大部分嬰兒期裏睡抽屜。


  懷孕的蘇珊卸下行李安排新家,同時照顧他們的孩子、熟悉鄰居。而另一邊,沃倫每天早上起來,搭火車去紐約中央車站。第一個月裏,他一直待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的文件室裏,迫切地想知道有關這家公司運作的所有事情,不放過每一張紙片。


  隻有8個人在那兒工作:本傑明·格雷厄姆、傑裏·紐曼、傑裏的兒子米基·紐曼、會計伯尼·華納、沃爾特·施洛斯、兩個女秘書以及剛來的沃倫。沃倫終於穿上了他一直垂涎的實驗室風格的灰色薄外套。“他們給了我那件外套,那真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在外套下,我們都是平等的。”


  當然,這些人並不是完全平等的。沃倫和沃爾特坐在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裏,裏麵放著自動收報機、打給經紀人的直線電話,以及一些參考書和文件。沃爾特就坐在電話旁邊,並且大多數時候都是他打電話給經紀人。本傑明、米基·紐曼,通常是傑裏·紐曼,會定期從他們的私人辦公室過來確認一下自動收報機上的報價。“我們會查找數據,並且閱讀《標準普爾手冊》以及《穆迪手冊》,發現那些以低於營運資本的價格出售的公司,那時有很多這樣的公司。”施洛斯回憶。


  這些公司就是格雷厄姆所稱的“煙蒂”:便宜又不受寵的股票,就像人行道上可以找到的那種細長雪茄煙被碾碎的煙蒂一樣,被棄置一邊。格雷厄姆擅長找到這些其他人會忽略的令人不屑的殘留物,他能點燃它們,然後再滿滿地吸上最後一口。


  格雷厄姆知道相當數量的“煙蒂”將會是肮髒的,並且認為花時間檢驗每一個“煙蒂”的質量是白費力氣。平均率法則認為它們中的大多數還能吸上一口,而他總是根據公司清算時的價值考慮——如果被清算,那它們的資產能值多少,以怎樣的折扣購買才符合“安全邊際”。作為更進一步的安全措施,他會在大量股票中隻買很少的頭寸,這是出於分散投資的原則。格雷厄姆的分散投資理念非常極端,有時候他的頭寸小到隻有1000美元。


  對自己的判斷非常有信心的沃倫卻認為沒有理由以這種方式下注,並且對分散投資不以為然。他和沃爾特從《穆迪手冊》收集數據,並且填寫成百上千張格雷厄姆–紐曼公司用於做決定的簡單表格。沃倫想要知道每一家公司的所有基本信息,一旦看完這些信息,他就會縮小範圍,更認真地研究少數股票,然後將錢集中投注在他認為最好的股票上。他願意將他的大多數雞蛋放進一個籃子裏,和購買GEICO股票的做法一樣,雖然那時他已經出售了GEICO股票,因為他總是沒有足夠的錢去投資。每一個決定都有機會成本——他必須將每一個投資機會和下一個更好的投資機會進行比較。雖然他非常喜歡GEICO股票,但當他找到了另一隻更希望得到的股票時,不得不做出壯士斷腕般的決定。這隻股票是西部保險,每股收益29美元,可才賣3美元一股。


  這就像找到了一台老虎機,每次你玩的時候都會有驚喜出來。如果你放進25美分,一拉手柄,“西部保險機器”會保證至少支付兩美元,任何頭腦健全的人都會一直玩下去。這是沃倫迄今為止看到的安全邊際最大且最便宜的股票,他盡其所能地買這隻股票,而且讓他的朋友們也買了。


  沃倫像一條可以找到任何免費或便宜東西的偵探犬。他有吸收數字且加以分析的驚人能力,很快就成為格雷厄姆–紐曼公司的得力幹將。對他而言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格雷厄姆的“煙蒂”和沃倫在賽馬場彎腰撿別人丟棄的贏錢的彩票的舊嗜好非常相似。


  他密切關注合夥人(本傑明、傑裏和米基)在幹些什麽,本傑明·格雷厄姆是費城裏丁煤鐵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而格雷厄姆–紐曼控製了這家公司。沃倫自己已經發現了這隻股票,截至1954年底共投入了35000美元。他的老板也許會有點兒膽戰心驚,可沃倫自己很有信心。這家公司銷售無煙煤並且擁有被認為有價值的廢渣堆,事實上是一項不太值錢的生意。隨著時間流逝,它必然會衰退。但是,它可以用多餘的現金購買別的公司。


  我隻是坐在外麵辦公室的苦力。一個叫傑克·戈德法布的家夥來到格雷厄姆–紐曼,他和他們談判,而他們從傑克那兒為這家煤鐵公司買下了聯合內衣公司,這就締造了後來的P&R公司。 注釋標題 Union Underhe Loom. 這是這家公司多樣化轉型的開端。我不屬於內部圈子,不過非常感興趣,知道一些事情正在發生。


  沃倫豎著耳朵偷聽的是資產配置的藝術——把錢放在能獲得最高回報的地方。在這個案例中,格雷厄姆–紐曼使用從一項生意中得來的錢去購買利潤更豐厚的另外一項生意。久而久之,這也意味著破產和成功之間可以轉化。


  這樣的交易發生的時候,沃倫覺得自己好像正坐在窗台上,朝裏看高明的籌資。不過,就像他不久後發現的,格雷厄姆和華爾街其他人的做法並不一樣。他總是在心裏朗讀詩句或者引述維吉爾的話,所以很容易在地鐵裏丟東西,和沃倫一樣,他對自己的外表漠不關心。如果有人說“這真是一雙有趣的鞋子”,格雷厄姆才會低下頭看看一隻腳上咖啡色的牛津鞋,另一隻腳上卻是黑色的,然後眼睛都不眨地回答,“是的,事實上,我家裏還有一雙跟它們一樣的鞋”。但是,和沃倫不一樣的是,他並不關注錢本身,也不是將交易看成比賽而感興趣。對他而言,挑選股票就是一個智力測驗。


  一次,我們正在等電梯。我們準備到位於查寧大樓底層的自助餐廳吃飯。本傑明對我說:“記住一件事,沃倫,錢並不會讓我和你的生活有太多不同,我們現在都將去樓下的自助餐廳吃飯,每天在一起工作,而且很開心。因此不要過於操心錢了,因為它不會使你的生活變得多麽不一樣。”


  沃倫很敬畏本傑明·格雷厄姆,盡管如此,他還是被錢牢牢抓住。他想積聚很多錢,並把這個過程看成一個競賽。如果要他放棄一部分錢,沃倫會像狗保護骨頭一樣,甚至更甚,好像自己已經被攻擊一樣。他不願損失一分錢,這讓人覺得錢完全占有了他。


  蘇珊太了解這一點了。即使在他們的公寓大樓裏,沃倫也很快得到了吝嗇和古怪的名聲。隻有在他上班因襯衫而尷尬時——蘇珊從來隻熨衣領、前麵口袋和袖口,他才允許她把襯衫送到幹洗店去。他和當地的一個報攤做交易,以折扣價購買報攤準備扔掉的過期一周的雜誌。他沒有轎車,而如果他從鄰居那兒借車,他從來不會加滿油箱(當他最後有了車時,也隻在下雨的時候洗車,雨水可以減少衝洗的體力活兒)。


  對沃倫而言,從他開始賣第一袋口香糖開始,用這種方式緊緊抓住每一分錢就是使他變得比同齡人相對富有的兩個途徑之一。另外一個途徑就是積攢更多的現金。從哥倫比亞大學開始,他就開始以加速度賺錢。現在,他的大部分時間花在沉思上麵,生意數據和股票價格在他的腦海裏盤旋。如果不是在學習,那他就一定在教書。為了能使他的戴爾·卡內基的技能保持靈敏,不至於在觀眾麵前僵住,他在史卡戴爾成人學校教投資課程,該學校設在附近郊區的一所高中裏。同時,巴菲特夫婦的社交圈中都是那些對股票感興趣的人。


  有時,他和蘇珊會被邀請去鄉村俱樂部,或者和華爾街其他年輕夫婦一同參加晚宴。比爾·魯安把他介紹給了一些熟人,如亨利·勃蘭特和他的妻子洛克薩妮。亨利是個經紀人,看起來就像是蓬頭垢麵的傑裏·劉易斯,他以班級最優成績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在華爾街的圈子裏,就像他們其中一個人評價的,沃倫是“你見過的最格格不入的人”。但是當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股票的時候,其他人會定定地坐在他的腳邊,就像“耶穌和教徒”,洛克薩妮·勃蘭特說。


  妻子們坐在一邊聊她們自己的事情,蘇珊和她的丈夫一樣引人注目。沃倫施展了他的金融法術,而蘇珊用她的單純迷住了那些妻子。她想知道一切關於她們孩子的事情,或者她們想要孩子的計劃。她知道如何讓人們對她敞開心扉,她會問一些生活中的大決定,然後,帶著充滿感情的表情說:“有遺憾嗎?”於是親密的感情油然而生。蘇珊半小時前剛遇到的人就會覺得自己有了一個最好的新朋友,盡管蘇珊自己從未以傾訴作為回報。人們喜愛她是因為她對他們如此感興趣。


  但是在等待第二個孩子出生的大多數時間裏,蘇珊都是獨自一人。她的日子裏充斥著洗衣服、購物、清潔、做飯,另外還要喂飯、換尿片,陪蘇茜玩兒。對他們兩個而言,這些都很正確而且正常。就像3年前瑞奇·裏卡多在電視劇《我愛露茜》第一季中說的那樣:“我想要一個隻是妻子的妻子。”露茜的野心和她沒有成果的努力讓整個劇集顯得很好笑。當蘇珊給沃倫喂晚餐時,她支持他工作就好像這是日常的聖禮一樣。她認識到他對格雷厄姆先生的敬畏,但是她也從遠距離觀察,沃倫並沒有和她分享工作的細節,那當然無論如何也不會吸引她。她繼續耐心振作他的信心,並且以情感感染他,教他一些關於人際關係的事理來“將他完整地拚起來”。在家裏,她認定的一件事就是他和他們的女兒培養感情的重要性,沃倫不是那種會和孩子躲貓貓或給孩子換尿片的父親,不過他每個晚上都會給蘇茜唱歌。


  我一直唱《飛越彩虹》,它起到了催眠效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太令人厭煩了還是別的,不過隻要我一開始,她就會入睡。我會讓她靠在我的肩膀上,當然基本上,她會軟軟地睡在我的臂彎裏。


  偶然找到一個可靠的係統,沃倫從不會搞砸它。唱歌的時候,他很容易擺脫在他的精神文件夾裏到處翻尋的狀態,於是夜複一夜,《飛越彩虹》的歌聲繼續著。


  在紐約荒蕪的郊區,獨自一人做家務、帶孩子、照顧沃倫,蘇珊歡迎每一個在她家門口露麵的人。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父母》雜誌的一個銷售員順道拜訪了這個公寓。無論這個人和蘇珊說了什麽,沃倫回到家後總結出,她簽的那些文件使他們獲得的條件要比她先前認為的不利。他因他的妻子被誤導而盛怒,給雜誌的代表打了好幾次電話,不過當他要求退錢時,他們明確表示“不行”。


  沃倫開始了自己的征戰,他不僅想要回17美元,更想糾正一件不公平的事,讓《父母》雜誌屈膝。他跑遍了整個公寓大樓,找到了一些願意加入的人。接著他在曼哈頓一家小額索償法院起訴了這家雜誌,並期待著自己能代表所有被《父母》雜誌欺騙的訂閱者做證。一想到這家雜誌聘請的律師們正啟動計時器,他就高興地踮起了腳後跟。在這件事情上他的父親有點兒作用,但因為關係到金錢,而且有比較大的勝算,他的母親也同意了。


  但讓他懊惱的是,在訊問開始之前,他就收到了支票。《父母》雜誌選擇了和解,征戰計劃泡湯。


  1954年12月15日,沃倫提前下班回家,因為蘇珊分娩的陣痛開始了。就在這會兒,門鈴作響,蘇珊開了門,原來是一位走家串戶的傳教士過來拜訪。她禮貌地邀請他到起居室,並且聽他傳道。


  沃倫也在聽,不過他在想也就是蘇珊會讓這個男人進來。沃倫開始期盼談話結束,這麽多年他都是一個不可知論者,沒有興趣被別人改變信仰,而他的妻子正要分娩。他們需要去醫院。


  可蘇珊繼續聽著。“再告訴我一些。”她說。這個傳教士講個不停,她不時地輕輕呻吟。她不理沃倫的信號,顯然認為禮貌對待來訪者並且讓他感覺自己被理解要比去醫院重要得多。來訪者看來沒有注意到她正在陣痛。沃倫坐在那兒,無助,並且越來越焦慮不安,直到這個傳教士自己也精疲力竭。“我真想殺了那家夥。”他說。但他們還是有充足的時間去醫院。第二天淩晨,豪伊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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